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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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方励之：我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经历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避难的13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 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 6月5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方励之 #美国大使馆 #避难经历 #中美外交 #李洁明 #刘华秋 #尼克松 #基辛格

4个月前

‘众所周知罪’ 根据《方励之自传》透露，方励之本人被中国指为六四幕后黑手，但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条正式指控他的罪名。方励之在自传中忆述，中国外交部要求当时匿藏在美国驻京大使馆的方励之写下认罪书，作为让他离开中国的条件，但方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于是要求美国大使向北京查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方励之于是有点自我调侃的说：“我们犯的是‘众所周知罪’。” 方励之在其自传中说，1989年6月4日发生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当天，有在政府最高层身边工作的朋友致电他“快找个干净地方去”。之后，北京方面指他“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全国张榜通缉。方励之夫妇二人随即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同年11月18日，中美之间展开有关方励之问题的第一次正式谈判，随后又有几次。但邓小平试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政府解除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以及让方励之公开认罪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方励之在自传说：“我曾建议大使在谈判时问问中国当局，我们到底犯有什么罪？以便真是要写认罪书的话，也好知道要写哪一条。后来大使告诉我，这个问题他问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我们犯的是‘众所周知罪’。” 方励之接着说：“可见，通缉我们的命令发出半年后，检察院连一份起诉书也还没有准备好。” 自传继续说：“一个多月后，那位副部长向大使宣读了一份有关方励之和李淑娴（方的妻子）的罪行‘事实’的材料，样子像起诉书，但又不是，因为无头无尾，没有关于方和李触犯哪条哪款法律的论证和结论。而且，只准大使当场听，不敢将书写副本作为一份备忘录交给大使。可见，副部长对这份材料的质量，也是不放心的，不敢作为外交文件让大使转交我们。凭记忆，大使告诉我们，副部长大概念了14条‘罪状’。” 方励之在自传中说：“那位副部长算有一点自知之明，幸亏没有把‘14点’作为一份外交文件。不妨举其中两个例子，说明它的质量。‘十四条’说，李淑娴的‘罪行’之一是‘她于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发指示’。但是，根据官方自己的人民日报，学自联是在1989年4月19日才成立的。所以，这种罪行等价于今天杀了一个明天诞生的人。” 所谓的“14点”又指方励之的另一个罪行是他操纵在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人进行反革命意识型态宣传。而据人民日报，该沙龙的主要两个演讲人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罗德夫妇Winston Lord。所以，推论是方励之犯有操纵美国大使夫妇罪，“这是美国罪，还是中国罪？” 自传说，几次碰壁之后，中国当局又转回到所谓认罪上。大大降低了要求。14条不再提了，只要求方励之写一个陈述，行文中含有“我认罪”。方说：“早在1989年11月首次提出时，我就写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后来又改动过几次。但各种版本中都没有‘我认罪’三个字。” ---《方励之自传》透露其六四黑手罪纯属北京虚构

#方励之 #六四事件 #自传 #罪行 #中国外交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1989年6月6日的资料照片显示，在镇压民主学生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和士兵守卫着天安门广场。 — Manuel Ceneta / 法新社资料照片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民主运动 #军队镇压

4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中国军队在北京长安街上行进，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抗议者。美联社 Chinese troops march down Beijing's Chang'an Boulevard, firing indiscriminately to clear the street of protesters, on June 5, 1989. AP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中国历史 #民主抗议 #军队镇压

4个月前

1989 年，一名北京居民展示军队发射的自动步枪弹头。 A Beijing resident shows a slug from the automatic rifle fired by the army, 1989.

#天安门事件 #1989年 #北京市民 #自动步枪 #军队 #历史事件

4个月前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与人民武警对峙。 Andy Levin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成都 #示威者 #人民武警 #对峙 #1989年事件

4个月前

摄影：Peter Turnley，Corbis 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你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一种谨慎的好奇——他们试图弄清楚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Turnley说道。曾经坦诚友好的市民们现在感到恐惧。“气氛完全变了。没人敢看你，也没人敢跟你说话。” 时至今日，试图讨论或纪念这些事件的中国人仍然面临着信息封锁，甚至可能面临监禁的风险。 Photograph by Peter Turnley, Corbis Beijing citizens survey the damage on the day after the massacre. "You see on people's faces a very discreet curiosity—they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had just happened the previous night," says Turnley. Citizens who had been open and friendly were now afraid. "The atmosphere changed completely. No one would look you in the eye or speak to you." To this day, Chinese who try to discuss or memorialize the events face a clampdown on information and risk imprisonment.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大屠杀 #谨慎的好奇 #信息封锁 #纪念 #恐惧

4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学潮 #赵紫阳 #邓小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强人政治 #权力结构 #中共高层 #悼念活动 #屠杀

4个月前

紫禁城乾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紫禁城 #养心殿 #垂帘听政 #邓府 #赵紫阳 #改革历程

4个月前

编程随想: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接触过八十年代那段历史的网友，大都以为是“八六学潮”导致老胡被废。其实这只是表象。要知道邓太上皇看老胡不顺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八六学潮”只是充当了导火索而已。　　今天，俺就以邓/胡两人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点评一下胡废帝失宠的经过。 ★亲密无间在文革期间，老胡作为邓小平的忠实支持者，不惜得罪四人帮。即使当老邓被毛太祖赶下台的时候，老胡也没有落井下石。所以，老邓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文革结束后，老邓重出江湖。老胡作为老邓的亲信，也升任朝廷大员，担任了中宣部（传说中的真理部）部长，同时还主持中央党校（相当于国子监）的日常工作。老胡利用这两个职务，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帮助老邓赶跑了短命皇帝华国锋。　　华国锋虽说是短命皇帝，但是他一个人就兼任了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这3个要害职务，集党政军3大权力与一身。这在伟光正90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国锋一倒台，老邓就着手瓜分华国锋的权力。首先，老邓安插了自己的两个亲信（老胡和老赵），分别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和总理这两个职务；然后，老邓自己接掌中央军委主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垂帘听政。　　从文革一直到老胡当上党主席（党主席后来改称党总书记）的这段日子，是邓/胡两人的政治蜜月期。 ★渐生嫌隙在老胡当上（名义上的）一把手之后，这对亲密无间的政治盟友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引发他们两人矛盾的，是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政治立场的分歧老邓虽然是改革派老大，但他只想搞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非常反感。老邓经常在公开场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老胡，在政治方面的开明是人所共知。久而久之，两人的立场就会出现冲突。比如俺在前一个帖子《废帝胡耀邦其人》提到的西单民主墙事件，老胡就公然表态，反对抓人。而实际上，抓人的命令就是老邓授意的。不过这事儿还算小，更大的立场冲突发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　　在那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老邓作了一个讲话，大意是：在思想战线（理论界、文艺界）方面，存在严重的精神污染，必须加以清除。听了老邓的这个讲话，朝廷的保守派喜出望外，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颇有文革中大批判的势头。到底什么才算是精神污染，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在舆论中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就被视作精神污染（按照保守派的逻辑，强调“人性”就是忽视“党性”）；一大批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因为清除思想污染而被查禁；更搞笑的是，抒情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情歌）和奇装异服（比如喇叭裤、蛤蟆镜）也被视作精神污染。　　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个搞法扩大化了，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倒退到文革的极左路线。所以，他联合赵紫阳一起抵制“清除思想污染”。在他俩的抵制下，“清除思想污染”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这一切，都被老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邓开始觉得不爽了。　　另外，在某次高层会议上，出现如下的发言：（摘自胡绩伟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 1997年版第338页）万里: 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社会的遗毒”，就很够了。胡耀邦: 我同意万里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都不要再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今后正面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述会议谈话传到老邓那里后，他感觉老胡简直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毕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老邓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由于老胡的上述言论，再加上那帮保守派对此事不肯善罢甘休，经常跑去老邓那里告状。众口铄金之下，老邓对老胡的印象，逐渐变差了。 ◇终身制的问题俺在《八十年代的朝廷》一文，介绍了天朝政治的几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老人政治"。以老邓为首的党内元老，把持了党国的主要权力。而老胡一直公开反对终身制，提倡领导层的年轻化。俺前面的帖子介绍过，老邓的权力欲望是很强的。像老邓这种权力上瘾的家伙，只要不咽气，就不会放弃权力。所以，老胡反对终身制的言论，在老邓看来，就是在逼迫自己退休。　　在某次朝廷高层的会议上，老邓假惺惺地表态，说自己的年纪大了，准备考虑退下来。然后，他问在座的人是什么态度（这实际上是老邓的一次试探）。老邓话音刚落，很多（年纪较大的）党内元老，纷纷表态说，老邓德高望重，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千万不能退。这些人之所以要挽留老邓，是担心老邓万一退休了，那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继续留任，也得跟着退休。还有一些人（包括赵紫阳），没有表态。这些没表态的人里，不排除有些是希望老邓早点退休，但又怕得罪人，所以保持沉默。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老胡举手赞成老邓退休。这个鹤立鸡群的举手赞成，多半在老邓心中留下了阴影。但是老胡这个人比较实在、耿直，估计当时没想那么多。 ★矛盾激化虽说上述事情让邓小平觉得不太爽，但是邓太上皇尚未打算废黜老胡——毕竟两人有很多年的交情。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最终让老邓下定决心，把胡赶下台。这件事就是“陆铿访谈”。 ◇陆铿访谈陆铿是一个老资格的办报人，非常敢于抨击时政。民国时期就因为办报被捕入狱。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1957年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文革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创办了《百姓》杂志。　　 1985年5月，陆铿在中南海采访了老胡，并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次月的《百姓》杂志上。在陆铿的这个访谈中，高度赞扬了老胡，称之为“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虎虎有生气”。与之相对的，陆铿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朝廷高层的若干保守派人物（比如：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 ◇老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邓知道了这个访谈内容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老胡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以下是老邓的原话：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　　不过捏，老邓之所以非常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以下摘自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粗体是俺加滴）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自打老邓听说了陆铿访谈的内容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老胡换掉。这从老邓和杨尚昆的谈话中看出来——老邓对杨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个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老邓对老胡已经完全不信任了（老邓这句话摘自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12页）。　　但是邓太上皇还不想撕破脸，直接罢免总书记。他计划在2年后的十三大，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换届选举）替换掉总书记。但在接下来的1986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八六学潮。就是这件事，迫使老邓改变计划，立即把老胡罢免。图: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胡耀邦 #八六学潮 #邓小平 #文革 #中国历史

4个月前

陈达钲“黄雀行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达钲说。“但是当时参加救济行动的人还记得我，我们救过的人也有一些每年向我表示感谢。” 如今，70岁的陈达钲靠收取几处房产的租金和帮助朋友打理生意度日。但是在1989年，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抗议运动遭到军队镇压时，他帮助建立了一条通往自由的秘密生命线。根据关于该次行动的历史资料和他自己的讲述，陈达钲带领的一群香港走私贩，驾船在午夜时深入中国南部的孤立水道，以暗号传递的消息，还交出巨额的贿赂，将130多名受到官方通缉的学生、学者和官员偷运出了中国。陈达钲说，他和他的手下像中国古典小说里不服管束的孙悟空一样，用计谋打败了“天军”。 “一只猴子不算什么，但是一群猴子就了不得了，”陈达钲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帮助了那些最大的‘黑手’从大陆逃了出来。”北京政府将1989年时，受到官方最严厉谴责的异见人士称作“幕后黑手”。陈达钲否认自己是香港“三合会”旗下帮会的成员，但是他说他熟悉帮会的行事风格，而且这些帮会也曾在天安门抗议遭到镇压后，帮助因政治逃亡的人士。 1989年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与许多香港居民一样，陈达钲也对共产党领导人派兵到抗议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射杀平民实施戒严的做法感到震惊。陈达钲说，由于愤怒，他病倒了，他还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剃了光头表达愤慨。他解释道，“我在做生意，所以不能给自己剃光头。” 他说，他对学生的同情来自对腐败的愤怒，以及他之前在中国内地生活的愤懑。1944年，陈达钲出生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他说，由于父母遭到政治迫害，他的童年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父母因为商人背景而被划为“阶级敌人”。在13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六哥”的称呼正是来源与此。他说他们家基本要靠最年长的哥哥养活。十几岁时，陈达钲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电气工程，后来在一家印制毛泽东作品的印刷厂工作。由于中国官员拒绝撤销对他的政治指控，他于1972年逃离内地，游到了香港。随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开放，他做起了走私生意。他乘船溜到内地赚钱，将便携计算器、廉价珠宝、酒，甚至汽车从货船转移到快艇上，快艇能够逃脱香港警方和内地巡逻队的追捕。他给予内地边防人员大量贿赂，这有助于他做生意。他说，“我非常成功，因为我很小心。” 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陈达钲的手腕和关系对抗议者极有价值。 1989年 6月中旬，香港的一群活动人士邀请陈达钲来到一家酒店，寻求他的帮助。参与营救行动的杂志编辑刘达文(Lau Tan Man)透露，他们当时已经与一名三合会老大进行过接触，但后者要价过高。由于陈达钲对共产党心怀怨恨，他似乎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陈达钲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太多了的话，你就不会做。” 陈达钲与合作伙伴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首选的逃生路线、暗号、联络点、伪装、假身份证，以及贿赂内地官员和守卫的钱。在众多运动同情者的帮助下，逃亡者辗转抵达广东，沿途藏匿在同情者的家中，或工厂和仓库里。陈达钲及同伴则派快艇前去接应。逃亡者和走私贩靠暗号，以及比对撕去一半的照片来分辨彼此。但陈达钲表示，行贿也是必需的，这样才能确保边境巡逻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船能够悄悄驶入驶出。但这项工作仍然非常危险。陈达钲的两名手下和一名逃亡的学生在一起海难中丧生。陈达钲表示，他自己跑过两趟。他的团队大约有10人，他们跑了几十趟，他则负责开展组织与计划工作。走私贩做出的最为大胆的举措是，通过货船偷偷将陈一谘带离海南岛。陈一谘曾是被罢黜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助手。陈达钲称，当时一名水手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枪，坐在陈一谘躲藏的舱口保护他。此次营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源自中国古时的谚语。1989年晚些时候，中国警察利用两名被通缉知识分子的虚假信息，诱捕了陈达钲的两名手下，营救行动有所放缓。陈达钲于1990年前往北京，并达成一项协议，当局释放上述两人。作为交换，陈达钲承诺不再帮助逃亡者。刘达文表示，其他走私贩和组织者继续开展营救工作，但由于安全措施的加强，行动慢了许多。自此之后，一些组织者指责陈达钲投靠中国当局，或夸大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陈达钲对此不以为然。 “我必须保证我的两个兄弟能获得自由，”他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人不忠实，那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储百亮《纽约时报》记者图：陈达钲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黄雀行动 #六四事件 #民运人士营救 #陈达钲 #香港 #天安门广场

4个月前

忆父亲赵紫阳不忍镇压赵二军：不相信可恢复名誉赵二军近年常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与他相约在广州的一间餐厅访问，他侃侃而谈，但婉拒录影。赵紫阳曾在文革前后两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赵二军在广州长大，曾任海军飞行员，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访问时国粤语夹杂。八九民运期间，他在海南工作，不时回北京了解局势，也曾到天安门广场拍照。拒做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后发展成反官倒、反贪腐和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人民日报》在4月26日、赵紫阳外访朝鲜（北韩）期间发表社论，将民运定性为动乱。赵紫阳回国后希望为学运降温，但并不成功，更指邓小平仍为党的最高决策人。据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5月17日决定戒严，赵当时在想「不能让自己成为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三十年前的5月19日凌晨近5时，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当上总理的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已绝食近七天的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同日晚上，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5月20日起戒严。赵紫阳曾自言自语「还来得及」当时身在北京的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监控赵家愈趋严密「250份盒饭，是纳税人多少钱」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八九官方论调回归「反革命暴乱」赵二军：冇眼睇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赵二军说，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眼睇！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对于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赵二军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骨灰安排与当局有共识但年内难成事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香港01 图：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终年85岁。当时赵家设灵，赵二军（右一）在场打点。（法新社）

#赵紫阳 #八九民运 #天安门广场

4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北京街头挤满了抗议者 Crowds on all sides leave motor traffic no place to go as democracy protestors fill the streets of Beijing, Wednesday, May 17, 1989. AP Photo/Kathy Wilhelm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北京 #抗议者 #民主 #1989年 #街头

4个月前

1989年5月30日，工自联成员、北京高校学生到北京市公安局前静坐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名便衣警察告诉抗议的学生，他们的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AP Photo/Mark Avery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1989年 #工自联 #北京高校学生 #北京市公安局 #静坐抗议 #释放被捕工人 #便衣警察 #戒严令

4个月前

1.六四当日的北京师范学院正门 2.六四当日的中央财经学院

#六四 #北京师范学院 #中央财经学院

4个月前

摄影：Stuart Franklin/Magnum 北京市民正在观看大屠杀遇难者的照片。Franklin 说：“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25年后，会有上百万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发推文，或者互相发送手机照片。但当时这些都没有，而且媒体也完全被控制，所以人们真正了解事件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北京城里，从一盏路灯走到另一盏路灯。” Citizens of Beijing look at a photograph of a victim of the massacre. Franklin says, “If the same event had happened 25 years on, a million people would have tweeted it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ity or sent mobile phone images to each other. But there was none of that at that time, and of course the press was completely controlled, so the only way people could actually learn what had happened was walking from lamppost to lamppost around Beijing.”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59 条信息

#历史事件 #大屠杀 #信息控制 #北京

4个月前

胶片展示了从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在北京饭店阳台看到的事件的进展。 A contact sheet of transparencies showing the unfolding of events as seen from Franklin’s vantage point from the balcony of the Beijing Hotel.

#北京饭店 #富兰克林 #胶片展示 #事件进展 #阳台视角 #历史事件 #北京

4个月前

著名新聞攝影記者Peter Turnley和David Turnley兩兄弟拍攝六四事件的攝影集《Beijing Spring》(1/6) 1.David Turnley（右）和Peter Turnley（左）记录了 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新闻摄影 #1989年 #学生运动

4个月前

赵紫阳次子披露黄雀行动细节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下台，他的儿子赵二军，亦与妻女流亡法国。赵二军于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在广州接受《香港01》专访，他首次谈及流亡细节，但否认当年用假护照出国。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我本身有香港通行证，八九前就自由往来香港，六四后我就拿这个证自己去了香港。后来国内抓人，我就拿这个回来（内地），安排他们（流亡者）去不同地方再带走（出境）。」赵二军说，当时参与营救部分知识份子，因此从香港回内地，「他们找到我了，这些人只是抗议戒严，但当局要修理这些人，想把他们栽到美国策划、赵紫阳智囊等（罪名）上。」六岁女儿列入通缉名单「有冇搞错？」赵二军怕影响其他人，绝口不提营救行动的细节，但他说因为参与营救，令他、妻子及当时六岁的女儿被列入内部通缉名单，「我没有看到这文件，后来碰到（原广州市长）黎子流，他告诉我『有冇搞错，六岁都通缉』，我才知道。」他说妻子和女儿借助黄雀行动到了香港，之后再到巴黎与他会合。赵二军在法国流亡数年后，为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当顾问，之后回到中国，至2005年赵紫阳逝世后与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办理退休手续。图：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在广州长大，讲得流利广东话，接受访问时国粤语夹杂，首度谈及黄雀行动细节。（罗君豪摄） ---香港01

#六四事件 #赵紫阳 #黄雀行动 #赵二军 #流亡 #假护照 #营救 #专访 #清算

4个月前

陈达鉦谈“黄雀行动” 陈达鉦是香港一位商人，因为排行老六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六哥”。他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陆续公开过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但都不如这次采访的全面：司徒华逝世翌日，67岁的陈达鉦在旺角光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鉦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资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陈达鉦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纸币，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有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鉦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老大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陈达鉦还解释了“黄雀行动”名字的来历：陈达鉦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鉦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颂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黄雀行动”也曾历经艰险。陈达鉦过去曾经提到他们有4人牺牲，2人被捕。这次他更描述了其中一次营救中的险情：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130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製，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1989年8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7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10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10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週，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係，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汉！」今年67岁的陈达鉦还表示在他自己去世之前将讲出更多的“黄雀行动”的细节。

#黄雀行动 #香港 #司徒华 #陈达鉦 #采访 #历史

4个月前

劉建國說:我是1982年10月份入伍,在38軍工作10年。89六四期間,我們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高層的殺人計劃,受到了迫害。我因為一份作戰計劃丟失,受到牽連,長期受到打壓。92年年底,被以不適合部隊生活為由,提前退役了。1993年5月份到北京市民政局軍隊離休退休軍隊安置辦公室工作。劉建國指,北京戒嚴前, 徐勤先在北京301醫院治病療養。六四鎮壓前,有一個上午,當時北京軍區參謀部作戰部的一班軍官,到醫院給徐勤先下達一個作戰命令。劉當時在門口迎候。他發現談話完畢後,這班軍人魚貫而出,與平時接待的感覺不一樣。就徐勤先被解除軍職一幕,劉建國回憶,當天下午,有總政治部保衛部的一班人馬,未經事先通知就到了徐勤先的病房,客氣地通知徐將軍,38軍由其他人指揮,請首長(徐勤先)繼續在301治療養病。並口頭告訴在場沒有來得及迴避的劉建國:小夥子,你可以收拾東西回部隊了,首長這邊不需要留人了。從此,劉建國一直到現在沒有再見到徐勤先。劉建國說,六四鎮壓期間,他還在首長車隊聽差,但已經不被信任和重用。38軍進京鎮壓任務完成後,部隊內部開始清洗。同時部隊懷疑,丟失了一份給徐勤先的軍事作戰命令,劉建國脫離不了關係。（他指,六四期間38軍的作戰計劃乃機密文件,保衛部門為防該份作戰計劃流落民間,甚至將他公配住房的內部裝修,全部拆掉。）劉建國向本台透露,這份六四鎮壓的軍事作戰命令,證明部隊進京鎮壓是鐵的事實;同時,也可以清楚知道給部隊下達命令,並簽署的到底是誰?劉建國說,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乃該份作戰命令的簽署人。他並說,軍長徐勤先抗命,引起38集團軍其他幾位軍黨委常委的嚴重不滿,甚至是憤怒。領導層擔心徐勤先的抗命不遵,會成為38軍立功授獎的障礙;亦擔心往後的秋後算帳,會連累全軍將士。在天安門執行鎮壓任務期間,38軍也表現得比其它戒嚴部隊更狠、更英勇。劉建國說:軍長這事一出來以後呢,其他的集團軍首長對他並不是同情而是特別的惱火。因為好多人都感覺到會吃「瓜烙」(牽連拖累),等將來這事要追查起來,難免會受牽連。在38軍軍長徐被解除指揮權後,新的軍領導班子,顯示了堅決執行鎮壓作戰命令的決心和積極表現的決心。就天安門清場與開槍的情況,劉建國回憶:清場部隊由112師的棒子隊開路,指揮官在脖子上別了個白毛巾,後面是手提衝鋒槍的戰士。劉建國說:告訴執行任務的戰士們,看見別白毛巾的人嗎?那些都是軍首長,這次行動一定要表現一下自己,要不然就完蛋了,以後沒法說了。 ---自由亞洲電台：抗命軍長徐勤先司機成功逃美右圖：2018年2月18日，劉建國（前38軍軍長徐勤先駕駛員）攝於華盛頓。左圖：1989年6月6日，天安門事件遭到鎮壓後，長安街上駐守著坦克。（馬立克攝/法新社）

#六四事件 #徐勤先 #军事历史

4个月前

被忽略的“六四抗暴者”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该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孙立勇表示， “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18年，获释后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才42岁。孙立勇说： “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在家里头受白眼，在社会上没工作。‘六四抗暴者’的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稍微像点样的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啊，你要去派出所开啊，派出所说你抢劫罪、放火罪啊！不能写你没有罪啊。” 他还介绍了另一位 “六四抗暴者”。“张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是69年生的。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有糖尿病遗传史。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为了减刑玩命干活，家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8、9年前刚娶了媳妇。最近我写了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助他，他肾衰、心衰。” 孙立勇本人当年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7年徒刑。他服刑的地方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因完不成生产指标，或是说了不思悔改的话，被狱警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孙立勇说： “这些个被电的哀嚎声今天都30年了，还常常回荡在我的耳旁啊。我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出来以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的这些学生领袖们很风光，他们有资源，但这些市民得到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现旅居瑞典的茉莉，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司法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宋永毅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时，人民有权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百姓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他说： “中共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污名化，你反抗了，烧了我们的坦克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但别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用坦克把方政两条腿给压断了？那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被迫进行自卫的时候，无论在法律和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的。党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地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这个概念要大声地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方冰久岛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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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高伐林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 “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图：赵紫阳与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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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在北京东部一个主要路口，一名解放军军官在坦克顶上手持手枪。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ank officer wields a pistol atop a tank as an armored convoy deploys at a major intersection in eastern Beijing, June 5. Sadayuki Mikami /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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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3日，北京，一堵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墙在迎接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A wall of tanks and APCs greet bicycle commuters near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13, 1989, in Beijing. (National Archives / Library of Congress /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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