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个月前
决定饥荒严重程度的是人,不是自然灾害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 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 9.22‰ 上升至 13.77‰,三年时间仅上升 4.55‰,增幅为 49.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 12.50‰ 上升至 28.58‰,上升近16.08个千分点,增幅高达 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 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 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 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 自然灾害没有异于往年,地理因素也无法解释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现象。可见,造成这种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都是人祸:一方面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且还有余粮的农户为余粮户,国家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很多地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1958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在1959及1960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 39.7% 和35.0%,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出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比1958年整整高出127.41万吨,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 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
朱韵和
4个月前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 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人们中间要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 ,,,,,, “老杜。” 我又一震,是总理叫我。我原地转了个圈,也找不着他在哪儿叫我。 “老杜,你过来!”      他着急地朝我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我刚想说没有,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我见总理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我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我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我悄悄地擦着总理背后,隐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他点到我的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视线中,如果不点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我在屏风后面听到总理一个个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我的名似的。最后他没有点我的名字。是忘了还是没叫我?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总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挲出皱褶。 ……屏气凝吸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 我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窝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这时总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嘶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我也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我的天,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我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我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我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我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筒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偶尔一个颠簸,我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渐渐地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我从梦中推醒。 下了车,双脚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几步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已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摘自《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
朱韵和
4个月前
进入1971年以后,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据他讲,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这天晚上,天安门广 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后报纸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镜头,必须有林彪在场,以显示“接班人”的地位。 过去,林彪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导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 杜修贤在长期从事记者的工作中养成一个习惯,到场后先拍一张全景。这次,他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入座时已经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当天的报纸上将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在当时可算是新闻部门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在外转一圈,找人把刚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蜡人的脸。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身体不适是托辞,其实是显露出他决心对抗的强硬态度。 ---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图1:毛泽东与林彪的最后一张合影
朱韵和
4个月前
李宗仁所捐文物多为赝品 毛泽东:他投石问路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来源:凤凰网 图1:蒋与李宗仁在行宪后第一任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上,1948年5月20日 图2:1965年李宗仁夫妇的飞机降落北京 图3:1965年李夫妇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图4: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李在天安门城楼上。
朱韵和
4个月前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 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他说。 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主席竟然要求自己的护士长:“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作者:散木
朱韵和
4个月前
1970年3月2日傍晚,林彪到中南海主席書房交談近三個小時,第二天毛澤東告訴我:「昨天,我的親密戰友給我上了課,說文化大革命要告結束,現在各地形勢都不好,都在放空炮。我還抓不准這個親密戰友在想什麼?」 張玉鳳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他就是怪,你說是黑的,他偏要說白,他總喜歡對立」。孟錦雲 說,「主席的看法,老和我們不一樣,這個人很怪」。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他喜歡看的電影:一是獲得國際大獎的影片;二是傳記類影片,《林肯傳》、《拿破崙傳》他就特別喜歡;三是喜歡看園林風光影片,英國片最喜歡。 主席的保健醫生組提出,讓毛主席能調節一下文化生活,周總理建議由唐文生、王海蓉和張玉鳳做主席工作。後來,從德國、法國、英國進口電影放映給主席看。主席喜歡看愛情片子,看了後也會推薦給身邊工作人員觀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後,主席常失眠、飯量減少、常常在夢中呼叫,叫耀祠快來、東興人在哪裡。主席在林彪事件後變化較大,狂躁、發怒、猜疑、恐懼,常問我、問張玉鳳,要我們放開講、要講真話、講心裡話。我和張玉鳳還是千篇一律告訴主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無限熱愛、無限忠於您老人家。主席聽了有時會哈哈大笑說:「我還不如小學生」;有時會擺擺手說:「又是一通屁話。走!走走!」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
朱韵和
4个月前
★啥是“非正常死亡”? 首先把“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解释一下,以免影响大伙儿的后续阅读。 每次提到“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以为“非正常死亡”就是“活活饿死”。其实不然。“活活饿死”只占“非正常死亡”的一小部分比例。下面,俺简单说一下当年的非正常死亡,都有哪些情况。 ◇活活饿死 这个好理解,俺就不细说了。 ◇因【营养不良】死亡 在大饥荒期间,由于食物严重匮乏,不论大人小孩,普遍都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导致各种疾病(比如:浮肿、胃溃疡、肝炎、肺结核、肾炎)。在当时的条件下,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根本就没法治疗。为啥捏?因为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那里的医疗条件本来就差,而这类疾病又太普遍了,医务人员根本无暇顾及。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就在这些疾病的折磨下,慢慢地油尽灯枯。 这类情况占的比例估计是最高的。 ◇因【食物中毒】死亡 在食物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到后来,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就开始吃观音土。    要知道,野外的植物并不是都能吃的,有些植物吃多了难消化,有些吃了会中毒。而观音土吃多了,根本消化不掉,等同于自杀。 很多人就是这么被搞死的。 ◇【医疗体系崩溃】加剧前两种死亡 请注意,医生护士也是人。大饥荒的时候,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挨饿。    在某些重灾区,医疗机构会因为医务人员的大量死亡而完全瘫痪。即便某些医务人员侥幸没死,哪里还顾得上帮别人看病?所以,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因为得病后没人治疗而死亡。 ◇【婴儿】的非正常死亡 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很多已经怀孕的妇女,生下来的是死婴,还有很多流产。请注意:这种情况在人口统计数字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些农民由于口粮不足,无法养活家里的多个小孩,会把年纪小的(刚出生没几年的)处理掉。假如被做掉的小孩尚未报户口,那么在人口统计数字上也是体现不出来的。 ◇因为【逃荒】被枪毙 如果在古代碰上饥荒,很多农民会选择逃荒——跑到相对富裕的省份去讨饭。    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逃荒要饭是不被允许的。在党的眼里,逃荒要饭是旧社会的陋习,新中国怎么能出现捏?!这不是给新中国抹黑吗?!所以,在大饥荒的重灾区(比如:四川、安徽、河南)很多地方官员调动民兵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逃荒。    个别地区甚至会对逃荒的人就地处决。对这种野蛮行径,大伙儿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其实在独裁专制的国家,这种做法很正常。比如当今的北朝鲜,连年闹饥荒。很多北朝鲜的饥民想逃荒到中国。而北朝鲜的边防军一旦发现饥民穿越国境,直接开枪射杀。 ◇因为【吃人 & 被吃】 大饥荒期间,在很多省份都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如果说“逃荒”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那“人吃人”简直就是在狂砸社会主义招牌啊!我党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存在捏?所以,一旦发现有人吃人的事情(不管是杀活人吃肉,还是吃已死的尸体),当事者肯定会被抓去枪毙,当时还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破坏尸体罪】。 ◇自杀 还有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悲惨世界,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家庭甚至是举家自杀。 ---谈谈三年大饥荒[1]:扫盲一下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编程随想
朱韵和
4个月前
大饥荒时期,共产党干部敲诈勒索,利用粮食强奸诱奸妇女乱象频频发生。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中共建政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最恶劣的时期,不少农民被直接迫害致死,间接迫害致死的数量就更多了。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 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 在经济上,基层干部的贪污与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情相当普遍,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在四清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相当多,只是可能有所夸大。 山西省寿阳县从1959年10月底到1960年1月间,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有个公社组织有130人的专业打人队,刑罚多达二十余种,该公社在运动期间受刑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被斗争而自杀16人。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份报告,据梧州、玉林、桂林三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871个区委委员中,属于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的有326人,占37.4%;属于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有232人,占26.5%;属于革命意志衰退的有215人,占24.5%。 ---大饥荒年代比饥饿更残酷的事 作者: 李若建
朱韵和
4个月前
在那大饥荒的年代,偷抢多如牛毛。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为了“吃”,准确地说为了不被饿死而小偷小抢别人的东西。这些人想要借此延缓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大街上去走走,好几次看到有人刚刚用粮票买了一个烧饼,还没有来得及吃,或者仅仅啃了一两口,突然就有 人从背后跳过来一把将烧饼抢走了,抢夺者一边逃跑一边拼命往嘴里塞烧饼,想要在被追上前把烧饼吞下肚去;有的抢夺者眼看要被追上了,就拼命往烧饼上吐唾沫,想让追赶者放弃已被弄脏的烧饼;当人们追上来对他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的时候,他们面对雨点般的拳脚丝毫没有交出烧饼的意思,反而头也不抬更加急促地吞吃着或吐着唾沫。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郫县北门外看到一个两腿浮肿、气喘吁吁的中年男子跟别人“摆龙门阵”(四川方言“闲聊”、“讲故事”之意),说:他昨天在某某商店看到了白糖,白花花的有一大盘摆放在柜台上,他有一年多没有见过白糖了,多么想去吃一口啊,他跃跃欲试,好几次想去抢一点,终于没敢去抢,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哟,都怪自己胆小,真要抢一点就好了。 我们班上有一个农村男同学,个头不高,文文静静,十分腼腆,后来因为家庭困难休学了,忽然有一天我在郫县南门外的公路边上看到了他,只见他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蓬头垢面地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向行人乞讨,听说因为偷盗食品他的两条腿被人家打断了,他被扔在了路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 这年的暑假,我去外地探亲,晚上在成都火车站广场上露宿,从天黑到第二天天明,整个夜晚不断听见此起彼伏的抓小偷叫喊声,不断看见追过来跑过去的人群。我不敢大意,十分警惕地看护好自己的东西,但是第二天早晨却发现脱在自己身边的一双旧布鞋还是被人偷走了。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 作者: 李治国 来源: 炎黄春秋
朱韵和
4个月前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 、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有出处) ---崔卫平: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朱韵和
4个月前
余习广:大饥荒中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再调查 像刘家远这样“杀子食子”案件破案后,在其杀子尚未来得及吃食情况下,公社书记喝令刘家远“当场吃给我看”,以“夯实”罪名,并指示将其和死尸即物证在全公社游乡示众;抓到县城后,县委又将其和死尸即物证游街示众者,组织万人大会宣判,枪毙后 死刑布告在全县各地张贴的情况,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我发现的唯一特例,在大饥荒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我问原澧县人委会的一位长辈:“其它地方都在掩盖人吃人,为什么澧县把刘家远案,用这么大规模的形式,搞得惊天动地人人皆知呢?” 这位长者告诉我,恐怕公社书记是要“破大案”,逼着刘家远吃几口,才能造成把罪名搞大点、破大案、立大功的落案事实。而县委书记马玉书,南下干部,大老粗,霸道蛮狠。他脑袋里,怕也和毛泽东一样,想不到“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只想到要拿这个案子,来威懗其他饥饿中的老百姓罢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来写这件事,将它写进历史! 1、刘家远其人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据立案材料和中共澧县县委的上报材料: 刘家远是原如东公社牛张大队人。材料称:他一个老实人。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 刘家远人很老实。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 1957年,刘家远取了个“拖油瓶”老婆,是津市段家湾人,带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当年,女人为他生下个儿子。刘家远很喜欢小孩,平常对几个侄儿子都非常亲。这下终于了结了“延续香火”的心愿,他着实开心了好些日子,乡亲们还记得他为儿子办“百天”,请了几个亲戚吃酒的事。 2、如东公社“五风”与刘家远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 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他嫂子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3、县委调查材料及知情人所说的案情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据澧县县委上报材料称: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湖北公安县(毗邻牛张——引者)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材料称:1960年春节前后,他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这天,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直呻吟,眼看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据澧县公安局的审讯材料: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4、报案人叙述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刘生涛说:我叔叔其实最喜欢小伢,对我们这些侄子喜欢得不得了,平常出门都带起走的。 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把女娃丢在家,自己到湖北公安那边去了。 叔叔自己带个一岁多的小伢,没得吃的,没办法,只好带小伢往外跑找吃的、找婶婶。先是跑到湖北那边,那男人看人家屋里来找,婶婶也烦不过,回段家湾去了。父子俩也没捞到吃的,又到段家湾找婶子。到了那里,又多了两张嘴吃饭,婶子也是在娘家吃她姊妹脸色的饭,哪么搞得拢来?不管他怎么讲,反正婶子要离婚。 腊月二十三他回来了,俺姆妈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她不要我了,离婚了。婶子能干也没得用,都共产归集体了。 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 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方言,发di dia音,点点)。 没吃的不说,他那个屋子也四处见风,也是真可怜。你问怎么回事? 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一床破被絮,父子两个盖了上身露下身,屋里头冰冷的。看到好伤心。 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 当时“大干水利”,队里人都上堤修工程去了,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他就把个伢儿往被窝里一蒙,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 俺快懗死去,腿肚子都抽筋。俺姆妈也懗得不得了,就往外头退。 刘生涛回忆说:当时俺姆妈看他连自己的小伢都杀了吃,生怕他把屋里带的十几个小伢也弄了吃,赶紧去报案。 那天正好队里陈克建吃食堂死了,队里从堤上派了8个人给他出坟,正在挖坟坑(我丈量过,就在刘家远家二十多米处——引者)。听到姆妈喊“杀伢儿啦!”给出坟的杨祖万一讲,他就带几个人来。 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 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 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他答:饿了,想弄来吃;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 公安局的人带了好多民兵来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瓦罐坛子里有半升谷头子(不到半斤)。公安局的喝问他:“有谷子吃怎么还要啥伢儿吃?”刘家远答:“两父子,全部家当就是这么点谷头子,哪个都吃不得。” 公安局的枪毙他,我去了,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陈世培是当时押刘家远游街示众者之一。采访中,老人家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小女儿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女婿是我的好朋友。原来他讲好要说的,结果我才北京赶到澧县,怎么动员,他都推脱“年纪大了,记不得那些事了”。女婿揭发他“昨天还讲得蛮清楚的”,逼急了,老人家就喊:“那是毛主席政策搞的事,我哪么讲得的!”他屋里专门有一间房,供毛泽东塑像,常年不断香火。 后来听女婿说。他孙子要考研究生,还要我帮忙,老人家马上改口,把看押刘家远游街示众的事说了出来。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陈世培还说:那时候死人多了,也没人把死人当回事。大搞积肥运动的时候,澧县澧西、如东、澧南几个公社,还把死人挖出来,用大锅炖起来“熬化肥”。城关镇边上就有死人“熬化肥”的锅灶!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生涛说:公安局枪毙他,我去了,那天从车上拉下来,上午在牛张小学那个操坪里开的宣判会。会一开完,几个当兵的把他押到坎边,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据老人说:“当时布告一贴出来,家家户户、大人小伢,都讲吃小伢案!” 该案给我和身边的几个小朋友的童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一到天黑,只要看到个子大的人,我们扭头就往家里跑。 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图:父亲刘家远站在墙边,手戴着铁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儿子身上割下来的肉,和胡萝卜一起炖,刘想在饿死前吃一顿肉。图片是刘被枪毙前,枪毙他的人给他和儿子的遗骸拍照存档。该图片成为大饥荒年代人相食的铁证。
朱韵和
4个月前
父亲的梦想 我三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听母亲说,父亲身材高大魁梧,是个好庄稼把式,扶犁、打场、赶车样样农活都干得麻利。他犁的地,田垄直得跟线打的一样,一个犁花儿压着一个犁花儿,从北道口到南山根,一条垄有一里地长,垄与垄之间距离匀称得简直分毫不差。三伏天,父亲顶着烈日,下地锄草, 汗水浸湿一寸寸土地。秋收时节,父亲堆的谷垛,齐整整像刀切的一样。谷场上不见一丝风,别人家的谷,堆在场上等来风,而父亲操起木锨,不紧不慢,一堆谷子就扬出来了,别人说他锨下生风。 父亲下地从不穿鞋,尽管谷茬扎脚,父亲似乎全然不觉,干完活才穿上放在地头的鞋。父亲忠厚老实,很少说话,但是唠起土地,说起庄稼,如数家珍。父亲最倾心的是土地,站在自家的土地上,就感到心里踏实。他常跟家人讲地主张秧子的故事。有一年,一个乞丐到张秧子家讨饭,张秧子叫家人给他几张饼吃。二少爷不高兴,心疼那几张饼。张秧子说,让他吃吧,吃完了,反正拉屎也拉在咱家地里。乞丐听了,心里说道,这泡屎绝不拉这家地里。乞丐吃饱了,憋着一泡屎,走了五里地,心想,这里该不是他家的地了,脱裤子就拉,拉完了朝别人一问,这地仍是他家的。 父亲的梦想就是做张秧子这么大的地主。为了买地,我们全家吃稀饭,穿旧衣,糠糠菜菜,缝缝补补,终于攒钱买了七棵树和土地庙那两块地。这两块地是地主丁山卖给父亲的。丁山有个儿子,在沈阳干事,告诉他爹,一定把地卖了。父亲买了地,不久却去世了。接着就是土改,因了这两块地,我家被定为富农,丁山却成了贫农。 ---文|李兴濂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朱韵和
4个月前
★大饥荒期间,天朝大量出口粮食 大饥荒那三年,虽然国内饿死几千万,但朝廷却主动把大量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拿去出口。这些出口的粮食,很多是用来【无偿援助】天朝的小兄弟(比如: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老挝 ......)。    俺查了一下朝廷官方的公开文献。在1964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另外,俺还特地翻阅了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版),里面有天朝历年的外贸出口统计清单(按商品分类)。下面是统计年鉴的截图(422页—424页)。为了便于大伙儿解读,俺在图中加了醒目批注。 由于上述清单是按商品分类统计的,总共有十多张表格。限于篇幅,俺就不一一列出了。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去查《中国统计年鉴》。    看完大饥荒时期的农产品出口数据,不知大伙儿作何感想?俺倒是想起了清朝的一句名言: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显然,咱天朝的伟光正长期以来都在坚定执行这一国策——宁可自己的百姓饿死,也要把粮食拿去巴结其它国家。 ---谈谈三年大饥荒[3]:关于“苏联逼债”的谎言 编程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