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Hu Ping胡平
17小时前
胡平:谈谈“中国特殊论”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写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比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 基辛格说:“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传教式的。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特殊论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往往会“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附庸国”。 在这里,基辛格提到中国特殊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特殊论有好几种,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这里说的中国特殊论,是指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特殊态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从古代起,中国人的确十分强调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是,所着重点分野,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把生灵分为三类:中国人、蛮族和禽兽,认为中国人是其中最有文化的,其次是蛮族,兽类则是全无文化的……中国人不着重民族意识,正是因为习惯于从‘天下’来看问题”。因而,“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分自身与外族(‘化外’、‘夷狄’)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那时叫“天下”)的中心。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化,乃至于唯一的文化,乃至于就是文化本身。对于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人都视为蛮夷;它们的开化程度则依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收程度而定。对于所谓蛮夷,中国人并不总是热衷于征服占领;就是在已经征服已经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也并不总是热衷于去把别人同化。通常,只要对方承认其“天朝”的至尊地位,也就可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特殊论,大体上就是上面这些意思。 对于上述中国特殊论,我要指出两点: 第一,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未必没有对外扩张征服的冲动。从秦代到清代,中国的疆域增加了好几倍,基本上都是对外扩张与征服的结果。只是限于古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国才没有把自己的版图伸展得更远;但是在古代帝国的兴盛时期,在中国人可直接感知的范围内,中国无疑是天下唯一的强权,再没有其他在文化上军事上可以相匹敌的强权。 第二,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也不是没有同化他人的冲动。用古人的话,叫“以夏变夷”。不错,在不少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即便对它治下的某些边远地区也没有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的困难。如此说来,和世界上其他帝国其他强权相比,中国也不是那么特殊,不是那么例外。 无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多么特殊或多么不特殊,重要的是,上述心态只属于古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以外的世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鸿章有句名言,他把当时中国受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变化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被西方的蛮夷打败了,打得割地赔款。不对。在历史上,中国不止一次被所谓蛮夷打败,而且好几次败得很惨。例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岂止是打败了中国,而且还占领了中国,统治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因为蒙古人满族人在占领中国之后依然接受了认同了中国的文化。不是中国人被蒙化被满化,而是蒙人满人被中国化,而且还是自愿地中国化。可见中国文化仍然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乃至唯一的文化。 可是,和西方的冲突就不同了。在和西方的冲突中,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天外有天;中国的文化并非唯一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西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不是最好最高级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西方的文化更好更高级(最起码也是不差,是不分上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那种“唯我独尊”、“天下第一”乃至“天下唯一”的文化自信或曰骄傲;所谓“天朝”心态从此瓦解。这种冲击与震撼之大,现在的我们,恐怕连想象都很难想象了。 伴随着那种天朝心态的丧失,上面提到的那种中国特殊论也就不复存在了。今天的中国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可能千差万别,但都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古代的天朝心态。基辛格讲的中国特殊论,就算有道理,也只存在于古代。因此,把这种中国特殊论套在今日中国人头上,并用来预言今后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是靠不住的,是错误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毛泽东眼里的中国女人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谈话: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女人倒是过剩。(笑声) 基:女人是没有配额或关税的。 毛: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笑声) 周:一定, 而且是自决自愿。 毛: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绝对是个灾难,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笑声) 基: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在座的女士笑得特别厉害) 基:主席正在推销他的观点。 毛: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笑) 基:这真是一个新奇的意见,我们会好好研究他。 毛: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笑) 毛: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懂得如何作战。 唐(闻生):那不一定,有许多妇女特遣队。 毛: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你将很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假如这几分钟的谈话公开,将引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首先,它将无法通过外交部这一关。 毛: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那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将会议内容公开。 毛: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今天我们有关女人的用词应该销掉。(笑) 基:我们将从纪录中删除。(笑)当我回去后我们将开始研究这项提议。 毛: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陷害美国的阴谋,那就是送一千万名妇女到美国,藉著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其利益。 基:在我的印象里,主席已经非常确定这个想法,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下一个记者会上使用它。(笑) ---朱忠康:毛泽东眼里的外国右派和中国女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方励之:我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经历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避难的13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 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 6月5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 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 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 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 (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海外爆料
2个月前
🔥对美国务院保密!一场重大秘密外交震惊美多任总统 美国退休外交官谭慎格(John J. Tkacik),现任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于《自由时报》撰文分析,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大陆翻译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71年策划访北京时,选择由中方负责会谈的录音、翻译与誊稿,意外保留数千页谈判逐字稿。 他指出,中方速记员整理英文稿的速度快于中文,且中方口译员将中方发言翻译成英文,效率远超当时的中文技术,美国口译员无需参与。他认为,这反映了季辛吉对国务院口译员的不信任,担心其忠于外交圈而非白宫指令,反对中方保密能力充满信心。 谭慎格分析,季辛吉多次强调依赖中方口译,并以美方人员“核对翻译”为幌子,实则完全信任中方,甚至鼓励中方监听他与国务院的通话。例如,在杭州商讨《上海公报》台湾措辞时,季辛吉因与国务院人员争执,向中方副外长乔冠华求援,坦言希望中方窃听其电话以了解处境。他认为,这显示季辛吉对中方毫无保留,对台湾议题则漠视甚至鄙夷。 他指出,1972年尼克森访北京时,国务院口译员傅立民仅为第一夫人翻译闲聊,未参与核心谈判,凸显尼克森与季辛吉的保密原则——对国务院保密。谭慎格认为,排除美方口译员造成沟通障碍,尤其在周恩来试探季辛吉对台湾法律地位时,后者对毛泽东1936年谈及台湾独立的史诺访谈毫无准备,被周恩来牵制话语权。 谭慎格表示,2006年解密的谈判纪录显示,季辛吉的外交处理漏洞百出,对台湾议题缺乏重视。他认为,周恩来利用季辛吉对台湾历史的无知,强调台湾属中国,美国未有专业口译员应对。1971年10月,季辛吉再次访北京,周恩来以“加州天气”暗讽雷根访台,季辛吉未察觉弦外之音。 他分析,卡特总统对季辛吉的“逢迎谄媚”感到震惊,1977年任命的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考克也批评季辛吉对中方卑躬屈膝,强调捍卫美国利益。雷根同样对季辛吉的秘密外交震惊,拒绝履行其未书面承诺。谭慎格认为,季辛吉的“开启中国之门”虽被赞誉,但其未经充分翻译把关的外交操作,对台湾造成长远伤害,台湾议题在翻译中“消失”。 来源:阿波罗网王笃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