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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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夫指出，四川在全国死人最多，最匪夷所思的其中一个原因竟然是，四川是全国产粮大省。因为产粮多，就成了被人宰杀的羔羊。自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向四川施以粮食高征购政策，在大跃进之前四川农民的平均口粮标准一直低于全国。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四川粮食征购年年加码，成为外调粮食最多的省。四川粮食年年丰收，但四川人民却年年饿肚皮。东夫说，1953年川西地区已开始出现农民缺粮导致的脚肿病，其后饥荒时有发生。大饥荒爆发，四川饿殍遍野后的1960年，在北京中央的督促下，四川还继续被迫向外大量调配粮食，因为中共当政者残酷的逻辑是“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强。” 其次，东夫指出与毛泽东大跃进得力干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个人脱不了干系。他说，当时四川省的干部如果敢于为民请命，一定受到打压。而当时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其极端荒唐的政策比其他省的地方大员都要左很多，对四川人“杀鸡取卵的高征购”比全国过之而无不及，因而获得毛泽东欢心而成为全国唯一进入政治局的省委书记。1959年初全国大饥荒已爆发，李井泉仍然坚持极左的作法，并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回四川后展开反右倾运动，东夫说，在一些省的领导开始收敛大跃进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在加码推行，庐山会议后秋天，李向全川强行征购的粮食竟然占到实际产量的48.9%，而基层干部征粮手段则是骇人听闻的残暴。甚至毛视察过的红光社也不能幸免，红光社凡是未完成征粮的干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然后残酷批斗，脱衣服站板凳、跪竹片毒打，“打得头破血流，惨叫不止”。东夫书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中共政权在农村基层的暴行。 ---蔡咏梅：毛泽东如何把天府之国变成千里饿乡——读东夫所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1小时前

在中共革命征途中，革命女性既要干革命，还要尽到为妻的性伴侣责任，为丈夫解决性问题。中共革命男子雄性荷尔蒙旺盛，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长征逃命途中，他们依然性欲旺盛，随他们踏上征尘的妻子就不得不承受怀孕生产之苦，以及生产之后抛弃至亲骨肉之痛。贺子珍长征产子的遭遇最典型。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惨败的中央红军，仓惶向西北溃逃，美之曰“北上抗日，万里长征”。因为是逃命，当时所有老弱妇孺都被抛弃，甚至为防逃跑计划泄露，在出发前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杀掉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造成著名的瑞金“万人坑惨案”。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0位女红军获得开恩，被准许跟随大队伍撤走，这些幸运的少数女红军大多是首长夫人，其中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李德夫人萧月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兄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博古夫人刘群先等。其余随军女红军则为护士卫生女兵等。在这30位女红军中，有5位首长夫人在途中产子，其中有邓发夫人和毛的夫人贺子珍。这些女红军的孩子产下后会即刻迫送给当地人收养或直接遗弃。有关贺子珍这段经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访问了在井冈山即认识贺子珍，与她情同姐妹的陶铸夫人曾志，以及与贺子珍一同走这段长征路的刘少奇前妻谢飞，谢飞为卫生部干部团的女兵，当时还没有嫁给刘少奇，因是卫生兵获准随大军撤退。此外还访问过专门护送过怀孕中的贺子珍的干部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张戎此书根据她的采访，生动还原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如何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从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子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踏上行军路。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在长征途中产子的邓发夫人陈慧清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西窜（长征）时，贺子珍已有孕在身，是大腹便便跟随红军逃命，1935年2月15日抵达川南古蔺县白沙场，张戎说，“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在白沙停留一天后，次日贺子珍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妻子钱希均包着孩子让她看了最后一面，然后拿着一些银元和可做货币用的鸦片求当地人家收养。钱希均让贺子珍为女儿取个名字，贺不住地流泪，摇头说今后母女不会再见。这个孩子被人收养3个月后夭折。贺子珍1984年去世那年仍然向人提起这个孩子。贺子珍分娩忍受了巨大痛苦，但作为丈夫的毛却相当冷漠，毛竟然未去探望过一次。后来在行军路上，贺子珍告诉毛，孩子被遗弃了，毛只点点头，说她做得对，令贺子珍非常难过。贺子珍对朋友说，毛有句话让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搭好就生下来了。”赤裸裸地将妻子贺子珍视为泄欲生产工具。在毛与贺子珍的关系中，既看不到中共宣传的革命同志的情谊，连从五四运动以来女性争取的妇女权利和独立人格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欺压，只是多了一层革命的虚伪粉饰而已。贺子珍，这位为中共和毛泽东付出了为妻为母如此惨痛牺牲的革命女子最后结局非常凄凉，惨被革命领袖兼丈夫无情抛弃，因而换上严重的抑郁症。1938年她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在苏联养病期间，毛已另结新欢，有了新的夫人，上海滩来的明星江青。就像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深宫禁苑，失宠的妃嫔被打入了冷宫一样，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永新一枝花”从此凋谢。 ---蔡咏梅：长征途中男性的情欲和女性的苦痛

1小时前

“中朝战争中的指挥权之争” 1950年—1957年。你一定以为这个阶段是中朝关系最好的，朝鲜战争鲜血凝成了友谊。其实错了，这段时间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候。在朝鲜战争中苏、中、朝三角同盟内在关系非常复杂。就我看过的档案文献，发现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中、朝之间在几乎所有的战略问题上、重大问题上都有分歧，立场都不一样。比如：中国军队到朝鲜应谁指挥？金日成觉得应该他自己指挥，你是外国军队到我国作战不是我指挥吗？我是最高司令长官（那时金日成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应该听我的。彭德怀觉得中国怎么能听你的，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怎么能听你的？他们俩人一开始就有矛盾。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总要有自己的部队，把部队给中国人指挥成何体统？这个感受可以理解。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出朝鲜人民军指挥权。彭德怀坚决不干：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吵来吵去没有结果，一直到斯大林来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就是说朝鲜人民军要交给志愿军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就交了，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第三次战役中朝援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1月4日占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休整。一下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怎么能休整？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就完了，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彭德怀说必须修整。这件事有由来，第二次战役未结束，彭德怀就曾给毛泽东发电报：建议不越过三八线。为什么？部队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打得非常艰苦。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都没有棉装，单衣单裤。结果第二次战役没打完，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所以彭德怀、聂荣臻跟中央打报告说这个战争不能再往下打。毛泽东回说不行，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三八线一定要过，否则朋友们会不高兴。彭德怀回电说，三八线过可以，能否保住不敢保证。所以彭德怀休整是跟毛泽东商量过的，而且实际情况要求只能休整，不休整怎么办？这样的决策命令和朝鲜人的想法差距很大，朝鲜人当时一心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网上传金日成让彭德怀煽了一大嘴巴，这我不知道，但两个人的吵架记录我看到了，你一言我一语用词非常严厉，彭德怀还说：我就这样决定了，如果将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枪毙我。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三天，争论不下。金日成主要觉得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话说得很难听，金日成脸上也挂不住，那点事都给抖出来了，他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彭德怀说，“你不是说现在风一吹就能把美国人吹到海里去了吗？你去吹，我去守后方，省得让人家抄的后路。”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打电报（我没有看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斯大林的回电肯定是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到底是打还是停，听您说一句话）：“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是真正的军事家”。当时跟朝鲜领导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苏联大使、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赞成乘胜追击，所以斯大林还有一段话是冲着苏联军事顾问的“以后军事问题你们少插嘴”。如此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对朝鲜人的伤害也非常大。我看1954、1955、1956年的档案材料，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当然这不是事实，真打也打不过，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朝鲜劳动党内之所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明这件事对金日成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本来可以取胜，因为你下令停止进攻休整导致这样的结果。 “朝鲜铁路管理权之争”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中朝之间矛盾吵得“不亦乐乎”的——铁路管理权。朝鲜铁路归谁管？开始一直是志愿军司令部管，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18万民工修复铁路，又派铁道兵，援助机车、车厢，而且当时战事比较紧。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中朝分歧也就出来了。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进入长期化，就要搞建设，朝鲜几乎被炸烂，要求运经济物资。彭德怀觉得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大概一年时间内在铁路问题上发生很多争执，双方抢车头、路线、仓库导致诸多事故。而且当时美国轰炸很厉害，一抢起来双方都在，美国轰击轰炸一下就炸毁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德怀几次给铁道部最后到周恩来要求中国政府出面跟朝鲜谈判，铁路到底谁说了算，他要求归中朝志愿军司令部。不过金日成几次找中国政府交涉，说铁路权就是主权，不能老丧失主权交给中国人管。最后周恩来出面跟彭德讲：算了，这不争了，朝鲜愿意管让朝鲜管，只要保证军事物资供应就行了。结果周恩来电报发过去没两天，斯大林来了一个电报（我猜是毛泽东打报告给斯大林）：铁路必须军管。没办法，铁路又交给彭德怀管，金日成更郁闷——没我什么事，每次都是朝鲜忍气吞声。如此，关系越来越紧张。比如停战谈判，其过程非常复杂，变化太大就不讲了，就讲1952年10月份。1952年夏天谈判谈不下去，僵持在那儿。其实一共有五个问题：中立国问题、边界线问题、隔离带问题等，前四个都解决的，就剩战俘问题，中国提出要全面遣返，抓你多少人还给你，抓我多少人还给我。美国不干，美国抓中国人多，中国抓美国人只有几千。美国人说按比例遣返，后来自愿遣返，谁愿意回就回去。双方争执不下，金日成给斯大林电报说：现在谈不下去主要是李克农搞的鬼，我不明白李克农为什么非要那几个战俘，战俘有什么可要的？本来也不是共产党人，都是国民党投降过来的。还说：中国人要回来的战俘没多少，但美国飞机炸死的朝鲜人比战俘要多很多，如此吵下去还会死很多人。当然电报表达得比较隐晦，但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坚持绝对不让步，金日成说应该接受美国条件签字停战。 1952年9月斯大林把金日成、彭德怀、周恩来都叫到莫斯科，当着面说：你们说吧，到底什么意见？最后斯大林同志又说了一句话：我看毛泽东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金日成又默默无语地回去了。 ---沈志华：冷战格局下的中朝关系

1小时前

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1小时前

前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1973年10月22日，时任公安部长李震，被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室的热力管道上，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上衣口袋里有几十片安眠药，地上还撒了若干片安眠药。李震之死非常奇怪：第一，他要上吊自杀至少要找个能伸直腿的地方，为什么要跪在地上上吊？第二，李震口袋里、地上有很多片安眠药，他为什么不直接吞安眠药死了算了，还要搞得这么复杂，口服一部分，口袋留一部分，地上撒一部分，再上吊？第三，就在两个月前，1973年8月，李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公安部长，他为什么要自杀？第四，就在李震死的当天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秘书给李震打过电话。据周的秘书讲，李震在电话里谈笑风生。一个谈笑风生的人，怎么可能一转眼就自杀了？从“李震自杀”的现场看，但凡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李震不是死于自杀，很可能是他杀后伪造的现场。周恩来得知李震死亡的消息后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 当时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说：“公安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 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妻子、时任卫生部长刘湘屏也认为，李震死于“他人谋杀”。周恩来责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直接领导查案工作。之后，破案组一直按“他杀”进行调查。李震死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指示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实行“隔离审查”。周恩来亲自写了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周恩来还指示破案组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在查、批过程中，郑爱萍提出李震是自杀的11点理由。周恩来得知后，指示破案组，除了查破对他的疑点外，还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 1973年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 施义之传达了中央指示，公安部关起门来搞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此后，公安部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追查到底是谁杀了部长李震。 1973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李震可能死于他杀的汇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列举了明朝皇宫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等，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这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实际上，毛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是他杀呢？” 有了毛的这个“最高指示”后，周恩来的态度变了，华国锋的态度变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的态度变了，破案组的态度也变了。破案组立即将办案方向，由“他杀”转向“自杀”。到1974年1月，破案组将“他杀”的证据一一排除，最后得出结论：李震是“自杀”的。毛发话前，从周恩来到华国锋到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到破案组，都认为李震是“他杀”的。现在说李震是“自杀”的，这怎么跟已关门揭、批、查两个月的公安部各级领导交代呢？公安部核心小组经研究决定：对李震的死因，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有“英明领袖毛主席”为破案指明方向，所有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了，从周恩来到华国锋到公安部核心小组到公安部各级领导，都摒弃常识、常情、常理，思想迅速统一到毛的指示精神上——李震是“自杀”的。关于李震之死，还有两出精彩戏：一是抓于桑、刘复之；二是放于桑、刘复之。李震死后，周恩来责成华国锋领导查办李震之死案。最初，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参与了破案。于桑等人经过三天的调查，得出结论：李震是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上吊自杀的。 1973年10月26日，周恩来率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刚一进去，就被中央警卫局的军人奉命抓走，说是对他们进行“保护审查”。周恩来在会上说，李震“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中共建政）以来是没有的”。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回忆说：“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后，被关在“交通干校”。他们确实受到了“保护”，但没有被当成杀害李震的嫌疑犯“审查”。等毛泽东发话、破案组得出李震死于“自杀”的结论后，于桑、刘复之都被放出来了，官复原职。综上所述，李震的死因由“他杀”变“自杀”的关键，是在毛的指示作出后。为什么毛不发话从周恩来到破案组都说李震是“他杀”的？为什么毛一发话从周恩来到破案组都说李震是“自杀”的？李震之死，与毛有什么关系？李震之死具体与毛有什么关系，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很少，这个黑幕还有待进一步揭开。 ---“由李克强之死想到前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作者: 王友群

2小时前

第一次听到陈惠敏这个名字，是在1999年。一天老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见陈惠敏。“她是毛泽东的情人。” 当然也有担心。我在电话里问老朋友：“你怎么就能确定她曾经是毛泽东的情人？” 老朋友的口气听上去毋庸置疑。“八十年代中期陈惠敏就因为公开对人谈这件事，而被秘密关押过。她早就拥有香港身份， 1997年香港回归，她担心被中共抓走，便以毛的情人作为理由，向港英政府申请了政治避难。”老朋友愈发言之凿凿。“英国情报机构做了调查，确认了她讲的是事实，要不，不会批准她的避难申请。” “你的意思是，她从香港过来，已在英国定居。” “带着她的儿子，就住在伦敦。” 几天后，我们和陈惠敏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地点：请她在一家叫作“蓝色大象”的泰国餐馆吃饭、聊天。陈1948年出生，这一年正好50岁出头。一米六八的高挑个，着一身色彩鲜亮的套裙。一头浓密的黑发，好像刚从美发厅走出来，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她的眉目秀丽，皮肤白皙，体态虽已发福，风韵犹存，仍不难想象出她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做舞蹈演员时的修长身材。据李志绥说，“修长身材”的外形最讨毛泽东的欢心。交谈不久，我就感觉到陈惠敏是一个性格外向，性情泼辣，脾气倔强，说话直率的人。她的面部表情始终透着一种自信，仿佛在说：什么世面我没见过！她的举止动作处处显示：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陈的另一个特点是话多。一上来她就大谈在香港时曾干过的一番事业：军火生意、房地产生意。她似乎挣了些钱，据称在香港拥有的房产不止一处。话题一转到毛泽东，她立刻谈起八十年代从香港回大陆时被秘密关押的经过：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她对不少人，不管是不是朋友，都提到过她与毛泽东的那些事。一次回北京，陈惠敏被国安秘密绑架，单独关在市郊，说她“出卖国家机密”，讯问中挨打受骂。后来寻得一个机会，她托人传信给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才得以脱身。大约看到了我眼里流露的疑惑，陈惠敏解释了两人的关系。“杨得志是我父亲的战友，1976年我离开毛泽东后，曾跟他有一段来往。”我掐指一算，杨得志比陈大差不多四十岁。“杨得志很爱我，想离婚娶我，我没答应。”从陈惠敏的暧昧语气中，我能感受到她与杨的关系曾经非同一般。 “你为什么要拒绝杨得志？”我寻根究底似的问。陈惠敏嘴角挂起了一丝近似无奈的微笑：“自从毛泽东称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后，我就很难再看上其他男人。” 我多少有点吃惊。“当毛泽东把你看作女儿时，你不觉得是乱伦吗？”我急切地问，想知道答案。 “我也这样问过毛泽东，他大笑，不说话。”陈惠敏沉默了一下，表情若有所思。“说实话，我和他在一起时，还真有着类似的感觉。毛泽东看上去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慈父。当我望着他，特别是他牵起我的手时，我会有一种女儿依偎父亲的冲动。一旦我搂着他脱光的身体，抚摸着他的大肚皮时，又回到了做男女情人的心态。”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

2小时前

1961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1天前

毛赞成“共产共妻” “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象，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她说，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事，他很烦，说：不要理那些屁事，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陈露文（陈惠敏）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作者: 金钟图：中南海一组，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排右三陈惠敏，右二张玉凤

1天前

毛统治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其后，我们看到，至少刘少奇经过六一年亲自去湖南调查已完全了解真相并有了沉重的自省。六二年刘向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自此与毛种下心结。毛为信阳事件定性后，却从未回头，而且沿着阶级斗争思路越走越远，从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党内走资派，至死没有对这条极端的阶级路线有丝毫反省与改变。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一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信阳事件的全过程非常强烈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质。那是一个一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唐人杜牧写了《阿房宫赋》，今天读来，仍为中国二千多年后还在现代秦始皇的阴影下讨生活而叹息。“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三十年来，外资滚滚流入中国。斗转星移，今非昔比。然而，信阳治国模式的遗产，对中共是否还有利用价值？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作者:金钟

1天前

毛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峻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毛泽东的杀人嗜好” 作者: 金钟

1天前

王友群：为何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中共官方称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宋美龄对她的评价却是：“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为什么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因为宋庆龄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但她没有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与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苏共、中共搞到一起，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中华民国。。。。。。。鉴于宋庆龄在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后，一度给了宋庆龄不少政治待遇，诸如：让她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但是，中共建政后，完全违背了它当初许下的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发动了一场接一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在文革的“掘祖坟运动”中，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毁坏了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还把墓中的骸骨挖出来“暴尸”。据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秘书的何方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反感。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三次产生过厌世思想。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 毛的意思很清楚，你看不惯就滚蛋！图：1961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在上海淮海路宋庆龄故居接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1天前

毛泽东为什么放任红卫兵在“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原因有三：第一，毛崇尚暴力。毛当政以来一直以杀人制造恐惧感，以杀人立威，让人怕他。第二，毛发动文革在高层有阻力。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对象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却混然不知。毛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刘、邓主持讨论通过的。文革初期，刘、邓以为毛又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他们仍按照反右派运动的经验领导文革。他们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对大、中学生造反有不少限制，令毛非常反感。毛要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狂热、愚忠，为他最终打倒刘、邓杀出一条路来。第三，毛时刻忧惧自己在北京的安全。他早就想把那些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人赶出北京。他放任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杀人，正好帮他做成这件事。据中共官方不完整的统计，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85,196人被赶出北京。 ---“1966年“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作者: 王友群

1天前

谁是九尾狐狸精 1948年，中华民国面临被共产国际颠覆的紧要关头。阎锡山于这年元月在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发表讲话。从阎锡山的讲话中可以获知，“共匪在全国利用上小孩散病菌、下毒药、造谣、放火、破坏铁路”，而被中共伪装成英雄的刘胡兰就是一个佐证。在中共宣扬的英雄事迹里，刘胡兰10岁时就为中共通风报信，13岁“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政治童工刘胡兰》一文的作者刘大生写道，“让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在党旗下宣誓作暴力革命的先锋队、愿意为党牺牲一切，是对小姑娘的精神奸污，是犯罪行为”。可中共居然派13岁的小女孩“打土豪分田地”，处死村长，犯下谋财害命的罪行。阎锡山派兵赶去恢复秩序，共匪逃跑，14岁3个月的刘胡兰被当成替罪羊处死。刘胡兰惨死一年后，阎锡山在上述讲话中告诫大家，“今日共匪以恐怖迷惑收买残杀作他造反的工具。唉呀！真是民族之极大危机，也是人类无比的厄运！”他谆谆教诲道，“学生的脑中犹如一张白纸，教员教什么，就染成什么。希望你们明辨是非，正确认识教育学生，并且村中之国民教员不只是学生的教员，而且是村民的导师”，他希望教员“一定尽去了干部的贪污，军队的扰民与人民的通匪”；努力让学生和村民“自清自卫自治”，“划清国家与国家的敌人，铲除了国家的敌人，使村民得到了安生”。阎锡山认为“人生是以表现正义人道为目的”，“为国家为社会之努力，就是自己人生结果的收获”。阎锡山指出儒家与中共的区别为：“儒家勉人作圣贤，不是强人作圣贤。圣贤是超于常人的，勉人作圣贤人能更好，人不能也可以任之作常人。共匪今天是强人作圣贤，要强人作圣贤能的很好，不能的就要杀，这是超常人意识的错误”。他还制定了十二个至今有效的口号，其中之一为，“我们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我们是国家，共匪是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共匪是国家的敌人”。换言之，民国政府在努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中共从一开始就在用不同的方式残害生命，剥夺财产。阎锡山因为想捍卫民族独立而饱尝薄一波们的苦头后，在上述讲话中总结道，“抗战期间，国家把八路军归我指挥，就是把共产党的党政军的人才，拔茅连茹的来到二战区，我不能不为国家表现国家的态度，与合作的真诚。我虽对他们表了十分的好，他们却不惜对我报了十二分的坏。我说共产党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精，是蛇蝎，是豺狼。我这不是一点彰人之恶的心理，纯乎是为世界人类呐喊的心理。并且我说，共产党的害人毒人，并不是他们的生性，是完成他们的主义必经的途径。”在全世界有上亿人被各国共产党杀害后的今天，不得不佩服阎锡山那时就称其为“人类的刽子手”实乃先知先觉。 ---“阎锡山与九尾狐狸精” 作者: 徐沛

1天前

北京市财贸战线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向人民公社社员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1968年

1天前

16所教会大学的厄运民国时，中国曾拥有一流的16所教会大学，其中13所是基督新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还有3所天主教教会大学为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这16所教会大学遍布北京、济南、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武汉、福州、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阵容强大。这16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20世纪30年代，16所被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会大学招收了占全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0%到15%的学生。”也就是说在近百年前，这16所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大学生。他们中还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许多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然而中共建政后，这16所教会大学却迎来了厄运，被当成文化思想、教育领域的“西方势力”和“帝国主义侵华工具”遭到清算，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全部被分拆被合并被撤销。首先到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 “被告别”的并不只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是所有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不仅就此离开了他们的舞台，而且被作为“肃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教育侵略”的“活靶子”，被大加批判，进而彻底“批倒”、“批臭”。当回到美国的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中风倒在医院治疗时，他的接班人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写作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燕大校政的历史”，但即使这样对老校长“反戈一击”的揭露都被主管当局视为“轻描淡写”，作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之首”的燕京大学与陆志韦校长，随后就被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进行“思想改造”的示范典型，迅速被推入暴风骤雨的改造中心，由此拉开对“旧社会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一幕，以昭告天下，以推动其他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1月，陆志韦被罗织有“五大罪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遭到“彻底地”、“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其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昔日的同事、教授、学生与员工，在有关组织安排下都化身为控诉的斗士，批判的最高潮是陆志韦信赖的三个人——燕大国文系主任高明凯（陆志韦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燕大英语系副教授吴兴华（陆志韦最为欣赏的人才）、燕大生物系学生陆瑶华（陆志韦的女儿）登台控诉。一幕荒诞而在中国特殊的时代特别熟悉的场景登场了，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义愤填膺”地在台上控诉到：“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在众叛亲离的批判风暴中，陆志韦不仅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反而写了一份坦白书，向组织和群众坦白自己的“罪证”：“对美帝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没有认识全貌……一切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 陆志韦被彻底“击垮”了，陪同他一起被批判的燕京大学知名教授张东荪（燕大哲学系教授）与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院长）也彻底被“击垮”了。这一幕仿佛是10多年后文革的预演，直到那些批判他们的人们也被批判被“击垮”，没有人能从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紧随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登场。此时，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教育”和“改造”的在“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残余”的“原罪”中瑟瑟发抖，默不作声，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制任何院系的调整了。这场学习苏联经验的所谓大学“院系调整”运动，主要是加强工科，压缩文科，理科（纯自然科学）服从工科的需要，就在1952年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就是在这样的“院系调整”中，民国16所基督教大学整体被分拆，被合并，从此消失于中国现代史，被遮蔽，被遗忘。 ---整理：袁斌

1天前

吴在书中澄清“诬陷贺龙与罗瑞卿”问题时指出，贺罗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许多案子都是经毛周亲批、圈阅、定案的。他认为，刘邓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受迫害，“毛泽东周恩来应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此话并非推论，而是知情之言，因为中央那些可致人于死地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与成员，全由军委办事组从部队选派，而吴是军委办事组主要领导人，了若指掌。如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之罪，是在会议前夕，专案组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一份材料，仓促定案的；而彭德怀的定案，也是“应该由毛泽东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现在却成了黄永胜的“反革命罪行”。吴法宪对毛整陈伯达也非常反感。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与陈“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吴说，他与陈伯达相识多年，知道他为人胆小，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文人”。在毛身边三十多年，帮毛拟了不少重要文件、讲话，怎么有了不同意见，就竟然说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指毛“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这样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法宪说，其实，陈在中央像个小媳妇，康生、江青可以随便骂他，林彪这边的几个军头比较尊重他，他便同他们靠近，毛对此很不高兴。这是毛打陈，“分而治之”的原因。 ---"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金钟·

1天前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那种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1天前

我所知道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1天前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１９６９年８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１９７０年２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何　蜀·

1天前

1970年，云南中甸，新联大队少年阅读《毛主席语录》

1天前

1970年，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知识青年在与农民话家常

1天前

1967年，北京东长安街举行“纪念秋收起义四十周年”的宣传活动

1天前

“武汉，挺住”：日本街头标语传递对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支持来源：新华社 | 2020年2月12日 "Wuhan, Jiayou": Signboards in Japan convey support to China in fighting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Source: Xinhua| 2020-02-12

1天前

1972年2月23日，在北京，解放军士兵。 Nixon In China. Uniformed Soldiers Of The People'S Army Attending A Sports Exhibition Attended By President Nixon In Beijing. Feb. 23 1972.

2天前

联络员毛远新有资料显示，自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先后17次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毛远新在场的次数在九次之上，和李讷的次数是一样多的。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传很久的所谓的《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之外，在已经公开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历史意义》中披露：毛泽东在1970 年前后就开始委派毛远新作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观察员 ”，而此后陈锡联、曾绍山因为紧跟毛远新获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实。其中，陈锡联公开称颂毛远新在辽宁的所谓的革命工作不啻于领导一场新的“辽沈战役”. 毛泽东曾经亲自问过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想负责，负起革命的大责任。”如果，同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泽东很有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首肯毛远新的回答。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远新为了取悦毛泽东，经常请人写出来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和列宁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诵之后，在毛泽东的读书时间中通过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久而久之，毛泽东竟然得出结论说：“ 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还是强的多的。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又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１９７５年９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讷正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三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６８０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２１４５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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