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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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前

马云在爱泼斯坦文件里的照片 Grok:这张照片（代码EFTA01612005）出自美国司法部最近发布的爱泼斯坦文件，显示马云与一位面部被遮挡的女性合影。但文件仅提及马云一次（2013年邮件），无其他直接关联。

11小时前

经历过毛文革的中国裔美国人Xi Van Fleet，通过与Epoch Times的访谈，介绍了自己的新书《Made in America》，焦点是美国如何通过历史误判帮助中共生存并成为其最大威胁。关键论点：从1911年革命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多次干预（如二战期间支持中共、对日作战）无意中拯救了中共免于崩溃，并助其通过邓小平改革积累财富和影响力。揭示惊人事实：中共统治下造成8000万人死亡，美国援助曾多次逆转其灭顶危机，但中共视盟友为潜在敌人。

13小时前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饿。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3小时前

1951年地主的《外出证明书》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就开始了，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对他们的种种限制也开始实施。这个《外出证明书》是浙江省鄞县邱隘区福明乡松下村给地主分子李夏美开具的，外出理由是“买卖东西”，期限是三天，上面留有李夏美的右食指指印，有负责人村长、农会主任的的签名，并盖有鄞县福明乡人民政府印章。来客要报告，外出要请假，是四类分子们生活的常态，外出要有一张允许外出的证明书即是一个例证。 ---孙陇：天牢中的囚徒：四类分子

14小时前

凄婉而野蛮的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羅點點未說明這位將軍是誰，但轉載者註明是陳錫聯。楊大哥很可能是中辦主任楊尚昆的兒子楊紹京或楊紹明。 ---羅瑞卿女兒披露中共軍中陳錫聯姦污侄女作者：烏蘇里）

14小时前

陈再道的检查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犯了罪的陈再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图：陈再道上将

14小时前

陈再道（1967年7月20日事件后）的检讨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哪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哪里房子好，走到哪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自己个人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哪里有地毯，自己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正主义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不准干的么！我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长得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镜子，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喝、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时时刻刻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 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命令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了。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哪里去，毛主席的书是带着，带着也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放牛的，过去看见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15小时前

56年前毛泽东为何紧急飞离武汉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坐飞机，是在1967年7月21日。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在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的陪同下，乘专机匆匆离开武汉，飞抵上海。 1967年7月21日凌晨两点左右，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毛泽东，避开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动、有可能失控的军人、工人、学生等，从后门逃出东湖宾馆，紧急转移到武汉王家墩机场。毛原计划亲自坐阵武汉，就地解决武汉文革中的问题。毛还计划再到长江游一次泳。为此，毛于1967年7月14日秘密抵达武汉。但是，就在毛以绝对的自信在武汉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却遭遇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难堪、最危急的时刻，以致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把毛营救出来。 1967年7月20日武汉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当天深夜，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许多官兵，带着武器，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罗得胜、夏菊花等，指挥这些人包围了东湖宾馆的“百花二号”楼，并冲进楼内，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眼皮底下，把毛泽东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抓走了。王力被塞进一辆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受到严厉的质问，猛烈的批斗，暴怒的殴打。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距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不远。当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狮”大闹东湖宾馆时，毛的安全自然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消息传到北京后，刚从武汉回到北京仅两天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心急如焚。在京的中央领导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8341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毛的夫人江青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毛的秘书戚本禹起草一封给毛的密信，劝毛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派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周恩来赶到武汉后，力劝毛赶紧离开武汉。毛却不想离开东湖宾馆，因为他正与一个性感的陈姓美女厮混。但是，架不住周恩来等一众高官的反复劝说，也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最后，毛听从了周的劝说，带着陈姓美女，在苍茫夜色中，匆匆离开东湖宾馆。 ---作者: 王友群

15小时前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大搞疲劳战术，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廿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干活”。这一次，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过年不准说“恭喜发财”，要说“祝您今年见到毛主席”之类，一过十几年。春节期间“ 抓革命、促生产”是全国性的行动。不少地方还要求大家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班加点干革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修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当时，有的农家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对联。并且实行“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号召大家忆苦思甜。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的苦，每逢年关将至一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就弄来野菜、树皮、草根再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让全体员工品尝。大年三十晚上广播里就会播放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把人们一下子带进了万恶的旧社会。十年间，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们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们也可以向父母“开炮”，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毛泽东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时钟敲响12点，“爸爸同志和妈妈同志，春节好！”子女们会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初一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高举“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像，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其他语录歌，最后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语言不见了，代之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之类的政治语言。邻居们之间拜年鞠躬拱手的老礼不见了，“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没有了，见面只是握握手和道声“过年好！”或“春节好！”的话语，“祝你今年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新的成绩！”也是拜年的常用语。在农村，正月里的社戏、娱乐活动也都革了命，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如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样板戏，高跷上的才子佳人、英雄好汉变成了革命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阿庆嫂、新四军等，一位老奶奶给城里的孙女写信如此描绘农村里的革命化春节：“今年公社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往年更加欢乐，更有意义！家家都不请客送礼，除夕那天，全公社大小，都拥进小学礼堂，参加你堂哥兴原的新式婚礼。新郎新娘先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个礼，接着党支部书记达明叔讲话，表扬他们破旧俗、立新风，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带头晚婚(男的28岁、女的25岁才结婚)，听党的话，不愧为贫下中农本色，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大家说说笑笑、拍拍手，吃喜糖，怪有意思的。我看新式结婚就是好，既热闹，又省钱！除夕晚上，锣鼓喧天，俱乐部的业余剧团，为大家演出革命现代样板戏。大年初一，报喜队到军属家拜年贺喜。春节不放假，不能与亲人在一起，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难免感觉特别苦涩。在农村，要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即便溜回城市，街上也是冷冷清清，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收音机里只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一位父亲被关入“牛棚”的知青如此写道：六七十年代的春节，有多少个家庭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中度过的。在思念父母亲人时，则默默背诵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面对有“问题”的父母，则要自觉地斗私批修，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不去想念他们。孤独和寂寞，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缺少欢乐，没有祥和，很多古老的节日，名存实亡。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但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来信的读者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农民，信中朴实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化、战斗化春节”的疲倦：到了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文革时如何过春节：初一全家向毛主席像请安

1天前

澳大利亚ABC纪录片《无情追捕》的中文删节版，焦点是一個投奔自由的前中共國家安全人員曝光中共海外诱捕异议人士的操作手法，包括伪装身份和暴力威胁。

1天前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天前

“百日无孩” 1991年，山东聊城地区的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和莘县县委书记白志刚，为了降低当年人口出生率，下令自5月1日到8月10日，本地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一个都不许生，全部强制堕胎。这三个月中，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她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怀了几个月，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抓起来强制流产。冠县冠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来流产、引产的人。本县医院实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很多足月大的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就活活被掐死或按入水中溺亡。冠县当时挖了大坑埋这些可怜的孩子，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还未享受一天的人间快乐，就被丢弃在了阴森森的坑里…… 据当地一位乡干部回忆：为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们乡里是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有人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生出来就掐死！” 我让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都一律穿上了警服，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每人每天10元工资。当年我们乡长书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在政治待遇上，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党，优先提拔为乡干部。我“创造性”的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理论”，不管什么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能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就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一般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不执行啊！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甚至有叫亲家母打女儿公爹脸的事。在运动中，乡镇马路上，总有很多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牌子。因为正好是玉米秸长起来的季节，有的孕妇被四处抓的无处可躲，躲到玉米地里去把孩子生了下来，住在窝棚里，不敢出来，才幸免于难！资料记载，“百日无孩”运动100天内，数万婴儿被杀，尸体填满十米深井，野狗叼着婴尸在街上到处跑。 ---“百日无孩”运动作者: 袁斌

1天前

一直以来，国人对于徐志摩的评价或欣赏，大体都注重于他的诗歌和婚恋。至于他的另一面，他对于时事、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却很久以来都被忽视。然而其实，徐志摩深刻的政治见解、犀利的判断目光，要远超许多同代人的短浅。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通讯《欧游漫录》，却已经看出了苏联背面的真相。当年，徐志摩从满洲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的墓园。途经西伯利亚时，徐志摩沿途所见，发现“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在赤塔车站，“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着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一个令他震惊的信息——十月革命之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籍几乎绝迹了。布尔什维克查禁这些书籍的理由，是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莫斯科，徐志摩发现，“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看不见了，顶多顶热闹的是吃食店，这大概也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丝袜也卖到十五二十元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里吃了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此外类推”。“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 后来，徐志摩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家，“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看见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部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斜对面另有一张床，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但你在屋里转身，想不碰到东西不撞人已经不易了”。徐志摩也写到了列宁：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中，徐志摩写到他去红场拜谒列宁墓，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旁边还有同样血红的镰刀和锤子。令人感觉，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都是血色。这情景让他感觉非常恐怖。他说：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过这血海，才能登那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怀有这样的认识时，是在1926年，当时他年轻得才仅仅29岁。 ---徐志摩的另一面作者: 徐尔新图：1920 年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

1天前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 30 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 4 时 28 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 3 时 30 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 ( 即午夜 12 时 ) ，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1天前

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 “ 背火背篼 ”( 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 ) 、“抱火柱头 ”( 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 ) 、吊木脑壳 (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 “ 烧飞机洞 ”( 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 )“ 点天灯 ”( 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 ) 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酷刑。土改中的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1950 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转自《历史麻辣烫》

1天前

1.1966年「破四舊」運動中，哈爾濱擁有百年歷史的東正教「聖尼古拉教堂」在消防車及捲場機的運作中轟然倒地。攝影：李振盛 2.教堂被毁前，红卫兵们纷纷爬上圣尼古拉教堂的高处高呼口号，发表革命演讲。 3.1966年8月23日深夜，哈尔滨异域文化象征，圣尼古拉大教堂被红卫兵摧毁倒地。

1天前

1930年代的隆福寺庙会

1天前

1.黎智英2014年9月28日出席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举行的一场集会。（法新社档案照） 2.2019年黎智英在香港。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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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8日，张景惠代表满洲国“答礼使节团”访问“汪政府”，图为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南京接见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

1天前

倪匡在大陆曾是一名公安干警，因得罪了领导，被打成反革命，面临死刑。57年他从内蒙呼盟历经半年，偷渡到香港，，，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蒙古族朋友，有天悄悄跑来告诉倪匡：“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你。”倪匡不以为然，说：“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 ”那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不那么简单，会很麻烦。一旦成立特别法庭，那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慌忙问：“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此时，倪匡苦苦追寻的乌托邦梦想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听从朋友的忠告，连夜骑马往北方逃去。原本想逃到外蒙古避难，结果那匹马把他驼到了火车站。他来不及细想了，和那匹老马道别后，跳上一列载货的火车。货车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就这样瞎摸乱闯，他来到了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候车室墙上的一幅辽宁省地图，让他想起了在鞍钢当工程师的哥哥。他就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被赶下火车，就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再上。一路往南。他终于来到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在哥哥倪亦方家也不便久留，他从大连坐船回到上海，躲到了舅公家里。上海的亲戚听说他回来了都很害怕，一个叛逃的公安人员，一旦被捕，而亲友又没举报，那个个都犯有包庇、窝藏罪。他倪匡必定会株连九族。这会儿，倪匡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他在大陆没有立锥之地了。要想活命必须逃离，他决定逃港。父母带着弟妹于1951年已移居香港，而那时他正沉浸在“乌托邦理想”的梦幻里。焦躁不安中，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际就是“偷渡”。倪匡找到那家蛇头，谈妥偷渡到香港的价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钱，亲友都巴不他这个大麻烦赶快离开，所以钱很快凑足了。倪匡知道前面的路生死未卜，生死各半，但至少有一半能活下来的机会。他接到启程通知，听从安排坐火车去了广州，三天后偷渡去了澳门。在澳门逗留了几天后，他与十几人被塞进运菜的一艘货轮的底层暗舱里，驶去香港。他们堆挤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到了公海没人巡逻时，才能上甲板透透气。终于，他们在香港九龙一个码头偷偷上了岸。他偷渡到了香港。倪匡记得很清楚，1957年7月的一个雨天，他被带去政府机构办身份证，填表、拍照片，他成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公民。他逃港成功了，那时，他22岁。 ---走投无路偷渡倪匡逃港后成“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作者：李清

2天前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 1950 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 ( 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 90 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 ) 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 . 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 . 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 . 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图：高玉宝画出了别具一格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作过这样的解释：“画了8个字，8个字是什么呢？我从心眼里要入党。第一个字‘我’，我会写，第二个‘从’字不会写画个大虫子，‘心’字不会写画了人心，‘眼’字不会写画了个眼睛，‘里’字不会写画吃的那个梨，‘要’字写了个咬。我们家乡人不叫入党，叫鱼党（地方音），见面以后问你鱼党了没有，是这个音，我就画了条鱼。最后是个大树，树上画了一口钟，钟敲起来‘当当当’的声音，不就是‘党’字吗？我是这样想的，这样画的。”

2天前

康生土改中总结的经验 1947年2月康生与陈伯达又被委派到晋绥地区帮助土改工作。康生蹲点的蔡家崖郝家坡村，已经进行过土改，地主人均土地为近8亩，而贫雇农土地也已经达到近6亩，全村无地户几乎没有了，土地已经几乎平均了。但康生认为这样不行，因为这种土地的转移太和平，他认为，对于地主“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打垮，而且要从政治上打垮他”。他要求重新划分阶级，并对地主挖底财，而最重要的，是要让农民跟地主撕破脸。为了煽动农民跟地主撕破脸，康生在郝家坡参加完第一次批斗会后，就批评该村对地主太客气了，革命的不彻底。经过连夜对骨干分子进行教育和布置。第二天再开批斗会时，骨干分子就强行把地主们赶到太阳晒不到的角落里。诉苦开始后，农民刘成保说曾遭地主刘荣昌诬陷，还让他磕头，今天他也要让刘荣昌给自己磕头。几个年轻人便连吼带叫把刘荣昌拽到主席台前，强迫他跪在摔碎的瓦渣上给刘成保磕头。旺保娘诉说因刘荣昌告密，当年旺保爹被作为红军探子遭枪杀，人们开始大喊：“让他偿命！”“打狗日的！剥了他的皮！……”一时间，农民们打刘耳光的，用鞋子抽刘嘴巴的，舀来大粪浇到刘头上的，纷纷闹了起来。妇女们也剥下地主婆身上的衣服，给穿烂衣服的人换上。一时间，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地主”。就这样，在中共的煽动之下，农民和地主彻底撕破脸了。而康生准备操作的重划阶级成分就是无中生有再树阶级敌人的过程。其实之前在附近的后木栏杆村已经有了先例，该村也是因土地早已平分，找不出地主，工作队就创造出一个重划成分的办法，就是查三代、查祖坟。结果出身贫穷的村长兼党支书张守万家的祖坟里被发现有三块石碑，就被认定他祖上是地主，撤职、撤党籍之外，还拉出来批斗，就这样该村重划出了4户地主、4户破产地主和4户富农。而被定成恶霸的张守贤、张守进兄弟俩，在批斗会后被当场杀死示众，全家扫地出门。晋绥分局对此做法进行了肯定，也作为经验向康生进行了介绍。康生还一直强调要挖地主的底财，用分地主隐藏财产的方式再次鼓动农民斗地主。他说：“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的，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地主自杀我们是不怕的”。康生在郝家坡的撕破脸、重划阶级和挖底财的土改经验对整个晋绥地区乃至整个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晋绥地区也成为此次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最为严重的地区。 ---张菁：鲜为人知的中共暴力杀人运动——1947年土改

2天前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 “ 请不要再讲了！ ” 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 ---1950 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转自《历史麻辣烫》

2天前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作者：谭合成

2天前

从文革时的一张抄家清单说起 “抄家”是什么意思？用白话说就是，一群与你有关系或没关系的人到你们家把你家的东西随意的搬走，任何东西。抄家发生在什么时候？如上图所说，高潮在文革中1966年的8、9月。都抄了什么？这里列出三类：武器、证件、非不动产类财产。从所列的物品可以看出，文革抄家的目的就是冲着财产去的。问题是谁在抢？是土匪打劫还是皇上收税？回答这个问题，用美国话说，it is complicated，稍有曲折。首先，关于文革抄家，没发现有太祖爷亲自签的“你们去李家搜财宝”的条子也没有红头的“中央文件”，起码老汉这个谷歌级别的文革“爱好者”没见到过。至于“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啥秘密指示，那得等咱党哪天没有了被镇压的顾忌，从地下党状态中走出来把档案馆打开之后再说。不过，在1966年8月22日，咱党中央指令公安部发了个“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群众运动的规定”。没说鼓励犯抢，但是说犯抢警察不许管。所以文革的抄家抢案是有特色的土匪打劫，皇上说不犯法的土匪打劫。于是1966年8月下旬，某天早晨，全国许多城市的家庭，包括上海这8万多家，门被敲开，这一幕就出现了：抄家的队伍没有警察领着，没有法院许可，说抄就抄？能不能不开门？开玩笑，这是“红太阳”的队伍，太祖才在天安门上接见过。如小报上所说，“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四旧……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的红卫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那个家门是守不住的。被抄家的有没有去派出所报警的？有。可有上面的那个“严禁出动”，报警当然是瞎耽误工夫。于是咱国历史上一次最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就全面展开。这个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对咱国的社会馒头（social mentality）留痕极深。咱党早期，以“革命的名义”，也打过劫，就是那个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那次打劫，也是全民性犯抢。不过，犯抢的范围主要在农村，没进大城市。而且，咱党当时是“匪党”，犯抢没有被当时的合法政府认可，并不名正言顺。犯抢行为虽然后来在政治上被“合法化”了，并被文艺作品比如“红色娘子军”所美化，但犯抢在发生时是“非法”的。文革抄家就不同了，发生的当刻就是去比较滋润的邻居家“合法”的犯抢。想想当时打劫的那个爽劲儿：“你丫牛掰，你丫平时得瑟，你丫穿皮鞋上下班，老子今天就是要把你与老子拉平。不对，把你丫踩在脚底下，都给你丫拿走。就是老子的生活不会提高，你丫也别想活的滋润了。”爽的如此痛快淋漓，还是既合法又代表“正义”的行为。这种“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暴力民粹，就是太祖也不敢玩太大，毕竟，走到头，把中南海也均分了会影响太祖的饮食起居。起自1966年8月下旬的抄家到9月初嘎然而止。后来，有个类似“摘帽右派”的了断，就是文革后期的“发还查抄物资”的过程。没说前面抄家抄错了，没有任何人为抄家负过责（后来邓大人抓的“打砸抢分子”的“抢”，说的不是抄家的事儿）。抄的没错，发还的“仁慈”。 “发还”也有猫腻。黄金一律不还，作价。古玩玉器上档次的也不还，作价。什么价？咱党说了算。抄家始于土匪打劫终于皇上收税。至于各家被抄与“发还”间的财产逆差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了（应该不会有出顺差的），估计没有敢和皇上较真的。活过来就不错了，*_*。太祖拿到了实惠，暴民拿到了短暂的快感。抄家其实也是文革的缩影。 ---来源: 文革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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