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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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时前

胡平：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16小时前

《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作者认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毛主义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难以继续后，在东南亚找到的替身和传人。文革把中国引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和道德瓦解的深渊，而在柬埔寨，它把这个民族驱入了更残酷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境地。作者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红色高棉最高层领导人中，最能代表毛主义影响、和中国关系最密切、企图把柬埔寨作为继中国文革之后又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巨大实验场的，不是波尔布特和其他人，而是英萨利。作者对英萨利和中共的关系以及他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回到金边的时机和作用作了分析，在我看来这是对文革究竟是如何影响红色高棉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程映虹：红色高棉是毛主义的产物——推荐《毛泽东主义的兴亡》

16小时前

“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中国首任女副总理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作者：黄滢

16小时前

雅量 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图：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

16小时前

提到“文革”，荒唐的事情很多，奇事很多：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 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这些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时代的荒唐悲剧场景。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

17小时前

强奸母牛反革命案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咸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尤其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是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17小时前

阅读《大字报》的人们

17小时前

1.1966年6月，清华附中学生批斗副教导主任冯玉中。部分同学还戴着红领巾 2.清华大学"黑帮"在劳动 3.清华大学土建系领导被批斗 4.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

1天前

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否定，自毛“混进党内”不久就开始了，从江西红军开始，无数对中国革命怀有理想的共产党人都对毛头痛不已，他们的善意徒然为毛的流氓无赖助长了气焰。这个为主义而夺权的革命党终于演变成了为夺权而主义的乱党，最终，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的劣胜优汰使得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邪教、黑社会集团、极权政治势力。经过延安整风、三大战役、三反五反、庐山会议，毛一步步地获得了王权、君权、皇权、神权。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的小组会议里，朱德的秘书勇敢地揭发：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中共为国庆节公布宣传口号，报到毛那里，毛亲笔在最后加上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邓小平时代的胡乔木披露说，他曾经为一事给毛打电话，毛在电话的一端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我是毛主席。”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权威的档案文献证实，毛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大师或军事天才，因为他的私欲，朝鲜战争不仅多打了两年半，而且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余世存：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

1天前

问：所以你认为林死后毛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首先就是提防周？赵越胜：对，我确实这样看，这从批周会议可以看出。周不是主管外交吗？毛就在外交上找周的毛病。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登了一篇文章，谈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 ”，毛却借题发挥，说是“放屁一通”，又气哼哼地说“凡是这类屁文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又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骂得周灰头土脸，忙写检讨。又因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没有及时向毛汇报，而被认为“接受了核保护伞”。毛指示召开批周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已经讲过。今天那我们再讲点细节。江青上来就说这是林彪以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许世友这种武夫甚至跳到椅子上骂周“要搞修正主义”。王海蓉还特地点出毛讲话中提到“贼船”就是指周。周只能流着泪检讨再检讨。会上周单独坐在一边，与会者围坐在他对面，就是个批斗会的架势。据记载，周因手抖，请乔冠华帮忙纪录，竟被唐闻生喝止。每次批斗完，周都面色灰白，走路不稳。你说毛把周整到这份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接班”的想法。把周整得半死不活之后，一次会见外宾，沙发不够坐，周恩来竟然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出沙发给王海蓉这些小翻译坐。毛看见了，指着王海蓉、唐闻生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呀，让这些娘们整成这个样子”。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毛的品性中的虐待狂的倾向。 ---赵越胜：毛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文革五十周年

1天前

陆文：润之对异己的狠在我记忆中，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当的利益，他们杀自己人有三次，一次罗绮园杨匏安案，陈绍禹借战友之手将他们出卖，另一次向忠发案，还有一次柔石五烈士案，不过都是借杀刀人，手法都是派人向有关部门告密，尽管后两次没有证据，不过正付心中有数，就像仲共并没有与日寇订立什么协议，但提供情报、领取经费、不破坏津浦铁路线是明摆的事，潘汉年甚至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安置在日方的老巢中。润之在铲除异己的历程中，有时也采用此方法。比如除掉杨开慧，借何键之手；消灭西路军，通过甘肃马家军；剪除项英，则麻烦蒋中正。润之兄的软肋，没有能力招兵买马，每到一地都是反客为主、玩弄权术，抢夺土匪或同志的武装，这就跟人家发生了冲突。他的手法，在人家的部队与地方政权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没有委任就自封为王，自命主席、书记、政委、总指挥，若有不服，则诬对方为AB团、富农路线、机会主义、混进当内的反革命。对付异己，他都动嘴不动手，所有脏活通过暗示、吩咐或所谓决议，请人代劳。始终不亲自开枪，也不亲自挖坑。消灭在危难之中接纳他的井冈山土匪王佐、袁文才，以及不听命于他的江西党政军的领导，还有井冈山的一部份红军，他都是这么干的。肃清所谓的江西AB团，他派了顶级杀手，叫李韶九的。此人先用酷刑逼供，迫使受害人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牵连更多润之兄欲致其死地的人。酷刑如下：地雷公（用竹签钉指甲）、用香火烧、小刀割乳、烧阴户、颈骨穿铁丝、坐飞机、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烧红枪通条捅肛门、洋钉将手钉于桌上、铆钉钉膝盖、剖腹剜心，以上有些酷刑，我才疏学浅也不知如何操作。还有一种创新的刑法，叫山人弹琴：“用铁丝穿过睾丸，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再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有一个叫刘敌的，对此恶行不滿而反抗，结果把他跟一些伸张正义的红军战士一起干了。润之兄还拖人下水，叫朱德签名，令他认可处决刘敌的合法。一系列的清洗，以李文林为首的，还有一个叫李明瑞的，红军将士死亡人数达数万人。长征途中，润之兄为了避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神经病似的四渡赤水，红军不仅精疲力尽，且死伤惨重，抛下的伤病员任其在深山老林中自生自灭。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运输通道，其实也是润之兄借刀杀人，令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组成所谓的西路军，忍受饥饿疲惫，在漫漫的戈壁滩中跋涉，行军路线还由润之决定，结果被猴耍，被马步芳部绞杀，男的死于非命，还有一千多人被活埋，女的二千多人被强奸，之后，有的进了妓院，有的成了人家的小老婆。幸存的逃回到苏区又被活理。活埋前，还叫他们挖坑，说埋国民党，然后把他们推进深坑，说“这是高岗的命令，高岗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张国寿被润之逼得没法，出逃延安，润之兄风闻其部下不满，在“讨论应付方法”，担心哗变，又悉数解决，活埋了两百多人。润之兄不仅仇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还仇视项英，他甚至连陕西的刘志丹也不放过，最后也死在他的手里。写到这里，我又查了张戎所写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现润之兄为铲除劲敌，还给王明下毒。一个姓金的医生，不管王明病情，主张拔牙、割痔疮，还要叫他割扁桃腺，就像动了手术有奖金似的。金医生还喂药，也不知啥药，反正王明服了一片，先头晕，第二天又服了两片，继续头晕，并呕吐、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大夫再接再厉，又叫病人服了一片，新病症如下：急性胆囊炎、肝炎，继续肝肿大。金医生见王明生命力顽强，又给他吃了甘汞加小苏打，目的为了让他“汞中毒”，像武大郎那般死去。有个情节值得一提，润之兄写了九篇谩骂王明及其盟友，还有早已归顺的周恩来的文章，还改了又改，胡乔木说：“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平时看了不算，临死前几年，还叫人前后读了共三次。盘查润之兄的发迹史，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地为我所用”，所有人不过是实现其欲望的工具，一旦无利用价值，幸运的自生自灭，倒霉的被他致于死地。比如，他二个优秀的打手：刘士奇、李韶九，被仇家所杀，他若无其事。高岗、刘少奇均是他的心腹，一个被迫自杀，一个死在他的牢里。被润之兄迫害的异己中，在我眼里，最值得同情的有下列十位：杨开慧、贺子珍、李文林、李明瑞、刘志丹、习仲勋、傅连璋、彭德怀、项英和林彪。

1天前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当局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 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胡平：清查“五一六”之谜

1天前

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而来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在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作者: 雷颐

1天前

王杰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光。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1965年11月5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文革”中的“英雄”是怎样塑造出来的？作者: 卢弘

1天前

1958年，河北省怀来县，人民公社社员吃“大锅饭”。张祖道/摄。

2天前

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别看丁玲说这只是“玩笑”，从中却不难窥破毛泽东的心理，他熟悉、向往的是帝王生活，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为“太子尿”填词，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当玩笑来看。戴煌先生追根追到了毛十七岁时的那首《咏蛙》诗。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毛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一旦打下江山，大权在握，从“偏安的小朝廷”成为混一宇内的大朝廷，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就是这样。 ---傅国涌：窑洞皇帝，梦想成真

2天前

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份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千一百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零五十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着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术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排入金沙江，毒水直冲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2天前

肉票说在那个年代猪肉极少，买肉只能到国营副食店里去，肉票只有能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才有配给，而农村人口在一年四季的平日里是没有肉票的，家里养头猪也只能低价交给国家（所谓的统购统销），私自屠宰你可是要犯法的。农民交了猪给国家的副食店，他们会给卖猪人发几斤肉票，这也是农民能得到肉票的唯一途径，而这点肉票农家人只能“台下来”（积攒和珍藏），供万一碰上红白喜事时再相互接济著用。到了春节，政府会给每个农村人口发500克猪肉票，儿童可能更少，而就这点猪肉，一家人是要吃到正月十五过完年的。让养猪、种粮的农民吃肉都要靠票证，这是政府对农民的犯罪！自由自在的自种自销，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生活习惯，而只有中共搞的所谓“统购统销”，才把农民生活搞到了这种恓惶的地步。肉票在困难年代，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才能沾些荤。从1958年起，由于猪肉紧缺供不应求，人们需要凭票定量才能买到猪肉。在肉票中，除了标明重量的普通肉票，杂碎、内脏、脂肪，甚至连骨头都有特定的票据。而对特殊人员还是会给予一定的照顾，比如产妇肉票、病人肉票、肝类病肉票、60岁以上老人肉票、老红军肉票等。在农村，家里有人去世，也可以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逐级开具证明，才可购买3~5斤猪肉。 ---周勍：肉票说

2天前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一句就把毛泽东称为“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给毛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毛泽东的神力所致，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把以前因毛刻意隐瞒的事实揭露出来，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输出革命、大肆颠覆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共取得胜利。据此书介绍，组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主动，而是莫斯科的主意、策划和指导。中共的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莫斯科，因而事事受人支配。毛泽东从“一大”之后每月收到活动经费，而且不断增加，这使他彻底摆脱了贫困生活，过得很舒服。“八一南昌起义”由莫斯科策划，苏联顾问库马林直接指挥，行军路线是向南，到汕头去接收苏联人运来的武器。以后，红军的长征路线指向西北，其目的也是到与苏联接壤的地方取得武器和其他支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战略行动是争夺东北，完全是因苏联占领军的多方支援，中共在这场关键性战斗中赢得了胜利。毛泽东神话最主要的内容，是说毛是农民运动专家和农民战争的军事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此书毫不客气地揭穿了这个谎言，作者指出，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毛从青年时代起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的关心和兴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指示来自莫斯科，毛是追随莫斯科的风向之后才注重农民问题的。毛在农民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是毫不怜惜地从农民那里徵兵、徵粮、派款、拉伕等等，而在夺得政权后则靠压榨和剥夺农民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企图当世界革命的霸主。明白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出生农家，是中国农民之子”美誉的毛泽东，依靠农民的巨大牺牲才打下江山的毛泽东，竟不给农民一点回报和甜头，反而制造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更有甚者，当刘少奇因死人太多而震吓，担心“人相食，史书要记下一笔”时，他不所动，一意孤行。 ---徐友渔：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

2天前

润之对女子的欲按《金瓶梅》猎艳五个标配对照，年轻时代的润之不算占优势，尽管相貌中上，眼神活灵，嘴巴也甜，还有时间，但没钱没地位，身上脏兮兮的，穿的布鞋或皮鞋，鞋底也薄得像一层纸，而且肉体并非一无瑕疵，据说还油耳朵、猪狗臭（腋臭），因此纵有满腔热血、无限精液，也不等于马上可以输出。润之兄说，他的性忍耐最多40天，可见早期的释放还是不稳定的。他与乡下姑娘成婚，固然是在父亲的高压之下，同时也说明了他当时的状况，没有资格挑挑拣拣，更不可能在情场上有所作为。润之兄的性自由是在老婆死去、离开老家去了长沙之后，书上记载，他认识了一位寡妇兼教师，名叫陶斯咏的，比他小三岁。小陶多功能，既会陪睡觉，还会陪旅游，而且还会给润之的文化书社筹款，因她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钱人。这桩艳情比较悠久，比较稳固，比如，他参加当的一大回程路上仍去了南京，与在那儿的斯咏重温旧梦，而且与杨开慧建立性关系之后，依然与其藕断丝连。就此推断小陶功夫了得，且可能善解人意。由于有了小陶性的滋润，或者说隐蔽性的长期供给，润之兄谈恋爱十分从容，没有被性的压力搞得举止失措。在爱的暗示一无回应，他依然锲而不舍用书信狂轰滥炸，临门一脚前，甚至使用了作词虞美人此类的杀手锏。杨开慧经不起虞美人的感召，很快成了润之的性伴侣。之所以说性伴侣，是因为几次三番颠鸾倒凤，只是增加卧室的噪音，他却无成婚的念头，并且继续与陶斯咏颠鸾倒凤。杨开慧发现了这私情，润之兄辩解：不知你的内心怎么想的，不知你是否真爱我，因此……就这样给他蒙混了过去。杨开慧可能有侦探的潜质，也可能直觉无与伦比，当然，也有可能润之兄忘乎所以露出了马脚，反正小杨不久又发现了他的吃野食，两个对象居然是她的表妹和闺蜜。就此而言，“兔子不吃窝边草”不适用于润之兄。大家知道，润之落草井冈山，抛弃远在长沙的妻儿，马上做了重婚犯，他引诱贺子珍，并与之结婚成家。随之攻打长沙，借刀杀人，置杨开慧于死地。因为他当时明明有足够的时间探望撤离自己的妻儿。事过多年，他居然还抒情：“我失骄杨君失柳”。长征路上，贺子珍被飞机炸伤，濒于死亡，润之兄据说“累了”，也没当即去探望。贺子珍从井冈山到长征，一路生育，润之兄风趣地说，你看子珍生孩子像老母鸡生蛋。还有，其对子女生死的漠不关心，是何原因，迄今是个谜。润之兄到延安之后，猎艳才得心应手，他有名望，有地位，大权独揽，几乎一言九鼎，而且还有秘密的作案场所，非守门神师哲之类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他的窑洞。不像现在的小老板，一有机会开展份外的活塞运动，只能去开钟点房。空闲时他与萧军聊聊文学，跟丁玲调调情，日子过得蛮适意。这段时间，一肩秀发的小家碧玉——吴莉莉上了钩，拉皮条的是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很不幸，润之跟吴莉莉幽会，被贺子珍逮住，扯小吴头发，打情敌脸蛋，连老公的脑壳也被手电筒打了一记。润之没有就此歇手，也不管事泄可能招来的脑震荡，继续窃玉，背着老婆勾搭上了江青。他明知小江是个破鞋，桃色成性，被捕后，自首变节，给狱卒唱戏，陪特务睡觉，也在所不计。史沫特莱教会了润之兄跳舞。润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建国之后，他利用舞蹈作交际手段认识了不少女孩，甚至在跳舞间隙，就在旁边的休息室见缝插针。据说有位他中意的女孩，一边游戏，一边想跟男朋友结婚，他愤怒得一脚将她踢到了大床下。要是权斗不激烈，长年吃红烧肉、山珍海味的润之兄不会阳萎，他或就地取材，叫服务员、医务人员配合，或者叫大内主管在外觅色，反正蛮忙乎。有一阶段，江青不让润之兄的儿媳出入中南海，至今也不知是何原因。小道消息说，润之生殖器得了啥虫病，医生说不影响健康，但会传染，于是润之兄放弃了治疗；小道消息又说，润之出巡，旁人抓壮丁，叫没见过世面的某女孩陪寝，估计是处女。女孩怯生生的，进房哭了起来，润之兄好言抚慰，没动群众一针一线，礼送出房。正道消息说，在他的猎艳生涯中，张玉凤才是克星，才有能力打击他帝王般的嚣张气焰。陆文说明：本文所举例子，都是公开资料，且有出处和来历。 ---陆文：润之对女子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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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历程》获奖作品：乘务员因乘客指责她服务态度不好，即大骂乘客，长达十分钟之久。武进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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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茂汶羌族自治县中学师生用自制的火炉炼钢铁。杨时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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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历程》获奖作品：斗地主张其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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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陪宋美齡弈棋留影–南京。（蒋夫人50岁寿辰，与家人下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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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毛泽东以其“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赢得珍视与烈士、爱人杨开慧的感情的美誉。确实，人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爱情上的态度最说明这个人的品德，毛因此被歌颂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谱成各种曲调，唱遍大江南北。一九七八年，我们作为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高校，那时正在批判“四人帮”，为了贬低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们上政治课用的党史教材强调毛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一事，想以此说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贺而不是江”。但没有想到，有同学书看得十分仔细，把毛与贺结婚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初）与杨开慧被杀害的日子（一九三○年底）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在杨开慧还活着时就与贺子珍结婚，是犯了重婚罪！这一发现使当局好不尴尬，马上停止讲授有关内容，并立即收回这新编的党史教科书。 ---徐友渔：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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