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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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时前

据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回忆，“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触，毛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据说是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当时曾引起极大混乱。这一时期，毛泽东远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其打电话请示汇报，却没曾得到明确回复。无奈，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向毛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却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到了7月19日毛才回到了北京。24日，毛召开会议，批评刘邓。8月5日，毛泽东自己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公开。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检查。毛当时是中央主席，却这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中央却把此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只印了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的批示却被删去了。情况已经明显不妙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提出承担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是他们两个革命者的最后一次见面。没几年，刘少奇的命就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革”掉了。 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就被揪斗，那势头可见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当天中午，他已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儿女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全文。据说这是刘第一次让儿女看中央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刘少奇的话后来成为最后的遗言：“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1972年，刘少奇的儿女见彭真可以探望了，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见刘少奇。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过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可以见见妈妈”，证明毛已经看到信了。17日，他们才又来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并且不让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见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报》）。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刘少奇的运气远不如周恩来好，是因为周常年走在钢丝上，已经学会如何与毛泽东这个毛贼共平衡。刘学不会，自然连退路也没有了，只有去死了。在走政治钢丝方面，邓小平也是高手，邓与毛从不正面冲撞，随时检讨自己，随时承认错误，所以毛临终前也只是撤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放邓一条生路，比刘少奇不知幸运多少辈。 ---昝爱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暴君昏君毛泽东

9小时前

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玩弄权术，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布）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宫廷斗争那套权术，他是炉火纯青的，但在列宁式政党内，用什么方法能既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的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跟对人”。毛对斯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之能最终在中共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实有再造之恩。恨的是在他掌握了中共绝对权力之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儿皇帝地位感到难以忍受。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而对于独裁者言，天无二主是必要条件。 ---赵越胜：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9小时前

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摄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后续）——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后果

9小时前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慬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集体化、对粮油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后续）——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后果

9小时前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1950年1月，西南各地颁布《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要求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并要求3月底前完成。然而，农民们已经给国民政府缴纳过1949年的粮食税了，而这个宣称“解放了人民”的中共新政权，却又要农民重复缴纳比国民政府时期沉重得多的粮食税，造成了农民的极大不满。 1950年2月的中国新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尽管各地征粮的问题不少，但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所以中共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中国新年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再被逼粮，势必导致各地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帐，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帐！”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张菁：“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10小时前

1966年的上海，一群佩戴臂章的红卫兵在南京路原大顺百货大楼的门廊下举行集会。 1966. Red Guards with armbands are conducting a rally under the portico of the former Da Sun department store on Nanjing Road. The Park Hotel is visible in the distance:

1天前

美国人杰米．布朗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张菁：“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1天前

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1950年，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贵州省那些本已归顺中共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武装反抗。西南地区发生的普遍的民众抗争是由于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等不当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却欺骗世人说是国民党残余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为自己的恐怖镇压带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让世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中共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西南区共处决匪首8300余人，共歼灭匪特85万人。”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议，将抓到的武装反抗头领杀死，要求“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并对在四川西北关押的4210名监狱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数字，即“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毛认为邓的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 1950年11月，邓小平提出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作战，这些部队中有大量倒戈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反抗征粮运动的追随者，就是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去送死，这个建议也受到毛泽东大力称赞。中共在其它地区通过土改和镇反运动进行的暴力统治，在西南地区通过征粮和“剿匪”得以实现，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又一见证。 ---张菁：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1天前

毛玩这些权谋手段可谓炉火纯青。让邓参加批周的会议，是一石两鸟。既在周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让他们彼此产生怨恨，又考验邓小平，看你究竟如何站队。邓明白，毛整周是唯恐大权旁落，所以极巧妙地批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这话既说出了毛的担心，又仿佛是对周的提醒，不伤和气。邓是聪明，毛也满意。随后邓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来制衡周。周以绝症之身，让毛大大羞辱一番。这还不算，后来毛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周作陪同，毛竟然当着外宾的面，笑着对周说，“听说你挨整了，把你整得不亦乐乎啊！现在你不敢说话了，把我变成了一言堂”。 ---赵越胜：周恩来为何成为毛的整治对象？——文革五十周年

1天前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滔天罪恶无法切割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指出：“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过去只知道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对数百万知识分子施以毒手。文革之后，邓小平对右派平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本质上错了，只承认有“扩大化”问题。“摘帽”右派并未得到国家赔偿。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名右派未穫平反：邓小平曾明令五个人不能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邓小平的罪恶不止于此。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勾勒出邓小平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大跃进、中苏论战、三线建设等重要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如，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邓小平对曾併肩作战的刘伯承元帅穷追勐打，即便刘伯承卧病在床，也强迫其到大会现场亲自检讨、接受批判。可见，在文革前夕，中共的党文化已恶劣到可怕的地步，高级干部人人泯灭亲情和友情，只尊奉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以毛泽东的是非爲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爲好恶。邓小平以实干家自居，但在大跃进期间他照样瞎指挥。本书综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到地方视察工作的行程，发现邓小平对“大跃进”并非消极应付，而是积极配合。在河南，邓小平在极左派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参观人民食堂以及只供展览、毫无实用价值的“炊具改革”。当时，河南的大饥荒已蔓延开来，邓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是被吴芝圃蒙在鼓裡。邓小平视察安徽同样如此，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吴芝圃一样，是大跃进时期的“四大左王”之一（其他两人是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曾希圣以私人名义“自掏腰包”准备丰盛的晚宴款待邓，邓欣慰地说：“别处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与此同时，安徽大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特殊桉件”高达上千件。接着，邓小平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报喜不报忧，邓听完汇报后心花怒放。山东此时已饿死六十五万人，外流一百多万人。邓小平一路走马观花，看到的都是风调雨顺、太平盛世，他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却对三千多万中国人民被共产党的暴政饿死的可怕事实视而不见。 ---余杰：作为毛泽东的副帅的邓小平——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

1天前

赵越胜：文革中毛为什么不救李达？ 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救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你说这种救命的事能“酌处”吗？一个人掉河里了，喊“救命”，您几个坐一块商量商量，斟酌斟酌，那人早淹死了。所以毛的意思就是不救。为什么？一般说来，在独裁制度下，一个人愈有恩于独裁者，便愈有害于自己，尤其在共产制度下，战友便意味着敌人，因为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种人，不需要战友，只需要佞臣，不需要诤谏，只需要谄媚。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不早整你已是格外开恩，又怎么救你？李达请毛救他一命真太书生气了。果然，十几天后，李达口吐鲜血而死。图1：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与李达见面，右一为王任重。

1天前

铁流：12岁“童右”张克锦的奇特人生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份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当年划为“右派份子”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7年。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阿姨说：“领啥子奖嘛。” “领吆麻雀的奖。”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毛“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运动。人们在街送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拚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只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正是在监狱之中，张克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

1天前

北京天文馆. 中国. 1974

1天前

图：1971年7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纪念党诞生50周年庆祝大会上。（9月13日凌晨，林彪及妻子、儿子和部下乘坐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身亡。）

1天前

1976年10月4日，“四人帮”最后一张合影。桌子左边左起为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他们讨论了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三天后，“四人帮”被抓。

1天前

毛泽东与周恩来 1956年滨谷博摄影 MAO ZEDONG & ZHOU ENLAI 1956 Hamaya Hiroshi

1天前

孫立人將軍與軍犬。(中央社/羅廣仁提供)

1天前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后，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失足跌倒。

2天前

胡平：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2天前

《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作者认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毛主义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难以继续后，在东南亚找到的替身和传人。文革把中国引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和道德瓦解的深渊，而在柬埔寨，它把这个民族驱入了更残酷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境地。作者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红色高棉最高层领导人中，最能代表毛主义影响、和中国关系最密切、企图把柬埔寨作为继中国文革之后又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巨大实验场的，不是波尔布特和其他人，而是英萨利。作者对英萨利和中共的关系以及他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回到金边的时机和作用作了分析，在我看来这是对文革究竟是如何影响红色高棉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程映虹：红色高棉是毛主义的产物——推荐《毛泽东主义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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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中国首任女副总理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作者：黄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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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 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图：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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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文革”，荒唐的事情很多，奇事很多：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 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这些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时代的荒唐悲剧场景。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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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母牛反革命案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咸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尤其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是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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