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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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小时前

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第14页）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作者：司马清扬

14小时前

吴国桢:重庆谈判周恩来向赫尔利和我保证，一旦委员长批准新建议，政府代表可以在当晚任何时间同他的代表团会晤，并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周恩来还说，声明可以在次日上午赫尔利动身之前公布。赫尔利听了很高兴。我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并在他的别墅同赫尔利吃饭，此时蒋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当我们回到赫尔利的大使官邸时，按照事先安排，周恩来和他的助手王若飞正等着我们。当提到蒋介石已同意时，周恩来说：“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必须立即报告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差不多是凌晨一点钟，周和王将毛本人带来了，他的女翻译龚澎小姐也在。我是政府方面的唯一代表。美国方面除了赫尔利外，还有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现在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先生（Walter S. Robertson）。我们以为毛泽东前来是为了给达成协议增光的，但毛半闭着双眼，在长时间不动声色的寂静之后说：“赫尔利先生，你今天上午就回美国吗？” 对此，赫尔利严肃地点头示意。于是毛说：“对你过去的帮助，我们很感谢，祝你一路平安。” 接着毛泽东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最后赫尔利问：“毛主席，周恩来先生向你报告了蒋委员长已同意贵党提出的计划吗？” “报告了。”又是长久的沉寂。 “你认为怎么样，毛主席？” 毛说：“那很好，但部队的改编，恐怕要花点时间。” “刚刚几个小时以前，”我插话说，“赫尔利大使同我就在这间房里专门向周恩来提了这个问题，他用汉语和英语说的都是‘就是现在’”。毛泽东没有回答，但周恩来开始慌张了，他坚持说我误解了他。于是赫尔利镇静了一下自己，问道：“毛主席，你刚才说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改编你的部队，那么需要多少时间呢？”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似乎在沉思，但却没有回答。 “你看要三个月吗，毛主席？”赫尔利催问，“还是六个月？一年？或一年多？” “很难说，”毛终于说话了，“我们的游击队广布各地，即使下一道命令，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所有的人。” “那么我认为，”赫尔利说，“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对改编部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保持沉默。 “那么联合声明怎么样呢？”赫尔利问道，“政府代表团正在官方寓所等待会晤你的代表团。” 毛泽东还是不作任何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这些都泡汤了！”赫尔利问，“没有解决的可能了！而且不会有联合声明了！” 毛泽东将眼睛闭得更紧了，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他好像完全聋了。 “那么，既然你这样沉默，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赫尔利作了结论。他放弃了一切希望。此时我们（赫尔利、饶伯森和我）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的这个新花招已使他们自食其果。为了极力将导致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政府，他们提出了那些建议，本以为委员长会加以拒绝，但当蒋真的接受时，他们又不得不缩回去并自食其言。美国大使将他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但说话的人还是赫尔利：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似乎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个人竟然摒弃他的同胞——对，他们有五亿——的唯一需求，只为了个人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党的荣誉，那就不仅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赫尔利久久地看着毛泽东的脸，但毛将眼睛朝向下方不愿抬起。那时，我终于明白了，毛不再是个中国人，他只是个共产党人，别的什么也不是。最后，赫尔利说：“我讲完了，毛主席，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能到机场给你送行了，赫尔利先生”，毛开口了，“祝你旅途平安。” 他慢慢从椅子上起身，像他进来时那样，冷冷地离开了。 ---选自吴国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图为：1945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14小时前

毛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赵越胜:毛所以之要从批《海瑞罢官》入手来点燃文革之火，因为这出戏背后，有两个主角，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毛的棋局布局上，必需将刘和彭分隔开，也就是吸取苏共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赫鲁晓夫身旁没有中国的朱可夫做帮手。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刘彭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他们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对毛动手。但对毛这样一个独裁者来说，权力本身就是危险，所以要防患于未然。我想我上面的分析应该能理出一条逻辑线索。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可是，你要知道毛在他们身后正在下什么棋呢。这次谈话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登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毛精心准备的一块问路石，在65年初，毛就安排江青去上海悄悄准备了。他已经准备好借批吴晗的戏，点出“罢官”问题，彭德怀实际上是毛准备好的文革祭旗的猎物。中南海的一出温情戏一石两鸟，既让彭德怀离京，去掉了他假想的心腹之患，又把刘少奇和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拴在了一条线上。彭德怀到了四川，读到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悲愤地说：“早知道我的事没完，这无非就是再一次把我搞臭”。但他万万想不到，毛是要让彭死在“革命小将之手”。66年12月13日，毛宴请彭一年二个月后，江青对北京地院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让他在大山里养神”。她又看了在场的林彪一眼说：“彭去西南前，刘少奇对他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由你来当国防部长”。刘少奇一定没说过这话，这话只能是毛把他的担心告诉了他最亲爱的人。江青这番话，证实了毛为了战胜他的假想敌，演了一出戏。 ---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作者: 赵越胜

14小时前

杀人魔毛泽东想想看，如果德国和俄国的官方现在还继续推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话，那简直是匪夷所思，荒谬绝伦。其实毛泽东跟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同一等级的摧毁者和暴君。毛泽东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暴露了他嗜血的一面。历史学家估计，他曾铲除了数以千计的政治对手。以后的十年间，在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之前，他在延安的老根据地又杀戮了大批异己。五十年代土改期间，数十万的地主富农人头落地。1959至1961之间，毛发挥他的经济幻想，清除一切警告他中国将有大灾难的人，错误的政策导致三千万中国人饿死（共产党只承认一千六百万）。文革期间，毛建立了一个特种单位，由周恩来亲自指导，专门向他汇报那几百个在他跟前失宠，被投进监狱的领导阶层的老干部，毛要知道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的细节。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李锐最近写道：“毛是个不怕死的人，他毫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死。”《开放》杂志的作家们告诉我们，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建立了残酷斗争的哲学和对革命的迷信，爱与宽容被仇恨所取代，野蛮的‘造反有理’取代了理性和酷爱和平。人际关系蜕化变质成为狼际关系。” 《开放》的文章比较全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 毛泽东从早期握权开始，不论他如何摆出姿态，貌似英勇地发号施令，他始终明白，自己是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的。这也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紧握政治权力的秘密。《开放》的作者们指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和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1973年毛曾举希特勒为例说，一个政治领袖杀人越多，想要起来革命的人也越多。毛如果还活着，一定对中共1989年杀气腾腾地在天安门和全国数十个城市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大表赞扬，并且认为那些抗议者是罪有应得。最近在美国的一个毛泽东研讨会上，一位北京来的研究毛的教授问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钦佩爱戴毛泽东，是否等于崇拜一个杀人魔？我说，这种崇拜，是中国的悲剧。 ---Johnathan Mirsky著/廖天琪译述作者原为伦敦泰晤士报东亚组的编辑

14小时前

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共产党既然以近乎禁欲主义的道德准则统治全国，它如何又对毛的纵欲眼睁眼闭、听之任之？毕竟，在宫廷内部，毛的性丑闻乃是公开的秘密；但敢于面斥其非者似乎只有彭德怀一人。有些人（如叶子龙）或许认为毛本来就是皇帝，毛就应该享有性特权。不过这不大可能是宫廷中所有人的态度。李志绥先是回避，等到他不得不看清真相时则感到十分厌恶。看来持这种态度的人也不会太多。显然，对宫廷中多数人（包括党政高级领导人）而言，存在着一种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至少可上溯至延安时期。我们知道，恩格斯写过《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其中提出一种新型的性爱观念，后来被政敌们指为“共妻”。事实上，不论是在早期苏联还是早期延安，在破除传统观念的旗帜下都一度流行过“一杯水主义”。但这种性开放不久就被压制，其间并没有经过什么重大的理念争论。可见此种压制主要不是基于理论或某种道德观念，而是出于政治需要。对共产党而言，对性的严加控制是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毫不奇怪，这种控制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对下不对上的，尽管它在表面上似乎是针对全社会的共同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上层中人的犯规行为通常会得到包容和掩盖。专为毛拉皮条的叶子龙失势后曾经对外宣传过毛的“桃色新闻”。刘少奇问讯后说：“这是诬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第322页）其实，叶犯的不是诬蔑罪，而是犯的泄密罪。毛明确讲，男女关系是小节，“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第142页）但对下面的老百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简言之，在中共上层之所以通行双重标准，是因为他们并不把道德视为道德，而是把道德从属于政治，进而以政治否定了道德。人们常常把毛的荒淫与帝王相提并论。不过认真说来，毛在性道德上比帝王更恶劣。性道德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条。强奸肯定是错误的。这是绝对标准。但婚外性关系，三妻四妾算不算道德，这就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古代中国，一夫可以多妻。皇帝占有后妃多人或是占有宫女，依当时标准均属正常。“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严格禁止或严厉谴责婚外性关系，毛的荒淫显然违反这些标准，故而其不道德程度远胜于古代的帝王。种种叙述显示，毛的女友大多文化不高，教养不足。有人以此评论说毛对女人的“品味不高”。我以为未必。以毛的贪得无厌、喜新厌旧，他如何会拒绝和“品味高”的女人们交往？问题在于，由于毛不具有任意挑选天下美色的合法性，他只好就近取材、顺手牵羊罢了。假如说毛在性道德上比古代的皇帝更恶劣，那么与此同时，他在荒淫纵欲的范围上却不可避免地比古代皇帝更狭窄。不错，毛和皇帝一样均享有无限权力，但世间没有一种无限权力是真正无限的。所谓无限权力，不过是指不受任何明确成型的硬制衡，但不等于不受各种软约束（如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等）。我作此分析，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作为一个粗糙的比喻，将毛视为皇帝自然是可以的，甚而是有力的；但毛的权力实际上和皇帝的权力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毛可以把上千万毫无过错的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这是任何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可是毛却不可明令天下进贡美女或者是从一大批名门闺秀中为自己挑选另一位或另几位合法的夫人，这又是毛的权力不及古代皇帝之处了。毛是皇帝的比喻，如同中国文化是酱缸的比喻，毕竟都不是准确的概念，更不是严格的理论。它们可以启发思考，但不可以代替思考。认真分析当代共产极权制度与古代君主专制的异同，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 ---胡平：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

14小时前

毛泽东的罪恶超过两千年专制总和中国的农民造反运动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比捧着“马可福音”的天国洪杨，并没有什么长进。“庐山会议”虽然没有流血，但“文化革命”比“天京内讧”，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青胜于兰”了。有了“枪杆子”在党内斗争中为“山大王”护驾，毛大王也就更加随心所欲，共产党就从庐山上一路滑下去，先似势如破竹，后来就车毁人亡了。到林彪死，共产党执政二十二年。其间毛泽东所作的恶，比秦皇以来二千二百年的“历史总恶”还要多。而林彪“助纣为虐”的十二年（1959─1971），又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最饥饿、最恐怖的时代。可以断言，没有林彪的坚定承诺，毛泽东绝不会贸然发动文化革命；而牺牲林彪记恨的革命将领贺龙、罗瑞卿等，又是毛泽东与林彪的罪恶交易。这样的惨剧，完全起于毛林的罪恶合作；而罪恶又加速了罪犯间合作的破裂。两人迅速走向对立的起因，还在于毛泽东的反覆无常。他很想结束文革，但一次一次因“干扰”（如“二月逆流”）而延误，在他骑虎难下时，“打击面”又一再扩大；“九大”鸦雀无声的场面，使他敏感党心已去，于是想笼络一些“老同志”（如陈毅）的旧情，因此开始疏远得罪人的林彪，还在斯诺面前说了许多林的坏话，并借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至今令人莫名其妙），把与林亲近的陈伯达打倒，而且有起用张春桥的打算。林彪一生为人机警，当更非弱辈女流，我们可以想像他对毛泽东不仁不义的愤怒：“我为你出生入死打天下，为你把战友同志得罪光，到头来你要放我的坏水，叫我孤家寡人，何处落场？”的确，以当时林彪恶人做尽的处境，接不了班，就是灭亡。于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佞”，又立刻拾回了他的曾经造反的“英雄”本色。 ---朱学渊：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14小时前

“情人墙”：外滩的爱情记忆千米江堤边的一抹异彩时间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地点是上海自外白渡桥旁的黄浦公园开始，至金陵东路新开河结束，全长大约一千六七百米，那是一条由钢筋水泥制成的防汛墙。每到夜幕降临，大都会临江的这一段是相对平静的，灯光也黯淡。于是自发形成的奇观出现了：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依托长长的防洪堤墙体和护栏，面向江面，头靠头，手握手，轻声细语，情话绵绵。据说落雨的时候这里也不冷清，各色雨伞一字排开，绵延千米，很是壮观。有关的过来人曾如此描述彼时情景：“伞外风雨冰冷，伞内温暖如春”，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在里头。那些年住在上海大厦、和平饭店的外国人，对百步之外的这一情感地带怀有新鲜的好奇心，常在晚饭之后相约到这儿来漫步看“风情”。嗅觉灵敏的新闻人也来了，有记载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曾为此写了专门报道，这位记者在惊叹“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的同时，把这一“新闻现象”归结为“曾为西方列强陶醉的外滩，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 1978年，一位上海市民在现场点数，自北京东路到南京东路短短200多米的堤边，就有恋人600对。一般都说这个实地观察的数字，具有较大的可信度。《现代家庭》杂志主编马尚龙在相关文章中有如此记述：“没有这道‘墙’，如今的中年人简直就失去了爱情的记忆。”可能也说得有点儿夸张，但由个体性自然汇合而成“群体性”的爱意表演，参与者之众，持续年头之长，真的无愧为“世界之最”。对“情人墙”的“集体无言认同” 上海本地人对外滩“情感地带”的成因是心知肚明的，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纯粹的浪漫风景，或者说浪漫和美丽之中有着太多的无奈和酸楚——当“情人墙”的出现与“居无屋”“居少屋”以及公共休闲交谊场所几乎绝迹的市民生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事物的多义内涵便凸显了。按说上海城里适合年轻人幽会的所在还是有一些的，年轻男女“荡马路”之后想找个僻静地方谈谈心，就要动点儿脑筋。鲁迅公园附近的甜爱路（素有情侣路之称），就是不错的所在。然而，许多时候，爱侣们待在这儿，常会有一些戴红袖套的纠察队员或联防队员前来巡逻，一旦看到热恋中人的亲昵举动，就会干预，客气一点的喊一声“注意文明！注意文明！”粗野一点的则会大喝一声“干什么！”让你惊得魂飞天外。外滩这边的情形要好得多，巡逻队有时也会来，但粗暴干预的情形极少见。是“法不责众”吗？应当是有一点这样的意味的，但不全是。只是有一种用不着说出来的内在认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广泛的理解和同情的基础上的。晚上到外滩来散步的本市居民，面对“墙”前人，他们的眼光是平和的、亲善的。在那样的年代，人性深处发出的这种“集体无言认同”非常的耐人寻味，似乎也是一种温暖而强大的无声宣言。那些纠察队员联防队员，到了这个“情感特区”，他们的情感似乎也软化了，回到人性原本应该有的位置上去了。曾经的“墙中人”坦言：甘苦自知听一听“情感地带”参与者的现身说法，是最有意思的。沪上著名滑稽笑星毛猛达坦言，他同女友相爱的时候，曾经多次去过那个带一点神秘的地方，“那时候傻呼呼的，吃好夜饭就去抢位子，7点钟前头就赶到了。有一次去晚了，看过去人海茫茫，总算找到一处隙缝，挤进去，没等开口，旁边的情侣便主动让出一角。在这里，没有发生过占位吵架的现象。” 前些年看到作家沈善增写的文章，方才知道他也“做过情人墙的一块砖”。沈先生对此还有具体的记述：“初到外滩情人墙前占一个位置，大多人心理上还不能习惯，尽管知道左邻右舍都在忙自己的事务，无暇旁顾，但到底有顾忌……经过几次锻炼，才能达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既是谈恋爱，总是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墙中人”有的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前些年读到一首诗，写了“江边那道甜蜜温暖的‘墙’”，字里行间透露曾经有过的这段情没有修成正果，以“劳燕分飞”而告终，但写诗人对“墙”的甜蜜和温暖仍然留有难忘的记忆。——既有美姻缘，也有“感伤曲”，恰好印证了这道旷世奇“墙”的真实性和历史感。（《解放日报》9.14 沈扬）

15小时前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念奴娇·鸟儿问答，，，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1天前

无婚无性无爱在革命的话语下，政府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不要说卖淫嫖娼，就连正常的性，都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性文化”，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此时娼妓业被认为是一种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职业”，在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里，连娼、妓、嫖这几个字都没有了。 ---黄金生：建国初期封闭妓院与妓女改造运动

1天前

李锐说，秦城监狱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命令盖的，用的苏联图纸。原来关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因“胡风事件”入狱的谢韬也关在秦城，给国民党战犯上过课。文革一开始，这些昔日的“敌人”都搬走了，改关李锐这些被判了“死刑”的自己人。如“六十一人”案中的薄一波、安子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以及彭真、陆定一等。李锐后来组织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半左右，死在里面的近三十人，被打伤致残二十余人，得精神病的近六十人。如闫宝航1968年被整死的，他的儿子闫明复1968年关进秦城，不知道父亲已死在里面了。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闫明复同李锐谈过，由于单间和各种刑审，他也得过精神分裂症。和李锐同住一楼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说，他在秦城也得了精神病。李锐在秦城经常听到两种呼喊声：一种显然是精神病者的叫喊，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整天大声骂娘的。另一种是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但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犯人的惨叫。最后几年，陆定一关在李锐的隔壁房间，他们两人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个窑洞工作过，李锐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就唱《苏武牧羊》。李锐说，他当时真怕陆定一得精神病。但幸运的是，八年关押期间，由于问题简单，刑讯和逼供等李锐都没有受过。他说：“人在倒霉的时候，最不愉快的时候，要找一点快活。” 李锐倒霉了二十年，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磨子潭流放劳动，最后是秦城监狱单间八年。由于读过《马恩通信集》，知道单间关押是西方死刑以外最重的刑罚。他在延安时知道，王若飞在绥远被单间关押了六年，出狱以后，有人送他一块怀表，他竟叫“锅盖”。李锐知道要长期住下去了，怎么办？决不能痴呆、失语，于是做“大脑体操”——背旧诗，自己做诗回顾一生。 ---李锐的坐牢心得作者: 韩磊

1天前

李重（李志绥的长子）在聊天时还提到，他父亲一直服用强力安眠药。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药，但没提及他也是如此。据李重说，中南海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的，杨尚昆、汪东兴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药长期服用者（报端不久前还有卓琳因为过量服用安眠药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报道）。中南海那种诡秘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红墙内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绥1988年来美后，经常让朋友从北京给他捎来“速可眠”等药，因强力安眠药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美国医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宁等安眠药物，李志绥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说，他父亲有时正吃着晚饭，突然“扑通”一声就从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过去。李志绥为了晚上能尽快入睡，在晚饭前就把“速可眠”吞了下去，有时药劲儿来得快，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中南海大墙内人人靠安眠药入睡的“小事”上，人们也可对中共内部的“神经紧张”窥见一斑。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作者: 曹长青

1天前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护士天天哭丧著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俱，都涂成淡绿色。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结果我们打错了算盘。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极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来源: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作者: 李志绥

1天前

台湾方面的史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948年8月18日，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传唤“职业学生”。南京一共传唤了147名，北平一共传唤了250多名。这些职业学生，实际上都是假学生，基本上都是些社会青年，他们领了在野党的钱，专门干“游行示威”的工作、借以糊口谋生。所以，他们被称为 “职业学生”。为什么“革命”？这群“爱国学生”的答案是：为了钱。 ---冯学荣《为什么革命》

1天前

共谍煽风点火民国三十七年学潮频发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中共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凡是一遇到机会，中共的地下党员，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中共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中共闹事的教授，中共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中共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中共的“英雄”。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 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只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中共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中共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资料来源：《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回忆》

1天前

1967年的西安，由摄影家刘一拍摄，在西安的城楼前，楼上贴满了标语，道路上的人们如潮涌，红旗招展的队伍行进着，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

1天前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摄影家唐大柏拍摄，在一处学校里，楼梯上贴满了大字报，懵懵懂懂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只是看着照相机，有的是好奇，有的则是开心的笑着。

1天前

1968年广东的一户农家，孩子正在为奶奶朗读毛著作，墙上还张贴着多张毛像。翁乃强摄影

1天前

1967年，村民老大娘和小孩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摄影蒋少武

1天前

小高炉群，这是镇江市大炼钢铁的重要基地——象山炼铁厂的小高炉群，已建成500余座。摄影晓庄 1958年摄

1天前

1.1958年，辽宁省义县社员挑灯夜战夏锄忙。 2.1958年，辽南地区连化学都不懂的老大娘们在用大锅制造化肥。摄影蒋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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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史以来全世界害死本国国民最多的那个人，生日是几月几日? 四大AI共同认证：12月26日

2天前

史伏初:毛王朝演义毛泽东生前说过，他的一生只做成两件事，其一，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夺得中国大陆政权，其二，搞了文化大革命。其实，他还有两件失败的业绩，不好意思说出口：其一，想当“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没当成，其二，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世袭制的毛王朝，也惨败了。今天不说前者，单道后者。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国民头顶笼罩着一巨大乌云而不自知：毛想仿照秦始皇，建立毛王朝传之万世。若其成功，则中国现在就成朝鲜摸样了。老天没让他建成世袭王朝，总算待我国人不薄。

2天前

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应。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批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2天前

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 ”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一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一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八大”之后，毛之所以乘反右运动胜利的有利形势跳出来带头搞大跃进，就是要强不懂以为懂，硬去插手工农业生产的事务，妄想搞出个让刘、邓们瞠乎其后的成绩，向全党证实他“政治挂帅”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来的做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编制也被迫退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已证明，盲目改变生产关系，不但起不到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反倒破坏了生产。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检讨。但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事后又上下其翻云覆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一介独夫的偏执与反噬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战。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2天前

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毛夺取天下之后，仍然谦称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只是一家“分店”，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秘方”。毛向斯大林效忠的表现之一是，毛请斯大林派遣一名意识形态专家到北京担任大使，其首要任务不是负责两国外交，而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恳请斯大林担任其意识形态的检查官。中共从二十年代建立之初，就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援助。潘佐夫指出：“中共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係，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苏联的财务援助无所不包，细微到分角都供应。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将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形容为苏联顾问马林的“爱将”，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毛，从苏联那裡拿到优渥的经费，在上海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还将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从湖南接到上海团聚。潘佐夫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详细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披露的最为详尽的数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吃人最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拿外国的钱，从事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地下活动，这不是卖国，什么才是卖国？就毛泽东个人的命运来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执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前，几度大起大落，沉浮不定，每一次的成败荣辱，都与是否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密切相关。每当斯大林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毛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便立即偃旗息鼓、对其俯首称臣；而每当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立即被像卫生巾一样无情抛弃，并遭到火力密集的批判，甚至有生命之忧。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本土的游击队干部，二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毕业生，三是以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旧干部。三个势力集团彼此明争暗斗。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地出面挺他。潘佐夫评论说：“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这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溷合领导团队。”毛泽东则以赌徒的耐心等候时机，“他不仅必须展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大师。”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莫斯科的坚持下，毛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为本书撰写长篇导读的学者丁学良敏锐地指出：虽然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祕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裡又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这些史料确凿地支持了本书的中心论点：“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党网路的有力配合。”那么，为什麽当时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是“一个纯粹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组织”，而没有认识到“中共是苏共的走狗”的真相？这是丁学良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对该问题的答桉之一是：共产党早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之前，就已在宣传战上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五四之后新式的、风靡全球的左派话语系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笔杆子大都还停滞在旧式的儒家传统思维和话语之中。毛是颠倒黑白、“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大师，他虽然不像希特勒那样常常在公开场合面对大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但他的文字有一种征服底层民众的心灵、甚至使之如醉如痴的魔力。 ---余杰：作为斯大林的“儿皇帝”的毛泽东——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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