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3989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218837

阅读

1小时前

可以跟毛主席講話的人這些伴舞的文工團員一旦與重要的領導人接觸，她們的身上就攜帶了領導人的光環。而如果有幸跟毛澤東伴過舞，那就更了不得了，立馬在團里地位就發生變化，“行情看漲”。“行情”到底會“漲”到什麼程度呢？曾是毛澤東身邊伴舞后來又做了毛身邊工作人員的孟錦雲有過一段回憶，可以見出極盡濃墨重彩的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態和民情浮世繪大圖—— “一個普通的文工團員，無職無權的一名舞蹈演員，只因她是通天人物之一，七一年結婚時，門庭若市。來送禮祝賀的人，竟然擠不下寬敞的小禮堂。不少不怎麼重要的人物，只得在禮堂四周徘徊着，也算祝興、賀喜。小汽車排滿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幾百米之外。”（《毛澤東的黃昏歲月》天地圖書）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人情啊。“不怎麼重要的人物”尚且“擠不下寬敞的小禮堂”，那麼，所謂“重要的人物”呢，又有多少，且都是些什麼人？據孟錦雲回憶，重要的人物的官位可是大了去了！他們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的夫人葉群，海軍司令員吳法憲，以及空軍司令部的各大要員如王飛、江騰蛟、於新野、周宇馳，以及其他各“政委、副政委、主任、副主任”。而且這些“空軍的大首長們，在這幾個小將面前，點頭陪笑，又是重禮奉送，又是請客吃飯”（同上）…… 所有這一切都如演出一般，生生地發生在同福大院的門口與禮堂里，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幕的荒唐？只因一個“硬道理”：她們可是毛澤東身邊的人！是可以跟毛主席講話的人！！ ---毛澤東時代幾位文工團女團員的特殊地位

2小时前

空前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虽不认帐，倒是作了一点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七个月。（57）这有点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却日益腐化。曾抨击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为名“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了，没有人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与此同时，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上床对象。若以装修“一一八”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显得虚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还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58）不过，同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因为毛爱游泳）相比，“一一八会议室”、春藕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完成。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为在数千万子民饿死时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他很高兴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别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别墅躲过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视作亲信，马上拉进了中央政治局。（59）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须拍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著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各省、市抢著为毛盖“行宫”，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个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为他盖的。工程规模很大，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著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而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对于全国各省在大饥馑期间为他盖行宫，毛泽东从没表示过异议。政府管家周恩来要为那些个“工程”一一拨款，心里虽不满意，却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60）那些高级宾馆，多少年空著用不上，虽说是浪费，但中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钱包都由共产党掌握，浪不浪费都是它的钱，只不过让人民看了不甚高兴，“对我们的党不利”罢了。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2小时前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2小时前

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在讲谁来当“接班人”时，毛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内心自白。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 ---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作者：太虚谦人

3小时前

1972年2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礼堂，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应邀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国总理周恩来恭敬地请毛泽东夫人江青就座。

3小时前

彭柏山是三野24军副政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在胡风刊物上发表小说、与胡风交往，被划为“胡风分子”，1955年被捕入狱，后获释回家。据女儿彭小莲回忆：父亲释放后，组织上由妻子朱微明“负责他”，要求她“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实质上就是让她充当监督与汇报者。朱微明在执行了一段时间这一任务后，曾向组织提出与彭柏山离婚，组织以“你还是党员，你的责任是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离婚”为由不同意，仍要求她继续汇报丈夫的言行。彭小莲后来问母亲：“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要跟父亲离婚？”朱微明回答大意是：如果不离婚，就必须不断向组织揭发、汇报丈夫的一举一动，这是她难以承受的角色。

3小时前

1921年9月，北京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

4小时前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空姐抓拍总统专机旁一名中国军人。

19小时前

专列上的首次“面试”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晋见毛泽东。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登奎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 ”并说“挨点整，有好处。”他接着问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那么，你整过人么？” “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错过没有？” “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杀错过人吗？” “也有杀错的。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彭劲秀图：姚文元、纪登奎与华国锋合影

#毛泽东 #纪登奎 #历史事件 #京广铁路 #许昌视察

22小时前

中共暴富延安百姓受苦靠着鸦片，中共的财政危机解除了。1943年2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据苏联人估计，中共卖了4.4万公斤鸦片，价值相当于今天六亿美元！到1944年，谢觉哉在日记里感叹，中共“很富了”，全靠“特货”。1942、1943年，鸦片贸易占边区收入的40%，1944年后，官方数字说是27%到40%，但实际可能更高。中共干部的生活也变好了。有人在日记里记录了一顿“普通”饭局：糕点、糖果、油煎花生、梨、枣子，还有几十碗菜，吃都吃不完！从其它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但是，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能吃肉24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5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刮人民。1943年6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要求他们拿出自己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贫困和压榨让延安的死亡率飙升。1944年，谢觉哉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出生183人，死亡224人；志丹县上半年出生率3%，死亡率14%，是出生率的五倍！通货膨胀更是吓人。跟1937年比，1944年盐价涨了两千多倍，清油两千两百多倍，棉花六千七百多倍，火柴两万五千多倍！《解放日报》还登过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两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毛泽东在1948年离开延安。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去过延安，只停留了2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为，太不得人心了！老百姓被压榨得太惨，怨气冲天。延安的贫困，不只是自然条件差，更是因为中共的盘剥。粮食、盐、鸦片，样样都成了他们的“财源”，可老百姓却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 ---延安暴富之谜：鸦片税粮榨干百姓图：1947年，国军占领延安后，等候领取救济金的延安民众

22小时前

土高炉 1958 年 10 月，北京新侨饭店的员工。大饥荒从这一年开始，持续了三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 Employees of the Shin Chiao Hotel in Beijing in October 1958. The Great Famine, which began that year and lasted three years, was probably the deadliest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Photo by Jacquet-Francillon/AFP/Getty Images

22小时前

“红旗学生”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作者: 沈容

22小时前

楼上的新邻居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叶子龙）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作者: 沈容

1天前

十三陵参观中的表演参观完长城以后，尼克松前往北京另一处著名景点十三陵。当时北京外事局负责人命令一些学校的孩子们全穿上最好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并给每人发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让他们在景区玩球。美国记者泰德如此说道：“当时是二月末，外面多么冷啊，但是这里有这些中国人，穿着他们最暖和的衣服，他们在互相拍照，在听收音机，在进行野餐。我心想这真是愚蠢的事情。” “今天尼克松参观了十三陵，其间发现了悠闲的一幕，许多民众在星期天身穿着盛装在户外闲坐，这个画面里有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方，毋须质疑这些人是被特意安排在这里让总统一行看见，以便能被总统随行的新闻记者拍下来，简而言之这不过是个假象。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成员说，当巴士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上车，我们藏到那个楼房后面，然后出来看看人群将会干什么，果然当记者们一离开，卡车就来了，一个干部走过来，提着一个篮子，他们把所有的答录机收起来了，他们把所有的照相机也收起来了，他们把所有可携式收音机也收起来了，把它们放到了篮子里，他们把这些人装上了卡车，然后拉走了。一场表演被美国记者捕捉到并在美国电视上播出，这让中共官员们十分尴尬。亨利·基辛格后来告诉泰德，他后来收到了周恩来的道歉，说这实在是种愚蠢的行为。 ---刘晓：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中共造假与恐怖

1天前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戚本禹回忆录

#叶子龙 #毛主席 #权力滥用 #性侵 #历史事件 #秘书

1天前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冀朝铸回忆录

1天前

“三年自然灾害” （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三年自然灾害 #人民日报 #自然灾害 #天灾 #人民公社 #虚假宣传 #历史事件 #1960年 #农民饥荒

1天前

1952年1月4日，他（沈从文）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那个会“解决”了一个“大恶霸”，同时还押来约有四百名地主批斗，场面大而且热闹，“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这样的大场面和时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对照，就产生出“离奇”的情形：“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异常沉静感。”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作者：张新颖

1天前

叶匡政：土改中如何划阶级成分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她没从父辈的土地获得过一点好处，却要因那些土地蒙受灾难。这个小女孩的余生，都将被看作人民的敌人。

#土改 #阶级成分 #地主 #贫农 #权力与身份 #种姓制度 #土地改革

1天前

卫生工作者在上海火车站等待为乘客进行 Covid-19 检测。2022 年 12 月 Health workers wait to test passengers for Covid-19 at Shanghai railway station . Photograph: Hé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1天前

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硬核”防疫保持“零感染” 2022年1月12日，中山站医生沈雷（左）在南极给考察队员进行核酸采样。 ---来源：新华网

#南极 #长城站 #中山站 #防疫 #零感染 #核酸采样 #考察队员 #新华网

1天前

韩战，韩国，敌军被清除后，联会国军士兵（二等兵克里斯-贝尔-钱伯斯是澳大利亚皇家军团第三营狙击组的成员），招呼韩国儿童从藏身处现身。 Private (Pte) Chris Bell-Chambers, a member of the Sniper Section, 3rd Battalion, The 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 (3RAR), smiles and waves to a group of Korean children who have emerged from their hiding place after their village has been cleared of enemy forces. This photograph is from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s collection

1天前

蓝蚂蚁“Blue-Ant”，是法国记者罗拔·纪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位法新社记者，在1955年出版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图：80年代上海的人流。

1天前

1959年天安门广场国庆庆典（大饥荒中的庆典）

1天前

审判：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潘汉年案。这场审判，堪称一场精心导演的“仪式”。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多项指示：旁听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全部由中组部严格筛选，只有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参加。普通人？想都别想。审判不公开，记者禁止入场，媒体不得报导。为了保密，法庭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更罕见的是，周恩来特别要求庭审全程录音。当时国内没有录音设备，只能从香港高价购置一台，算上关税，花费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周恩来的用意，至今成谜。庭审的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起诉书、判刑书，甚至刑期，都提前写好。潘汉年在庭上没有辩护，只是低头认罪。最后陈述时，他也只是寥寥数语。判决书上报中央，周恩来亲自审核，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一画圈同意。宣判后，潘汉年被短暂“释放”，却不能回家。他和妻子被安置在北京郊外的团河农场。1965年，他获假释，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领200元生活费，配有厨师和服务员，甚至能进城探亲访友。可这种“自由”如昙花一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5月，潘汉年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开除党籍。 1970年，他和妻子被押往湖南一个劳改农场，此时他已身患肝癌。1977年，这位“中共第一红色特工”，带着无尽的遗憾，在异乡黯然离世。 ---潘汉年案背后的中共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