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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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女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一百五十多个字的短信,之后被监禁,再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直到毛泽东死后两年多才获释。 王容芬给毛泽东写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写了四封信,一样的内容。给毛泽东的,就是正式提意见;给学校的、给外交部的、给我妈的,都告个别。然后在王府井那儿有个夜间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小瓶的,很浓的,然后就揣在兜里。走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又走到东直门外苏联大使馆,快到大使馆的时候‘咕嘟咕嘟’都喝了,然后就不知道事了。” “知道他不会回应的,知道他这个人,从‘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已经看透了,绝对失望了,才写这么封信的。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完全绝望了。” “醒来的时候,一大堆警察围着,在公安医院里边。在那儿呆了一天两宿,就给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监狱了。” “进功德林的时候,全身扒光了查,然后让签字。我一看是什么‘现行反革命份子、叛国投敌王容芬……’我就拒绝签字。我说‘给我纸,我写大字报揭发你们’。后来就给押到牢房里头去了。因为我很快就进入管制里边了,要在外边我活不成。” “判刑是在10年之后,判的无期。就是毛泽东死的那年。” “监狱的监管人员说的非常文明‘我们不打你,也不骂你,我们文明对待你’,结果上的那个‘背铐’在北京还好,是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那儿进口的,那叫‘狼牙铐’,你越挣,它就越紧,整个咬到肉里边去。不过那还是比较文明的。 到了山西,确实不打我,不骂我,戴的背铐叫‘小铐’,那是在铁匠炉上打出来的,那种铁铐整个就夹在肉里头了,上一把大锁。那种铐戴上去以后不出三个钟头,全都‘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压迫得心脏都不行,它把动脉整个给你卡住了。 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一咬牙就顶过来。他们觉得‘诶,这女的怎么还不求饶啊?’,这一戴啊,后来就不行了。去了一个法医,看了以后说‘这个女人要死了,你们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们才给我摘。 摘的时候还是北京来人,提审来了,他们怕北京人看见这个难看,法医建议摘下来。摘的时候是十冬腊月,摘不下来了,整个那皮跟铁、跟肉全都长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撕下来的,连皮带肉,就把那个铁扔到那个炉子里。屋里烧着炉子,叫消毒还是叫什么,听着‘滋滋’的响,冒着烟,那是烧人肉啊,都是我的肉、我的血。” 主持人:“戴着那个背铐怎么样上厕所、怎么样吃饭呢?” 王容芬:“还上厕所?那有什么厕所!来例假你怎么办呢,全都在裤子里边。吃饭的时候牲口还能两个蹄子扒扒、四个蹄子……我没有啊。我就想,你把我胳膊给砍下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那受罪受死了,每时每刻都在…… 当时跟我关在一块儿的是一个苏联女人,她说‘折磨一个牲口也是抽几鞭子,有时有晌的;折磨人就能这么没明没夜、没日没月的这么折磨下去?’她看不下去了,她心挺好的,给我擦屎擦尿,给我洗什么的。 山西看守所里五毒俱全,什么都有,臭虫虱子,咬得痒的没办法,就拿脑袋在墙上蹭,手不能去抓呀。” “吃东西就在地下啃哪。真是连畜类都不如的,他们对牲口也不能这么待的,真是。” 主持人:“这种待遇多长时间?是在哪段时间里?” 王容芬:“就是快判刑前一年。你要说到毛泽东死,我跟你打岔去吧。毛泽东死的时候,那阵是杀人最厉害的时候。毛泽东死的那天,谁说‘吃碗面条’,那就是犯罪,‘你为什么要庆祝?’谁要是笑了,也是犯罪。在(监狱)外边可能还好点儿,在监狱里就是死刑。本来就是判十年二十年的,马上就拉出去立即枪毙。” “我是1976年1月10日判的无期徒刑。” ---“文革”五十周年专访王容芬:当年毛泽东与当今毛新宇(上篇) ——“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一) 作者: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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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人性的行为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 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成为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极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畝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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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喜获豪礼 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查到美国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大普奔!(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夜莺岛”改名为 越南“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认为:“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十三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如果将领土送出去,或者按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批准。民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力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无论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未来都会成为被历史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以白龙尾岛作为越南领土为由,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根据李德潮所著《白龙尾正名》一书,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周围捕鱼的中国渔船,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可以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中国对夜莺岛有历史权利。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的话,那就是夜莺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 马白山说:“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海角寻古今》,马大正着,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很痛心,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毛泽东将中国夜莺岛赠送越南始末 作者: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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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审阅毛的著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著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 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 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大饥荒与文革 ——审毛之五 作者: 陈奎德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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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爽:与老外谈恋爱被劳教两年 1981年9月,李爽在北京外交公寓被抓,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罪名是“非法同居”“有损国家尊严”等。彼时,她正与未婚夫、法国外交官白天祥筹划结婚。彼时的中国,与外国人结婚仍然是个禁区。 审问她的警察要求她写公开信,自愿断绝与白天祥的关系,并且声明从未与他发生过 任何感情。提审说,“李爽,何苦的呢,好好想想人家法国的外交官会看上你吗?”但李爽倔强地拒绝了。 李爽在监狱里是没日没夜地被提审,而在法国,这个女孩的故事也引发了轩然大波。白天祥被召回法国后,组织了营救李爽的组织,法国很多艺术界和政界人士纷纷参与。几百人聚集在巴黎街头,举着李爽的画像,巨大的横幅标语上用中法文写着,“李爽无罪”。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各个单位与学校,批判“李爽事件”的会议正到处举行,李爽的所作所为被认定“有损国格和人格”。 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的第二天。法国大使沙赫尔·马洛紧张地向密特朗强调“李爽还没有被释放的事情”。马洛是新上任的法国大使,原来的大使克罗德·沙耶因为“李爽事件”被撤职召回国,白天祥也被召回了法国。 会谈时,密特朗特意向中国高层提及李爽的事情。一周后,李爽从监狱里出来,并且被批准出国、结婚。 李爽欢呼雀跃地跟着父亲从良乡劳教所出来。一大群外国朋友和媒体记者已经等在家里。房子太小,桌子和椅子都被清到了楼道里,邻居和警察一起严阵以待。她的外国朋友“激动得像老鹰扑小鸡”,冲上去就抱住李爽。李爽觉得自己“像木偶一样被拖来拖去”。 后来她出国,在法国机场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人们像欢迎英雄一样,迎接这位异国他乡来的女孩子。李爽茫然地看着面前的记者和闪光灯。“只是和老外谈恋爱、结婚,”李爽并不知道,本以为纯粹的私人生活,意外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 “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无意中触碰了最坚硬的权柄,”在《爽》这本书里,李爽这样回忆。 1981年的7月,李爽在西单街头骑自行车,白天祥在汽车里与她并行,两个人隔着车窗聊天。人们看不惯她与老外“勾搭”,被义愤填膺的人们扭送进了附近的公安局,费尽周折才得以出来。两个月后,她就被正式逮捕。 ---作者: 吴子茹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8期 图1:1980年星星成员在中国美术馆(星星第二届美展)广告前合影,左起:马德升 肖大元 钟阿城 杨益平 姜云 李永存 曲磊磊 黄锐 严力 李爽 王克平 陈延生 张世琪。 这是1980年的秋天,李爽刚刚23岁,身份是自由画家,最辉煌的职业经历是参加了中国美术馆的星星画展。 图2,3:1984年2月4日,法国巴黎,李爽与白天祥举行婚礼。1979年,两人在一次画展中结识,互相欣赏的二人不久后开始交往。这对中法恋人的爱情产生在了“错误的时间”——文革刚刚结束,“错误的地点”——政治气氛浓厚的北京。 图4:李爽成为改革开放后的跨国婚恋第一人,和白天祥育有两子。图为:左起:大儿子李爱盟(Edemon.Bellferoid)、李爽,二儿子李爱德(Armand.Bellferoid)。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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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曾刊出当年见证有四千老干部对中共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的郭道晖回忆性文字,文章除了主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外,还有一副题——“《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作者告诉我们:“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 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文中说:“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在那次民主会议上,大家强调文革前17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而“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原王稼祥政治秘书“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李维汉在发言中更是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有十大方面,“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 这样,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在毛时代为什么会有那样一场“打右派”运动。至于阴谋阳谋,并不重要,郭道晖本人就认为当年那场“打右派”运动,其实也未必能说就是毛泽东特别有意要“引蛇出洞”,不过是证明了毛的反复无常而已——郭道晖强调的是毛的反复无常。 郭在文章中说:“当年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当时发言,说1959年夏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比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自己也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而毛在谈到他自己时,说‘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因此,郭道晖认为:“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灾难由崇拜领袖而生 ——“阳谋”还是“反复无常” 作者: 闵良臣
朱韵和
21小时前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岗山,这是中共在1927七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岗山去了。 毛泽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 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〇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岗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作者: 余英时 图:1937年,延安,44岁的毛泽东
毛统治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 中共党内的秀才们以至任何思维正常者,都明白酿成信阳那样的惨剧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泽东本人在内部也承认是“高指标、高征购”所致,但是,实际善后处理的手法,竟又是开展一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将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县、社、队各级干部定为阶级敌人。大面积饿 死人,则是敌人的阶级报复。 二○○六年,北京出版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书中记载有对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访问。张问邓:“毛对信阳事件的反应”。邓那时正陪毛读书,邓说了一句潜台词丰富的话:“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 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一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信阳事件的全过程非常强烈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质。毛的选择可以有国际背景的因素,但是绝无“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证为基础。那是一个一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作者: 金钟
《定西孤儿院纪事》表现的是受苦人的绝境。“父亲”曾打算出门要饭,可是连这个自由都被剥夺(因为要饭会给社会主义抹黑),只好躺床上等死。最后果然饿死(《父亲》)。 一家人饿死三口,家人连抬出去掩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死人和活人同睡在炕上(《独庄子》)。 流浪乞讨的秃宝宝,为了取暖,经常 钻别人家的炕洞,差点让烟熏死(《炕洞里的娃娃》)。 另有一家三口在讨饭的路上抢到面粉吃,因不知道节制被活活胀死(《华家岭》)。 饥饿的人以草根、榆树皮、谷衣、荞皮为食,郁结不能消化,上一次厕所时需用筷子往出掏,鲜血淋漓。更有甚者,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扣儿娘就将儿子和女儿的肉煮着吃了(《黑石头》)…… 匪夷所思,骇人听闻,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然而同饥饿相比,更为可怕的是人的恶。为了预防饥荒,“父亲”将两缸苞谷埋在土中。搜粮队拿着铁棍将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父亲”经不住搜粮者的批斗、毒打,终于坦白了。队长带人将苞谷挖走了,连缸也抬走(《父亲》)。 为了躲避搜粮,“奶奶”将七八斤扁豆放在草窑里,用草埋起来,不放心,放到被窝里、揣到怀里、最后藏到已经饿死却无力掩埋的爷爷的身体底下……最后,仍然无法逃脱搜粮者的“火眼金睛”。搜粮者对将人的腿子打折(《独庄子》)。 十七岁的姐姐领着弟弟乞讨,仅仅为了在羊圈的热炕上留宿一晚,免得被冻死,被放羊人夺去了贞操(《姐姐》)。十八岁的哥哥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棍子打,打得头像南瓜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后死掉了(《黑石头》)。…… 栓栓奶奶只因在野外尿尿被王书记撞见,王书记斥责: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不是在党委脸上尿尿吗?你是在往共产党脸上尿尿!你是个反革命分子!随之一阵毒打(《走进孤儿院》)。…… 恶行已经不胜枚举。 ---高潜:因为惨烈 所以震撼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1958年开头还好着哩,吃大锅饭能吃饱,全村人在一个大院子里吃,一人一个馍,拌汤随便喝,喝几碗都成。到后半年就只能喝拌汤了,不给馍馍了,拌汤也只能喝两碗,不能多喝。 第二年秋里,我二姐三姐就殁了。饿死的。整整一年,食堂就给大家喝拌汤,而且汤越来越清,就剩下清汤了,没有面核核了。还 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变成了麸皮汤,谷衣汤,啥面都没有了。我二姐三姐饿死的时候正是喝麸皮汤的时候。那时间家里不叫冒烟,队长看见谁家烟筒里冒烟,就跑来搜粮,说你家里有粮,搜不出来就批斗,炒豆子。其实各家都搜过多少遍了,几年前存下的陈粮都搜光了。 二姐三姐死后,食堂就关门了,各家撩乱着各家吃去,队里啥都没了。这时我们全家吃谷衣,吃麦衣,我娘和我大姐天天出去找着剥树皮,挖草胡子根根,炒熟了磨成粉,烧汤叫我们喝。后来我大姐也殁了,就剩下我娘、妹子和我。 。。。 我大姐的死,不是在家里。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给我大姐说了个男人,会宁县的,一个放羊的孤老汉,五十几了。孤老汉来我家接我大姐的时候,牵着个驴。当时说好的是给二十斤糜子就接走。我大姐也同意了。可是那天那老汉来接的时候,我大姐不愿走。那老汉老得一塌糊涂,还是个瘸子。我大姐在家里哭,说,娘,我不愿跟他。我娘也哭,但我娘骂她:你不去家里就没这二十斤糜子,你弟弟你妹子就得饿死。我大姐就骑上那个老汉牵来的毛驴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个老汉跑到我家来了,和我娘吵仗来了,要把二十斤糜子要回去。说是他牵着驴走到华家岭,我大姐跳了崖了。是我娘和我大姐合计好了坑他二十斤糜子的。我娘当然没给他糜子,我娘说他没把牲口牵好,把我大姐绊死了! 我大姐死的那一年十六岁。 ——杨显惠《炕洞里的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