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小时前
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 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零5分,毛走下专列,踏到徐水的土地上。 毛主席要来徐水视察的消息,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县季就知道了,为了迎接毛泽东来徐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毛主席看的地方;下边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负责人要明确; 路 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下乡,不准回城。关键是要把一切都安排得像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不露任何破绽。 有数颗足以使全世界震惊的“人造卫星”即将在徐水的土地上腾空而起。 人民日报消息:河北省徐水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 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棵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而徐水的事实是:1957年的粮食亩产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只 有可怜的70斤. ...... 汽车路过一排猪舍,张国忠向毛主席介绍:这里养著计划长到1000斤的“卫星猪”,说是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多长膘。 路旁的庄稼地里,两座炼钢的小土炉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张国忠说,那是农业社的炼钢厂。 “炼钢我可看看。”毛主席说. 汽车遂停下,一行人来看炼钢.只见几名“炼钢工人”在两座坟堆似的东西旁边忙碌,大风箱拉得“呼达呼达”响,劈柴火在熊熊燃烧…… 毛主席:“一炉出多少斤?” 张国忠:“一炉出200斤。” 毛主席:“一炉200斤,10炉就是2000斤。” ...... “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毛主席笑嘻嘻地望著满屋子激动、拘谨的庄稼人问。 李江生:“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毛泽东:“每亩平均多少斤?” 阎玉茹(农业社党社支书):“754斤。” 毛泽东高兴地“啊”了一声:“不少呀!” 毛泽东又问秋季预产情况,问了社里的问县里的。 张国忠:“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全年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 毛泽东睁大眼睛,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张国忠:“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李江生:“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毛泽东说完,又笑嘻嘻地望著人们.一时,谁也答不上来,粮食多了究意怎么办好呢?人们只是望著毛泽东笑。县委书记的脑子紧转慢转也只转出一句顶没滋味的话:“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嘛。” ...... 张国忠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介绍这些新发明、新创造。 当他说到这些山药亩产可达100万斤的时,毛泽东回头对人们说: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 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人们齐声说:“好!” ...... 徐水,1958年冬即出现饥荒的苗头。数九寒天,人们耐不住饥饿的折磨,想起了丢在地里的山药和庄稼,晚上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搜寻、摸索…… 1959年1月,在上级一再催问下,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数为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 几乎是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八大优越性》长文,又给这个虚构的共产主义典型涂抹了令人眩目的一笔…… 徐水白洋淀地区(当时属徐水县) 1960年向县委反映发现大面积浮肿的非常情况后,张国忠竟认为这是给他丢脸,为社会主义抹黑,污蔑人民公社,下令追查反映情况的“主谋”。 1960年3月29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26个村的群众发生吃“苍耳根”(一种有毒的野草)中毒的非常情况,550人被送往医院,4人死亡 …… 第二天,即1960年3月30日,张国忠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他说:“ 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1.3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 四十年前的徐水纪事"
朱韵和
6小时前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 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 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朱韵和
7小时前
一位女儿给香港母亲的信 来自广东(1961年) 母亲:    你三月六号寄来的信早已收妥了,知道各人都很好。来信说及年初四曾经寄回白糖和麦片,但是现在仍未收到。上次你说及曾经寄过一罐糖果,到现在仍未得收。可能是寄失了。 猪油同面粉我们是收妥了,超和说好在你寄回来,若果单靠每月买几两油, 就连煮条菜都没有油了。现下我们每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买。这个月因为三十一天,粮食又不够,一日两餐都要食粥了。每餐煮多几条菜当饭。但我食得菜多,时常肚痛。超和同亚婆都患水肿,仍然未好。因为吃唔饱很有关系。穗丰每日食两次粥,很快肚饿,半夜醒来肚饿就呱呱叫。所以有时总要想尽办法宁愿贵一些都要买□几件饼干。亚女,亚星同亚妹总算听话,吃得半饱就算了。我在农场劳动,成日担担锄锄,成日都肚饿。现在很难增加粮。因为大伙都是这样。 亚强亚昌都高很多了。大概都已经生性很多了。亚星去检查,医生说他肝大,面青青。可能又是营养不良的缘故。车针和钩针未收到过。大概又是寄失了。小孩子最喜欢就是你寄猪油同面粉来。你收信后请叫亚诚同亚芳寄两罐猪油同面粉回来给我们吧。我听人说,托香港中国旅行社寄时,收得很快,兼送到上门。上次我叫诚弟写信给四嫂,请她由婆罗洲寄两罐,不知道四嫂肯不肯寄。你叫亚诚写信去时叫四嫂寄两罐给我们吧。我们各人都平安。请不用挂念。上日穗丰去影了一相片,前天去看,说影坏了。要重新影过。又要十多天才能影得好寄来给你看看。顺候   康安                 品 9月23日寄 (网友苗人龙辨认)
朱韵和
7小时前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 以后 ,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施害者 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组织会议。 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 票表决该杀何人 ;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 :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 ,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 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 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多年后对施害 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有证据显示, 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 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 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 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9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 党”的2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17,000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苏 阳·
刘少奇夫妇六一年回乡经历 花了点工夫,看完五张DVD。这套政论片全面地为刘少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首先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入手,指出刘是最忠实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成熟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方针,从提出“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证明刘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要二、三十年时 间的主张,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是符合马列经典的。继而谈到刘少奇在主持制定一九五四年宪法 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贡献,奠定法制基础,主张阶级合作,以人民内部矛盾代替阶级斗争。 有了这样的铺垫,毛刘的分歧便逐渐展开,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后的分道扬镳 。值得肯定的是,刘源没有回避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初期,刘也头脑发热,说超过英国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够 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时,他也附合毛,主持批斗会。但是,事实教训了刘,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处。也是刘源书中最有价值的部份。 刘源详细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回故乡湖南作长达四十四天的调查经过。利用了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和访问幸存的当事人。经过大饥荒洗劫的故乡,令这位共产党领袖动了恻隐之心,他下榻养猪场的弃房。与数百人个别谈话,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他看到包括亲戚在内的乡亲们的悲惨,“无奈地看着姐姐一家 ,几乎没有说话。”他向乡民们道歉,甚至要他们将这次的教训“刻成碑、记上账 、传给子孙,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位七十岁老农的话,令他刻骨铭心:“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弃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亲口转述的。 可以对照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乡韶山。那时,饥荒已经蔓延, 彭德怀也回湖南作过调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坟、畅游水库,和少先队员合影等节目,写了一首七律,豪情万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丝毫万民已陷绝境的感觉。当然不是不知情。毛从韶山上庐山,毫不留情地将忧民如焚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金 钟·
老师死里逃生 这里记有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 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起来!起来!开会去!”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道:“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 布道:“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蒋汉正!”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3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6、7、8……第8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3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17、8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7天7夜。 ---“文革中被遗忘的杀人故事” ·萧 翁·
“早请示、晚汇报”的由来 196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 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与这个报告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1967年11 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喜信(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喜)。11月1 5日,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 196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一、二版近两版的篇幅发表“首都 新闻单位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写的《支左工作的一面红旗——记8341 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贯彻执行支左工作三项原则的经验》。这篇报道说: “职工们上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有关语录,向毛主席请示,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 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单位(机关、军队、工厂、学校、商店、生产队、团体等 )实行“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漫谈(下) ·王年一·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的身份来中国访问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十一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已经穿了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一个中国外交部礼宾 司的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朱莉娅·尼克松,毛主席要见你们!” 艾森豪威尔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它五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朱莉 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书中写道,她当时见到的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 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 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尼克松此时 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 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 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 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 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 的日期:“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七五”。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 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象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 。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自己的领 袖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 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 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 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 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 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丽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毛式 服装,但她拥有一付极为安详和美丽的面容。朱莉娅以为,“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曾 经身体健壮的男人,在目前衰老到不得不依赖他人服侍的境况下,这些年轻美貌的 女人会在一定意义上舒缓他的精神紧张,并成为他对付与世隔绝的耳目”。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曾主动开始回答 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泽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 教育背景,他对朱丽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得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 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 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指的是一九七五年夏天前后刚刚被 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 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相反,她倒觉得毛的话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她不知 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两千六百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 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 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主任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 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 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 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 。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 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泽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 何人提及毛泽东的家庭中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泽 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大使回忆起六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 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 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 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 莉娅又“清醒”了。 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 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一九五一年的高岗;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和一九七 一年的林彪。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 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 。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相当大小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 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 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泽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还可能再次引发一九六六年时的紧张气氛。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 。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 。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朱莉娅问黄镇大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 大使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 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大使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 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 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常常了摆满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为一 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 据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一边看尼克松的信一边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 样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尼克 松已经在一九七四年辞职下台,但毛泽东还执拗地称呼尼克松为“总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说。这位尼克松的女婿的插话坦诚得令人吃惊,不过倒是很符合美国年轻人的个性。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毛泽东不容分辩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有点儿书生气的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怎么几 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呢?说实话,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到,尼克松的下台和美国宪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周大伟· 图:1975年12月31日晚上,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与她的丈夫戴维。
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是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 。张玉凤的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死时,要求毛泽东 给个名份。毛只作个 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 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 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 。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 ,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 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 。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 ,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 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张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 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 汪东兴只是毛主席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 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 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 。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 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所以这两个人必须作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 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 。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 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主席和国务院 总理。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党主席。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 接任党的主席,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 一味吃喝玩闹,上海小开气息十足。 这时发生了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 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 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 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 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 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 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 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 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 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 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 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 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 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 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 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 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 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 人。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 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 胜”,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 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 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 ,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 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五十几年的历史 ,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上)"  ·方丈· 图:1969年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休息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中共九大闭幕后,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69年5月16日,耿飚抵达阿国首都地拉那赴任。可在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耿飚逐渐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给阿尔巴尼亚提 供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对于人口只有200万的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尔巴尼亚 领导人霍查曾经坦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 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另一位领导人谢胡甚至说:“我们不向你们要 ,向谁要呢?” 阿方在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 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黑白电视机还很少见。,,,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纺织厂,但阿方没有 棉花,中国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阿方制造出了服装,却硬要卖给中国,倒 过来赚中国的钱。 有一次,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中国帮助更换阿国某化肥 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 要中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 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 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耿飚通过实地调查看到,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他们还把中国援助的水泥 、钢材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 毫不爱惜、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里,听任风吹雨打而无人过问。耿飚对此感到非常 痛心。 忧心忡忡的耿飚认为,我国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必 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 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对阿尔巴尼亚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办法,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而对阿方来说,则惯成了他 们依赖别人,处处向别人伸手的懒惰习惯,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 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再次向中国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在阿国“六 五”期间提供约5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 民经济,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只给10亿元的贷款。阿方对此很不满意。 在此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发展与罗马尼亚的往来、改善与南斯拉夫的 关系十分不满,并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公开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 中国在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 30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个项目后,终于于1978年结束了长达 20余年之久的畸形的中阿援助关系。 ---“将军大使”耿飚的“文革岁月”  ·何立波· 图1:中国1960年代援建的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远眺 图2:这座中国援建的水电站曾命名为“毛泽东水电站”
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事从地处北京玉泉路的科技大学骑车去中关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看到远处有长长的一溜人走在人行道上,每两个红卫兵装束的小青年喷气式地架着一个长者。每个被架的人,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硬纸牌子。帽子和牌子上都写着(反动政治头衔)某某某,在名 字上用红笔画出大叉叉XXX。显然, 这是一个中学的学生们,揪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游街示众。为了看看这些红卫兵到底如何处置他们的老师,我和同事也尾随着这一列队进入他们的校园。这是一所主要招收部队干部子弟的中学,校园优美,地域很大。一进学校大门,不远就是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大操场,操场一侧有个相当大的砖砌的看台。台的前方巨大横幅上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左右两边竖幅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操场中央已经聚集了近千名学生,多数是红卫兵装束,即草绿的军装军帽,腰束皮带,臂佩红袖章,胸戴毛像章。这种装束是无尚政治荣誉:毛的捍卫者、红后代、造反英雄。有这种装束的多半是部队干部子弟。 被揪斗的老师顺序排在台前方,面朝学生,一字排开,共有二十多人。在这同时,从各个教学里又陆续出来好几百学生,多是普通的服装,陆续集合到操场上。 台上的一个红卫兵,手持红小书,在讲坛的麦克风前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看上去他是红卫兵什么造反兵团的司令。首先,这位司令带领大家高声朗读最高指示: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随后,他以激扬的声调说:“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我们能够允许那些走资派、保皇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霸占我们学校、玷污我们的红色阵地吗?” 下面一致高喊:“不能!” “那我们该怎么办?”司令问。 “揪出来,斗倒斗臭!”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砸烂他们的狗头!” 台下的红卫兵一片狂叫。 “好,现在就把他们揪到台上来示众。” 司令点一名字,就押上台一个人,同时台下就高呼革命口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XXX,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毒害青少年,罪恶昭著。”该校校长第一个被押上台。两个红卫兵一手抓住校长的衣领,一手反剪住两臂,架到台前左侧。一声“跪下”命令,校长就被按倒在地。 “反动学术权威XXX,专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以反动学术权威篡得副校长,打进革命队伍。”押上来的是一个年轻壮实的男子。此人北京师大毕业,毕业论文发表在《史哲杂》上,很受学界赏识。“跪下”命令之后,他仍挺直腰站立不动,身后的一个脚穿大皮靴的高个红卫兵,猛地一脚踹在他后腿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很快他的浅色裤腿就印出殷红的鲜血。 “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XXX,伪装进步,骗取优秀教师称号,是钻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十分危险的牛鬼蛇神。”押上来一个中年妇女。或许是因为长时间弯腰难以坚持,或许是不愿忍受人格的屈辱,她走上台后,双手挣脱了红卫兵的架持,直起腰来。结果,被两个手执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搂头抽了两鞭子,顿时脸上流出鲜血,尖利的惨叫刺人心脾,回荡在校园上空。 “保皇派XXX,虽然出身城市贫民,但顽固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小将批斗走资派,他就如丧考妣,是十足的阶级叛徒。”一个上了岁数的瘦弱的男子被押上台。由于长时间被喷气式架持,体力不支,走上台就瘫倒在地。红卫兵在后面猛踢两脚,命令到:“起来,不许装死,癞皮狗!”然后被两个红卫兵提着衣领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被架到第四位置跪下。 二十几个被揪斗的人,一个一个叫到台上跪下。凡不愿跪下的,都要吃上几皮靴踹踏。凡有挣扎者,上台都要吃上两皮带。红卫兵学生个个凶杀如阎王,被揪斗的老师如临刑场。台上抽打尖叫,台下口号震天。其恐怖肃杀气氛,五十年代初镇反除霸的场面还要逊色许多。我不知道在这些青少年的头脑中如何根植了如此强烈的仇恨,而且是直接面对循循教导他们的师长。可以肯定,这种仇恨决不是他们的天生人性,而外在的注入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膨胀发酵? 司令开始命令:“现在,让这些坏蛋交待他们的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小心你们的狗头。现在从走资派XXX开始。” 两个红卫兵把校长提溜起来,押到麦克风前,命令:“说!” 校长弓腰把咀凑近麦克风说:“我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执行的都是北京市教育局的指示。至于——”还未等他把话说完,背后的几个手执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抢着向他身上猛抽过来,一面大声说: “北京市是彭真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你不知道吗?”“你不自觉,现在我让你自决!”“谁敢顽抗,就叫他灭亡。” 校长被打得满脸满身鲜血渗出,眼镜飞落甩破,连高帽子也被打碎。一阵抽打之后,司令再次命令:“说,你犯了什么罪。” “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青少年,我有罪,罪大恶极。”两个红卫兵揪起他的衣领,拧住他的手臂,把他架到原处跪下。 接着副校长被架到麦克风前。 “我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反动学术权威,专门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专门为才子佳人招魂,是十足的封建余孽,罪行累累,死有余辜。”他接受前者的教训,尽量把自己说得严重,骂得狗血喷头,借此望免吃皮鞭之苦,反正以后不会由这些红卫兵来定案。结果,那些急不可待要施展威力的红卫兵们,还是猛力地抽打他,一面打一面说:“我让你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我让你给才子佳人招魂”,“我叫你这个封建余孽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结果也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 被称牛鬼蛇神的中年教师第三个受命认罪。麦克风传出她清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我来说两句心里话。我在学校是老师,在家是母亲,我的孩子和你们是同龄人。出身不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如果你们的母亲这样被斗被打,你们会如何想。 将人心比——” 没有等她的话说完,一皮鞭从背后打来。一声尖叫划过长空。接着数名红卫兵猛力抽打过来,并厉声斥责:“谁让你放毒!”“亲不亲,线上分。” “想用资产阶级的人情来收买我们,没门!”当场这位老师就被打瘫在地,爬不起来了。两个红卫兵硬是把她拖到原来下跪的地方,让她躺在那里。 第四个被叫去认罪的是保皇派XXX。看上去,他的年龄可以做这些红卫兵的爷爷,可那战战兢兢的样子真好像小鬼见阎王。他不无冤屈地说:“我只不过是办公室的一个职员,而且很快要退休了。我只是想维护教学秩序,不影响大家学习,客观上抗拒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话音刚落,一个猛力的皮鞭从背后打来,当时就把他打倒在地。一红卫兵大声斥责: “你还在为自己辩护!”随后又是几鞭子抽打后,两个红卫兵把他拖到原位,像扔死狗一样扔在那里。 接下来的一个一个认罪表态,没有一个人再敢于为自己少许辩解,或敢于否认红卫兵司令给他们定的头衔和罪状,多数都是给自己无限上纲,加大罪名,痛骂自责。即使如此,几呼没有人没遭到毒打。有的被打得鲜血染红了衣裤,有的被打得血流一地,有的被打得瘫地不能爬起,有的被打得生命垂危。其中有一个妇女,所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打得特别重,开始时还听到他的求饶和惨叫声,后来什么叫声也没有了,估计是被当场打死。但会议主持人还说:“别管它,这个狗崽子装死”,叫人把她拖到原来位置扔到地上,接着叫下一个人。 现场真是一片血腥恐怖、惨无人道,令人听之毛骨悚然,见之不寒而栗。 ---韩杰生:往事烟消云不散
在“文革”高潮的日子里,复旦大学所有名望闻世的教授学者,几乎无人幸免“漏网”,各人戴着高帽子,而且双手必须扶着头上这三尺亡魂之冠,在操场上、校园里游斗示众。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每人背上各贴着一方白纸,写明“地主”“反革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不同字样。红卫兵们为了增添乐趣,博得围 观人们满场哄笑,强迫教授学者们唱“自骂歌”:“我是大右派xxx,我有罪,罪该 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喂给猫吃,猫都嫌臭!”又强逼他们唱“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还喝令他们唱《黑帮歌》:“我是牛鬼蛇 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把我砸烂!砸烂 !” 教授、学者中谁不老实自骂自唱,红卫兵就挥舞皮带向他背上、头上、腰上、 肋上狠毒地抽打,每次总有几位被打得鲜血淋淋、眼青鼻肿!潘教授就挨过多次皮 带抽打,甚至残忍逼令他们在操场上像狗一样爬,说是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 可怜他二百多斤重的胖壮身躯从学生裤胯下钻过去!但对这些自己一手教育的学生 、今日红卫兵如此凶神恶煞亵渎恩师的邪暴劣行,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恨他们 ,我知道教唆他们犯罪的是谁!他们是无知、愚昧,但愿有一天他们能醒悟,还有 他们的同龄人。如果他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潘教授越说越激愤,“世界 寰球,只有中国是这样,而且是红太阳升起、照着的中国!在每个省,每个市,每 个县,每个镇,每个学校,每个单位,在同一段时期内,用高帽子、挂吊牌羞辱着 数十万、上百万人于阳光之下,采用非法私闯民宅、抄家没收,强暴数十万户家庭 于宪法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呵!岂但是‘人之羞’,而且是‘国之 耻’!自古道‘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人民寒心,国家何堪?问题是,人民寒不 寒,国家伤不伤,于那些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人有鸟事!可是,中华民族、炎 黄子孙可要永远毋忘这是国之大耻啊!”潘教授伤心万分、感慨跺脚地说着,双目 炯炯闪光。他几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因为就在这次批斗大会后他与王造时、孙大 雨等一起被抓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身关牢狱、丧失了人权自由的他,满怀愁虑的 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 有一次潘世兹教授悄悄地对我耳语:“现在我懊悔留在中国在复旦当一位教授,为何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如此尖锐?” ...... 潘教授感慨:“我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57年受冤枉批斗后,还以为这是新社会的偶然现象,总以为整个新中国是光明的,在那时并没有被痛苦压倒,反而自我责备反省多多,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跟上毛的步伐。其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真的表现,殊不知毛的‘阶级斗争纲领’,就是要赶尽杀绝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其结果硬是把原来对共产党没有二心的人活生生打出二心来,把原来冒险从国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被硬逼得再冒险逃出国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国家的耻辱啊!”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 ·刘文忠·
我在市监狱,还参加过一期“投机倒把学习班”,当记录员。这批刑事犯学员,都是因倒卖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香烟票等,或因倒卖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等日用商品,而判了徒刑。这时的中国,清一色的计划经济,连少得可怜的小商小摊小业主,都死死纳入国家计划管道。每个人的户籍,包括工作单位, 牢牢固定管辖之内,难得流动变化。每个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来源和工作条件受到牢牢控制。 你家里今天来了外地人或你明天出去外地,都必须带上地区、单位、里委会介绍信,需于第一时间内向派出所、里委会报临时户口或临时工登记。人口休想随便流动,更休想搞点自由贸易。 谁如果想把乡下农产品运进城里来推销,或把城里工业日用品推销到农村去,都属捣乱、破坏国家经济市场管理,属于投机倒把犯罪行为。即便在同一城市中,谁也不许进行自由贸易活动。农民如果弃农经商,更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家明文公布了“打击投机倒把犯罪活动”的许多条例。按理说,这就是法律,触犯了它就是违法犯罪。其中尤其严厉打击买卖票证活动。对票证贩子轻则重罚、批斗,重则逮捕法办。甚至判决死刑。 在学习班上,有个姓叶的上海青年,18岁,闸北区人,全家贩卖全国粮票一万斤以上,成了轰动上海的大案。母亲主犯,45岁,家庭妇女,被判死刑。父亲次犯,工厂工人,被判17年徒刑。他做儿子的属从犯,被判7年徒刑。 平心而论,同“造神”运动造成了大批“现反”的一样,“投机倒把罪”岂不同样是特定历史背景造成的“罪案”?当我回忆这些往事时,这种“罪名”在中国大地上早已取消了。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已把计划经济的僵硬模式冲得落花流水了。那种“粮票、布票、香烟票……”也早已成为历史的收藏品了。可是在过去,长期“打击投机倒把、保护统购统销”,到“文革”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多少人为此遭了殃、受了罪,判了刑,甚至杀了头,这算不算历史造成的“冤案”呢?至少历史早已证明,那也是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制造出来的荒唐“罪案”。正如政治上长期搞阶级斗争致使广大人民遭殃,相应的经济上的计划经济路线同样使多少百姓含冤不白啊!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三) ・刘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