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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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时前

蒋介石放虎归山，聪明反被聪明误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虽然共产党在对外宣传时声称“与红色首都共存亡”，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五月中旬后，蒋介石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当时，前线将领陈诚、何键、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发出急如星火的建议，到了蒋介石那裡却如石沉大海。红军西进时，赣州商会报告中央政府，“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以当时蒋介石手上掌握的兵力，完全可以堵死红军西逃的路径，将其一举歼灭。然而，为何会出现东南北三面围困，西面力量空虚的明显的战略失误呢？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这样若红军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就能名正言顺地派中央军紧随其后，佔领广西。而蒋经国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了李宗仁的猜测：“从整体上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当时，何其巩上书蒋介石，建议对共军“有计划网开一面”，然后以剿匪为名一举统一西南三省：“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爲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帅重兵入川。”蒋批示说：“卓见甚是，当存参考。”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的日记中甚至说：“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蒋所料：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红一方面军西走，蒋任命勇将薛岳爲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九个师的中央军尾追而至，中央势力由此进入西南。蒋亲口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爲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爲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红军击溃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腐败不堪的军队，使得薛岳抢得先机，进军贵阳，取得对黔省的军政控制大权。蒋介石随后任命文人吴忠信爲贵州省主席，在日记中记载了欣喜之情：“贵州省府，完全改组，第二十五军亦如期改编，王家烈知难而退，从此贵州军政，统制于中央，是国家之福利，亦余一最大进步也。” 然而，蒋介石以一国领袖之身份，不能光明正大地宣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却玩弄此种“以毒攻毒”的厚黑权术，最终仍不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短期而言，蒋的势力以剿匪之名义，渗入西南各省；但长期而言，共产党军队由西南而西北，终于获得喘息、修养、壮大之契机。蒋机关算尽，却未能料到张学良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从此，共产党凤凰涅槃，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没有写到此后国共胜负易位的历史，但毁灭的种子在蒋介石放红军西窜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 （余杰）

14小时前

进入文革后期的所谓“斗批改”阶段，究竟应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还是“继续革命”另建一套制度？中共高层并不一致。虽然周、邓等务实派主张“治理整顿”，但五人帮（毛加四人帮）则主张“五七道路”，办“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干校，“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恰在此时，赤柬夺权成功，于是在毛左的影响、指导与策划下，红色高棉就变成了两党极左派的革命试验田。其中四点值得提及： 1，波尔布特本人，与其说是马列信徒，不如说是毛思信徒。此公爱穿毛装，熟读毛著，1965年冬到北京，1966年春（文革前夕）离开，几十天常住北京并非度假或治病，而是接受秘密洗脑（据说在中央党校），由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面授机宜，策划如何在柬埔寨实践毛的“五七梦想”。赤柬建政之后，波又数次访华，拜见毛周，接受耳提面命。我还记得电视镜头上，他对中共高层那小学生般的毕恭毕敬，不难想见他对毛共如何顶礼膜拜。 2，除柬共头目亲往北京朝拜，还有毛左派人回访，亲临现场指导。除军政人员分期前往，以专家名义协助工作外，还有高层代表团访柬。成员以毛左为首，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包括陈永贵大叔。我记忆中，头戴白毛巾的陈副总理，好像只外访过两盏社会主义“明灯”：红色高棉和阿尔巴尼亚。据说波尔布特曾请示北京，说他们也想“农业学大寨”，被务实派周恩来劝阻，说“学大寨”不利于农业生产。可惜周的话没用。大寨在形式上还没取消“按劳分配”，只不过工分高低要参考政治表现。而赤柬把数百万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完全是不计报酬的奴隶劳动。1977年12月，陈永贵回访红色高棉，高度赞扬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3，中共代表团访赤柬归来，由张、姚起草文件，向毛汇报。毛对赤柬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商品市场，强迫人口下乡，拆散家庭，等等，大家赞赏。认为那里提前实现了他的“五七指示”。而在中国，则因为“走资派捣乱”，一时还难以实现他的五七美梦。所以，中共应该向柬共学习。可以设想，如果老毛未死，四人帮不倒，不但赤柬会继续肆虐，而且，波尔布特们的“先进经验”，迟早会被中共搬到神州发扬光大。假如那一幕不幸上演，以赤柬杀人四分之一的比例匡算，那么中国得死两亿，相比而言，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就成小儿科了。 4，除了上述三条，当然还有第四条，那就是后台老板跟小伙计的主仆关系。北京除了提供思想源泉，还有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赤柬的军队装备，从服装鞋帽、通讯器材，到武器弹药，全由总后提供，军事专家的出谋划策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没有中共全力支持，恐怕赤柬连一天都挺不下去，更不要说夺取政权了。 ---关风祥：“柬共疯狂”背后，有毛左的“策划指挥” 图：1976年2月张春桥访问柬埔寨

14小时前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仗，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象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口号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孕妊”（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我的朋友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成了当时该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到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婦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鐘就死了。有一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象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我于是剪断、结扎脐带，用浓碘酊在脐带殘端消毒、包扎。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二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四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医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忆我亲历的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 作者：严家伟

14小时前

毛獨霸天下兩大特質：害怕秩序、堅強意志對於毛1949～1976的27年「獨霸統治」，余教授提出兩點分析，我認為相當獨到。第一，很多人稱毛為「皇帝」，未盡適當。因為毛和中國史上的所有皇帝不同。他們得天下後，無不兢兢業業尋求治天下之道，以圖建立穩定的秩序。但毛相反，最怕秩序。1949年後一個又一個運動，反映對「異化」的深刻恐懼，臨終還要囑咐，文革是「第一次，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邱會作回憶錄云：毛晚年問醫生，他何時上天堂，準備去造反，看那裡的秩序有什麼問題）。余教授更從李醫生書中看到毛所以起居無常地「榻上治國」，並非戰爭習慣所致，而是如李志綏指出「毛將時間表、規則、禮節和儀式，都看作是對他的控制，因此拒絕遵循。」拒絕將他的巨大的絕對權力日常規範化，就成為毛1949年後整個生命的核心問題。抓住這個核心，可以順理成章解釋毛的一系列重大舉措。第二，毛具有極端浪漫而不願受任何約束的堅強「意志」（按，湖南人被稱為騾子脾氣）。浪漫、放縱、個人自由，是中國近代的潮流，但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政治領袖任其浪漫意志橫衝直闖、所向披靡，後果將不堪設想。毛既否定秩序又如此肆意妄為，這就是黑格爾說的「否定意志」，他只有在不斷的否定、破壞中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們在文革中幾乎無所不在的印證黑格爾的哲學。例如毛竟然發出如邪魔般的最高指示：「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見證余英時的憤怒作者：金鐘

14小时前

毛泽东要整刘少奇《林彪工作札记》1964年3月3日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当时林彪并不知道老毛要整的这个人是在党内威望比毛高的刘少奇。 1964年5月7日，《毛主席语录》袖珍本出版。毛对林彪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林彪写道：「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当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在阅读。林彪从毛的讲话中敏感的意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要有麻烦了。毛决意除刘、邓──为此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6日，林彪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1966年12月7日，林彪看出「毛已决意要除刘、邓。」他写出了毛泽东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一套把戏：「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毛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 1968年9月29日林彪写出一件毛考验他们忠诚的事情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道你不服。毛的阴谋还是被林彪识破。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作者：萧良量

14小时前

毛泽东的个人素质，也应有若干分析——毛是一个山大王，“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造反领袖，又是一个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流氓皇帝。其井冈山绿林意识和作派贯穿延安到北京宫闱，他那唯我独尊、家长式威风，和苏式派头格格不入。同时，他又是受过很深的诸子百家影响，自称可以背诵四书五经，认同孔孟大义的边缘人。他的著作中有数百条古典语录，引用马列甚少。古为今用，直到死前还批孔。史达林说他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并非戏言。传统文化修养，给了他强词夺理的一手雄辩文章。形成党八股为范，确是中共高层中无人可及。毛崇拜湘军首领胡林翼，熟读其文集，连其号“润之”也拿来自用。胡是非常守旧的人。一次见到长江西洋军舰，行速飞快，惊愕之际，回营即大口吐血，不久去世……可见中国人的惧外排外心理由来之深，毛不掩其对白种文明的排斥与山寨傲慢。这和列宁在西欧住十五年、孙文通晓西方，去欧美二十次大异其趣。毛的谈吐，处处“土法上马”（陋习入中南海尚要掘地而便，不惯马桶至访苏要改造皇宫厕所，为赫氏所惊）。 ---毛泽东之死及其遗嘱 ——兼为《毛主义遗产》导读作者: 金钟

14小时前

中美双方在军官俱乐部。时间：1944年至1945年资料来源：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巴尼·罗塞特资料库 Chinese and Americans at Officers' Club. 1944-45. Source: Barney Rosset Papers in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4小时前

在河南省信阳县，大跃进时期，公社社员夜间工作，以油灯照明。日期 1959年 In Xinyang county, Hena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ra, commune members worked in the night, using lamps as light. Date1959

14小时前

第十四航空队的妇女军团成员为中国战争孤儿举办聚会。时间：1945年12月26日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4小时前

北京故宫（1920年11月号）恢弘富丽的皇城被围在矩形的宫墙内，图中靠前的一道门是天安门的外门，民国时称其为“中华门”，门后到天安门间有千步廊，是过去朝廷的中央官员办公之地。 ---国家地理镜头中的民国

14小时前

1978年春，山西五台山，给寺院世代送粮的当地农民。李晓斌/摄。

14小时前

1970年，正在训练打飞机的中国民兵。

14小时前

老照片：70年代中国街头的红色宣传

1天前

孟锦云有一段时间闹情绪，被老毛赶出中南海，到地方上监视劳动，后来老毛又想起她，把她再调回身边，孟锦云感激涕零，自此服服贴贴。老毛治人有一套权术，他对付一些高干，也是常用这种喜怒无常欲擒故纵的手法，把他冷落一下，让他吃足苦头，突然又召到身边，请他吃饭，谈笑风生，让他冷暖自知，俯首贴耳，很多人都受不了。老毛真正邪恶的事情，大部份都没有暴露出来，他对付刘少奇的事众人皆知，但对付林彪﹑周恩来﹑朱德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大部份可能都已失传，很多事情未必入档案，当事人死了，事实就湮没了。老毛曾对刘少奇说，我一个小指头就能灭了你，这种话岂是正常人说得出来的？老毛还经常约王光美到中南海陪他游泳，一则饱览王光美的美色，二则羞辱刘少奇，这种变态的心理，也称得上人间邪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老毛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旷世枭雄，他内心之阴暗﹑变态﹑蛮横﹑冷血，希特勒斯大林都难出其右。一个极端邪恶的人有极端聪明的脑袋，便是人间最大祸害。中共所有的邪恶，其源头都是老毛，中国人要身心得解放，一定要先从批毛做起。 ---中共邪恶本质的根源在毛泽东身上 ——香港旧事点滴作者: 颜纯钩

1天前

核战大战略中国民众已经成了“饿狼”，可以随时驱使他们扑向世界任何地方去撕咬。关键是要把各共产国家团结起来，确立夺取全世界的国际大战略。应由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饿狼”，组成“国际解放军”，让老毛当总司令，领导制定具体的全球战争计划，予以实施。如何和平宣传麻痹帝修反，然后挑起矛盾、冲突、偷袭，再扩大为核战争，让美苏两虎斗死，由毛挥旗令“国际解放军”扑向周边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在其共产党领导下，里应外合，很快夺得政权。先亚洲后全球，步步为营，逐步蚕食，三、五年就可达到统治全世界的目标。于是在媒体上大力宣扬毛的语录：“东风压倒西风”，美帝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人民战争万岁”，以教育赫鲁晓夫等蠢材，放聪明些。 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家会议，毛想使所有共产国家（包括苏联）接受他的“国际大战略”，组建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他成为共产阵营首领的愿望。遂不辞辛劳亲自带队参加，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是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要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要怕死人，世界也不过牺牲一半人口吧，就会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常规战争不如打核战争，可以在中国打，最多也就死2/3人口，四亿吧，有什么了不起，不用几年，中国人口又会增加到六亿，有什么可怕？毛凸显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英雄了得，以为一定博得全场热烈鼓掌，一跃成为世界人民大救星，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领导权。不料事与愿违，只有一个最小的阿尔巴尼亚称赞，其它所有与会共党都摇头，带头反对的正是昔日老大哥苏联，老毛气得提前回国，阴谋首次受挫。阴谋破产毛还想通过私下密谈打通赫鲁晓夫们的思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到，毛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又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中苏可组成5000个师，你们出武器，我们出人。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那里经得起我们5000个师打击？伏罗希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疯子讨论，于次日赶紧回国。” 毛的如意算盘是，苏联出武器，中共出人，这5000个师就是他的，等美苏打得两败俱死后，他来收拾残局，好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但是赫鲁晓夫们也不傻，说在核武器时代，人多只是一堆炮灰，你那个“人海战术”无效，核大战必定毁灭全球，无一幸免，予以拒绝。双方谈不拢，爆发中苏决裂，在珍宝岛死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计划对中国大规模核轰炸，“让中国回到石器时代！”怕美国误会引起麻烦，遂将此计划事先秘密通知美国，美国采取拉小打大策略，立即把此阴谋通知毛，毛向世界公开苏联的罪恶阴谋，自己做好应付核攻击的准备，迫使苏联放弃核攻击计划。毛则改国策为“联美反苏”，挑起世界核大战的梦想最终破裂，反而让美国当了“渔翁”。“世界人民的红太阳”的帽子戴不到了，退而求其次，想戴“第三世界人民领袖”帽子，也只有国内的马屁精林彪之流喊喊，连接受援助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越南也大骂毛为共产阵营叛徒、美帝走狗，弄得左右不是人。外加他与“最亲密战友”林彪闹翻，虽然林被他逼死，但他俩狼狈为奸企图恢复王朝世袭制的阴谋败露，从神坛上坠落。 ---一穷二白作者: 史伏初

1天前

世界人民的红太阳眼下虽然有了可以任意驱使的亿万“饿狼”，但还得有大批得心应手的干部，以便带领并驱赶“饿狼”，冲向敌人，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建政初期，党内高层发生两个政治目标或说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毛以外的所有党内高官，以刘、周、朱、邓为代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使人民生活改善，自己的高官做得稳。而毛却得陇望蜀，夺得中国大陆政权使他产生了更大的野心。他觉得挑拨人民仇恨去革命去拼命夺取胜利很容易，他没化多少气力就拿下中国政权，真不过瘾。凭他发明的老方法——人海战术，很有把握再夺得全世界的权力，做世界空前绝后的超级始皇帝。林彪面壁练功十年，揣摩透毛的心思，给他戴个“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大红帽子，哄得毛很开心。毛之所以有夺取全世界的底气，是因为他有了革全世界命的两个大发明：第一，创造发明了“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及各类必须改造的人群进行超时超体力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准他们自己吃，而大量送给外国。这样就产生两个必然：1，中国民众饿极而变成“饿狼”，只让愿意当兵当炮灰的人可以吃半饱，他们怀感激心，最愿拼命革命，驱使他们上国际战场，有如驱狼猎食，必定勇猛异常，所向披靡。2，外国人得到粮食援助，有如雪中送炭，必定对我感恩戴德，见我中国“国际解放军”来解放他们，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吗？必定拥戴我当“世界大皇帝”，第二，发明了“人民战争”，即“人海战术”，只要倾中国之“饿狼”扑向帝修反，谁可挡之？有这两大发明在手，让全世界变成统一的奴隶制王国指日可待。他认为这是他的高级智谋，超级大战略，不轻易示人。刘、周发现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报告，非常慌张地报告毛，毛稳坐钓鱼台，并不紧张，微微而笑，似乎颇有城府。刘、周诚心请教，毛才略予透露他的“高级智谋”，刘、周听后唯唯而退。刘终于不能忍耐，在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公然讲三年全国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意指这“超级大战略”是祸根。后来还提醒毛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毛明白，刘不愿接受他高瞻远瞩的大战略，是个障碍，日后必须寻机除掉。周不敢有违，唯对外送粮时手下留情，酌情减少。 ---一穷二白作者: 史伏初

1天前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何与怀话说当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中共以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连发“九评”，大义禀然批判、对抗“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后来升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很不幸，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大都不为所动，也变“修”了，仍然和可恶的“苏修”眉来眼去，互送秋波，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和中共作对。于是，要寻找和培养新战友了。就在此种形势下，一大批标榜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并注明绝对是“马列”的某某国“共产党（马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毛泽东自然大喜，直觉得“吾道不孤”，果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像对“第三世界”亲密国家一样，对这些毛派共产党小兄弟非常亲热，常常是有求必应。他们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边，终于激发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发现有机可乘，就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BVD（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据有关资料表露，荷兰国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Frits Hoekstra）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In Dienst Van De BVD（In the service of the BVD，即“为荷兰国安局效劳”），书中详细描写美国中情局如何与荷兰国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骗取中方信任的计划，其行动代号、方案一应俱全。这位冒牌荷兰马列党总书记彼德.贝维原为一个普通的荷兰数学老师，1955年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后被BVD吸收为荷兰安全局特工。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也应邀访问过中国，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CPN）。1968年文革高潮并且中苏对抗剧烈时，他按情报组织指示煞有介事地伪装激进，公开从荷兰共产党分裂出来另立了个荷兰马列主义党，宣称紧跟北京的路线，与荷兰共产党相对抗。这可是了不起的“壮举”！荷兰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也算举足轻重，曾在二战结束时获得百分之十的选票，在当时的荷兰国会二院有十个席位，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党员也有上万人。但是这个荷兰共产党是亲苏的，彼德.贝维这一俨然勇敢坚定的举动，当然博得当时与苏联不睦的中共的极高赞赏。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号称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在里面的真实党员为二十五名荷兰特工，此后还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义的上当受骗者），也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于是，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1970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华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则是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当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兰定期编制出版“革命”杂志荷兰版的《共产党人》，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1972年后为大使馆）；每逢中国的喜事和丧事，则是像模像样地及时向北京发贺电和唁电。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和所有的中国其他报纸就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彼德.贝维这项胆大包天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为何要取这个很刺激很伤人的名称？莫非摆明要讽刺要嘲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是啊，毛泽东生前自然为在全世界有彼德.贝维这样一大帮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悦，一定为他的“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而洋洋自得，最后去见马克思时一定还怀抱着伟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坚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浑然不知自己被骗了，自己死后人家发来的赞颂洋溢的唁电也是假的。不过，说到诈骗变脸背叛之类，彼德.贝维的这个荷兰马列党对中国的伤害，比起某些“兄弟党”，其实算是最小的，简直微不足道。那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从1954年起至1976年，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亿元。那时它总人口才两百万，相当于平均每位国民四千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脸之后，阿共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大著，全面指责中共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比如古巴那个卡斯特罗，接受中国援助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毛泽东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那个“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真可谓养虎为患，金家三代不断讹诈，,,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鳄。原来说什么“同志加兄弟”，转头便大打起来。中共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用中共赠送的枪炮染红的！……可叹的是，毛泽东为了要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世界革命，几十年慷国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国民众的血汗钱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这不折不扣也是一种另类骗局，真是荒诞绝伦，怵目惊心。

1天前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 １９７５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崔卫平·

1天前

记得1966年8月刚开始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革命豪气大行其道，斯文注定扫地！那时，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化革命的常用语汇。那时，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现于大字报和报刊杂志。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跳梁小丑”“牛鬼蛇神”“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样？这一趟下来是否能闻出点儿当年大批判的火药味儿？还有“混账透顶”“猖狂反扑”“大肆鼓吹”“狗胆包天”“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炮轰”“油炸”“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滚他妈的蛋”“混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该死”“见你妈的鬼”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革命者天天将太祖的粗鄙的打油诗像念经一样挂在嘴边，却不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所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粗鄙的文革” 作者: 老绥远韩氏

1天前

朱宪民摄影作品 1.1966年，吉林，3岁娃娃王姝红 2.1967年，吉林省辽源，军事训练中的红小兵 3.1968年，吉林，农村小学的劳动课 4.1976年，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在集体户门前。

1天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劫后余生，哭泣的小女孩。王文澜/摄。

1天前

1952年，河北秦皇岛，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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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威廉·约瑟夫/摄。

1天前

1980年4月，北京北海公园，"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正在开展。李晓斌/摄。

2天前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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