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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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小时前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21小时前

陈奎德：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为毛招魂的人。不像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此二人也不乏追随者，但已是残渣余孽，几杆破枪，不足挂齿了。原因何在？因为中共历史的脓疮已经被权力包裹了起来，，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后面。对毛时代，缺乏彻底公开的全民大揭露和历史性的大辩论。而少了这关键的一环，对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千千万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后毛时代中，一些有心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铺垫性开拓。譬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国内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等专著都是有口皆碑的力作，其用心都在澄清史实，偿还历史的欠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毛身上的部分迷雾。可惜，中国大陆读到此类书籍的人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进一步充分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辩论了。现在，毛时代黑箱内的历史资料虽然还谈不上大量曝光，但是其君临天下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绩」，如：创造了一风扫荡剿灭五十五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三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体系……，已是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由于任何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均可举证，它们已经昭昭于天下了。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把在海外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共识，传播于国内，诉诸中国大陆舆论日益广泛深入的辩论、研究和公断，让毛泽东真正接受历史的审判。，，，，，，即使在今天，应当看到，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毛已成为局外人和笑柄之外，在基本政治体制方面，在流行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上，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大体沿袭毛制毛语，并且仍然封锁新闻。甚至在新印的全国统一货币上，至今还在赫然推出这个独夫民贼的头像。这表明，中国要摆脱毛氏幽灵的纠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惟其因为如此，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就愈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我们必须如纽伦堡审判战犯一样，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展开一场世纪性的大公审。这就是亡灵毛泽东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民作业。

21小时前

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 “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张春桥幽灵在飘荡 ——王友琴

21小时前

文革中的“内参片”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文革”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这期间译制“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其二，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当时译制厂是直接受市委领导，也就是徐老三的领导，“内参片”的一切事务他说了算。更荒谬的是当时上面下达了一条严格指示——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必须开展大批判，肃清影片对我们的毒害，叫“消毒”。当时让我负责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会必须有重点发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影片搞多了，批判内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这些影片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毒害劳动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 ---知情者回忆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作者：孙渝烽（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导演）

21小时前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 ---辛子陵：由“大救星”到大灾星的蜕变

21小时前

略论毛泽东与其三任妻子关系就毛泽东与其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关系来看，杨没有背叛过毛，毛则屡屡背叛了杨，致使杨受到了极大伤害。易礼容曾告诉李锐：他和他老婆许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就在这做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便同毛大吵了一顿。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后又在一起经营中共组织（按：易曾在大革命时期做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锐，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杨发现了此事后，也同毛大吵了一顿。 1927年8月，毛泽东潜回长沙筹划秋收起义，还一度与杨开慧住在一起。数月后，毛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很快就与贺子珍有了亲密交往，并于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为夫人。杨开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个压寨夫人，同时也知道自己已处在一个很难定位的尴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弃妇”，即毛因有井冈新欢而予遗弃的长沙旧妇。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竟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对于毛如此薄情寡义，杨自会生出一些怨气，并会将这些怨气诉诸一些带有泄愤意味的文字。据李锐先生说，杨开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谈到毛时竟用了这样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还用蜡纸将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来，藏于自己住所的房顶夹缝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该住所时才被发现。有湖南人士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了这些私密文稿，并将上述文字告诉了李锐先生。至于毛与其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所谓“始乱”，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乱的方式确立了他与贺的婚姻关系，即在未解除他与杨开慧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迎娶了贺子珍，从而在事实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过去式大夫人，使得后者成了他的现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三”上位。这就既让前者受到极大伤害，又让后者蒙受严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严重羞辱。所谓“终弃”，就是毛最终又以较绝情的方式遗弃了与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战友情”的贺子珍，即在现任妻子贺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娶了后任妻子江青，从而单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作任何预告地废除了他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致使后者成了继杨开慧之后的第二个毛氏“弃妇”。此时贺子珍正在苏联治病和学习。一天她从读报员那里听到一条把自己和其他知情听众“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至于毛与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若仅从夫妻关系层面来看，也可谓“始乱终弃”；若再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则可谓“始乱而终不弃”。先就第一个层面来看。关于江青什么时候悄然入住毛泽东窑洞，又什么时候正式嫁为毛泽东妻子，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就连掌控最多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只能说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同月（笔者按：即1938年11月）：与江青结婚。” 据李志绥大夫记述，晚年毛泽东因四处淫乱且又不讲卫生而患上性病，“成为滴虫携带者”。李为此建议毛进行治疗，否则，“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而答道：“这不会，我早就同他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终弃”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再就第二个层面来看。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一开始就遭到一些知晓后者历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质疑。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汇总了这些质疑者的意见，给毛写了一封劝告信。据刘英记述，“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于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时也无知无畏地做了后者的第四任丈夫。需要指出，毛虽在当时颇为任性地将江迎娶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后还是比较低调地将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主要为自己做一些内务性的工作，而很少让她公开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很少让她与自己一同公开出席重大礼仪活动，致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毛的一位“隐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见其面的“隐夫人”。事实上，大多数国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过官方传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显得很是夸张且很是有“戏”的尊容。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虽在夫妻生活上已对江越来越疏远，已与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与钓鱼台国宾馆；但在政治斗争上则对江越来越重用，已让她扮演了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时导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中扮演了那种“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的重要角色。毛先是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个为他监控文化艺术界而四处窥探的“哨兵”，即作为“文化特务”的“哨兵”；继又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冲锋在前的“旗手”，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打倒一切”，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全面内战”，以至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数她这个“旗手”闹得最为穷凶极恶且最为旷日持久。纵观毛与江数十年夫妻关系，最充分地验证了毛在早年就已发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即奉行一种自我至上的价值观。毛把江只是当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当作对自己过夫妻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后期只是当作对自己搞政治斗争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或说是有实用价值的“一条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审判时所辩称的那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可见，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极为可憎的一面，还有着令人极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后为其背负历史骂名。时至今日，执政党及其御用文人在谈及这对夫妻时，仍是不骂其夫只骂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23小时前

职别：走资派，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1967。

1天前

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1天前

苏联解密档案在证实宋庆龄为其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档案记录了苏共外交官与宋庆龄的对话，以及从宋那里获取了哪些情报。苏联驻华大使与宋庆龄的密谈 1943年1月12日，与宋庆龄见面的是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Panyushkin），中文名字是潘友新。根据解密档案，双方在寒暄、聊了一些一般性话题后，帕纽什金开始向宋庆龄询问蒋介石对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看法。这里的“三国会议”指的是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参加的会议，主要目的是在二战发生根本性转折后，如何协调彼此的战略与政策，并为三国首脑会晤做准备。中华民国外长未能参加。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宣言。在赫尔建议下，三国外长同意由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签字，成为《四国宣言》。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在赫尔访问莫斯科后，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改善，因此，未来中苏关系和谈判将会发展的很顺利。对于蒋早前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时，宋庆龄称，“最初他感到被冒犯和失望，因为中国没有作为四个大国被平等地邀请。然而，中国代表参与签署《四国宣言》，让蒋的情绪好转。” 之后，帕纽什金又询问中国政府内部核心圈对莫斯科是何态度，宋庆龄表示，政界核心圈对苏联的态度，与很多人一样，是由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决定的。宋庆龄强调，苏联无疑将比英国甚至美国更强大。不过，她认为普通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宋庆龄表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胡宗南部队与第十八集团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斗，直到10月12日仍在继续。她最近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告诉她发生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血腥战斗。这里的“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就是1937年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纳入序列并发给军饷的中共部队。抗战期间，这支军队甚少抗日，却时常偷袭国军，让国府震怒。 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50万军队突袭延安，后因隐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熊向晖向中共泄密，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的董必武向外界公开蒋的命令，作战计划最终作罢，但胡宗南与八路军仍发生局部战役。而身在后方的宋庆龄知晓前方战况，且是周恩来亲笔书信告知，宋庆龄与中共的关系是什么，不言而喻。宋庆龄还告诉帕纽什金，现在是针对国民党的挑衅和攻击采取适当措施的有利时机。宋庆龄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呢？至于其他情况，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美国大使高斯，在回到重庆后，马上拜访了她，并强调他愿意与其保持友好联系。当宋庆龄借此机会提出向被封锁的特殊地区（注：应该指中共所在的延安）提供美国药品援助的建议时，曾经拒绝谈论这一话题的高斯，承诺将会研究这个建议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宋庆龄向帕纽什金解释说，高斯之所以如此，很明显，在美国，关于其在中国的所为，有很多不愉快的谈话；另一个原因是他离蒋介石的核心圈子太远了。美国人大概没想到，与宋庆龄接触的谈话内容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她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许多美国人，包括常驻印度的美国海军军官，经常拜访蒋介石。另一方面，不久前从乌鲁木齐返回重庆的美国著名《生活》杂志记者怀特向她表示，在他看来，苏联在新疆已经不再有影响力，盛世才现在不得不与他自己的倡议和广泛宣传的原则作斗争。关于英中关系问题，宋庆龄说，不久前，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封锁。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据悉，中国政府正在向英国派遣友好代表团。目前，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关于有关中国前线局势的问题，宋庆龄以“饥荒、逃兵、士气低落”来概括。她提到近日《大公报》记者走访了中国军队的前线，用最悲惨、惨淡的语气描绘了他们的处境。宋庆龄还答应送一些有关此事的材料给苏联人看。帕纽什金还询问美军是否有可能在远东地区采取行动，宋庆龄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称宋庆龄“报告”说，今天因为是孙中山的冥诞日，蒋介石前来拜访了她，但与宋庆龄关系紧张的蒋夫人宋美龄以生病为由，没有前来。她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身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些消息来自于外国人。而苏联人用“报告”，意在说明宋庆龄与苏共的隶属关系。宋庆龄还说，她的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也没有来看望她，她的哥哥宋子文曾经来看过她一次，但没有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但宋庆龄称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她并不了解背后的原因。然而，宋子文的郁闷状态，以及他对宋庆龄说的“我永远不会签署任何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文件”的言论，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宋庆龄告诉苏联人宋家人对她并不亲近，这的确是事实，而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业已知晓了宋庆龄为苏共、为中共效力之事。理念上的不同让他们无法融洽相处。 ---"解密对话证实宋庆龄向苏联出卖情报" 作者: 林辉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在苏联莫斯科

1天前

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时，宣布了这个口号。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将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 “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了要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赛，要在工业、农业等主要产品上全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以“跃进”的速度赶超。赶超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和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开始的。 1958年6月，在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今明两年粮食产量可以提高到人均1000～1500斤，“在三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是完全可以的”。随后，西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也提出，到1962年粮食产量人均突破3000斤。这一年8月，中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追求钢铁产量的“跃进”运动更是令人瞠目结舌。1958年6月，根据各地报上的钢铁“跃进”计划，提出了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0万吨。最后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的奋斗目标，规定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即“小土群”。全国共有5000万人投入了这场运动，建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田野、街道、山坡，到处都摆开了大炼钢铁的战场。此外，还发动全民大办小煤窑，全国有2000万人上山挖煤，开小煤窑达10多万座。突击蛮干的后果，是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有1／3的钢铁不合格，国民经济也陷入混乱，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以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上的浪费也十分严重，经济效果很差，农业丰产不丰收。 ---摘自《时代口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天前

李志绥话暴君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16

1天前

张国焘、王明说毛司马璐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访问过张国焘。张国焘说： “润之（毛）一天没有登基当皇帝，是不甘心的”。当问及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时张国焘答：“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不顾一切代价。” ——见司马璐《张国焘谈与周恩来毛泽东的恩怨》。据王明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向很多人表示他到北京后要做皇帝。王明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 诗下标明“1948年11月22日晚于西柏坡” 王明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轻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王明还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会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王明传》P316—P318 ---孙文广：红色暴君帝王路

1天前

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年10月11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 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按毛泽东的习惯，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谢泳：当年毛泽东凭什么确定反右派的百分比

1天前

60，70年代中国民兵打飞机的旧照片 1.在丽江狮子山训练用高射机枪打飞机的纳西女民兵。 2.上世纪70年代河南辉县苦练使用高射机枪打飞机的女民兵。 3.1967年，南京医疗器械厂民兵练武。

2天前

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资中筠: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2天前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父亲储安平之死” 口述：储望华图：储安平之子储望华

2天前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 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

2天前

文革中有多少非正常死亡的人，现在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也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估摸算起来也有几百万人。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包含武斗中战死的、被枪毙的政治犯、被迫害致死的黑五类分子和犯了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堪忍受折磨选择结束生命的自杀者。提到文革中的自杀者，人们往往记住的是投湖的老舍、自缢的傅雷夫妇、跳楼的上官云珠等等各界名人，而那些用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普通人则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实际上，这些人的命运更可悲，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更是无人能记起，他们才成为这场浩劫的真正牺牲品。这些自杀的普通人各有各的原因，但大多数是因对运动的方式和手段的恐惧而自杀。笔者搜集到的江西省波阳县（现为鄱阳县）东溪乡四份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档案中，有三份是自杀的档案，在三份档案中的主人公，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审讯和批判，他们清楚如果不接受这些罪名，他们会面临严刑拷打，而一旦承认，他们又会无休止的参加各种批斗会，站在台上接受打骂和各种凌辱，因此，他们选择自杀，用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而另一份档案的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的批斗会上被打死的。 ---普通人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作者：孙陇

2天前

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些妇女逃荒来陕西后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来，她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给一个陕西男人。根据几十位逃荒者的口述和陕西本省人的回忆和介绍，大概可以分析出甘肃逃荒妇女嫁给了几类陕西男人： 1：本人家境非常贫寒，在本地找不到媳妇的男人。我的父亲宋长顺就是其中典型一例，人年青、相貌端正、干活踏实，但父亡娘走，非常贫穷，最后找了从甘肃逃荒来的我的母亲牛淑英。 2：年纪大，死了婆娘，留下几个娃娃没有人照顾的男人。那个年代，医学条件差，一个妇女生个孩子、得场大病就可能丧命。鳏夫就花一点钱，让人贩子从甘肃带一个婆娘来，给自己当女人，给家里做饭，料理家务。 3：个人身体有缺陷、残疾、非常丑陋的男人。有些男人因为眼睛瞎、腿瘸等疾病，多年没有婚娶。但是甘肃逃荒过来的妇女没有办法，只有跟上，才能有个吃饭的地方。逃荒妇女王秀英说：“给我找了几个男人都是瞎子，我就说，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 4：如果是女子父亲本人带领女子来，会挑选女婿，给女儿找一个年纪、相貌、家境相对比较好的男子。但是这么“好运气”的逃荒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大多数说：“看都没有看一眼。”“咱挑人家啥？咱是要饭哩！” 5：苦命女人跟上穷男人，谁也不嫌弃谁。有些年青女子是男人在火车站领回来当媳妇的，有些是到村里要饭被收留下来的，有的是由村里的热心人介绍来的。都是穷苦人，谁也不笑话谁，谁也不会看不起谁。饥荒的年代，唯有家里的热炕、锅里的包谷汤散发着热气。年年月月，她们建立起珍贵的夫妻之情、苦难中的亲情。有不少妇女告诉我：“遇到了一个好人”。 ---甘、陕逃荒妇女血泪史作者: 依娃

2天前

妇女在大饥荒年代变成一种商品，会说话、会干活、会生育的商品。在人贩子和需要妇女做婆娘的男人之间频繁的发生着暗地的交易。经过对八十多位逃荒者的走访，所调查出甘肃逃荒妇女到陕西的价格基本如下： 1：一个妇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卖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车的路费、伙食、汽车费用等等，人贩子除去开销，最后的“利润”可能是五、六十元，这在当时是不少的钱。虽然冒险和辛劳，但是有不少人从事这个行业。我看到一些当时的官方文件说，有些人贩子把一个妇女能卖到400多元。但在我的整个采访中还没有听说过这么高的价格，这对当时公社集体化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陕西男人，鳏夫或者单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钱，就是借，那个年月家家紧张人人没钱，人贩子又着急着走。一般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把一个妇女从甘肃某县山村领出来，送到陕西某县“收货人”手里，就不会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会吵架闹事。 3：用粮食交换。有时是家里的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这些妇女出来，挨家挨户的询问，看收留不收留这些妇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讨价还价，换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会太多。最重要的一点，当时政府不允许粮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没收。再一个陕西人本身粮食短缺，能少给点，自己就多吃点。甘肃地方多是山地，就是换多了，也很难背回去，并有被打劫杀身的危险。最主要的，还是没有粮食。 4；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一个馍在当时的价格是一块钱，一个馍就能找一个媳妇吗？好像是在说笑话。但是逃荒妇女王秀英，77岁，她说：“我的妹子去相亲，我说能不能看上，回来给我说一声。到那家，人家给吃上了一个白面馍，我妹子就不回来了，跟上人家了。”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不说人模样子好不好，先有个地方住下。” 5：白捡一个媳妇。有些妇女是下了火车，漫无目的的要饭，到一个村子被人收留，就一个馍都没有了。还有些是在烂庙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领回去，就那么生活在一起，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婆娘。 6：儿女白白送给人。有一些妇女来陕西时带着四、五个孩子，因为没有户口，新的夫家很难养活，她们会把一、两个娃娃送给别人抚养。“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没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没有人要，害怕养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给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养活大。娃娃跟母亲逃荒出来了，还是不得以送人了。 ---甘、陕逃荒妇女血泪史作者: 依娃

3天前

丁玲忆当年该年盛夏，她来到渤海湾避暑胜地大连，跟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清爽的海风，金色的沙滩，婆娑的绿树，难免勾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无限情怀，回忆往事，其中不乏对毛泽东的楚楚哀怨： “他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那时候的红军队伍，中央机关，驻扎在陕北瓦窑堡，可不像后来的这样风光排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兵残将败，惨不忍睹。无论是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士兵，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四散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休。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他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作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嗬嗬嗬……’”。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京夫子著

3天前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奥妙由来毛泽东虽然在北戴河会议上顺利击退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翻案风，但党内局势对他来说却并不乐观。他很后悔自己过早地宣布退居二线，放弃了第一线工作的总指挥权。少奇同志也真了不得，有理论修养，也有品德修养，加上他出色的组织才干，短短数年时间，经营好了自己的干部体制，几乎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中央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都网络到了自己的门下，能够令行禁止、一呼百应。他跟恩来、陈云、小平也建立起了融洽的工作关系。再加上一个身兼十职、无所不管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个惟命是从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一个埋头苦干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真是盘根错节、纵横捭阖、进退自如了。诚如前贤孟柯所言：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当然，毛泽东也心里有数，少奇不会公开跟自己摊牌。量他也没有这个胆子。至多，他耍耍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而已。也可能在会议上，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提出他的主张来跟自己周旋。那好吧，我们就都留着面子，暂时周旋吧。朱总司令也未必会跟刘少奇跑吧。他为人忠厚，心里并不糊涂，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之后，就把当菩萨似的供着，德高望重，还不是靠了井冈山“朱毛会师”，被国民党骂作“朱毛共匪”这个资历？担负着红军总司令，足以服众矣！周恩来也未必跟刘少奇跑。几十年来，恩来都有他聪明过人之处，八面玲珑，一团和气，捏面团、和稀泥是他的特长。关键时刻，他会站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一边的。陈云也一样，没有政治野心，只热衷于他的苏式计划经济。至于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自五九年批判彭德怀之后，就有些消沉。他把总书记的职责分了一半给彭真去承担，工作之余不读书，不看报，总是躲进中南海北门对过的养蜂夹道里去打牌。一打就是通宵达旦。他的牌友是北京市的刘仁、万里，加上吴晗、剪伯赞两位教授，有时还加上彭真和杨尚昆。据康生报告，去年他到黑龙江视察，大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面子是顾不得了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吧。康生还报告说：有天晚上，他总书记大人犯了牌瘾，一个电话北京，就让杨尚昆派了专机，把吴晗教授送到哈尔滨去，打了几圈……国家正在过苦日子，他这特殊化也闹得太离谱了。话说回来，玩牌上瘾的人，倒是大多没有政治野心。这叫玩物丧志嘛。毛泽东把局势分析的十分透彻。他幸而保留了军队的统帅权。只要军队不跟了别人跑，就一切不成问题。孙悟空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军队干部已作过几次大调整。跟彭德怀有一丝半缕瓜葛的人，都靠边站了。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陈广则取代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陈广去世后，换上了大将谭政。谭政也是湖南人，跟刘少奇关系密切，对不起，拟了他个男女关系问题，撤了。换上了自己最信任的大将“罗长子”——公安部长罗瑞卿。国防部长由元帅担任，总参谋长由大将担任。罗长子很可靠，在井冈山就当过林彪红一军团的保卫处长。他现在可神气了，兵权、党权、政权、治安权，都集于一身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毛泽东拿起一份中央军委办公厅呈送上来的简报。初时不过随便翻翻。看着看着，他忽然眼睛亮了：原来是沈阳军区党委响应林彪同志“全军开展读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运动”的号召，整理出的一位模范战士的材料。战士名叫雷锋，长沙望城县人，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一九五八年入伍，在军区某部汽车团当驾驶员。几年来，雷锋同志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雷锋节衣缩食，把节约下来的两百块钱寄到灾区去；还兼任了驻地附近的几所小学校少先队的辅导员。这个雷锋只有高小文化，却坚持写革命日记，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位战士还写了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生下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可惜，雷锋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出车时，以身殉职了。多么可爱的战士！多么典型的学习标兵！几年来，林彪同志在全军上下掀起学习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毛泽东兴奋了！激动了！他放下材料，站了起来，在宽大的书房里踱开了步子。几年来，地毯已经被他踩的很旧了，掉绒了，他不让换。他习惯缓缓地吸烟，缓缓的踱步。每逢这种时刻，张毓凤便为他挂断一切电话。停止了一切电文的呈送，以便让他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我现在带个头，向雷锋同志学习？道士打鬼，借助钟馗。张毓凤很快研好了墨。毛泽东在写字台上铺好了一张宣纸，取过那支常用的大号狼毫，来来回回地醮着墨汁，想了一想，顺势一挥，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几个热情奔放、遒劲潇洒的大字。说起毛泽东习字，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在长沙一师读书时，字写得很差劲，几乎到了人见人笑的田地。后来上了井冈山，有三年多时间被王明路线停止了职务，他闲来无事，也常习字。到了延安，字还是写得不怎么样。一九四九年进了中南海，一国之主，条件自然好了，常找郭沫若等人来，谈诗词，论书法。还是郭沫若建议他习习唐代疯和尚怀素的狂草。怀素和尚，湖南长沙人，从长沙一路云游到国都长安，以一手杰骜不驯、气势磅礴的狂草书法，名重天下。果然，毛泽东的字，自师法、临摹怀素之后，大有进步，而自成一格了。毛泽东所题“向雷锋同志学习”被拓印了出来，分送给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加一个彭真，再送给九大元帅（彭德怀除外），加一个总参谋长罗瑞卿。再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四位革命长者。毛泽东请他们为一名牺牲了的战士题词，他们也就凑个趣，助个兴，卖个顺水人情。谁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儿。刘少奇的题词为：“向雷锋同志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周恩来的题词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做雷锋式革命战士！” 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的题词、以及董、谢、吴、徐四老的题词，都大同小异，众口一词，语言贫乏之至。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所有这些题词，都在同一天的全国大陆所有报刊上，以头版大幅位置发表。其结果，是毛泽东漫不经心似的略施小计，就把人民解放军的学毛著运动，大张旗鼓的推向全国的各行各业。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演变成为全国军民向毛主席学习、效忠的运动。其实质就是毛泽东自己号令全国军民向自己学习。于是又开始了一次狂热的全民造神运动。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造神运动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奉命组织一班编辑人员，加工整理——实为捉笔代刀代写《雷锋日记》，嗣后大量印行，作为全国军民的活的政治教材；二是文艺界大动员，学雷锋，唱雷锋，演雷锋，写雷锋。雷锋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伟大英雄。最高成就为延安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的贺敬之，创作了阶梯式的政治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把学雷锋、学毛著跟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罪行”捏合在一起。有了这次造神运动，毛泽东在党内已经居于不败之地。刘少奇事后才明白，自己懵懵懂懂上了大当。中共历史上第二次造神运动已经全面铺开。那么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造神运动是何时发动？由谁发起的？正是刘少奇本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地点是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无字的圣经，从而使毛泽东跃居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刘少奇本人也跃居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那一次，参加造神运动的，还有言不由衷的周恩来和朱德，还有毛泽东的真诚信徒彭德怀、任弼时、罗荣桓、陈云、林彪等，一齐效法苏共歌颂斯大林：光荣属于英明领袖毛泽东！伟大的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政治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京夫子著

3天前

我注意到陈的面容变得凝重起来。"我来给你讲讲我和毛泽东的第一次吧。"沉吟了一下，她继续说："那是在1962年的一次中南海舞会上，毛泽东命令我脱掉衣服，我没有动，他开始撕扯我的连衣裙，我用力把他推开。这一年，我刚满14岁。" 按照要求，军人一律着便装。那天陈惠敏穿的是半透明纱质连衣裙，高挑的个头，隆起的胸脯，俏丽的脸蛋，在陪舞的女孩堆里如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陈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中南海舞场陪舞了。毛泽东走进来时，通常要在沙发上坐一坐，等在舞场一侧的女孩们会急不可耐地围上来，想跟毛跳舞的人在无形中排起了长队。一旦毛泽东站起身，乐队立刻奏起乐曲《浏阳河》，毛一般都是拉上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孩，步入舞池。陈惠敏不是每次都能有机会陪着毛跳上一曲的。这次有些不同。舞会中场休息后才出现的毛泽东，走过来主动邀请她跳舞，而且跳了一曲又一曲。陈惠敏虽然忘记了当时毛对她都说了些什么，但仍能清楚记得毛看着她的眼神，虽然依旧的温和、亲切，但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异样。大约夜里11点左右，身穿浅灰色中山装和同样颜色西裤的毛泽东，在跳完一曲后停下来，牵着陈惠敏的手，在众人注目之下，走进舞场边的休息室。当陈惠敏讲起她和毛的第一次时，我问她："毛泽东拉着你的手往休息室走去时，你有什么感觉？" "紧张得不得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陈惠敏回忆着说，仿佛37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我不晓得他想干什么事。" 陈惠敏多次亲眼目睹过毛泽东与陪舞女孩中的一个，手牵着手走进休息室。这些女孩有的在里面呆上个把小时便单独出来，也有的不再露面，直到一天或两天之后，才回到文工团。没人知道她们为什么会留下，也没人敢问。当时直接负责挑选、审查陪舞女孩并且带队去中南海的人，是文工团政委陆友。他一再要求女孩们保守秘密：不该打听的事，不能去打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准说出去；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经常管不住嘴的陈惠敏也不敢多问，直到有一天她被毛泽东留下来，才知道在中南海里呆上一两天是怎么一回事。那天夜晚在休息室里，当毛要陈惠敏把衣服脱掉时，她一阵恐慌，加上害羞，不知所措，她开始浑身发抖。刚满14岁的陈，完全没有性意识，也从未听说过"性交"这两个字。她想大声喊叫，又不敢，只能乞求般的看着毛。一直显得慈祥可亲的毛泽东，此时已是欲火中烧。他见陈惠敏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没听见似的，顿时大怒，走上前狠命想撕开陈的连衣裙。脾气倔强的陈惠敏决定反抗。说到这里，陈惠敏突然停住了。我急切地催问："怎么不说了？快往下说呀！" 陈惠敏淡淡一笑，把话题一转："你先帮我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吧。" 我已经预感到陈所讲的她与毛泽东的故事将会十分有趣，但要找到一家肯出四百万英镑买她故事的出版社，比登天还难。,,,,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 --------------------------------------------------- 张朴：给陈惠敏的一封信惠敏好！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现在在哪里？请在看到这封信后，跟我联系。,,, 我希望在我的这部作品《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发表之前，能先拿给你看看，听听你的意见。另外，我还有一些问题想向你核实，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1，你和毛泽东的第一次，因为你的反抗，毛未能得逞。第二天找你谈话、对你威逼利诱的人，是不是文工团政委陆友？ 2，你和孟锦云私下谈论到毛泽东要你们在他面前裸体跳舞，你说你是一边哼着歌一边跳。我记得你说你最爱哼的歌，是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 3，由于与刘素媛发生冲突，你和孟锦云、田玲退出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在向毛泽东诉说你们的遭遇后，毛不予理睬。你们三人在一起发牢骚，你说了不少话，我记得有一句是"我们比妓女还辛苦，却连妓女都不如"？ 4，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时，连长企图强奸你。你冲他喊道："我是毛主席的人，你敢碰我一下试试看！"是这句话吓退了他？ 5，毛泽东离死亡只有几个月时，你被赶出中南海，你认为是张玉凤在毛面前怂恿的结果。此时的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早已不上厕所，屎尿直接拉到大床上。你一旦碰见，就叫张玉凤来处理，这让张很恼火。你们之间的矛盾由此而生？ 6，林彪事件后，你回到北京，与解放军大将粟裕有过一段恋人般的亲密交往。粟裕经常在你面前大骂毛泽东，有一次还要你带刀去中南海。这个"刀"指的是菜刀还是匕首？期待你的回复。张朴 2021年9月27日

3天前

话题转到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上，几乎是立刻，陈惠敏用明显的贬低口气声称李的书没啥可看的，还讥笑说，李写的只是毛泽东卧室门外发生的事，而她要讲的是卧室门关上后里面发生的事。我大不以为然。作为毛泽东的私人（专职）保健医生，李志绥从1955年起，直到1976年毛去世，紧随在毛的身边。李不仅写下了他跟毛之间的大量对话，还记录了中共掌权后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的内幕细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中共高层人物之间的以及毛的私生活的，画面浩大。这本书自1994年出版以来，无论英文还是中文，持续畅销。我不能确定陈惠敏是否看过、或看懂了这部令人震撼的著作。陈上完南京军区子弟小学后，十二岁便进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跳舞，后来再也没有进过学校。当然，我没有任何要看轻她的意思，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但陈惠敏的记忆力很好，头脑灵活，也善于借用别人的观点和看法来充实自己。她对政治话题特别感兴趣，甚至在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就曾预言毛派未来还会在中国上台，结果20年后，在习近平身上应验了。陈惠敏为什么要对李志绥的书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呢？直到我和她再次见面，才弄明白。这次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里。陈惠敏开门见山，要我帮她在英国找一家出版社，来买她的故事，条件是：预付稿费四百万英镑。我吓了一大跳！开玩笑说："你的要价堪比美国总统退下后享受到的稿费待遇。"陈问我："你知道李志绥的回忆录挣了多少钱？四十万美元，这点钱算什么！"她冷笑了一声。"我在香港炒楼亏了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又信心十足地说："你来帮我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畅销！" 原来陈惠敏看到李志绥写毛泽东挣了不少钱，由此坚信她的故事能够赚更多的钱，她再次强调两者的区别：李写的是毛泽东卧室之外发生的事，她讲的是毛泽东卧室之内发生的事。陈惠敏的故事能有、会有多精彩？我在想：无非是毛泽东私人生活的一个片段，难以跟李志绥的故事相提并论。我问她："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陈惠敏就举"大被同眠"一段，李志绥讲述的是几个女孩子正与毛泽东在床上寻欢作乐，江青突然到来。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陈惠敏的声音听着有些低沉。那是1975年，她27岁。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

3天前

从甘肃省六十个县逃荒出来的十万妇女、儿童的来到陕西的逃荒途径，大致能归类以下几种： 1：由人贩子带领拐卖。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了一种以带领甘肃妇女到陕西，介绍给陕西男人的职业，大多为男性，也有少数女性，人数有上千名。几年间，他们多次往返于甘、陕之间，把数万名挣扎在死亡线上妇女、儿童带领出甘肃、安顿在陕西各地，从中获得利益，称为人贩子。其中不少，后来被政府逮捕法办。例如带领我母亲一家逃荒到陕西的人贩子张广禄被判坐牢数年。人犯子中不乏拐骗、贩卖妇女，牟取钱财之徒，但是他们的存在，充当了“逃荒向导”“搭线人”、“婚姻介绍人”、“救命恩人”等角色，人贩子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2：自己逃荒，不买票，扒火车跑。其中有带孩子的妇女，年青的女子。中途被政府收容后，逃出来还是往陕西跑，其中最多的被收容了四、五次之多。有些逃荒妇女、小婴儿饿死、冻死在逃荒路上。逃荒路是一条堆着白骨的路。 3：自己的父亲领来、亲戚领来。饥荒年月，女儿就是廉价的财产，送给人家，多少能换些粮食，解救饿肚子的家人。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女娃都是给陕西人当童养媳。 4：陕西男人自己去甘肃领女人回来。有些陕西男人因为家境特别贫寒，在当地找不上女人，这些条件不好的鳏夫、年青的男子直接到甘肃领一个婆娘、女子回来为妻。女人为了吃一口饭，也就跟上回来了。为米面夫妻，先活命再说。 5：丈夫或者未婚夫带领妻子、未婚妻逃荒，到了一个村子，就慌称是妇女的哥哥、娘家人等，安顿下妻子、未婚妻，换取少许包谷、谷子，拿回甘肃救家里其他人的命。甘、陕逃荒妇女、儿童的定义为：1958年至1963年中国大饥荒时期，在家中无粮食坐以待毙的情况下，为了逃条活命而被逼无奈逃荒到陕西省广大农村，给人当妻子、童养媳、儿女以求生存的甘肃省的妇女、儿童。 ---甘、陕逃荒妇女血泪史作者: 依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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