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8小时前
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 中共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 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0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0—五—00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以上就是中南海秘密档案中有关田家英死亡真相的记载。 ---原载《动向》2002年三月号 图:1950年代毛泽东和田家英在广州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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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 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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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 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曲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份《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 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何 蜀·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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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实际上,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他已经说了,就是在短期内实行红色恐怖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一下把这个运动搞成一个让所谓的敌人胆战心惊,然后他好搞他的运动。接着是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北大附中的这些红卫兵他们也写了给毛主席的信。据说 “破四旧”这个词就是在彭小蒙给毛泽东的信里面写了这句话。毛泽东马上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抓住了这个词加以发挥。 现在据我具体地问了当事人,尤其我走访了彭小蒙、宫小吉,当年的英雄,他们很明确地说,他们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在一个抽象的革命阶段,根本没有想到,还要用一番血和铁的这么一种所谓革命实际行动,来效忠中央。宫小吉说得很具体,实际上是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找到学校来说:“你们怎么还没去呀?人家城里边都去了。”就把他们叫出校园,告诉他们,你们到谁那儿去,去抄谁的家。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已经落后了一步。那么,第一个开始打死人的,王友琴研究的很清楚,就是师大女附中率先打死的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师大女附中位置就在北京西单、二龙路,就在街道上,就在胡同里。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比刚才我说的上述两个学校还要多。师大女附中率先出击,实际上她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她们也在想,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他们跟毛主席跟得这么紧,那么我们怎么落后了。这个时候,知道毛泽东要破四旧,那怎么叫破四旧?她们就回去揣测这些长辈们的心态,而且去看那些各种内部参考,大家再对号,想出来了:向走资派、或者是向社会发出冲击。 ---“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二之二) ·张 敏·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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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什么? 罗点点:点点动情地引用了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要警惕什么呢?    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上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问题在于,人为什么会失去尊 严回归兽性?点点转述她母亲的回忆,批罗时的一条罪状是“擅自大比武”。 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    确实,几个战争狂人、某种专制制度可能都不是最大的危险,但像罗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人们要警惕的,首先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罗帮助建立起来的,它凌架于任何个人之上而把毛高高耸立起来,除了毛,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当刘少奇、罗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怀时,他们其实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场。象征性的例子是李一氓提供的:1968年李被送进监狱,“这个监狱是解放以后新造的,造得非常坚固,但在生活条件上并不完备。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是这个建筑的主持者,原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正是这个建筑的财政预算的批准者。但竟有这样的怪事情,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两个’自作自受‘,也都同时被子关在那里。”    体制是人制造的,革命者为什么要建造这种令革命者也胆寒的体制?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农民虽然能冲杀在前,但要真正指向领袖设定的目标,却需要精心组织。井冈山时期有个著名的“八月失败”。原因一是湖南省委的瞎指挥,二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28团战士急于“回家割稻子”。这些已经卷进了革命队伍的农民们,还以为他们可以一边务农一边革命。对于这样的农民,不实施一套严格的管理怎么行?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图:罗点点
当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荒也的文革记忆—— “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口号鼓动下,我们这些既无能力上街造反,又无学可上的孩子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地跑到公共汽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那时,就凭着胸前的像章、手中的语录便可以无票上车,就可以占领车厢,让那些司机、售票员和大人们规规矩矩 ,俯首帖耳。…… 汽车起站,我们便挥动语录,命令所有乘客从座位上站 起来,立正站好,取出自己的语录本,然后向车前悬挂的毛主席像做早请示。模式是,把语录放在胸前,注目毛主席像,然后我们领呼口号,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众人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众人和:‘永远健康!永 远健康!’请示完毕,乘客们才可落座。我们便正式开始了宣传。…… 我们读到《毛主席语录》那一段,就命令乘客把书翻到那一页。偶尔发现谁没带语录,我们就围了上去,质问其出身是什么,为什么不带语录,还要警告他不准再犯,因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忠。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文化革命的初期。那时,语录成为我们唯一的书,车厢便是我们的课堂,不管车上有多少乘客,天气有多冷多热,也不管嗓子多渴,只要一上车就声嘶力竭地喊呀读呀,有时候末班车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我们仍然要读下去,因为这是革命态度问题”。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一)"  钱理群
文革期间,国家一度对法院军事管制,军人们雄纠纠地开进了法院。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他们怎样审案? (一)审判的戏剧化 军人许恩荣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案件审批领导小组”组长,此前是解放军66军副参谋长。 他回忆: “1968年1月,天津市军管会将一批案件公布,发出‘致全市 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要求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召开大规模的公判大会。设总会场、主会场和多个分会场,用电话线联网。犯人被钉上脚镣,押赴会场,从西监狱到民园体育场的总会场约20公里,沿途戒备森严,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警车护送。到达会场后,被押上高高的审判台。有的犯人受不了惊吓,大小便失禁,拉了一裤裆,或者瘫成一团,两个民警也 扶不起来。由‘新生医院’的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维持到宣判完毕。”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宣判官’。我以响亮的嗓音,浓厚的山西口音向到会的约16 0万群众,宣讲‘判决词’。我用高音喇叭同时宣布,对杀人犯张贵元等八人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军人们的广场审判,重规模、气势和震慑力。审判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被夸张到极致 。大案、要案、尤其是死刑,要集中宣判和执行,这样才有规模效应并产生轰动。死刑宣判的过程尽可能拉长,以利于充分表演:犯人钉上脚镣,沿途20公里戒备森严,摩托车开道,警车护送,高高的审判台……可以想象观众的兴奋、胆寒和喧嚣。犯人“瘫成一团 ,拉了一裤档”,证明权力可以打碎灵魂,将人碾成碎末。围观和旁听的达170万人, 宛如“沙场秋点兵”,满足将军们的“边塞情怀”。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 ? 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 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 ,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 。 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 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 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 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 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 ,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 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 )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 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 ,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 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 ,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 ,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 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 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 ,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 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王友琴:“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 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 ,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 ,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 ,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 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