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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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钟前

毛统治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其后，我们看到，至少刘少奇经过六一年亲自去湖南调查已完全了解真相并有了沉重的自省。六二年刘向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自此与毛种下心结。毛为信阳事件定性后，却从未回头，而且沿着阶级斗争思路越走越远，从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党内走资派，至死没有对这条极端的阶级路线有丝毫反省与改变。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一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信阳事件的全过程非常强烈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质。那是一个一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唐人杜牧写了《阿房宫赋》，今天读来，仍为中国二千多年后还在现代秦始皇的阴影下讨生活而叹息。“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三十年来，外资滚滚流入中国。斗转星移，今非昔比。然而，信阳治国模式的遗产，对中共是否还有利用价值？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作者:金钟

16分钟前

毛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峻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毛泽东的杀人嗜好” 作者: 金钟

26分钟前

王友群：为何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中共官方称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宋美龄对她的评价却是：“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为什么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因为宋庆龄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但她没有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与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苏共、中共搞到一起，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中华民国。。。。。。。鉴于宋庆龄在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后，一度给了宋庆龄不少政治待遇，诸如：让她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但是，中共建政后，完全违背了它当初许下的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发动了一场接一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在文革的“掘祖坟运动”中，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毁坏了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还把墓中的骸骨挖出来“暴尸”。据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秘书的何方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反感。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三次产生过厌世思想。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 毛的意思很清楚，你看不惯就滚蛋！图：1961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在上海淮海路宋庆龄故居接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34分钟前

毛泽东为什么放任红卫兵在“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原因有三：第一，毛崇尚暴力。毛当政以来一直以杀人制造恐惧感，以杀人立威，让人怕他。第二，毛发动文革在高层有阻力。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对象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却混然不知。毛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刘、邓主持讨论通过的。文革初期，刘、邓以为毛又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他们仍按照反右派运动的经验领导文革。他们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对大、中学生造反有不少限制，令毛非常反感。毛要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狂热、愚忠，为他最终打倒刘、邓杀出一条路来。第三，毛时刻忧惧自己在北京的安全。他早就想把那些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人赶出北京。他放任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杀人，正好帮他做成这件事。据中共官方不完整的统计，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85,196人被赶出北京。 ---“1966年“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作者: 王友群

42分钟前

谁是九尾狐狸精 1948年，中华民国面临被共产国际颠覆的紧要关头。阎锡山于这年元月在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发表讲话。从阎锡山的讲话中可以获知，“共匪在全国利用上小孩散病菌、下毒药、造谣、放火、破坏铁路”，而被中共伪装成英雄的刘胡兰就是一个佐证。在中共宣扬的英雄事迹里，刘胡兰10岁时就为中共通风报信，13岁“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政治童工刘胡兰》一文的作者刘大生写道，“让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在党旗下宣誓作暴力革命的先锋队、愿意为党牺牲一切，是对小姑娘的精神奸污，是犯罪行为”。可中共居然派13岁的小女孩“打土豪分田地”，处死村长，犯下谋财害命的罪行。阎锡山派兵赶去恢复秩序，共匪逃跑，14岁3个月的刘胡兰被当成替罪羊处死。刘胡兰惨死一年后，阎锡山在上述讲话中告诫大家，“今日共匪以恐怖迷惑收买残杀作他造反的工具。唉呀！真是民族之极大危机，也是人类无比的厄运！”他谆谆教诲道，“学生的脑中犹如一张白纸，教员教什么，就染成什么。希望你们明辨是非，正确认识教育学生，并且村中之国民教员不只是学生的教员，而且是村民的导师”，他希望教员“一定尽去了干部的贪污，军队的扰民与人民的通匪”；努力让学生和村民“自清自卫自治”，“划清国家与国家的敌人，铲除了国家的敌人，使村民得到了安生”。阎锡山认为“人生是以表现正义人道为目的”，“为国家为社会之努力，就是自己人生结果的收获”。阎锡山指出儒家与中共的区别为：“儒家勉人作圣贤，不是强人作圣贤。圣贤是超于常人的，勉人作圣贤人能更好，人不能也可以任之作常人。共匪今天是强人作圣贤，要强人作圣贤能的很好，不能的就要杀，这是超常人意识的错误”。他还制定了十二个至今有效的口号，其中之一为，“我们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我们是国家，共匪是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共匪是国家的敌人”。换言之，民国政府在努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中共从一开始就在用不同的方式残害生命，剥夺财产。阎锡山因为想捍卫民族独立而饱尝薄一波们的苦头后，在上述讲话中总结道，“抗战期间，国家把八路军归我指挥，就是把共产党的党政军的人才，拔茅连茹的来到二战区，我不能不为国家表现国家的态度，与合作的真诚。我虽对他们表了十分的好，他们却不惜对我报了十二分的坏。我说共产党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精，是蛇蝎，是豺狼。我这不是一点彰人之恶的心理，纯乎是为世界人类呐喊的心理。并且我说，共产党的害人毒人，并不是他们的生性，是完成他们的主义必经的途径。”在全世界有上亿人被各国共产党杀害后的今天，不得不佩服阎锡山那时就称其为“人类的刽子手”实乃先知先觉。 ---“阎锡山与九尾狐狸精” 作者: 徐沛

55分钟前

北京市财贸战线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向人民公社社员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1968年

21小时前

16所教会大学的厄运民国时，中国曾拥有一流的16所教会大学，其中13所是基督新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还有3所天主教教会大学为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这16所教会大学遍布北京、济南、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武汉、福州、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阵容强大。这16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20世纪30年代，16所被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会大学招收了占全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0%到15%的学生。”也就是说在近百年前，这16所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大学生。他们中还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许多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然而中共建政后，这16所教会大学却迎来了厄运，被当成文化思想、教育领域的“西方势力”和“帝国主义侵华工具”遭到清算，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全部被分拆被合并被撤销。首先到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 “被告别”的并不只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是所有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不仅就此离开了他们的舞台，而且被作为“肃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教育侵略”的“活靶子”，被大加批判，进而彻底“批倒”、“批臭”。当回到美国的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中风倒在医院治疗时，他的接班人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写作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燕大校政的历史”，但即使这样对老校长“反戈一击”的揭露都被主管当局视为“轻描淡写”，作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之首”的燕京大学与陆志韦校长，随后就被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进行“思想改造”的示范典型，迅速被推入暴风骤雨的改造中心，由此拉开对“旧社会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一幕，以昭告天下，以推动其他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1月，陆志韦被罗织有“五大罪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遭到“彻底地”、“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其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昔日的同事、教授、学生与员工，在有关组织安排下都化身为控诉的斗士，批判的最高潮是陆志韦信赖的三个人——燕大国文系主任高明凯（陆志韦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燕大英语系副教授吴兴华（陆志韦最为欣赏的人才）、燕大生物系学生陆瑶华（陆志韦的女儿）登台控诉。一幕荒诞而在中国特殊的时代特别熟悉的场景登场了，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义愤填膺”地在台上控诉到：“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在众叛亲离的批判风暴中，陆志韦不仅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反而写了一份坦白书，向组织和群众坦白自己的“罪证”：“对美帝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没有认识全貌……一切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 陆志韦被彻底“击垮”了，陪同他一起被批判的燕京大学知名教授张东荪（燕大哲学系教授）与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院长）也彻底被“击垮”了。这一幕仿佛是10多年后文革的预演，直到那些批判他们的人们也被批判被“击垮”，没有人能从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紧随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登场。此时，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教育”和“改造”的在“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残余”的“原罪”中瑟瑟发抖，默不作声，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制任何院系的调整了。这场学习苏联经验的所谓大学“院系调整”运动，主要是加强工科，压缩文科，理科（纯自然科学）服从工科的需要，就在1952年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就是在这样的“院系调整”中，民国16所基督教大学整体被分拆，被合并，从此消失于中国现代史，被遮蔽，被遗忘。 ---整理：袁斌

21小时前

吴在书中澄清“诬陷贺龙与罗瑞卿”问题时指出，贺罗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许多案子都是经毛周亲批、圈阅、定案的。他认为，刘邓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受迫害，“毛泽东周恩来应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此话并非推论，而是知情之言，因为中央那些可致人于死地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与成员，全由军委办事组从部队选派，而吴是军委办事组主要领导人，了若指掌。如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之罪，是在会议前夕，专案组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一份材料，仓促定案的；而彭德怀的定案，也是“应该由毛泽东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现在却成了黄永胜的“反革命罪行”。吴法宪对毛整陈伯达也非常反感。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与陈“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吴说，他与陈伯达相识多年，知道他为人胆小，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文人”。在毛身边三十多年，帮毛拟了不少重要文件、讲话，怎么有了不同意见，就竟然说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指毛“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这样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法宪说，其实，陈在中央像个小媳妇，康生、江青可以随便骂他，林彪这边的几个军头比较尊重他，他便同他们靠近，毛对此很不高兴。这是毛打陈，“分而治之”的原因。 ---"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金钟·

22小时前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那种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22小时前

我所知道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22小时前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１９６９年８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１９７０年２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何　蜀·

22小时前

1970年，云南中甸，新联大队少年阅读《毛主席语录》

22小时前

1970年，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知识青年在与农民话家常

22小时前

1967年，北京东长安街举行“纪念秋收起义四十周年”的宣传活动

22小时前

“武汉，挺住”：日本街头标语传递对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支持来源：新华社 | 2020年2月12日 "Wuhan, Jiayou": Signboards in Japan convey support to China in fighting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Source: Xinhua| 2020-02-12

22小时前

1972年2月23日，在北京，解放军士兵。 Nixon In China. Uniformed Soldiers Of The People'S Army Attending A Sports Exhibition Attended By President Nixon In Beijing. Feb. 23 1972.

1天前

联络员毛远新有资料显示，自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先后17次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毛远新在场的次数在九次之上，和李讷的次数是一样多的。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传很久的所谓的《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之外，在已经公开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历史意义》中披露：毛泽东在1970 年前后就开始委派毛远新作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观察员 ”，而此后陈锡联、曾绍山因为紧跟毛远新获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实。其中，陈锡联公开称颂毛远新在辽宁的所谓的革命工作不啻于领导一场新的“辽沈战役”. 毛泽东曾经亲自问过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想负责，负起革命的大责任。”如果，同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泽东很有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首肯毛远新的回答。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远新为了取悦毛泽东，经常请人写出来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和列宁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诵之后，在毛泽东的读书时间中通过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久而久之，毛泽东竟然得出结论说：“ 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还是强的多的。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又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１９７５年９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讷正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三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６８０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２１４５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 ·佚　名·

1天前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启动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贱内江青。江青早已不指望向毛泽东乞求床第之欢，却存心在政治上争宠。她秘密筹备干柴燃油，趁夜色悄悄地堆放在刘、邓屋檐之下。一切布置就绪，毛泽东又启用了另一个女人，这就是外围的聂元梓，利用她向中南海院内丢一个火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毛泽东的“何等好”，一下把聂元梓捧成了大红大紫的特等角色。很难说聂元梓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她只是一个在共产党政坛上摸打滚爬炼出来的一个嗅觉灵敏、善于随机应变的人。聂元梓经历过延安整风、５７年反右、５９年反右倾的风浪，知道党争的利害，决不敢贸然上房拆瓦毁了共产党的庙。但是在她从内部文件得知，彭真、陆平、彭佩云等一伙，已被毛泽东朱批开刀问斩，不由得激起冒犯顶头上司、越级邀功的欲念。在起草大字报之前，还通过内线向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讨口风，得到肯定后，才斗胆擦出这么一串马列主义的火花。在聂元梓左派大运亨通的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纳直接穿梭于北大和中南海，和她热线联系。李纳传达父主席的指示，让聂元梓组织一帮人到上海串联，夺上海市委的权。随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传达毛的战略部署：“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的夺权行动并被誉为 “一月革命风暴”，迅速蔓延全国。这一阶段的聂元梓与无产阶级司令部配合默契。聂元梓的破坏能量也得到最大发挥。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除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在文革中又抢了3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聂元梓等人诬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是叛徒，导致这些老干部锒铛入狱；第二是诬蔑朱德委员长。她召集手下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文章，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同时迫害邓小平子女，邓朴方被迫愤而跳楼，导致终身瘫痪——在北大校园内，聂元梓以钦定大左派自居，对于反对派群众残酷镇压，一些无辜学生或被打死或被逼死…… 聂元梓的大运也就有三年光景。革命造反派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令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很快厌倦，到了工军宣队出场、“小将犯错误的时候”。确切地说，不是小将们不想跟着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毛主席不想让他们跟了。毛泽东断掉了和学生领袖的热线联系，这些狂妄自大的造反派顿时变成无头苍蝇，乱冲乱闯，“犯错误”本在预料之中。聂元梓泡沫崩溃的更快一些，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活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聂元梓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获保外就医， 1986年获假释。 ---“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 ——《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 ·歪脖子树·

1天前

一本正经的审判把对四人帮及其同党的审判，说成“一本正经”的审判，那是因为在审判之前就有了一个正正经经的脚本。就像样板戏一样，其中台词、唱腔、布景、灯光、都预先作了精心的设计，审判如演戏。邓小平及其后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只是要求清理出一块自己执政的舞台，在此范围之外的场地再肮脏、再黑暗也不去追究。对于文革案件审理，邓小平采用了“只灭宗亲，不挖祖坟”的韬略。对于跟随毛的四人帮及其羽翼，不客气地一律剪除；涉及毛泽东本人的罪恶，统统巧饰掩盖。因为邓小平等人毕竟还要接过毛泽东的这份遗产，如果鞭了毛泽东的尸骨，他们继承的正当性又会遭到非议。江青在法庭大喊：“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让我咬谁我咬谁！”全天下的人都听见了，唯有审判长江华听不见。他硬说江青这条贴身狗，是背着毛泽东出来咬人，一咬就咬了十几年…… 审判聂元梓，和审判四人帮如出一辙。在聂元梓陈述到李纳口头传达毛泽东指示，聂元梓奉命到上海造反时，就一律叫停，既不做调查，也不予采信。聂元梓被判１７年徒刑，罪有应得还是判刑过重？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司法，可以说天网恢恢，有疏有密。疏的空洞可以通过骆驼，密的网眼可以捕捉蚂蚁。而且那法网还是橡皮筋编制而成，其弹性系数由党的官员临时设定。聂元梓被判得太轻了！与同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林昭相比，林昭只是言论上反党，她顶多刺破自己的手臂蘸取鲜血在床单上写下几首诗，而且还没有机会发表。林昭被判处死刑。聂元梓进行反革命活动有大规模组织，涉及全国范围。她还策划武斗，迫害反对派，诬陷老干部，并有间接血债，对比之下，枪毙也不为过。聂元梓判得太冤枉了！与指示她做恶的文化大革命元凶毛泽东相比，简直是讽刺。毛泽东至今安详地卧在水晶棺，接受崇拜的香火。照这个标准，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应该刻成汉白玉雕像，守护在水晶棺的四周，分享奉祀。聂元梓等人的造型，应该是吹着小喇叭，举着马列主义的火炬，张着一对洁白翅膀的小天使。 ---“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 ——《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 ·歪脖子树·

1天前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傅国涌· 图1：王容芬给毛泽东写的信图2：学生时代的王容芬

1天前

政治夫妻店共产党内的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表明，党内的残酷厮杀，真像他们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斗争中，由于上午还是“战友”、下午就成了“敌人”的事例屡屡发生。所以，那些“高层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内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推心置腹的“战友”。而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注定了“枕边人”才是自己的“铁杆”。因而“政治夫妻店”竞相开张，夫人们以“秘书”的名份充当耳目，频频往军机处行走，公然参掌机要，运筹帷幄，请看：江青，先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文革伊始，荣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力无限；叶群，多年来是“林彪办公室主任”，上呈林彪的军中大事皆需首先向她禀报；王光美，婚后不久，便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机密文件的收发全部经她操办。平心而论，江青、叶群、王光美等人担当的这种历史角色，更多是由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所派定的，她们的老公们是主谋，她们自己选择余地较少。越是到党内斗争的白热化时期，党的领导人越需要他们各自的“内掌柜”出场，“最大化”地发挥作用，这也是一种“患难之中见真情”——信得过，因为危急之中，顾不得像平时那样披挂“大公无私”的伪装了。比如：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我们认识到，“文革”之前若干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尖锐。在毛、刘较量的关键时刻，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王光美受刘少奇派遣，化名“董朴”，采用刘少奇熟悉的“白区”工作方式，神神秘秘，来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扎根串联”，炮制出一份指导全国以残酷批斗农村基层干部来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桃园经验”。１９６４年６至８月间，刘少奇带着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由刘少奇坐镇，王光美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返回北京后，８月１日，刘少奇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由王光美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型报告。在这些报告会上，刘少奇在前后发言中则是一口一个“光美”，据有待证实的“揭发材料” ，刘少奇还说了“她的水平比我高”这样的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９月１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与中央文件前、后《十条》并行，指导全国“四清”运动。四十多年后，对“桃园经验”的政治恶劣性和残暴性似乎已经不存在争议，“ 桃园经验”形成过程中“夫人干政”的范式更为人所诟病，本文不拟讨论。笔者想指出的是，“桃园经验”加深了毛、刘之间的对立，加速了“文革”的到来，也加剧了这场“空前浩劫”的破坏性。“桃园经验”出笼之后，毛、刘之间的一场恶斗必不可免。据曾经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先生的《王力反思录》披露，果然，为王光美到处作“桃园经验”报告一事，江青专门跑到毛泽东那里哭诉：“斯大林死了之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在专制政体下，最高领导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必遵循任何规章制度。于是，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击，由林彪出面，抬出江青，由她主持全军文艺座谈会，并且，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这就是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下发全国的中共中央批发的正式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这样，你为你太太炮制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我也为我太太炮制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领导人和第二号领导人，他们在争权夺利的私心驱动下，视国事如儿戏。由于毛泽东的奋力托举，使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江青此番在“文革”中挑大梁，担任主角。于是，江青洋洋得意，咯噔咯噔地迈着大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此后不久，毛泽东更是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使江青踏上了权力的顶峰，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吆三喝四。夫人干政，拨弄是非，更加激化了她们原本就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老公们之间的矛盾。毛、刘之争引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推进灾难的深渊，这正是“老公恶斗，婆娘参战，百姓遭殃”这种政治模式运作的结果。 ---"为了铭记、埋葬和解魅——悼念王光美" ·徐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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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黄了人饿倒（日记摘抄） 1961年5月24日，晴。上午同队里社员一起，到江边一块大地里割小麦。刚到地里不久，就看见距我们不远的大路上一个年轻的社员（看样子只有十六、七岁，像是读了点书的，至少有小学以上的文化），他一边走，一边唱。声音明亮，字句清晰，传入我的耳朵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社会肚子吃不饱。反动派被打倒，麦子黄了没有吃的人饿倒……”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作组的干部和成员，听到这样的歌声，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但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群众的呼声。然而，我又无可奈何！现在，麦子是黄了，我们正在开镰收割。但是，收割一点，上面就派人来统购一点，连晒干都等不得，刚收回就“统”走了。每个社员的口粮，每天只留10两（16进制，略等于10进制的7两）毛麦子。这样的定量，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看来，只有形势进一步好转，大家生活改善了，这样的声音才会自然消失。 ---“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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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日本女孩2月8日在东京池袋西口公园的东京灯会满月祭上，身穿旗袍、怀抱捐款箱为武汉抗击冠状病毒疾病募款。她背后展台的标语写着：“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16个字近期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她于上周四，亲手将募得的款项交给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中新社） 2020年 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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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极有时代特色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姑娘名唤何金英，拍摄于1965年。当时她是上海宝山县吴淞公社城中生产大队的社员，不过她还是民兵连的狙击手。因此就出现了一边学习，一边托举砖头的一幕。而托举砖头自然是为了锻炼腕力，毕竟一把狙击枪动辄就要十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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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故宫重新对外开放，围观的市民。翁乃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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