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0小时前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 他在写这 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 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 ---余杰:谁识老毛真面目?——读《王申酉文集》
朱韵和
10小时前
社会边缘人的概念或许可以解释毛泽东的极端仇恨知识分子的作为。 余英时曾经指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 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 毛在回忆1918年在北大时写到(时毛已25岁),“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另一则同代人的回忆说到:毛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李大钊不在时,张申府是毛的顶头上司,一次要毛抄录一份目录,结果毛全部抄错,张要求毛重来,毛从此记恨在心,这就是为什么张在中共党史里销声匿迹的原因(张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毛同胡适攀关系,可惜胡听不懂湘潭话,毛认为胡适瞧不起他。一次后来当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来图书馆借书,不知为什么同毛争吵起来,傅气得打了毛一个耳光。 毛曾经出席1921年中共的一大,被捧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中共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创建,1921年毛泽东还不是一大正式代表,只是一个列席人员或工作人员。据一大主持人张国焘回忆道,当时毛氏满口湖南方言,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冷落的旁观者,聆听其他知识分子高谈阔论,自始至终好像不存在一样。陈独秀后来也回忆道,毛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则甚低。 毛占据井冈山成立江西苏区时,曾受到过项英、周恩来、洛甫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后指责、排挤、压制,不仅将由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全部夺去,还被王明博古等留学苏俄回来的人讥笑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会抱着三国演义的土包子”,“只懂打打游击”,是“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流寇主义”等等。 这种年轻时代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屈辱经历,可能使毛终生引以为耻,因而掌权以后就产生了一种强烈打压主流知识分子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喜欢看知识分子流血,看知识分子痛苦,看知识分子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 1949年以后,毛曾多次说过,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永远不如大老粗,特别是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毛更是鄙夷之至,一再声言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学问多的不如学问少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早年主流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毛的轻视,始终让毛耿耿于怀,为此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几百万人的代价。 ---英顺:毛泽东的边缘人性格及其后果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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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滚 一九二六年年底,毛来到故乡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他利用「痞子」阶层为其冲锋陷阵,即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説的「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丶挟烂伞子的丶打闲的丶穿绿长挂子的丶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就如同前几年希特勒起家的时候,利用德国的城市流氓无产者 组成专门从事暴力活动的「褐衫队」一样。毛泽东鼓动翻身做主人的地痞们到地主家小姐少老奶奶的牙床上去打滚——这是赤裸裸地煽动地痞们强暴地主的妻子和女儿。毛知道,若可帮助地痞们解决性饥渴问题,就能将他们吸引到革命阵营这边来。毛的下流和卑劣让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亦感到不齿,陈独秀从此与这名曾经的「五四青年」分道扬镳。多年来,中共官方着手修订毛泽东选集时,保留了这篇重要文章,却删去这段「少儿不宜」的句子。 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指挥地痞们烧杀抢掠,是他青年时代最得意的时刻。「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他找到了夺权的秘诀:中国未来的任何革命都要以农民起义为重。他与地痞们在一起时最为惬意和自如,在北大图书馆丶在少年中国学会丶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都觉得被那些「大知识分子」所蔑视,因而浑身不自在。在农村,他不再受上级和组织的制约,他突破了法律和一切道德规范,他成了一个说一不二丶天马行空的土皇帝。 ---余杰: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朱韵和
14小时前
徐复观是少数较早洞察毛及中共本相的先知式人物。当年,徐复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在延安生活了半年多,撰写了一份对于共产党和延安革命的报道。徐复观认为:“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党、政、 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 他亦看到毛的一人独裁呼之欲出:“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对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蒋介石对此文作出批示,下令国民党高干认真阅读。可惜,国民党早已丧失了斗志,这篇报告并未成为国民党的救命药。 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长谈。其中一次,徐询问“应当怎样读历史”,毛回答说:“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余杰:“非毛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蒋介石放虎归山,聪明反被聪明误 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虽然共产党在对外宣传时声称“与红色首都共存亡”,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五月中旬后,蒋 介石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 当时,前线将领陈诚、何键、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发出急如星火的建议,到了蒋介石那裡却如石沉大海。红军西进时,赣州商会报告中央政府,“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以当时蒋介石手上掌握的兵力,完全可以堵死红军西逃的路径,将其一举歼灭。然而,为何会出现东南北三面围困,西面力量空虚的明显的战略失误呢? 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这样若红军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就能名正言顺地派中央军紧随其后,佔领广西。而蒋经国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了李宗仁的猜测:“从整体上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当时,何其巩上书蒋介石,建议对共军“有计划网开一面”,然后以剿匪为名一举统一西南三省:“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爲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帅重兵入川。”蒋批示说:“卓见甚是,当存参考。”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的日记中甚至说:“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蒋所料: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红一方面军西走,蒋任命勇将薛岳爲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九个师的中央军尾追而至,中央势力由此进入西南。蒋亲口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爲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爲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红军击溃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腐败不堪的军队,使得薛岳抢得先机,进军贵阳,取得对黔省的军政控制大权。蒋介石随后任命文人吴忠信爲贵州省主席,在日记中记载了欣喜之情:“贵州省府,完全改组,第二十五军亦如期改编,王家烈知难而退,从此贵州军政,统制于中央,是国家之福利,亦余一最大进步也。” 然而,蒋介石以一国领袖之身份,不能光明正大地宣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却玩弄此种“以毒攻毒”的厚黑权术,最终仍不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短期而言,蒋的势力以剿匪之名义,渗入西南各省;但长期而言,共产党军队由西南而西北,终于获得喘息、修养、壮大之契机。蒋机关算尽,却未能料到张学良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从此,共产党凤凰涅槃,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没有写到此后国共胜负易位的历史,但毁灭的种子在蒋介石放红军西窜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 (余杰)
进入文革后期的所谓“斗批改”阶段,究竟应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还是“继续革命”另建一套制度?中共高层并不一致。虽然周、邓等务实派主张“治理整顿”,但五人帮(毛加四人帮)则主张“五七道路”,办“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干校,“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恰在此时,赤柬夺权成功,于是在毛左的影响、指 导与策划下,红色高棉就变成了两党极左派的革命试验田。其中四点值得提及: 1,波尔布特本人,与其说是马列信徒,不如说是毛思信徒。此公爱穿毛装,熟读毛著,1965年冬到北京,1966年春(文革前夕)离开,几十天常住北京并非度假或治病,而是接受秘密洗脑(据说在中央党校),由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面授机宜,策划如何在柬埔寨实践毛的“五七梦想”。赤柬建政之后,波又数次访华,拜见毛周,接受耳提面命。我还记得电视镜头上,他对中共高层那小学生般的毕恭毕敬,不难想见他对毛共如何顶礼膜拜。 2,除柬共头目亲往北京朝拜,还有毛左派人回访,亲临现场指导。除军政人员分期前往,以专家名义协助工作外,还有高层代表团访柬。成员以毛左为首,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包括陈永贵大叔。我记忆中,头戴白毛巾的陈副总理,好像只外访过两盏社会主义“明灯”:红色高棉和阿尔巴尼亚。据说波尔布特曾请示北京,说他们也想“农业学大寨”,被务实派周恩来劝阻,说“学大寨”不利于农业生产。可惜周的话没用。大寨在形式上还没取消“按劳分配”,只不过工分高低要参考政治表现。而赤柬把数百万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完全是不计报酬的奴隶劳动。1977年12月,陈永贵回访红色高棉,高度赞扬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3,中共代表团访赤柬归来,由张、姚起草文件,向毛汇报。毛对赤柬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商品市场,强迫人口下乡,拆散家庭,等等,大家赞赏。认为那里提前实现了他的“五七指示”。而在中国,则因为“走资派捣乱”,一时还难以实现他的五七美梦。所以,中共应该向柬共学习。可以设想,如果老毛未死,四人帮不倒,不但赤柬会继续肆虐,而且,波尔布特们的“先进经验”,迟早会被中共搬到神州发扬光大。假如那一幕不幸上演,以赤柬杀人四分之一的比例匡算,那么中国得死两亿,相比而言,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就成小儿科了。 4,除了上述三条,当然还有第四条,那就是后台老板跟小伙计的主仆关系。北京除了提供思想源泉,还有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赤柬的军队装备,从服装鞋帽、通讯器材,到武器弹药,全由总后提供,军事专家的出谋划策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没有中共全力支持,恐怕赤柬连一天都挺不下去,更不要说夺取政权了。 ---关风祥:“柬共疯狂”背后,有毛左的“策划指挥” 图:1976年2月张春桥访问柬埔寨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仗,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象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 口号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孕妊”(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成了当时该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到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婦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鐘就死了。 有一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象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我于是剪断、结扎脐带,用浓碘酊在脐带殘端消毒、包扎。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 二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四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 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医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 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忆我亲历的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 作者: 严家伟
毛獨霸天下兩大特質:害怕秩序、堅強意志 對於毛1949~1976的27年「獨霸統治」,余教授提出兩點分析,我認為相當獨到。第一,很多人稱毛為「皇帝」,未盡適當。因為毛和中國史上的所有皇帝不同。他們得天下後,無不兢兢業業尋求治天下之道,以圖建立穩定的秩序。但毛相反,最怕秩序。1949年後一個又 一個運動,反映對「異化」的深刻恐懼,臨終還要囑咐,文革是「第一次,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邱會作回憶錄云:毛晚年問醫生,他何時上天堂,準備去造反,看那裡的秩序有什麼問題)。余教授更從李醫生書中看到毛所以起居無常地「榻上治國」,並非戰爭習慣所致,而是如李志綏指出「毛將時間表、規則、禮節和儀式,都看作是對他的控制,因此拒絕遵循。」拒絕將他的巨大的絕對權力日常規範化,就成為毛1949年後整個生命的核心問題。抓住這個核心,可以順理成章解釋毛的一系列重大舉措。 第二,毛具有極端浪漫而不願受任何約束的堅強「意志」(按,湖南人被稱為騾子脾氣)。浪漫、放縱、個人自由,是中國近代的潮流,但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政治領袖任其浪漫意志橫衝直闖、所向披靡,後果將不堪設想。毛既否定秩序又如此肆意妄為,這就是黑格爾說的「否定意志」,他只有在不斷的否定、破壞中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們在文革中幾乎無所不在的印證黑格爾的哲學。例如毛竟然發出如邪魔般的最高指示:「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見證余英時的憤怒 作者: 金 鐘
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林彪工作札记》1964年3月3日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当时 林彪并不知道老毛要整的这个人是在党内威望比毛高的刘少奇。 1964年5月7日,《毛主席语录》袖珍本出版。毛对林彪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林彪写道:「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当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在阅读。林彪从毛的讲话中敏感的意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要有麻烦了。 毛决意除刘、邓──为此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6日,林彪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1966年12月7日,林彪看出「毛已决意要除刘、邓。」他写出了毛泽东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一套把戏:「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毛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 1968年9月29日林彪写出一件毛考验他们忠诚的事情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道你不服。 毛的阴谋还是被林彪识破。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 萧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