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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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时前

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玄乎。吃什么草的根？什么树的皮？从来没有人说过那怕是一种植物的名字。草原上有树吗？有可供千军万马充饥的树皮吗？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什么就不能出粮食？ 1954 年我在泸州听一个名叫李长河的老红军（据说是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讲，“过草地时，没吃的了，把皮带解下来，在火上烧一烧，水里煮一煮，就拿来充饥。”那时我想，鲜牛皮“烧一烧，煮一煮”尚且坚韧咬不烂，何况硝制后的干牛皮？所以我一直怀疑吃草根树皮的真实性。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后来的情况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7小时前

受难的地主女眷男人被杀、被囚之后，女人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在生活生产上，而且在被斗挨整上。 1948 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天使般的儿子带回家乡留守祖业，因为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家业无人照管。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就在这穷乡僻壤过起了古老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沈应伦天生丽质，身材修长，肌肤洁白，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体态轻盈，窈窕端庄，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大方、高雅、有知识。乡绅仕女都以能够与她相识为荣。而她对人又热情随和，不分高低贵贱都以礼相待，这对于有几分自卑的乡下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她对穷人对佃户也非常友善，轻言细语，从不摆城市女人的架子，还把她自己的常备药物给乡亲包扎伤口、治疗小病而不收分文，因此大受乡亲赞誉。很显然，这样一位知书识礼而又善良真诚的女性，绝对不会与人交恶结下仇恨。但是，她恰恰倒毙在曾经与她和睦相处的土改“主力军”的棍棒之下！ 1949 年，虽然石克坚随四川省长王缵绪、保安司令邓锡侯“起义”后被“解放”，但是迎接这位水上警察局长的，是一付冷冰冰的手铐，从此他就被逮捕关押，而与妻子音信隔绝。沈应伦当然知道形势的险恶，更知道农村是一个罪恶的天地。于是她抛弃了农村的家，委托给亲戚照管，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以此求生，苟活于乱世。不料 1951 年 4 月的一天，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出现在她面前，要抓她回农村接受农民斗争，交出金银财宝。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学校领导不敢阻拦。她被联防队押走，步行 80 里回到老家。她的家已是一座空房，满屋蛛网灰尘，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她只好寄宿在侄儿家里。第二天上午就被农会揪到了斗争会场。按照斗争会的惯例，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以这样的气势汹汹给被斗者以下马威。但沈应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向农民解释：“第一、我不是地主。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我 1948 年才回到乡下，到 49 年‘解放’才一年多，怎么是地主呢？第二、去年减租退押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现在还剩下一间空房屋，如果农会需要我马上交出来。” 农民哪里听她的辩解！被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来的仇恨，已经使他们抛弃了起码的良心；况且，眼前这个虽然一身旧衣服却干净整洁、仪态优雅的女人，正是农民嫉妒仇恨的“地主太太”。在这个“地主太太”面前，“主力军”们自惭形秽感到自卑，觉得地主威风还没被打垮。为了拯救自己的自卑，他们就选择暴力，就用粗野下流话辱骂她，恐吓她。沈应伦说：“党的政策是说理斗争，你们用下流话骂人是说理斗争吗？”“主力军”们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老子不但要骂你，还要打你！”说着一群人上前去推搡她，搧她的耳光，摸她的脸，用更下流的话侮辱她……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我要向党和政府控告你们！” 这个弱女子的无力反抗激起来的是“主力军”更大的兽性，他们觉得开了这么多斗争会，还没有一个被斗争的地主敢于斥责他们。“坚决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你去告吧！老子怕你告？老子叫你龟儿告不成！”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着，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离开了人世。一个真诚善良的年青女子，就这种样惨死在野兽们的棍棒之下！ ---陶渭熊：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

7小时前

蔡家兄弟记得是 1945 年 10 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那年我 10 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可是， 1948 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 1952 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7小时前

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7小时前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 “ 土改 ” 运动中杀掉 200 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 …… 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第一，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 “ 化孙子 ” ，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 1950 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 土改 ” 中有不少 “ 贫富颠倒，是非混淆 ” 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 “ 富不过三代 ” 。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 “ 化孙子 ” ，他 “ 崽卖爹田心不痛 ” ，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 “ 叫花子 ” 。哪知风水轮流转， “ 叫花子 ” 反而因祸得福， “ 土改 ” 中被划为 “ 贫农 ” ，分得了土地、房屋和 “ 浮财 ” （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 “ 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 ” 。 —— 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 买田 ” 。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 “ 田秀才 ” 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 …… 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 “ 地主 ” 水平。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 “ 仁义礼智信 ”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 “ 戳他的背皮 ” ，耻与为伍 …… 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 “ 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 ” 的 “ 阶级斗争 ” 之说。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7小时前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 1973 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 2 月 20 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鹂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他饭馆不再经营炒菜。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象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陈徒手：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琐记

1天前

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 ”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1天前

险些被砍了脑袋 1964 年初夏，我任教的大巴山下的一所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寻问得知他叫 JXX ，是一位 1933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回乡探亲，来学校探视他的亲人。还知道他是 1955 年授衔的解放军少将。他说他 1933 年 16 岁时就当了儿童团长。那时的儿童团长是个“脱产干部”，在乡苏维埃吃饭住宿，每天下农村组织儿童宣传革命，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搞得有声有色。他说有一天他从乡下回到乡政府，乡苏维埃主席张 xx( 我忘了名字 ) 非常严肃地叫他坦白交待，说有人揭发家里是地主，又是小学毕业。他大惊失色，因为这两条之中只要落实了一条，都是要杀头的！他说有一次干部到巴中整风，要杀三种人，一是 AB 团、改组派；二是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三是知识分子，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戴眼镜的、别钢笔的。这样清查下来，营长以上的干部几乎杀完了。所以他非常恐慌，急忙说：“张主席，我家就在场口不远处，你派人去查嘛，看我是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是地主。”张主席派人调查的结果，他家有几亩地，自己耕种，不算地主；读过几年私塾，没读过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这样他免于一死，但是揭发他的人，一个同桌吃饭的 17 岁妇女主任就脱不了干系。说她“诬陷革命同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就把她推出去杀了！其实那位女孩也是道听途说，把情况反映给乡主席，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掉了脑袋！这种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要不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述，有谁能够相信？他还说：“那女孩推出去砍头时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永别了。我当时心想谁叫你乱说，你不遭（杀）我就遭（杀）！”从他的谈话来看，当时大家对如此随意的杀人似乎并不特别震惊，被杀者没有反抗没有呼嚎，像出差一样跟人告别，旁观者无动于衷甚至还幸灾乐祸，杀人者想来更是奉命行事小菜一碟。革命本是杀人的买卖，见惯了残忍，大家都麻木了。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1天前

1952年1月，自杀现象在天津尚未普遍蔓延，但领导干部已经人人自危。他们被明确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脱裤子”这个说法很传神，意味着官员要自爆平日深隐的丑陋私处，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按照要求，“各县、镇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部长，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专员、县长、科长、局长，县以上各级人民团体党组书记、正副主任、部长，各专业公司和企业单位的经理、主任、厂长、局长等，凡至今尚未作出公开检讨者，均必须在一定会议上作公开检讨，凡已经做过检讨而不深刻、不真实而又不能令人满意者，不论运动进展到什么程度，均应一律补作深刻的、真实的检讨，至直（直至）令人满意为止。并将各县委委员的书面检讨上报交来地委。” “各级各部门各个领导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作检讨，在检讨中均不能敷衍塞责，必须是深刻的，切实的。”“今后各级各单位三反斗争是否真正开展起来，以上述问题作为重要检查的标准”。这并非仅是天津一地的内部指示，它来自更高级别的华北局。以上要求，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必须予以检讨。这事实上比中国共产党此前预估30%—40%的贪污比例，要更为悲观得多。但这份通知，却有这样的一个反腐盲点：他们所强迫的公开检讨者中，包括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却不包括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不知道这是天津地委在传达华北局指示时的故意遗漏，还是华北局本身有意保全地委的威望？但它至少能说明一点，即反腐运动的指挥者，常常将自身置于受波及的范围之外，从天津地委到华北局乃至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三反时概莫能外。 ---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作者：韩福东

1天前

“三反”运动是考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反腐路径的最早样本。中共中央在“三反”运动之初，即预估贪污人数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这颇类似于现在民间舆论对贪腐的估计。毛泽东时代的做派是，有了这种主观预估后，就大刀阔斧执行，定下“打老虎”的指标，利用职工检举揭发批斗等方式，意图在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中，一劳永逸解决贪腐问题。和现在群众上访举报时常石沉大海不同，那时的揭发检举，即便充满颟顸的不实指控，也常会被主政者所采信，给公职人员带来毁灭性打击。 ---韩福东：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1天前

大饥荒前奏 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住。 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这不是“大跃进”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 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1956·平乐：大饥荒前奏－－作者：韩福东

1天前

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三种“待遇” 第一种“待遇”是有一张正式的布告。这种情况的被杀者，在就刑之前，都要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其实是公判大会）。在公审大会上，将早已捆绑着的犯人推到台上，由政府工作人员宣读其罪行和判决结果，然后将犯人推向刑场进行处决；被杀之后“享受”布告一张。布告是石印印刷的，一张报纸大小，纸质也比较好。布告上有被杀者的姓名（用红笔画了丫）、年龄、出身、籍贯、罪行、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是批准机关及其红色印章。那个时候的杀人权是掌握在县级政权手里的，因此布告末尾都盖着“某某县军管会”的大印。后来到了土改末期，县军管会的印章变成了县人民法院。这是当时杀人的主要方式。用这种方式杀人，因为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很多，又有布告到处张贴，所以影响大，震慑力强。第二种“待遇”是有一张手写的布告。其宣判与行刑过程与第一种情况一样，也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然后张贴布告。只是布告不是石印印刷的，而是用毛笔手写的。一般写在纸质较差颜色泛黄的申二元纸上。布告上也写着被杀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罪行等内容，姓名也用红墨水打了丫；但批准机关不是县级军管会或县人民法院，而是区政府，最后的签名则是区长某某。因为党政从来都是不分的，所以区长一般都兼任区委书记，说明区委书记和区长都有杀人权。这种情况在土改运动中比较普遍。那些因为被仇恨煽动起来的农民，心中的怒火已经失控，将一些平时与地主发生的生活小事、邻里纠纷、孩子斗殴之类的事情，都上升为地主欺压农民、民愤极大、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高度，要求政府“为民作主”、“报仇雪恨”。这种情况，和后来各次整人运动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一模一样。政府来不及完成整理材料、上报、审批、下达、执行等一系列程序，更没有做核实、审查之类的工作，简单地以“顺应民心”这样的理由从重从快，由区委书记或区长批准将人枪毙。第三种“待遇”是将犯人从监牢里拉出来后，绑赴刑场就地枪毙，既不召开公审会也不张贴布告。 ---陶渭熊：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三种“待遇”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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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关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2天前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採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佈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於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於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託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2天前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採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倖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由於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複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佈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2天前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一次是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 ”。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 ( 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 ) ，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 ---马云龙：恐怖的等待

2天前

生不如死是什么原因，让交不上税款的工商业者，自感生不如死？平乐县沙子区手工业者冯俊丰夫妇的案例，颇能说明问题。冯氏夫妇经营修理钟表、照相等业务，1955年1—10月份的实际纳税营业额为570元，结果被执法者硬评为两万元，后来经过调整，仍高达1.5万元——是实际营业额的26倍。按这个标准，冯俊丰还应补交税款1050元，在交出178元7角5分后，冯俊丰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执法者的策略是：“乱讲他有金戒指20个，和200元毫子”，同时决定召开工商户大会，结合历史问题对其进行斗争，“以达到承认偷漏交出税款为目的”。这个大会在1955年11月30日晚召开，税务所副所长刘世焯、沙子区副区长张祖乃分别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展开无情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大会斗争已经轻车熟路。“打倒不法资本家”、“向偷漏税作无情的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刘、张两名干部为给群众斗争增加气氛，还要向现场群众发问：“你们说，他有没有（偷漏税）？要不要（批斗）？”，在群众一片“有”“要”的呼声中，反偷漏税工作组成员开始质问冯俊丰何时交清税款。冯俊丰回答：“我现在交不出，以后我慢慢地卖东西交。我连裤头带脱掉都可以，不要我这两只手就行了。”这段话带有反讽意味，被群众认为“不老实”。在接下来两个多小时内，冯俊丰和他的妻子蒋素珍被迫举起双手，跪沙子、跪碎石。然后公安干部黄克献把冯叫上台，开始追问他的历史问题。在此前的镇反运动时，冯俊丰被认为有“通匪济匪血债”。群众大会斗争结束后，干部和积极分子30余人把冯带回工商会继续“小斗争”，9个干部再将他们夫妻叫到搬运工会，在平乐县税务局监察股长何卓然等人胁迫下，写了交款限单，答应第二天下午先交300元税款。副区长张祖乃又对他们一顿臭骂，一直到凌晨2点钟，才放回他们。冯俊丰夫妇一夜未眠，他们写下了遗书，内有“河边再见”和“留下一双八旬老母，看你心肠何在，感谢何同志（何卓然）……”等讽刺话语，而后两人投河自杀。 ---韩福东：反偷漏税风暴

2天前

服毒自尽黎殿臣开了一家药铺，很小的店面，投资仅1500元。1955年底，他遭遇了麻烦。他所在的广西平乐专区，正大张旗鼓进行反偷漏税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全面开花，处处结果”，也就是每一家工商户都在打击之列，反偷漏面要求100%，偷漏率则为101%. 反偷漏的任务在运动过程中不断追加。以平乐县为例，最初定的任务为220万元，3天后即追加到330万元，县委书记矫志周还嫌不够，10天后又亲自分配了第三次指标，上涨为485万元。黎殿臣所在的平乐县源头区，任务已由最初的40万元，上升到90万元。没有意外，参加了中医联诊所的黎殿臣，也在运动中被列为了偷漏税对象。当黎殿臣第一次汇报自己的营业额为1000元时，他被训斥为“不老实”，压力之下他追加到4000元，还被认为“不确实”，没办法又追加为1万元，但当地税务所认为还应再多一倍才行。按照这个数额，黎殿臣要补交“偷漏”的税款540元，限期3天交清。黎殿臣3天内凑不齐540元现款，执法者于是将营业额又增加两倍作为惩罚，算下来他要“补交”1400元税款，同样限期3天。执法者警告他，如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再翻两倍。同时又给他扣了两个大帽子：“卖假药”和“造谣破坏”。税务所的所长名叫曾峰，他在大会上说：“你们不按期交清，就抓你们去法办劳改，封房子，像欧水生、陈廷日（因欠税被逮捕）那样，你们才晓得厉害。” 税务干部说到做到。两天后，他们召集所谓的“欠税户”到墟场开会，逼迫个个写限期补交的承诺书，“不写即留下来，夜晚上很冷，大家怕冷都写了，唯有他（黎殿臣）儿子黎锐材无法交出，不敢写限单，而留他到1点钟时才准回家。”黎锐材回家后将情况告知父亲，“之后全家都哭说：怎么得了，现在又加了两倍，这回死得成了。” 黎殿臣在家里服毒（信石）自杀的那一天，是195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八日）。他既不是平乐专区反偷漏运动第一个自杀者，也非最后一个。据官方档案，在平乐专区平乐县，共逼死人命8条。此外还有十几个人被错捕（1956年11月5日的档案显示，13人被捕，其中12人属错捕，1人在审查中，尚未定案）。 ---韩福东：反偷漏税风暴

2天前

战俘人生的抉择-自愿甄别。这些北韩战俘决定被释放后留在韩国。

2天前

摄影：王世龙河南中牟　1972 　　一支由农村妇女组成的歌咏队。

3天前

性启蒙张贤亮：那些年，我已经 30 多岁了。农场里有个猪倌，旧社会当过连长，他 40 多快 50 岁了。那时候家里都吃不饱，喂猪的不是有好多菜叶子吗，就有个小女孩， 13 岁，每天提着菜篮子来找他要点生菜叶子。来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亲亲她，女孩也不拒绝，然后就弄起来了。两个人的性关系从她13 岁一直保持到 17 岁，后来被发现了，要枪毙人。结果小女孩一口咬定不是强奸，是自愿的，甚至还愿意嫁给他。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性。他被判刑十年。斗争会开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劳改队去，晚上他跟我住一个房间，我都要睡觉了，他跟我说到快天亮。说的是他这三年和女孩的故事。他说他这一辈子也不冤了，反正在这儿喂猪，到劳改队也喂猪。闻所未闻。我从来没有跟女性接触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就知道糖非常甜，弄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说性多么舒服、怎么有趣，我听得目瞪口呆，一点没引起我的性欲。我说该睡了，他说不行，还把我摇醒，因为他进劳改队就不敢说这些话了，那是最后一次，非要找我倾诉。现在回想起来，那写下来简直是一本淫书，比《肉蒲团》还《肉蒲团》。我还要过饭。我在银川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几千个要饭的。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女娃娃，看起来像 15 、 16 岁，就问人要饭。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吧”，他问“你要不要”。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要凭手抠，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块黑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跑到外面，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就看见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了。原来，问他要不要，是要这个姑娘卖淫。那个时候，男人饿，都不能勃起啊，干部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子。这一次，我哭了。你说我恨不恨，我需不需要写实话。经历过这些之后，还写得出诗吗？没有任何诗意。俄罗斯人经历过苦难还能写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饥饿。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3天前

马云龙：关于胡思杜我母亲郎玉珠，1953－1956年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胡思杜是她的政治教师。据我母亲回忆，胡思杜当时在政治上表现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在与我母亲私下交谈时常说：“咱们这些在旧社会受过教育的人，思想上受到的资产阶级影响比较深，因此在思想改造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批判胡适时，他还主动在课堂上表示要与父亲胡适划清界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我母亲说，胡思杜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种“革命”的决心。 1956年我母亲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到天津铁路设计事务所工作，其间曾到唐山出差，顺路到学校去看望过胡思杜。她说，那是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了。她在学校找到胡思杜时，正赶上学校要开“鸣放会”。胡思杜与我母亲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说：“我马上就要开会，还要在会上发言，这次没空与你多谈了。咱们都要听党的话，在运动中继续改造自己。”然后就匆匆离去。据我母亲回忆，当时胡思杜的情绪还很兴奋，沉浸在参加政治运动的热情之中。我母亲也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胡思杜。出差回来后不久，我母亲就听到消息，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吊在窗子上自杀了。图：胡适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胡思杜

3天前

依娃：让我愤怒的是不把人当人！比如通渭县鸡川镇，到了夜晚，干部就来挨家挨户用封条封门，或者锁上。第二天生产队长再来打开－－这是关牲口吗？人就是干活的牲口吗？让我愤怒的，还有那些专门关没有粮食的农民的“劳改队”，大队小队都有“劳改队”，老人、妇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劳改队”里。还有，严重侵犯妇女尊严的搜身，对她们腰里、腿里，甚至裤裆里都搜。95 岁的三婆说：“只有屄里搜不出来，其他地方都能搜出来，连我的三寸脚里面都搜，看有没有藏下粮食。”干部还到厕所的大便里检查有没有谷粒。最可恶的是，公社大队都三令五申，禁止饥饿到极点的灾民出门逃荒，到处设关卡、拦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骂，有些人饿死在收容所。有些妇女在陕西有了孩子，还被强行送回来，血肉再次分离，政府还诬蔑她们和陕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高伐林：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3天前

北京青年团员史淑云揭发父亲“贪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赌气夜不归宿，想要断绝父女关系；第二阶段，接受中学团支部劝导，回家动员父亲坦白；第三阶段，参与父亲所在工厂的斗争大会，公开发言宣布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石景山发电厂职工针对贪污分子的斗争大会上，史淑云与工人同志一起高喊 “打倒贪污分子！”，在听见念到父亲名字时，更是起身鼓掌，并要求上台发言。“我只知道他是人民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到他是我的爸爸。” 史淑云在文章中写道，她受到鼓掌欢迎，非常高兴，在台上宣布“我不承认他是我爸爸，我要和他脱离父女关系”，并流利地说出于她而言显得过于早熟的话：“我完全拥护人民政府对他的惩罚。我一定要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下，为新民主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她看上去具有领袖风范，还在台上领着大家喊口号：坚决消灭贪污分子！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工人路线万岁！ “工人路线”在当时是受到追捧的，在公营企业内的反贪污运动中，其所发挥作用常常远远超过司法系统。只要工人们认定了的贪污事实，嫌疑犯大抵只有接受有罪推定的份儿。看到父亲受到批斗，史淑云内心大快，向团组织汇报自己打了胜仗，今后“做人民的好女儿！” 但并非所有贪腐嫌疑人的家属，都像史淑云这样行动积极。工作组要做经常性的动员和说服工作。家属们有时被逼得没有退路，会选择自杀作为抗争或逃避的最终手段。 ---韩福东：家庭的私密崩解－－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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