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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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时前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1960 年 11 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 5 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 “ 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 ”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吴国桢）“ 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 “ 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 此人回答却是： “ 不，我不是周恩来。 ” 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17]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 “ 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 ”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 “ 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 “ 昔日的好时光 ” ，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 1955 年这样写道： “ 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 “ 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 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 年 12 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 The Night Cometh ），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 “ 天才的演员 ” 。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 “ 真实本性 ” ，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图：周恩来与吴国桢，1917年

10小时前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作者：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图1：刘永会目睹周春富被打死图2：木偶片中“周扒皮”的形象图3：周春富没留下照片。这是周春富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图4：周春富旧居。

10小时前

霍英东的一段往事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

10小时前

粮票文革前粮店每到发粮票的时候，一般都是到我家院里发，一是独门独户没有闲杂人员，二是我们家里干净整洁，来发粮票的人坐着放心。尤其在我爷爷住的几间北屋，满屋子的红木家具和各种瓷器、字画，看着也赏心悦目。街坊邻居趁此机会也进我们院里东看看西看看，欣赏一下我爷爷种养的花草，品评一番。粮票就跟邮票一样，也是整版一大张，面值不等，根据每家的定量撕下来搭配好夹在粮本里发到每家来的人手中，决不能有误，否侧就买不成粮食吃。有没有出错的时候？有，我就看见过一次。一次有一家人把粮票领走后没多长时间风风火火的来了，进门就说少了几十斤粮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粮店的人也急了，拿过来重新清点，确实少了几十斤。这可怎么办？经过一番争论，少粮票的人处于劣势，第一他当时没有当面清点，第二他是拿回家后又回来说此事，中间这段经历说不清楚。而粮店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一口咬定是如数发的，绝不会少。事情就这样僵持不下，最后丢粮票的那个大老爷们楞急得嚎啕大哭，连他家赶来的老婆孩子也一块哭了起来，情景相当悲惨。粮店的人也表示同情，但他们说制度就是制度，他们也爱莫能助。正当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峰回路转，事情朝戏剧性方向发展了。只见另一位领过粮票的人推门进来，张口就说：“你们把粮票发错了吧？”闻听此言，粮店的两位坐不住了，当时脸色就变了。而此时正哭着的一家人也不哭了，想看看这家人又丢了多少。粮店为首的那个人急忙问：“怎么回事？你差了多少？” “六十斤，你们怎么那么粗心啊？”新来的这位说。 “啊，又是六十斤？”粮店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汗也出来了。 “是呀，整整多出来了六十斤，这算谁的呀！”新来的人口气一点不软。 “什么？是多了还是少了，你说清楚了。”粮店的人急不可待的问，语气里充满了希望。 “您多的是粗粮还是细粮啊？”第一家丢粮的人似乎觉出点什么。 “细粮，整六十斤白面，我回家一点，嘿，好么，多给我六十白面，我可不敢要，指不定是谁的呢。”新来的人一点也没觉出屋里的变化。 “哎同志，您看这是不是……”丢粮票的人没敢继续往下说。 “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粮店的人好像心里已经有数了，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重新坐在椅子上，开始不慌不忙的问起话来。 “我在这领粮票都点过了，正合适，没多没少。没想到回家再一点，多出六十斤面票，我心想这指不定是谁的呢，赶紧给送回来，要不谁丢了也得着急啊。”新来的说着一回头，好像看出点什么：“哎，是不是你们家丢粮票了？”他问第一个来的人。 “是，是，别提了……”第一个人欲言又止，看着粮店的人。 “这就对了，”粮店的人站起来说：“你们看，他丢了六十斤面票，”一指第一个人。“你又多了六十斤细粮，”说完又一指第二个人。“看来是你们给拿乱了，要不怎么会出这事呀。”得，他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以后你们必须当面点清，要不出了事谁能说得清啊。” 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丢粮票的人取回了丢的粮票，多出粮票的人送回了多出的粮票，粮店的人不但没责任，还教训了这两个人一通。小小粮票联系到千万家，那时候为了粮票真有闹出人命的事，可见粮票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目睹了整个事情的过程，一场真正的人间悲喜剧。 ---马营海：岁月的记忆——粮票

10小时前

为江青画裸体油画据“刘海粟所带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简繁著《沧海》记载，刘海粟在1983年曾经回忆过。刘海粟说：“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刘海粟：我为许多名人画过人体油画” 来源：山西晚报图1：安格尔的大宫女图2：据说是刘海粟为江青画的素描稿

10小时前

摄影：黄一鸣海南海口　　2000 　海南的烂尾楼成了建设者的露天浴场。

10小时前

摄影：黄一鸣　海南海口　　1992 　　无特区通行证进入海南的外省人被收容起来，侥幸逃脱者扒着墙头寻找羁留在内的亲友。

10小时前

大跃进饥荒期间，一名收集野菜的男孩。1959-60 年代中国湖南省 A Chinese boy gathers dried grass while scavenging for foo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1959-60s Hunan Province, China

10小时前

北京电车公司100型电车内部，1940年11月，摄影：安福 Inside beijing tram series 100

1天前

王震谈1978年贵州：农民生活水平比民国时还低全国的情况如此，自然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更为严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作者：韩钢，原题为：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

1天前

毛亲自规定镇反数字第一次镇反，正如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 1951 年 1 月 17 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毛亲笔撰批的书面指示和批示，就有142次。而毛“亲自领导”的一个方法，就是限期规定镇压数字。比如， 1951 年 1 月 21 日毛给上海市委的电报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 月 22 日又电告中共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 月份，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处决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 5 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提出“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 ( 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 ) 、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而“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其中的“很”与“七月”三字，系毛泽东亲自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则要求，“一切捕、杀反革命尚不彻底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根本没有触动的地区，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内”，应“有计划地把一切应该捕、必须捕、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杀反革命的指标、比例，可以随时变化。 1951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才过半个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又说：“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 规定比例不只限于处决。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在半老区和新区的农村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三为适宜，在老区和城市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为适宜。” ---黄钟: 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不是根据罪行处决是下达指标

1天前

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中共三反五反记实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五反运动已成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搞得民穷财尽。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中共三反五反记实

1天前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刚开始工作，阎长贵诚惶诚恐，觉得江青性格喜怒无常难侍候，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服务员是他老乡，当时开导他，毛泽东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他于是感到释怀。他后来查证确有此事，是六十年代毛对一名被江青责骂喊滚，因而感到委屈的服务员张素兰亲口说的。书中写道：“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仅成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强大工作动力，而且也成了化解为江青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郁闷和不快的宽心丸——伟大领袖毛主席理解我们啊！”（《问史》“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江、毛本是一家人 ——也算纪念“毛诞”一百二十年作者: 阿陀

1天前

保健医生解密江青怪癖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作者：王凡、东平

1天前

被人告密的苦头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说什么 “ 大跳大忠，不跳不忠 ” ，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 “ 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 “ 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 ” 队长说： “ 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 ” 董开华说： “ 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 ” 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批判会是批 “ 阶级敌人 ” 的，改成 “ 教育会 ” ，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 “ 低头认罪 ” ，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 “ 教育 ” 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我 “ 诋毁忠字舞 ” ，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 “ 人民来信 ” ，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 ---梅桑榆：1966—1976年，中国乡村恐怖的告密风气图：1968年9月，沈阳市首批知识青年大规模奔赴全省农村插队落户，这批青年人是下乡到铁岭市开原县农村的，放下行李，学习完毛主席语录后，就跳起忠字舞，引来了当地老人和小孩子的围观。摄影/蒋少武

1天前

晓庄采访南京长江大桥时所用记者证，1968年

1天前

吴江县震泽公社县委万斤试验田丰收，1959年，晓庄摄影

1天前

高呼反美口号的南京工学院女民兵,1960年，晓庄摄影

2天前

邓小平7次遭暗杀 2013年，胡锦涛解密了一批秘密档案，揭露了1949年至1980年代，针对中共领导人发生了近3,500起暴力袭击。其中，邓小平一人遇刺七次。 1、居所被乱枪扫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接受劳动改造。他和妻子卓琳被安排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邓小平夫妇身边只有秘书和几名警卫。就在他们到达的第三天，危险来了！清晨，一群武装分子突然冲进学校，对着邓小平的住所疯狂扫射！子弹穿透窗户，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枪声震耳欲聋。邓小平夫妇住在二楼，秘书和警卫在一楼。幸运的是，袭击者不知道邓小平的具体位置，只对一楼猛烈开火。警卫迅速拔枪还击，当场击毙多名袭击者，剩下的仓皇逃走。解密的档案称这些人是“民兵”，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动机却扑朔迷离。一开始，中共内部指向林彪，说是他指使江西军区进行了这场袭击。但到1980年代调查时，林彪被排除嫌疑。幕后黑手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2、专机空中解体 1973年2月，中央决定召他回北京，派出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准备从江西接邓小平夫妇返回。但就在出发前，计划突然改变！江西军区接到紧急通知，改让邓小平乘坐火车回京，由军区参谋长率领警卫护送，加挂一节软卧车厢。结果，那架原本要接他的“伊尔14”飞机，在飞往北京的途中，飞到安徽上空时，轰！一声巨响，飞机在空中解体，化为碎片！这显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刺杀，目标是彻底断送邓小平复出的可能。谁泄露了行程？谁救了他一命？档案没说。这次死里逃生，显然是中共内部有人不想让邓小平回到权力中心。 3、散步时遭冷枪 1975年9月，邓小平到山西大寨主持“学大寨”会议。傍晚，他在招待所附近的山坡散步，秘书和警卫陪同。突然，砰！一声冷枪划破寂静，子弹从他身边擦过！警卫迅速护住邓小平，枪手趁乱逃入夜色，踪迹全无。这起暗杀也成了悬案。是谁开的枪？是党内对手，还是地方势力的报复？没人知道。 4、软禁招待所起火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2月，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随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软禁在北京军区玉泉山招待所。 4月的一个晚上，邓小平被软禁的一层突然发生电线短路，大火迅速吞噬整个楼层！房间被烧得一片狼藉，浓烟弥漫。巧的是，那晚邓小平被安排去学习，然后到浴室洗澡，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这很明显不是简单的意外，而是有人蓄意制造火灾，想让邓小平葬身火海。据说，叶剑英暗中部署了警卫，保护了邓小平的安全。 5、座驾轮轴断裂三个月后，1976年7月，邓小平接到通知，安排他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但他以需要复查身体为由，拒绝前往。后来，那辆准备接送他的日本产小旅行车被调到国防部使用。检查发现，车的前轮轴竟然已经断裂！如果邓小平上了这辆车，，随时可能翻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汪东兴后来宣称，是他提前通知邓小平，除非有他的明确指示，千万不要外出。这次暗杀的幕后策划者是谁？档案没有明说，但显然，有人不想让邓小平活着离开软禁。这次断裂的轮轴，成了邓小平又一次死里逃生的见证。 6、掌权后的两次刺杀 1980年3月，邓小平到济南军区视察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刚做完报告，准备返回座位时，一名值勤警卫突然高喊：“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打倒邓小平！”随即朝他连开数枪！会场一片混乱。身边的警卫迅速用身体护住邓小平，将他推到安全位置，子弹没有击中他。八年后，1988年2月，危险再次降临。当时，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等人正在上海西郊宾馆过年。四名自称“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武装分子混入宾馆，与值勤武警交火，三人被击毙，一人被捕，从他身上搜出准备暗杀邓小平用的住处地图、烈性炸药、无声手枪、纵火燃烧器材等。 ---百年真相

2天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短短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 40 余个国家中的30 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 40 多个国家中的近 30 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图1：1967年，周恩来接机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姚登山图2：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外交官手持铁棍和瓶子攻击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后门等候的警察和媒体记者，这场冲突被历史性地称为 "德文郡街之战"。

2天前

乡村批斗会 “ 文革 ” 运动开始后，学生大显身手，批斗校长老师、破 “ 四旧 ” 、抄家、烧书 …… 农民也积极投身运动，且斗争对象更多，批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地、富、反、坏等 “ 牛鬼蛇神 ” ，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镇村庄，到处都在开批斗会，狠抓阶级斗争。 “ 阶级敌人 ” 在被批斗时，仍要遭到种种折磨摧残。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 “ 夹棍 ” 的酷刑。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 “ 坐飞机 ” 。说到 “ 坐飞机 ” ，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他为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 “ 耐力 ” ，曾在阳台上练习 “ 坐飞机 ” ，其姿势也是如此。乡村的 “ 坐飞机 ” ，比城市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 …… 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农村的造反派成员不像学生那么单纯，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 “ 高级社员 ” ），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 …… 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梅桑榆：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2天前

晚年的康生恶梦连连根据多位接近康生晚年的干部与医疗人员转述，康生晚年总在夜间惊醒、严重失眠，出现强烈不安、心悸，对夜间声音极度敏感。有强烈被监视、被“留材料”的恐惧，总怀疑医护人员、警卫“记录他的话”，也忧虑“有人在整理旧案”，还对身边人态度忽冷忽热、充满试探。康生晚年还会在非正式谈话中，突然提到延安整风、审干、某些已“处理掉”的人，语气不稳，试图为自己的暴行找理由。据传康生晚年常看见被他亲手定性的人“回来了”，“恶梦”在1971～1975年尤其严重。康生一生制造他人的恐惧，在晚年第一次体会到——恐惧也会在夜里自己找上门。他的恶梦，不是迷信，是恶有恶报一真实侧写。 ---毛泽东提拔“是鬼不是人”的康生干脏活作者：傅龙山编辑整理

2天前

康生在毛泽东体系中的“三大用途” （一）替毛干“脏活”——情报、审干、内斗。康生长期掌握或深度介入：中央社会部（特务、反间谍）、延安整风的审干体系、文革初期“专案组”的指导权，对刘少奇、彭真、贺龙、罗瑞卿等人的材料制造。不过，关键还是在于毛泽东，毛泽东本来就不想要证据，只需要“可用的罪名”，而康生自会负责把“政治需要”变成“罪证文本”。（二）替毛吓住全党——康生的存在，本身就是威慑。他不讲程序、不讲逻辑、不讲底线，也不承担后果，很多老干部私下流传称：“见到康生，就知道事情已经没得讲了。” 而这份无所无在的恐惧，正是共产党最擅长利用来控制人的隐形力量。（三）用最不像人的鬼整人——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会讲情理，但中共急着要破坏传统文化、基本人伦，也就最需要康生这种最“不像人”的角色肆意乱为。陈云评康生最直接在所有中共大佬中，陈云对康生的厌恶，最为直接、最不修辞。陈云最有名的一句话：“康生是个是鬼不是人的东西。”这句话在党内流传极广，被多位组织人士转述过。陈云还补过一句意思非常重的评语：“这种人，搞革命还行，搞国家一定亡国。” 在中共国内，法律只是工具、组织只是掩护、审查只是刑讯的包装，康生专门“制造冤案”；康生不是查案，而是定案后找材料，让“谁都不安全”。今天整你、明天整他、后天轮到别人。毛泽东当然知道康生“不是人”，而且正因如此才用他。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人表露过一个核心观念：“坏人不可怕，坏而不听话才可怕。”康生的“坏”是可控的、可指向的，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那种“有群众威望的人”在毛眼中，反而是真正的威胁。所以说康生不是被误用的恶人，而是被精准选中的工具——毛泽东需要的正是“是鬼不是人”的康生。陈云关于康生的那番话，其实也是戳破中共整个体制的真言实语：当一个政权需要靠“不是人”的人在维持时，问题已经不在某个人，而在这个政权本身。 ---毛泽东提拔“是鬼不是人”的康生干脏活作者：傅龙山编辑整理

2天前

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章士钊那时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后来看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那会儿，像章这样首鼠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中共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冲击受批判。何以章士钊一直“圣宠不衰”？我想这就是章士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绝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的“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就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章伯钧、张东逊、罗隆基就是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而章士钊却一直清醒。写了本《逻辑指要》送给蒋介石，再写《柳文指要》是请毛批阅，却从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虽然他经常不说实话，但他对毛一贯崇拜，所以关于毛的事他不会瞎编。1955年的某天晚上，毛让警卫去给章士钊送两只鸡。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还挺费劲才弄到两只鸡。文革中戚给康生讲了这件事，老谋深算的康生让他去翻翻《三国志》中有关乔玄和曹操的记载。那是告他你得看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送鸡的意思。书中记载，曹操年青时见乔玄，乔“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这事《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说得更玄：“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只是《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里记了一段，说的是曹操起兵后曾派人祭祀乔玄，说“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嬉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件事有两个含义，1）毛心中自比曹孟德，这从善解圣意的郭沫若努力为曹操翻案中可以见出。2）章士钊能慧眼识英雄。送鸡一事表明毛对章感谢之意。戚本禹还透露，周恩来告诉他，章士钊见了毛惊呼：“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章士钊能圣宠不衰，原因之一是他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从来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共产党所用。 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章看出苗头，主动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为中共传消息。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就和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信中还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种话，想以乡情打动蒋。但文革一来，红卫兵不知这些底细，一查章士钊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钊吓坏了，马上向毛泽东求救。信中请毛“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章含之记载，8曰30日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跟着就派兵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曰1日就亲笔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看，毛可真是个义重如山的大慈悲人。其实不然。和毛有亲密关系的人多了，该整一样整。在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里，绝不存在友谊、温情这种东西。关键看你对维护独裁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政变后，高尔基痛骂布尔什维克野蛮，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列宁一直容忍他，这一是因为高尔基的前妻手中有一大笔莫罗佐夫家族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高尔基给了列宁不少。二是高尔基是世界著名作家，留着他当花瓶也不错。三是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传记。三十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也对他关怀备至，但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而斯大林发现高尔基不想给他写传记之后，就冷落高尔基。很快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斯大林谋杀了他。可章士钊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他的“有用”身份，最后以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而就死在这次任务中，所以享尽身后殊荣。我看章老先生是一位最聪明的人。 ---赵越胜：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图：毛泽东与章士钊

2天前

1947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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