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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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前

联络员毛远新有资料显示，自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先后17次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毛远新在场的次数在九次之上，和李讷的次数是一样多的。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传很久的所谓的《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之外，在已经公开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历史意义》中披露：毛泽东在1970 年前后就开始委派毛远新作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观察员 ”，而此后陈锡联、曾绍山因为紧跟毛远新获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实。其中，陈锡联公开称颂毛远新在辽宁的所谓的革命工作不啻于领导一场新的“辽沈战役”. 毛泽东曾经亲自问过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想负责，负起革命的大责任。”如果，同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泽东很有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首肯毛远新的回答。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远新为了取悦毛泽东，经常请人写出来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和列宁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诵之后，在毛泽东的读书时间中通过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久而久之，毛泽东竟然得出结论说：“ 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还是强的多的。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又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１９７５年９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讷正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三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６８０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２１４５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 ·佚　名·

8小时前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启动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贱内江青。江青早已不指望向毛泽东乞求床第之欢，却存心在政治上争宠。她秘密筹备干柴燃油，趁夜色悄悄地堆放在刘、邓屋檐之下。一切布置就绪，毛泽东又启用了另一个女人，这就是外围的聂元梓，利用她向中南海院内丢一个火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毛泽东的“何等好”，一下把聂元梓捧成了大红大紫的特等角色。很难说聂元梓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她只是一个在共产党政坛上摸打滚爬炼出来的一个嗅觉灵敏、善于随机应变的人。聂元梓经历过延安整风、５７年反右、５９年反右倾的风浪，知道党争的利害，决不敢贸然上房拆瓦毁了共产党的庙。但是在她从内部文件得知，彭真、陆平、彭佩云等一伙，已被毛泽东朱批开刀问斩，不由得激起冒犯顶头上司、越级邀功的欲念。在起草大字报之前，还通过内线向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讨口风，得到肯定后，才斗胆擦出这么一串马列主义的火花。在聂元梓左派大运亨通的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纳直接穿梭于北大和中南海，和她热线联系。李纳传达父主席的指示，让聂元梓组织一帮人到上海串联，夺上海市委的权。随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传达毛的战略部署：“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的夺权行动并被誉为 “一月革命风暴”，迅速蔓延全国。这一阶段的聂元梓与无产阶级司令部配合默契。聂元梓的破坏能量也得到最大发挥。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除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在文革中又抢了3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聂元梓等人诬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是叛徒，导致这些老干部锒铛入狱；第二是诬蔑朱德委员长。她召集手下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文章，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同时迫害邓小平子女，邓朴方被迫愤而跳楼，导致终身瘫痪——在北大校园内，聂元梓以钦定大左派自居，对于反对派群众残酷镇压，一些无辜学生或被打死或被逼死…… 聂元梓的大运也就有三年光景。革命造反派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令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很快厌倦，到了工军宣队出场、“小将犯错误的时候”。确切地说，不是小将们不想跟着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毛主席不想让他们跟了。毛泽东断掉了和学生领袖的热线联系，这些狂妄自大的造反派顿时变成无头苍蝇，乱冲乱闯，“犯错误”本在预料之中。聂元梓泡沫崩溃的更快一些，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活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聂元梓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获保外就医， 1986年获假释。 ---“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 ——《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 ·歪脖子树·

8小时前

一本正经的审判把对四人帮及其同党的审判，说成“一本正经”的审判，那是因为在审判之前就有了一个正正经经的脚本。就像样板戏一样，其中台词、唱腔、布景、灯光、都预先作了精心的设计，审判如演戏。邓小平及其后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只是要求清理出一块自己执政的舞台，在此范围之外的场地再肮脏、再黑暗也不去追究。对于文革案件审理，邓小平采用了“只灭宗亲，不挖祖坟”的韬略。对于跟随毛的四人帮及其羽翼，不客气地一律剪除；涉及毛泽东本人的罪恶，统统巧饰掩盖。因为邓小平等人毕竟还要接过毛泽东的这份遗产，如果鞭了毛泽东的尸骨，他们继承的正当性又会遭到非议。江青在法庭大喊：“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让我咬谁我咬谁！”全天下的人都听见了，唯有审判长江华听不见。他硬说江青这条贴身狗，是背着毛泽东出来咬人，一咬就咬了十几年…… 审判聂元梓，和审判四人帮如出一辙。在聂元梓陈述到李纳口头传达毛泽东指示，聂元梓奉命到上海造反时，就一律叫停，既不做调查，也不予采信。聂元梓被判１７年徒刑，罪有应得还是判刑过重？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司法，可以说天网恢恢，有疏有密。疏的空洞可以通过骆驼，密的网眼可以捕捉蚂蚁。而且那法网还是橡皮筋编制而成，其弹性系数由党的官员临时设定。聂元梓被判得太轻了！与同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林昭相比，林昭只是言论上反党，她顶多刺破自己的手臂蘸取鲜血在床单上写下几首诗，而且还没有机会发表。林昭被判处死刑。聂元梓进行反革命活动有大规模组织，涉及全国范围。她还策划武斗，迫害反对派，诬陷老干部，并有间接血债，对比之下，枪毙也不为过。聂元梓判得太冤枉了！与指示她做恶的文化大革命元凶毛泽东相比，简直是讽刺。毛泽东至今安详地卧在水晶棺，接受崇拜的香火。照这个标准，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应该刻成汉白玉雕像，守护在水晶棺的四周，分享奉祀。聂元梓等人的造型，应该是吹着小喇叭，举着马列主义的火炬，张着一对洁白翅膀的小天使。 ---“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 ——《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 ·歪脖子树·

8小时前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傅国涌· 图1：王容芬给毛泽东写的信图2：学生时代的王容芬

8小时前

政治夫妻店共产党内的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表明，党内的残酷厮杀，真像他们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斗争中，由于上午还是“战友”、下午就成了“敌人”的事例屡屡发生。所以，那些“高层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内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推心置腹的“战友”。而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注定了“枕边人”才是自己的“铁杆”。因而“政治夫妻店”竞相开张，夫人们以“秘书”的名份充当耳目，频频往军机处行走，公然参掌机要，运筹帷幄，请看：江青，先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文革伊始，荣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力无限；叶群，多年来是“林彪办公室主任”，上呈林彪的军中大事皆需首先向她禀报；王光美，婚后不久，便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机密文件的收发全部经她操办。平心而论，江青、叶群、王光美等人担当的这种历史角色，更多是由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所派定的，她们的老公们是主谋，她们自己选择余地较少。越是到党内斗争的白热化时期，党的领导人越需要他们各自的“内掌柜”出场，“最大化”地发挥作用，这也是一种“患难之中见真情”——信得过，因为危急之中，顾不得像平时那样披挂“大公无私”的伪装了。比如：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我们认识到，“文革”之前若干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尖锐。在毛、刘较量的关键时刻，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王光美受刘少奇派遣，化名“董朴”，采用刘少奇熟悉的“白区”工作方式，神神秘秘，来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扎根串联”，炮制出一份指导全国以残酷批斗农村基层干部来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桃园经验”。１９６４年６至８月间，刘少奇带着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由刘少奇坐镇，王光美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返回北京后，８月１日，刘少奇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由王光美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型报告。在这些报告会上，刘少奇在前后发言中则是一口一个“光美”，据有待证实的“揭发材料” ，刘少奇还说了“她的水平比我高”这样的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９月１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与中央文件前、后《十条》并行，指导全国“四清”运动。四十多年后，对“桃园经验”的政治恶劣性和残暴性似乎已经不存在争议，“ 桃园经验”形成过程中“夫人干政”的范式更为人所诟病，本文不拟讨论。笔者想指出的是，“桃园经验”加深了毛、刘之间的对立，加速了“文革”的到来，也加剧了这场“空前浩劫”的破坏性。“桃园经验”出笼之后，毛、刘之间的一场恶斗必不可免。据曾经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先生的《王力反思录》披露，果然，为王光美到处作“桃园经验”报告一事，江青专门跑到毛泽东那里哭诉：“斯大林死了之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在专制政体下，最高领导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必遵循任何规章制度。于是，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击，由林彪出面，抬出江青，由她主持全军文艺座谈会，并且，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这就是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下发全国的中共中央批发的正式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这样，你为你太太炮制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我也为我太太炮制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领导人和第二号领导人，他们在争权夺利的私心驱动下，视国事如儿戏。由于毛泽东的奋力托举，使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江青此番在“文革”中挑大梁，担任主角。于是，江青洋洋得意，咯噔咯噔地迈着大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此后不久，毛泽东更是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使江青踏上了权力的顶峰，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吆三喝四。夫人干政，拨弄是非，更加激化了她们原本就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老公们之间的矛盾。毛、刘之争引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推进灾难的深渊，这正是“老公恶斗，婆娘参战，百姓遭殃”这种政治模式运作的结果。 ---"为了铭记、埋葬和解魅——悼念王光美" ·徐时利·

8小时前

麦子黄了人饿倒（日记摘抄） 1961年5月24日，晴。上午同队里社员一起，到江边一块大地里割小麦。刚到地里不久，就看见距我们不远的大路上一个年轻的社员（看样子只有十六、七岁，像是读了点书的，至少有小学以上的文化），他一边走，一边唱。声音明亮，字句清晰，传入我的耳朵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社会肚子吃不饱。反动派被打倒，麦子黄了没有吃的人饿倒……”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作组的干部和成员，听到这样的歌声，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但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群众的呼声。然而，我又无可奈何！现在，麦子是黄了，我们正在开镰收割。但是，收割一点，上面就派人来统购一点，连晒干都等不得，刚收回就“统”走了。每个社员的口粮，每天只留10两（16进制，略等于10进制的7两）毛麦子。这样的定量，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看来，只有形势进一步好转，大家生活改善了，这样的声音才会自然消失。 ---“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9小时前

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日本女孩2月8日在东京池袋西口公园的东京灯会满月祭上，身穿旗袍、怀抱捐款箱为武汉抗击冠状病毒疾病募款。她背后展台的标语写着：“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16个字近期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她于上周四，亲手将募得的款项交给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中新社） 2020年 2月17日

9小时前

一张极有时代特色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姑娘名唤何金英，拍摄于1965年。当时她是上海宝山县吴淞公社城中生产大队的社员，不过她还是民兵连的狙击手。因此就出现了一边学习，一边托举砖头的一幕。而托举砖头自然是为了锻炼腕力，毕竟一把狙击枪动辄就要十多斤。

9小时前

1971年，故宫重新对外开放，围观的市民。翁乃强摄影

9小时前

1967年1月21日，这一天，是张霖之根据中共的安排到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批评教育”的第33天。这一天的大白天，张霖之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被批斗了整整6个小时。到了晚上6点左右，看守他的红卫兵王某和田某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红卫兵来，未等张霖之张口，就将他拖到地上，接着又把他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用粗铁丝挂上一个东西。虽然是大冬天，张霖之觉得沉重无比，不一会儿，汗珠噼里啪啦往下掉，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铁炉子。见他颤颤巍巍的，红卫兵们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稳住，不让他倒下来。王某大声吼道：“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不承认。王某左右开弓，打得张霖之两眼冒金星，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此时，不知是谁，照准凳子的腿一脚踢过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接着，红卫兵又用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对他一顿暴打，张霖之终于支撑不住，扑倒在地。1967年1月22日凌晨，滴水成冻的北京，为中共出生入死38年的张霖之，死了！ ---“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张霖之

1天前

1985年1月29日，宋美龄自美国密电蒋经国，针对《中英联合声明》，建议蒋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布一单边性郑重声明，在台合法政府责无旁贷，为香港人民利益着眼，1997后，允许英国“托管三十年”，并强调在此三十年托管期间，英国“须增强香港立法局，行政局内民选代表主持掌握管辖港政府各阶层施政机构 ”。宋美龄指出“若我允三十年托管以反统战匪案，亦不可谓丧失权利也”。蒋经国回复“大人指示各点出自睿智”，已交行政院“切实研究肆应”。不过，蒋经国可能认为，在中英已签署《联合声明》后，中华民国才主张允许英国托管香港三十年为时太晚，所以宋美龄的建议不了了之。 ---汪浩: 蒋经国为什么反对“一国两制”？

1天前

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 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杨继绳

1天前

江青绝命书：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选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1天前

罗点点：姥爷和姥姥 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当然并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有尴尬难受，暗自不满。今天想来，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当时有许多干部的父母或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乡下逃到北京，希望他们在党里、政府里工作的儿女收留他们。按照严格的党性，这当然是不能准许的。许多人只好按照组织的规定把亲人送回乡下，这些回去的人中，后来确有饿死的。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人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5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入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罗点点回忆录：姥爷、姥姥及其他

1天前

毛泽东的整人手法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７月２３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２６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 、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1天前

“文革”中，所有不正常的话语中，最为严重的是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现象。条件原则要求说话人拥有实施话语内容的权力。否则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造成纯粹的无效话语，二是造成抢夺话语权的社会组织混乱。下面是“北京十四中红卫军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张“《告全国人民书》”的部分内容，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文革中典型的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 （以下删去约１００字）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此处删去６０余字） “所有房主们……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产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作法。（以下删去若干字）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本十四中红卫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段由一群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写成的《告全国人民书》中所使用的六个“不许”以及大量的命令式言语行为，与话语者的身份和权限不符。说话人并不具备行使这一行为的权力。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具有夺权性质的话语只能算作无效话语。受话者可以不必理睬。但是，如果说话人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语行为上，同时还将言语内容付诸行动，并未得到社会力量的抵制，那么夺权话语就可能成为事实，可怕的事件就会发生。事实上，文革的悲剧就在于大部分人默认了这种话语强权。 ---“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金立鑫·

1天前

蒋经国1986年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出次年将开放报禁。前总统马英九（图中）时为现场翻译。

1天前

农村墙壁上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

1天前

计划生育记分证明书。

2天前

早在1982年10月，蒋经国就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批判“一国两制”：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许台湾与大陆统一后能保留单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不切实际的。蒋经国说，中共不允许大陆人民有自由，却允许台湾人民有自由，这种想法太天真；大陆人民不能随时向中共建议改革，却允许台湾人民将来随时提出改革建议，简直是幻想。 ---汪浩: 蒋经国为什么反对“一国两制”？

2天前

1978年2月，蒋经国曾在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进行《揭穿共党和谈阴谋》的演说，内容引述了前苏共领导人列宁的一段话来提醒国人： “明天我要把这个敌人用绳子绞死、勒死，但今天晚上我还可从这个明天我要绞死的人手中，买到用来绞死他的绳子。”列宁这句话值得我们警觉。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一定要认识敌人！不了解敌人，就是盲目，也是麻木！。。。。。。我将近五十年来之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乃是邪恶魔鬼，杀人凶手，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血气方刚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容易上当，一入圈套即无法自拔。。。。。。。与共党的战争是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列宁在1917年发动俄国的十月暴动后，不到两年就派人来中国组织共产党。列宁曾说：“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可见他的野心就是要赤化中国、赤化世界。过去我们历史上有“邪恶”与“善良”之战，“黑暗”与“光明”之战。但共产主义较诸过去历史上所谓的“邪恶”、“黑暗”、“暴力”尤为狠毒。不同的地方是，它要毁灭整个中华民国，把这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它进入印度，欧洲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我们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失败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失败了，它在全世界也就失败了。 ---“蒋经国对共产党的认识” 文/仰岳整理

2天前

饥饿残忍吃亲人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2天前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各级党委都闭眼不承认，还说是假象，是“西北风”，是“右倾势力的反攻”，不准返销粮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时，才开始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两左右。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有 “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2天前

藏粮无奇不有夜色如墨，除了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狗有气无力地叫几声外，村里没有一点灯火。张吴楼大队王丁庄生产队的郭殿奎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把几个窗户全部用破棉被堵上，破门用石磙顶着，提防村干部踹门而入。郭殿奎手持铁锨，在锅台中间一点点地铲，终于铲出了深约３尺的小坑。他让女人把红薯干一片片地放进土坑，最后又把５斤炒黄豆用小布袋装了，放在红薯干的上边。郭殿奎又用锨把土一点点地填进坑里。坑填平后，郭殿奎将两块砖并排放在上边，又撒了点草灰，算是做完了藏粮的工作。女人战抖着嗓子问：“保险吗娃他爹，这可是咱一冬的口粮啊！”郭殿奎拍拍手上的土说：“放心吧娃他娘，万无一失。” 可他们万没料到，５天以后，挖粮队来到村里，竟然一下子就挖出了他所埋藏的命根粮。入夜，常韩大队的张清山愁眉不展，家里放的３０斤豆子和１０斤谷子成了他一块心病。放在哪里呢？藏柜子里，怕干部们撬开柜子；放在麦糠里，又怕干部们搜出来。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难为得张清山唉声叹气。还是妻子提醒了他，说：“干脆在鸡窝下边挖个洞，埋起来。” 张清山一听，就拿了把铁锨，让妻子站在院子门口放风，自己吭吭哧哧地干了起来。挖着挖着，砖头垒的鸡窝轰隆一声倒塌了，砸了张清山的脚，疼得他直咧嘴。但他顾不了许多，先把砖头块扔在一边，继续挖坑。坑挖好后，他把豆子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盖上黄土和鸡粪，这才垒起了鸡窝。一下子干到鸡叫头遍，才把鸡窝垒好，看看没露出什么破绽，才叫上妻子回屋睡觉。八队姬富远的粮食放得更绝。他把３２斤黄豆用布袋装了，又用塑料布包好。在墙根处挖了一个洞，然后把粮食放了进去，外面堵上一块石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没出几天，他藏在墙根里的粮食，就被邻居李银会揭发出来，挖粮队的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粮食挖走了。一家人眼见命根粮被挖走，抱头哭成一团。挖粮队的干部吓唬说：“还哭哩，不辩论你们一顿就是便宜你们了。”一家大人小孩顿时噤若寒蝉。灰山凹村的卞长山是个能人，不但能说会道，主意还特别多，所以众人推举他当了队长。可队长也怕没粮食吃，老婆、孩子收藏的１３０斤麦子躲过了干部们的几次搜查，如今挖粮队又要进村了，急得卞长山一脑门子汗，这点粮食若是被搜去，全家算是断了活路。可是藏在哪里呢？卞长山脑子一转，看到屋角放的四个空空的小坛子，心里有了主意。他把麦子分别倒进四个小坛子里，上面用塑料布封了口。然后，他拿着铁锨走到厕所里，一口气挖了四个坑，把小坛子放了进去，用土埋好，土上边又堆了屎尿。卞长山这才满意地对几个孩子说：“娃子们，使劲往上面屙尿吧。” 后湾村西村的徐广光想得也绝，他把两斤半芝麻用塑料袋装好，口子用绳扎紧，沉在厕所的尿缸里。小营村吴寨生产队队长白有才急了眼，把２０斤棉花和８斤芝麻全部套进被子里，做成了一床又厚又沉的被子。小孩睡觉尿床，把被子尿得精湿，可又不敢拿到外面去晒，只能在家里捂着。谁知芝麻竟发了芽，白白的芽钻出了被面儿。白有才只好让全家人生吃芝麻芽，扔掉太可惜了。为了藏粮食，老百姓挖空心思，能想的法儿都想了，能藏的地方都藏了。有的人把麦子放进几丈高的树梢鸟窝里，有的人把粮食放到风箱里，有的人把粮食收到夹墙里，还有的人把粮食和糠搀到一起，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搜粮者魔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到遂平县，斥责遂平县在挖粮中行动迟缓，要尽快掀起高潮，争取明天就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挖粮的任务一下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乡乡村村反响强烈。不少有良心的干部出于义愤，公开站出来说话。但凡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人，统统被批判得头破血流，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劳动改造。于是，没了粮食。该挖走的全挖走了，该上缴的全上缴了，查岈山中的老百姓十屋九空，除却一床烂棉絮、几个破瓦瓮外，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前面还有漫长的冬季和春荒，这日子怎么过？人们心中一片茫然。 ---"处处都有阎王殿查岈山的挖粮运动"

2天前

儿子：当时整个村饿死人的情况如何？母亲：那时，有人几天不吃饭，直接就饿死了。还有的人吃野菜和野草，身体极度虚弱，也自然就慢慢死去。当时整个村死了100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1/3到1/2。儿子：你见过或听过人吃人的事吗？还有整个地方饿死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母亲：咱们那里有人吃人的事。咱那有一个邻居，是蔡加轩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时候，她正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你们村（我父亲所在的村-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个本家大娘以及你干爸的母亲，也都吃过死人肉。吃过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看人的时候都直直地盯着。当时固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着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儿子：到这种时候了，还没有人提意见吗？村民没有其他的救助措施吗？母亲：59年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提意见，如果有人提意见，村干部就会打他们。即使饿成这样，就是没有人提意见，还是因为害怕。只有一个人能说，他叫简疯子，也有人说他是神仙，因为他有时预测的事很准确。他就经常说：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但因为他被人看作疯子，当时在固城街上公开说，也没人管。另外，59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59年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和烧锅，野菜也不让吃。有人偷偷的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干部发现家里有野菜，就会打藏野菜的人。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村干部曾去人到咱家里找粮食与野菜，用大铁棍在院子里到处撅地。有的人家藏在土灶中的粮食都被发现了，然后就被拿走没收了。少数人家因为饿，自己家里起火熬菜汤，结果锅被砸，熬的菜汤当然就吃不成了。儿子：当时的干部也没人向上反映吗？母亲：当时的人都不准提意见、不准乱讲、也不准人员乱走动。你太姥去信阳市看你二姥爷，你二姥爷就不让你太姥讲饿死人的事。因为他也害怕。你三姥爷在59年时是大队干部，他也知道，也不能讲。儿子：那时还有人干农活吗？母亲：59年冬天和60年春天都没人干活，那时的人饿得都走不动路，更没法干活了。儿子：当时饿死了这么多的人，没有处理干部吗？母亲：在60年秋天或者61年春天，政府进行民主补课，对村干部在大饥荒过程中的行为（如打人、不给社员吃饭和虚夸）开展教育和批斗。负有最主要责任的干部要“坐大仓”（当地的一种俚语，好象是指坐黑屋和关禁闭的意思），但没有做牢和被枪毙的。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张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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