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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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前

凯丰横刀夺爱中共早期领导人凯丰，也干过破坏他人婚姻、抢占人妻的勾当。原中共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在回忆录中记载，1935年，他与房纪在日本东京结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婴。此时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安排陈辛仁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房纪到西北大后方宝鸡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并承诺等房纪的工作一脱手，她就可以调到新四军军部，和陈辛仁团聚。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这个承诺都没有兑现。就在陈辛仁为妻子焦虑不安时，让他更丧魂失魄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见到他，说，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纳闷了：我是有妻室的人，组织上不是承诺要调房纪来军部工作吗，提什么“另外结婚”？直到这时，饶漱石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陈辛仁这才知道自己被婚变了，他如遭晴天霹雳，悲愤地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 不久，陈辛仁得知，凯丰不仅抢占了自己的妻子房纪，还无情地抛弃了与他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廖似光，而且是命令警卫员把她给赶出家门的。再后来，凯丰又抛弃了房纪。 ---共产共妻中共高官秽乱秘闻

1小时前

“闲时吃稀”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现在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句话。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同志在闭门思考了许多时日后，得出的伟大的真理！并向全国人民下达的最高指示。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的“稀”，也就是粥。其实即使他老人家不说，农家的饮食规律也一直如此。并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有喝粥的瘾，不习惯一年到头天天吃干饭。问题在于生产队口粮是一定的，仅可维持半饱。若忙时吃干，闲时也吃干，到了青黄不接之际，瓮空罐罄，那勒紧裤带的日子就难熬了。，，，五舅说，1960年村民挖渠。每天吃晌午饭时，一个大木桶装上糊糊送到地边，掌勺分糊糊的人到最后有刮木桶边上残留糊糊的权利。为了公平起见，掌勺的人按张三李四王五大家轮流排班。可一天有个家伙饿极了，不轮他掌勺他却抢上去刮木桶边上的糊糊往嘴里填，众人气不过将他扭送到公社，最后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这个坏分子被监督劳动了几十年，真是个让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坏分子。，，， 1960年国庆节，父亲单位会餐。主食是稀饭，和现在的自助餐一样管饱喝。他不知道喝了几碗，只觉得肚子胀痛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然后像孕妇一样，挺着肚子，圪挪着回了家。一路上他眼睛看到的，只有一片黄色，就和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色一样。他一直都不明白，肚子鼓胀，为什么会出现视觉异常？幸好，这种鼓胀没有造成伤害，尿几泡尿，肚子就轻松了。，，，母亲生下妹妹后，没有奶水。当时正值1961年，这个孱弱的生命在最不该来的时候，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她每天饿的哇哇大哭，后来就连哭声也十分虚弱了。那时每户每月供应二斤白面，白面就属于最好的食品了。不得已，姥姥把仅有的一点儿白面炒熟，然后用小锅给妹妹熬糊糊喝。白面糊糊熬好后，待晾的温和些，姥姥用手指蘸着面糊抹在妹妹的嘴唇里。妹妹慢慢地吸吮进去，过一会儿她就会安静下来。白面的营养是很有限的，根本不适宜哺乳期的儿童，只能维持儿童的生命。没有奶水的儿童，生长发育非常缓慢。儿童一般的成长规律是三翻六坐七爬爬，即三个月可以翻身、六个月可以坐起来、七个月可以满床爬。但是妹妹六个月也不会翻身、八个月也不会坐、一周岁也站立不起来。，，，感谢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符合投入产出比的，看来毛泽东是伟大的经济学家！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也是符合人体新陈代谢的规律的，即能量消耗大时，补充也要多些，看来毛泽东还是伟大的生理学家。儿时的我，把毛伟人的这段语录背的烂熟，只是他老人家的意思一直没有闹明白——在当时，我这个小学生，是算“忙”还是“闲”呢？是应该吃“干”呢，还是“半干半稀”呢？毛伟人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半干半稀”是早年粮食紧张时的指示，现在粮食不紧张，时间太紧张了。不才写博客就“忙时转载，闲时撰写，不忙不闲时半转半撰”。 ---作者: 老绥远韩氏

1小时前

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综观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刘少奇是认真而执着的，但他仍然不是最勇敢的人。最勇敢的人是彭真。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责任时，彭真说了一段让他在历史永远载誉的话：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这一段既委婉又慷慨的陈词，成了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彭真是七千人大会上唯一指名道姓地指陈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两项错误的人。当然毛的错误远不止此，彭真也只不过是挑了基本上已成为共识的两项错误。彭真也是唯一在大会上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做检讨的人。彭真讲后，邓小平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话就委婉了，但意思仍然是清楚的，即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他自己都说圣人是没有的，既然有缺点错误那么也是可以批评的。邓小平用这种方式委婉地表示了对彭真的支持。刘少奇的说法就更委婉了。刘说：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周恩来是聪明人，他闻见了火药味。他很快发言：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中央那些高官们的思想与态度随时都在变化。刘少奇原本也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后来经过了毛泽东的批评后，转过弯来“大跃进”，又经过了下乡，其实又转变成反对大跃进了。而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受的批评大，差点这个总理的职务也干不成了。经过了“反‘反冒进’”，周恩来的态度变得圆滑了。，，，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彭真是最早一批被揪出的黑帮分子。在清华井冈山搞的“百丑图”中，歪脖子的彭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后又升级成叛徒。 196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彭真半夜里被红卫兵从被窝里揪起来，被秘密关押（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传说那天彭真被抓，吓得魂飞天外，面如土色。虽然一天后即被周恩来从红卫兵手上找到了，但周恩来是以同意批斗作为交换条件的。随即彭被十万人大会批斗，再被游街示众，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飞机式，穿着极少的衣服（有人说上身光裸着），押在汽车上，在寒风中穿过北京的长安街。，，，文革后，彭真复出。他不同意对毛泽东作“三七开”的正面结论。 1986年，在党内高层座谈会上，彭真直截了当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彭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但是，他的意见又一次被否定了，就像“七千人大会”上被否定一样。 ---彭真不作不死七千人大会上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作者：胡鹏池图：文革时期彭真遭批斗旧照

2小时前

北农大还有一位玉米专家李竞雄。1958年夏天，看到有些地区关于玉米亩产几万斤的宣传，“他直率地说，把玉米棒子在一亩里堆上一尺高，也不会达到一万斤。”然后，当年8月，他随北农大下放分队到山东寿张县的台前公社参加劳动，上级指令他要标帜“玉米亩产万斤”，他坚决不同意。为此，下放队专门组织了两次针对他的“帮助会”。有好心人劝他说，钱学森先生都已经论述亩产几万斤了，你写个万斤目标怕什么？他争辩说，他培育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充其量亩产800斤，要达到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因为态度顽固，李竞雄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并被“拔白旗”，而他名下的田则仍被标帜“玉米亩产万斤”。当年冬季，在“寿张农业大跃进展览会”上，他名下的玉米“卫星”田的亩产还被标为35062斤。 ---1958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与遭遇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2小时前

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 ---《纽约书评》真实的邓小平——方励之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2小时前

《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作者：程映虹

3小时前

拍照时一定要露出手表

3小时前

1966 年秋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年轻红卫兵来到北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趁此机会参观了北京的古迹。照片中是一艘拥挤的渡船，驶过北海公园湖面。 LA CHINE EN NOIR ET BLANC During autumn of 1966 an overwhelming number of young Red Guards from all over China visited Peking. Most of them took advantage of their trip to visit the monuments of Peking. Shown in the photograph is a crowded ferry which crosses the lake of Peihai Park, North-East of the forbidden city. (Photo by Paolo KOCH /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红卫兵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北京历史 #北海公园

3小时前

杭州灵隐寺 1966 年 9 月，中国杭州灵隐寺入口处红卫兵张贴的反宗教海报 Temple de Lingyin à Hangzhou Affiches anti-religieuses collées par les gardes rouges à l'entrée du temple de Lingyin à Hangzhou, en septembre 1966, Chine. (Photo by Paolo KOCH/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灵隐寺 #反宗教 #1966 #红卫兵 #杭州

3小时前

1967 年军人收稻谷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红安县。军人在帮助农民收稻谷。田野里随处可见毛泽东的标语牌。 Rice Picking By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67 CHINA - JANUARY 01: County Of Hsiangcheng, Province Of Hona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natized And Press-Gange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Army Helping Peasant To Pick Up Rice. Placards Of Mao Tse-Tung Are Planted Everywhere In The Fields (Photo by 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3小时前

1967年元旦，年轻的红卫兵扛着旗帜在北京市的人行道上游行。美联社资料图片

3小时前

红卫兵在北京游行（1966年9月）

21小时前

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文革 #红卫兵 #周恩来 #统战对象 #历史保护 #宋庆龄

21小时前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 ---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著 (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上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图1：维特克第一次见江青图4：江青让维特克拍她工作时的照片

21小时前

1966 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 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文革受难者——陈梦家作者:王友琴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北京暴力事件

22小时前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图：毛泽东和叶子龙

22小时前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

1天前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２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２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０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１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1天前

姚（监复）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１９７３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1天前

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毛泽东 #彭德怀 #反党集团 #红军 #政治斗争

1天前

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逛王府井百货商店，四楼是上不去的，只能进一到三楼。为何老百姓上不去四楼？因为那里是专为中共高级干部和家属提供稀有食品和商品的“特需部”。挑选商品的房间设在百货大楼四楼七号房间，文革中被称为“黑七号”。 “黑七号”主要经营什么呢？主要经营绒绸缎、名酒名烟、高级食品、名贵土特产和外国进口的电器、手表、香水等稀有商品，可以说在当时算是应有尽有。 “黑七号”的服务对象十分明确，就是所谓的“四副（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一元帅”。他们在这个店里享有各种特权：买东西不拿票证，价格低廉，还可赊购达四万元。比“黑七号”低一个档次的特供商店是北京东华门外的“三十四号供应部”，专供行政八级以上的官员使用，主要经营范围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特需部”类似，国外进口的名牌电器、手表、香水、白兰地、威士忌和珠宝首饰，俄罗斯产的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基本上都有。国内的各种名贵产品，比如茅台、五粮也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采购的。这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一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最底层的特供商店叫做友谊商店，友谊商店要远远比三十四号供应部和黑七号特需部著名，主要原因是上面两个商店是专供北京高级官员的，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而友谊商店不仅全国各地都有，老百姓想要蹲门口看看，商店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禁止。从理论上讲，友谊商店是专供外宾、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国际海员使用的，但实际上，商店里大部分商品都是内宾购买的，也就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高峰时期友谊商店90%的紧俏商品都是由内宾购买的。 ---“三十四号供应部” 作者: 袁斌

#毛泽东时代 #王府井百货商店 #特需部 #黑七号 #商品限制

1天前

惯例 1945年“七大”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56年“八大”前，查处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1969年“九大”前，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 “走资派”； 1973年“十大”前，打倒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7年“十一大”前，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982年“十二大”前，华国锋“主动退出领导岗位”； 1987年“十三大”前，总书记胡耀邦“主动辞职”； 1992年“十四大”前，总书记赵紫阳被免职； 1997年“十五大”前，查处了“陈希同案”； 2007年“十七大”前，查处了“陈良宇案”； 2012年“十八大”前，查处了“薄熙来案”。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1天前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39]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渖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渖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40]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著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41]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1天前

即将被遣返的中国留学生们. 莫斯科. 1967

#遣返 #留学生 #中国 #莫斯科 #1967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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