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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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时前

关于大饥荒，这11本书记录下了历史 1959年至1961年，是史無前例的大飢荒時期。這十一本關於大飢荒的書，作者們收集了大量史料，採訪了親身經歷過大飢荒的倖存者，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大飢荒的成因及影響做出了較為全面且屬實的分析和描述。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在大饥荒时期，四川是遭受大跃进人祸最惨重的地区，有关资料显示，人口死亡超过一千万以上。这书是第一部记述四川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的著作。作者历时数年，收集包括数百万字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数以百计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用事实说话，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2、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这本书共有54万字，是作者不辞劳苦，不畏艰辛，跋山涉水的寻访记录，凝聚了作者的汗水，更沉淀了大饥荒受难者、幸存者的血泪，对于我们探寻、反思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地上那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增添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3、乔培华《信阳事件》 1960年5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动”。乔培华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信阳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 4、张向持《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这是军旅作家张向持呕心沥血，历时十年，踏遍豫南的山山水水，寻访上百位当年的干部、群众，满怀一腔热血创作《圣殿》一书，首次全景观地披露了1959-1961史称“信阳事件”这场大饥荒里发生的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反映艰难岁月中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5、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这本书提供了些详实的资料。 6、杨继绳《墓碑》杨继绳历经十年，调查访问，用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披露上世纪三年大饥荒的报告文学巨著。既有重点地分省叙述，也有各省饥荒纵览。如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却在大饥荒中饿死1000万人，创全国之最。中原沃土河南省，至少饿死300万人，其中信阳地区饿死100万，占全区800万人口的八分之一。安徽省的凤阳县，全县人口不到40万，饿死9万多人，将近四分之一。更使人痛心疾首的是，大饥荒中人食人。 7、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学者彭尼·凯恩这本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不管怎样，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8、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这本书收录六十余名海内外学者对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研究的文集。对历史的审视，有可能避免灾难的再次来临。 9、童梓平、吴阿宁《大劫难：1959-1962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根据这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发现，1959—1962年荥经大饥荒有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个特征：一、饿死人比例居全国之冠；二、风调雨顺；三、有大量库存粮食。 10、牛犇《大饥荒口述实录》牛犇在这本书里提供了50年前那场大饥荒的微观铁证：一个地点——他的家乡安徽阜阳行流公社牛寨大队；一个时段：1960年。这一年，人口4062人的牛寨，死亡930人，近四分之一。他访问了38位老人，记录了这段悲惨的历史。 11、冯客《大饥荒》冯客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本书收集资料六个月，连写作共有三四年时间，我和我的助手访问了二十多个档案馆，包括省、市、县和外交部，及许多受害者，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记录了他们大跃进时代的回忆。黃俄中共是大飢荒的罪魁，可他們把自己的責任用三年自然災害矇騙世人，把罪惡嚴嚴實實地遮掩了幾十年。

11小时前

今天讲一位特殊的父亲－－金庸父亲的故事。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又有作查枢卿、查懋忠），是 1951 年 4 月 26 日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的。行刑的场地，就是他自己兴办的小学的操场。查树勋先生是不是地主呢？是地主。众所周知，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宁当地的名门望族，祠堂上还挂着康熙皇帝亲笔写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据说已经没落了，但还是有 3600 多亩土地， 100 多户佃农。金庸弟弟的回忆里说，家里的宅子是五进的大院，有 90 多间房子，有大花园，在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但金庸的父亲还不是个普通的土地主，而是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查树勋生于 1897 年，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毕业生。因为现在没有这所学校了，大家可能不了解。震旦大学和后来的复旦大学渊源很深的。后来马相伯先生办复旦大学，意思就是要“复兴震旦”。建国后，震旦大学被肢解了，院系被分散并入复旦、交大、同济等学校。其实，不但父亲是个高材生，金庸的两位伯父也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二伯是当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大伯是清朝的秀才。在当时的落后的中国，查树勋是典型的精英，中西结合的人物。据称他曾鼓励金庸说，你表哥徐志摩读剑桥，你以后也要上剑桥。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说，叫做《圣诞颂歌》，内容是讲一个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想想看吧，一个出生于 19 世纪的中国的父亲，给孩子过圣诞节，送礼居然能送出狄更斯的小说来，还不是《双城记》《雾都孤儿》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是到今天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圣诞颂歌》。你能看得出这个父亲的视野和文化品位。到今天，我们很多父亲都送不出这样的礼物来吧。查树勋在乡里办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资料里，没有发现恶行，而是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比如他晚年花大力气办“义庄”，出力周济宗亲，兴办教育。他给金庸送书，让儿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财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根据《文史月刊》赖晨文章介绍，查家把 1000 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请地方官把这些田另立了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是上好的良田，旱涝保收的。扣除赋税和损耗后，一般每年可收租谷 3500 石，变卖后按月周济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会视年成的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查树勋热心办学校，从义庄拿出了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让人感慨的是，他后来就是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被枪毙的。当时他们镇的金竺庄上有一个穷秀才，叫杨良丰，儿子杨德举考上了震旦大学，杨良丰太过激动，发病死了。由于家里太穷，只能用破箱子改了棺材，遗体停在房里。查树勋听说之后，带着管家前往，重新给杨秀才置办了棺木，从查氏的田地里划了一块作墓地，从义庄出钱安葬了杨秀才。之后又资助了杨德举的学费。杨德举毕业后曾在南京银行任职，后来又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变故发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搞“杀、关、管”。镇反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查树勋的罪行，但他一贯为人很好，周济乡里，受到尊敬，没有人揭发他。最后，邻村有一个残匪出来揭发他窝藏枪支。最终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四个：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决定以不法地主罪，予以枪决。 “抗粮”是怎么来的呢？目前看到最详细的解释，是 1948 年解放前，当地受了灾，国民党政府又要抓粮，催征催收。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农协会组织“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查树勋是地主，当然也成了“抗粮”的对象。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收公粮，查树勋的粮在佃户手上，自己的义庄便少交了。所以说他“抗粮”根本是个错误。后来 80 年代纠正了。其它的几项罪名也都是不实的。 1951 年 4 月 26 日，查树勋被枪决。当天，不换衣服，不赏酒饭，绑到龙头阁小学操场， 4 人一批，立即枪毙。人被处死后，妻子顾秀英才知道消息，赶来时丈夫已横尸操场边。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头。后来几十年间，顾秀英一直多方奔走申诉，称丈夫无辜。金庸当时正在香港《大公报》上班，听到消息，悲痛万分，哭了好几天。很多年后，他在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了这件事：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就是金庸的小名。 30 年后，金庸的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 1981 年，邓小平有了那一个著名的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很快地， 7 月 18 日，他接见了金庸，地点是在大会堂福建厅。交谈中，他提起了金庸父亲的事，表达了歉意，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最后说一句，金庸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父亲总是缺位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找爸爸。大家可以去读熊太行的相关文章。杨过找爸爸，乔峰找爸爸，段誉找爸爸，虚竹找爸爸，石破天找爸爸，张无忌找义父。所有人都在找爸爸。在写这些小说的时间里，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那本《圣诞颂歌》，他一直带在身旁。 ---六神磊磊：金庸小说为什么永远在“找爸爸”？

11小时前

牛俊香：吃人肉，这是我们生产队的，我吓得再没有去过那家。那家有一个老汉，老汉五十多岁，孙子也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儿子、媳妇能跑动的都出门要饭去了，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动的留在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办法。娃娃饿的成天哭，要吃的，爷爷也给不上。爷爷自己也饿的两股子黄眼泪，老人的眼泪都是黄的，看着让人恶心。听娃哭老人也心烦，也没办法。老人都疼娃得很，如果有吃的，都叫娃吃上。那怕自己不吃。老汉饿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动弹了，就打这孙娃子的注意，屋里再没有啥吃的。爷爷硬起来，抱了些柴，烧了些水。咱甘肃有些地方那锅头不是在炕边上哩，爷就问娃哩：“娃，水煎(开)了没有？给爷看看。”娃饿得皮包骨头的，还乖得很，可能他妈出门给他交待的，听爷的话。娃想出去玩也跑不动了，就成天和他爷在炕上睡着哩。娃鼓劲翻起来看了看锅，就给他爷说：“爷，煎了，我看着煎了。”爷爷又说：“没煎，你哄爷哩，你再给咱看清楚。”娃往锅边边子爬近了些，给他爷说：“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爷又说：“没有，你凑近些，再看看。”娃一凑近，爷把娃一把就掀进锅里去了，娃还穿着衣服哩，还叫唤了两声。声也不大，饿得叫不动，又害怕，没力气叫。煮熟了，他爷就把他孙娃子吃了。依娃：这个老汉的名字你记得吗？牛：记不得，我记不得。依：这是哪一年？牛：五九年，我走前的最后一年，就在我们村上。依：最后这事情咋让人知道了，有没有人来调查？牛：没有没有，没有人管。是他孙子人再见不着了，找不到了。老汉眼睛红得很，像火苗子一样，看着让人害怕得很。人就判断出来了，就逼问哩，一问他就给人家交待了，经过就给人家交待了。原来是他爷把他孙子吃了，烧开水煮着吃了。他吃了人肉，眼睛是红的了。那时候社会乱得很，谁法办谁哩？谁也不管谁，人吃人，正常得很，吃死人的办法多，埋了吃，不埋了吃。吃活人的少，我们这个村子里的老汉是吃活人。那时把人饿疯了，成了狼了。我们家是独庄子，这个老汉住在我们家下面，拐弯的地方，老汉饿的不是个人了。 ---依娃:我一辈子记得那个晚上（受访人：牛俊香，女，60岁，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东川大队人。逃荒前为：甘肃省秦安县人王家村人时间：2012年8月20日录音长度：58分钟）

11小时前

林彪家庭生活琐事林彪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他一般喜欢晚上办公。我们工作人员 2 小时轮流值班。林彪每天的食谱菜品是根据后勤总医院的教授定的，医生每周为林彪检查一次身体，教授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营养需要、个人爱好而定菜谱。林彪的正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二菜一汤，基本上每餐一个狮子头肉圆，一盘抽了骨头的鱼，半碗小白菜汤。林彪一家不在一起吃饭，除非过节日、贺生日才在一起吃饭。他家各人喜好不同，叶群每天离不开东北水饺，林立衡随便一点，林立果最爱吃北京烤鸭，又喜欢吃蜜桔，他的吃法也与众不同，他把桔子皮剥开，撕下一瓣放在嘴边，将桔汁轻轻吮吸后便将渣子扔掉。他的这种“高雅”吃法，是生活在特殊圈子里养成的习惯。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是家里的“小皇帝”，长期养尊处优，养成了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的气派，虽然他经常亲热地喊我“刘叔叔”，但我还是敬而远之，生怕得罪了他。林彪家里来往最多的要算吴法宪，每个月至少 10 次左右，只要林立果看见，他就会大喊：“吴胖子，我俩摔一跤哟。”吴法宪赶忙拱手回道：“不敢，不敢！”还未等吴法宪回过神来，林立果一连环腿扫去，摔得吴法宪仰面朝天，哭笑不得。但还得忍气吞声地称赞：“小虎子真聪明，力气真大。” 林彪由于身体多病，一贯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室内温度我给他一般调在摄氏 20 度。一次，我到他房间里检查温度表，看见一个女管理员在给他补被子，这是一床褪了色的军用毯子。上面补了不少补丁，掀开里面一看，尽是补丁叠补丁，我数了一下，有大大小小的 48 个补丁。管理员说：“首长说这是打平型关战役时，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烂得不能再补了也不能丢。” 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内勤警卫回忆：我在林彪身边的日子转自《精典悅讀周刊》图：林彪家庭照，左起女兒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兒子林立果、夫人葉群。

11小时前

周伯萍的另一位子女是笔者夫妇的大学同学。2008年我们回国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周老先生让这位同学将两本个人回忆录亲笔签了名郑重赠送给我们，其中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由他的儿子编辑，标明“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印刷厂印刷，没有书号，没有定价，也没有印数，显然是只在亲友间流传的私人印刷品。全书52节，其中第46节“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即讲了这份被周恩来严令销毁的人口和粮食统计表。所以在此原文照录如下，以飨历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总理还决定，“三人小组”的办公地址设在过去供苏联专家办公、居住的“友谊宾馆”的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三个卧室兼办公室，一个客厅，条件很好。总理还嘱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调拨了一台带排字、印刷设备的打字机供我们使用。经国栋同志批准，我带了粮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轻、体格强健的干部张金声同志当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办，我最后核定。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

11小时前

刘文彩和《收租院》的故事，是四川当局的一些人，当年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倚仗强权凭空捏造出来的。由于害怕民众揭露他们的谎言，尤其是居住在刘文彩庄园周边民安村的民众。他们知道的真相最多，而且最容易接近来庄园接受“教肓”的参观者。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编造刘文彩谎言最早的受害者。 1960 年春，当局首先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从原籍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由于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不幸的无辜者许多就死在了那里。 1964年，当局发现多起本地民众向来庄园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这些人被发配到外乡，又不作安置，他们只好去住破败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没有床，更没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这些被发配的人在新的地方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在编造刘文彩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主管当局都把庄园周边的民安村作为重点打压对象，迫害对象，那里的民众伤亡惨重。可当局却这择宣传：“在那乌云滚滚的旧中国，刘文彩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民安村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地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旧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序馆文字说明》十五，金杯美酒千人血饥寒交迫万户仇）在全国铺天盖地宣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故亊，从1958年10月组建专业班子到1964年10月第二次大规模发配本地民众，已过了整整6个年头。在这6年中，编的刘文彩故事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下流，一个比一个血腥。有了这6年的“战果”铺垫，1964年10月，当局又肆无忌惮地进入编造刘文彩《收租院》的阶段。 ---刘小飞：《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作者刘小飞系刘文彩的孙子)

11小时前

1.1943年上海大世界 2.1948年上海大世界 3.1966年8月23日大世界招牌被摘下 4.1966年11月6日换上了“东方红”的招牌

11小时前

1990年，武汉展览馆前一对恋人正在亲热一名执法者上前制止摄影师朱长江。

1天前

被保密了三十年的通海大地震我是 1970 年通海 7.8 级大地震的亲历者。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调查记忆中的那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这个规定直到 2005 年才废止。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 1970 年 6 月 15 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 15621 人；死绝户数： 836 户；重伤人数： 5648 人；房屋全倒数： 166117 间；遗下孤老孤儿数： 261 人。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作为 “ 绝密 ” 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 “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 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 16 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 143000 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 “ 红宝书 ” 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南方周末: 被保密了三十年的通海大地震图1：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图2-3：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图4：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

1天前

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 “ 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 ” 。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 “ 八一八 ” 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 “ 他妈的 ” ，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 “ 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 ” ？她们又都卡了壳。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他妈的 —— 你妈的 —— 你他妈的 —— 你他妈的蛋 —— 你他妈的混蛋 —— 滚你妈了个蛋 —— 你他妈的王八蛋！ ——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 “ 你妈 ——BI—— ！ ” 拉拉跟着学，只说了 “ 你妈 ” ，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 “ 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 ”“ 你妈 —— 你妈 —— 你妈 ——BI——I—— 。 ” 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 “ 八一八 ” 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 “ 他妈的 ” 练起，一直练到 “ 操 ”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 “ 操 ” 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 “ 你妈 BI” ，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刘索拉：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1天前

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 12 岁的小男孩被关进一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这个意外的发现促使他在之后的 4 年，走遍全中国，查询了广东、甘肃、山东等数十个市、县和北京的档案局。他说，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大饥荒，许多地方更像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死亡营，而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冯客表示，他至今还在用饥荒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灾难？当人们提起波尔布特时，会想起群体灭绝？柬埔寨有 8 百万人，估计有 170 万～ 250 万人，在赤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饿死。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 8 百万人，与柬埔寨人口相同，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资料显示有 240 万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在 1958 至 1962 年期间，死亡人数是赤棉的 20 倍以上。档案馆有很多具体资料，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 62 ～ 64 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资料，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 4,500 万人死于非命。其中 6 ～ 8% 死于暴力，超过比波尔布特统治时的死亡总数。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花了 6 个月在档案局阅读史料。对于大跃进中滥用酷刑，冯客表示：“一开始，我很难看到缘由，但慢慢明朗化”。因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土地，所以耕农没有任何动力劳动。大饥荒开始后，种植的粮食，也不属于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为了生存，在甘肃和广东等地，出现了袭击和抢烧粮库的事件。他举例， 1961 年 1 月底在广东的一次粮库袭击后，农民将粮食烧掉并留下了愤怒的字迹：粮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如烧掉它。因此执行党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强迫饥饿的农夫劳动。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 三个惊人的发现作者：一滴水的力量

1天前

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 1938 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 76815 人，其中中国人 72087 人，占总人口的 94 ％！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 1923 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 1933 年 1 月 26 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鲁迅全集》第 16 卷第 356 页。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1 辑》第 181 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再举一个例子： 1932 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 25000 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46 页。 ---冯学荣：租界的真相

1天前

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关于它的来历“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吗？真相并非如此。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 1845 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 ---冯学荣：租界的真相

1天前

北京城墙谁让拆的？从 1953 年到 1958 年，所有的古建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是我跟我助手一块考察的。1958 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 “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牌楼和门楼，是在 1956 年就拆完了，稀里哗啦满大街的牌楼，很快就拆完了。重点是 1954 年，这一年，定了。这些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都是我考察的。关于古桥方面，我一共拆除了 100 多座。我和我的助手，每一座都做了结构考察。什么叫结构考察？你不拆，它整个的内部构造你不知道。考察的就是内部构造。中国的古代桥梁，它不光看外表，你得看内瓤是个什么样的。还有埋于地下的古桥。市政工程施工期间，发现了 70 多座，实际上还多。反正我考察了 70 多座埋于地下的古桥和古桥遗址。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这个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在制订，拆除方案的时候，一边掉着眼泪做啊。我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那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顿时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一句话没说。你说这老同志对它多深的感情。谁让拆的呢？是刘少奇让拆的。修是谁让修的？是周恩来让修的。后来彭真同志去找毛泽东主席去了，毛泽东说，这是政府的工作，归少奇管，你找他去吧。所以这件事，就听刘少奇一句话，全拆。北京市城墙、城门，一扫光，就是刘少奇的事儿。这些事儿，现在知道这些事儿的人不多。这是我们局长传达彭真同志讲话时说的。 ---孔庆普：北京城墙是我拆的（孔庆普先生在北京市政局工作了 48 年，开始是修复古建，没过几年却要亲手把自己参与维修的古建拆除，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制订拆除方案的时候，同时也记录下了所有亲手拆除的古老城墙、城楼、桥梁的建筑结构。）

1天前

这张彩色照片是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期间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时年35岁，指挥当时全国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部队（苏械）。当时的第五军下辖第200师等单位，是国军中唯一成建制的机械化军，编有战车团、重炮团、装甲汽车队等，被称为“钢军”。第200师是在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组建的机械化师，装备苏联提供的T‑26坦克等装甲车辆，此外还有部分意大利、德国与美制卡车，因此常被称作“苏械”机械化部队。

2天前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 34 号，对外通称： 34 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 1 斤，每月供给鸡蛋 6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1 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 25 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一条。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 2 斤黄豆、 1 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 26 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2 两半。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 4 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1 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 100 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 6 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 1/3 ）、食油 1 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 2 斤，鲜肉 2 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 10 尺。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转自《老衲秘史》

2天前

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 1962年是侨汇收入最低的一年。“1962年国家计划安排使用的侨汇为6000万美圆，但上半年全国实际仅收到侨汇2000多万美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 1963年11月由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发出的《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文件标有“机密”字样，这份通知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积极争取增加侨汇收入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连如何给海外华侨写家信都要发文加以指导。全文如下：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经汇（63）字第136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汇工作小组：今年以来，由于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侨汇政策，争取侨汇的人多了，侨汇收入也逐步上升，这种情况是可喜的。但是，据有关单位反映，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给国外亲人到家信中，不区别侨居地的具体情况，公开谈论侨汇问题，或者是哟个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甚至有的汇款人和当地侨批局收到迫害，这一情况，对争取侨汇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现将各地有关情况和经验，加以综合，请你们转发有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通过那里的行政和党团组织，指导他们写好家信。此外，还发现有的禁汇和限汇的侨居地政府，利用使馆和留学生在我国内搜集甚至刺探侨汇情况，因此，必须注意教育归侨、侨眷、归侨学生收到禁汇和限汇地区的汇款后，应注意保密，防止泄露，对汇款人不利，影响安全。请各地将上述问题，有关情况和经验及时反映给我们，以便研究推广。 1963年11月6日(图1) 关于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家信、回批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是他们正当的权益。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汇款回国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汇款回国必须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国内多数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给国外亲友的家信和回批，在谈到国内情况和侨汇问题时，都能根据侨居国的具体情况，注意技巧，使用的暗语、代号也较妥当，避免了侨居地政府从中找到岔子，迫害华侨。但也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缺乏经验，他们在写家信和回批时，没有区分侨居地点具体情况，公开谈到汇款或者使用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以致引起侨居地政府追究和迫害华侨。例如：有些侨眷常用“已收到邮寄若干斤大米”、“若干码布”、“若干奎宁丸、鱼肝油丸”等代号来掩护侨汇，有些使用的代号物品是侨居地政府禁止出口的物资，因此，这类代号存有漏洞易被侨居地政府发觉；有些所用的暗语藏头露尾，牵强附会，如某侨眷收到了一百元侨汇，在给国外回信中写道：“接到照片一张（指一百元），家中房屋破烂必须修理，请再寄四、五张（指再寄四、五百元）以便进行修理”，有的写“寄白丸子若干粒收到，已存银行”，有的写“此次家中增产，收入小麦一百升（指一百元），甚为欢喜，望按月捷寄”等等。上述情况在一些地区陆续发生，以致有的华侨因涉及汇款嫌疑而受到侨居地政府审讯、逮捕、监禁、罚款等等，有的牵连到当地侨批局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通知：一、侨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向他们介绍有关侨居地的情况，指明哪些地区限汇和禁汇，哪些地区在通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宣传当和国家的侨务、侨汇政策，说明写好家信回批的重要性，帮助或指导他们总结交流写好家信和回批的经验，并有意识的培养一支代写家信和回批的积极分子队伍。二、根据侨居国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掌握通信内容和写法。 1、对完全禁汇地区，如印尼、缅甸、美国、菲律宾、南越、柬埔寨等侨眷、归侨在与国外通信中不能公开谈到汇款问题。接到或争取侨汇时，一定要用妥善的暗语、代号掩护，以保障国外汇款人的安全。 2、对限汇地区如新马、泰国等，侨居地政府允许华侨在一定限额内汇款赡养国内眷属（新马允许每月每户汇款国内四十五叻币；泰国每人每月一千铢），对这些地区在限额范围内的汇款，家信和回批中可以公开答复汇款人，但超过限额范围的暗汇，仍应以暗语、代号为掩护，避免引起侨居地政府追查。 3、对未与我国建交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南越、美国等地区，通信中应避免正面谈政治，但可以通过家情、乡情适当透露祖国和家乡建设成就，体现国家政策正确。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情况，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有可能可以采用通过香港亲友或侨批局转寄信件的办法。 4、对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通信中可以谈祖国建设一般情况和有关侨务政策。但也要注意家信特点和写信人的身份，谈得自然，不要作文章，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三、有关侨汇暗语、代号一些技巧问题，据各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图2) ---孙陇：侨汇往事

2天前

逃荒婚姻由于贫困，加上历史上有溺杀女婴的陋习，老家曾经特别多光棍。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竟然有很多光棍娶上了老婆!——这是“乘人之危”，还是“救人一命”?山人至今还没弄清。但就凭这一点，我敢妄言自己家乡是全国的轻灾区。我们县最早接纳逃荒女，是在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夏。那一年春节刚过，学校还没开学，小伙伴告诉我，去D叔家“看新娘”! D叔是我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四弟。当时年近三十岁，尚未娶妻。我们到了D叔家，果然见D叔带回一个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的小姑娘。后来知道，小姑娘跟我同龄，也属狗。她还不到结婚年龄(几年后才与D叔完婚)，但四叔公已经让我们叫她“婶子”了。没过多久，“婶子”的父母亲都来了，说是从浙江省龙游县逃荒来的，不逃走就会饿死。那一年，我的舅舅三十六岁，也还是王老五。“婶子”的母亲很热心，马上回浙江，把她的表妹带来，成了我的舅母。我的舅母那一年才十九岁，高中毕业。开学后，我突然发现，小镇的街上多了许多陌生女人，她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都是从浙江逃荒来的。各村都有光棍娶上了浙江女。当时还处于“高级社”阶段，多数合作社对浙江女都挺关照，跟当地人一样分给口粮——那时农村还不大讲“户口”。我们县接纳第二拨逃荒女，是在大跃进之后，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那些天，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群，从闽东方向往我们县流动，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不用说，那不是走亲戚，都是逃荒者。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见到凉亭的条板上坐着几位愁眉不展的女人，其中一人的怀里还躺着一个昏迷的女孩。那女孩看上去约十来岁，面黄肌瘦。见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开饭，其中一位妇女开口了：“这小妹饿昏了，你们能不能行行好，给她喝点菜汤?”山里人大都心地善良，很快就有人将菜汤送到陌生女人手中，几勺子汤灌下去，那女孩就能张开眼睛了。这时，才有人开口问那几个女人从哪来到哪去。他们说从某县来，“那里有饭吃就到那去。”大家还都从自己碗中匀出一点饭菜，送给这几位逃荒女人充饥。午饭后，稍事休息。那个昏倒女孩的亲人开口了：“我这女儿今年十六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我看到你们这里人心肠好，给她介绍个对象吧!”我真不敢相信：我猜十来岁的女孩竟然还大我一岁十六岁了?有人跟Z叔开玩笑说：“你十八岁，跟你最般配!”Z叔被说红了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Z叔的哥哥当真了：“找婆家?你们有什么要求吗?”那女孩的母亲说：“我们不要彩礼，只要能给些饭吃就行。” 第二年，Z叔就辍学与那“拣来”的逃荒女结婚过日子了。因为都是女方送上门，逃荒婚姻家庭都还比较稳定，只有少数已婚妇女原配丈夫找上门私了或诉诸法院解决。我们县到底收留了多少来自闽东的逃荒女，我手头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可以肯定，由于闽东是近邻，闽东逃荒女肯定比浙西逃荒女多得多。我家所在那几个自然村(1961年后新建制为一个大队)人口才四百多。四百多人口的大队，收留的逃荒女及其带来的子女却达到二十多人，约增多了百分五的人口。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年代，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区穷县为什么还有能力收留逃荒女呢?是“天高皇帝远”，极左的风吹不到这里?还是这里的基层干部特别仁慈?还是左派朋友说的大跃进压根儿就没有饿死人那回事?笔者也曾经苦苦思索，想找出一些比较恰当的词汇加以回答。后来在共识网上看到高王凌的文章，称为“反行为”，或叫“猫腻”、“蔫拱”。我不禁为之拍案叫绝! 大饥荒之年不饿死人，主要靠“反行为”。山区农民很现实，也很机智。早在1960年就有人开始给所有地块估了产量。此后就是：风声紧，集体干;风声松，半单干;没人管，全单干。所谓“单干”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所谓“半单干”是指，水田集体耕作，旱地包产到户;或交通要道旁土地集体耕作，偏僻地块包产到户。在我1969年正式回乡之前，其实每年春节期间也都要帮助生产队“算账”——年终分红。不管集体干，还是“单干”、“半单干”，多数生产队都备有两本账：一本应付上头检查，另一本才是真账。丰收之年少报点产量(即“瞒产”)，也都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具有优越性?从山区农村看，根本不具优越性。 ---吴平祥：1959-1961：轻灾区里的故事

2天前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姻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账枷搿，F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巫宁坤：燕京末日

2天前

经研究决定去世收到了一份资料，是关于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死亡调查档案，档案的主人是一个叫涂香棋的理发师，因在六十年代前期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卫军”的反革命组织，在文革中被批判，后因不堪忍受严刑逼供而于1968年5月上吊自杀。为了他的死亡，组织上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调查，在这个调查档案中，收录了自1972年以来的历次座谈会和大队、公社的处理结果，1972年公社党委对其死亡的结论是畏罪自杀，其中最后的公社党委于1979年的结论如下：【中共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涂香棋在“三查”运动中自杀问题的结论材料涂香棋，男，现年50岁。原籍波阳县饶埠公社人，解放前迁入我社柏林大队儒林村居住，以理发为职业，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家庭人口7人。涂因参加“卫军”反动组织中“三查”运动中受审查，在审查中，采取了用逼、供、信的方式，对涂进行了严刑拷打，涂于是逃跑老家——波阳县饶埠公社，在家中一棵桃树上上吊自杀。根据原市保卫部“关于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报告”称“对一般成员，又有悔改表现的：……涂香棋……32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交当地群众进行批判。” 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应该认定，涂参加了“卫军”反革命组织，系一般成员，而且是有悔改表现的。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涂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去世”。 1979年3月26日】 “涂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去世”，这是结论。当代人可能无法理解同样是死亡，自杀和去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死者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在那个一切都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年代，对于档案的主人涂香棋来说，他虽然可以以死抗争来告别这个世界，摆脱现实的苦难，但却摆脱不了组织对他的政治评判。畏罪自杀的结论其另外的意思就是你死是你的事，是你抗拒改造，不但是死了白死而且还要罪加一等，你的家人会为此背上沉重的枷锁。 “去世”的含义则是正常死亡，相对于“畏罪自杀”而言似乎给死者一个政治上的平反，身后的政治待遇明显地提高。两个结论相比较，“去世”的结论似乎是对死者更有利，但就问题本身而言这样的结论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尊重事实就是不尊重死者。涂香棋因不堪忍受严刑拷打而自杀，是属于迫害致死，一个“去世”的结论就掩盖了事实，把自己的罪恶一笔抹消，这让死者何以瞑目？另外，在这样一个结论背后隐藏着组织对死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世”是我恩赐予你的，你如地下有知就要谢主隆恩。实际上，在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提出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摘帽后，就一直是这种心态，不提你过去的悲惨日子是谁造成的，只提我现在对你摘了被歧视的“帽子”，你就必须感恩戴德，你就必须要拥护我。中国社会奉行的是“死者为大”的风俗，利用死者为自己贴金，对一个对你已经绝望而走向死亡的死者而言，让他如何瞑目？从畏罪自杀到“去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无耻到无良的过程，无耻的迫害，无良的平反。 ---作者: 孙陇来源: 故纸故事

2天前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2天前

1.1966年8月23日，天津西开教堂受到红卫兵冲击，楼顶上红卫兵举着红旗和毛像。摄影：王端阳 2.西开教堂三座塔楼上的青铜十字架被砸毁，教堂正面挂上大幅毛像，两旁是大幅标语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方是“天津市红卫兵揭露宗教反革命罪行展览会”。

2天前

1.2001年12月，貴陽農村的春運。鄉村客車如此負重。 2.2001年12月，貴陽農村的春運。小小微型貨車竟裝了17人，被交警查個正著 3.2001年，春運期間擁擠的列車上，乘客睡在過道的地上 4.2003年1月15日，廣鐵公安千余警力在廣州、深圳、東莞東等火車站及廣州市黃沙、九運會站等新增的火車票預售點，展開圍剿黃牛黨的“天網行動”。被逮住的票販子，其中居然有小孩。 ---人民網

2天前

1948年的青岛老照片国军在青岛最后的日子收集整理:天下老照片网

3天前

无法兑现的金条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 — 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 — 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 — 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 " 文革 " 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 — 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 " 文革 " 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 — 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 " 三通 " ，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当事人全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强地相信 " 咱家祖上阔过 "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孟非：追忆爷爷：文革时被迫烧掉金条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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