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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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专列上的首次“面试”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晋见毛泽东。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登奎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 ”并说“挨点整，有好处。”他接着问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那么，你整过人么？” “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错过没有？” “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杀错过人吗？” “也有杀错的。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彭劲秀图：姚文元、纪登奎与华国锋合影

#毛泽东 #纪登奎 #历史事件 #京广铁路 #许昌视察

5小时前

中共暴富延安百姓受苦靠着鸦片，中共的财政危机解除了。1943年2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据苏联人估计，中共卖了4.4万公斤鸦片，价值相当于今天六亿美元！到1944年，谢觉哉在日记里感叹，中共“很富了”，全靠“特货”。1942、1943年，鸦片贸易占边区收入的40%，1944年后，官方数字说是27%到40%，但实际可能更高。中共干部的生活也变好了。有人在日记里记录了一顿“普通”饭局：糕点、糖果、油煎花生、梨、枣子，还有几十碗菜，吃都吃不完！从其它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但是，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能吃肉24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5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刮人民。1943年6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要求他们拿出自己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贫困和压榨让延安的死亡率飙升。1944年，谢觉哉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出生183人，死亡224人；志丹县上半年出生率3%，死亡率14%，是出生率的五倍！通货膨胀更是吓人。跟1937年比，1944年盐价涨了两千多倍，清油两千两百多倍，棉花六千七百多倍，火柴两万五千多倍！《解放日报》还登过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两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毛泽东在1948年离开延安。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去过延安，只停留了2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为，太不得人心了！老百姓被压榨得太惨，怨气冲天。延安的贫困，不只是自然条件差，更是因为中共的盘剥。粮食、盐、鸦片，样样都成了他们的“财源”，可老百姓却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 ---延安暴富之谜：鸦片税粮榨干百姓图：1947年，国军占领延安后，等候领取救济金的延安民众

6小时前

土高炉 1958 年 10 月，北京新侨饭店的员工。大饥荒从这一年开始，持续了三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 Employees of the Shin Chiao Hotel in Beijing in October 1958. The Great Famine, which began that year and lasted three years, was probably the deadliest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Photo by Jacquet-Francillon/AFP/Getty Images

6小时前

“红旗学生”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作者: 沈容

6小时前

楼上的新邻居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叶子龙）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作者: 沈容

8小时前

十三陵参观中的表演参观完长城以后，尼克松前往北京另一处著名景点十三陵。当时北京外事局负责人命令一些学校的孩子们全穿上最好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并给每人发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让他们在景区玩球。美国记者泰德如此说道：“当时是二月末，外面多么冷啊，但是这里有这些中国人，穿着他们最暖和的衣服，他们在互相拍照，在听收音机，在进行野餐。我心想这真是愚蠢的事情。” “今天尼克松参观了十三陵，其间发现了悠闲的一幕，许多民众在星期天身穿着盛装在户外闲坐，这个画面里有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方，毋须质疑这些人是被特意安排在这里让总统一行看见，以便能被总统随行的新闻记者拍下来，简而言之这不过是个假象。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成员说，当巴士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上车，我们藏到那个楼房后面，然后出来看看人群将会干什么，果然当记者们一离开，卡车就来了，一个干部走过来，提着一个篮子，他们把所有的答录机收起来了，他们把所有的照相机也收起来了，他们把所有可携式收音机也收起来了，把它们放到了篮子里，他们把这些人装上了卡车，然后拉走了。一场表演被美国记者捕捉到并在美国电视上播出，这让中共官员们十分尴尬。亨利·基辛格后来告诉泰德，他后来收到了周恩来的道歉，说这实在是种愚蠢的行为。 ---刘晓：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中共造假与恐怖

8小时前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戚本禹回忆录

#叶子龙 #毛主席 #权力滥用 #性侵 #历史事件 #秘书

8小时前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冀朝铸回忆录

8小时前

“三年自然灾害” （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三年自然灾害 #人民日报 #自然灾害 #天灾 #人民公社 #虚假宣传 #历史事件 #1960年 #农民饥荒

9小时前

1952年1月4日，他（沈从文）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那个会“解决”了一个“大恶霸”，同时还押来约有四百名地主批斗，场面大而且热闹，“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这样的大场面和时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对照，就产生出“离奇”的情形：“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异常沉静感。”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作者：张新颖

9小时前

叶匡政：土改中如何划阶级成分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她没从父辈的土地获得过一点好处，却要因那些土地蒙受灾难。这个小女孩的余生，都将被看作人民的敌人。

#土改 #阶级成分 #地主 #贫农 #权力与身份 #种姓制度 #土地改革

10小时前

卫生工作者在上海火车站等待为乘客进行 Covid-19 检测。2022 年 12 月 Health workers wait to test passengers for Covid-19 at Shanghai railway station . Photograph: Hé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10小时前

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硬核”防疫保持“零感染” 2022年1月12日，中山站医生沈雷（左）在南极给考察队员进行核酸采样。 ---来源：新华网

#南极 #长城站 #中山站 #防疫 #零感染 #核酸采样 #考察队员 #新华网

10小时前

韩战，韩国，敌军被清除后，联会国军士兵（二等兵克里斯-贝尔-钱伯斯是澳大利亚皇家军团第三营狙击组的成员），招呼韩国儿童从藏身处现身。 Private (Pte) Chris Bell-Chambers, a member of the Sniper Section, 3rd Battalion, The 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 (3RAR), smiles and waves to a group of Korean children who have emerged from their hiding place after their village has been cleared of enemy forces. This photograph is from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s collection

10小时前

蓝蚂蚁“Blue-Ant”，是法国记者罗拔·纪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位法新社记者，在1955年出版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图：80年代上海的人流。

11小时前

1959年天安门广场国庆庆典（大饥荒中的庆典）

1天前

审判：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潘汉年案。这场审判，堪称一场精心导演的“仪式”。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多项指示：旁听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全部由中组部严格筛选，只有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参加。普通人？想都别想。审判不公开，记者禁止入场，媒体不得报导。为了保密，法庭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更罕见的是，周恩来特别要求庭审全程录音。当时国内没有录音设备，只能从香港高价购置一台，算上关税，花费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周恩来的用意，至今成谜。庭审的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起诉书、判刑书，甚至刑期，都提前写好。潘汉年在庭上没有辩护，只是低头认罪。最后陈述时，他也只是寥寥数语。判决书上报中央，周恩来亲自审核，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一画圈同意。宣判后，潘汉年被短暂“释放”，却不能回家。他和妻子被安置在北京郊外的团河农场。1965年，他获假释，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领200元生活费，配有厨师和服务员，甚至能进城探亲访友。可这种“自由”如昙花一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5月，潘汉年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开除党籍。 1970年，他和妻子被押往湖南一个劳改农场，此时他已身患肝癌。1977年，这位“中共第一红色特工”，带着无尽的遗憾，在异乡黯然离世。 ---潘汉年案背后的中共秘密

1天前

图：195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大型烟火表演。此时三年大饥荒已进入早期阶段，具体来说是饥荒开始显现并逐步加剧。

#天安门广场 #国庆十周年 #烟火表演 #三年大饥荒

1天前

1959年10月1日，中国邀请11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元首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图）（此时正值三年大饥荒进入早期阶段，具体来说是饥荒开始显现并逐步加剧的转折期。）

1天前

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1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 11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1天前

１９５６年７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３０里外的沟墩镇。１９４８年他随军采访曾路过家门而不能久留，七年之后他以“解放战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兴奋之中自有许多预期；但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１９４７年５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 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１９５４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图：戴煌在北大荒农场

1天前

太祖与女青年文革后期，连江青见毛泽东也很难，但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女兵，有毛泽东身边的女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一般都答应见。她们可以顺利地出入中南海，为毛唱歌唱戏，听毛讲故事或给毛讲外面的消息、轶事，还可以介绍她们的姐妹或战友给毛认识。空政歌舞团一女兵的妹妹为了从东北兵团回京，转户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毛泽东还替她还了债。毛泽东喜欢红色。孟锦云穿米黄色裙子，毛看不惯，说裙子颜色不好，叫孟做一条红裙子，要玫瑰色的。毛看到她穿了红色凡尔丁连衣裙，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孟锦云和张玉凤理发，问毛理成什么样好，毛说：“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孟和张没有听毛的意见，北京饭店烫发，毛十分不快，说：“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作者：丁东

1天前

实施清零政策期间，广州市一条被全面封控的街道。 A section of apartments in Guangzhou is locked down behind barbed wireImage: Photoshot/picture alliance

#清零政策 #广州市 #封控措施

1天前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一九三七年一三，八五九一九三八年一五，九七二一九三九年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九七，三五四一九四一年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延安 #中国革命 #国民党政府 #莫斯科援助 #农业税 #陕甘宁边区

1天前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记述：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书生气十足，他没有领会毛发动整风的意图和指向，只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开始奋笔疾书，他凭自己对延安的感悟，挥笔在《谷雨》、《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的壁报上，用鲁迅笔法，对延安所存在的等级制、官僚化、抗日后方的歌舞升平等现象进行“冷嘲热讽”。他批评延安等级制是“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延安出现了一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王还批评说：官僚化的大人物“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欲是神气活现”。王还说，当他想到“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汩中倒下”。而大后方，却是“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想到这些，他就“心脏震动”。对毛爱说一句“天塌不下来”，王实味也不这么看。王批评说：“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末想到”。针对延安已出现的“黑暗”，王又说：“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王甚至还危言耸听到：“毛的鼓动、号召，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们早己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爆发出来。” 面对眼里的延安，王实味感到失望，自己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抱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奔赴延安，然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竟让中国专制主义浸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里，看上去颇有些“黑暗”。王实味们的一番“妄议”，在随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因“书生气”十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锐说：在十多天里，延安就有1400多人，被抢救成了“特务”，并于1947年春，延安保卫部门在转移时，经康生批准，将抢救出来的王实味等“重刑犯”100多人，于黄河边全部处决。 ---毛时代不能“妄议”的恶果作者: 山月

#王实味 #延安整风 #毛泽东 #等级制度 #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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