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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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前

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否定，自毛“混进党内”不久就开始了，从江西红军开始，无数对中国革命怀有理想的共产党人都对毛头痛不已，他们的善意徒然为毛的流氓无赖助长了气焰。这个为主义而夺权的革命党终于演变成了为夺权而主义的乱党，最终，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的劣胜优汰使得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邪教、黑社会集团、极权政治势力。经过延安整风、三大战役、三反五反、庐山会议，毛一步步地获得了王权、君权、皇权、神权。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的小组会议里，朱德的秘书勇敢地揭发：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中共为国庆节公布宣传口号，报到毛那里，毛亲笔在最后加上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邓小平时代的胡乔木披露说，他曾经为一事给毛打电话，毛在电话的一端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我是毛主席。”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权威的档案文献证实，毛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大师或军事天才，因为他的私欲，朝鲜战争不仅多打了两年半，而且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余世存：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

12小时前

问：所以你认为林死后毛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首先就是提防周？赵越胜：对，我确实这样看，这从批周会议可以看出。周不是主管外交吗？毛就在外交上找周的毛病。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登了一篇文章，谈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 ”，毛却借题发挥，说是“放屁一通”，又气哼哼地说“凡是这类屁文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又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骂得周灰头土脸，忙写检讨。又因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没有及时向毛汇报，而被认为“接受了核保护伞”。毛指示召开批周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已经讲过。今天那我们再讲点细节。江青上来就说这是林彪以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许世友这种武夫甚至跳到椅子上骂周“要搞修正主义”。王海蓉还特地点出毛讲话中提到“贼船”就是指周。周只能流着泪检讨再检讨。会上周单独坐在一边，与会者围坐在他对面，就是个批斗会的架势。据记载，周因手抖，请乔冠华帮忙纪录，竟被唐闻生喝止。每次批斗完，周都面色灰白，走路不稳。你说毛把周整到这份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接班”的想法。把周整得半死不活之后，一次会见外宾，沙发不够坐，周恩来竟然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出沙发给王海蓉这些小翻译坐。毛看见了，指着王海蓉、唐闻生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呀，让这些娘们整成这个样子”。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毛的品性中的虐待狂的倾向。 ---赵越胜：毛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文革五十周年

12小时前

陆文：润之对异己的狠在我记忆中，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当的利益，他们杀自己人有三次，一次罗绮园杨匏安案，陈绍禹借战友之手将他们出卖，另一次向忠发案，还有一次柔石五烈士案，不过都是借杀刀人，手法都是派人向有关部门告密，尽管后两次没有证据，不过正付心中有数，就像仲共并没有与日寇订立什么协议，但提供情报、领取经费、不破坏津浦铁路线是明摆的事，潘汉年甚至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安置在日方的老巢中。润之在铲除异己的历程中，有时也采用此方法。比如除掉杨开慧，借何键之手；消灭西路军，通过甘肃马家军；剪除项英，则麻烦蒋中正。润之兄的软肋，没有能力招兵买马，每到一地都是反客为主、玩弄权术，抢夺土匪或同志的武装，这就跟人家发生了冲突。他的手法，在人家的部队与地方政权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没有委任就自封为王，自命主席、书记、政委、总指挥，若有不服，则诬对方为AB团、富农路线、机会主义、混进当内的反革命。对付异己，他都动嘴不动手，所有脏活通过暗示、吩咐或所谓决议，请人代劳。始终不亲自开枪，也不亲自挖坑。消灭在危难之中接纳他的井冈山土匪王佐、袁文才，以及不听命于他的江西党政军的领导，还有井冈山的一部份红军，他都是这么干的。肃清所谓的江西AB团，他派了顶级杀手，叫李韶九的。此人先用酷刑逼供，迫使受害人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牵连更多润之兄欲致其死地的人。酷刑如下：地雷公（用竹签钉指甲）、用香火烧、小刀割乳、烧阴户、颈骨穿铁丝、坐飞机、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烧红枪通条捅肛门、洋钉将手钉于桌上、铆钉钉膝盖、剖腹剜心，以上有些酷刑，我才疏学浅也不知如何操作。还有一种创新的刑法，叫山人弹琴：“用铁丝穿过睾丸，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再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有一个叫刘敌的，对此恶行不滿而反抗，结果把他跟一些伸张正义的红军战士一起干了。润之兄还拖人下水，叫朱德签名，令他认可处决刘敌的合法。一系列的清洗，以李文林为首的，还有一个叫李明瑞的，红军将士死亡人数达数万人。长征途中，润之兄为了避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神经病似的四渡赤水，红军不仅精疲力尽，且死伤惨重，抛下的伤病员任其在深山老林中自生自灭。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运输通道，其实也是润之兄借刀杀人，令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组成所谓的西路军，忍受饥饿疲惫，在漫漫的戈壁滩中跋涉，行军路线还由润之决定，结果被猴耍，被马步芳部绞杀，男的死于非命，还有一千多人被活埋，女的二千多人被强奸，之后，有的进了妓院，有的成了人家的小老婆。幸存的逃回到苏区又被活理。活埋前，还叫他们挖坑，说埋国民党，然后把他们推进深坑，说“这是高岗的命令，高岗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张国寿被润之逼得没法，出逃延安，润之兄风闻其部下不满，在“讨论应付方法”，担心哗变，又悉数解决，活埋了两百多人。润之兄不仅仇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还仇视项英，他甚至连陕西的刘志丹也不放过，最后也死在他的手里。写到这里，我又查了张戎所写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现润之兄为铲除劲敌，还给王明下毒。一个姓金的医生，不管王明病情，主张拔牙、割痔疮，还要叫他割扁桃腺，就像动了手术有奖金似的。金医生还喂药，也不知啥药，反正王明服了一片，先头晕，第二天又服了两片，继续头晕，并呕吐、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大夫再接再厉，又叫病人服了一片，新病症如下：急性胆囊炎、肝炎，继续肝肿大。金医生见王明生命力顽强，又给他吃了甘汞加小苏打，目的为了让他“汞中毒”，像武大郎那般死去。有个情节值得一提，润之兄写了九篇谩骂王明及其盟友，还有早已归顺的周恩来的文章，还改了又改，胡乔木说：“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平时看了不算，临死前几年，还叫人前后读了共三次。盘查润之兄的发迹史，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地为我所用”，所有人不过是实现其欲望的工具，一旦无利用价值，幸运的自生自灭，倒霉的被他致于死地。比如，他二个优秀的打手：刘士奇、李韶九，被仇家所杀，他若无其事。高岗、刘少奇均是他的心腹，一个被迫自杀，一个死在他的牢里。被润之兄迫害的异己中，在我眼里，最值得同情的有下列十位：杨开慧、贺子珍、李文林、李明瑞、刘志丹、习仲勋、傅连璋、彭德怀、项英和林彪。

12小时前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当局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 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胡平：清查“五一六”之谜

13小时前

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而来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在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作者: 雷颐

13小时前

王杰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光。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1965年11月5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文革”中的“英雄”是怎样塑造出来的？作者: 卢弘

13小时前

1958年，河北省怀来县，人民公社社员吃“大锅饭”。张祖道/摄。

1天前

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别看丁玲说这只是“玩笑”，从中却不难窥破毛泽东的心理，他熟悉、向往的是帝王生活，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为“太子尿”填词，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当玩笑来看。戴煌先生追根追到了毛十七岁时的那首《咏蛙》诗。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毛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一旦打下江山，大权在握，从“偏安的小朝廷”成为混一宇内的大朝廷，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就是这样。 ---傅国涌：窑洞皇帝，梦想成真

1天前

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份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千一百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零五十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着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术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排入金沙江，毒水直冲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1天前

肉票说在那个年代猪肉极少，买肉只能到国营副食店里去，肉票只有能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才有配给，而农村人口在一年四季的平日里是没有肉票的，家里养头猪也只能低价交给国家（所谓的统购统销），私自屠宰你可是要犯法的。农民交了猪给国家的副食店，他们会给卖猪人发几斤肉票，这也是农民能得到肉票的唯一途径，而这点肉票农家人只能“台下来”（积攒和珍藏），供万一碰上红白喜事时再相互接济著用。到了春节，政府会给每个农村人口发500克猪肉票，儿童可能更少，而就这点猪肉，一家人是要吃到正月十五过完年的。让养猪、种粮的农民吃肉都要靠票证，这是政府对农民的犯罪！自由自在的自种自销，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生活习惯，而只有中共搞的所谓“统购统销”，才把农民生活搞到了这种恓惶的地步。肉票在困难年代，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才能沾些荤。从1958年起，由于猪肉紧缺供不应求，人们需要凭票定量才能买到猪肉。在肉票中，除了标明重量的普通肉票，杂碎、内脏、脂肪，甚至连骨头都有特定的票据。而对特殊人员还是会给予一定的照顾，比如产妇肉票、病人肉票、肝类病肉票、60岁以上老人肉票、老红军肉票等。在农村，家里有人去世，也可以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逐级开具证明，才可购买3~5斤猪肉。 ---周勍：肉票说

1天前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一句就把毛泽东称为“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给毛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毛泽东的神力所致，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把以前因毛刻意隐瞒的事实揭露出来，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输出革命、大肆颠覆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共取得胜利。据此书介绍，组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主动，而是莫斯科的主意、策划和指导。中共的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莫斯科，因而事事受人支配。毛泽东从“一大”之后每月收到活动经费，而且不断增加，这使他彻底摆脱了贫困生活，过得很舒服。“八一南昌起义”由莫斯科策划，苏联顾问库马林直接指挥，行军路线是向南，到汕头去接收苏联人运来的武器。以后，红军的长征路线指向西北，其目的也是到与苏联接壤的地方取得武器和其他支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战略行动是争夺东北，完全是因苏联占领军的多方支援，中共在这场关键性战斗中赢得了胜利。毛泽东神话最主要的内容，是说毛是农民运动专家和农民战争的军事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此书毫不客气地揭穿了这个谎言，作者指出，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毛从青年时代起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的关心和兴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指示来自莫斯科，毛是追随莫斯科的风向之后才注重农民问题的。毛在农民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是毫不怜惜地从农民那里徵兵、徵粮、派款、拉伕等等，而在夺得政权后则靠压榨和剥夺农民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企图当世界革命的霸主。明白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出生农家，是中国农民之子”美誉的毛泽东，依靠农民的巨大牺牲才打下江山的毛泽东，竟不给农民一点回报和甜头，反而制造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更有甚者，当刘少奇因死人太多而震吓，担心“人相食，史书要记下一笔”时，他不所动，一意孤行。 ---徐友渔：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

1天前

润之对女子的欲按《金瓶梅》猎艳五个标配对照，年轻时代的润之不算占优势，尽管相貌中上，眼神活灵，嘴巴也甜，还有时间，但没钱没地位，身上脏兮兮的，穿的布鞋或皮鞋，鞋底也薄得像一层纸，而且肉体并非一无瑕疵，据说还油耳朵、猪狗臭（腋臭），因此纵有满腔热血、无限精液，也不等于马上可以输出。润之兄说，他的性忍耐最多40天，可见早期的释放还是不稳定的。他与乡下姑娘成婚，固然是在父亲的高压之下，同时也说明了他当时的状况，没有资格挑挑拣拣，更不可能在情场上有所作为。润之兄的性自由是在老婆死去、离开老家去了长沙之后，书上记载，他认识了一位寡妇兼教师，名叫陶斯咏的，比他小三岁。小陶多功能，既会陪睡觉，还会陪旅游，而且还会给润之的文化书社筹款，因她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钱人。这桩艳情比较悠久，比较稳固，比如，他参加当的一大回程路上仍去了南京，与在那儿的斯咏重温旧梦，而且与杨开慧建立性关系之后，依然与其藕断丝连。就此推断小陶功夫了得，且可能善解人意。由于有了小陶性的滋润，或者说隐蔽性的长期供给，润之兄谈恋爱十分从容，没有被性的压力搞得举止失措。在爱的暗示一无回应，他依然锲而不舍用书信狂轰滥炸，临门一脚前，甚至使用了作词虞美人此类的杀手锏。杨开慧经不起虞美人的感召，很快成了润之的性伴侣。之所以说性伴侣，是因为几次三番颠鸾倒凤，只是增加卧室的噪音，他却无成婚的念头，并且继续与陶斯咏颠鸾倒凤。杨开慧发现了这私情，润之兄辩解：不知你的内心怎么想的，不知你是否真爱我，因此……就这样给他蒙混了过去。杨开慧可能有侦探的潜质，也可能直觉无与伦比，当然，也有可能润之兄忘乎所以露出了马脚，反正小杨不久又发现了他的吃野食，两个对象居然是她的表妹和闺蜜。就此而言，“兔子不吃窝边草”不适用于润之兄。大家知道，润之落草井冈山，抛弃远在长沙的妻儿，马上做了重婚犯，他引诱贺子珍，并与之结婚成家。随之攻打长沙，借刀杀人，置杨开慧于死地。因为他当时明明有足够的时间探望撤离自己的妻儿。事过多年，他居然还抒情：“我失骄杨君失柳”。长征路上，贺子珍被飞机炸伤，濒于死亡，润之兄据说“累了”，也没当即去探望。贺子珍从井冈山到长征，一路生育，润之兄风趣地说，你看子珍生孩子像老母鸡生蛋。还有，其对子女生死的漠不关心，是何原因，迄今是个谜。润之兄到延安之后，猎艳才得心应手，他有名望，有地位，大权独揽，几乎一言九鼎，而且还有秘密的作案场所，非守门神师哲之类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他的窑洞。不像现在的小老板，一有机会开展份外的活塞运动，只能去开钟点房。空闲时他与萧军聊聊文学，跟丁玲调调情，日子过得蛮适意。这段时间，一肩秀发的小家碧玉——吴莉莉上了钩，拉皮条的是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很不幸，润之跟吴莉莉幽会，被贺子珍逮住，扯小吴头发，打情敌脸蛋，连老公的脑壳也被手电筒打了一记。润之没有就此歇手，也不管事泄可能招来的脑震荡，继续窃玉，背着老婆勾搭上了江青。他明知小江是个破鞋，桃色成性，被捕后，自首变节，给狱卒唱戏，陪特务睡觉，也在所不计。史沫特莱教会了润之兄跳舞。润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建国之后，他利用舞蹈作交际手段认识了不少女孩，甚至在跳舞间隙，就在旁边的休息室见缝插针。据说有位他中意的女孩，一边游戏，一边想跟男朋友结婚，他愤怒得一脚将她踢到了大床下。要是权斗不激烈，长年吃红烧肉、山珍海味的润之兄不会阳萎，他或就地取材，叫服务员、医务人员配合，或者叫大内主管在外觅色，反正蛮忙乎。有一阶段，江青不让润之兄的儿媳出入中南海，至今也不知是何原因。小道消息说，润之生殖器得了啥虫病，医生说不影响健康，但会传染，于是润之兄放弃了治疗；小道消息又说，润之出巡，旁人抓壮丁，叫没见过世面的某女孩陪寝，估计是处女。女孩怯生生的，进房哭了起来，润之兄好言抚慰，没动群众一针一线，礼送出房。正道消息说，在他的猎艳生涯中，张玉凤才是克星，才有能力打击他帝王般的嚣张气焰。陆文说明：本文所举例子，都是公开资料，且有出处和来历。 ---陆文：润之对女子的欲

1天前

《艰巨历程》获奖作品：乘务员因乘客指责她服务态度不好，即大骂乘客，长达十分钟之久。武进群摄

1天前

1958年，茂汶羌族自治县中学师生用自制的火炉炼钢铁。杨时铎摄

1天前

《艰巨历程》获奖作品：斗地主张其军摄

1天前

蔣經國陪宋美齡弈棋留影–南京。（蒋夫人50岁寿辰，与家人下棋的情景。）

2天前

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毛泽东以其“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赢得珍视与烈士、爱人杨开慧的感情的美誉。确实，人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爱情上的态度最说明这个人的品德，毛因此被歌颂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谱成各种曲调，唱遍大江南北。一九七八年，我们作为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高校，那时正在批判“四人帮”，为了贬低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们上政治课用的党史教材强调毛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一事，想以此说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贺而不是江”。但没有想到，有同学书看得十分仔细，把毛与贺结婚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初）与杨开慧被杀害的日子（一九三○年底）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在杨开慧还活着时就与贺子珍结婚，是犯了重婚罪！这一发现使当局好不尴尬，马上停止讲授有关内容，并立即收回这新编的党史教科书。 ---徐友渔：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

2天前

润之对银子的爱他有个恩师叫杨昌济的，赏识其学问才华，曾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润之兄后来在他那儿喝了油井般的蜜糖（油水），显然与这次推荐有关。在我眼里，章士钊借给润之的二万大洋是他人生第一桶金。有一种说法，这笔钱财是资助给湖南学生旅欧留学的，买单者杜月笙，结果给润之兄一口吞了。在没有机会狂喝蜜糖之前，润之兄大概凭着杨昌济的关系曾在北京图书馆打工，每月赚八元，一边工作，一边诱惑恩师的女儿，活得蛮滋润，这一方面有点像随心所欲的胡兰成，但不知为何半年就打道回府，可能是偷香没法得手，也可能收入不能平衡他的开销，还有可能受了知识分子的藐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非是北平的雾霾、沙尘暴或暂住证而让他知难而退。幸运的是，老天似乎眷顾这个光汤，让他有机会参加某当第一次当代会，与他指定的何叔衡共享二百银洋，且获得了每人五十大洋的回程路费。这钱财犹如大旱之中的甘露，润之兄就此起家，开书店，搞活动，从而获得当的信任，每月一百大洋，直至一百六十大洋的活动经费源源而来。润之兄发展当组织并不热衷，往往投机取巧，发展少许亲朋好友，以凑成一个组织。他发现勤写报告就是获得经费的王道，就此写报告上了瘾。史料记载，只见润之兄如何改善生活，不见他将经费用于与组织活动有关的地方。即便落草井冈山，润之兄也没有疏离钱财，他以打土豪掠浮财的方式解决粮饷，总算为当尽了一份力。在漳州一役中，他故态复萌，获得了一卡车的细软，又占为己有，对外宣传则是他喜爱的书籍。卡车一路往老巢行驶，直至穷途末路，由他的弟弟与亲信肩挑手提，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山洞，其行径有点像四十大盗。就此而言，润之是我当第一位贪污犯。在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时，落魄的被排挤的润之兄靠这笔财宝救了一条命，他上缴组织，而让博古只好同意带他一起走，不然留在江西，结局等同瞿秋白。当银子如影随形，跟牢润之不放后，他才对它貌似不屑一顾，称其为阿堵物。他口不言钱，中山装口袋也瘪瘪的，所有开销都由帐房先生代劳。这种现象直到文革时期才有所突破。具体说，一边烧书，一边取消作者的稿费，让外人无银两进账，而自己则大批量地印刷诗词、语录本和个人选集，以获得横财。据数据，他总共获得了连本带利一亿三千万的稿费。就此而言，他还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亿万富翁。 ---陆文：润之对银子的爱图：1967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汉东湖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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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漢生:毛澤東的情人吳莉莉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征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娄子。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解放后，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图：毛泽东，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朱德，女翻译吴光伟于延安，1937年3月

2天前

经过毛泽东本人签字批示的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作者统计为52次，要是再把各部门、各地区自己搞的一一统计在内，恐怕几百次也不算多。作者并未将所有的政治运动逐一列出介绍，只选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运动做了分析。回顾一下，全国有几多人没有经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政治运动这一项专政的武器，真可算东方共产党人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其数量之多，为害之大，手段之惨烈，真是可记入吉尼斯记录。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一言堂专制独裁，来实现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建党建国路线。同打仗一样统计胜利结果：土改要消灭多少地主，镇反要杀多少反革命，三反要打多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反右你那里要划多少右派，大跃进亩产多少庄稼，炼铁炼钢要出多少吨……等等。运动一开始，坐镇指挥的毛泽东常定出百分之几的比例，叫你要订出计划，运动后期是要核收、对账的。为什么逼得人说谎，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一座座山的树都烧得精光，为什么红卫兵可以到处抄家，为什么学生可以打死老师……这都是政治运动的威力呀！ ---李锐：为胡甫臣著《毛泽东怎样操弄政治运动》一书写的序——京城翎管王图：1967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刘庄。

2天前

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係，从其读书习惯和知识结构即可看得清清楚楚。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一生都是忠心耿耿的毛派。毛泽东晚年曾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其整理、标点古文，印刷成大字本呈送。朱永嘉在《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一书中，收入八十六篇毛重读的古文，其中有些是毛特别推荐给身边的人读的，如让周恩来读《史记.汲郑列传》、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让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琼与李固的列传、让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朱永嘉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偏爱的人，每逢遇重大问题时，他不是从西方文化，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养料，寻找啓发他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精通，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如，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作为毛的崇拜者，朱也吞吞吐吐地指出毛在知识结构上的不足，毛只会从中国古书中找答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的短处。他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新的应变策略，那就显得有些不足了”。刘晓波对毛泽东的批判，有一箭双鵰之效果：既批判毛本人，又批判毛身上的黑暗文化传统。对此，历史学家余英时也指出：“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裡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余杰：“非毛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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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玩弄同僚是老手，你看他玩弄张国焘、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方法之巧妙，手段之残忍，这些都不必说了，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事；他玩弄民众也是老手，比如先给农民土地证，吃只空心汤团，然后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变相没收农民的钟爱；对工人也不必说，嘴说工人阶级有力量，还作秀请掏粪工人跟他们一起上天安门城楼，却只给他们一点儿的工资，让他们成年累月挣扎在生产线上、饥饿线上；对知识分子更不用说了，简直不把他们当成人，这个用不着我为他们诉苦，他们顾影自怜，已经利用话语优势，诉苦二十多年了。玩弄我更是小菜一碟。少年时，他先让我住在没有电灯的蹩脚的房子里，并连续三年锲而不舍地饿我的肚子，饿得我两眼发花，腿儿发软，夜里没法睡着，一早就挖野菜，寻找吃的东西。我们这儿有个枪毙鬼叫王四妹的，仅仅为了一张别人的粮油供应证，就将一个孩子扼杀在芹菜田里；还有一种传说，当时我们这个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小城镇，吃人肉的现象也出现了。可想而知，我的饥饿不是个别现象。如果饥饿的确是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所造成的，我无怨无悔，也能理解。问题是，究竟是不是这回事呢？后来我终于发育了，双腿之间有了些绒毛了，他就发了只红卫兵袖套，煽动我贴大字报，叫我免费帮助他打倒刘少奇，事情完了，过河拆桥，送我到乡下插队。而且还有本事叫我自己写申请要求上山下乡。到了乡下，晚上我睡在用氨水甏当床脚的竹榻上，白天则咽着硬梆梆的双季稻米饭，嚼着咸萝卜，挑河泥削草茎，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天到晚，听田野里的广播喇叭聒噪“北风哪个吹，雪花哪个飘”，还有“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可怜的我，当时只有一件衬衫，白天劳累得汗水直流，流得衬衫上满是盐霜，晚上临睡前赤着膊将它搓洗，为了第二天能再穿。而这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赚至多价值五只角子的工分。这还不算，他还时不时让地段派出所打击我，不是大扫除、查户口，就是叫县工人纠察队打耳光、扁担绑…… 要知道我还是个工人阶级子女、黄包车夫的儿子呢，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政历一清二楚的人，在他手里都没有喝到蜜糖，老是受苦受难担惊受怕，更不用说那些地富反坏出身的子女了。因此，我对这个人没有好感，他死了，我一点都不可惜，甚至在被迫参加他的追悼会上，我还差一点还笑出声来。（不过，我十分喜欢他的舞文弄墨，尤其那首《沁园春》。）说到这儿，我的良心，还有我的勇气，也叫我代表中国几千万插青，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说：来世，砍了我们的头，也不愿跟这老人家活在同一块土地上。 ---陆文：我眼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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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衛報》中國訪問團攝影集 1.公交車 2.汽車站 3.司機師傅 4.竹製品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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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广州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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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宣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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