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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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时前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9小时前

中国受灾时为何国际援助来得少？每当中国传出灾情时，中国媒体总是把领导人发出救灾“重要指示”、“亲自视察灾区”等消息放在头条。然后着重报导武警解放军“奋勇抢险救灾”的事迹。再往下就是灾区人民获得救灾物资、接受“妥善安置”后感恩戴德的情形。至于灾区破坏的情景怎样？人民死伤的惨状如何等等情况，中国媒体很少进行详细报导，灾情的画面经常是一掠而过。更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导。这样的做法，当然使中共政权很光彩，使武警解放军很光彩。但灾区人民却因此吃了大亏。外部世界的人看不到多少灾情、听不到多少灾民悲戚呼救的声音。他们能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一声令下，救灾力量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一切救援工作井井有条地进行，灾民迅速得到安置，面露笑容感激不尽等等。各国人看了自然会认为：既然你们的情况不危急，还需要我们救援吗？于是来自外界的捐款和救灾物资就会少。这又给了中国当局煽动仇恨的有利条件。他们经常藉此指责西方国家“虚伪人权，口惠而实不至”等等。人类本来是博爱的。只要看得到其他人类遇到灾难，同情救援的手就会伸出来。这原来是很自然的人性流露。但中共这样的恶势力，因为高度需要仇恨，故设法阻止人类之间的同情和救援。封锁灾情使外界很难看到受灾人民的真实苦难，无法产生同情救援愿望。封锁消息也使灾区人民感觉外部世界是冷漠的，只有党中央关怀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统治者稍微作作救灾的样子，就能够收获到大量的感激和效忠。“大救星”就是这样升起来的。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死伤数远高于印度洋海啸的严重灾害，当年的中国当局竟然不发布死伤统计数字，不报告灾害损失详情，不展示灾情照片和影像，不许国际媒体进入灾区报导，不允许联合国及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灾区，甚至干脆宣布拒绝一切国际援助。这些丧心病狂的措施都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目标：不能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人民受灾的惨状以免损坏共产党的形象，更不能让中国人民因为获得国际援助而降低对共产党的忠诚。更有甚者，毛泽东还不许严重灾情干扰他的政治路线斗争。1976年唐山地震后，中国各级政府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放在工作的首位。那时的报纸版面上依旧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各条战线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从1976年7月29日震后第一天到毛泽东去世前的9月8日，40多天中，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没有一篇关于唐山地震具体灾情的报告。却天天都登载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有关文章，有时还一日数篇。即便有时登载有关地震的消息，也是报告领袖关怀，军民抗震成就，灾区恢复生产等等“喜讯”。而且多要冠以 “批邓”的前提。大量的中国人在震后的瓦砾下残喘，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中彷徨，在风雨之中露天过夜，在酷热和尸臭中受着煎熬。丧尽天良的毛泽东们依然将政治斗争凌驾于人民死活疾苦之上。不惜让人民受罪死亡也要维持着对自己效忠。这就是共产党毛泽东 “大救星”的真面目。中国历朝历代，还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如此狠毒地对待中国人民。 ---每当中国受灾时为何国际援助来得少？作者：穆正新

9小时前

话题转到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上，几乎是立刻，陈惠敏用明显的贬低口气声称李的书没啥可看的，还讥笑说，李写的只是毛泽东卧室门外发生的事，而她要讲的是卧室门关上后里面发生的事。陈惠敏为什么要对李志绥的书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呢？直到我和她再次见面，才弄明白。这次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里。陈惠敏开门见山，要我帮她在英国找一家出版社，来买她的故事，条件是：预付稿费四百万英镑。我吓了一大跳！开玩笑说：“你的要价堪比美国总统退下后享受到的稿费待遇。”陈问我：“你知道李志绥的回忆录挣了多少钱？四十万美元，这点钱算什么！”她冷笑了一声。“我在香港炒楼亏了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又信心十足地说：“你来帮我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畅销！” 原来陈惠敏看到李志绥写毛泽东挣了不少钱，由此坚信她的故事能够赚更多的钱，她再次强调两者的区别：李写的是毛泽东卧室之外发生的事，她讲的是毛泽东卧室之内发生的事。陈惠敏的故事能有、会有多精彩？我在想：无非是毛泽东私人生活的一个片段，难以跟李志绥的故事相提并论。我问她：“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 陈惠敏就举“大被同眠”一段，李志绥讲述的是几个女孩子正与毛泽东在床上寻欢作乐，江青突然到来。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陈惠敏的声音听着有些低沉。那是1975年，她27岁。我注意到陈的面容变得凝重起来。“我来给你讲讲我和毛泽东的第一次吧。”沉吟了一下，她继续说：“那是在1962年的一次中南海舞会上，毛泽东命令我脱掉衣服，我没有动，他开始撕扯我的连衣裙，我用力把他推开。这一年，我刚满14岁。” 按照要求，军人一律着便装。那天陈惠敏穿的是半透明纱质连衣裙，高挑的个头，隆起的胸脯，俏丽的脸蛋，在陪舞的女孩堆里如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陈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中南海舞场陪舞了。毛泽东走进来时，通常要在沙发上坐一坐，等在舞场一侧的女孩们会急不可耐地围上来，想跟毛跳舞的人在无形中排起了长队。一旦毛泽东站起身，乐队立刻奏起乐曲《浏阳河》，毛一般都是拉上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孩，步入舞池。陈惠敏不是每次都能有机会陪着毛跳上一曲的。这次有些不同。舞会中场休息后才出现的毛泽东，走过来主动邀请她跳舞，而且跳了一曲又一曲。陈惠敏虽然忘记了当时毛对她都说了些什么，但仍能清楚记得毛看着她的眼神，虽然依旧的温和、亲切，但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异样。大约夜里11点左右，身穿浅灰色中山装和同样颜色西裤的毛泽东，在跳完一曲后停下来，牵着陈惠敏的手，在众人注目之下，走进舞场边的休息室。当陈惠敏讲起她和毛的第一次时，我问她：“毛泽东拉着你的手往休息室走去时，你有什么感觉？” “紧张得不得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陈惠敏回忆着说，仿佛37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我不晓得他想干什么事。” 陈惠敏多次亲眼目睹过毛泽东与陪舞女孩中的一个，手牵着手走进休息室。这些女孩有的在里面呆上个把小时便单独出来，也有的不再露面，直到一天或两天之后，才回到文工团。没人知道她们为什么会留下，也没人敢问。当时直接负责挑选、审查陪舞女孩并且带队去中南海的人，是文工团政委陆友。他一再要求女孩们保守秘密：不该打听的事，不能去打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准说出去；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经常管不住嘴的陈惠敏也不敢多问，直到有一天她被毛泽东留下来，才知道在中南海里呆上一两天是怎么一回事。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图：二十多岁、四十多岁、六十多岁的陈惠敏

9小时前

一千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至今下落不明简单核对一下有关的数字，还难以回避一个严重的疑问：除了遭到党纪军纪处分、劳教、关押以及被批斗等等迫害之外，归国志愿军战俘中有没有人被秘密处决？从现有各方面的资料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以及他们是怎样被处决的。现有的资料表明，联合国军和印度监管军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志愿军战俘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甄别时就选择归国的，共计6670人。第二类是在甄别时选择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区后“经解释”或自行“冲出虎口”而归国者，计有440人。两类合计7110人。而根据贺明所着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由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正式处理结论的志愿军战俘总共只有6064人。那么，剩下还有1046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归国后被关押在何处？经历了什么过程？最终命运是什么？国内出版物迄今未对这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的下落有个确实明了的交代。他们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十分可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从中立区解释营地归国的那440人。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贺明回避了这440名战俘的下落问题。这批人并没有被送到昌图的“归管处”去和先期归国的战俘汇合。他们显然被关押于另处。中共为什么要另外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何种处置？贺明先在1990年出书介绍了当年如何在中立区争取战俘回归的事迹。然后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去调查“归来人员的经历”并成书出版。按理，他经手接回的那批“归来人员”应该是他在调查中的重点或者特别有兴趣的对象。但他最后出的书中却没有提及这批人。对于不是他经手接回的人员，他还能够掌握许多资料并整理出书；而对他自己亲手接回的人员，倒一个也没有调查到。这可能吗？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但不能说？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处决，应当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而其中由中立区返国的那440名志愿战俘更多了一条极为不利的“罪过”，就是知道得太多。举例来说，如果战俘怀着和解释帐篷里某女同志“组成家庭”的愿望而同意遣返后，中共会让该同志活很久吗？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党组织指示先伪装反共潜伏在反共战俘营区。来到中立区后又奉命表演“逃离虎口投向祖国怀抱”等闹剧。尤学和、黄立超等人参与了各种“惨案”的编造过程。王旭等人则涉及策动营区暴乱的计划等。他们是李克农特务体系一连串不光彩活动的见证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被灭口的必要性。有位在大陆被共产党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本来是六点起床，改在七点半才拉铃，干部问我们早上看见什么情况没有？大家都说睡得好香呀，什么也没看见。” 这位“立山”的说法仍待进一步资料的核实。但他提供的情况显然值得高度重视。一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绝不止三、五个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证据。此事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 ---历史为他们作证揭秘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作者：穆正新图1：赴台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图2：韓戰中國戰俘。

10小时前

通过陈惠敏我了解到，中南海舞会一开始还有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和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参与，大约在1959年年底，毛泽东下令不让这两个文工团来了，从此中南海舞会的陪舞任务，就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女孩们包揽了。现在回头看，难怪当年既陪毛泽东跳舞又陪毛睡觉的女孩们，大都来自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其中最出名的有五个，都受到毛泽东不同程度的宠爱，她们是：刘素媛、邵锦辉、孟锦云、田玲、陈惠敏。文革开始后，这些人的命运有了很大的不同。她们都是一个叫作“硬骨头革命造反团”的成员。1967年，夺权运动席卷全中国，刘素媛一派在文工团的权力争夺中惨败。刘带领其余四个女孩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求援。在毛的支持下，由林彪夫人叶群出面帮助，刘素媛夺得了文工团的大权，做了革委会主任，让她的亲密战友邵锦辉做了副主任。当时人称“刘司令”，“邵政委”。因为有毛泽东的撑腰，刘素媛红极一时。她结婚时，空军的主要领导们，全都到场祝贺。另外三个女孩的命运就悲惨了。据陈惠敏回忆，她们是好朋友，与刘素媛不和，退出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一次，三人在一起议论到毛泽东，发了几句牢骚，被人听见，告诉给刘素媛。刘连夜进中南海，报告了毛。毛大怒，高喊一声：“造谣！”当天深夜，一百多名士兵包围了她们的住处，三个女孩被立即带走，关押。刘素媛参与了审讯。几个月后，全部开除军籍。田玲被押回老家农村当农民；孟锦云被判刑关进了监狱；陈惠敏被送到遥远寒冷的北大荒农场监督劳动。暗无天日的北大荒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看不到头的艰苦生活。一天半夜里陈惠敏被连长叫到场部，忽然她听到连长嘴里发出类似毛泽东的命令：把衣服脱掉。林彪事件后，在父亲战友的帮助下，陈获得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回到北京。 1975年在孟锦云的帮助下，陈重新走进中南海，毛泽东继续称她为“女儿”，同时又要陈全身裸露、一丝不挂地陪他读书。也许是我说的“数不清的女友”刺激了她，陈惠敏开始反复强调毛泽东是如何地喜欢她。因为她长得漂亮、性感。在性生活上，不管张玉凤还是孟锦云，都太拘谨、死板、不主动，只有她能让毛泽东享受到如鱼得水般的快乐。还说毛夸她聪明，说话直率，敢于反潮流，等等。我很感谢陈惠敏讲述的故事，哪怕是不完整的故事。我敬佩她的勇气。那些与毛泽东有过肌肤相亲的女友们，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敢于公开承认。原因无他，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获准出国。就像没有邓小平特许，李志绥不可能去美国，他的有关毛泽东的故事，将永远不为人知。所幸陈惠敏跑了出来，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毛泽东私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尽管只是片段，在中共那里从来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图：毛泽东舞伴空政文工团孟锦云，刘素媛，陈惠敏（从左至右）

11小时前

志愿军战俘的被俘过程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大多称志愿军官兵是在“弹尽粮绝”、“失去联系”、或者“身负重伤”等等的情况下被俘的。几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动投降的情况。事实上，这种情况下被俘（Captured）的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种长久企盼的逃亡活动。195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运筹学研究室（OPERATIONS REARCHE OFFICE）受美军远东司令部委托进行题为“北韩与中共士兵对韩战态度”的研究。他们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间在釜山、巨济岛的中朝战俘营中对1100余志愿军战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关于被俘/投降的问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认为自己属于“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场合下，反共的战俘们认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义”。台湾的媒体一律称他们为“反共义士”。当时联合国军心理战主管，美军上校肯尼斯汉森在他的书中也用反共义士（anti-communist heroes）称呼他们。书的名字就是“铁丝网后的义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是罕见的。很多个案里，当事人声称自己在入朝之时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寻找逃跑的时机。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里有些叫“路条”，比如“李奇微路条”（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签名）或者“安全路条”（Safe Conduct Pass，印有范弗里特签名）。这些路条常被一些志愿军官兵捡拾珍藏起来，在见到联军部队时便就举着它们投降。（图1）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出版的“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记录一个李姓军官的回忆说：“被派到朝鲜后我就决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们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我带着3个战士去搜索，我们找到飞行员后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联合国军的阵地”。20军某部排长芦明友借换防之机率领7名士兵故意掉队躲藏起来，天亮后向联合国军投降。他们的投降过程被联合国军印成第8569号中文招降传单，向前来接防的27军劝降。（图2）实际上逃亡过程非常危险，不但身后可能有追杀的子弹，脚下有可能触发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对面联合国军的射杀。那个在俘虏营中领导着5千余反共战俘，被中共当局称为“蒋帮大特务”的王顺清（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似叫王顺明，WANG TSUN-MING），是志愿军12军31师91团士兵。他在投降时尽管举着“李奇微路条”，仍然被一个高度紧张的GI一枪打在腿上，住了好几天的医院。在战俘营里，战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自己怎样侥幸逃脱的故事。有如大一学生谈论如何对付高考试题一样津津有味。能够活着走进联军的战俘营，被认为是一大幸事。图3是第二万名志愿军战俘带着喜庆的笑容来到战俘营：谢天谢地，我总算成功了。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 ---一万四千余志愿军战俘被俘、投降、还是起义？作者：穆正新

11小时前

80年代的中国街头 | 摄影师Yann Layma

11小时前

1.1965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头版。刘少奇一年多后被打倒； 2.1970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头版。林彪不到一年，1971年9月13日墜機身亡。

12小时前

天津第二棉纺织厂 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时期的大字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1957年中共的一项政策，在其指引下展开了大鸣大放运动。

12小时前

录象厅――这种风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颇具中国特色的产物，承载了为那个音像文化严重匮乏的年代的“补课”任务，有多少人的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注定要从那里拾取？ ---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

12小时前

历史上的今天一起謀殺案引發成香港「反送中」運動港男陳同佳與女友潘曉潁同游台灣，2018年2日17日將其殺死後潛返香港（图1） 2018年2日，陳同佳與女友潘曉穎到台灣旅遊，期間在飯店與潘發生爭執，最後將潘殺害，並棄屍在新北市竹圍，並以潘的金融卡購物回港。事件揭發後，港警以洗黑錢為由將陳同佳拘捕，最後法庭處判2年5個月監禁，而陳同佳在獄中承認自己在台灣殺害潘。台北士林地檢署曾三度向港府提出司法互助要求移交陳同佳，但港府沒有理會。 2019年1月，港府啟動《逃犯條例》修訂，修改香港可向中國、澳門進行移交逃犯的法律協助，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其他部分」間接定義台灣。陸委會曾多次表示不會以「一個中國」及侵害人權的情況下同意移交疑犯，但港府仍然續推修訂，但同時引起港人擔心被無故送到中國審判，最後爆發「反送中」運動。

1天前

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中共占领贵州后，军队曾紧急驰援云南，当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却未曾出现任何武装反叛，但在中共激烈地推出“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措施之后，各地反叛武装“蜂起”，足见其中的原因，并非中共宣称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唆使和国共党派政治的冲突，民众试图保“家”护产才是真正的原因。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作者: 张菁图：1950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1天前

1950 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 800 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 7 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 7 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 1951 年 4 月 22 日开始的，到 6 月 10 日结束，历时 50 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 36 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1天前

1949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我当时服役的 12 军实施军事管制。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艾，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最为恼怒的是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 12 军宣传部长；唐是唐平铸， 12 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邓拿张唐开刀，是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 12 军还有 48 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在 12 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唐，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 ? 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 ? 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听他牢骚满腹，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份那么高，自己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 柯岗的愤然遭到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 800 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他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 ? 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刘家驹：往日军旅性见闻图：在北平读书时的卓琳卓琳,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父亲浦在廷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1936年,20岁的卓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

1天前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图：1970年，张玉凤、毛、护士吴旭君、理发师周福明。在中南海，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统称“一组”。 “一组”的人员分工很细，有一个叫周福明的，专门负责为毛泽东理发和擦身。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洗。

1天前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作者: 张菁

1天前

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 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 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 ---李锐：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1天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谈。（Dita Alangkara/AP） 2022年11月15日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delegation confer during the Group of 20 leaders summit in Indonesia on Tuesday. (Dita Alangkara/AP) November 15, 2022

1天前

1.1978年2月，参加辽宁省本钢扩建工程的基建工程兵三支队指战员前往工地途中。 2.1979年7月，本溪市一家由女工组成的劳动保护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 3.2006年6月28日，在三峡大坝工地完成任务后即将启程回家的农民工回望大坝。建设期间因混凝土浇灌质量的需要，他们连续几年吃住在工地上。 4.2007年9 月25日中秋节夜晚，鸟巢工地薄云遮月。一位农民工在工具房里值守。鸟巢建设高峰期农民工人数接近两万人。于文国摄影

1天前

1994年2月，春运期间，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四川籍打工妹与山东籍打工仔泪洒站台。他俩在石洞口电厂施工中相识并相爱。但是，女方家长因嫌山东距离太远而坚决反对，逼着女儿回四川嫁人。于文国摄影

1天前

「沙头角中英街边防3号界碑」，余海波摄影，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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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国际商场请来法国美容师为顾客修容」，余海波摄影，1994年

2天前

金正恩 13 岁的“指定接班人”，很可能将来要面对来自自己冷酷姑姑的致命权力斗争据韩国情报机构称，金主爱已被选定，在父亲去世后接掌这个拥有核武器的“隐士王国”。金正恩现年 42 岁，此前一度被认为“病态性肥胖”。韩国情报人员认为，这个已经和她那位身材矮小的父亲一样高的少女，已经开始接受接班训练，以延续金氏王朝的统治。然而，一旦接班时刻真正到来，这个少女可能会遭到她那位权势强大的姑姑金与正的正面挑战。作出这一判断的是前韩国驻英国大使、首尔情报部门前副局长罗钟一。现年 38 岁的金与正，在朝鲜拥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这位独裁者的妹妹被普遍视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眼中，刺杀政敌（哪怕是至亲）根本不算什么。罗钟一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这要看时机，但我相信，如果金与正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最高领袖，她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实施自己的政治计划。”他补充说，权力斗争“很有可能发生”。平壤政坛此前就出现过类似一幕。2011 年，金正恩接替父亲掌权后，就对他的叔叔兼导师张成泽发起了攻击。金正恩以“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等罪名将其逮捕，张成泽随后被判有罪，并于 2013 年被行刑队枪决。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曾一度被视为接班人的金正男，也在 2017 年遇害。当时，两名女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将致命的 VX 神经毒剂抹在他的脸上。据《卫报》当时报道，这两名嫌疑人是外国人，她们被人诱骗，以为自己是在参加日本某 YouTube 节目的恶作剧拍摄。行刺行动实施时，四名朝鲜特工在一旁观望。金与正在朝鲜掌握着巨大的政治与军方资源，被视为这个国家的“二号人物”。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他们正密切关注金主爱，特别指出，如果她在本月晚些时候陪同父亲参加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那将具有重要意义。自 2022 年 11 月首次在一次远程导弹试射现场公开亮相以来，金主爱已经多次随父亲出席各种活动，包括武器试验、阅兵式以及工厂揭幕仪式。去年 9 月，金主爱还陪同金正恩访问北京，这是金正恩时隔六年后首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韩国情报机构在向国会议员的简报中指出，尽管朝鲜社会极为保守，长期实行男性主导的领导传统，但金主爱频繁出现在这些高调场合，显示她极有可能成为父亲指定的继承人。 ---By Ronny Reyes New York post

2天前

常委会的列席资格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 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图：毛泽东吴君旭

2天前

毛：“中国没有饥荒”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还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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