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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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这篇奇文是破四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妙语高论很值得欣赏: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 ……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 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份,可作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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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 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 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王力反思录》九八○页)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八○四页) 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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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换姓也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闹剧。许多人为了跟上“破四旧”的革命时代,为了表示与旧思想、旧风俗决裂,纷纷弃旧名,换新名。原名忠孝、进宝、发财、长寿、福贵、有禄、高升的,因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而抛弃不用,原名莎莎、丽雅、薇拉、莉娜、美娇、若水、梦诗、雨柔的,也因修正主义味道和小资 产阶级情调而弃暗投明。一时间,改名为“卫东、敬东、学东、向东、继东、捍东、伟东、朝东、念东、崇东、爱东、向红、永红、继红、爱红、卫红、勇红、全红、学红、红旗、红星、红卫、红光、红军、红日、红天、红兵、向阳、朝阳、文革、永革、继革、卫革、革命、为民、爱民、为群、爱群、向群、爱军、学军、向军、卫兵、学兵、红兵、向党、党生等革命名字的人层出不穷。 ... 名字的革命化是荣耀之事,单位、学校为改名换姓者张贴大红喜报,户籍警当即办理改名手续,家庭里也为改名的人做顿好饭菜,以庆贺他们脱胎换骨、开始新生。有人乾脆从毛泽东诗句里给自己请名,如“咏梅”、“飞雪”、“迎春”、“丛中笑”、“万山红”、“长空”、“鸣镝”、“红雨”、“青山”、“新天”、“英姿”、“奇志”、“爱武”等。 ... 改名换姓也闹出了不少麻烦和笑话。有个人原名魏来喜,为表忠心,改名“卫东彪”,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几年后,林彪垮台,再改为“卫东恩”,表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没多久,“四人帮”批判周恩来,他又改为“卫东青”,把周恩来换成江青。不久,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揪出,他索性改名“卫东”,不保别人了。“文革”结束后,他对自己的姓名史感到丢脸,又还原旧名魏来喜。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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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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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三十六条权经”是当年在北京乃至中国显赫一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个人的演讲“作品”,又可谓以蒯为代表的那一代红卫兵领袖们集体的历史“创作”。 “三十六条权经”的主题实际上是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团结大多数群众、争取反对派。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太痛心了。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下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功的人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政治代表、群众代表等)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6,凡群众中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7,主要领导人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8,要诚心实意待人。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许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20,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以赏为主。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22,要谦虚。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会被臭哄哄地赶下去。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28,要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33,当处于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34,一个单位的掌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反映,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多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木 华·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 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 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 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 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 民谢永祺一九六○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 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 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 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 》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 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 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 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 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 、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 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 ,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 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 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 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 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 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 ,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倒罗”是毛“文革”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 ,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1965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后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牌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而且,64年11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的酒话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 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1965年5月。 ... 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总长、书记处书记等所有职务。 常委会表决:常委7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 政治局及书记处共38人,表决结果:29票赞成,2票反对(彭真、刘伯承),7票弃权(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 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12年。12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只有叶帅兴高采烈,会后竟当众唱了一段评剧。 罗瑞卿被打倒5个月后,彭真垮台。又4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相继垮台。 ---"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佚 名·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 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睢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沉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巫宁坤:文革:蹂躏下偷生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据他记忆,那天被“斗争”的人还有: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 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其中还缺两个名字。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 8月23日下午3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每叫出来一个人,就在这个人的头上套上一块写着他(她)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4点多,这29人被用两辆大卡车,从他们在西城区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以头触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会被打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不要连累老舍先生被打死的念头使肖军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求制止暴行。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女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杨沫文集第七卷》)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老舍当晚又被揪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由于老舍没有在机关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受难者老舍" ·王友琴· 图:1958年,老舍在荷花池边小憩
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马上燃遍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只要杀的是坏人、 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好得很’。 毛泽东知道学生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 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时,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者干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 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 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47周年回放:再忆文革“八.一八”和 “红八月” 自由亚洲电台
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 中共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 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0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0—五—00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以上就是中南海秘密档案中有关田家英死亡真相的记载。 ---原载《动向》2002年三月号 图:1950年代毛泽东和田家英在广州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 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 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曲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份《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 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何 蜀·
张郎郎:实际上,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他已经说了,就是在短期内实行红色恐怖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一下把这个运动搞成一个让所谓的敌人胆战心惊,然后他好搞他的运动。接着是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北大附中的这些红卫兵他们也写了给毛主席的信。据说 “破四旧”这个词就是在彭小蒙给毛泽东的信里面写了这句话。毛泽东马上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抓住了这个词加以发挥。 现在据我具体地问了当事人,尤其我走访了彭小蒙、宫小吉,当年的英雄,他们很明确地说,他们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在一个抽象的革命阶段,根本没有想到,还要用一番血和铁的这么一种所谓革命实际行动,来效忠中央。宫小吉说得很具体,实际上是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找到学校来说:“你们怎么还没去呀?人家城里边都去了。”就把他们叫出校园,告诉他们,你们到谁那儿去,去抄谁的家。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已经落后了一步。那么,第一个开始打死人的,王友琴研究的很清楚,就是师大女附中率先打死的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师大女附中位置就在北京西单、二龙路,就在街道上,就在胡同里。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比刚才我说的上述两个学校还要多。师大女附中率先出击,实际上她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她们也在想,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他们跟毛主席跟得这么紧,那么我们怎么落后了。这个时候,知道毛泽东要破四旧,那怎么叫破四旧?她们就回去揣测这些长辈们的心态,而且去看那些各种内部参考,大家再对号,想出来了:向走资派、或者是向社会发出冲击。 ---“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二之二) ·张 敏·
要警惕什么? 罗点点:点点动情地引用了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要警惕什么呢?    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上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问题在于,人为什么会失去尊 严回归兽性?点点转述她母亲的回忆,批罗时的一条罪状是“擅自大比武”。 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    确实,几个战争狂人、某种专制制度可能都不是最大的危险,但像罗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人们要警惕的,首先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罗帮助建立起来的,它凌架于任何个人之上而把毛高高耸立起来,除了毛,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当刘少奇、罗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怀时,他们其实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场。象征性的例子是李一氓提供的:1968年李被送进监狱,“这个监狱是解放以后新造的,造得非常坚固,但在生活条件上并不完备。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是这个建筑的主持者,原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正是这个建筑的财政预算的批准者。但竟有这样的怪事情,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两个’自作自受‘,也都同时被子关在那里。”    体制是人制造的,革命者为什么要建造这种令革命者也胆寒的体制?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农民虽然能冲杀在前,但要真正指向领袖设定的目标,却需要精心组织。井冈山时期有个著名的“八月失败”。原因一是湖南省委的瞎指挥,二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28团战士急于“回家割稻子”。这些已经卷进了革命队伍的农民们,还以为他们可以一边务农一边革命。对于这样的农民,不实施一套严格的管理怎么行?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图:罗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