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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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时前

1960年5 月 2 日人民日报 1960 年 5 月，正是三年大饥荒中期、也是各地饥荒开始集中爆发和走向高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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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日，北京

#北京 #1967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

2小时前

三年大饥荒时期 1960年5 月 2 日人日

7小时前

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图：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右)

7小时前

《戚本禹回忆录》节选：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图：图为“文革”中在江西的邓小平夫妇及继母夏伯根。

#戚本禹回忆录 #邓小平历史

8小时前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刘晓波：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读《晚年周恩来》之二图：1963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北京出席招待会

8小时前

邱会作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 ---令人瞠目！邓小平怎么可以如此卑鄙... 作者：陈昭

9小时前

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费尽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高文谦先生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所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邓不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份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1－472）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 ---令人瞠目！邓小平怎么可以如此卑鄙... 作者：陈昭

9小时前

一九八九年年中邓小平决定废黜赵紫阳后与在家中召见江泽民、李鹏和姚依林三人时评价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华国锋虽然在位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就在这两年左右时间里，对外打开国门是他力主的，建立经济特区的雏型是他拍板的。据当时在谷牧身边工作的一位政界朋友回忆，当时的国务院系统里热衷“洋务”的谷牧背后的三个重要支持者首推华国锋，其次是叶剑英和李先念。李先念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牢骚说“他们骂我和华主席是‘洋务派’，是现代李鸿章”。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回国的谷牧在广东向叶剑英汇报之后，叶剑英嘱咐他回京后不但要向华主席和李先念同志汇报，也要专门向小平同志多介绍一些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情况。谷牧抵达邓府落座之后，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谷牧是党内洋务派的急先锋”。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等场合用讥讽的口吻说“我们的华主席很热衷搞新洋务运动”。华国锋被迫辞职，胡耀邦接替其党主席职务之后，最开始给华国锋总结的四大罪状之一就是“鼓吹‘洋跃进’”，只是因为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接过了“对外开放”的口号并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才指示党内不要再批华国锋的“洋跃进”，并将此罪名换成了“经济工作急于求成”。实际上仔细研读一下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工作之后的内部或公开讨论内容就不难看出，他在对外开放、师法西方的问题上的态度非常鲜明而且急迫实际上是在他一九七八年底和一九七九年初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之后。 ---高新：习近平若还华国锋以公正会令邓小平地下蒙羞图：1978年12月1日，中央领导（左起）汪东兴、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耿飚、陈锡联与穆铁柱（左四）合影。

10小时前

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还原华国锋”的中国大陆著名党史专家韩刚先生所披露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说明，邓小平直到华国锋被迫下台的十几年之后还不忘对他全盘否定的那句“他就是‘两个凡是’”，也是诬陷不实之词。首先一点，能让中共政权有了从邓小平至江泽民，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今天的基础的基础——“一举粉碎 ‘四人帮’”，把毛夫人江青及其政权追随者，甚至还有被晚年毛泽东和江青视为己出的毛远新全部打入天牢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最大否定，更何况所谓的“两个凡是”既不是华国锋的专利，也不是华国锋下令做为“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向全党正式发布的东西，而华国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引用过两次“两个凡是”的说法，其语意环境和针对目标都不是政策制定和工作指导方针，而是基于要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那么无论是站在当年的邓小平的角度还是站在今天的习近平的立场上，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的出发点居然会被当成“罪行”来批判，等于是共产党政权在自己狠扇自己的耳光。正如韩刚先生所说：华国锋的所谓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讲话内容，如果从反共角度，当然是要否定的。但是日后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坚决制止党内从人格角度否定毛泽东的评价，坚持为维护毛泽东的所谓伟大领袖形象的所言所行，事实上比华国锋还要过份。同样一件性质的事情，华国锋说了就是罪过，邓小平说过并坚持实行就是所谓的真理或者说正确决策？由此可见邓小平整肃华国锋的手段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手下人整肃老干部们的手段殊无二致，都是中国封建统治史上屡见不鲜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邓小平当年夺取了华国锋手里的党政军大权之后，给华国锋强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中还有一项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而事实也是恰恰相反。先不说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初被恢复“组织生活”并安排工作是华国锋“钦定”，继而习仲勋奉调广东也是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人的决定，而当时的邓小平只不过是表示同意，更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就是直到自己去世，邓小平给胡耀邦盖棺定论的最无保留的一项历史功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华国锋的实际支持下才得以推动的，就是胡耀邦本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快被恢复工作的过程也都是华国锋一手促成。至于习仲勋本人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之冤案之所以被拖延至一九八零年初才被党内正式正发文平反，幕后原因不但没有华国锋半点责任，而是因为碍于整肃高岗的毛泽东的两个最重要政治打手邓小平和陈云关于“绝不允许为高岗翻案”的内部指示。 ---华国锋被罗织罪名是邓小平陈云制造的冤假错案作者: 高新图：1977年8月，中央军委的一二三把手华国锋（中）与叶剑英（左）、邓小平参加建军节宴会。

10小时前

三年大饥荒时期 1.1961年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节群众大联欢。中青报老照片 2.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群众游行，体育表演的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中青报老照片

10小时前

人民大会堂外，北京，1976年8月摄。

#北京 #1976年 #历史 #人民大会堂 #中国

10小时前

1967年的中國

11小时前

1980年11月，山东临清县“万元户”赵汝兰（前右）和家人把新买的缝纫机搬进家门。新华社发

1天前

1.2009年3月12日，政协会议闭幕式期间，一群服务人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2.2009年3月3日，政协会议开幕式结束后，列队站立的服务人员。 3.2011年3月1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在为代表们的茶杯添水。 4.2004年3月12日，政协闭幕会议，一位服务员走在人民大会堂前。 ---那些年，外媒镜头下的两会

1天前

1.1968年北京的一个食品零售店 2.1976年9月，北京果蔬市场

1天前

1981年四川乐山，比尔·霍克摄

1天前

华国锋去世之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有过为华国锋编撰生前文集的动作，但拟收录的文章、讲话等的目录被上奏之后便没了下文，高层的难言之隐毫无疑问就是担心此文集一经问世，“负效应”还不仅仅是“有损于小平同志的光辉”。如今的中国大陆人，不仅仅是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中凡是能够识文断字者，无人不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大都知道甚至会一字不漏地背诵其中的经典内容之一：“实践证明，我们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 而如果《华国锋文集》被面世的话，必然会招至的“恶果”之一就是所有中国人立马恍然大悟：原来邓公的这句指导了中国陆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英明论断”居然是盗取自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原话，而且华主席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要比邓小平整整早了十四年。早在一九七八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一定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高新：陈独秀之于毛泽东与华国锋之于邓小平

1天前

诬陷赵紫阳的阴谋从1989年5月下旬就开始了。我曾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体改所被称为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智囊团，因此，早在六四前半个月，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两个工作组便已进驻该所，开始了全面整肃。我当时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访问计划已到期，正准备按时回国；动身前与所里的同事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坚守岗位”，所以我就留在了德国。这次整肃当中，体改所的十几位研究人员被无端地抓到秦城监狱，关押达一年之久。这些被捕的同事既非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亦非学生活动的指导者，把他们抓去，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设法捏造不利于赵紫阳的说法。我出国前是体改所参与赵紫阳召集的各种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参与人，如果我当时在国内，肯定也被关到秦城，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完成更换总书记的程序，会上公安部长王芳奉命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索罗斯基金会，通过与体改所合作，企图颠覆中国。由于体改所是赵紫阳提议设立的研究机构，又与赵有密切联系，王芳捏造的这个涉嫌颠覆罪名的矛头直指赵紫阳。当局制造的这起诬陷赵紫阳案，源自1987年公安部对索罗斯的怀疑，那时高层已经知道此类怀疑纯属捕风捉影、恶意猜测。据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过，1987年国家安全部就表示，索罗斯是他们的客人，没有中情局背景。六四之后，为了证明邓小平在六四镇压方面的敌对意识确有根据，公安部把两年前被否定的旧话重新搬了出来，试图栽到赵紫阳头上。 1989年7月下旬，全美学自联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获悉中国公安部长对赵紫阳的诬陷，随即电话采访了索罗斯，8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第4版刊登了相关报道。此报道指出，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索罗斯是一个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在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都设立了改革开放基金会，他也出资100万美元于1986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样的基金会，以支持文化交流和改革开放；但中国政府现在却企图把该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挂钩，进而指控总书记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鲍彤通过索罗斯的基金会资助过的体改所与“外国颠覆势力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提到，索罗斯已在8月2日给邓小平去信，澄清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透明性，并且表示，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去查核北京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运作细节。索罗斯给邓小平写信、《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诬陷赵紫阳的阴谋被曝光，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个阴谋之所以最终破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中方最高负责人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既然索罗斯在给邓小平的信中点出了这一点，北京的栽赃陷害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因为，要继续诬陷赵紫阳，就必须拿国安部垫底。这事既已在海外公开见报，再搅和下去就成了国际大笑话，邓小平的敌对意识再强，也不想把自己变成此类笑话的主角。六四镇压充分表明，中共高层那些充满敌对意识的人，对拒绝顺从的民众是何等仇视狠毒；而这起诬陷赵紫阳的阴谋则证明，他们为了虚构、制造自己的“敌人”，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程晓农：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

1天前

在打江山的残酷斗争中，毛已经把中国打得稀巴烂了。前28年（1921—49）打烂了旧军队旧政府，后28年（1949—77）继续打烂了旧社会，包括旧企业旧市场旧学校旧知识旧传统旧风俗，不仅此也，还打烂了自家内部一切可能成为毛的掘墓人的未来的嫌疑犯，也就是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们。几乎可以说，经过毛泽东的铁锤，中国早已成为齑粉了。要想“团结如一人”，谈何容易！毛泽东的团结，是用绳子把几亿人捆起来。这绳子，就是组织。单位是组织，人民公社是组织，党更是组织的组织。民主集中制就是组织。不管入了党的还是没有入党的，反正一股脑儿组织起来，按照国、省、地、县、乡、村的等级，一级压一级，实行秦始皇发明的中央集权。连赖以活命的粮票，也按照组织系统，自上而下颁发，自下而上领取，还有哪个人是捆不住的？人全捆住了。心全散了。全国瘫痪了。试看十亿能敌谁？所以当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再做中国梦的时候，不能不有所变通。他不可能再以铁锤为纲，以斗争和砸烂为纲；必须改成为以发展为硬道理，以GDP为硬道理。 GDP和铁锤与绳子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区别。铁锤与绳子处处需要毛邓们呕心沥血；GDP用不着，是老百姓自觉自愿用汗水和脑汁创造出来的。铁锤与绳子，阴森森的，人人害怕；GDP相反，好看好吃，人见人爱。这里暂不说GDP在中国的飙升，不仅一般地依靠了老百姓的血汗，而且特殊地透支了自然资源，破坏了子孙后代赖以存活的生存条件。毕竟，GDP能一俊掩百丑，使赤县神州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之上。 GDP值得大书特书的好处是名花无主。腐败分子虽然在提升GDP上没有立过尺寸之功，但经过黑箱作业，完全有办法使高踞金字塔顶端的全国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而被压在底层的全国四分之一家庭只能得到全国百分之一的份额。这就发生了大问题。GDP这种糨糊，能把顶端和底层牢牢地糊在一起吗？这种金字塔，能经得起风吹草动吗？这种社会能和谐吗？这种制度能永世长存吗？于是，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奇观。在这个大舞台上，除了占据中心地位起着糨糊作用的GDP，人们还看到了三种重要的辅料。首先，传统的铁锤和绳子绝对不能丢！镇住四面八方，禁锢七嘴八舌，绝对是必须的。两年一次清污不够，还必须有随时随地的围堵镇压。同时，创新的娱乐年年月月绝对不可少。除了常规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特别热闹精彩的惊心动魄的乐以忘忧的大戏，非此不足以凝聚眼球和人心。最后，不是最不重要，根据国际的经验，皇帝必须有多套新衣，至少包括昨天的神话，今天的黑箱，明天的梦想。三套必须互补，这叫天衣无缝。大体上这就是邓以后的新舞台：以主料GDP为糨糊，加上新戏，加上新衣，加上铁锤和绳子在传统领域和网络空间的应用，把13亿人糊成一个其大无比的巨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鲍彤：毛的铁锤，邓的糨糊，中国的新巨人 ——毛邓异同续谈

1天前

宋州剑：邓朴方是如何化公为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的最富有者? 毛死华来、邓来华去。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邓小平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凡是派”华国锋拉下了台。1978年邓小平夺得实权后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至于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含意是什么？谁有权先富起来？怎样先富起来？事实告诉我们，先富起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化公为私，最有权化公为私的人就是权贵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最有权化公为私的是邓朴方！中国当时〔1983年〕大约有5000万残疾人士﹝约每25个人就有一个残疾人﹞，邓朴方就利用为残疾人谋福利为借口，展开敛财活动。 1983年3月，在邓小平示意下，民政部长崔乃夫及卫生部长崔月犁从国库拨出2600万元人民币给邓朴方作为筹备两个所谓“慈善机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伤残康服中心”的经费。两位部长非常“识捞”给邓朴方2600万公帑，而邓朴方又知恩图报，聘请两位恩人为康华公司 “顾问”。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伤残康服中心”在北京政协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主席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后任国家副主席），副主席是邓朴方。出席贺客有当时中共的全部顶层人物，如李鹏、余秋里、习仲勋、王震、胡子昂、彭真、荣毅仁…等共计 300余人。 1984年8月28日邓朴方去香港、澳门以筹建“北京康服中心”为名筹募经费。港澳不少“爱国人士”慷慨解囊。其中一位，他不捐钱而捐了一批洋香烟，并指定那批香烟要在中国大陆出售。那位“慈善家”用洋烟借邓朴方的拳头成功地攻破了共产中国禁止洋烟进口的堡垒！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北京康服中心”的“慈善机构”名义下，捐款滚滚而来！钱多了，怎么办？善长人翁多了，怎样应付？邓朴方很聪明，先开设一间“康华公司”来为残疾人士筹款谋福利。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198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开了几家邓朴方直接掌控的官倒机构，表明党内有人对邓小平纵子官倒的不满！在慈善筹款名义下中国禁止进口的货物，康华有办法进口；中国限制出口的货物，康华有办法出口。什么规章、国法，康华则嗤之以鼻！慈善家的捐款有多少？捐款怎样发落？这是“国家机密”，祇有天知、地知、邓朴方知！邓朴方打着“慈善机构”招牌，由1985年起开设了一连串敛财机构——1.康华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3.康华南方公司；4.康华矿业运输公司；5.康华金属开发公司；6.康华实业公司等六间“兄弟公司”。由这六间兄弟公司生出58间“子级公司”，再由这58间子级公司又生出113间“孙级公司”。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拥有这177间官倒机构，一共雇用了13000多军政人员去为他敛财活动，计有国务院副部长级的官员有4人；厅、局级的官员有61人。另有一批打明旗号的文武官员20余人。总之爷生父、父生子、子生孙。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财”华横溢、运筹帷幄。由1985至1989的五年内，邓朴方的官倒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下面随便举出几个实例予以阐明：官倒实例之一：曾有一段时间中国限制水坭出口，但邓朴方有办法把国产水坭运出香港，再由上海运进日本水坭。邓朴方利用水坭一进一出捞取巨额利润！别人不许做的但邓朴方有办法做，这就是官倒。官倒实例之二：1985年邓朴方得到官方批文，从日本松下公司以废物价钱进口一批停产的不准进口的淘汰录像机“NC370”，以废料价钱买进，以垄断价钱卖给老百姓，用这不法手段来欺骗老百姓。邓朴方这项欺骗行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因为他有个已经成为党内大佬的好爸爸的掩护，除了在天安门反官倒的学生之外，没有任何人敢指责他一句。官倒实例之三：中共为了支持某国“友党”的活动，多年来以像征式的价钱将上等生丝卖给一位“日商”，日商经过“艺术加工”后在日本出售从而挣取厚利，作为活动经费。邓朴方运用特权，从1985年起把那些生丝低价买到手，然后以高价卖给另外一个日商获取厚利。邓朴方破坏了党对某国友党的“蒙面协助”，同时又打乱了“友党”的正常活动！官倒实例之四：1986年康华公司伙同香港招商局从韩国进口一批数千吨没有进口証的冷轧薄板，然后串谋薄熈永﹝薄一波子﹞高价卖给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再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以更高价卖给长春汽车制造厂。康华公司走私进口货物是“国家机密”人们无权知道。康华所贃得的利润多少？利润何处流向？人们亦无权调查。但给韩国的仲介商的回佣是50多万美元。经过层层官倒，得益的是康华公司、薄熈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最后蚀亏的是国营长春汽车制造厂

1天前

在大饥荒年代穷奢极侈的毛，还在全国花费数以亿计的巨资为自己建造行宫，计有：韶山滴水洞、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山庄、长沙蓉园、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宻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其中仅滴水洞别墅及其附属工程总造价已超过亿元，这样一笔钱如用来进口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62.5万吨粮食，这么多的粮食可以挽救625万饥民的生命。 “解放”后毛在全国各地先后为自己修建了61处别墅，其中有许多处毛从来没有入住过，就连耗资过亿元的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也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廿八日在那里住了十二天，相对于它的造价，毛在那里每住一天就花费了将近一千万元。毛建造的这六十一处别墅不仅耗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其中有许多是大饥荒时代饥民们指望用它来进口粮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资金。 ---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穷奢极侈的生活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0) 作者: 一真溅雪

1天前

高超的吐痰技术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伯尼（Derek H． Burney）一九八六年陪同当时加拿大总统莫朗尼访华，在会见邓小平时他观察到，“会上邓小平烟抽个不停，偶尔使用痰盂，惟弹无虚发。”一名曾于一九八八年陪同时任菲律宾副总统的劳雷尔到北京会见邓小平的菲律宾官员也对邓的吐痰技术印象深刻：“他烟抽个不停，一支抽完就用余烬来点另一支。他也向着痰盂吐痰，奇准无比。” 从若干曾与邓小平打交道的观察家的分析，邓小平的吐痰行为似乎具有一定模式和助语作用。也有参与中美建交前多次会谈、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回忆说，“他烟抽个不停，我的意思是指他一支又一支的抽，一支抽完就用它来点另一支。他总会有个痰盂，每隔一会儿，他就会提意见，然后转过身去‘咳吐’”。于七○年代在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工作的尼克斯（Robert Nichols）也察觉到邓有类似的吐痰模式，“邓小平身边有个痰盂，当他提完一个意见，就会向着痰盂吐痰，响起‘乓’的一声。” 邓有时也会借助吐痰以示鄙夷，卡特总统时代任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管并亲北京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这样形容邓小平，“他经常吐痰，声情并茂。一次，他为了骂苏联的扩张主义骂得更起劲，就向痰盂吐了一口痰。”一位泰国外交家这样描述邓在入侵越南前夕的表现：“邓对越南恨入心脾，他使劲的向痰盂吐了一口痰，把越南人骂作狗。”从会谈的记录也可见，单刀直入的邓小平并不把油腔滑调的基辛格放在眼内，他经常在基辛格发言时痰兴大作，也可能有恶搞的成份。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作者: 钟祖康

1天前

蒋介石参加基督教礼拜活动的照片蒋介石选择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宋美龄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宋美龄的母亲开出的结婚条件之一就是蒋介石必须是基督教。蒋解释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可是愿意从今天开始好好地读圣经。” 直到1930年宋美龄母亲弥留之极，蒋介石其实都还没有决定成为基督徒，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宋老太太去世前，说愿意受洗。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去上海，在西摩路宋家教堂里，由美国牧师江长川主持，举行了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正式加入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后改称卫理公会)。除宋庆龄外，宋家的人都参加了洗礼仪式。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

1天前

1923 年，亨利·R·卢斯和布里顿·哈登在纽约创办了美国第一本新闻周刊《时代》（Time），首期封面日期为 3 月 3 日。他们曾考虑把杂志命名为 Facts（《事实》），最终定名为 Time，办刊宗旨是为“忙碌的读者”提供简洁扼要的国内外新闻。《时代》长期与《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并称美国三大新闻周刊，对国际时事有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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