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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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前

孟锦云有一段时间闹情绪，被老毛赶出中南海，到地方上监视劳动，后来老毛又想起她，把她再调回身边，孟锦云感激涕零，自此服服贴贴。老毛治人有一套权术，他对付一些高干，也是常用这种喜怒无常欲擒故纵的手法，把他冷落一下，让他吃足苦头，突然又召到身边，请他吃饭，谈笑风生，让他冷暖自知，俯首贴耳，很多人都受不了。老毛真正邪恶的事情，大部份都没有暴露出来，他对付刘少奇的事众人皆知，但对付林彪﹑周恩来﹑朱德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大部份可能都已失传，很多事情未必入档案，当事人死了，事实就湮没了。老毛曾对刘少奇说，我一个小指头就能灭了你，这种话岂是正常人说得出来的？老毛还经常约王光美到中南海陪他游泳，一则饱览王光美的美色，二则羞辱刘少奇，这种变态的心理，也称得上人间邪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老毛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旷世枭雄，他内心之阴暗﹑变态﹑蛮横﹑冷血，希特勒斯大林都难出其右。一个极端邪恶的人有极端聪明的脑袋，便是人间最大祸害。中共所有的邪恶，其源头都是老毛，中国人要身心得解放，一定要先从批毛做起。 ---中共邪恶本质的根源在毛泽东身上 ——香港旧事点滴作者: 颜纯钩

12小时前

核战大战略中国民众已经成了“饿狼”，可以随时驱使他们扑向世界任何地方去撕咬。关键是要把各共产国家团结起来，确立夺取全世界的国际大战略。应由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饿狼”，组成“国际解放军”，让老毛当总司令，领导制定具体的全球战争计划，予以实施。如何和平宣传麻痹帝修反，然后挑起矛盾、冲突、偷袭，再扩大为核战争，让美苏两虎斗死，由毛挥旗令“国际解放军”扑向周边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在其共产党领导下，里应外合，很快夺得政权。先亚洲后全球，步步为营，逐步蚕食，三、五年就可达到统治全世界的目标。于是在媒体上大力宣扬毛的语录：“东风压倒西风”，美帝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人民战争万岁”，以教育赫鲁晓夫等蠢材，放聪明些。 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家会议，毛想使所有共产国家（包括苏联）接受他的“国际大战略”，组建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他成为共产阵营首领的愿望。遂不辞辛劳亲自带队参加，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是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要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要怕死人，世界也不过牺牲一半人口吧，就会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常规战争不如打核战争，可以在中国打，最多也就死2/3人口，四亿吧，有什么了不起，不用几年，中国人口又会增加到六亿，有什么可怕？毛凸显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英雄了得，以为一定博得全场热烈鼓掌，一跃成为世界人民大救星，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领导权。不料事与愿违，只有一个最小的阿尔巴尼亚称赞，其它所有与会共党都摇头，带头反对的正是昔日老大哥苏联，老毛气得提前回国，阴谋首次受挫。阴谋破产毛还想通过私下密谈打通赫鲁晓夫们的思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到，毛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又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中苏可组成5000个师，你们出武器，我们出人。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那里经得起我们5000个师打击？伏罗希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疯子讨论，于次日赶紧回国。” 毛的如意算盘是，苏联出武器，中共出人，这5000个师就是他的，等美苏打得两败俱死后，他来收拾残局，好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但是赫鲁晓夫们也不傻，说在核武器时代，人多只是一堆炮灰，你那个“人海战术”无效，核大战必定毁灭全球，无一幸免，予以拒绝。双方谈不拢，爆发中苏决裂，在珍宝岛死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计划对中国大规模核轰炸，“让中国回到石器时代！”怕美国误会引起麻烦，遂将此计划事先秘密通知美国，美国采取拉小打大策略，立即把此阴谋通知毛，毛向世界公开苏联的罪恶阴谋，自己做好应付核攻击的准备，迫使苏联放弃核攻击计划。毛则改国策为“联美反苏”，挑起世界核大战的梦想最终破裂，反而让美国当了“渔翁”。“世界人民的红太阳”的帽子戴不到了，退而求其次，想戴“第三世界人民领袖”帽子，也只有国内的马屁精林彪之流喊喊，连接受援助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越南也大骂毛为共产阵营叛徒、美帝走狗，弄得左右不是人。外加他与“最亲密战友”林彪闹翻，虽然林被他逼死，但他俩狼狈为奸企图恢复王朝世袭制的阴谋败露，从神坛上坠落。 ---一穷二白作者: 史伏初

12小时前

世界人民的红太阳眼下虽然有了可以任意驱使的亿万“饿狼”，但还得有大批得心应手的干部，以便带领并驱赶“饿狼”，冲向敌人，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建政初期，党内高层发生两个政治目标或说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毛以外的所有党内高官，以刘、周、朱、邓为代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使人民生活改善，自己的高官做得稳。而毛却得陇望蜀，夺得中国大陆政权使他产生了更大的野心。他觉得挑拨人民仇恨去革命去拼命夺取胜利很容易，他没化多少气力就拿下中国政权，真不过瘾。凭他发明的老方法——人海战术，很有把握再夺得全世界的权力，做世界空前绝后的超级始皇帝。林彪面壁练功十年，揣摩透毛的心思，给他戴个“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大红帽子，哄得毛很开心。毛之所以有夺取全世界的底气，是因为他有了革全世界命的两个大发明：第一，创造发明了“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及各类必须改造的人群进行超时超体力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准他们自己吃，而大量送给外国。这样就产生两个必然：1，中国民众饿极而变成“饿狼”，只让愿意当兵当炮灰的人可以吃半饱，他们怀感激心，最愿拼命革命，驱使他们上国际战场，有如驱狼猎食，必定勇猛异常，所向披靡。2，外国人得到粮食援助，有如雪中送炭，必定对我感恩戴德，见我中国“国际解放军”来解放他们，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吗？必定拥戴我当“世界大皇帝”，第二，发明了“人民战争”，即“人海战术”，只要倾中国之“饿狼”扑向帝修反，谁可挡之？有这两大发明在手，让全世界变成统一的奴隶制王国指日可待。他认为这是他的高级智谋，超级大战略，不轻易示人。刘、周发现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报告，非常慌张地报告毛，毛稳坐钓鱼台，并不紧张，微微而笑，似乎颇有城府。刘、周诚心请教，毛才略予透露他的“高级智谋”，刘、周听后唯唯而退。刘终于不能忍耐，在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公然讲三年全国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意指这“超级大战略”是祸根。后来还提醒毛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毛明白，刘不愿接受他高瞻远瞩的大战略，是个障碍，日后必须寻机除掉。周不敢有违，唯对外送粮时手下留情，酌情减少。 ---一穷二白作者: 史伏初

12小时前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何与怀话说当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中共以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连发“九评”，大义禀然批判、对抗“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后来升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很不幸，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大都不为所动，也变“修”了，仍然和可恶的“苏修”眉来眼去，互送秋波，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和中共作对。于是，要寻找和培养新战友了。就在此种形势下，一大批标榜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并注明绝对是“马列”的某某国“共产党（马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毛泽东自然大喜，直觉得“吾道不孤”，果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像对“第三世界”亲密国家一样，对这些毛派共产党小兄弟非常亲热，常常是有求必应。他们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边，终于激发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发现有机可乘，就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BVD（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据有关资料表露，荷兰国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Frits Hoekstra）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In Dienst Van De BVD（In the service of the BVD，即“为荷兰国安局效劳”），书中详细描写美国中情局如何与荷兰国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骗取中方信任的计划，其行动代号、方案一应俱全。这位冒牌荷兰马列党总书记彼德.贝维原为一个普通的荷兰数学老师，1955年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后被BVD吸收为荷兰安全局特工。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也应邀访问过中国，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CPN）。1968年文革高潮并且中苏对抗剧烈时，他按情报组织指示煞有介事地伪装激进，公开从荷兰共产党分裂出来另立了个荷兰马列主义党，宣称紧跟北京的路线，与荷兰共产党相对抗。这可是了不起的“壮举”！荷兰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也算举足轻重，曾在二战结束时获得百分之十的选票，在当时的荷兰国会二院有十个席位，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党员也有上万人。但是这个荷兰共产党是亲苏的，彼德.贝维这一俨然勇敢坚定的举动，当然博得当时与苏联不睦的中共的极高赞赏。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号称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在里面的真实党员为二十五名荷兰特工，此后还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义的上当受骗者），也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于是，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1970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华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则是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当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兰定期编制出版“革命”杂志荷兰版的《共产党人》，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1972年后为大使馆）；每逢中国的喜事和丧事，则是像模像样地及时向北京发贺电和唁电。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和所有的中国其他报纸就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彼德.贝维这项胆大包天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为何要取这个很刺激很伤人的名称？莫非摆明要讽刺要嘲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是啊，毛泽东生前自然为在全世界有彼德.贝维这样一大帮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悦，一定为他的“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而洋洋自得，最后去见马克思时一定还怀抱着伟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坚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浑然不知自己被骗了，自己死后人家发来的赞颂洋溢的唁电也是假的。不过，说到诈骗变脸背叛之类，彼德.贝维的这个荷兰马列党对中国的伤害，比起某些“兄弟党”，其实算是最小的，简直微不足道。那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从1954年起至1976年，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亿元。那时它总人口才两百万，相当于平均每位国民四千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脸之后，阿共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大著，全面指责中共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比如古巴那个卡斯特罗，接受中国援助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毛泽东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那个“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真可谓养虎为患，金家三代不断讹诈，,,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鳄。原来说什么“同志加兄弟”，转头便大打起来。中共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用中共赠送的枪炮染红的！……可叹的是，毛泽东为了要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世界革命，几十年慷国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国民众的血汗钱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这不折不扣也是一种另类骗局，真是荒诞绝伦，怵目惊心。

12小时前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 １９７５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崔卫平·

12小时前

记得1966年8月刚开始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革命豪气大行其道，斯文注定扫地！那时，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化革命的常用语汇。那时，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现于大字报和报刊杂志。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跳梁小丑”“牛鬼蛇神”“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样？这一趟下来是否能闻出点儿当年大批判的火药味儿？还有“混账透顶”“猖狂反扑”“大肆鼓吹”“狗胆包天”“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炮轰”“油炸”“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滚他妈的蛋”“混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该死”“见你妈的鬼”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革命者天天将太祖的粗鄙的打油诗像念经一样挂在嘴边，却不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所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粗鄙的文革” 作者: 老绥远韩氏

12小时前

朱宪民摄影作品 1.1966年，吉林，3岁娃娃王姝红 2.1967年，吉林省辽源，军事训练中的红小兵 3.1968年，吉林，农村小学的劳动课 4.1976年，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在集体户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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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唐山大地震劫后余生，哭泣的小女孩。王文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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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河北秦皇岛，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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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威廉·约瑟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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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北京北海公园，"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正在开展。李晓斌/摄。

1天前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1天前

陈奎德：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为毛招魂的人。不像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此二人也不乏追随者，但已是残渣余孽，几杆破枪，不足挂齿了。原因何在？因为中共历史的脓疮已经被权力包裹了起来，，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后面。对毛时代，缺乏彻底公开的全民大揭露和历史性的大辩论。而少了这关键的一环，对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千千万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后毛时代中，一些有心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铺垫性开拓。譬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国内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等专著都是有口皆碑的力作，其用心都在澄清史实，偿还历史的欠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毛身上的部分迷雾。可惜，中国大陆读到此类书籍的人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进一步充分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辩论了。现在，毛时代黑箱内的历史资料虽然还谈不上大量曝光，但是其君临天下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绩」，如：创造了一风扫荡剿灭五十五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三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体系……，已是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由于任何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均可举证，它们已经昭昭于天下了。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把在海外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共识，传播于国内，诉诸中国大陆舆论日益广泛深入的辩论、研究和公断，让毛泽东真正接受历史的审判。，，，，，，即使在今天，应当看到，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毛已成为局外人和笑柄之外，在基本政治体制方面，在流行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上，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大体沿袭毛制毛语，并且仍然封锁新闻。甚至在新印的全国统一货币上，至今还在赫然推出这个独夫民贼的头像。这表明，中国要摆脱毛氏幽灵的纠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惟其因为如此，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就愈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我们必须如纽伦堡审判战犯一样，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展开一场世纪性的大公审。这就是亡灵毛泽东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民作业。

1天前

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 “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张春桥幽灵在飘荡 ——王友琴

1天前

文革中的“内参片”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文革”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这期间译制“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其二，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当时译制厂是直接受市委领导，也就是徐老三的领导，“内参片”的一切事务他说了算。更荒谬的是当时上面下达了一条严格指示——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必须开展大批判，肃清影片对我们的毒害，叫“消毒”。当时让我负责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会必须有重点发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影片搞多了，批判内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这些影片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毒害劳动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 ---知情者回忆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作者：孙渝烽（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导演）

1天前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 ---辛子陵：由“大救星”到大灾星的蜕变

1天前

略论毛泽东与其三任妻子关系就毛泽东与其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关系来看，杨没有背叛过毛，毛则屡屡背叛了杨，致使杨受到了极大伤害。易礼容曾告诉李锐：他和他老婆许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就在这做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便同毛大吵了一顿。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后又在一起经营中共组织（按：易曾在大革命时期做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锐，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杨发现了此事后，也同毛大吵了一顿。 1927年8月，毛泽东潜回长沙筹划秋收起义，还一度与杨开慧住在一起。数月后，毛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很快就与贺子珍有了亲密交往，并于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为夫人。杨开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个压寨夫人，同时也知道自己已处在一个很难定位的尴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弃妇”，即毛因有井冈新欢而予遗弃的长沙旧妇。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竟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对于毛如此薄情寡义，杨自会生出一些怨气，并会将这些怨气诉诸一些带有泄愤意味的文字。据李锐先生说，杨开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谈到毛时竟用了这样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还用蜡纸将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来，藏于自己住所的房顶夹缝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该住所时才被发现。有湖南人士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了这些私密文稿，并将上述文字告诉了李锐先生。至于毛与其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所谓“始乱”，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乱的方式确立了他与贺的婚姻关系，即在未解除他与杨开慧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迎娶了贺子珍，从而在事实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过去式大夫人，使得后者成了他的现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三”上位。这就既让前者受到极大伤害，又让后者蒙受严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严重羞辱。所谓“终弃”，就是毛最终又以较绝情的方式遗弃了与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战友情”的贺子珍，即在现任妻子贺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娶了后任妻子江青，从而单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作任何预告地废除了他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致使后者成了继杨开慧之后的第二个毛氏“弃妇”。此时贺子珍正在苏联治病和学习。一天她从读报员那里听到一条把自己和其他知情听众“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至于毛与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若仅从夫妻关系层面来看，也可谓“始乱终弃”；若再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则可谓“始乱而终不弃”。先就第一个层面来看。关于江青什么时候悄然入住毛泽东窑洞，又什么时候正式嫁为毛泽东妻子，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就连掌控最多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只能说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同月（笔者按：即1938年11月）：与江青结婚。” 据李志绥大夫记述，晚年毛泽东因四处淫乱且又不讲卫生而患上性病，“成为滴虫携带者”。李为此建议毛进行治疗，否则，“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而答道：“这不会，我早就同他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终弃”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再就第二个层面来看。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一开始就遭到一些知晓后者历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质疑。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汇总了这些质疑者的意见，给毛写了一封劝告信。据刘英记述，“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于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时也无知无畏地做了后者的第四任丈夫。需要指出，毛虽在当时颇为任性地将江迎娶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后还是比较低调地将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主要为自己做一些内务性的工作，而很少让她公开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很少让她与自己一同公开出席重大礼仪活动，致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毛的一位“隐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见其面的“隐夫人”。事实上，大多数国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过官方传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显得很是夸张且很是有“戏”的尊容。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虽在夫妻生活上已对江越来越疏远，已与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与钓鱼台国宾馆；但在政治斗争上则对江越来越重用，已让她扮演了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时导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中扮演了那种“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的重要角色。毛先是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个为他监控文化艺术界而四处窥探的“哨兵”，即作为“文化特务”的“哨兵”；继又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冲锋在前的“旗手”，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打倒一切”，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全面内战”，以至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数她这个“旗手”闹得最为穷凶极恶且最为旷日持久。纵观毛与江数十年夫妻关系，最充分地验证了毛在早年就已发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即奉行一种自我至上的价值观。毛把江只是当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当作对自己过夫妻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后期只是当作对自己搞政治斗争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或说是有实用价值的“一条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审判时所辩称的那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可见，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极为可憎的一面，还有着令人极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后为其背负历史骂名。时至今日，执政党及其御用文人在谈及这对夫妻时，仍是不骂其夫只骂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1天前

职别：走资派，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1967。

2天前

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资中筠: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2天前

苏联解密档案在证实宋庆龄为其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档案记录了苏共外交官与宋庆龄的对话，以及从宋那里获取了哪些情报。苏联驻华大使与宋庆龄的密谈 1943年1月12日，与宋庆龄见面的是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Panyushkin），中文名字是潘友新。根据解密档案，双方在寒暄、聊了一些一般性话题后，帕纽什金开始向宋庆龄询问蒋介石对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看法。这里的“三国会议”指的是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参加的会议，主要目的是在二战发生根本性转折后，如何协调彼此的战略与政策，并为三国首脑会晤做准备。中华民国外长未能参加。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宣言。在赫尔建议下，三国外长同意由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签字，成为《四国宣言》。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在赫尔访问莫斯科后，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改善，因此，未来中苏关系和谈判将会发展的很顺利。对于蒋早前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时，宋庆龄称，“最初他感到被冒犯和失望，因为中国没有作为四个大国被平等地邀请。然而，中国代表参与签署《四国宣言》，让蒋的情绪好转。” 之后，帕纽什金又询问中国政府内部核心圈对莫斯科是何态度，宋庆龄表示，政界核心圈对苏联的态度，与很多人一样，是由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决定的。宋庆龄强调，苏联无疑将比英国甚至美国更强大。不过，她认为普通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宋庆龄表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胡宗南部队与第十八集团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斗，直到10月12日仍在继续。她最近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告诉她发生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血腥战斗。这里的“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就是1937年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纳入序列并发给军饷的中共部队。抗战期间，这支军队甚少抗日，却时常偷袭国军，让国府震怒。 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50万军队突袭延安，后因隐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熊向晖向中共泄密，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的董必武向外界公开蒋的命令，作战计划最终作罢，但胡宗南与八路军仍发生局部战役。而身在后方的宋庆龄知晓前方战况，且是周恩来亲笔书信告知，宋庆龄与中共的关系是什么，不言而喻。宋庆龄还告诉帕纽什金，现在是针对国民党的挑衅和攻击采取适当措施的有利时机。宋庆龄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呢？至于其他情况，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美国大使高斯，在回到重庆后，马上拜访了她，并强调他愿意与其保持友好联系。当宋庆龄借此机会提出向被封锁的特殊地区（注：应该指中共所在的延安）提供美国药品援助的建议时，曾经拒绝谈论这一话题的高斯，承诺将会研究这个建议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宋庆龄向帕纽什金解释说，高斯之所以如此，很明显，在美国，关于其在中国的所为，有很多不愉快的谈话；另一个原因是他离蒋介石的核心圈子太远了。美国人大概没想到，与宋庆龄接触的谈话内容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她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许多美国人，包括常驻印度的美国海军军官，经常拜访蒋介石。另一方面，不久前从乌鲁木齐返回重庆的美国著名《生活》杂志记者怀特向她表示，在他看来，苏联在新疆已经不再有影响力，盛世才现在不得不与他自己的倡议和广泛宣传的原则作斗争。关于英中关系问题，宋庆龄说，不久前，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封锁。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据悉，中国政府正在向英国派遣友好代表团。目前，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关于有关中国前线局势的问题，宋庆龄以“饥荒、逃兵、士气低落”来概括。她提到近日《大公报》记者走访了中国军队的前线，用最悲惨、惨淡的语气描绘了他们的处境。宋庆龄还答应送一些有关此事的材料给苏联人看。帕纽什金还询问美军是否有可能在远东地区采取行动，宋庆龄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称宋庆龄“报告”说，今天因为是孙中山的冥诞日，蒋介石前来拜访了她，但与宋庆龄关系紧张的蒋夫人宋美龄以生病为由，没有前来。她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身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些消息来自于外国人。而苏联人用“报告”，意在说明宋庆龄与苏共的隶属关系。宋庆龄还说，她的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也没有来看望她，她的哥哥宋子文曾经来看过她一次，但没有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但宋庆龄称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她并不了解背后的原因。然而，宋子文的郁闷状态，以及他对宋庆龄说的“我永远不会签署任何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文件”的言论，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宋庆龄告诉苏联人宋家人对她并不亲近，这的确是事实，而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业已知晓了宋庆龄为苏共、为中共效力之事。理念上的不同让他们无法融洽相处。 ---"解密对话证实宋庆龄向苏联出卖情报" 作者: 林辉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在苏联莫斯科

2天前

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时，宣布了这个口号。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将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 “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了要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赛，要在工业、农业等主要产品上全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以“跃进”的速度赶超。赶超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和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开始的。 1958年6月，在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今明两年粮食产量可以提高到人均1000～1500斤，“在三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是完全可以的”。随后，西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也提出，到1962年粮食产量人均突破3000斤。这一年8月，中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追求钢铁产量的“跃进”运动更是令人瞠目结舌。1958年6月，根据各地报上的钢铁“跃进”计划，提出了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0万吨。最后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为了实现钢产量翻番的奋斗目标，规定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即“小土群”。全国共有5000万人投入了这场运动，建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田野、街道、山坡，到处都摆开了大炼钢铁的战场。此外，还发动全民大办小煤窑，全国有2000万人上山挖煤，开小煤窑达10多万座。突击蛮干的后果，是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有1／3的钢铁不合格，国民经济也陷入混乱，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以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上的浪费也十分严重，经济效果很差，农业丰产不丰收。 ---摘自《时代口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2天前

李志绥话暴君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16

2天前

张国焘、王明说毛司马璐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访问过张国焘。张国焘说： “润之（毛）一天没有登基当皇帝，是不甘心的”。当问及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时张国焘答：“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不顾一切代价。” ——见司马璐《张国焘谈与周恩来毛泽东的恩怨》。据王明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向很多人表示他到北京后要做皇帝。王明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 诗下标明“1948年11月22日晚于西柏坡” 王明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轻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王明还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会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王明传》P316—P318 ---孙文广：红色暴君帝王路

2天前

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年10月11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 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按毛泽东的习惯，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谢泳：当年毛泽东凭什么确定反右派的百分比

2天前

60，70年代中国民兵打飞机的旧照片 1.在丽江狮子山训练用高射机枪打飞机的纳西女民兵。 2.上世纪70年代河南辉县苦练使用高射机枪打飞机的女民兵。 3.1967年，南京医疗器械厂民兵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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