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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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时前

武汉封城周年武汉的一场展览纪念该市一年前抗击新冠疫情的事迹。 Tingshu Wang/Reuters

4小时前

上海一个因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而进行封闭管理的社区外的工作人员，摄于2022年3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7小时前

毛泽东住在井冈山贺姓商人家里时，隔壁就是贺子珍闺房，“之间有花格子窗，可以隔着格子亲嘴”；贺子珍跟毛夫妻打架脸上挂彩对人说是“跌了交”，彭老总对她说：“你是个三不死的人呀：压不死，打不死，生不死！” 刘英还回忆：“毛主席开会就经常骂嘛，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还当着江青和张闻天夫妇说：“对女人就和吃菜一样，老吃一样菜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江青的反应，倒让我竟然对她起了一丝敬意：“江青听了把筷子在桌子上一拍，扭头就走。”） ---老高的博客：总书记夫人详议毛泽东的两任妻子

7小时前

1946–1948 年，朱理治领导的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把北朝鲜变成东北解放战争的隐蔽大后方：先后接纳约一万五千名伤病员和干部家属，经朝鲜境内转移并保存战略物资二万余吨，通过几条水陆通道转运过境物资累计超过五十万吨；朝鲜方面还提供了约两千个车皮的日军遗留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朱理治在给东北局的报告（《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里说，北朝鲜为中国革命“起到了大后方和桥梁的作用”。

8小时前

1966年，北京。林彪、江青同志的高清照，沙发上坐着的是陶铸。

8小时前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在北平被绞死。奉系军警此前突袭苏联驻华使馆，抄出大批共产国际指令、电报和经费账目，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在张作霖眼里，李不是“启蒙先驱”，而是替苏俄干活、勾结南方军阀、企图颠覆政权的“通敌犯”，所以以“里通外国、阴谋内乱”判处绞刑——同一段历史，在不同政权的话语里，身份可以从“汉奸”翻译成“先烈”。

8小时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过粤北，与粤军陈济棠部签订5项停战秘密协议，历时18天无战事。粤军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忠实执行秘密协议，采取“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并送给红军200箱子弹及食盐等。抗战胜利后，严应鱼辞职返广东平远县乡居。1951年4月，严应鱼因“历史反革命案”被判处死刑。1991年 7月，平远县人民法院予以纠正，定性错杀。图：严应鱼

9小时前

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55年少将，1983年病逝）之子的文章亲历腐败----军队的贪腐现象很严重，在敛财方面，只会比地方政府的贪官们来的更黑、更猛烈、更猖獗。没有亲眼看见的人和事，我不说了，只说一次亲身经历： 2011年8月，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中将的夫人左英阿姨（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病逝，接到治丧办通知后，福州去了20几个军队子女参加告别仪式，我家是我和三妹邓迎捷去的。临行之前，我三妹告诉我，说她公司的老总听说我们要去参加左英阿姨的葬礼，拿了一万元给她，说是作为邓克明家的份子钱。我一听就来气，搞什麽份子钱？没这个习惯。我三妹说，大哥你着啥急啊？你别管这些事，听我的吧。结果，到了上海，去左英阿姨家小灵堂祭拜的那天，刘培善中将的两个儿子，像两尊门神一样耸立在二楼入口处。我一看，他哥俩儿都戴着中将军衔，背着手，下巴翘得老高，一脸牛气，过去大哥长大哥短地叫我，现在升官了，变脸了。 “狗日的！我就不该来！”我心里骂道。我们在小灵堂烧香、三叩首时，我三妹把我叫到一旁，说大哥啊，咱们的一万元不该送，送少了，丢人哪！我说，怎麽送少了？还丢人了？三妹说，你看看那张桌子上，人家送的钱都是一摞一摞的。我走过去一看，吓了一跳，桌子上确实摆着一摞一摞的纸包。这麽说吧，如果我们一万元的纸包厚度是1，那麽一摞子纸包的厚度至少是20，我稍微数了数桌子上的纸包，20几骡子肯定是有了，也就是说，粗算一下，桌子上的人民币最少有3、4百万。我们下楼时，等着送钱的人排了一条长龙，曲里拐弯经过小花园，延伸到大门口。当晚，上海战友请我吃饭，这些都是1961年和我同时入伍到野战军的战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白天亲眼所见的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告诉了他们。他们竟然一点不惊讶，说鲁延哪，有啥奇怪的？刘培善的大儿子刘晓榕，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他弟弟刘胜，是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知道总后和总装在上海有多少下属单位吗？几十个！他们妈妈的葬礼，哪个下属单位敢懈怠？这次如果收入1000万，很正常啊！我从上海回福州之后，半年内很少说话，10月28日在我父亲忌日那天，我去墓地对父母亲说：我们的党完了，军队完了，国家完了，老百姓完了。

12小时前

周与江青的关系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陈　昭图：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上海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观看文艺演出

#周恩来 #江青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中央文革小组 #政治风波

12小时前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12小时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毛)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〇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13小时前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报纸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见图） 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 “ 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现译《基瑞法案》，原文：GearyAct)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李鸿章出访美国 #晚清时期 #中美交流 #教育问题

13小时前

《东方红》缘起史考《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一首叫《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的粗又长。” 歌词豪放直白，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抗日战争期间，《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里点睛之笔是最后的一句，一语道破当时相当部分光棍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真实诉求及心机状态…… 后来，《东方红》变成专用，最初其实是从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开始的： “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东方红》最终定稿：“东方红，太阳升，……”此曲宜采用中速和真挚、质朴、崇敬的感情演唱，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实际上，在这首歌专属之后，还曾一度被狗胆包天篡改挪用过…… 这个民歌早期曾有过的其他版本，如： “荞麦花，香喷喷，哥哥世上你最亲。叫声哥哥摸摸我，呼儿咳呀，浑身上下一团火。荞麦花，落满地，尔格的年轻人真不济，一把拉我到洼洼地，呼儿咳呀，亲了个豆芽嘴。” 又如：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扛长枪，三哥哥长得是强又壮，把俺(e,陕西话)拉进了高粱地。”…… 这都是些露骨直白充满生活气息的有色小调。最初创作、演唱这些曲子的那些黄土高原农民们恐怕压根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曲子进化成威仪赫赫的庙堂之乐，它还被载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太空广播！（老股／网文）图：1967年《东方红》合唱

13小时前

毛泽东衣服打满补丁，生活简朴？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最著名的展品是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这被视为他艰苦朴素的铁证。但如果我们拆解其背后的材质与维护过程，结论会完全反转。这件睡衣并非普通老百姓穿的粗棉布或麻布，而是极高支数的优质棉纱或真丝乔其纱。毛泽东皮肤敏感，且晚年长期卧床，对触感要求极高。他只穿那种洗得非常软、没有任何硬棱角的旧衣服。这种面料在当时本身就是特供品。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他要的“软度”，新衣服甚至需要专门派人反复揉搓、洗涤，直到“做旧”成他喜欢的触感才能上身。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和内勤回忆，毛泽东的衣服破了，并不是由身边的服务员随便缝补的。衣服（特别是他喜欢的睡衣）破了，需要送到上海（当时中国纺织技术最顶尖的地方）或者由北京红都的顶级裁缝进行修补。要求“补丁要软”、“不能硌着肉”、“颜色要一致”。这意味着裁缝必须找到同年代、同材质、同褪色程度的旧布料来补，或者用新布料专门做旧。为了补这几个洞，动用的物流成本（专机或专列捎带）、人工成本（顶级裁缝）和时间成本，足够买一卡车普通老百姓的新棉袄。这叫“以节约的名义进行的极致浪费”。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穿的那套中山装，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是经过顶级大师人体工程学改造的“特级定制”。北京“红都服装店”（原为专门服务中央首长的第12服装加工部）的首席裁剪大师田阿桐，是毛泽东的御用裁缝。田阿桐是当时中国裁缝界的泰斗。为了给毛泽东做衣服，他必须在半夜被接到中南海（甚至只能在远处目测尺寸，不能近身测量，后期才允许量）。毛泽东体型特殊——溜肩、肚子大、脖子短。如果穿普通的中山装，会显得窝囊、不精神。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装”）：垫肩：特制了弧形垫肩，把溜肩“撑”起来，显得魁梧。领口：加宽、加尖，以掩盖颈部松弛的皮肤和短脖子。口袋：上移口袋位置，从视觉上掩盖突出的大肚子。衣长：前后衣片长短不一，以适应他挺肚子走路的姿态。这根本不是普通衣服，这是通过服装设计来重塑领袖威严形象的顶级工程。其设计费和打版费在市场上是无价的。毛泽东的衣服看起来不光鲜，是因为他不喜欢“光面”的布料，但这不代表布料便宜。 1956年，为了迎接中共八大和出访苏联，中央办公厅特别指示相关纺织厂研发一种“挺括、不皱、透气”的面料。这种面料后来被称为“毛凡尔丁”或“12号料”（因为是第12服装部专用）。它是用澳大利亚进口的顶级羊毛织造的，但表面做了亚光处理，看起来不显山露水，实则质感极佳。所谓“简朴”，是建立在“绝对舒适”基础上的。如果一件衣服虽然新，但穿着不舒服（比如化纤、硬棉），他会立刻扔掉。他留下的旧衣服，本质上是因为那是经过时间筛选后最舒适的“奢侈品”。心理学分析认为，毛泽东晚年有强烈的 “恋旧癖”。他不喜欢环境变动，不喜欢新东西（包括新鞋、新笔）。他穿旧衣服更多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生理上的触觉依赖。即使在国力恢复后，他依然拒绝穿新鞋，新鞋要让警卫员先穿软了他才穿。这显然不是为了给国家省那一双鞋钱，而是为了他不磨脚。 ---重评毛泽东（生活篇2）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本书的考证图：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展出的毛泽东有七十三个补丁的睡衣。

14小时前

2003年SARS疫情爆發，中國北京郊區十三陵附近的一個村莊禁止外人進入。（圖／法新社）

#SARS #北京 #疫情

14小时前

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摄影才华

14小时前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隶属解放军海航某师的飞行员，海航某师是解放军战力相当强盛的空军作战师。刘承司是第一个驾战斗机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对海峡两岸的震撼极大。刘承司得到台湾当局颁发的1000两黄金的嘉奖，而他所隶属的解放军海航某师也因此被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据说，刘承司是听了敌台－－－台湾的“空军玫瑰”的广播。台湾空军专设了对大陆地区广播的空军电台，其中有位女播音员叫陈孟华，声音甜美而富有磁性，绰号“空军玫瑰”，她在广播中不断播报从大陆来台的飞行路线和联系方式，以及避免台湾空军将其击落的方法。图4：刘承司在台湾结婚照

#解放军 #飞行员叛逃 #台湾 #米格-15战斗机 #海峡两岸关系

15小时前

蒋方良(蒋经国妻子,原名费娜·瓦赫列娃，出生于白俄罗斯）)为“克难英雄”戴花，台湾，1951年摄。

1天前

赤脚穿草鞋，踮脚望着鬼子来。参军要参新四军， “大五”票子崭崭新。穿的是绸，吃的是油! 打起战来不要头…… 多少年后，在我的家乡还偶尔会蹦出中共在抗战时期诱惑乡民们的这首“四爷”(家乡人当时对新四军的称呼)招兵买马的宣传语。这样极度诱惑流氓无产者的宣传语其实一直伴随中共成长的全过程。 ---在受尽“四爷”诱惑的土地上抚摸抗日作者：江枫

1天前

1960年4月，周访问印度，周恩来依然彬彬有礼地关照女主人

1天前

1949年，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左）与蒋中正（右）见面。(AFP via Getty Images)

1天前

1967年缅甸反华势力打死打伤中国同胞回国

#缅甸 #反华 #打死打伤 #中国同胞 #1967年事件

1天前

约1935年，成都一家缝纫店铺。福尔曼摄这里左起五张笑脸分别是：咧嘴而笑、狡黠一笑、捂嘴而笑、抿嘴而笑、莞尔一笑。

1天前

“文革”期间也有“乱收费” “文革”期间，某些“服务”，却是要向接受服务者收费的。例如，枪毙人，公安机关要向家属收取子弹费。再例如，开着汽车抄了你的家，可以向你索取汽油费。枪毙人而向家属索取子弹费的事，我是亲眼见过的。那是“文革”后期了，我已十来岁。一天，听说邻村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杀了人，被县公安局抓走了。这小伙子常来我们村与同龄的伙伴们玩，我们这些小弟弟也总跟在他后面。他脸上总带着笑，给人的感觉是和善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忽然听说他杀了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那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他就在一个雨夜把这姑娘的未婚夫杀了。他一定认为，这未婚夫一死，自己就可以娶到这姑娘了。我想，他爱这姑娘一定是爱得很深很深，不然，不会头如此昏、心这样狠。不久，他被枪毙了。村中人用板车把他的尸体拉了回来。这样的死，按习俗是不能进祖坟的，只能埋在乱葬岗。板车停在乱葬岗边时，我们村一群孩子都赶去看。尸体连头一起裹在被子里，只一双脚露在外面。在现场，我从大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两件事。一是尸体上有七个枪眼；二是领取尸体时向公安局交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七个枪眼是因为行刑时向他开了七枪。七枪并不是同一个人打的，是好几个人共同打出了七个枪眼，至于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行刑，是因为他们要过枪瘾。我记得大人们谈论这件事时，语气是平静的，并未让我感到丝毫不满。我现在明白，即便亲属对七枪心怀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也并未对七个枪眼感到不解，只觉得反正是死，一枪和七枪有什么差别呢，潜意识里或许还有对拿活人练枪的羡慕———我毕竟是“文革”时期的孩子。子弹虽用了七颗，公安局却只收取一颗子弹的钱，按当时的规定，公安局并没有“乱收费”。其实，他们就是向家属索取七颗子弹的钱，甚至连拘押期间的伙食费都要家属交上，家属又岂敢有半句怨言。 1949年以前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倪复生，“文革”期间受到王洪文、朱永嘉等人的残酷迫害。倪复生在被拘押期间，受尽各种方式的拷打、凌轹，但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英勇不屈的倪复生，就这样在毒刑的凌辱和煎熬下，活了下来。在他本人遭受迫害的同时，他的家属和战友都遭到了株连。他所在的这个地下党支部，就有三个人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先后被抄了三次，其中一次是几十个人从隔离室押着他乘坐卡车去的，因此从他的工资中扣去了30元零六角的‘汽油费’。”（《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 ---亲历：文革中公安枪毙人后向家属索取子弹费

1天前

1946年中华民国全民普选记实我记得投票是安排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市内设了多个投票站，选民分区，分段就近投票。那时成都广播还不普及，只好把抗战中的防空警报用来派上用途。早上八点，一声长哨，表示投票开始。到下午四时，又一声长哨，表示投票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请选民抓紧时间去投票站。到下午五点，再一声长哨，投票即宣告结束。经过八年抗战，当时成都市民都是非常文明守秩序的，而且大多数人对政府是支持的。所以不仅投票率高，而且井然有序。我看见许多人都是全家高高兴兴地去投票。一种公民意识，无人说教，却蔚然成风。我当时虽然没有选举权（不是因为是“反革命”或“四类份子”，而是年龄不够），也穿着一身整洁的童子军装，戴上肩章、臂章、船形帽、兰白领巾，一副“小公民”的样子，随着家人去到投票站门外。投票站外也根本没有什么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是和颜悦色地引导着选民进去投票。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姐姐还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弟娃快快长，下次投票欢迎你早点来”！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大姐姐亲切的样子。但我直到今天已是垂暮之年，却从来也没有拿到过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选票”，当然也就更没有机会去行使一个公民应行使的神圣职责。这既是我、也是所有中国普通民众最大的不幸与悲哀！最后，孙震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高票当选。徐子昌获得近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关麟征位居第三。几位候选人选后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度。获胜者孙震向选民鞠躬致谢，话语非常谦卑，没有任何骄狂之态。落选的都承认失败并向当选者表示祝贺。没有谁说选举不公正或互相攻击的话。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那些开口就说什么“中国民众素质差”，闭口什么“民主普选不适合于中国”的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事实更证明说这种胡话的人，其素质才是最差的。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真正全民意义的民主普选，时间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少年时代的我，当时还并无当家作主投票的权利，但“童子何知”能“躬逢其盛”，至今回忆起来，犹觉是一大快事。而更具重大意义的是1946年11月15日，由全国民众普选产生的1361位国大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并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2月25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该法于中华民国三＋六年（公元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成了中国第一部实行民主宪政的庄严宪法。此宪法直到今天仍在台湾有效地实施。保证了台湾民众享受民主、自由的合法权利，更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楷模。 ---终身难忘：亲历１９４６年中华民国全民普选记实作者：严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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