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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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小时前

1942年黄埔系驻云南高级将领及夫人合照。 1942年昆明文化巷袁(鸿逵，字仲虎)公馆合影。二排左二黄维，左四郑洞国，左五袁鸿逵。三排左一晏玉琮，左三刘牧群，左四潘佑強，左六黄杰，左七关麟徵，四排左一陈秀山，左三霍揆彰，左四杜聿明，左五斐存藩，左六龙涤波，前排左二黄维夫人蔡若曙，左三郑洞国夫人陈碧莲，左五斐存藩夫人高明波，左六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左七关麟徵夫人徐孝仁，左八袁鸿逵曹曼霞，左十三李鸿谟夫人闰海阔。

15小时前

王光美秦城监狱12年 1967年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写了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称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江青在这个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去，宣布逮捕王光美。两个月后，王光美被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12年。在秦城监狱，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 12年里，她常常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王光美回忆说：“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1971年9月13日，继刘少奇之后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中国政治气氛有所缓和，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收到信后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 1972年8月18日，刘亭亭等4个孩子终于在秦城监狱见到了分别近5年的母亲。刘亭亭回忆说： “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也就是在这一天，王光美才知道，刘少奇已在3年前去世了。刘亭亭还谈到：“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 ---王光美为何被关秦城监狱12年？作者: 王友群

15小时前

毛的行宫金牛坝在抗战时候，成都是大后方，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在这里建了几座平房别墅。中共上台后，成为四川省委的疗养院。1956年，李井泉决定扩建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一流招待所。四川公安厅长还带着工程人员专程到北京中南海考察。为毛泽东建这个行宫，方圆一公里的农民住户全部被迁走。行宫当年占地400亩，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倍半大（后再扩建，为维园两倍多）。毛泽东的行宫园内除原有的古楠、银杏等树木，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行宫有楼房、礼堂、平房，还有室内游泳池。毛的平房为2200平方公尺，门窗地板全部采用古楠木。而最特别的是李井泉为毛泽东建的室内游泳池，仿照毛在中南海泳池的规格，长32公尺，宽25公尺，深2.5到7公尺。室内有暖气设备，常温29摄氏度，水温设定为27摄氏度。泳池水是抽取地下水，抽出的水为摄氏9度，再由锅炉加热。最夸张的是，每次加热一池水到27摄氏度，就要烧煤两万四千公斤。劳民伤财建的这座行宫，而毛泽东一生只在此住过23天。每次要烧两万四千公斤煤的暖水泳池，毛泽东却没有用过。因为据毛的御医李志绥对这次成都之行的回忆说，毛泽东猜忌心重，怀疑游泳池下了毒，不愿意下水，只叫李志绥等属下去游后告诉他感觉如何。毛皇帝在全国的行宫有61座之多，而金牛坝招待所只是其中一处而已，并且还是比较寒酸的一处。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作者: 蔡咏梅

15小时前

两面派、伪君子毛经常批判“两面派”、“伪君子”。茅于轼认为，毛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茅于轼写道：“毛泽东自己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教导别人要学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教育别人要有纪律，不要自由主义，而他自己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教育别人要 ‘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阴谋家，专门拉一派，打一派；他教育别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是，牺牲了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可见牺牲的是别人，胜利的是他自己。” ---茅于轼评论毛泽东作者: 王友群

15小时前

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我为什么关注冯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临头的我，仍不知“伟人”卖的迷魂药，还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听冯元春的呜放，准备反驳，哪知自己早被“伟人”装入了口袋。当天冯元春的鸣放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我惊得乍舌头：“好反动”，“简直是反革命”语言。在辩论会上，正反方发言的人太多，没有轮上我，如轮上定多一条“伪装”的“罪恶”。我和冯元春烈士只有过一次照面，那时我还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场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学生，同为女姓，年龄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她似乎比林昭还激进一些，批毛揭毛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为此，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刊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同去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编辑吴若萍（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现已离休）。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我骑自行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词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质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吴若萍先生，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有的又说她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极其一般，中等个儿，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订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吴若萍曾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到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接着，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胡风及朋友之间的私人来信件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思想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了。家无存粮，要是发生灾害农民便会被饿死。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的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到此无疾而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6·8”社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受尽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诉我说，她后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也就是坚持做人的人格与良知，决不屈服于暴政！在血雨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为了壮声威，显示“伟光正”，居然用她的人头祭毛的血旗，杀于南充，死时不足40岁。有说是乱棒打死的，有说是刺刀戳死的，还说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真理光不灭，千载奠英魂！”的满腔豪情。还听另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 ---作者: 铁流

16小时前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16小时前

图：1974年春节杨得志全家于武汉留影杨得志的全家合影，照片中14人一式军服，杨的6个子女和儿媳、女婿全是军人。

1天前

结婚登记结婚要领结婚证。但那时具备结婚条件的人要写结婚申请书，经单位领导研究批准，并出具单位介绍信，婚姻登记处才予以受理。申请书必须要写的情真意切，能够感动领导才行。当年我们是在呼和浩特回民区登记结婚的。记得我们先在单位拿到了同意结婚的证明，然后才一起去的区委民政办公室。正襟危坐的文书要我俩并排站好，对着毛主席像毕恭毕敬地鞠躬，然后跟着他念几段毛主席语录：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 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 “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 “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 “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 他最后带领我们高呼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在我们念语录时，办公室的门口、窗外早已围着一些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也许想先学一学，将来轮到自己时好对付。但我感到他们好像在动物园看猴子表演，看得我俩浑身好不自在。前后大约折腾了约半个小时，文书才取出两张彩色的《结婚证书》，在上面认真填写我俩的名字。一场结婚登记，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不过，当时结婚登记是免费的，领《结婚证书》没花一分钱。领结婚证时，民政部门还发给我们一本《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部分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 “ 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 ” 再往后翻，记不住是第几页，只见上面写着： “ 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 ” 再下一页接着写到： “ 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 ---老绥远韩氏：文革婚恋纪实

1天前

饥饿的北京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金凤：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

1天前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老鬼：1960年代的亲情

1天前

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作者：荷塘月色

1天前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 文革”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４０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４０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　４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２０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４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４个人吓了一大跳。杀完人后，我们５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１９７０年被传讯的。关押了１０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５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杨里克

1天前

这期间曾有这样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深刻。它发生在兰州，时间大约是1967年秋冬之际的一天（具体日期已记不准确，但在机关档案中可以查到），在我收到的数十份电报和文件中，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1天前

卡拉OK女招待 1993年，上海一家夜总会里，卡拉OK女招待正在等待客人。（图片来源：Tom Stoddart/Getty Images） Karaoke Hostesses Karaoke hostesses waiting for clients in a Shanghai club, 1993. (Photo by Tom Stoddart/Getty Images)

2天前

南京小屠杀 1970年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判处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有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看十几辆刑车、警车和军车押解这些“ 反革命”游街示众。所有“犯人”都被揪住头发，仰起面孔，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车队出体育场北大门，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驰往凤凰西街尽头的刑场。11位死者，其家属事先未获任何信息，他们的骨灰后来也全都不知去向。继这次“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相继又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同一日（12月10日）双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一个刑场被杀害。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年前后，57名“现反”全部获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100%。一位当年的当事人回忆说，“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1970年3月6日，它已牢牢嵌进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脸上的那种愤懑、绝望、恐惧、无奈、痛苦的神色；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听闻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刑车缓缓行进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脆弱的神经；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晃动在缓缓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向广袤的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 ---作者: 袁斌

2天前

九岁的反革命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有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学生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 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因为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54名同学齐刷刷地站起了53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其实，并不是只有9岁的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那个深夜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让我像小狗一样敏锐地嗅到了那两句篡改了的歌词的危险气味！翠儿最终被作为篡改歌词的原创作者当上了最小的反革命分子，每当开批斗会，她都会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台去接受群众批判。不同的是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去，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去。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因为翠儿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了那个让人恐惧的年代了吧。 ---作者:齐鲁狂生

2天前

侨汇券背面的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各种各样匹配的票证，比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果票、酒票、烟票，等等等等，才能买到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票证，只要是城镇居民，每人都有一份。但另有一种侨汇物资供应券，简称“侨汇券”，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了。它只属于有外汇收入的家庭，相对于普通票证而言，侨汇券就是一种特权券。最初，因为实行统购统销，粮油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侨眷收到海外亲人的汇款，兑换成人民币后也买不到东西。于是海外华侨就改汇款为纷纷往家寄饼干、寄罐头、寄奶粉、寄黄油，邮局的业务倒是很兴旺了，可国家的华侨汇款却没有了。对于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往来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外汇管理局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根据外汇数额配发等量的侨汇券，赋予外汇以购买紧缺物资的特权。 1958年，侨汇券率先在福建省发行。随即，广东、广西、上海、湖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发行侨汇券，让有外汇收入的家庭，能凭借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到紧缺商品。当时的华侨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只要凭借侨汇券就可以买到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而且价格便宜。当时国家为了提高外汇收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划拨出大量紧俏商品供应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归侨。这样做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将美元汇回国内，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1962年国家侨汇收入达到了5000万美元；1963年原定计划完成7000万美元，实际完成了8000万美元。这些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外汇周转，解了燃眉之急。侨汇券诞生于1957年7月30日，1992年废止。 ---作者: 徐敏

2天前

唯一的乐趣据李志绥回忆：“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 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是怎么死的？作者: 王友群

2天前

在京夫子写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又食武昌鱼」，这可不是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中的「武昌鱼」，这个「武昌鱼」指的是一个湖北军区文工团出身的军队护士小于，这位很容易紧张，动不动脸红的绝色女子老家在鄂西姊归县长江三峡岸边上，还是王昭君的正宗小同乡。毛泽东平时想搞谁就搞谁，甚至当着人家丈夫的面留下他妻子陪其过夜。老毛不知玩儿过多少女人，没想到却让这条「武昌鱼」给扎了嘴。小于年轻、亮丽，毛一见就非常满意，总爱跟她讲笑话，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武昌鱼」。小于初来时和李志绥一样，对毛无限崇拜，仰望毛如泰山北斗。但很快泰山塌顶北斗坠落。张玉凤两次看到她从主席的卧室里冲出来，然后伏着走廊的墙壁哭。很快的，部队医院来了人，把她领走了，再没有了她的消息。意外的失败让老毛的情绪坏透了，他把湖北省委书记叫来痛骂了一顿，省委书记被骂的脸色发青，浑身大汗淋漓，听到一声「滚」后，头也没敢抬，一步一步哆里哆嗦的倒退着出了门。因为没有女人，毛又陷入整晚整晚不能入眠的状态。而这位「不听话，不懂事，缺少工作和生活经验」的绝色女子后来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私人医生李志绥泄露毛的最大嗜好” 瞿咫

2天前

四位姨太一九二二年，曾任滇军旅长的三十六岁朱德倦勤离职，带着六万大洋与四位姨太太由川至沪，想过一段快活赛神仙的悠闲日子。不巧，朱德接触上中共人士，迷恋上马列红，认为找到救国真理，决心脱胎换骨参加革命。其时时髦留洋，朱德决定留德，看看人家到底先进在哪里。不过，革命与赴德，可是一个与原设计180度大转身的弯子，总不能带着四个老婆一齐去吧？为了处置四位姨太太，朱德与四位姨太太召开了家庭圆桌会议。朱德对她们说：现在我不想作军阀了，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一个太太；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留下两万作出国留学之用，还有三万多元，分作四份，每份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能留一个太太，谁愿意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四位太太自然都抢着要“跟”，争闹起来，无法解决，只得采取最公平的抽签，结果最美丽的何太太抽中，其余三位各发八千大洋，予以“遣散”。八千大洋可是一注大进帐，至少相当今天八十万，省俭一点，一辈子衣食无虞。三位太太跟了朱德这些年，也算回报颇丰，领回一笔不菲的“青春损失费”。后来，朱德在延安对范长江说自己“半生军阀半生红军”，这半生军阀可不是虚的，而是有四位姨太太及六万大洋作注脚的“实质内容”。那位跟着朱德赴德的何芝华（贺治华），年轻貌美又喜欢交际，加之“革命了”，接受西方现代婚恋观念，经常“自由”地与中国留德生交往起来，不久便引来众多追慕者。何芝华倒也不避不遮，毫不隐瞒地将一切告知朱德，甚至将一大包别人的情书交给朱德：“你帮我看看，判断一下哪位男朋友是真心，最可靠。” “革命后”的朱德，看完情书，很诚恳地对何说：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于是，何芝华便跟一位留学生走了。不到半年，何氏花完钱，那留学生又无法维持她的生活，她还真回头来找前夫，要求重拾旧欢。朱德同意她回来，一九二五年又带她去了苏联，生下朱敏。一九二六年五月，朱德奉命先行回国，何芝华随即爱上从法国入学莫斯科东大的革命青年霍家新，与之结婚。张国焘妻杨子烈《往事如烟》中说，何芝华柳眉杏眼，妖娆有致，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干热得像团火。一九二七年夏，霍何夫妇回国，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何芝华赴沪做了中共中央“交通”。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上安排霍何夫妇同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一间大洋房，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与邓小平等人接头地点。其时，罗亦农的赏格为三千美金。霍何夫妇每人每月生活费仅二十五元，根本不够用，又因出入酒店舞厅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深夜不归，多次受罗亦农批评，植恨在心。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他们告密出卖罗亦农，以期领赏。只差一分钟，邓小平也将被捕。十天后清晨，一支迎亲队伍来到霍何宅前，鞭炮声中，中共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冲入房中，迫其交出党员名单，打死霍家新，打瞎何芝贺华一眼。红队本拟再到医院杀何，因国府派员看守严密，没机会下手，加上夺回名单，未再追杀。何后回四川。朱德遣妾及何氏这段“革命+恋爱+叛变”，当时中共人尽皆知，但出于众所周知的“神化”，1940年代以后便是不可触碰的“红色忌讳”，久久湮没，厚厚尘封，笔者首次与闻很是惊讶一番。笔者多事，替朱德扳扳手指，如加上老家原配与后来井冈山的伍若兰、康克清，朱老总一生至少“七美缘”，超过风流诗人汪静之《六美缘》。 ---朱德，军阀造反的故事作者: 裴毅然

2天前

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炕头上

2天前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天前

井下批判会

3天前

司马璐说，“毛泽东初上并冈山是不懂军事的，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后来又在德国正式学过军事。彭德怀上井冈山带的是国民党受过正式训练的部队。林彪出身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学生，最年轻。毛泽东领军，最初依靠朱德，后来用彭德怀制朱，再后来又以林彪制彭，毛在治军方面惯用‘将将之道’。” 但遵义会议以后，“朱毛”的提法在中共文件中消失了。有人说到朱德对红军的创造与贡献，朱德一定赶快纠正说：“党的武装斗争的开创和发展，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握有中共军事的最高决策权。朱德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此后经常留在延安，彭德怀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根据毛的指示，直接指挥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朱德变成了一个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个闲人。在司马璐眼里，朱德、彭德怀和林彪政治头脑都不简单，朱德最早看出毛泽东要做皇帝，绝不露口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朱德以明初朱元璋得天下大杀功臣为训，以打猎，种兰花安度晚年。 ---司马璐谈朱德作者: 袁斌

3天前

杨森回忆录：朱德无行，种鸦片，铸假币，刮地皮，无所不为匪酋朱德，为四川之仪陇县人，当彼在昆明、云南讲武堂学习时，余以参加第二次革命，被洪宪余孽川督胡文澜通缉，适朱匪肄业云南讲武堂，亦流亡在滇，即与之相识。嗣又同在滇军部队工作，而彼之职位，始终低余一级。滇军因讨袁来川，朱德时任旅长，驻防川南之纳谿合江等县，德即据地称雄，以酋长自居。在其戍区内，提倡种鸦片烟，满山满谷，罂花遍地。更将原行之当十当二十铜元，改铸当为五十当百铜元，预征钱粮至民国三、四十年。并授意部属，绑票勒赎富民，将川南穷乡僻壤掘至入土三尺。本人又抽大烟、打麻雀（打麻将赌博）、滥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一切行为，无不应有尽有。其姻兄周官和，曾劝其忏悔罪恶，放下屠刀，信仰佛教。两人具名曾在成都挣寺上一匾额，金碧辉煌，大书人天共仰四字，皆为事实。殊朱匪劣根成性，不证人天共仰之佛法，即于是时受川南陈皮袁暴动影响，遂决心留学德国，实行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之共产党，学操刀杀人，鱼肉群众，口里念弥陀，心中蛇巢窠，其朱德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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