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3016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97634

阅读

24分钟前

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竟被定价一元上世纪 60 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 破四旧 ” 运动。短短一年时间，各地就查抄了成千上万件文物古董，堆在仓库、寺庙和地下室里。没多久，这些旧社会的 “ 糟粕 ” 堆成了小山。这些 “ 破烂玩意儿 ” 一部分被送到了炼铁厂烧火，一部分则放在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廉价卖给外国人。 1970 年 6 月，上海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收来了 60 万件书画作品。为了将这些破烂卖掉，公司起初定价 10 块钱一件。但后来经理担心价格过高外国人不愿意收购，白白浪费了运输成本，于是索性将价格定为 1 块钱一件，随意挑选。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藏家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抢购，大包小包地 “ 卷走 ” 所谓的破烂品。殊不知，这 60 万件 “ 破烂 ” 里有无数国宝级的古画作品，外国人用 1 块钱买去后，转手就是几万倍的获利。为抢夺这批宝物，一些外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天 8000 美元的高价酬金，请进出口公司的员工帮忙抢宝。几天之后，事情就传到了书画大师谢稚柳的耳朵里，谢稚柳当时是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谢老听说此事后，气得当场发飙，将茶杯摔得粉碎，并连叹三声： “ 败家子，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 ”“ 国宝不能如此贱卖，就算拼了命也要去争！ ” 当天夜里，谢稚柳找来郑为、承名世、钟银兰、朱恒蔚、万育仁、黄桂芝等文物专家组成两支小队，一路由承名世带队，去浙江慈溪清理上海进出口公司存放在此地的文物；另外一路则由谢稚柳、郑为带队，在上海玉佛寺等地清理、鉴定文物。谢稚柳、郑为等人率先进入玉佛寺鉴宝，当他们推开玉佛寺的大门时，发现大殿里到处堆满了成捆的古画，这些古画像垃圾一样满地丢弃。郑为随手从一捆画里抽出一幅，仔细一看顿时惊叫起来： “ 这是八大山人朱耷的《蔡邕赋》。 ” 而一看价格，仅标价为 1 元。在整个上海博物馆里，仅有一件《蔡邕赋》存世，可见其价值之高。此外，还有大幅的褚遂良真迹等重要文物。在玉佛寺里，他们挑出了 500 多件珍贵文物，然后悄悄将这些文物藏入地下室保管起来。随后，他们又进入了一座仓库。仓库里的铁架子上堆满了书画，郑为在铁架子上发现了一幅明代唐伯虎的真迹，这件宝物放在今天也是价格数千万的珍品。在浙江慈溪，承名世等人也连夜奋战，抢救文物堆里的国宝。他们先后找出了 2 万多件珍贵国宝，使得这些文物珍品避免流失海外。整整两年时间，在谢稚柳的带领下，小分队从 60 万件书画作品中捡选出了 10 万件国宝级文物。而在鉴定和保管这些文物的过程中，他们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管文物，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尽家财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宝物。 ---作者：御承雅赏转自《厚德堂古董》

7小时前

正是根据莫斯科解密的档案，潘佐夫在书中透露，在毛泽东当年通过在延安整风巩固其党内权力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背后的斯大林在帮助毛巩固权力方面有时候甚至比毛本人更积极。斯大林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共1938年出版苏共的《联共党史》后，毛也开始效仿斯大林，开始改写党史，树立自己的正统领导地位。此外，潘佐夫还提到已故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其后高岗被斯大林出卖给了毛。而毛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并因此得到了100万美元的拨款。因此，“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潘佐夫看来，毛是20世纪“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作者: 林辉

7小时前

1954年开始筹建，1959年建成开馆的中央档案馆坐落在北京西山的一个极为偏僻的角落，门口有武警守卫。网上的数据显示，档案馆藏有档案80余万件，数据8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中共领导人的手稿。数据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政后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档案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虽然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档案馆已向社会开放了数十万卷、册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史料，但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许多绝密资料却甚少公布。在胡锦涛几年前全退时，曾两次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签署主席令，解封了5项列作保密、防扩散的档案，其中一项是“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受到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等事件档案”。解密资料显示，在33年期间，武装暴力攻击、袭击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事件共发生3447宗（件），针对毛的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35宗、刘少奇12宗、周恩来17宗、朱德9宗、林彪8宗、邓小平11宗……这些暗杀事件的背后无疑充满了刀光剑影。但似乎解密也仅限于此。据说，只有一些达到一定级别的研究者在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入馆内阅读某些绝密数据，但却不能用笔记录，而只能靠大脑，能记住多少就记住多少。至于看到的内幕能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研究者就自己掂量了。而看过档案的一些学者私下表示，如果中共的那些档案数据真的被公开，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想将这个党彻底销毁。因为那里边充斥着的是无尽的阴谋、杀戮、争斗，记录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每个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嘴脸和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恶行。或许也正是因为有所顾虑，中共不敢也不愿解密档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中共真实的档案数据就绝不会公布，因为公布就意味着加速中共的垮掉。不过，没有人否认，在不久的将来，中共的这些秘密档案一定会像东德、苏联的秘密档案一样被公诸于众，名字就叫“中共时代文件”，它们也将注定将成为警醒后人的历史见证。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作者: 林辉

7小时前

姜凤林：真实的“东陵大盗”是八路军共产党孙殿英盗墓不假，不过孙殿英盗墓是小巫见大巫，他只盗掘了乾隆和慈禧两座陵墓，而清东陵共有五座皇帝陵墓，太后陵四座、加之嫔妃陵墓共计157座。如今这些陵墓无一幸免，除去被孙殿英盗掘两座，其余的所有150多座陵墓都被八路军盗掘一空，如此说来真正的‘东陵大盗’是八路军共产党！日本侵略占领东北，随即在清东陵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并在此建“日本驻马兰峪领事馆”为满洲国和溥仪看守大清国的陵寝。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本投降，把守陵墓的日本军人撤走了，伪警察也解散了，共产党乘虚夺取了这里的政权，当时辖清东陵的八路冀东军区１５军分区军队占领陵寝一带（就是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部队）他们打着“打倒封建地主头子皇帝”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１９４５年９月，曹致福（共产党冀东军区司令）指使部下张尽忠（１５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长）王绍仪、介儒、等300多八路军以斗争大地主的名义大规模盗掘清东陵。八路军张尽忠不愧为情报队长，提出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以迷惑群众，他们害怕人民反对就宣传“乡亲们，共产党早就说了，一定要打倒大地主。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于是乎，由八路军领导的，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千人浩浩荡荡的盗墓大军出现了，他们盗掘了所有皇帝皇妃的150多座陵墓。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上蒋介石为此痛斥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周对此事无言以答。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所有陵寝洗劫一空。清东陵被盗后便再也无人管理，八路军又去抢劫活着的地主老财了，盗墓口一直到1952年清东陵成立文物保管所时才堵砌上。由于洞口长期未堵，当地许多百姓都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惠陵地宫里那位娘娘的尸体一点儿未烂，面目如生。她浑身被扒得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社会上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他们为了取金子，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参与盗陵的人员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年八路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如果打不开，则直接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地宫构造还是给盗陵分子造成了不少麻烦，弄开每一道石门都殊为不易。盗开一座地宫，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据后来案犯供称，每次盗开地宫，都是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入，然后才是几个头目。为了防止盗匪们抢夺、私藏珍宝，地宫内点燃几十只松明火把，张尽忠站在高处持枪监视。盗陵完成后把宝物集中到神厨殿。先由张尽忠、王绍义代表军分区挑拣，然后按三、六、九等瓜分，他们挖掘景陵地宫，对康熙大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景陵地宫这个“碉堡”，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最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更乐不可支：“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当年清东陵被盗的消息经过一个叫张树廷的国民党报告后公开了。一时舆论哗然。“共产党盗陵”之说随即流传开来。郑恩普在张树廷提供的消息之上，指名道姓地说清东陵被盗是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治甫、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等人所为。但是随着共产党的藏匿与压制这些消息就渐渐的淡出了。目前的中国人只知道小盗孙殿英，却不知道大盗共产党了。

7小时前

网文：说几句常林钻石常林钻石重158.786克拉，长17.3毫米，颜色呈淡黄色，质地纯洁，透明如水，晶莹剔透。晶体形态为八面体和菱形十二面体的聚形，比重3.52。常林钻石是由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华侨乡常林村农民（时称临沂地区岌山公社常林大队社员)魏振芳于1977年12月21日在田间松散的沙土中翻地时发现的。她把这块宝石献给了国家，成为我国的国宝。这块钻石以发现地点常林村命名为常林钻石，原收藏于北京地质博物馆。，，，，，，传说常林钻石被胡耀邦“借去鉴赏”，失踪于胡家中的写字台上。地质部去人催要了几次，那边说可能被保姆当石头给扔了。没办法。地质部怕担责任，用有机玻璃复制了一块放在展台上，由两位馆长和一位部长签了张纸条放在保险柜中才算了事。 2016年11月15日，香港市面传出150g克拉的常林钻石重现人间的传闻，多家珠宝店均收到150克拉黄色原钻的出售询价，开价从600万-1000万港币不等。中国建国以来第一大钻石常林钻石在香港重现人间，恰逢胡耀邦孙女香港住宅被窃。现在的线索就这些，再说多了就是不负责任了。看资料钻石是80年代初地质部借出去了。同时，那段时间一个叫温家宝的地质部工作人员火箭提升，最后身居高位。没有正处经历，直接副厅，然后根本没有熬年头直接提拔，81-86，副处到正部，最难的正处-副厅，厅-副部，都是轻松翻越。看来是不是很有关系啊。看看他老婆的职业，中国钻石皇后这样的桂冠不是谁都可以承受的。

8小时前

网文：同样借《二十四史》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何不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马衡，，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讬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要看《二十四史》，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泽东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8小时前

安徽金寨县高炉，摄于1958年。 Blast furnace in Jinzhai county, Anhui, photographed 1958. (All China makes iron and steel, Peking 1959).

8小时前

2005年1月26日，由杭州始发开往贵阳的L199次列车，由于大量民工返乡过年，这趟列车所有车厢爆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8小时前

1.在英国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猴抱桃玉雕 2.《女史箴图》（局部) 藏于大英博物馆

8小时前

网文：無產階級革命家兼文物大盜康生康生不僅是個極端陰險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個國家文物珍寶的大盜。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職權，煽動青少年去「打砸搶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奪，在浩劫中大發國難財。據統計，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後到北京市文管處32次，竊取圖書12080冊，竊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康生侵佔的這些圖書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機會而竊取的，其中包括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惜華、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書畫。還有25個單位和31個倉庫中「無主」戶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納入私囊。傅惜華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戲曲研究院圖書館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國有名的藏書家。他的藏書，以多、全、好馳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風剛剛颳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並且一再囑咐：「他的書一定不要丟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華的書已經抄出被集中到國子監藏書庫，顧不得讓人代勞，趕緊親自驅車前往。到了書庫，一屁股坐在一個破木箱上，動手破捆挑書。就這樣，傅惜華的藏書經過紅衛兵一抄，轉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舊」的「革命」也就完成了。康生的佔有方式，五花八門。試舉幾種：一曰借條佔有這是「文革」前康生竊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宮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龜硯，被康生看中，說是「借」去看看，不僅久借不還，還被康生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據爲己有。這種唐代陶龜硯留傳下來的極少，國內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縣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處包括從故宮「借」來的這件共有三件，這三件名硯都是無價之寶，被康生以編硯史爲名，從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庫房「借」走。由於久「借」不還，不好入賬，只好爲康生辦了調撥手續，歸康生所有了。二曰無償佔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處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說「你看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這是清朝搞的，我從前有一本，不知誰給拿走了，找不到了，這本我拿走了吧！」就這樣，這本清朝的《百家姓》讓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頭陣，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夥，擁進文管處庫房。他們像入了寶庫，葉羣和幾個武夫爭搶金銀珠寶，康生、陳伯達則虎視着圖書文物，各自佔領一攤。他們覺得在管理人員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最後各自帶回，歸己所有。這一次，庫房的圖書文物，幾乎被他們洗劫一空。一次，陳伯達從文管處劫走一件價格昂貴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後堅持也要一件。當時文管處庫存已無此物，只好從外貿部門以1350元高價爲他購進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給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三曰廉價佔有宋拓漢石經，據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國內僅存3件，是異常珍貴的文物，而康生僅付10元就取走了。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極其名貴，價值數千元，康生僅付5元就取走了。再如宋畫院仿趙幹起蛟圖，價值千餘元，康生僅付1角錢取走。此外，康生還掠走歷代銅印及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達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漢代陳宮、董永等名人銅印，也有現代陳半丁、齊燕銘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5分錢到5角錢的折價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圖書文物的真正價值，若在國際市場出售，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任何一件都能成百萬富翁！」四曰掠奪佔有「文革」前，大慶出土了一塊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這是研究地質的珍貴資料，根據國家法令，應爲國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爲己有。不僅如此，他還挖空心思要工藝美術公司將這塊化石做成硯臺蓋，另選精料配製龜形硯身。1970年初，康生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僱用了144個工人，從山西開採了兩方大紫石，因斷層太多，未做成。最後，又從石家莊買了一塊香油磨石才做成龜形硯身，前後一年完工。而康生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給，攫爲己有。硯臺加工費和無以計算的運旅費用都由國家負擔。江澤民也不手軟一位高人被招進中南海給江澤民發功治病，回來後，對朋友大呼中國沒救了，經朋友一再追問才知道，江澤民的別墅內滿目國寶，金碧輝煌，簡直就是把故宮搬到他家去了。文物大盜裏要沒有江澤民的名字，那他太冤得慌了。

8小时前

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后不久，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改由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

1天前

一幅日本丝绸画，描绘圣母玛利亚身着和服式蓝袍，温柔照料摇篮中的婴儿耶稣，两人均有光环，背景融入日式纸屏风与星空，体现圣诞降生场景。

1天前

中式圣诞图

1天前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中的荒诞外交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图1：1967年，周恩来接机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姚登山图2：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外交官手持铁棍和瓶子攻击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后门等候的警察和媒体记者，这场冲突被历史性地称为 "德文郡街之战"。

1天前

按照陈小雅书中的破案侦探，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运动，因支持谭延闿主政“革命政府”有功，谭经章士钊之手，把颇有“政治贿赂”嫌疑的两万大洋捐赠给毛泽东及其同伙。毛仅从那笔巨款中拿出少部分资助留法学生，留在他手中的余款此后就再无明确交待。正是在此时，唯一知晓捐款内情的彭璜突患神经失常，毛泽东头一天送彭住进医院，次日彭即突然失踪。彭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给那笔捐款事件划下了十分可疑的句号。(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1天前

留法的蔡和森等人既学不好法语，也不安心在工厂打工，落魄的勤工俭学生活把他们一个个都煎熬成憎恶资本主义的愤青。其中愤青得最激烈的就是蔡和森其人。后来经周恩来牵线，他们与俄共在法的特派员接上头，从中领取活动经费，建立起中国旅欧留学生的共产党组织。蔡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大发职业革命家的酷论，他鼓励毛要拿出“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的勇气，去“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投身“公然为恶”的事业。经蔡和森频频从法国传回有关马列主义纲要的文字，毛泽东才拖着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尾巴，初步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1921年7月，毛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维京斯基一手操办的中共“一大”会议。会后，他与诸位代表都获取每月三十元大洋的“生活费”补助，成为吃上了布尔什维克饭的职业革命家。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1天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文革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革开放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这些人在文革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 ---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一书

1天前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一书

1天前

张杰：中共是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失的真正罪魁如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除了以祖传和古时文化交流等合法方式出境的外，不是外界所言的仅仅是两大类型：战争劫掠和盗墓、非法走私。其实，还有被不为世人所知的第3种类型，而这第3种类型才是近60年中国文物流失的主因，而且中国文物流失数量在近60年里可谓是真正的天文数字。年逾80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曾说：“所以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诞生于上世纪1960年中共制订的《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由此沿用了47年，除“文革”初期最混乱的两三年外。“文革”以后，标准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工作人员简单地认为1795年后文物都可出口，因此放行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洗，国内文物结构和存量已发生改变，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未限制出口的文物因存量越来越少而愈显珍贵，有些时间段的文物甚至出现空档和因中共建政后长期严重的贸易出卖流失而导致的缺失开始浮出水面，如清嘉庆、道光年间文物如今在国内市场上已绝少见到。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10月，中共国家文物局才下文叫停了“外贸批量出口文物”。这期间近40年，中共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以外贸部门为主)一直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谓的“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创汇商品，以换取所谓文物贸易出口外汇，支援中共所谓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当时很穷，又很需要外汇，那时哪有多少可供出口换外汇的商品呢？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曾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作如上寥寥数语，就轻松开脱了这段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的隐蔽的外贸创汇历史。中共的外贸出口文物一般由各地经营单位从社会征集，尤其“文革”期间，不少“查抄”文物充入其中。按中共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出境，由当时4家口岸的文物出口鉴定机构检验并办理相关手续，但因只有标准而没有数量限制，外贸出口文物数量庞大，由此被人为撕开一个巨大的文物外贸破口。据文物外贸统计显示，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短短时间里，中国每年出境文物就达百万件以上，合计就被中共合法盗卖了2000多万件文物，中国文物的悲惨命运，在中共独裁专制的昏庸统治下，冰山始露一角。如此庞大的文物外贸天文数目，令人触目惊心，国家无数文物珍宝，就这样被中共政府“合法、无限量限制”地被卖到了海外。而这样的实情，又有几个中国民众知晓，而被所谓合法贸易流失掉的文物，得来的款项，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中共官方讳莫如深，至今无人知道相关款项的具体去处。如今提到中国文物保护，都说是费钱的事，而实际上，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共尽管实行所谓“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特许出口政策,但作为中国少有的“硬通货”——文物，而实际操作却如上文所披露的文物“无限量限制”出口，成为创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文物损失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共却不管不问。为了解相关数据，某报记者（为保护国内当事人，暂不列名字）曾专门询问中共外贸、商务等部门，却一无所获，但我们还是能从零散的数据中，窥见中国文物出口“冰山一角”：资料显示，广州市文物总店1960年7月至1991年创汇总额达5219万元；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今北京文物出境鉴定站)1973年至1986年间鉴定出境文物(包括旧工艺品)468万件，截留文物30万件;在外贸批量出口被叫停的1992年，全国99家文物商店中54家有外销权，销售额1.2亿元。而“文革”最混乱的两三年间，中共文化部门其实名存实亡，文物出境标准在中国很多地方被人为搁置，相关文物外贸工作人员对之更弃之不用，导致外贸出口文物几度严重失控、泛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10多年后，中共才大言不惭地对外宣称他们的外贸出口文物历史画上了句号。而事实是，画上的仍只是逗号，中共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出口还是远没有结束停止，只是出口总量上稍有下降而已，这根据上文的数据资料就已不难看出。 “我们意识到，出去的太多了，如果都出光了，这段历史就可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再出口了。1985年年底，时任中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吕济民和我一道参加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一次关于对外交往的会议。会议上，有人提出外贸批量出口文物应当停止。这一建议得到外贸部参会的一位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会议最终作出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的决定。”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 1986年6月，中共文化部文物局迫于多年来文物贸易流失严重的现实，开始向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管会、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对外贸易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销文物鉴定放行的通知》，外贸库存文物被要求全部移交到文物部门。时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是1985年调入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工作的，正好经历了这段时期。据他回忆说：“文物移交前两三年，外贸部门听到了风声，就突击出口文物。那时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成批地验放文物，北京地区文物出口达到最高峰时，一年有四五十万件文物出口(外贸部门的大约占了80%)，有8家单位经营这项业务。叫停外贸出口文物后，（文物）出口量大大缩减。北京口岸出口的文物一下子从几十万件变成几万件。变化很显着。” 尽管这一变化的影响持续至今，加上社会环境的变迁，审核出境文物相比以往下降，但中共1949年以来的专制文物贸易出口体制，已经导致了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物损失，中国文物持有总量的锐减和珍稀文物的损失尤其无法弥补。 “现在向我们申报出境的大都是复仿制品或一些民俗物品，连文物都很少见到了”，2008年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陈平说。安徽省的情况也类似，“上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要鉴定上万件出境文物，现在一年就鉴定几百件”。安徽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周晶晶介绍说。有的鉴定站甚至多年没有办理文物出境业务了。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现实是，在文物走私猖獗时期，合法出境渠道成为非法出境刻意规避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初，由于中共文物市场监管不力、打击文物犯罪力度不够，大量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失(部分查获走私文物情况见柱状图，略)。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2年,中国海关查获走私文物2.5万件。文物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其令人咋舌的暴利。

1天前

1975年澳大利亚排球队运动员访华进行友谊比赛期间拍摄的照片选

1天前

图1-2：大炼钢铁时期，国务院机关也砌了炉子，把几个铁栅栏门都弄去炼钢了，结果炼成了废物。图为毛在中南海炼钢炉边。图3：周恩来和陈毅58年12月在湖北麻城县五四人民公社凤凰窝钢铁厂参加打铁劳动。图4：宋庆龄拆了住宅花园，盖上灶炉成炼钢战场。

1天前

1979年美院宣布我的政治结论，撤销以前的诬蔑不实之辞，决定发还抄家物资，留在美院的那部分私产，陆续发还给我，其中书籍画件约损失20％，还算幸运。不过，其中比较重要的书画文物，由于中央文物局的某次命令，调归国家保管，被北京市文管会调走，此时只发还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剩下三十三件，声明已在某年处理掉了，没法归还。经我调查，原来北京市文管会认为叶浅予的反革命罪行翻不了案，他的财物可以自由处理，大权在握的人，如陈伯达、康生之流，虎视眈眈，谁不想乘机捞一把，而文管会的抬轿子、拍马屁老手，乘机献媚，请这班权贵人物随意挑选，大发横财。谁知叶浅予的反革命帽子竟然摘掉了，这三十多件原属叶某之物，一时没法退还。我说这批文物到底如何处理，处理给谁，开个单子给我，注明每件的去向，我自己想办法找回来。北京文管会得此下台阶机会，乖乖地开了个清单给我。现将此文件清单抄录如下：　　《北京市文管会叶浅予提供书画文物抄件》（见图） 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了我的政协委员职务，这年开会时，第一次小组会上，我严肃地声明，我是戴着反革命帽子来参加会议的，希望政协能够帮助我把问题弄清楚。这一说，会议顿时冷场，秘书处的人马上向我了解情况，表示一定向中央专案组办交涉，劝我安心参加会议。在此期间，我两次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告了状，要求向那班吸血鬼追回我的私产。可惜收效甚微，截至1986年，只追回七八件，不到全数的1／4。 ---细叙沧桑记流年作者: 叶浅予

1天前

故宫曾5毛贱卖清朝铠甲当员工福利 1973年，故宫竟然将3千套清朝御林军的铠甲当成员工福利，每套只卖5角，并且提出一个规定更是离谱，拿到手的铠甲必须拆开，把里面的丝绵取出来做棉被！ 1973年，在棉花和布匹短缺下，故宫为改善600名员工福利，院领导打报告给有关部门报批同意，将每件御林军铠甲折价 5角，每位员工限购5套，目的是取其中的丝绵。院方规定，员工买到的铠甲不得保留原状，一定要拆开，取用其中的丝绵。曹静楼与妻子当时在故宫工作，所以“咬紧牙关”花5元买10套“盔甲”。回家后，遵照院领导“指示”，取出丝绵稍作加工，缝制丝绵被。当时虽然有一些人觉得不对劲，这毕竟是国家的文物，这样处理完全没有尊重和保护文物的意识，但是领导已经做出了决定，谁也不好多说。故宫的员工就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御寒装备，这在当时的北京可是令人羡慕的奢侈品。据曹静楼回忆，这些铠甲非常坚固。有员工从城楼往下用力抛也不会破碎。曹静楼记得，当时每位员工都买了，全部做成丝绵被或丝绵衣，但大部分员工文物保护意识不强，使用一段时间后，作为旧货又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据了解，当年守卫紫禁城皇宫的御林军有2万之多，所以“盔甲”也有2万套，除1973年卖给故宫员工3000套外，另有1000套划拨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6年后，国家的文物管理走上正轨，余下的16000套“盔甲”仍由故宫保管。这种铠甲如今可以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 ---星岛新闻集团图2：曾国藩甲冑。湖南博物馆藏图3：八旗校甲。故宫博物院藏图4：八旗骁骑棉甲，齐齐哈尔博物馆藏。

2天前

大饥荒大援外大出口据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李先念讲，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23.62亿元，对象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及一些非洲国家。 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希望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苏共，赠予阿5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 1960年4月，中共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援助老挝稻种15吨。 1961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共谈判代表Pupo 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136亿斤）。按1960年中共确定的农村口粮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400斤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作者: 王友群图：袁毅平摄影作品：《东方红》，1961年。

2天前

毛泽东的奢华生活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披露：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毛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肌、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1959年，毛的妻子江青在上海宴请。知情人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大饥荒年代，各地为毛大造别墅，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占地1160亩的上海西郊宾馆等，都是1960年前后建造的。韶山的滴水洞宾馆，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在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置，一连士兵长期守卫。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作者: 王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