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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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现场，主席台上的空椅子是留给刘晓波的。挪威国王和王后坐在大厅中间（2010年12月10日）图3：刘晓波在狱中，无法亲自前往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女演员莉芙·厄尔曼朗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11小时前

人参鹿茸治疗阳萎李志绥出任御医后，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结合其他检验结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1976年去世后，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后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后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后人。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后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后埃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后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后，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毛泽东的私生活作者: 曹长青

11小时前

九零年九月，我从北京来美，重返母校芝加哥大学访问。他（李志绥）住在郊区的小儿子家中，我打电话约他星期天上午见面，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每星期日上午上教堂，雷打不动”，我们便改在中午见面。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长期耳濡目染、亲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金口玉言的“御医”，原来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教徒，这是何等发人深省的讽刺！见面时，我发现他已戒烟戒酒，也减了肥，面目一新，谈笑风生，充满“觉今是而昨非”的喜悦。李志绥从“回归”到“不归”的传奇正是他半个世纪心路历程的投影。他属于在国难深重的三十年代成长的青年一代，饱经家国之痛，一心要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生。我和他是同代人，五十年代初期，受到同样憧憬的鼓舞，他放弃在澳洲的外科医生工作，我丢下半途而废的芝大博士论文，应召兼程回国。随后的二、三十年中，我因说了几句真话便贬为“贱民”，流徙边陲，幸免于一死；而他贵为大红大紫的“御医”，雨露承恩，在外人眼中也算得上“春风得意”啦。殊不知，李志绥的专业是西医外科，当年立志要当一名神经外科专家。无奈一入龙门，身不由己，沦为暴君的保健郎中兼夜话清客，虚耗了一生的黄金岁月。到头来，也无非是暴君生杀予夺的另一类“贱民”而已。不出几年，他已经对毛王朝感到幻灭。从此，肮脏险诈的宫廷政治，暴君的荒淫无耻，在在冲击着他的良知。可是，“伴君如伴虎”，他只得战战兢兢，守口如瓶，直到暴君终于放手的那一剎那，他才初步得到解脱。当时，志绥刚五十六岁，何去何从，颇有“回旋余地”。凭他“御医”的金字招牌，捞个一官半职，或“下海”捞钱，都足可“颐养天年”。找他写回忆录的也大有人在，但他还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吗？生活在一个谎言王国里，说真话又是罪不容诛的。他唯有“韬光养晦”，等到时机成熟，毅然奋笔直书，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天高皇帝远”，他可以讲真话了，把真人真事和盘托出，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夸大渲染，驱散了流言的迷雾，给世人留下一部翔实可信的史书。而且，书中有书，和令人发指的毛史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杖肜位廿二年」催人泪下的遭遇和心路历程。 ---从回归到不归——李志绥的心路历程作者: 巫宁坤

11小时前

大饥荒时的特供农场 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即使是在中国人大面积饿死的情况下，中共仍在继续为高官提供特供，包括特供食品和普通人得不到的紧俏和优质商品。据中共党媒《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第15期刊发的《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一文披露，当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当局筹办了一个专门供应副总理以上高官和部分老中央委员需要的香山农场。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共中央警卫局管理，中央警卫局俗称8341部队。农场的产品由警卫局下属的供应科收购。农场职工每天早起采摘新鲜蔬菜、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曾经担任干部的高智勇2007年8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披露，大饥荒期间负责“特供”政治任务的是他所在的北京第二商业局，下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的是巨山农场。巨山农场就是早期的香山农场。这里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蔬果、肉、蛋、奶等副食品。另外，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也应有尽有。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撰写的记录大饥荒历史的书籍《墓碑》中披露，当时，高级干部和一些大力支持中共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比如，中共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可以享受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两斤，甲级烟两条。而当时普通市民每人每月肉的供应量只有三两，是特权阶层的几十分之一。 ---从延安到中南海高官奢华特供揭秘

11小时前

不会当皇帝毛泽东很勤政，内政外交、工业农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批判《武训传》、研究《红楼梦》、食堂、工分、烧柴、除“四害”……批件繁密、管天管地、思虑细屑，实在不会当皇帝，他管得越细，国事才越糟。百官伴君如伴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事事仰等天意，否则吃力不讨好，还落个“右倾”。皇帝累死，百官吓死，百姓闲死。“伟大毛时代”，官民自由度最低，毛从头到脚管百姓，从种田到吃饭。毛泽东还“勇于颠覆一切”，不仅为秦始皇、曹操翻案，甚至为商纣王“平反”。1958年11月20日，他评议商纣王—— 聪明善辩、能武能文，打仗很有英雄气概。纣王尚武重文，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罪酋毛泽东 ——《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书摘之一作者: 裴毅然

11小时前

中南海舞会她（陈惠敏）说那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她十四岁，已发育得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这班女孩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她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有没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会每周两次，每次要跳到三、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金钟：“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图：1967年毛与原中南海文工队队员合影

11小时前

毛泽东斗争的伎俩说到毛泽东斗争的伎俩，那就是：它对外斗争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后反噬；对内斗争的手段，是先利用而后谋陷。它对外是反覆无常，对内是忘情负义，而其对国家则是一个蟊贼，对革命乃是一个败类。总括起来，它的斗争伎俩就是“欺诈”两个字，它是无言不诈，无行不欺，亦是无人不欺，无事不诈的。你们大家固然都是被欺诈过的人，我们国民党亦曾经为其所欺诈过的，不过我与你们所差的一点，就是我是首先发现它欺诈的凶狠伎俩最早的一个人。而你们今日被它所欺诈、所迫害的程度，竟遭到如此之惨，就是因为你们不愿及时听信我的话，而偏要跟从它，认为它是你们共产主义精诚无伪的一个领导者！这是难怪的，不仅是你们受它欺诈，就连那老奸巨猾的史达林亦都受它“一面倒”的甘言所欺诈了！而且它今日还在指？史达林的灵牌，要来欺诈国际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告中共党人书》

12小时前

女孩，北京，约1966-1969年。 Teenaged girls in the Red Guard perform rifle drills, Beijing, circa 1966-1969. Keystone/Getty Images

12小时前

王友琴：在北京，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等十余所中学的红卫兵在位于市中心的东单三条的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斗争”了八名外国修女和那里的其他中国人。这些修女从民国时期就在那里办有一所圣心女子中学。到文革前，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把孩子送到那里上学。从下面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修女们被强迫弯腰九十度做“认罪”姿势。她们随即被被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出境。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大标题是《取缔反动修女会，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12小时前

故宫文物“南迁”记: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下，‘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炮火，还有潮湿、白蚁和鼠患，1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竟都完好无损。”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隔着台湾海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它是世界文物播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故宫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装至少有四层：纸、棉花、稻草、木箱……保证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图：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仁，摄于1935年。前排右四为院长马衡先生。

13小时前

1993年，西藏聂拉木镇一家小咖啡馆入口上方的三语（藏语-汉语-英语）告示牌。约翰·希尔摄。 “Police attention: No distributing any unhealthy thoughts or objects.” A trilingual (Tibetan – Chinese – English) sign above the entrance to a small café in Nyalam Town, Tibet, 1993. By John Hill.

1天前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作者: 李根清

1天前

毛是怎么把林彪逼上绝路的？大体是经历了五步曲：第一，抛弃陈伯达。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以捍卫毛的名义反对张春桥的人之一。毛首先将陈伯达抛出来。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 毛因此将陈伯达打倒。毛还讲：“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 陈伯达担任毛的政治秘书长达31年。正因为此，毛才让陈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增补陈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九大上，毛让陈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但是，就因为陈一时没有顺从毛的旨意，就被毛全盘否定。毛全盘否定陈，是根本说不通的，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否则，怎么解释毛让陈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中共政治局常委？因为起草九大报告的关系，九大前后，陈伯达跟林彪走得较近。毛打倒陈伯达，实际上是做给林彪看的，给林彪敲警钟。第二，逼黄、吴、叶、李、邱认错。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扩大成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都没有反对毛，都拥护毛，都没有提设国家主席，只不过以捍卫毛的名义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而已。黄没有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毛以其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要黄、吴、叶、李、邱认错，他们不得不认错。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领导人，毛压他们认错，实际是压林彪认错。第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毛的这些做法意在削弱林的军事指挥权。如上所述，林因为有病，长期当“甩手掌柜”，本来就不恋权。毛的这些做法，皆出于毛的疑心，只能让林彪倍感压抑。第四，拒绝与林彪见面。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但最终还是没见到毛”。第五，给地方党政军高官“打招呼”。 1971年8-9月间，毛“南巡”28天，约见各地党政军高官，讲话13次。毛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这些讲话，概括地说，就是以“瞒天过海、无限上纲”的方式，给林彪“扣帽子”，“打棍子”，把林彪往死里打。毛的这些讲话，与毛打倒刘少奇之前向一些党政军高官“打招呼”如出一辙。 1971年9月，林彪在北戴河度假，得知毛的讲话后，深感不安。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经不起折腾。9月13日晚，他在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的催促下，在山海关，上了一架三叉戟客机。这架客机要飞向哪里？起飞后飞机上发生了什么？这架飞机为什么飞到了蒙古？为什么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现在都是谜。 1996年，国防大学著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在参加“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时说：“毛在北京时，没有同林彪讲，没有在中央谈过，却到处讲要搞掉林彪。听众面很广，势必要传到林彪耳朵里，事实上传到了。林彪作何感想？彼时彼地，他感到没有出路，于是铤而走险，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 ---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作者: 王友群

1天前

王友琴: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在卞校长被打死之后，8月下旬，有一名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红卫兵说她是“流氓”。我没有能单独给这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写一个单篇，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在1966年，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在旧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人。三个月后，形势有了些变化。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到学校来控诉他们的小妹妹被打死。我在校园里看到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肥大宽松，是淳朴憨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小妹妹十分哀痛。我记得曾经把她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我当“知识青年”下乡了，我父母也随即下放了。我留在家里的笔记本之类，都丢失了。 2000年我写完“卞仲耘”一章的时候（有两万字长），我以为我能很快找到小服务员的名字。当时全校有一千六百名学生，一定有人记得。那些家一直在北京的同学，可能还会存有当年的资料。可是，十多年里却一直没有能找到。有一位同学说，玉华台饭馆已经从西单搬去“五洲大饭店”附近了。她去了那里询问，但是那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另一位同学去了饮食公司询问，因为饭馆都归饮食公司管。但是公司说他们没有她的记录。我觉得特别抱歉。一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被打死了，还被忘记了。 2017年，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叫关雅琴。我很受感动。这位老师记得她的名字，尽管51年过去了。关雅琴遭遇了什么？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卫兵叫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后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园里，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卞仲耘和关雅琴。卞仲耘是校长，五十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关雅琴是饭馆服务员，十八岁。他们本无关联，但是都不幸成为文革对象，都未经审判，都被红卫兵打死。希望读者中有人知道关雅琴的被害日期和其他情况。

1天前

《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一手炮制，长期豢养，并以苏联马首为瞻的武装叛乱卖国集团。他们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更是苏联远东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分裂中国、赤化中国。他们什么丧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来举个例子，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大屠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赤化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斗争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糜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凋敝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大撤退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火是红军放的，茫然不顾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红军撤出川陜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那是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红军战士愣住了。“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 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国焘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参考资料：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罗学蓬：《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1天前

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１９７０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文革”启发我研究延安整风 ·高　华·

1天前

张鸣：史家的悲剧高华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史家的责任心，却驱使他把天捅了个窟窿。从那以后，境遇不佳的他，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一直在苦巴巴地做，没有一丝的懈怠。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初要是选择做古代史就好了，不接触这些材料，心情不会那么糟。其实，他内心并没有后悔过，在病中，还是在做。临终前的案头，依旧有现代史的资料。高华研究的领域，我曾经也是插过一脚的。在我接触过的现代史学家中，现代史材料腹笥之宽，内容之庞杂，没有第二人。这样一肚子史料，一肚子见识的人，人在盛年就走了，留下无穷的遗憾，给了我们这些朋友，也给了史学界。尽管，现在的这个史学界，未必真的在意。其实，高华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本份的学者，老实巴交地做了一点他认为该做的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像我这样，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文字，让某些人不愉快。然而，如此优秀的学者，生前评职称，还是因为杨振宁先生呼吁了一下，才得以解决。高华生前，日子过的紧巴，小小的一套房子，还是借了朋友的钱才买下来的，斗室里连走廊过道，都堆满了书和资料。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大腕之外，现在还残存的留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境遇，文章难发，甚至发不了，职称评不上，有的大学，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甚至连饭碗都可能保不住。有时候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学者吗？也许理工科的学者还是要的，至于人文和社科的学者，大概满嘴跑火车的，才配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不合时宜。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历史，那么，还是去做古代史吧，做古代社会生活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这个，应该没事。

1天前

高桥海滨浴场：老上海的避暑胜地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推行“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新建道路四通八达，商店住宅鳞次栉比，城市环境焕然一新，文化娱乐设施同样丰富多姿。当年的上海市民足不离沪便可享受阳光海滩，这片老上海们津津乐道的休闲度假之所便是高桥海滨浴场。 1.帐篷林立，似连营十里 2.酷爱游泳的著名舞女梁赛珊 3.喜欢音乐的人们带了唱机，在帐篷里享受爵士乐 4.1932年6月，上海市政府指令公用局布置海滨浴场的公文

2天前

“八人帮” 四年后，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被迫下台。再加上早已被判了刑的毛远新，于是坊间有了个戏谑性的称谓曰“八人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桩大公案，却由一张照片引发。八人帮合影照片，照片中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手拉手，十指相扣，如此向遗体告别，世所罕见。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死后第二天晚上，汪东兴突然令中南海专职摄影小组组长杜修贤带上足够的胶卷跟他走一趟，杜紧跟着到中南海毛泽东死前的最后住处。四下无人，他在过道里等了大约40分钟。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正在犹豫之间，内门忽然开启，他看到华国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陆续从里面的房间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着牙，像是才吃过饭，似乎还有一股酒气。姚文元走过来的时候说：“我几次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了看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曾向杜修贤询问，要这次照片的样片。杜修贤暗想，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张，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于是连忙冲洗了三份样片，分别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是没有挽手的。江青表示很满意，责成杜修贤修版、放大，赶快冲印八份，分别送给八个人。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表面看来老实敦厚的华国锋，一直在权衡与比较着各种政治力量，并在其中小心谨慎地拿捏着分寸。这张照片充分证明，华与“四人帮”的几个人曾经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杜修贤将这些照片密藏了一份。 1978年12月汪东兴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杜修贤为求自保，考虑再三，拖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经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将该照片和亲笔写的拍摄过程转呈给中共中央纪委。此后不久，华国锋即被迫辞职。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2天前

毛发动“文革”，是借所谓“群众运动”来扫除一切对建造毛家王朝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官僚群集团，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在这方面毛通过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政权中都己基本完成了清洗，即所谓的打倒走资派，由“造反派”取而代之。但在军队系统却还远未完成。在将级军官以上根本没有“造反派”的位置。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原来的老军头们好多都官复了原职。而这些人与刘、邓文职官僚系统的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看见朋友的下场能不兔死狐悲？何况好多人自己都在文革中不同程度遭过整。所以看见毛要咽气了，当然不想让江青一伙再当权。而此时的老毛大限将至，已无力在军中搞大清洗了。于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和几个将军就私下找到叶剑英提出以武力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但是老谋深算的叶剑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用右手单独伸直大姆指，然后用左手把右手姆指按下去，以这种“肢体语言”表示要等老毛“倒头”（死了）才能行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李德生到北京吊唁，乘机便跑到玉泉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止别人的窃听，然后低声的和李德生商量以武力抓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等人。叶剑英认为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靠迫害老干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青集团的四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上台会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一起打掉。李德生支持叶剑英的行动，并提出在沈阳军区秘密抽调800名精干的军人荷枪实弹赶来北京和其它部队一道攻打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一场宫廷政变就这么定了下来。李德生回沈阳军区和副司令员萧全夫秘密商量（瞒着毛远新与曾绍山）从39军64军16军23军和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分别抽调了800名精干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每人一支自动手枪200发子弹，于9月底坐汽车秘密赶到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家附近等待叶剑英的命令。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连长于大海（化名，30年后他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发现还有北京军区和几个军区的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在一起等待命令。但是军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大海只是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此时在玉泉山会议室中，王震、杨成武等几个高级将领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站在窗外面警戒的于大海突然听到王震猛击桌子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于大海事后才知道，在将领中是王震一锤定音：抓捕四人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平时并不大来往的李先念突然联系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与汪东兴的想法。说他们也想以武力抓捕江青等人。使叶剑英又惊又喜。原来毛死后，江青更加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华、汪等人放在眼里。于是华国锋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位不但坐不稳，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江取代。而华国锋所持有的最大“护身符”，即毛所谓的“遗诏”：“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是“有问题找江青”。这更令华感到不安。其次华也深知，军队根本不会听他的。单靠他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那些人根本打不过老军头们已部署进京的兵力，因此决定倒戈与叶剑英合作。而叶剑英和几个心腹商量后，也认为应该转变原来的方案，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共同打掉江青集团。因为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便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对党内、党外，现实和历史都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更名正言顺了！于是最后决定利用汪东兴的警卫团实施这次抓捕行动。叶剑英从外地调来的军人，部署在二线，既是后援，又是监督。于是叶剑英派出几个贴身警卫员去中南海现场参与并监督中央警卫团的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叶剑英命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中南海周围埋伏警卫一师荷枪实弹，沈阳军区等一千名军人紧握手枪蹲在中南海地下通道中，以防汪东兴万一变卦，就冲进中南海，消灭中央警卫团，打死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王洪文、毛远新等。卫戍区的另外三个警卫师在北京城内待命，同时北京军区的几个军在北京周边待命随时准备阻击万一有企图来救援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的部队。这几个军是老华北军区的部队，都是杨成武的部下。由于部署如此周密，华、汪又是真心合作。而江青一伙，除了狂妄傲慢就只剩孤家寡人。所以到时完全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前后仅用了35分钟便大功告成。毛家王朝的政治香火与“传位梦”，也就此永远破灭！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2天前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 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不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临机处置应变，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很长时间内，林彪与周恩来一直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上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心态作祟，想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为此，毛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 8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京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12日返京后，周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商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控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图:林豆豆和周恩来。

2天前

“九一三”以后林彪折戟黄沙，邱会作命运急转直下，几十年中又遭到新的残酷斗争。邱会作回忆了这些残酷的斗争方式。 1、株连九族： 1971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毛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他们这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第811页）13岁小女儿，孤身一人被总后从北京搞到井陉3502工厂，困难加上歧视，惨状可想而知。邱会作的老母亲是1928年的苏区村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疯癫病人，来北京治病。“九一三”以后，取消护理，不准家属探视，停医、停药、停食，活活饿死在小屋中。周恩来说：“邱会作母亲是红军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邱会作妻子胡敏被关押、管制、监督劳动，专案组逼供、诱供，车轮战，24小时滴水未进，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公职，押送陕西农场监督劳动改造四年，五个子女无一幸免。 2、逼供诱供：吴法宪在压力下作了假交待，提供了在叶群家，向吴法宪、邱会作提出在广州另立中央，继续反党的伪证。专案组要求邱会作提供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的旁证。但是，邱会作未提供。专案组劝邱会作写假材料，“中央考虑对吴法宪从轻处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问题讲清楚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的。”“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说的越清楚，对你越有利。你这大明白人应该完全懂得。”吴法宪1981年7月于邱会作合监以后，承认1971年就说了假话，直到1980年公审之前才纠正。中央专案组纪登奎向政治局报告：“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对真实情况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邱会作等人，他们就不得而知了。（《邱会作回忆录》，第837～838页） 3、秦城监狱的“现代黑店”囚徒：1971年12月31日邱会作送进秦城监狱时，院方无准备，房子太冷，暖气坏的。邱有肠胃病，吃冷食，拉肚子。监管员说：“这里就是这样的伙食，要别的没有。”邱留个馒头，泡开水吃。棉鞋穿透底，没有袜子、背心、裤头，邱要自己存在监狱的衣服，监管员说：“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涂了？”审查中要写材料，牢房中只有一张矮桌子，邱扒在地上写。理发后没热水洗澡，邱要求剃光头。 4、挟权力以公审解决党内路线、政治问题，但不追究发动、领导文革的毛泽东的责任。邱会作认为自己“有错无罪”。吴法宪认为是为毛泽东错误而承担责任。江青认为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让她咬谁，她咬谁。公审的预审组长王瀑声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邱会作认为他是文革中几易其主的造反派，预审目的是确定邱为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为反革命指控找证据，参与两谋（另立中央，谋害毛主席）。邱拒不认罪后，预审组说：“按照中央有关规定，被审问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反革命政变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的假话，公审前吴自己也否定。邱会作认为公诉是对文革的起诉，对毛主席起诉，用法律手段判文革死刑，但是，对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直接领导人避而不谈。邓小平让江华、黄火青、伍修权出文革的气，出毛主席的气，没有胆量，就拿黄吴李邱出气。“运用职权，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 5、现代化刑具，王洪文在狱中向邱会作讲过：“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用力挣扎会随之变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开始关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房子内装有定时自响仪器，声音很大，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无论昼夜不能睡觉。注射过一种针药，无论怎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强给注射。后来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林彪亲信邱会作曝光中共内部的残酷斗争 —读《邱会作回忆录》有感作者：姚监复

2天前

郭罗基认为，1971年的林彪913事件是文革分水岭，10年文革（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由此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从1966年5月16日到1971年9月13日，后一段是从1971年9月13日到1976年10月6日；前后恰好都是5年。前一段文革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后一段的主题是批判林彪。批判刘少奇的时候，拉来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做陪练；批判林彪的时候，又拉来一个古人孔子做陪练。林彪事件后，势必要开展批判林彪的运动。批林彪，批什么？林彪那么左，自然是批极左。可是，批极左其实就是批文革，所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坚称，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但林彪分明是极左，怎么会是“极右”？江青等人的说法太牵强，批极右批不下去。于是，大策略家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试探和酝酿，硬是把林彪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挂上了钩。在清理林彪住处毛家湾时，抄出了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语录、孟子语录、读史心得卡片和条幅，在林彪的卧室墙上挂的和在一个瓷缸里找到的林彪书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当局认为：“这就是林彪尊孔的铁证！”并进而判定：“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把毛泽东称为当代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反孔的；而毛泽东常常以秦始皇自比。就根据以上两条，中共中央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共中央在1974年1月18日发布一号文件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批林彪就和批孔子连在一起了，既然是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自然就是批极右了。在这里，批林批孔只是形式，其实质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后，有资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来，所以批林批孔又延伸到“批周公”。周恩来的隐忍克己，温文儒雅，于是就成了儒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举法家，于是一部中国历史就成了儒家法家两条路线斗争史，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这又引出了女人也可以当皇帝，引出了江青想当女皇的话题，等等等等。直到后来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可见，10年文革的后5年，毛泽东干的就是一件事：防止别人否定文革。因为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破产。这就是林彪事件对文革的意义。 ---胡平：林彪事件的真相及其对文革的意义 ——写于林彪913事件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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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军队撤离柬埔寨.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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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儿媳邵华与毛泽东珍贵合影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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