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4小时前
(驻马店垮坝)如此巨大的灾难,当年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半个字的报道。多年之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幕: “慰问团长、,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 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 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我对此不理解, 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 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 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人实际,做些调查研。’…… 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 (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载《炎黄春秋》)
朱韵和
14小时前
(驻马店垮坝)我们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走着,没有一棵树可以遮荫, 也没有一棵草,它们全被洪水带走了。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 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那样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 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有人握着一块木板,有人抱着一捆麦秸, 年轻的母亲把婴儿死死搂在胸前,面容狰狞可怖——同样是死,她们的挣扎和痛苦是别人的几倍,大水到来,所有的手争抢着去抓救生物的时候,她们的手只知道牢 牢抱紧自己的婴儿,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两条生命的同时毁灭。 我恐惧地想起了几天前我的祈祷。常常会看到被狗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无头尸体,走出去几百米之后看到了他的头。隔百千米就能闻到腐尸的恶臭,毫无疑问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气味,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防毒面具。 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 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 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 ---项小米,《记忆洪荒》
朱韵和
15小时前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 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毛泽东点头后,林彪又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 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地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吴法宪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在我们的军队里,你说人和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别人强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当然要感谢林彪了。我是对林彪说过许多效忠的话,这个我始终都承认。 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离审查以后,李德生代表专案组来审问我的时候,我也这样表示:[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解释的,我承认我对林彪效忠过,我感谢过林彪。只要不给我定我参与了谋杀毛主席的活动,你们说我什么我都承认,因为我的确对林彪崇拜得很,你们就是说我是林彪的一条狗我也承认。我从参军就在林彪的指挥下打仗,几十年来他是我的首长,不听他的话没有道理嘛。] ” 说到这里,他冲我笑了笑,眼睛挤成一条缝,说:“我说了这话又有点后悔,和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减轻我的一点责任。当时他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直向我解释政策,说只要如实坦白,一定可以从轻处理,还可以重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的态度也很好,他们说什么我都承认什么,但是不但没有从轻处理,最后反而把我送进监狱里去了。 唉,这个政治斗争呀,实在可怕!简直比和国民党斗争还要可怕!那个斗争可以预防,党内的政治斗争怎么预防呀?防不胜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会变成反革命,说错一句话,也会招致杀身大祸呀。” ---师东兵:“吴法宪说文革”
从害人到害已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大力。 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 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 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 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 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启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後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丶曹荻秋低头弯腰,竟说 :「这算不了什麽嘛!」 吴法宪回忆录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例如中央文革的三根笔杆子王力丶关锋丶戚本禹,由於锋芒太露丶功高震主,在决策层滥竽年馀就去了秦城监狱。毛泽东原来指示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比较年轻的戚本禹转过来,无奈戚本禹恃宠生骄,乐极生悲。事缘江青器重戚本禹,常把戚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丶骑马丶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成自己的母亲,如此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江青的女儿李讷,以至於江青怀疑有妇之夫戚本禹对李讷存有非份之想。於是,江青告了御状,说戚本禹此人改造不了,结果戚也去了秦城。 吴法宪回忆录同汪东兴李鹏等人回忆录不同的是,他透露了一些中共军事机密。诸如: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志愿军上报击落美机的数字有假* (二)自中共空军建军以来,空中丶地面事故涨色,每年都要摔掉二丶三十架飞机。 *据中共官方宣称,击落美机5729架;然而美国方面宣布,美军空丶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损失飞机仅两千架;一九九二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致函美国参议院,承认有1309架美机在北韩上空被击落。 ---郑义:吴法宪临终大骂毛泽东
乐园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丶审查他的上级丶同事丶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九•一三时到空军司令部监控吴法宪後来又成了吴案负责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在政坛上再也没有作为。 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 五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一九七三年横死於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已经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 空司的王辉球丶曹里怀和梁璞,九•一三後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 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於出卖灵魂丶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丶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清,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後,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邱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後透过他的老上司丶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老毛更奸,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於是,李必达丶温玉成都遭了殃。 ---郑义:吴法宪临终大骂毛泽东
“扩大”开会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 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证明周恩来逼死林彪 对於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 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於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麽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九•一三事件後廿九年丶他刑满十三年之後,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中共当局多麽不希望这位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尽管事隔廿九年该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论题了。 吴法宪在七十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 ---郑义:吴法宪临终大骂毛泽东
贪污、浪费什么时候都有,反贪污、反浪费什么时候都不错。问题是怎么个反法。毛泽东的法子是在全国范围造成大规模恐怖、威慑,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下达他起草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指令各地: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 不管什么人,一律查办。 这一“限期”,这一“违者一律查办”,大恐怖立即形成。各级干部谁都怕当“违者”。为保乌纱帽,各级干部均胡揪乱斗,全国一片肃杀。而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預言: 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产物。他将贪污一亿元(旧币,折新币一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五千万以上的称为“中老虎”、一千万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更有甚者,他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1月23日,他发电报给全国各党政军部门说: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沒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 次日,毛泽东又凭空臆想,说: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 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也不能置身事外。毛泽东又妄加猜测,给志愿军党委下达指令: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毛泽东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令: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1月26日) 2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至三千只。(1月27日) ---《阳谋》 丁抒
在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货币”。 首先张春桥 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但不是原创性的文革理论提出者。他只是所谓“笔杆子”而已。在文革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在1975年的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现在这种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疗的方法。世界的医生们仍然在为治疗这一疾病而努力。据说毛泽东至死也没有知道他的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知道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 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 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 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没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 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 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 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1981年,吴保外就医于济南,这才读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与各省党政军领导的讲话,“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取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 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桌面来谈嘛!他自己老是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吴还说张春桥原很有希望成为接班的人选,毛泽东曾向林彪表露过此意。但一下子将张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央副主席,排位第三,“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吴表示非常不理解。四人帮倒台后,“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解决。”不料,反而由隔离审查转为正式逮捕,进了秦城监狱。“我从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这位空军司令保外就医后,需要生活自理,居然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一块二块!看来确实是“一心一意于工作”了。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 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  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红色领袖遗孀的晚年生活 在各国领导人叱咤风云的同时,他们的夫人也风光无限。但当这些领导人卸任或下台之后,这些第一夫人的境遇如何呢? 列宁遗孀:结怨斯大林 苏联领导人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曾位列人民委员,论资历和声望都远远超过当时的斯大林。 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结怨已久。斯大林的家 庭出身、教育经历,令具有高等素养的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厌恶。两人多次发生冲突,而斯大林也在一次争吵中,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 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告状。列宁勃然大怒,立刻给斯大林写信绝交,并修改遗嘱,加上了一段话:斯大林太粗暴。他这种令同志无法容忍的性格,决定了他不适合担任党的总书记。我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换下来。 斯大林当然知道列宁为什么加上那段话,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愤怒可想而知。 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利用列宁遗孀的特殊地位号召群众反对斯大林。对此,斯大林极为愤怒,他打电话威胁克鲁普斯卡娅:你再胡闹下去,我就让别人来做列宁的遗孀! 这威胁吓坏了克鲁普斯卡娅。于是,她屈服了,听任别人用她的名义写文章,改回忆录,而且整个私生活都处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丧失了起码的行动自由,最后郁郁而终。 铁托遗孀:遭软禁 1980年铁托去世后,他的遗孀约万卡很快就被从原来的住宅里驱逐出去。约万卡回忆说:“秘密警察粗暴地闯入我家中,把我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我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严冬来时,我没有大衣、皮鞋,甚至没有一件棉衣,我的东西都被贴上了封条。” 秘密警察搜寻的是铁托的遗嘱。作为曾经的领导人,铁托的遗嘱自然就成了他的政治对手们害怕的东西。而在新当权者眼中,曾经是铁托夫人的约万卡也是铁托遗产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剥夺了她的行动自由,将她的财产全部充公。 约万卡说:“我的地位始终没有弄清楚,而我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的居所和领取的养老金都是临时性的。我住在国家公有的房子里,房屋的部件都是坏的,屋顶漏雨、水管破裂。在这所房子里,曾有人用枪威胁我,我在这里没有一点权利,经常有人随意进出,这些人还时常对我大加羞辱。” 此后,约万卡就一直被软禁在贝尔格莱德一座破旧的别墅中。直到2003年,南联盟新政府才解除了对她的软禁。 霍查遗孀:被捕入狱 1985年4月11日,统治阿尔巴尼亚长达40余年的阿尔巴尼亚前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阿尔巴尼亚发生政治剧变,部分群众包围了霍查一家居住多年的别墅。为躲避风头,霍查的遗孀奈吉米耶带着全家人搬离了别墅。 然而,奈吉米耶和大儿子伊里尔最后还是被捕入狱了。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明知霍查亲属除领取基本工资外,没有多少财产,仍断然取消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来源。 1991年6月,霍查被公开批判。就在1992年5月5日的烈土节前夕,刚刚上任的贝里沙总统就作出决定: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当时正在监狱候审的霍查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她的子女们上告申诉,谴责“迁坟不通知死者家属的非人道行为”。1995年4月11日,霍查逝世10周年忌日,其长子伊利尔被指控“煽动民族仇恨,危害公共秩序”而遭软禁,并被判刑一年。霍查夫人在度过了1862天的铁窗生活后于1997年1月10日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