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小时前
周恩来抛出卫士成元功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 成元功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吃饭,请转告大会堂准备点吃的,首长到后先吃饭后参 加会议,并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吃食要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 成元功当即告诉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 4点前,周恩来等领导都已到齐,就差江青未到。 4时15分左右,江青来了。站在接见厅门口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成元功行军礼后。上前告诉她:“开会在接见厅。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在旁边小山东厅,您要不要先吃一点?” 江青连吭都没吭,阴沉着脸,白了成元功一眼,径直走进接见厅,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不让我进!” 周恩来说,会议议题不是事先通知你了吗?成元功怎么可能不让你进?但她根本不听,吵闹不休。 周恩来不得不宣布休会,然后约汪东兴等几个人到小山东厅跟江青谈。江青继续吵闹,硬说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最后,汪东兴叫成元功、江青的秘书孙占龙,当着江青的面,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了。 江青明知自己不对,却不甘心认输,拍着桌子大叫大嚷:“你们都给我滚开,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不到一星期,成元功等被停止工作,集中到中央办公厅学习班,一学就是8个多月。 1969年1月5日,成元功与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次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发配”到江西“五七学校”。他们全家被打入另册。 成元功在江西劳动改造八年,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也没能回到周的身边。 十年文革中,周恩来为了自保,毛泽东想整谁,他就整谁。从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到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到抓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莫不如此。 据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讲,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李锐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过程中,李锐看了许多他以前从未看过的档案材料。 当时仍然在世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李锐把周恩来生前的一些东西销毁。销毁前,李锐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 “四人帮”中的领头是江青。江青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也就是说,“四人帮”的总头目,实际上是毛泽东。 李锐说周恩来比“四人帮”还“四人帮”,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与“四人帮”,都是一伙的。 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对忠心耿耿跟了他23年的贴身卫士成元功,都不能挺身保护,还落井下石,怎么可能指望周恩来不助纣为虐呢? ---周恩来为自保抛出卫士成元功 作者: 王友群 图1:196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庐山学习游泳。左二为成元功。杨绍明摄 图2:1961年3月,周恩来在钓鱼台为邓颖超插戴花枝。邓颖超身后者为成元功。
朱韵和
8小时前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 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 F86 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朱韵和
8小时前
吴桂贤回乡记 吴桂贤公婆的家乡是典型的农村。公爹原先当过县法院院长,“文革”前离休回老家。吴桂贤在国务院工作的那几年里,没有衣锦还乡“省亲”,倒是请老公爹帮着看过几年孩子。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随丈夫回过家,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九六年他们回来时,吴桂贤为了“表现表现”,使出浑身解 数侍侯公婆,以尽孝道。她一天到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忙得不亦乐乎。家里的亲朋好友也赶来看看这位曾在京城做“大官”的王家媳妇。 一天家里来客人,吴桂贤和丈夫老王忙了一下午,做了十四道菜。入席就餐时,她当然地坐在了下手。可小弟把她拉到一旁说:“嫂子,不能坐。在咱老家,女人是不能上桌的。”“那我怎么吃饭?”吴桂贤问。小弟又说:“等客人吃完了,咱把剩菜热一热再吃,这叫‘打破锣’!”好一个“打破锣”!吴桂贤听了差点晕倒。心想,在礼义之邦的孔夫子家乡,两千五百年后竟还有“男女不同席”的陋习!当年我当全国劳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没有人嫌我是女的;在国务院会见并宴请一些来访国家领导人时,也没有人嫌我是女的;代表国家出国访问的时候,对方的国家元首同样没嫌我是个女的!可恶的封建礼教,多少妇女成了它的牺牲品!吴桂贤越想越生气。 就是这次“打破锣”,让当年国家的吴副总理十年没再回乡! ---原载2009年第1期《新泰文史》 文:王立明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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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 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4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中国首任女副总理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作者:黄滢
朱韵和
9小时前
朱韵和
10小时前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 ,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 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汤用彤先生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中的一份思想检查 (注:1948年12月,蒋中正下令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大陆学人,汤用彤在抢救名单上,但是他没有选择搭机南下;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一,所受家庭影响 我具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名 位主义的思想,早在幼年时代便开始有了。我的父亲是士大夫阶层,也夹着一点新思想,他希望我好好读书,他在那个时代更希望我中西兼通,好出人头地……使我自私自利的名位思想打下了基础。 后来我父亲为了要特别培养我,叫我从甘肃来到北京新式学堂,不久我就入了清华学校,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教育。 比如作文别人作得很长,我故意作得很短,因为短就容易精炼,这样可以博得先生的称赞;在黑板上作算学练习题,我故意演得很快,目的是要大家佩服我的本领,在这样的场合我的心里都觉得洋洋得意。这一种自私自利的虚荣心理,当时学校自然不能纠正我,相反的,这种资产阶级学校教育,是自私自利为中心的,正好助长了我的个人名位思想,虽然表面上,我自负有救人救世的志愿,实则是十足为个人自私自利的名位打算。虽然我那时自己以为具有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但入了这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已经甘心被培养为帝国主义的奴才。基本上不认识什么是人民的立场,什么是民族的立场。 在美国所研究的哲学史,特别是印度哲学史,我在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回国以后这种稀奇的『商品』在学术界贩卖,真正可以希望成为王麻子剪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垄断居奇,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明了我选择这些学问,根本不是为着教育青年,更谈不到为人民的利益,而目的完全是为了争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自私自利达到了顶点。 回国以后,一直担任大学教授,而不参加实际政治,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国旧式士大夫和洋学院式的学者理想的结合,产生了我的超政治的清高思想;另一方面因为觉得已经有一套本领,可以在教育界『贩卖』,也不愿意在政治上另辟途径,又需要筹措『资本』。这样从大学讲堂上来猎取我的名位。 我个人长期大学教授生活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背景,由于这样的经济背景,使我往上爬的思想一天天滋长起来。这就是说,以名位为目的,而把学问当作『资本』,用种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声价。 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因为我的思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严重的毒素,这本是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顽固地统治了旧北大,而解放以后北大虽然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但是我没有坚决执行人民的教育政策,仍然让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了新北大,表现在纯学术观点和美国标准两点上。 (纯学术观点:一、开设的课程完全脱离实际,传播一些无用的知识,引导学生追求所谓高深的研究,从而麻醉了青年;二、聘请教员单纯注重他的学术,不问他的思想意识,因人设课,这样是不能培养优秀的青年成为国家建设的干部;三、对于教员提倡个人研究,偏重学术地位,要求他们有特殊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脱离实际的,毫不结合社会需要,这种落后经院式贵族的教育,这种研究方式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四、对于学生,主张培养成为学术上的专家,实则是成了学术上的贵族,鼓励他们钻在书本里,这样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三,挖思想根源 那时候所以有这种思想,是由于长期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麻痹,使我醉心于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我在教育上的一套办法,是和战犯胡适完全一样,我到北京大学,是他罗致来的,他当北京大学校长,我当然是很拥护的,这不但因为我和他在思想上的基本相同,并且因为都是站在反动统治方面,所以个人利害是一致的。 四,总结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 第一、往上爬的名位思想;第二、超政治的纯学术观点;第三、追求美国标准的思想。而这三种思想的总汇,是一种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名位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 陈永贵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当邓小平 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 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跟陈永 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 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 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 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 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 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 在台上的时候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 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 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 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 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 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 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 走。 1977年7月14日,在中共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说:“想不 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你年纪已经不小了, 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 办吧。” 邓小平望着陈永贵笑了笑,不慌不忙地把他 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 和他坐在沙发上谈了起来:“想请教你一下, 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 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 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 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比如‘四人帮’,他们 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 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 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 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人建议 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 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 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 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 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 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 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 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如果背着组织 搞阴谋,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 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 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 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陈永贵曾苦劝华国锋 别放邓小平出来
自打井冈山上率众啸聚,毛泽东一路上斗过来,直斗到坐上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他深知个人崇拜是他抵御党内对手的利器,是他与群众建立非体制性联系的旗号,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没放松过对领袖崇拜事业的经营。1958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独霸话语权,大讲个人崇拜,藉他的威望鼓吹大跃进之 风,其颐指气使之势震慑得与会者多屏息恭听,随声附和。官定本《毛泽东传》的编者在一一列举他们的颂圣发言后指出:“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为什么与会者会对毛如此服贴地吹捧?因为毛在十八天的会议上多次公开倡导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据李锐的记录,陈伯达谈到王明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公然插话说:“[王明]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当陈接着说“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但不是个人崇拜”时,毛又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他话匣子一打开,憋了许久的闷气便趁机来个总的发泄,在另一天的讲话中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毛如此蛮横地给别人扣大帽子,谁还敢不服他独裁!成都会议后,大跃进立即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不幸那“跃进”跃而未进,很快就在跳踉起来的原地上跌了个重跤。庐山会议上,毛害怕承担罪责,反把提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直到七千人大会后他被迫退居二线,这才感到自己真正踫到了危机。正如Leese分析的那样,毛再次求助个人崇拜的动力。他一面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面助长由林彪在军中率先推动的学毛着热潮,随着那语录本红宝书大肆泛滥,毛像崇拜的妖火也再度燃起,在文革期间闹到了举国疯狂的地步。 ---康正果:毛像的流变与高氏兄弟的“去毛”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