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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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时前

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 文革 ” 结束后， 1978 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 20 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 20 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 “ 可以加热一下嘛。 ” 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 5000 万吨，只有 2000 名职工，，。而国内，年产 5000 万吨煤大约需要 16 万名工人，相差 80 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 350 万吨，职工 7000 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 230 万吨，有 6.7 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 20 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 “ 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 ” 回答是： “ 不敢讲。 ” 代表团 6 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 11 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 “ 石破天惊 ” 。 1984 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 “ 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 ”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 “ 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 ” 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 “ 你这个中国土包子！ ” 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马克思说： “ 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 ---梁衡 : 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图：1980年刘华清将军踮起脚，参观美舰

5小时前

沦陷区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日本人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策略。一方面用“人质”手段镇压反抗，一人犯事惩处一村；另方面笼络收买合作者。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书中，用“日伪”表示汉奸。这个“伪”字好像就映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确信书本上说的，国民党不抗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都是共产党游击队。至于什么正面战场，考试就没考过，也就不去深究。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抗日不能只归功于游击队，“日伪”不表示日本入侵者加国民党。直到读了王鼎钧的书，才知道沦陷区也有许多非共产党的游击队伍。有关山东沦陷区研究的文章说：“山东沦陷期间，日伪相互勾结，培植了一大批日华特务、汉奸、打手，丧心病狂地迫害、残杀山东抗日军民，犯下难以尽述的罪行，这是山东沦陷区罪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幕”（注）。这一幕，在《昨天的云中》展开，纠正了我们对敌后抗战的许多偏见，却无法简答最大的疑问，也是少年王鼎钧的“天问”：日本人哪里来的胆量，想凭 30 几个人控制兰陵的两万中国人？事实上，他们控制了兰陵，山东和大半个中国。一共八年。答案也许得在中国人当中去找寻。日本人在沦陷成立各式各样由当地人组成，协助日本维持统治的机构，从办理政务的维持会到手持武器的保安大队。“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有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学者所说“最残酷，最黑暗的一幕”，包括使用刑罚，枪杀，活埋。。。。彼时一少年，记录了战乱中的经历和见闻，让读者去思考，去判断。 ---熊景明：读王鼎钧的回忆录

5小时前

历史的细节在《关山夺路》一书中，王鼎钧记述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同样让人感到可怕。其时，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在南京，王鼎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此外，日本侨民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喟。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王鼎钧回忆录记述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 ---历史的细节，让人感到可怕图：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

5小时前

那时我在秦皇岛，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地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地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王鼎钧《关山夺路》

5小时前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1978年11月24日，在冬日寒风中抖瑟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尽管“大包干”之风也吹到了小岗，由于底子太薄、人心太散、土地太瘦，虽然把一百一十五人先划为四个作业组，后又扩大为八个作业组，仍是调不动大家的积极性。难道穷透了底的小岗，竟无半点拯救的希望了么？生死攸关的春种时节，硬逼出了三位“揭竿而起”的农民。第一位是生产队长严俊昌。“学小靳庄”的时候，他就是生产队长，上午赛诗下午唱样板戏，一天农活干不了三个小时。盛怒之下，他撂了挑子。公社书记逼他上任：“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干来干去，全队揭不开锅了，连一队之长也离乡背井，踏上了外流之路…… 第二位是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第三位是会计严立学。他们向全村最年长的关庭珠老人请教：“怎么干，才能有吃的？” “只有一条道儿！” “什么道儿？” “包产到户！” 三人私下议论开了：“如果‘包产到户’能干好，咱们就豁出去！” 他们决定召开绝秘会议，对十八户农民的命运做出严峻的选择…… 小小茅舍里挤满了愁眉不展的农民。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不知过了多久，传出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年过六旬的老人严国昌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准能搞到饭吃！不过……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得轻，说不定会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可就毁喽。” 又一位老人严家芝接着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一家老小可就成问题喽。” 沉默被打破了。愤懑难抑的农民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 “全村养着！” 全场沸腾了。三个生产队干部在逃荒中都未流过泪，面对如此舍身相护的群众，再也抑制不住了，泪如泉涌。严宏昌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条文，声音打颤地说：“就是杀头也让脑袋掉在富窝里！我们写了一个保证书，对咱们小岗搞秘密‘包产到户’做了两条规定，如果同意就请各户按上手印……” “再补上一条！” “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 严宏昌掏出钢笔热泪盈眶地补写上了这灼人心肺的第三条，然后，把预先准备好的印泥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一张破旧桌子上。十八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涌到桌前，用粗糙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中有力地按了按，把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按在白纸上。约定如下：一、“包产到户”要严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对外说。二、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完成集体的就完成集体的，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作贡献，谁也不要装孬。三、如果因“包产到户”倒霉，大家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签字人：严宏昌(手印)、严家齐(手印)、严俊昌(手印)、严美昌(手印)、严立学(手印)、严国平(手印)、严立富(手印)、严家芝(手印)、严立华(手印)、关友申(手印)、严立坤(手印)、关友江(手印)、严金昌(手印)、吴庭珠(手印)、严学昌(手印)、关友章(手印)、严富昌(手印)、韩国云(手印) 1978年11月24日 ---王立新：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5小时前

姚文元1976年日记摘录 4月5日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原编者卜伟华按：1976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说，九时半开始行动；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一文，其中说，九点三十五分，镇压开始了；据吴德说，出去民兵的时间在晚上11点。综合各种材料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日晚9：35广场开始打开全部灯光，并再次广播吴德讲话录音，留在广场的群众大部分迅速撤离，大约在10：00左右，民兵在警察和徒手的解放军配合下出动清场、抓人。抓了多少人，说法不一。姚日记说抓了200多人，放了一些，留下100多人。吴德的说法是：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100多人。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文章中说：200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据1978年11月18日新华社讯，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在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其中说：在事件中被捕关押的共有388人。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月5日晚真正被拘留审查的有100多人，而在这之前，主要是在此之后，陆续有许多人被抓，人数很可能要超过当天晚上抓的人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5小时前

雾霾中对立的二毛北京市海淀区。1967年中先后落成的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的毛泽东塑像，面对面相立。

1天前

一块肥肉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的“双抢”日子，我们汗流夹背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过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顿午饭，慰劳一下自已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不过那个时侯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还要一块住宿。吃饭当然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和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中间却亮汪汪十分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都是大肥膘，照那时的习惯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满屋子顿时弥漫着浓浓的肉香。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出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大家伙盛满了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伸了过去。可是不对，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就是带队老师那一双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組织，带领我们的是别处派来的不熟悉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豆腐或者青菜。这样的攻防战持续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都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过了。那时侯城里的猪肉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哟，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享用一块呢？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老师途中离桌去添饭，他刚背过身去，就有一个男同学疾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吞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在大放光芒了。老师的脸色刹时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都很贫困，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很大程度也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诚心与好客，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摆放的供品差不多，是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要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接下来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犯愁呢。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去挖掘“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了我以外，组里其他同学大都来自“二七”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算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恐怕比老师本人还要好得多，所以一问之下，老师也只好悻悻地不再吱声了。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都会注意不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喷香诱人的光亮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的酸辛，太多的无奈。 ---王晓明：一块肥肉引起的风波

1天前

惊吓致死李可染是近现代杰出的画家、诗人，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他创作了许多流传百世的作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万山红遍》系列，据数据显示，在近两年的春秋两季拍卖中，李可染的红色系列几乎都是当季拍卖的最高价。2015 年秋拍，李可染 1964 年创作的只有 3.1 平尺的《万山红遍》以 1.84 亿元的价格成交，而这幅作品当年李可染卖给荣宝斋时，只不过 80 块钱。李可染为什么要画这些红色系列？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根据资料调查，李可染实际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李可染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当时以画人文画、表现自我为主的小情调画遇到了当时大唱社会主义、讴歌政治的改造运动，中国画被绘画系取代，李可染被派去教水彩。胆小怕事的李可染并不是像一些画家那样坚持已见，而是紧跟“时代”，不仅变了画风，还发表论文，提出要改造中国画，摒弃过去的画法，找到绘画的源泉。 1958 年，国家正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肃反、建立人民公社、树立三面红旗等，当年在杭州上学的同学张眺就死在肃反中，而李可染是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被批斗是很正常的。为了给自己辩解，李可染写了一篇文章《向党交心》。文章的第一章是“缺少灵魂”，辩解他的画，因为有不少人说他的画社会主义内容很少。第二章是“个人名利”，说自己对系里的工作不主动热情，能躲就躲，对学生也很少接触，是想尽可能地搞自己的创作。尽管李可染胆小怕事，写下文章向党交心，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给李可染向党交心的机会。他的作品被作为“四旧”作品，处于横扫之列，不断被剥夺画笔，而且还受到各种批判，再次受到打击的李可染已经越来越脆弱了。 1967 年文革开始后，李可染第三次受到冲击，他的作品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抄家、进牛棚。在这过程中，李可染表现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由于他的认罪态度较好，斗了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回了家。此时的李可染已经丧失了任何斗志，噩梦不断。他的妻子邹佩珠透漏，李可染曾经这么和她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 可见，当时的李可染已经是害怕到了极点。对于艺术创作，李可染更是迷茫，不敢画，不知道画什么。后来，他的朋友见他实在害怕，就对他说：“可以画些青山绿水，譬如以井冈山为题材，加上些扛着红旗的红军，这样谁还能批判呢 ? ” 李可染像拿到了救命稻草，立刻开始红色系列的创作，向党表示自己的衷心。于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红色题材开始出现在李可染笔下。《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摇篮》、《井冈山主峰图》以及现在不断拍出历史天价的《万山红遍》系列。尽管这样，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1970 年，他再次被打倒，这应该算第四次了，此次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接听电话，当传达。 1971 年，周恩来说可以请一些老画家回来，创造一些新的绘画作品，先由民族饭店做起。于是饭店派人持北京市的介绍信去干校接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回京后，发现家没有了，孩子也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画画，李可染和邹佩珠被临时安置在民族饭店的招待所，他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等创作了巨幅的漓江题材作品，画过国礼作品《树杪百重泉》。然而，就像当年他被改掉“永顺”的名字一样，他总是不顺和不幸。 1974 年，江青到民族饭店，发现了李可染画的《漓江》，立刻说这是“黑画”，李可染又一次受到批判。这次，一向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李可染的精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高血压复发引起失语，彻底垮了。这次患病，李可染经过半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健康。而他之所以能得到治疗，全因为他的患病期间坚持创作红色系列，不断向党交心。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李可染精神是如何的，好在所作的井冈山题材的作品没有再给人留下攻击诬陷的口实。 1976 年文革结束后，李可染终于获得平反，他的李家山水的特点让他成为中国少有的艺术大师。 1978 年，中央美术学院再次恢复开课，并招收了第一批美术研究生，李可染作为教授，也能专心教授自己的绘画技术了。那一年的美术研究生，活跃现在的有刘大为、李延生、史国良、李少文、陈丹青等人。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 70 岁高龄了，他的艺术受到了各方尊重，也不用违心的说话，违心的写文章了。只是他的胆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容不得半点刺激了。直到 1989 年的那场风波，风波过后， 1989 年 12 月 5 日，文化部两个官员到时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李可染家，了解研究院画家在风波中的动向。 80 多岁的李可染已经受不得半点摧残了，历经文革种种磨难的他早就是惊弓之鸟，一根稻草就能让他崩溃。据艺术家陈岩《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载：两个官员的到访让李可染大为惊恐，而李可染又有一紧张就口吃的毛病，可以想象，现场的谈话是什么样子。当时邹佩珠鬼使神差的外出未归，谈话只有李可染一人，李可染的精神完全崩溃，根本听不清两个官员的讲话，其实谁也不知道两位官员说了什么，但对李可染的打击是显著的，一代巨匠李可染就在两位侃侃而谈时心脏病猝发，撒手人寰。享年 82 岁。邹佩珠事后回忆，李可染的舌头把假牙都顶出来了，而那两位还兀自说个不休…… 而在众多官网，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报道： 1989 年 12 月 5 日，李可染在自己的画室里，同文化部的几位官员正在商讨如何发扬中国画艺术，构想刚开始，李可染却头一歪，倒在沙发上…… ---燦一：李可染实为惊吓致死图：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1天前

“忠字猪” 2016年10月大陆杂志《老照片》刊登了这样一则荒唐的旧闻：1966年，沈阳郊区，公社要求社员家家必须养“忠字猪”。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头猪的脑门上用红笔写个“忠”字，再框上一个心字形，然后用剪刀搞出层次，美化一番，以表达对毛的忠诚。当时有个比较倔的农民刘全有说：“忠于毛××，不能人畜不分。”他马上被打成了“反革命”，天天挨批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也提到，贵州省都匀专区特产“忠字猪”。至于“忠字猪”的结局，就没有人知晓了，估计是献给毛做红烧肉了。 ---文革养“忠字猪”等荒唐的献忠心作者: 林辉

1天前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 70% 的流血是发生在 1947 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 1946 、 1947 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 4075 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 25 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 10 个叫做恶霸中农，有 9 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 332 户，被斗争 1201 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862 人，其中真积极分子 271 人。在打死 5 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 1947 年 4 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1天前

沿途都是要饭的火车一进入甘肃，沿途每个车站都有成群结队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和大人挤到车窗口伸手乞讨。－－我这才明白，那时在学校几乎天天都讲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恶果竟如此严重！到了西安，只见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要饭的，更有人抢夺别人的食物就跑。有一个大汉正在啃的馍馍被人抢跑了，哭声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才买个馍馍……还有抢了别人的食物怕被追回，立刻吐上唾沫、抹上鼻涕的……在一家饭馆的橱窗下躺着一位老人，已经不省人事，饭馆的一位女服务员端了一碗汤出来，准备喂他，说，这老头在这儿已经几天了。饭馆门口围了一圈人…… 自1959年下半年以来，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我们在学校每人每月定量32斤粮食，主要是杂粮，如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也掺榆钱吃，也搞“瓜菜代”，也有偷粮票的，也有因对粮食政策不满发牢骚而被处分的，也都得过浮肿病、传染性肝炎……但没想到社会上竟是如此情景。当然更没想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竟饿死了3700多万人！ ---程正渝：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1天前

强迫孩子现场看杀人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什么罪？”我问。“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地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著有新花样搞出来。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苦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诅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用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小孩被驱回学校，死者家属将死尸抬走，和人群的消散。共产主义是最有“效率”的！ ---《内在的敌人》作者：雷震远

1天前

1935年陕北女子回娘家（张印泉摄）

1天前

我国第一个小型超级商场，1981年4月11日开始营业。它设在广州友谊商店的地下营业厅内，是广州友谊公司创办的。超级商场的特色之一是无人售货，顾客可自已随意在货架上挑选商品。出口处有三台电子收款机，能很快完成计价、收款手续。目前，这个商场有6排共120多米的货架，陈列着500多种商品供顾客选购。新华社记者陈学思摄（1981年4月14日发）

2天前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我们小学生也被卷入“疯狂之中”，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为了完成 1070 万吨钢铁产量，我所在的小学也承担了不知炼多少吨钢铁的“死任务”。我记得，在学校一排教室的一侧，老师们用耐火砖砌了一个两米高一米直径的土“钢炉”，老师命令我们每个小学生放学后走街串巷拾废旧钢铁，每天上学交五斤，交够的表扬，交不够的批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所有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收拾废铁，哪有我们小学生捡的。为了不受老师训斥，也为了得到老师表扬，名字被贴上小红旗挂在学校的墙报上，我把家里各种多余、不多余的铁质用品用具统统收罗出来，拿到学校上交老师，勉强完成任务。由于我们小学学生众多，交来的“废铁”也堆成了一座小山（在孩子眼中）。一天下午，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五六年级学生郑重其事的开炉炼钢，先在土炉内用柴火点燃焦炭，鼓风机不停的吹，老师和同学们把废铁依次往炉内投放，烟熏火燎之下，参加的人脸上乌麻六道、身上汗流浃背。然而每个人脸上像喝酒喝得微醉般兴奋无比。据说炼到当天午夜过后出钢，每一个参加者累得半死。第二天我们上学看到钢炉旁一堆灰黑色牛屎般钢渣。这就是用了几多耐火砖、几多劈柴、几多焦炭及不知多少度电和几十人劳动一天一夜炼出来的钢铁，它也被统计在当年中国钢产量中向北京报喜。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作者：金成

2天前

消灭麻雀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中全民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一幕。 1959 年春末的三天，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一律停工停产停课，集中消灭麻雀。声势之浩大、组织之严密、动员之广泛、手段之“残忍”，绝对可称为空前绝后，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机关单位到工厂学校，从街巷院落到广场园林，凡会动之人，都必须投入战斗。老年男女把守房前屋后；青年人上房上树；儿童们紧随其后。人人手持竹竿、木棍，不少青少年怀揣弹弓，还有的肩扛现代化武器，气枪。更有各级官员乘坐汽车、自行车巡回检查督战。所有的鸟窝被掏，任何房檐屋顶、林枝树梢、电杆电线，一有麻雀站落，立刻喝声雷鸣、竹棍齐舞，还配以鞭炮轰炸加远距离弹弓、气枪射击，布下了对付麻雀的天罗地网。那几天对麻雀来讲无异于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吱吱哀鸣，逃命般的在空中东飞西窜，稍想停落歇息，立刻棍棒挥来，杀声四起。这些可怜的小鸟只能哀叫着不停地在空中飞行逃窜，一时间大批的雀群疲劳致死，一头堕地。我所在小学的阵地在西安革命公园，我也挥舞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在一棵树上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弄得一身汗水，满面污尘，衣裳裤子也被树枝划破了几块口子，但神情不亚于参战胜利归来的勇士。落地的死雀会被人抢着捡起作为战果领功请赏。那天傍晚回到家后，家里窗上的玻璃被打烂两块，肇事者为对面邻居，他坦然承认，并拿出西安市政府通知，打麻雀中误毁玻璃，无论公私，一律免责。小小麻雀，吱吱叫的可爱精灵，多少世纪，除了喜好恶做剧的顽劣少年，人们与它和平相处。自从被伟人列入“四害”名单，竟惨遭如此荼毒。上天有知，果然在紧随的三年以人祸方式报复了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场景依然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社会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告诉人们，在一个最高当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作用到即使居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亦无法躲避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强权社会中，当每一个弱小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不肯逆来顺受时，他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人民战争”中的麻雀，毙命于突如其来的加害之中。而其他众多的人，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藻、“正义”理由下，自愿或“被迫”参与对“另类”的加害。看看现今花样繁多的上访与截访、抓访、治访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除四害中小小麻雀的悲剧，一再在人间反复上演。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作者：金成

2天前

跌碎了毛主席像我第二次去看望父母亲是一个星期后的晚上。老人家的房门关着，我在门外喊了声妈，母亲把门开得小小的一条缝放我进去，我一进房她马上把门掩上了。两位老人脸上都有一种恐慌、紧张而盼望我来的神色。我一进门母亲就有点怪责我的口气问我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低声问他们“怎么了？”他们都有如同大祸来临的神情，附在我耳朵上轻声对我说：“不好啊，毛主席石膏像跌碎了。”我转身看那桌上，那石膏像不是仍好好的么？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父母亲解释说前几天母亲在整理桌子时，一不当心把擦桌布扫着了那石膏像底部，那本来就轻飘飘而又头重脚轻的偶像在桌上摇晃了两下，一头就栽到桌子底下，当时也就跌得粉碎了。老人们一时不知所措，赶紧关上了门。桌子下面是一堆石膏碎片，他们赶紧把它收拾了用一张旧报纸包起来。当时他们的惊慌我可以想象，待惊魂稍定后老人家商量着这事怎么办。后来商量定了得赶紧去买（当时要说“请”而不能说买）一个一式一样的石膏像来放上，遮人眼目。不过不能在附近买，被邻居看见要引起怀疑。因此母亲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石膏像用只小旅行袋装了回来放在原来的位置。至于那堆碎片怎么处理他们一时没了主意。在随时可能被红卫兵闯进来抄家的情况下，放在家了总是祸水。丢到垃圾桶里去是绝对不行的，立即会被居民发现而去汇报，以后就会挨家挨户地查，查出来了毁坏毛主席的形象在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罪。按照当时所见的狂暴，红卫兵不知会干出些什么来。因此他们一直忧心忡忡，日夜在盼我早点来，商量着怎么处理那祸水。因此那晚我去了，他们见到我都有一种惊慌而又急于求救的神色。我宽慰他们说“不要紧，这事情好办”。石膏这玩意儿我熟悉，以前我就做过石膏模型。从化学讲，石膏我也很了解，不就是硫酸钙。做石膏模型的石膏叫做煅石膏，是含有半个分子结晶水的。浇成了模型，凝固时又恢复为含两分子结晶水的生石膏了。但是石膏用火烧过了头就会失去全部结晶水，而成为无水石膏就结不起来，那就是做粉笔的材料了。那要完全溶化后再重结晶才能恢复为生石膏。因此那些石膏像的碎片只要在煤球炉上烧透就散掉了。他们得知那么好办就一下子放了心。母亲当时就打开了炉子，等火旺起来了，他们看着我怎么办。我把那些碎块放在炉火上，先发出阵难闻的油漆烧焦的怪臭，等烧透后冷下来。那些碎块用手一捏就都酥掉了。没有多少时间我把它们都捏成了一堆粉末。老人们都很高兴，仿佛得了救。这么多天来父母亲才有了笑容。我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堆垃圾由我来处理吧，我回去路上把它们丢得远远的。 ---跌碎了毛主席像作者: 老糟

2天前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 ‘ 访贫问苦 ' ，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 14 组（原建兴村 4 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 50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 16 组 18 号的唐学成（ 90 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 “ 你死我活 ” 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 “ 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 ” ，回答 “ 是头黄牛 ” ，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图：大型历史群雕收租院

2天前

在 “ 新中国美术经典 ” 光环里，刘文彩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 “ 创造 ” 的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 “ 收租院 ” 逃到 4 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 “ 牢记血泪仇 ” 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这些，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现场讲座中的所说： “ 《收租院》反映了从人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人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 ” 。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 “ 收租院 ” 的 “ 新中国文艺 ” 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作用下，为了不再吃 “ 二遍苦 ” ，疯狂地迫害所谓 “ 阶级敌人 ” 。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 “ 狂犬病 ” ，人们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的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2天前

1975年的中國農村某地下放到農村的知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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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直门侧影

2天前

1.1958年冬，实行劳动力大兵团集体下田，午餐时征用收集了农户的炊具，至田间埋锅烧饭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城东公社。 2.1958年冬，50年代后期由于“浮夸风”形成的“放卫星”高产田，社队干部为应付上级检查，不得已将亩产1127.5斤改写作“11275斤”。拍摄地点：松江县亭林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2天前

1.2020年3月26日下午，武汉汉口殡仪馆，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走过。当天上午，排队亲属从汉口殡仪馆静雅厅的大门口一直蜿蜒延伸至东侧乾和厅的门前，有近200米长。 2.2020年3月26日下午，武汉汉口殡仪馆，亲属排队等待取号。汉口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许多逝者亲属需要等5个多小时才能排到号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预约过，殡仪馆的骨灰又太多，人手不足，从中寻找需要花很多时间。 3.2020年3月26日下午，武汉汉口殡仪馆，自3月23日武汉开放各殡仪馆骨灰领取后，排队领取、寄存逝者骨灰的现象在各殡仪馆出现。 4.2020年3月26日，武汉汉口殡仪馆静雅厅，逝者亲属排队等候寄存亲人骨灰。汉口殡仪馆静雅厅是逝者亲属办理殡葬手续、领取骨灰的场所。自3月23日，武汉开放各殡仪馆骨灰领取后，排队领取、寄存逝者骨灰的现象在各殡仪馆出现。

3天前

江青的生活“品味”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３）。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２０１４）。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７０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１０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６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２０１４）。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１９７２年一次从香港进口６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２０１３，第８１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１９７５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１９７５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５５０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１５００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１００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２０１５，第１９７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８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１７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阜成门六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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