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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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时前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三天以后，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写道：“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563页）不管毛泽东如何解释，作者仍然认定：“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563页）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为它把共酋毛泽东和敌酋冈村宁次的密切联系、联络中介、联络方式都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使毛泽东通敌卖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新四军 #日军勾结 #投敌叛国 #延安日记

16小时前

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周恩来 #毛泽东 #君臣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 #臣民心态

16小时前

拘捕江青的详情我从有关部门得知，1976年10月6日执行拘捕江青的是张耀祠。张耀祠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曾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直至毛泽东去世。1964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92年10月，张耀祠首次披露了拘捕江青的真实详情，并给我看了有关这一情况的手稿。张耀祠说，他是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他立即赶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刚刚奉命赶到。汪东兴对他俩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又说：“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同时还把拘捕毛远新的任务交给了他。武健华作为他的副手。决定在晚上８时半行动。当他奉命前往中南海江青住处执行任务时，连手枪都没有带。和他一起执行任务的几个人，也没有带枪。我问他，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怎么不带枪？他笑道： “江青的卫士，全是我的部下，我用得着带枪吗？” 张耀祠跟江青的卫士点点头，就进入江青的住处。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看了一眼。张耀祠以严肃的口气，向江青宣布：“ 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向江青所宣布的就这么几句话。他手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这几句话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所说的。在他宣布之后，江青并没有传说中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听到之后，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板着面孔。过了一会儿，她才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文件柜的钥匙，然后在保密信封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再装了钥匙，把信封密封，交给张耀祠。接着，张耀祠让江青坐上她自己的专车，由她的司机驾驶，武健华陪同，驶往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把她临时拘押在那里。 ---“追寻历史真相”　　　　　　　叶永烈

#江青被捕 #张耀祠 #1976年10月6日 #粉碎四人帮 #中南海

16小时前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景凯旋·

#文革 #迫害致死 #红卫兵 #红色恐怖 #权力指使

16小时前

拦截国际列车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１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 反修”行动。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１００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１０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拦截国际列车"　　　　　　　·陶铁柱·

#红卫兵 #反修 #苏联列车 #文化大革命 #中苏关系

17小时前

爹妈给起的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带有仁、义、礼、智、信、发、富、裕、美、鑫、修等等封资修色彩字样的姓名，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的东西都会格格不入，都在必改之列。当然所改的名字也不需要找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公检法机构不是在文革的风浪冲击之下也象一个年老体衰中风的病人一样瘫痪了吗？要求也别太高，只要能让大家叫得起来记得住传开去，就是改名成功的标志。在那个年代，什么都不能讲究高标准，包括吃的穿的喝的住的。否则你就是“修”，你就是“资”，你就会不自觉地乖乖地被动地成为革命的对象。唯独向封资修作斗争，破四旧，则要讲究最高标准了。于是乎，和全国一样，一时间改名而叫捍东、卫东、卫红、红卫、向东、继东、要武、反修、文革、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等名字的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了。改名之风犹如一夜狂风暴风疾风，彻底荡涤了整个姓氏文化封资修的污泥浊水，还了以毛老人家为首的正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片湛蓝天空。这种革命的名字让很多红卫兵如释重负，窘迫彷徨浮燥的心理因而也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也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项伟大的丰硕成果。姓氏文化这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秋风劲荆州中学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文革改名 #破四旧 #红卫兵 #封资修 #姓氏文化

17小时前

2023年12月30日 1998年，在田间干活并收集了用作柴火的棉花秸秆后，湖北省江北监狱的中国囚犯们返回牢房。 Chinese prisoners return to their compounds at Jiangbei Prison in the central province of Hubei after working in the fields and collecting cotton branches for firewood in 1998. REUTERS/File

#湖北省江北监狱 #中国囚犯 #田间劳动 #棉花秸秆 #1998年

1天前

邓小平等所搞的"高干俱乐部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 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０８"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０８"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０８'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５０００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ＸＸＸＸ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ＸＸＸＸ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Ｘ长和军队党内Ｘ级Ｘ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惊雷》战斗队（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邓小平 #高干俱乐部 #特权 #腐败 #文化大革命

1天前

内外有别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周恩来 #毛泽东 #中美关系 #政治斗争 #文革

1天前

朱德批斗会记录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XX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 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XX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和]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XX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XX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 ·肖思和·

#朱德批斗 #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罗陆杨 #林彪陈毅批判 #文革初期

1天前

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延安整风 #王明 #权力斗争 #政治迫害

1天前

毛泽东的生活肖像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毛泽东的生活状况。 1、毛泽东生性狡诈、功于心计。“毛泽东为人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这个肌肉松弛、行动迟缓的人貌似坦率，实则老谋深算，看自己的目标看得很清楚，因而对敌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页） 2、毛泽东知识面不宽、但又喜欢炫耀博学。作者写道：毛泽东“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页）“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168页）“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毛泽东确信自己是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110页）“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167页）“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怕他，并且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页） 3、毛泽东深居简出、离群索居。“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或部队。”（110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泽东习惯于一言堂。“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107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不愿意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5、毛泽东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管在战争年代，老百姓衣食无着，延安的共产党高层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经常举办舞会和宴会，有的宴会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页）。毛泽东烟酒俱好。“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页） 6、毛泽东好色成性、薄情寡义。毛泽东“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时候遗弃她的。他把他的五个孩子留给农民照管。”（567页）毛泽东曾经向作者夸耀中国姑娘是多么漂亮。几天以后，一个中国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处，显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命令她来送货上门、取“精”献宝的。 7、毛泽东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作者认为毛泽东患有忧郁症。只要形势稍稍对他不利，他就会抱怨身体不适，经常叫驻延安的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上门为他治病。毛泽东的贪生怕死集中表现在重庆谈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为了避免内战、救人民于水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听党徒的劝阻、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是作者揭示的历史事实却与此正好相反。毛泽东“对他去参加谈判时的人身安全问题担心、害怕。他认为蒋介石的邀请是个圈套，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页）在一连接到蒋介石三次邀请后，毛泽东觉得不能再回避，被迫接受了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和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乘专机专程来延安接他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道，“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坚决担保的。”（571页）得到作者代表苏联政府作出的保证，毛泽东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随时逃入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避难的准备，诚惶诚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随赫尔利和张治中去了重庆。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负面评价 #延安日记批判 #毛泽东生活作风 #毛泽东性格缺点 #历史揭秘

1天前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凰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范似栋·

#毛泽东逝世 #江青夺权 #权力斗争 #汪东兴 #政治局

1天前

2022年11月27日，在中国北京，抗议者在亮马河河畔抗议中共清零政策时举起手机。在新疆省发生致命的公寓火灾后，抗议者在中国多个城市走上街头，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许多人将死亡归咎于COVID限制。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北京 #亮马河 #抗议 #清零政策 #新疆火灾

1天前

2020年8月4日，新疆阿勒泰，民警正在向轄區牧民群眾宣講抗擊疫情相關知識。（人民視覺）

#新疆阿勒泰 #疫情 #牧民 #宣讲 #2020年8月

1天前

1972年北京中学学生。（图片来源：美联社） Students at Beijing High School in 1972. Credit Associated Press

#1972年 #北京中学 #学生 #教育 #历史

1天前

1960年人们在崇文门以西的城墙上开荒种地。

#崇文门 #城墙 #开荒种地 #1960年 #农业

2天前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 图1：“人民日报”上，1950年到1980年， “爱情”俩字的出现次数。直观就能瞧出来，1970年到1977年这八年，“爱情”在“人民日报”上，每年出现的次数在5次之下。最低的是1973年，只有唯一的1次。 1次？还不是真“爱情”。那个1973年唯一的“爱情新闻”是，“三江口上阶级友爱情谊深 ”。注意图1 左面y轴的刻度，不到180。图2：把此数据与“伟大”合并作图，数值差距太大，“爱情”每年间的变化几乎被消失，就是和频率略低的“万岁”同晒，也很尴尬： “爱情”在1957年出现的那个小小峰值，在“万岁”的泰山压顶之下，弱不经风啊！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与淫官文化” 文革传人

#数字历史 #爱情 #人民日报 #文革 #阶级友谊

2天前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严家祺: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 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天安门事件 #镇压 #指挥部 #邓小平 #戒严部队

2天前

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拚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８３４１部队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了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季羡林·

#季羡林 #批斗 #文革 #红卫兵 #迫害

2天前

吴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图：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人群

#天安门事件 #1976年 #四人帮 #吴德 #清场

2天前

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1966年3月份18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 言为心声。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斗争 #政治 #负面

2天前

宝鸡驻军士兵奔赴老山前，在铁路军事专用站台用餐。1985 年3 月石宝琇摄

#宝鸡驻军 #老山前线 #1985年 #军事站台 #石宝琇摄

3天前

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周恩来 #项英 #国共内斗

3天前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复杂，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1928年－1936年）1925年周恩来从苏联归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广东军事部长，培养中共军事干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与陈延年、杨殷都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军事领袖。后来领导南昌起义，建立中共军队。１９２８年４月参加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李立三、瞿秋白直到王明路线时期周恩来都是中共中央实际掌权者。毛泽东是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的开创者，是地方实力派，是土共。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有深刻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主张的东西与苏联革命路线相去甚远。他农民背景，他游击流寇似的作风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苏联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国际对毛这种人是排斥和不信任的。周恩来是苏联在中共党内的“代表”，共产国际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毛的态度。毛桀敖不驯，他有他的法宝，不会对洋人唯命是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与中共中央里那些苏联的追随者们是格格不入，要发生冲突的。早年朱德、陈毅也是仗上海中央的支持（还是周吧）把毛泽东赶出红四军。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也是受周指派到瑞金去斗争毛的。制止他滥杀“ＡＢ团”。周败退江西后，更将毛撤了职，赶出红军长达三年。毛在周执掌中共大权的时代是饱受打击，有志难伸。他痛恨那些洋大人，更恨那些“国际派 ”。周与他结怨很深。这种受排挤状态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毛利用长征途中军队及党内的不满，鼓动发难，要求中央检讨失败的原因，改组领导集团，接纳毛回来辅助周恩来领导红军。毛趁势反客为主，取周而代之，进而将周恩来排挤出红军。第二个阶段：（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１年）由于得到苏俄支持与信任，长期担任中共领袖，加之在中共党内有雄厚的力量。周恩来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失败。他等待时机，力图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后，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回来延安。这是周等待已久的机会，也是信号。旋即与王明结合，周在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 ”上支持王明，拥护苏联的主张，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改变党内形势。“国共合作，拥蒋抗日”成为中共新的方针。由此拉开“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序幕。这是毛夺权力后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毛领教了王明与周恩来结合的威力。其实“王明路线 ”的实质还是周具体实施推动，王明传达的苏联的方针战略，是周恩来的力量借王明的旗号卷土重来与毛争夺党的领袖地位。这是周恩来的风格和策略，其它人在台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他则隐身幕后，执掌大权，控制一切。李立三时期他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瞿秋白时期，王明时期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想象，假如“第二次王明路线”取得成功，毛被斗到或被莫斯科撤职。王与周的联合可能还会是这种形式：王明当总书记或主席，周当副主席，控制军队和党。由于形势变化，日本占领武汉，拥护蒋联合抗战无疾而终。长江局撤消，成立重庆南方局。莫斯科承认毛的领袖地位。“第二次王明路线”落幕。周和王明挑战失败。但周恩来仍然借莫斯科的支持和项英的新四军的支持，与毛周旋。直到“皖南事变”时，毛泽东用“借刀杀人”之计解决项英。使周顿失依靠，终于缴械投降。为两年后搞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和周恩来铺平道路。试想如果有项英的军队在，以周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毛是不会轻易地在延安对周大张挞伐的。第三个阶段：（１９４３年－１９７６年）中共的事业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是又一场“农民造反”，要想颠覆中国，毛这样的农民领袖是必不可少的。他比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周恩来都厉害。他老奸巨滑，深谋远虑，无法无天，不择手段。这些人是自愧不如。况且“形势比人强”，在与毛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周屡战屡败，阵地被一块块蚕食掉，苏联的表态支持毛使他惊醒。他知道大势已去，他无力与毛争雄。中共领袖的位置非毛末属。他痛下决心，转换角色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副手的身份辅助毛夺取江山。他的选择虽然无奈和屈辱，却充满智能与远见卓识，威力十足。毛周的结合影响深远，已为历史所证明。从此以后，周就是毛泽东的参谋长、外交官、警卫员、谋士、仆从、宰相、战友、同志、说客、帮凶。毛的需要就是他的工作。所有这些角色的背后他们俩的对手关系没有真正改变。毛始终限制和约束周，一有机会就要打倒他。周则时刻警惕，小心周旋，立于不败。俩人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在国共内战期间毛对周比较“友好”。解放以后毛又重新开始斗争。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高饶”是毛放高岗要打周批刘，被刘周联合挫败。１９５８年毛亲自上阵批周“反冒进”要逼他辞职。周坚持下来得以幸存。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扫除“刘邓彭罗”以后毛又要倒周，双方在１９６７年激烈较量，毛以失败告终，周成为党内保守派的总代表。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是毛再遭重创。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毛再度奋起打周，可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橹缟。１９７６年一命归西，周的追随者打倒文革派，否定文革。毛与周的斗争从二十年代末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俩人死了已后。“四人帮” 垮台和邓小平复出也他们斗争的延续，是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司马璐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是贯穿中共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谈他们俩人的斗争，研究不好中共党史和人物。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 #中共党史 #毛泽东的制约与周恩来的周旋 #延安整风 #高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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