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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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小时前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关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17小时前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採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佈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於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於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託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17小时前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採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倖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由於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複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佈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17小时前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一次是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 ”。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 ( 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 ) ，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 ---马云龙：恐怖的等待

17小时前

生不如死是什么原因，让交不上税款的工商业者，自感生不如死？平乐县沙子区手工业者冯俊丰夫妇的案例，颇能说明问题。冯氏夫妇经营修理钟表、照相等业务，1955年1—10月份的实际纳税营业额为570元，结果被执法者硬评为两万元，后来经过调整，仍高达1.5万元——是实际营业额的26倍。按这个标准，冯俊丰还应补交税款1050元，在交出178元7角5分后，冯俊丰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执法者的策略是：“乱讲他有金戒指20个，和200元毫子”，同时决定召开工商户大会，结合历史问题对其进行斗争，“以达到承认偷漏交出税款为目的”。这个大会在1955年11月30日晚召开，税务所副所长刘世焯、沙子区副区长张祖乃分别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展开无情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大会斗争已经轻车熟路。“打倒不法资本家”、“向偷漏税作无情的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刘、张两名干部为给群众斗争增加气氛，还要向现场群众发问：“你们说，他有没有（偷漏税）？要不要（批斗）？”，在群众一片“有”“要”的呼声中，反偷漏税工作组成员开始质问冯俊丰何时交清税款。冯俊丰回答：“我现在交不出，以后我慢慢地卖东西交。我连裤头带脱掉都可以，不要我这两只手就行了。”这段话带有反讽意味，被群众认为“不老实”。在接下来两个多小时内，冯俊丰和他的妻子蒋素珍被迫举起双手，跪沙子、跪碎石。然后公安干部黄克献把冯叫上台，开始追问他的历史问题。在此前的镇反运动时，冯俊丰被认为有“通匪济匪血债”。群众大会斗争结束后，干部和积极分子30余人把冯带回工商会继续“小斗争”，9个干部再将他们夫妻叫到搬运工会，在平乐县税务局监察股长何卓然等人胁迫下，写了交款限单，答应第二天下午先交300元税款。副区长张祖乃又对他们一顿臭骂，一直到凌晨2点钟，才放回他们。冯俊丰夫妇一夜未眠，他们写下了遗书，内有“河边再见”和“留下一双八旬老母，看你心肠何在，感谢何同志（何卓然）……”等讽刺话语，而后两人投河自杀。 ---韩福东：反偷漏税风暴

18小时前

服毒自尽黎殿臣开了一家药铺，很小的店面，投资仅1500元。1955年底，他遭遇了麻烦。他所在的广西平乐专区，正大张旗鼓进行反偷漏税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全面开花，处处结果”，也就是每一家工商户都在打击之列，反偷漏面要求100%，偷漏率则为101%. 反偷漏的任务在运动过程中不断追加。以平乐县为例，最初定的任务为220万元，3天后即追加到330万元，县委书记矫志周还嫌不够，10天后又亲自分配了第三次指标，上涨为485万元。黎殿臣所在的平乐县源头区，任务已由最初的40万元，上升到90万元。没有意外，参加了中医联诊所的黎殿臣，也在运动中被列为了偷漏税对象。当黎殿臣第一次汇报自己的营业额为1000元时，他被训斥为“不老实”，压力之下他追加到4000元，还被认为“不确实”，没办法又追加为1万元，但当地税务所认为还应再多一倍才行。按照这个数额，黎殿臣要补交“偷漏”的税款540元，限期3天交清。黎殿臣3天内凑不齐540元现款，执法者于是将营业额又增加两倍作为惩罚，算下来他要“补交”1400元税款，同样限期3天。执法者警告他，如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再翻两倍。同时又给他扣了两个大帽子：“卖假药”和“造谣破坏”。税务所的所长名叫曾峰，他在大会上说：“你们不按期交清，就抓你们去法办劳改，封房子，像欧水生、陈廷日（因欠税被逮捕）那样，你们才晓得厉害。” 税务干部说到做到。两天后，他们召集所谓的“欠税户”到墟场开会，逼迫个个写限期补交的承诺书，“不写即留下来，夜晚上很冷，大家怕冷都写了，唯有他（黎殿臣）儿子黎锐材无法交出，不敢写限单，而留他到1点钟时才准回家。”黎锐材回家后将情况告知父亲，“之后全家都哭说：怎么得了，现在又加了两倍，这回死得成了。” 黎殿臣在家里服毒（信石）自杀的那一天，是195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八日）。他既不是平乐专区反偷漏运动第一个自杀者，也非最后一个。据官方档案，在平乐专区平乐县，共逼死人命8条。此外还有十几个人被错捕（1956年11月5日的档案显示，13人被捕，其中12人属错捕，1人在审查中，尚未定案）。 ---韩福东：反偷漏税风暴

18小时前

战俘人生的抉择-自愿甄别。这些北韩战俘决定被释放后留在韩国。

18小时前

摄影：王世龙河南中牟　1972 　　一支由农村妇女组成的歌咏队。

1天前

性启蒙张贤亮：那些年，我已经 30 多岁了。农场里有个猪倌，旧社会当过连长，他 40 多快 50 岁了。那时候家里都吃不饱，喂猪的不是有好多菜叶子吗，就有个小女孩， 13 岁，每天提着菜篮子来找他要点生菜叶子。来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亲亲她，女孩也不拒绝，然后就弄起来了。两个人的性关系从她13 岁一直保持到 17 岁，后来被发现了，要枪毙人。结果小女孩一口咬定不是强奸，是自愿的，甚至还愿意嫁给他。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性。他被判刑十年。斗争会开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劳改队去，晚上他跟我住一个房间，我都要睡觉了，他跟我说到快天亮。说的是他这三年和女孩的故事。他说他这一辈子也不冤了，反正在这儿喂猪，到劳改队也喂猪。闻所未闻。我从来没有跟女性接触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就知道糖非常甜，弄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说性多么舒服、怎么有趣，我听得目瞪口呆，一点没引起我的性欲。我说该睡了，他说不行，还把我摇醒，因为他进劳改队就不敢说这些话了，那是最后一次，非要找我倾诉。现在回想起来，那写下来简直是一本淫书，比《肉蒲团》还《肉蒲团》。我还要过饭。我在银川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几千个要饭的。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女娃娃，看起来像 15 、 16 岁，就问人要饭。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吧”，他问“你要不要”。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要凭手抠，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块黑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跑到外面，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就看见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了。原来，问他要不要，是要这个姑娘卖淫。那个时候，男人饿，都不能勃起啊，干部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子。这一次，我哭了。你说我恨不恨，我需不需要写实话。经历过这些之后，还写得出诗吗？没有任何诗意。俄罗斯人经历过苦难还能写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饥饿。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1天前

马云龙：关于胡思杜我母亲郎玉珠，1953－1956年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胡思杜是她的政治教师。据我母亲回忆，胡思杜当时在政治上表现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在与我母亲私下交谈时常说：“咱们这些在旧社会受过教育的人，思想上受到的资产阶级影响比较深，因此在思想改造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批判胡适时，他还主动在课堂上表示要与父亲胡适划清界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我母亲说，胡思杜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种“革命”的决心。 1956年我母亲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到天津铁路设计事务所工作，其间曾到唐山出差，顺路到学校去看望过胡思杜。她说，那是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了。她在学校找到胡思杜时，正赶上学校要开“鸣放会”。胡思杜与我母亲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说：“我马上就要开会，还要在会上发言，这次没空与你多谈了。咱们都要听党的话，在运动中继续改造自己。”然后就匆匆离去。据我母亲回忆，当时胡思杜的情绪还很兴奋，沉浸在参加政治运动的热情之中。我母亲也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胡思杜。出差回来后不久，我母亲就听到消息，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吊在窗子上自杀了。图：胡适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胡思杜

1天前

依娃：让我愤怒的是不把人当人！比如通渭县鸡川镇，到了夜晚，干部就来挨家挨户用封条封门，或者锁上。第二天生产队长再来打开－－这是关牲口吗？人就是干活的牲口吗？让我愤怒的，还有那些专门关没有粮食的农民的“劳改队”，大队小队都有“劳改队”，老人、妇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劳改队”里。还有，严重侵犯妇女尊严的搜身，对她们腰里、腿里，甚至裤裆里都搜。95 岁的三婆说：“只有屄里搜不出来，其他地方都能搜出来，连我的三寸脚里面都搜，看有没有藏下粮食。”干部还到厕所的大便里检查有没有谷粒。最可恶的是，公社大队都三令五申，禁止饥饿到极点的灾民出门逃荒，到处设关卡、拦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骂，有些人饿死在收容所。有些妇女在陕西有了孩子，还被强行送回来，血肉再次分离，政府还诬蔑她们和陕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高伐林：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1天前

北京青年团员史淑云揭发父亲“贪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赌气夜不归宿，想要断绝父女关系；第二阶段，接受中学团支部劝导，回家动员父亲坦白；第三阶段，参与父亲所在工厂的斗争大会，公开发言宣布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石景山发电厂职工针对贪污分子的斗争大会上，史淑云与工人同志一起高喊 “打倒贪污分子！”，在听见念到父亲名字时，更是起身鼓掌，并要求上台发言。“我只知道他是人民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到他是我的爸爸。” 史淑云在文章中写道，她受到鼓掌欢迎，非常高兴，在台上宣布“我不承认他是我爸爸，我要和他脱离父女关系”，并流利地说出于她而言显得过于早熟的话：“我完全拥护人民政府对他的惩罚。我一定要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下，为新民主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她看上去具有领袖风范，还在台上领着大家喊口号：坚决消灭贪污分子！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工人路线万岁！ “工人路线”在当时是受到追捧的，在公营企业内的反贪污运动中，其所发挥作用常常远远超过司法系统。只要工人们认定了的贪污事实，嫌疑犯大抵只有接受有罪推定的份儿。看到父亲受到批斗，史淑云内心大快，向团组织汇报自己打了胜仗，今后“做人民的好女儿！” 但并非所有贪腐嫌疑人的家属，都像史淑云这样行动积极。工作组要做经常性的动员和说服工作。家属们有时被逼得没有退路，会选择自杀作为抗争或逃避的最终手段。 ---韩福东：家庭的私密崩解－－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1天前

马景雯：马三立当 “ 右派 ” 始末 1957 年夏秋之际，何迟先生却仍因创作《买猴儿》而被第一批打成 “ 右派 ” ，爸爸自然也在劫难逃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离 “ 右派 ” 还有多远。果不其然，不久的一天，爸爸被带到南市的一间楼上办公室。 “ 整人 ” 开始了。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儿》吗？答：说过。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答：不知道。问：共产党干部有 “ 马大哈 ” 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 “ 右派 ” ，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 “ 右派 ” 的狗腿子！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 “ 以攻为守 ” 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 “ 那你也难逃罪责！ ” 一句 “ 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 ” ，又一句 “ 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 ” ，再一句 “ 想找个靠山吧 ” ，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向爸爸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 爸爸受气不是第一次了。可是 “ 挨整 ” 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现在等于是 “ 一头官司 ” ，对方可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强压在自己头上却不容自己分说、分辩，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照 “ 整人 ” 的人逼的、喊的条条 “ 招认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走狗。 ” 他看了看冲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昔日自己的麾下，这些年来我何曾对你有半点儿 …… 怎么一旦间就变得五官异位、面目可憎了呢？ “ 别想拖延时间！ ”“ 休想蒙混过关！ ” 又一次反扑过来，其气势是想 “ 速战速决 ” 。爸爸被逼无奈，全身战栗，气往上撞，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了声： “ 你们，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 ” 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个整人的手指窗外说： “ 呦嗬，你拿死吓唬谁？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 爸爸愤怒了，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他忽地站起来一头向窗外扑去。当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时，两条腿却被好心人紧紧抱住了 …… 爸爸是被同事送回家的，妈妈吃惊非小。细心的妈妈看见爸爸手上皮肤青紫，流血的破口已经结痂。爸爸被扶到里屋床上，妈妈给他脱了鞋，便问： “ 是没留神摔了一下吗？ ” 爸爸没有回答只是两眼瞪着前方。妈妈没有再问，叫我们先出去让爸爸好好休息。当天晚上妈妈全知道了，只因演《买猴儿》，爸爸差一点竟被逼得跳楼！妈妈强忍着悲愤劝了爸爸好长时间，妈妈虽然对 “ 右派 ” 的事不懂，但她认为没错就是没错。任他们处理，是非自有公论。面对爸爸胳膊、手腕、胸部及下肢多处流血的伤口，妈妈心疼的流泪。事过多年，爸爸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 我现在也有些后怕，我不是怕死，真要是这样死了还不一定被扣上多少罪名，算是畏罪自杀。那才叫冤沉海底呢！ ” 1979 年，何迟先生和爸爸先后平了反，证实是错划 “ 右派 ” 。在单位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过程中竟然发现这样一件奇闻：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爸爸当初被打成 “ 右派 ” 的材料，包括言论、 “ 罪行 ” 和上级关于 “ 戴帽儿 ” 的复批等。为了负责任，他们从文化局一直追踪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而 “ 反右 ” 时的经办人却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 “ 咳，本来定下四个，后来又追加到十一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 ” 爸爸被 “ 整 ” 了二十年原来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 “ 右派 ” ！连告诉爸爸这个消息的人都气儿不忿儿。爸爸听后只是苦笑着蹙额点头，习惯地说了声 “ 是呀 ” 就完了。

1天前

当公共食堂的弊端一步步暴露，大锅饭越喝越稀，每天几两的口粮让人饥肠辘辘、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又开始忽悠了——现在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福上福;往共产主义过渡，必须要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报上开始大力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说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缺粮断顿，吃野菜、啃草根、嚼皮带，艰难备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每天只吃一颗黄豆，毛主席还舍不得吃，送给红军战士。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还有三两粮食，比毛主席他们的生活标准还高。况且他们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我们，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一定要珍惜。现在吃点苦，就如同进行万里长征，美妙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在不远的前头! 在公共食堂肆虐的三年里，我们的新闻媒体几乎天天都在歌颂食堂的优越性，典型经验连篇累牍，先进事迹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先进经验”几乎都是上下愚弄，胡编乱造出来的。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中国妇女》杂志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驳斥那些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糟了”的“荒谬言论”。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意见，面对食堂缺粮断顿、乱象丛生现象，我们的媒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如此，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对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严厉批评，大张挞伐。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对全国濒临危机的食堂进行热情歌颂，最后说道： “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死抱着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议论起来。”接着社论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条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歌颂了食堂的好处，指出了食堂的“光辉前景”。最后说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污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喜欢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会迟早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我们的党报在批评不同意见时，总要和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让那些反对者心惊胆战而噤若寒蝉。社论的语言和观点确实雄辩有力，气势恢宏，但后来事实证明全是假话空话大话。不知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是谁，当1961年全国的公共食堂在亿万人民强烈的反对声浪中一哄而散的时候，问问这位执笔者和审批者：究竟谁被抛弃了?你们感到脸红不?当然这是后话。 ---马双有：公共食堂为何能办了三年?

1天前

拯救大陆同胞. 台北. 1971

1天前

南京市举行钢铁誓师大会，女民兵游行队伍，1958年晓庄摄影

1天前

1979 年北京国庆节，要求艺术自由的游行照片。 Photo of the march demanding artistic freedom on the National Day in Beijing, 1979. Copyright Wang Rui.

1天前

1970年3月，周恩来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1天前

1929年9月汪精衛自法返國前與陳璧君，長子文嬰及長女文惺摄於瑞士洛桑湖

2天前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1960 年 11 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 5 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 “ 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 ”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吴国桢）“ 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 “ 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 此人回答却是： “ 不，我不是周恩来。 ” 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17]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 “ 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 ”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 “ 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 “ 昔日的好时光 ” ，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 1955 年这样写道： “ 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 “ 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 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 年 12 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 The Night Cometh ），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 “ 天才的演员 ” 。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 “ 真实本性 ” ，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图：周恩来与吴国桢，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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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作者：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图1：刘永会目睹周春富被打死图2：木偶片中“周扒皮”的形象图3：周春富没留下照片。这是周春富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图4：周春富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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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的一段往事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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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文革前粮店每到发粮票的时候，一般都是到我家院里发，一是独门独户没有闲杂人员，二是我们家里干净整洁，来发粮票的人坐着放心。尤其在我爷爷住的几间北屋，满屋子的红木家具和各种瓷器、字画，看着也赏心悦目。街坊邻居趁此机会也进我们院里东看看西看看，欣赏一下我爷爷种养的花草，品评一番。粮票就跟邮票一样，也是整版一大张，面值不等，根据每家的定量撕下来搭配好夹在粮本里发到每家来的人手中，决不能有误，否侧就买不成粮食吃。有没有出错的时候？有，我就看见过一次。一次有一家人把粮票领走后没多长时间风风火火的来了，进门就说少了几十斤粮票。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粮店的人也急了，拿过来重新清点，确实少了几十斤。这可怎么办？经过一番争论，少粮票的人处于劣势，第一他当时没有当面清点，第二他是拿回家后又回来说此事，中间这段经历说不清楚。而粮店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一口咬定是如数发的，绝不会少。事情就这样僵持不下，最后丢粮票的那个大老爷们楞急得嚎啕大哭，连他家赶来的老婆孩子也一块哭了起来，情景相当悲惨。粮店的人也表示同情，但他们说制度就是制度，他们也爱莫能助。正当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峰回路转，事情朝戏剧性方向发展了。只见另一位领过粮票的人推门进来，张口就说：“你们把粮票发错了吧？”闻听此言，粮店的两位坐不住了，当时脸色就变了。而此时正哭着的一家人也不哭了，想看看这家人又丢了多少。粮店为首的那个人急忙问：“怎么回事？你差了多少？” “六十斤，你们怎么那么粗心啊？”新来的这位说。 “啊，又是六十斤？”粮店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汗也出来了。 “是呀，整整多出来了六十斤，这算谁的呀！”新来的人口气一点不软。 “什么？是多了还是少了，你说清楚了。”粮店的人急不可待的问，语气里充满了希望。 “您多的是粗粮还是细粮啊？”第一家丢粮的人似乎觉出点什么。 “细粮，整六十斤白面，我回家一点，嘿，好么，多给我六十白面，我可不敢要，指不定是谁的呢。”新来的人一点也没觉出屋里的变化。 “哎同志，您看这是不是……”丢粮票的人没敢继续往下说。 “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粮店的人好像心里已经有数了，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重新坐在椅子上，开始不慌不忙的问起话来。 “我在这领粮票都点过了，正合适，没多没少。没想到回家再一点，多出六十斤面票，我心想这指不定是谁的呢，赶紧给送回来，要不谁丢了也得着急啊。”新来的说着一回头，好像看出点什么：“哎，是不是你们家丢粮票了？”他问第一个来的人。 “是，是，别提了……”第一个人欲言又止，看着粮店的人。 “这就对了，”粮店的人站起来说：“你们看，他丢了六十斤面票，”一指第一个人。“你又多了六十斤细粮，”说完又一指第二个人。“看来是你们给拿乱了，要不怎么会出这事呀。”得，他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以后你们必须当面点清，要不出了事谁能说得清啊。” 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丢粮票的人取回了丢的粮票，多出粮票的人送回了多出的粮票，粮店的人不但没责任，还教训了这两个人一通。小小粮票联系到千万家，那时候为了粮票真有闹出人命的事，可见粮票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目睹了整个事情的过程，一场真正的人间悲喜剧。 ---马营海：岁月的记忆——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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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青画裸体油画据“刘海粟所带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简繁著《沧海》记载，刘海粟在1983年曾经回忆过。刘海粟说：“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刘海粟：我为许多名人画过人体油画” 来源：山西晚报图1：安格尔的大宫女图2：据说是刘海粟为江青画的素描稿

2天前

摄影：黄一鸣海南海口　　2000 　海南的烂尾楼成了建设者的露天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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