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小时前
窃以为,恩来同志沦为伟大领袖的忠实奴才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彻底抹煞自尊自爱。它发生在延安整风期间,恩来由此成了毫无自尊、毫无骨气的毛的走狗。跨出这一步去并不是那么难,因为自尊从来不是周的突出个性,违心糟蹋自己乃是他的拿手好戏,过去批判立三路线他就玩过一遭了,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真正困难的还是第二个转折点,亦即彻底抹煞良心,在“忠于领袖”和“忠于国家人民”发生尖锐对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一个人无耻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无耻,从不顾忌人民利益,只顾保持主子欢心而保全自家首级,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哪怕对于党性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跨过这一步去其实也不那么容易。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如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发现的那样,此前毛的实际领袖地位早已基本奠定。以周恩来善于“和稀泥”的天性,本不至于跳出来充当反对派头目。但他当时天良还未彻底丧尽,对毛、张提出的背信弃义、欺骗政府和国民的卖国主张实在忍无可忍,所以不能不出来坚决反对。 此后他虽然被毛驯服,但天良仍未彻底丧尽。“反冒进”中又发作了一次,这事张戎也忠实地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 被称为‘反冒进’。……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当周预见到主子的狂想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时,他还是有那良心顶住的。然而毛绝对不容许奴才有良心,于是便有了1958年的南宁会议。恩来于此被彻底阉割,化为中华第一美太监。张戎也记录了这事: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 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 时许,邓大姊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这段记录的所有参考文献我都核对过,唯一无法找到的是周恩来的秘书方若愚(音)的证词。但我记得在国内网站看到过类似文章,应该是可靠的。 我认为,这就是周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他的精神折磨恐怕要远远超过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要求的不过是主动打断自己的脊梁骨,彻底抛弃自尊,这对周那天生软体动物来说并不是太高的要求。而且,那并不伤害国家利益──毒死个把王明,在党史中作点手脚,无耻吹捧主子,于中华民族何损? 但现在可就不同了。周在办公室独自熬夜呆坐之时,只怕不是因为个人委屈而伤心,而是因为他洞幽烛微,看出此生面临着的巨大悲剧,那就是从此只能抹煞良心,坐视一个治国白痴把国家推进灾难中,从灾难走向灾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蹬腿。 我想,这就是周沦落为丧尽天良的奴才的质变点。 ---芦笛: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
朱韵和
2小时前
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黄宗汉说,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 工作。” 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者)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笔者补充一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康生的秘书谈康生——黄宗汉谈话琐忆 作者: 阎长贵
朱韵和
3小时前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 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囗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囗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囗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囗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 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章成
朱韵和
22小时前
毛泽东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 第一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 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蔡咏梅:湖南农民运动揭开中共血腥序幕 图:1934年,毛和自己的3位警卫员在江西瑞金合影。
朱韵和
22小时前
廬山會議罵“操娘” 在1959年8月1日中央常委會上,林彪在給彭德懷戴了“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幾頂大帽子後,又高調揭發道:“彭德懷同志,你上山急於發難,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訪問了蘇聯和東歐各國,赫魯曉夫對你評價那麼高,你答應他什麼了?” 面對林彪拋來的幾頂大帽子,彭德懷早已是滿腔憤懣 ; 這次又射來惡狠狠的毒箭,直射彭德懷的胸膛,彭一下子火了,罵道:“屁話!我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跟赫禿子說了什麼話,你們找翻譯調查嘛!” 毛澤東對林彪扣給彭德懷的大帽子和射出的毒箭,十分欣賞,十分滿意;而彭德懷竟然出言不遜,對抗林彪!毛心裡也頓時怒火中燒:“老彭,我曉得,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麼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傢夥,簡直要把崑崙山脈推下去!” 面對毛澤東的憤怒斥責,彭德懷只好壓住憤怒,降低調門解釋,自己改正錯誤要有一個過程,這次提意見並非故意惹事:“這次給你寫信,絲毫沒有惡意嘛!” 不料彭德懷的解釋竟激起了毛澤東更大的憤怒,他厲聲呵斥道:“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麼樣呢!” 給大躍進多次提意見,竟被毛澤東斥為喋喋不休的“罵人”,一下激起了彭德懷的萬丈怒火,他忽地站了起來,拉大嗓門吼道:“在華北會議上,你操了我40天娘,現在我操你20天娘,不行嗎?” 毛澤東說道:“華北座談會操了你40天娘,這一次補足20天,也是40天,滿足你操娘的要求,操夠,大鳴大放。”於是,毛澤東又決定,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於8月2日至8月16日召開八屆八中全會,使廬山會議達到45天,和華北座談會的時間差不多。但是,彭德懷真的在後來的會議上“操娘”了嗎?毛澤東真的滿足了彭德懷“操娘”的要求了嗎? 事實恰恰相反!前20天,他的確操了別人的娘,但是後20多天裡,他完全是被別人“操娘”。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一些極左大將的操縱下,參加廬山會議的絕大多數大員們,一個個顯示了對最高領袖的無比忠誠,對大躍進的竭力維護,對彭德懷等右傾分子的極度憤怒,掀起了對彭德懷一輪又一輪暴風雨般的批判。彭德懷才真正領會到了“操娘”的滋味! ---馬雙有: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罵“操娘”是怎麼回事?
半夜里的“最高指示” 文革时期,半夜里经常有“最高指示”发表,甚至一周几次。一旦高音喇叭听到最高指示发表,全城的大人小孩全要爬起来,以最快速度赶往单位和学校。没单位的家庭妇女赶往街道革委会,然后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 “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我们这里来。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大红纸的革委会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他老人家晚上办公时做出的重要批示或说出的重要话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必须要及时通告全中国的人民。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是在1968年冬天,半夜,很冷。我们土建工地的年轻人,男男女女地来到了革委会门前,排好队,工宣队长领着,一边走一边喊,工宣队长举起胳膊喊一句,我们也举起胳膊喊一句,当然嘴里喊的话和脚下的步伐要基本一致才和谐。工宣队长喊:“热烈庆祝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我们也喊:“热烈庆祝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工宣队长又喊:“静脉!”,我们再喊:“静脉!”;工宣队长突然喊了个长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我们土建工地的人大都没多少文化,哪听过这样科学的句子,没喊齐,脚步也乱了。工宣队长喊:“重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我们也喊:“重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工宣队长着急了:“妈拉个B,停下来,停下来。‘重来’,不是毛主席的指示,是我说的。”…… 那天晚上传达的毛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是:“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鮮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沒有朝气。” “毛主席”与“一个人有动脉”之间应该停顿一下;“最高指示”后面也要后缀“的最高指示发表!”也许是文化水平不高,也许是人忙无智。到了,工宣队长也没有把“的最高指示发表!”这几个字说出来。 我们围着工地转了一圈,喊得鸡飞狗叫的,我的鞋都被踩掉好几回。互相有点意思的男女青年特别喜欢这种活动,黑灯瞎火的,你摸我一把,我拉你一下,玩得挺热闹,特别感谢毛主席。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条“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那天晚上骂自己老婆江青的。秘书觉得这句话对全国其他人的老婆也有警示意义,就给传出来了。唉,当中国的领袖就是爽,连两口子吵架,天下草民都要贯彻学习、深入领会。 我最后一次参加半夜游行,是因为听说“据北京301医院的医学专家,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为了这个特大喜讯,我们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后来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领导凑到一起一合计,我们又半夜周游青山区进行了庆祝。 结果那次庆祝的人并不多。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好悻悻然地回去了。 可惜他老人家太不争气,并没有像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83岁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按说,我们中国人都是去见阎王的。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那时全国人民都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作者: 韩丽明
喀什噩梦 1972年4月,伊文思的摄制组首先按计划来到了山西大寨。 除了翻译陆颂和,伊文思的摄制组还包括领队叶式春,以及一名副导演、两名摄影师、两名灯光师和一个办公室行政外联人员。拍摄的日程安排由对外友协负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技术支持。 整个摄制组都知道,周总理交代了:这是 伊文思的电影,要按照伊文思的意图去拍摄。周恩来告诉伊文思: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用不着拍一部粉饰太平的片子,中国是什么样就怎么拍,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 但第二天一早,伊文思就发现,大寨领导人陈永贵一个人扛着锄头在山上挥汗如雨。他当即扭头就走。 “伊文思的镜头从不对准领导,只对准人民。”陆颂和说。“他一直强调这部影片‘让人民说话’。” 伊文思在大寨草草拍了几天就离开了,最终也没在纪录片中采用大寨的素材。 如果这些伊文思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在喀什的经历,则被他称为“喀什噩梦”,也直接导致了足足两个半月的拍摄中断和摄制组人员调整。 在喀什,伊文思提出到每周五的巴扎(自由市场)去拍摄。地方政府专门给居民发了红绿黄三色上街票,用不同的颜色规定了上街的时间、地点、着装,甚至表情。居民们服装鲜亮、洋溢着笑脸,在镜头前展示幸福。而在自由市场,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排队购买,在柜台另一边再退掉。 伊文思很生气,决定立刻停机。 “他认为地方政府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不该让他用摄影机去欺骗世界人民。”陆颂和说。伊文思还指责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没有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 摄制组撤回北京。伊文思怒气冲冲地给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写信,希望能配备一个懂电影和历史、并且能说服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人来负责摄制组。 ---《愚公移山》:伊文思的乌托邦 图:伊文思与罗丽丹在《愚公移山》南京拍摄现场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 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中共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刘清扬当时发表了一封致沈钧儒、章伯钧的公开信,申明于公于私完全与张申府脱离关系,,,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褵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章立凡 |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旧作)(下)
江青是毛文革整人的“政治打手” 1980年,江青在法庭上坦陈:“从1966年5月16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 十年文革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打倒彭 (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捣毁“三家村”;鼓动红卫兵制造“恐怖的红八月”、“破四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打倒陶铸;掀起上海“一月风暴”、发动全国“夺权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烂公检法”;打倒“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揪军内一小撮”;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整死彭德怀;“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打倒陈伯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这些重大事件的最高决策者,都是毛泽东;协助毛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总操盘手,是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江青是参与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据吴法宪回忆,“从1967年9月开始,到我被捕时(1971年9月24日)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召集人)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 江青参与了其中几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但是,对这些专案负责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第二责任人是周恩来,江青的责任在毛、周之后。 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讲:“1967年8月4日(毛主席)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 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武斗,打死很多人。与毛的上述信有直接关系。 阎长贵说:“江青的政治生涯主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文革中,江青肯定利用毛的夫人这一特殊身份,做了一些泄私愤、报私仇的事。但在涉及全党、全军、全国的大案要案上,毛是最高决策者,江只是毛的“政治打手”。 ---江青为何说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作者: 王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