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3小时前
审判: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潘汉年案。这场审判,堪称一场精心导演的“仪式”。 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多项指示:旁听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全部由中组部严格筛选,只有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参加。普通人?想都别想。审判不公开,记者禁止入场,媒体不得 报导。为了保密,法庭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更罕见的是,周恩来特别要求庭审全程录音。当时国内没有录音设备,只能从香港高价购置一台,算上关税,花费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周恩来的用意,至今成谜。 庭审的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起诉书、判刑书,甚至刑期,都提前写好。潘汉年在庭上没有辩护,只是低头认罪。最后陈述时,他也只是寥寥数语。判决书上报中央,周恩来亲自审核,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一画圈同意。 宣判后,潘汉年被短暂“释放”,却不能回家。他和妻子被安置在北京郊外的团河农场。1965年,他获假释,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领200元生活费,配有厨师和服务员,甚至能进城探亲访友。 可这种“自由”如昙花一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5月,潘汉年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开除党籍。 1970年,他和妻子被押往湖南一个劳改农场,此时他已身患肝癌。1977年,这位“中共第一红色特工”,带着无尽的遗憾,在异乡黯然离世。 ---潘汉年案背后的中共秘密
朱韵和
17小时前
1956年7 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 里外的沟墩镇。1948年他随军采访曾路过家门而不能久留,七年之后他以“解放战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兴奋之中自有许多预期;但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 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 1947年5 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 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图:戴煌在北大荒农场
朱韵和
20小时前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 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朱韵和
21小时前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记述: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书生气十足,他没有领会毛发动整风的意图和指向,只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开始奋笔疾书,他凭自己对延安的感悟,挥笔在《谷雨》、《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的壁报上,用鲁迅笔法,对延安所存在的等级 制、官僚化、抗日后方的歌舞升平等现象进行“冷嘲热讽”。 他批评延安等级制是“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延安出现了一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王还批评说:官僚化的大人物“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欲是神气活现”。王还说,当他想到“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汩中倒下”。而大后方,却是“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想到这些,他就“心脏震动”。 对毛爱说一句“天塌不下来”,王实味也不这么看。王批评说:“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末想到”。针对延安已出现的“黑暗”,王又说:“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王甚至还危言耸听到:“毛的鼓动、号召,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们早己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爆发出来。” 面对眼里的延安,王实味感到失望,自己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抱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奔赴延安,然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竟让中国专制主义浸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里,看上去颇有些“黑暗”。 王实味们的一番“妄议”,在随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因“书生气”十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锐说:在十多天里,延安就有1400多人,被抢救成了“特务”,并于1947年春,延安保卫部门在转移时,经康生批准,将抢救出来的王实味等“重刑犯”100多人,于黄河边全部处决。 ---毛时代不能“妄议”的恶果 作者: 山月
朱韵和
22小时前
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0位女红军获得开恩,被准许跟随大队伍撤走,这些幸运的少数女红军大多是首长夫人,其中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李德夫人萧月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兄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博古夫人刘群先等。其余随军女红军则为护士卫生女兵等。在这30位女红军中, 有5位首长夫人在途中产子,其中有邓发夫人和毛的夫人贺子珍。这些女红军的孩子产下后会即刻送给当地人收养或直接遗弃。 有关贺子珍这段经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访问了在井冈山即认识贺子珍,与她情同姐妹的陶铸夫人曾志,以及与贺子珍一同走这段长征路的刘少奇前妻谢飞,谢飞为卫生部干部团的女兵,当时还没有嫁给刘少奇,因是卫生兵获准随大军撤退。此外还访问过专门护送过怀孕中的贺子珍的干部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张戎此书根据她的采访,生动还原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如何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从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子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踏上行军路。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在长征途中产子的邓发夫人陈慧清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 贺子珍分娩忍受了巨大痛苦,但作为丈夫的毛却相当冷漠,毛竟然未去探望过一次。后来在行军路上,贺子珍告诉毛,孩子被遗弃了,毛只点点头,说她做得对,令贺子珍非常难过。贺子珍对朋友说,毛有句话让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搭好就生下来了。”赤裸裸地将妻子贺子珍视为泄欲生产工具。在毛与贺子珍的关系中,既看不到中共宣传的革命同志的情谊,连从五四运动以来女性争取的妇女权利和独立人格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欺压,只是多了一层革命的虚伪粉饰而已。 贺子珍,这位为中共和毛泽东付出了为妻为母如此惨痛牺牲的革命女子最后结局非常凄凉,惨被革命领袖兼丈夫无情抛弃,因而换上严重的抑郁症。1938年她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在苏联养病期间,毛已另结新欢,有了新的夫人,上海滩来的明星江青。就像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深宫禁苑,失宠的妃嫔被打入了冷宫一样,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永新一枝花”从此凋谢。 ---长征途中男性的情欲和女性的苦痛 ——毛泽东妻贺子珍的悲剧 作者: 蔡咏梅
朱韵和
22小时前
刘亚洲:《恩来》 以下是一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讲的往事。 1976年2月,突然接到电话:天津市委又征集到一批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的文物,已送到中南海西北门,要我亲自签收。周总理逝世已一个月了,全国人民仍淹没在悲痛的海洋中。中央向各地征集周总理的文物及资料。 我来到西北门。天津送来 的是周总理在南开上学时办的进步刊物,还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张分外惹眼。我曾在我的朋友章××家中见过。是张剧照。一个女子 正在表演。短发齐耳。十分美丽。初见时我的心甚至微微一颤。章××说:“你肯定想不到这是谁。”我问:“谁?”他说:“我们周总理。”章××告诉我:他父 亲与周恩来是同学,常同台演出。周总理经常扮女角,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周恩来漂亮。一对明眸就是安到女人脸上也打百分。略施薄粉,活脱脱便是芙蓉出水。 章××父亲曾拿着照片对我说:“周总理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呀。他的演技太高了。当年如果他选择演剧这一行,也一定会闻名世界。” 我无缘得见周总理正式登台,但我有幸见过他的表演。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小品”,着实精彩。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陪他赴西安处置。事件圆满 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回延安前,周恩来心情极佳。叶剑英在八路军办事处宴请周恩来。酒过三旬,欣赏毕戏班子的曲儿,叶剑英对周恩来说:“您上去唱一 段?” 周恩来说:“不唱啦,说一段吧。我在南开上学时曾演过一个单口剧,名叫《第一次》。我扮女角。”叶剑英鼓掌。 周恩来稍酝酿一下感情,开始:“我是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他是一个伟岸的男子。他向我走来,柔声叫我上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战战兢兢。他看着我,轻声问:‘是第一次吗?’我点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表演。每一句话出来都辅以动作或表情。为着处理西安事变他刚刮去漂亮的大胡子,于是他清瘦秀气的脸庞显出一种女性美。今夜畅饮,脸颊浮出桃花。 周恩来投入地:“那男人微笑着说:‘人,总有第一次的。谁都一样。不要怕。’他的手触到了我。我像被蜂蜇了一样颤抖起来。他说:‘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完事的。’窗外的枫叶缓缓落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冬日下午……” 我几乎屏息。周恩来的表演太出色了。一个女孩子被他演得如此惊心动魄。我热烈地凝视着他的脸。我简直被他迷住了。这是一张男人和女人都能被迷住的脸。韩素音曾说过,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一样。她煽情地写道:“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会立刻去死。” 周恩来的表演继续:“正如那男人所说的,我们在数分钟内完了事。我站起来,便要离去。他说:‘下次再来吧。’我回头,嫣然一笑,便踏步离开了这里——第一次捐血的捐血站。” 异峰突起。一霎间屋里寂寂如死。人们都被周恩来的表演征服了。他自己显然也陶醉了。眼睛微闭。高高的鼻梁上沁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送周恩来回屋休息后,叶剑英对旁人道: “有位作家说: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周恩来二者皆有!” 我一直琢磨,周总理随身带着一件什么艺术品呢? 图1:话剧《一元钱》,周在里面演女一号“孙慧娟” 图2:《仇大娘》,周在里面演“范慧娘”
朱韵和
22小时前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也有过一次争论,据王明的《中共50年》回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毛泽东与他的对话,起因是毛要在延安《新中华报》发表《论德意日苏联盟》的社论,在国际上贯彻一条建立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王明问:“为什么?”毛的回 答是:“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王明问错在哪里?毛回答:“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186—188页) 这在周佛海日记中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943年3月2日,“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713页) 循着这些史料脉络,对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出“感谢日本军阀”这样的话也就容易理解了。其中,1961年1月24日晚上,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一行时,日本客人一见面就道歉:“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他却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460—461页) ---毛泽东-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作者: 傅国涌 图:​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 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徐景贤最后回忆 作者: 徐景贤
中国高层权力圈,是鳄鱼潭,也是绞肉机。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人模人样、威风凛凛的高管们,幕后却像豺狼狗一样彼此撕咬、血肉淋漓。对于这种诡异而冷酷的氛围,罗宇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体会。小时候他喜欢去杨尚昆家吃饭,杨是中办主任,伙食丰盛。但后来父母不准他再去,因为不愿让其他人感觉到两家特别 亲密,他这才开始思考背后的奥秘:“中央这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係,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报,为什麽进城之后,大家的关係变得疏远了,只是开会时见面,去公众场合见面,私人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答桉只有一个:毛最忌讳高干们结成朋党、威胁到他的独裁地位。 作为列宁式的政党,中共逐渐形成一套适应自身的“体制”和“规矩”,有些是明文规定,有些是“潜规则”。位居顶层的高官们亦作茧自缚。比如,林彪在修养期间,研究医书,有一年突发奇想,说要“减压”治病,要去西藏住,因为西藏气压低,便给中央写报告。毛让罗转告林,不同意林去西藏。罗宇感叹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儿,他们这一级干部去哪儿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可见,出将入相者,人身自由亦少得可怜。 罗瑞卿是严密的公安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他本人后来却成为受害者。罗宇在书中提及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上海会议上罗瑞卿被打倒,毛泽东组织一对对的高级官员前去探视软禁中的罗(不能单独去,彼此监视)。有一次,周恩来带了邓小平夫妇去探视,卓琳上楼看望罗瑞卿夫人,两人相对流泪。后来,这个细节居然出现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中。可见,高级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在“组织”的监控之中,那张天罗地网,无人能逃离。 ---余杰:鳄鱼潭裡的生死搏斗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到北戴河休息。一著名日本画家送了一幅《马食草图》给周总理。我亲自送到周总理下榻处。画挂中堂,我们欣赏。周总理说:“这准是一匹瞎马。” 我说:“它的眼睛是睁开的。” 周总理笑着说:“正因为它睁着眼睛,所以才是瞎马,而不瞎的马吃草时是闭着眼睛的 ,因为它怕眼睛被草尖刺伤。” 我在心里对周总理唱起赞歌。聪明至此,是否天也嫉呢? 江青闻讯赶来,赏玩,道:“我认为画得最出色的是眼睛。炯炯有神。不仅画龙要点睛,画马亦要点睛。你看呢,总理?” 周总理说:“我也认为画得最好的是眼睛。” ,,,,,, 1966年秋,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人如蚁,已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改到西郊机场。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总理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中南海二O二,将地图摊在地板上,跪在地图前,为毛泽东指点路线。毛泽东站在一旁,一边吸烟,一边听周总理解说。 这情景恰被我看见。李志绥后来说:堂堂一国总理,怎能像奴仆一样跪在别人面前呢?林彪听说了此事后对汪东兴说:“周恩来像个老当差的,只知道唯唯诺 诺。”我却看出周总理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相信毛泽东也看出来了,以毛那么睿智的大脑,什么能瞒过他?他只是不撕破罢了。你看,此刻他的表情带一丝嘲讽,既 像享受这一切,又像洞烛其奸。他完全没有把周恩来放在眼角。他真正对周总理引起警觉是在林彪死亡之后,不过一切已经晚了。此是后话。 周总理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不能自拔。愈老愈精纯。1974年,毛泽东已十分虚弱。某日,一口痰堵在喉咙里,久咳不出,晕厥过去。汪东兴一面组织抢救一 边速报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听这消息,脸刷一下白如纸。我紧挨周总理坐着。周总理撑了一下想站起来,似过于虚弱又坐下。我忽感有些异样。 旁边有轻微的水声。我仔细一看,惊黄了脸。原来周总理裤管正簌簌滴水。他尿到裤子里了。我连忙扶他去厕所。红地毯上一路尿渍。这情景许多人都目击。王洪文 后来说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拉在裤裆里异味刺鼻。我作证无此事。 ---刘亚洲:《恩来》 (一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讲的往事) 图:1962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
一个被删去的细节 一位老作家,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 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象”。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严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286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作者: 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