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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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时前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作者: 李根清

10小时前

毛是怎么把林彪逼上绝路的？大体是经历了五步曲：第一，抛弃陈伯达。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以捍卫毛的名义反对张春桥的人之一。毛首先将陈伯达抛出来。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 毛因此将陈伯达打倒。毛还讲：“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 陈伯达担任毛的政治秘书长达31年。正因为此，毛才让陈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增补陈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九大上，毛让陈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但是，就因为陈一时没有顺从毛的旨意，就被毛全盘否定。毛全盘否定陈，是根本说不通的，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否则，怎么解释毛让陈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中共政治局常委？因为起草九大报告的关系，九大前后，陈伯达跟林彪走得较近。毛打倒陈伯达，实际上是做给林彪看的，给林彪敲警钟。第二，逼黄、吴、叶、李、邱认错。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扩大成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都没有反对毛，都拥护毛，都没有提设国家主席，只不过以捍卫毛的名义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而已。黄没有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毛以其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要黄、吴、叶、李、邱认错，他们不得不认错。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领导人，毛压他们认错，实际是压林彪认错。第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毛的这些做法意在削弱林的军事指挥权。如上所述，林因为有病，长期当“甩手掌柜”，本来就不恋权。毛的这些做法，皆出于毛的疑心，只能让林彪倍感压抑。第四，拒绝与林彪见面。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但最终还是没见到毛”。第五，给地方党政军高官“打招呼”。 1971年8-9月间，毛“南巡”28天，约见各地党政军高官，讲话13次。毛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这些讲话，概括地说，就是以“瞒天过海、无限上纲”的方式，给林彪“扣帽子”，“打棍子”，把林彪往死里打。毛的这些讲话，与毛打倒刘少奇之前向一些党政军高官“打招呼”如出一辙。 1971年9月，林彪在北戴河度假，得知毛的讲话后，深感不安。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经不起折腾。9月13日晚，他在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的催促下，在山海关，上了一架三叉戟客机。这架客机要飞向哪里？起飞后飞机上发生了什么？这架飞机为什么飞到了蒙古？为什么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现在都是谜。 1996年，国防大学著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在参加“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时说：“毛在北京时，没有同林彪讲，没有在中央谈过，却到处讲要搞掉林彪。听众面很广，势必要传到林彪耳朵里，事实上传到了。林彪作何感想？彼时彼地，他感到没有出路，于是铤而走险，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 ---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作者: 王友群

10小时前

王友琴: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在卞校长被打死之后，8月下旬，有一名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红卫兵说她是“流氓”。我没有能单独给这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写一个单篇，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在1966年，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在旧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人。三个月后，形势有了些变化。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到学校来控诉他们的小妹妹被打死。我在校园里看到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肥大宽松，是淳朴憨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小妹妹十分哀痛。我记得曾经把她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我当“知识青年”下乡了，我父母也随即下放了。我留在家里的笔记本之类，都丢失了。 2000年我写完“卞仲耘”一章的时候（有两万字长），我以为我能很快找到小服务员的名字。当时全校有一千六百名学生，一定有人记得。那些家一直在北京的同学，可能还会存有当年的资料。可是，十多年里却一直没有能找到。有一位同学说，玉华台饭馆已经从西单搬去“五洲大饭店”附近了。她去了那里询问，但是那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另一位同学去了饮食公司询问，因为饭馆都归饮食公司管。但是公司说他们没有她的记录。我觉得特别抱歉。一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被打死了，还被忘记了。 2017年，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叫关雅琴。我很受感动。这位老师记得她的名字，尽管51年过去了。关雅琴遭遇了什么？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卫兵叫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后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园里，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卞仲耘和关雅琴。卞仲耘是校长，五十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关雅琴是饭馆服务员，十八岁。他们本无关联，但是都不幸成为文革对象，都未经审判，都被红卫兵打死。希望读者中有人知道关雅琴的被害日期和其他情况。

10小时前

《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一手炮制，长期豢养，并以苏联马首为瞻的武装叛乱卖国集团。他们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更是苏联远东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分裂中国、赤化中国。他们什么丧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来举个例子，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大屠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赤化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斗争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糜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凋敝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大撤退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火是红军放的，茫然不顾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红军撤出川陜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那是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红军战士愣住了。“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 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国焘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参考资料：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罗学蓬：《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10小时前

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１９７０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文革”启发我研究延安整风 ·高　华·

10小时前

张鸣：史家的悲剧高华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史家的责任心，却驱使他把天捅了个窟窿。从那以后，境遇不佳的他，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一直在苦巴巴地做，没有一丝的懈怠。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初要是选择做古代史就好了，不接触这些材料，心情不会那么糟。其实，他内心并没有后悔过，在病中，还是在做。临终前的案头，依旧有现代史的资料。高华研究的领域，我曾经也是插过一脚的。在我接触过的现代史学家中，现代史材料腹笥之宽，内容之庞杂，没有第二人。这样一肚子史料，一肚子见识的人，人在盛年就走了，留下无穷的遗憾，给了我们这些朋友，也给了史学界。尽管，现在的这个史学界，未必真的在意。其实，高华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本份的学者，老实巴交地做了一点他认为该做的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像我这样，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文字，让某些人不愉快。然而，如此优秀的学者，生前评职称，还是因为杨振宁先生呼吁了一下，才得以解决。高华生前，日子过的紧巴，小小的一套房子，还是借了朋友的钱才买下来的，斗室里连走廊过道，都堆满了书和资料。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大腕之外，现在还残存的留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境遇，文章难发，甚至发不了，职称评不上，有的大学，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甚至连饭碗都可能保不住。有时候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学者吗？也许理工科的学者还是要的，至于人文和社科的学者，大概满嘴跑火车的，才配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不合时宜。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历史，那么，还是去做古代史吧，做古代社会生活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这个，应该没事。

11小时前

高桥海滨浴场：老上海的避暑胜地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推行“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新建道路四通八达，商店住宅鳞次栉比，城市环境焕然一新，文化娱乐设施同样丰富多姿。当年的上海市民足不离沪便可享受阳光海滩，这片老上海们津津乐道的休闲度假之所便是高桥海滨浴场。 1.帐篷林立，似连营十里 2.酷爱游泳的著名舞女梁赛珊 3.喜欢音乐的人们带了唱机，在帐篷里享受爵士乐 4.1932年6月，上海市政府指令公用局布置海滨浴场的公文

1天前

“八人帮” 四年后，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被迫下台。再加上早已被判了刑的毛远新，于是坊间有了个戏谑性的称谓曰“八人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桩大公案，却由一张照片引发。八人帮合影照片，照片中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手拉手，十指相扣，如此向遗体告别，世所罕见。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死后第二天晚上，汪东兴突然令中南海专职摄影小组组长杜修贤带上足够的胶卷跟他走一趟，杜紧跟着到中南海毛泽东死前的最后住处。四下无人，他在过道里等了大约40分钟。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正在犹豫之间，内门忽然开启，他看到华国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陆续从里面的房间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着牙，像是才吃过饭，似乎还有一股酒气。姚文元走过来的时候说：“我几次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了看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曾向杜修贤询问，要这次照片的样片。杜修贤暗想，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张，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于是连忙冲洗了三份样片，分别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是没有挽手的。江青表示很满意，责成杜修贤修版、放大，赶快冲印八份，分别送给八个人。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表面看来老实敦厚的华国锋，一直在权衡与比较着各种政治力量，并在其中小心谨慎地拿捏着分寸。这张照片充分证明，华与“四人帮”的几个人曾经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杜修贤将这些照片密藏了一份。 1978年12月汪东兴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杜修贤为求自保，考虑再三，拖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经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将该照片和亲笔写的拍摄过程转呈给中共中央纪委。此后不久，华国锋即被迫辞职。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1天前

毛发动“文革”，是借所谓“群众运动”来扫除一切对建造毛家王朝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官僚群集团，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在这方面毛通过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政权中都己基本完成了清洗，即所谓的打倒走资派，由“造反派”取而代之。但在军队系统却还远未完成。在将级军官以上根本没有“造反派”的位置。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原来的老军头们好多都官复了原职。而这些人与刘、邓文职官僚系统的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看见朋友的下场能不兔死狐悲？何况好多人自己都在文革中不同程度遭过整。所以看见毛要咽气了，当然不想让江青一伙再当权。而此时的老毛大限将至，已无力在军中搞大清洗了。于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和几个将军就私下找到叶剑英提出以武力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但是老谋深算的叶剑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用右手单独伸直大姆指，然后用左手把右手姆指按下去，以这种“肢体语言”表示要等老毛“倒头”（死了）才能行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李德生到北京吊唁，乘机便跑到玉泉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止别人的窃听，然后低声的和李德生商量以武力抓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等人。叶剑英认为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靠迫害老干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青集团的四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上台会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一起打掉。李德生支持叶剑英的行动，并提出在沈阳军区秘密抽调800名精干的军人荷枪实弹赶来北京和其它部队一道攻打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一场宫廷政变就这么定了下来。李德生回沈阳军区和副司令员萧全夫秘密商量（瞒着毛远新与曾绍山）从39军64军16军23军和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分别抽调了800名精干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每人一支自动手枪200发子弹，于9月底坐汽车秘密赶到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家附近等待叶剑英的命令。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连长于大海（化名，30年后他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发现还有北京军区和几个军区的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在一起等待命令。但是军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大海只是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此时在玉泉山会议室中，王震、杨成武等几个高级将领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站在窗外面警戒的于大海突然听到王震猛击桌子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于大海事后才知道，在将领中是王震一锤定音：抓捕四人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平时并不大来往的李先念突然联系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与汪东兴的想法。说他们也想以武力抓捕江青等人。使叶剑英又惊又喜。原来毛死后，江青更加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华、汪等人放在眼里。于是华国锋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位不但坐不稳，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江取代。而华国锋所持有的最大“护身符”，即毛所谓的“遗诏”：“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是“有问题找江青”。这更令华感到不安。其次华也深知，军队根本不会听他的。单靠他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那些人根本打不过老军头们已部署进京的兵力，因此决定倒戈与叶剑英合作。而叶剑英和几个心腹商量后，也认为应该转变原来的方案，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共同打掉江青集团。因为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便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对党内、党外，现实和历史都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更名正言顺了！于是最后决定利用汪东兴的警卫团实施这次抓捕行动。叶剑英从外地调来的军人，部署在二线，既是后援，又是监督。于是叶剑英派出几个贴身警卫员去中南海现场参与并监督中央警卫团的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叶剑英命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中南海周围埋伏警卫一师荷枪实弹，沈阳军区等一千名军人紧握手枪蹲在中南海地下通道中，以防汪东兴万一变卦，就冲进中南海，消灭中央警卫团，打死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王洪文、毛远新等。卫戍区的另外三个警卫师在北京城内待命，同时北京军区的几个军在北京周边待命随时准备阻击万一有企图来救援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的部队。这几个军是老华北军区的部队，都是杨成武的部下。由于部署如此周密，华、汪又是真心合作。而江青一伙，除了狂妄傲慢就只剩孤家寡人。所以到时完全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前后仅用了35分钟便大功告成。毛家王朝的政治香火与“传位梦”，也就此永远破灭！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1天前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 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不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临机处置应变，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很长时间内，林彪与周恩来一直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上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心态作祟，想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为此，毛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 8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京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12日返京后，周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商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控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图:林豆豆和周恩来。

1天前

“九一三”以后林彪折戟黄沙，邱会作命运急转直下，几十年中又遭到新的残酷斗争。邱会作回忆了这些残酷的斗争方式。 1、株连九族： 1971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毛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他们这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第811页）13岁小女儿，孤身一人被总后从北京搞到井陉3502工厂，困难加上歧视，惨状可想而知。邱会作的老母亲是1928年的苏区村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疯癫病人，来北京治病。“九一三”以后，取消护理，不准家属探视，停医、停药、停食，活活饿死在小屋中。周恩来说：“邱会作母亲是红军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邱会作妻子胡敏被关押、管制、监督劳动，专案组逼供、诱供，车轮战，24小时滴水未进，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公职，押送陕西农场监督劳动改造四年，五个子女无一幸免。 2、逼供诱供：吴法宪在压力下作了假交待，提供了在叶群家，向吴法宪、邱会作提出在广州另立中央，继续反党的伪证。专案组要求邱会作提供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的旁证。但是，邱会作未提供。专案组劝邱会作写假材料，“中央考虑对吴法宪从轻处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问题讲清楚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的。”“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说的越清楚，对你越有利。你这大明白人应该完全懂得。”吴法宪1981年7月于邱会作合监以后，承认1971年就说了假话，直到1980年公审之前才纠正。中央专案组纪登奎向政治局报告：“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对真实情况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邱会作等人，他们就不得而知了。（《邱会作回忆录》，第837～838页） 3、秦城监狱的“现代黑店”囚徒：1971年12月31日邱会作送进秦城监狱时，院方无准备，房子太冷，暖气坏的。邱有肠胃病，吃冷食，拉肚子。监管员说：“这里就是这样的伙食，要别的没有。”邱留个馒头，泡开水吃。棉鞋穿透底，没有袜子、背心、裤头，邱要自己存在监狱的衣服，监管员说：“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涂了？”审查中要写材料，牢房中只有一张矮桌子，邱扒在地上写。理发后没热水洗澡，邱要求剃光头。 4、挟权力以公审解决党内路线、政治问题，但不追究发动、领导文革的毛泽东的责任。邱会作认为自己“有错无罪”。吴法宪认为是为毛泽东错误而承担责任。江青认为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让她咬谁，她咬谁。公审的预审组长王瀑声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邱会作认为他是文革中几易其主的造反派，预审目的是确定邱为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为反革命指控找证据，参与两谋（另立中央，谋害毛主席）。邱拒不认罪后，预审组说：“按照中央有关规定，被审问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反革命政变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的假话，公审前吴自己也否定。邱会作认为公诉是对文革的起诉，对毛主席起诉，用法律手段判文革死刑，但是，对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直接领导人避而不谈。邓小平让江华、黄火青、伍修权出文革的气，出毛主席的气，没有胆量，就拿黄吴李邱出气。“运用职权，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 5、现代化刑具，王洪文在狱中向邱会作讲过：“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用力挣扎会随之变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开始关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房子内装有定时自响仪器，声音很大，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无论昼夜不能睡觉。注射过一种针药，无论怎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强给注射。后来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林彪亲信邱会作曝光中共内部的残酷斗争 —读《邱会作回忆录》有感作者：姚监复

1天前

郭罗基认为，1971年的林彪913事件是文革分水岭，10年文革（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由此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从1966年5月16日到1971年9月13日，后一段是从1971年9月13日到1976年10月6日；前后恰好都是5年。前一段文革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后一段的主题是批判林彪。批判刘少奇的时候，拉来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做陪练；批判林彪的时候，又拉来一个古人孔子做陪练。林彪事件后，势必要开展批判林彪的运动。批林彪，批什么？林彪那么左，自然是批极左。可是，批极左其实就是批文革，所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坚称，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但林彪分明是极左，怎么会是“极右”？江青等人的说法太牵强，批极右批不下去。于是，大策略家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试探和酝酿，硬是把林彪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挂上了钩。在清理林彪住处毛家湾时，抄出了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语录、孟子语录、读史心得卡片和条幅，在林彪的卧室墙上挂的和在一个瓷缸里找到的林彪书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当局认为：“这就是林彪尊孔的铁证！”并进而判定：“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把毛泽东称为当代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反孔的；而毛泽东常常以秦始皇自比。就根据以上两条，中共中央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共中央在1974年1月18日发布一号文件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批林彪就和批孔子连在一起了，既然是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自然就是批极右了。在这里，批林批孔只是形式，其实质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后，有资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来，所以批林批孔又延伸到“批周公”。周恩来的隐忍克己，温文儒雅，于是就成了儒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举法家，于是一部中国历史就成了儒家法家两条路线斗争史，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这又引出了女人也可以当皇帝，引出了江青想当女皇的话题，等等等等。直到后来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可见，10年文革的后5年，毛泽东干的就是一件事：防止别人否定文革。因为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破产。这就是林彪事件对文革的意义。 ---胡平：林彪事件的真相及其对文革的意义 ——写于林彪913事件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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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军队撤离柬埔寨.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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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儿媳邵华与毛泽东珍贵合影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天前

1989年的12月25日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决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耶斯库根据伏依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库抵达特尔戈维什蒂空军中队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军中队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司令部院子里停着一辆装甲车，齐奥塞斯库夫妇就是在这辆车里过的夜。打开了车门，齐奥塞斯库走出装甲车。苍白憔悴的脸上，胡子拉碴，透出一脸怒气。凹陷的双颊、爬满皱纹的前额和手上，显现出点点块块栗色的老年斑。他把直筒皮帽拿在手上，先理了理头发，再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接着，埃列娜跟着走了出来，也是一脸怒气，好像在说：“怎么能这样？” 站在车门前的约内尔大尉，对齐奥塞斯库说：“请跟我来。”约内尔想搀扶齐奥塞斯库，可是他拒绝了。走进司令部门厅，斯登古雷斯库迎侯在这里，他说：“请，做身体检查！”约内尔把齐奥塞斯库带进了医务室。医生量了血压后说：“血压是100―170。”齐奥塞斯库说：’不，这不好。”检查完身体后，约内尔把他们先后带到审判厅。审判开始了。除了布加勒斯特来的两名军事法官，又从当地部队军官中挑选了三名陪审员。伏依坎作为列席旁听者坐在边上。齐奥塞斯库开始了同审判官的舌战。波巴审判长：“您现在是在人民法庭面前。” 齐奥塞斯库：“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承认任何法庭。” 审判长：“大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现在已经是新的政权机构了。我们是按照救国阵线通过的新的法律，对您进行审判的。请你起立，罪犯。” 齐奥塞斯库：“您读一读国家的宪法！” 审判长：“我们读过了，用不着你来指示我们读国家的宪法。我们比你更了解宪法，你没有遵守它。” 齐奥塞斯库：“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眼看着齐奥塞斯库不吃任何硬的一套，斯登古雷斯库找来的辩护律师赶紧使用软的一套，想诓住齐奥塞斯库。他说：“审判长先生，请允许我们同两位罪犯联系一下。” 审判长：“给你两分钟。” 辩护律师：“谢谢。齐奥塞斯库先生，这是您解释您的所作所为的动机的机会。这是一个合法的法庭，您提到的机构已经被人民的行动和意志解散了……请您站起来，因为这是合法的法庭，不管您是怎么想的！” 齐奥塞斯库：“我不承认这个法庭！”……审判长：“……请检察院代表发言，进行起诉。” 起诉人：“我们面前的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两名罪犯，对罗马尼亚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专断地、罪恶地摧残了罗马尼亚人民。由于他们犯下的以下刑事罪行，我们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要求对他们判处死刑：屠杀人类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根据刑事第162条；破坏国民经济罪……” 审判长：“你听到了么，齐奥塞斯库罪犯？……” 齐奥塞斯库：“我只在在国民议会面前回答问题！我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我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伪造的！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字！” 审判长（对书记官）：“请记下：我不承认对我的指责。” 齐奥塞斯库：“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我们是不会签名的。” 审判长：“我们国家所处的悲惨状况，不仅在场的人了解，我们国家到12月22日为止一直当牛做马的每一个人都了解。由于你的命令，药品匮乏，人们、孩子们在医院里没有药品而死去，没有食物、没有暖气、没有电灯。你没有想到这个？没有！现在和罪犯齐奥塞斯库讨论一下。是谁下命令屠杀蒂米索拉民众的……” 齐奥塞斯库：“我不回答。” 审判长：“在布加勒斯特，是谁下命令枪杀民众，枪杀青年的？” 埃列娜：“什么青年？哪个青年……” 齐奥塞斯库：（做手势要埃列娜不要说话） …… 审判长：“你知道，你已经从原来的职位上被撤职了么？” 齐奥塞斯库：“我是罗马尼亚总结和军队最高统帅。” …… 检察官：“让齐奥塞斯库说说在瑞士的存款……” 埃列娜：“什么存款？证据！（拍桌子）证据！证据！” 审判长：“会有证据的！”……辩护律师：“……你为什么没有留在伊朗？他们可能为你提供政治避难……” 齐奥塞斯库：“你们去这么想吧！” 检察官：“你为什么要胆小鬼似地从党中央逃跑？” 齐奥塞斯库：“我没有这样的念头。是你们把我拉出党中央的，我是要向人民说话的！”……审判长：“罪犯齐奥塞斯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齐奥塞斯库：“我不是罪犯！我是罗马尼亚总统，最高统帅，以后也是！”……审判长：“法庭休会进行最后的审议。” 秘密处死审判长回来后，站起来宣判：“本法庭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经过秘密协商，一致判决罪犯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死刑并剥夺全部财产，由于屠杀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点；破坏国家政权罪……1989年12月25日。” 听到宣判，齐奥塞斯库夫妇站立起来。埃列娜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 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突然，响起了斯登古雷斯库不容违拗的命令声：“把他们绑起来！先绑他，再绑她！把他们推出去，推到墙那边去！”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一边一个士兵架着拉出了院子。子弹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来。霎时间，硝烟弥漫，他们身后的矮墙上尘土飞扬，地上的鲜血不住地往外流淌…… ---齐奥塞斯库之死 404博物馆

2天前

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竟被定价一元上世纪 60 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 破四旧 ” 运动。短短一年时间，各地就查抄了成千上万件文物古董，堆在仓库、寺庙和地下室里。没多久，这些旧社会的 “ 糟粕 ” 堆成了小山。这些 “ 破烂玩意儿 ” 一部分被送到了炼铁厂烧火，一部分则放在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廉价卖给外国人。 1970 年 6 月，上海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收来了 60 万件书画作品。为了将这些破烂卖掉，公司起初定价 10 块钱一件。但后来经理担心价格过高外国人不愿意收购，白白浪费了运输成本，于是索性将价格定为 1 块钱一件，随意挑选。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藏家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抢购，大包小包地 “ 卷走 ” 所谓的破烂品。殊不知，这 60 万件 “ 破烂 ” 里有无数国宝级的古画作品，外国人用 1 块钱买去后，转手就是几万倍的获利。为抢夺这批宝物，一些外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天 8000 美元的高价酬金，请进出口公司的员工帮忙抢宝。几天之后，事情就传到了书画大师谢稚柳的耳朵里，谢稚柳当时是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谢老听说此事后，气得当场发飙，将茶杯摔得粉碎，并连叹三声： “ 败家子，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 ”“ 国宝不能如此贱卖，就算拼了命也要去争！ ” 当天夜里，谢稚柳找来郑为、承名世、钟银兰、朱恒蔚、万育仁、黄桂芝等文物专家组成两支小队，一路由承名世带队，去浙江慈溪清理上海进出口公司存放在此地的文物；另外一路则由谢稚柳、郑为带队，在上海玉佛寺等地清理、鉴定文物。谢稚柳、郑为等人率先进入玉佛寺鉴宝，当他们推开玉佛寺的大门时，发现大殿里到处堆满了成捆的古画，这些古画像垃圾一样满地丢弃。郑为随手从一捆画里抽出一幅，仔细一看顿时惊叫起来： “ 这是八大山人朱耷的《蔡邕赋》。 ” 而一看价格，仅标价为 1 元。在整个上海博物馆里，仅有一件《蔡邕赋》存世，可见其价值之高。此外，还有大幅的褚遂良真迹等重要文物。在玉佛寺里，他们挑出了 500 多件珍贵文物，然后悄悄将这些文物藏入地下室保管起来。随后，他们又进入了一座仓库。仓库里的铁架子上堆满了书画，郑为在铁架子上发现了一幅明代唐伯虎的真迹，这件宝物放在今天也是价格数千万的珍品。在浙江慈溪，承名世等人也连夜奋战，抢救文物堆里的国宝。他们先后找出了 2 万多件珍贵国宝，使得这些文物珍品避免流失海外。整整两年时间，在谢稚柳的带领下，小分队从 60 万件书画作品中捡选出了 10 万件国宝级文物。而在鉴定和保管这些文物的过程中，他们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管文物，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尽家财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宝物。 ---作者：御承雅赏转自《厚德堂古董》

2天前

正是根据莫斯科解密的档案，潘佐夫在书中透露，在毛泽东当年通过在延安整风巩固其党内权力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背后的斯大林在帮助毛巩固权力方面有时候甚至比毛本人更积极。斯大林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共1938年出版苏共的《联共党史》后，毛也开始效仿斯大林，开始改写党史，树立自己的正统领导地位。此外，潘佐夫还提到已故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其后高岗被斯大林出卖给了毛。而毛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并因此得到了100万美元的拨款。因此，“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潘佐夫看来，毛是20世纪“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作者: 林辉

2天前

1954年开始筹建，1959年建成开馆的中央档案馆坐落在北京西山的一个极为偏僻的角落，门口有武警守卫。网上的数据显示，档案馆藏有档案80余万件，数据8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中共领导人的手稿。数据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政后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档案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虽然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档案馆已向社会开放了数十万卷、册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史料，但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许多绝密资料却甚少公布。在胡锦涛几年前全退时，曾两次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签署主席令，解封了5项列作保密、防扩散的档案，其中一项是“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受到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等事件档案”。解密资料显示，在33年期间，武装暴力攻击、袭击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事件共发生3447宗（件），针对毛的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35宗、刘少奇12宗、周恩来17宗、朱德9宗、林彪8宗、邓小平11宗……这些暗杀事件的背后无疑充满了刀光剑影。但似乎解密也仅限于此。据说，只有一些达到一定级别的研究者在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入馆内阅读某些绝密数据，但却不能用笔记录，而只能靠大脑，能记住多少就记住多少。至于看到的内幕能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研究者就自己掂量了。而看过档案的一些学者私下表示，如果中共的那些档案数据真的被公开，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想将这个党彻底销毁。因为那里边充斥着的是无尽的阴谋、杀戮、争斗，记录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每个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嘴脸和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恶行。或许也正是因为有所顾虑，中共不敢也不愿解密档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中共真实的档案数据就绝不会公布，因为公布就意味着加速中共的垮掉。不过，没有人否认，在不久的将来，中共的这些秘密档案一定会像东德、苏联的秘密档案一样被公诸于众，名字就叫“中共时代文件”，它们也将注定将成为警醒后人的历史见证。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作者: 林辉

2天前

姜凤林：真实的“东陵大盗”是八路军共产党孙殿英盗墓不假，不过孙殿英盗墓是小巫见大巫，他只盗掘了乾隆和慈禧两座陵墓，而清东陵共有五座皇帝陵墓，太后陵四座、加之嫔妃陵墓共计157座。如今这些陵墓无一幸免，除去被孙殿英盗掘两座，其余的所有150多座陵墓都被八路军盗掘一空，如此说来真正的‘东陵大盗’是八路军共产党！日本侵略占领东北，随即在清东陵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并在此建“日本驻马兰峪领事馆”为满洲国和溥仪看守大清国的陵寝。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本投降，把守陵墓的日本军人撤走了，伪警察也解散了，共产党乘虚夺取了这里的政权，当时辖清东陵的八路冀东军区１５军分区军队占领陵寝一带（就是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部队）他们打着“打倒封建地主头子皇帝”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１９４５年９月，曹致福（共产党冀东军区司令）指使部下张尽忠（１５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长）王绍仪、介儒、等300多八路军以斗争大地主的名义大规模盗掘清东陵。八路军张尽忠不愧为情报队长，提出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以迷惑群众，他们害怕人民反对就宣传“乡亲们，共产党早就说了，一定要打倒大地主。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于是乎，由八路军领导的，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千人浩浩荡荡的盗墓大军出现了，他们盗掘了所有皇帝皇妃的150多座陵墓。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上蒋介石为此痛斥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周对此事无言以答。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所有陵寝洗劫一空。清东陵被盗后便再也无人管理，八路军又去抢劫活着的地主老财了，盗墓口一直到1952年清东陵成立文物保管所时才堵砌上。由于洞口长期未堵，当地许多百姓都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惠陵地宫里那位娘娘的尸体一点儿未烂，面目如生。她浑身被扒得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社会上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他们为了取金子，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参与盗陵的人员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年八路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如果打不开，则直接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地宫构造还是给盗陵分子造成了不少麻烦，弄开每一道石门都殊为不易。盗开一座地宫，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据后来案犯供称，每次盗开地宫，都是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入，然后才是几个头目。为了防止盗匪们抢夺、私藏珍宝，地宫内点燃几十只松明火把，张尽忠站在高处持枪监视。盗陵完成后把宝物集中到神厨殿。先由张尽忠、王绍义代表军分区挑拣，然后按三、六、九等瓜分，他们挖掘景陵地宫，对康熙大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景陵地宫这个“碉堡”，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最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更乐不可支：“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当年清东陵被盗的消息经过一个叫张树廷的国民党报告后公开了。一时舆论哗然。“共产党盗陵”之说随即流传开来。郑恩普在张树廷提供的消息之上，指名道姓地说清东陵被盗是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治甫、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等人所为。但是随着共产党的藏匿与压制这些消息就渐渐的淡出了。目前的中国人只知道小盗孙殿英，却不知道大盗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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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说几句常林钻石常林钻石重158.786克拉，长17.3毫米，颜色呈淡黄色，质地纯洁，透明如水，晶莹剔透。晶体形态为八面体和菱形十二面体的聚形，比重3.52。常林钻石是由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华侨乡常林村农民（时称临沂地区岌山公社常林大队社员)魏振芳于1977年12月21日在田间松散的沙土中翻地时发现的。她把这块宝石献给了国家，成为我国的国宝。这块钻石以发现地点常林村命名为常林钻石，原收藏于北京地质博物馆。，，，，，，传说常林钻石被胡耀邦“借去鉴赏”，失踪于胡家中的写字台上。地质部去人催要了几次，那边说可能被保姆当石头给扔了。没办法。地质部怕担责任，用有机玻璃复制了一块放在展台上，由两位馆长和一位部长签了张纸条放在保险柜中才算了事。 2016年11月15日，香港市面传出150g克拉的常林钻石重现人间的传闻，多家珠宝店均收到150克拉黄色原钻的出售询价，开价从600万-1000万港币不等。中国建国以来第一大钻石常林钻石在香港重现人间，恰逢胡耀邦孙女香港住宅被窃。现在的线索就这些，再说多了就是不负责任了。看资料钻石是80年代初地质部借出去了。同时，那段时间一个叫温家宝的地质部工作人员火箭提升，最后身居高位。没有正处经历，直接副厅，然后根本没有熬年头直接提拔，81-86，副处到正部，最难的正处-副厅，厅-副部，都是轻松翻越。看来是不是很有关系啊。看看他老婆的职业，中国钻石皇后这样的桂冠不是谁都可以承受的。

2天前

网文：同样借《二十四史》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何不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马衡，，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讬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要看《二十四史》，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泽东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2天前

安徽金寨县高炉，摄于1958年。 Blast furnace in Jinzhai county, Anhui, photographed 1958. (All China makes iron and steel, Peking 1959).

2天前

2005年1月26日，由杭州始发开往贵阳的L199次列车，由于大量民工返乡过年，这趟列车所有车厢爆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天前

1.在英国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猴抱桃玉雕 2.《女史箴图》（局部) 藏于大英博物馆

2天前

网文：無產階級革命家兼文物大盜康生康生不僅是個極端陰險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個國家文物珍寶的大盜。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職權，煽動青少年去「打砸搶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奪，在浩劫中大發國難財。據統計，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後到北京市文管處32次，竊取圖書12080冊，竊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康生侵佔的這些圖書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機會而竊取的，其中包括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惜華、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書畫。還有25個單位和31個倉庫中「無主」戶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納入私囊。傅惜華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戲曲研究院圖書館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國有名的藏書家。他的藏書，以多、全、好馳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風剛剛颳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並且一再囑咐：「他的書一定不要丟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華的書已經抄出被集中到國子監藏書庫，顧不得讓人代勞，趕緊親自驅車前往。到了書庫，一屁股坐在一個破木箱上，動手破捆挑書。就這樣，傅惜華的藏書經過紅衛兵一抄，轉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舊」的「革命」也就完成了。康生的佔有方式，五花八門。試舉幾種：一曰借條佔有這是「文革」前康生竊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宮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龜硯，被康生看中，說是「借」去看看，不僅久借不還，還被康生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據爲己有。這種唐代陶龜硯留傳下來的極少，國內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縣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處包括從故宮「借」來的這件共有三件，這三件名硯都是無價之寶，被康生以編硯史爲名，從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庫房「借」走。由於久「借」不還，不好入賬，只好爲康生辦了調撥手續，歸康生所有了。二曰無償佔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處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說「你看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這是清朝搞的，我從前有一本，不知誰給拿走了，找不到了，這本我拿走了吧！」就這樣，這本清朝的《百家姓》讓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頭陣，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夥，擁進文管處庫房。他們像入了寶庫，葉羣和幾個武夫爭搶金銀珠寶，康生、陳伯達則虎視着圖書文物，各自佔領一攤。他們覺得在管理人員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最後各自帶回，歸己所有。這一次，庫房的圖書文物，幾乎被他們洗劫一空。一次，陳伯達從文管處劫走一件價格昂貴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後堅持也要一件。當時文管處庫存已無此物，只好從外貿部門以1350元高價爲他購進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給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三曰廉價佔有宋拓漢石經，據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國內僅存3件，是異常珍貴的文物，而康生僅付10元就取走了。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極其名貴，價值數千元，康生僅付5元就取走了。再如宋畫院仿趙幹起蛟圖，價值千餘元，康生僅付1角錢取走。此外，康生還掠走歷代銅印及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達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漢代陳宮、董永等名人銅印，也有現代陳半丁、齊燕銘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5分錢到5角錢的折價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圖書文物的真正價值，若在國際市場出售，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任何一件都能成百萬富翁！」四曰掠奪佔有「文革」前，大慶出土了一塊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這是研究地質的珍貴資料，根據國家法令，應爲國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爲己有。不僅如此，他還挖空心思要工藝美術公司將這塊化石做成硯臺蓋，另選精料配製龜形硯身。1970年初，康生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僱用了144個工人，從山西開採了兩方大紫石，因斷層太多，未做成。最後，又從石家莊買了一塊香油磨石才做成龜形硯身，前後一年完工。而康生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給，攫爲己有。硯臺加工費和無以計算的運旅費用都由國家負擔。江澤民也不手軟一位高人被招進中南海給江澤民發功治病，回來後，對朋友大呼中國沒救了，經朋友一再追問才知道，江澤民的別墅內滿目國寶，金碧輝煌，簡直就是把故宮搬到他家去了。文物大盜裏要沒有江澤民的名字，那他太冤得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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