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9小时前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 ,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图: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正谈话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发现电影机、照相机都对着他,就冲着黑森森的镜头喊:“出去!” 攝影 / 杜修賢
朱韵和
9小时前
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家会议,毛想使所有共产国家(包括苏联)接受他的“国际大战略”,组建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他成为共产阵营首领的愿望。遂不辞辛劳亲自带队参加,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 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是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要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要怕死人,世界也不过牺牲一半人口吧,就会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常规战争不如打核战争,可以在中国打,最多也就死2/3人口,四亿吧,有什么了不起,不用几年,中国人口又会增加到六亿,有什么可怕?毛凸显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英雄了得,以为一定博得全场热烈鼓掌,一跃成为世界人民大救星,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领导权。不料事与愿违,只有一个最小的阿尔巴尼亚称赞,其它所有与会共党都摇头,带头反对的正是昔日老大哥苏联,老毛气得提前回国,阴谋首次受挫。 毛还想通过私下密谈打通赫鲁晓夫们的思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到,毛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又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中苏可组成5000个师,你们出武器,我们出人。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那里经得起我们5000个师打击?伏罗希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疯子讨论,于次日赶紧回国。” ---一穷二白 作者: 史伏初
朱韵和
10小时前
计划经济苦苦挣扎,但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例如,光是毛主席像章,1968年每个月就生产了五千多万个,但仍不够用,由此促生了地下黑市,与官方竞争。有些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了像章,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半公开地对外出售。此外还出现了地下工厂,专门为黑市生产像章。它们与国营工厂抢夺稀有 资源,不仅偷窃铝桶、水壶、锅和盆,甚至把工厂里涂在贵重机器外面的铝制保护层刮下来用作生产像章。 像章的款式数以千计,材质包括有机玻璃、塑料、竹子等,有些是手工着色的瓷像章,大多数则是铝制的,上面用金色或银色画着毛主席的侧面像,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像“红宝书”一样,佩戴像章成为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标志,而且要戴在正对心口的地方。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毛主席像章成了最热门的私人物品,被用于交换或买卖,各种资本主义的投机手段都出现了。因为生产像章占用了太多的铝原料,以致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1969年毛终于发话说:“还我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像章的热潮才开始降温,1971年林彪死后则基本停止了。 ...... 毛的塑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多万个。大多数是用灰白色的石膏做的,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铝的和马口铁的。有些塑像高达十五米,庄严地矗立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些则只有三米高。为了建造这些塑像,各地展开了非正式的竞赛,耗费了许多稀有的资源。1968年,仅上海一地,光是马口铁就消耗了九百吨,钢铁厂则花了十万元生产不锈钢,用来支撑这些塑像。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作者: 冯客
朱韵和
10小时前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在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作秘书。 14日一早,周恩来就用保密电话亲自向各省最高长官通报了情况。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周兴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总理通报了情况后,要求马上下令云南陆军接管所有空军控制的机场。 周兴向省委领导转报的情况是这样的:总理告诉他说 :“人 跑了。”周兴问:“谁跑了?”总理答:“就是做报告那个人。”总理的潜台词是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那个人,不用说就是林彪了。但他不把事情点透。周兴的政治想象力一时短路,还难以延伸得那么远,于是又问:“哪个做报告的人?”总理继续提醒:“就是你批判的那个人!”周兴想了想,那一年他批判的最大名人,不就是陈伯达吗?那年春上,按中央“批陈整风”的统一部署,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召开了一次“批陈整风”会议。3月4日,第一书记周兴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政治骗子”、“假马列”大张挞伐。讲话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既有滔滔宏论,又有实际操作,效果好极了。讲稿一经上报中央,伟大领袖看了,欣然批示:“很好,照发”。这个讲稿一下子变成了中共中央“中发(1971)37号”、“批陈整风”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国学习之。1971年周兴的个人记忆,这件事肯定最为深刻。“喔……”周兴终于回答,“明白了明白了。”其实他什么也没明白。周恩来要说的,应该是指周兴批判的那个人背后的人,但这有点像玩“脑筋急转弯”游戏,弯子绕得有点大。 周兴放下电话——他后来说——只感觉一头雾水。陈伯达一介书生,和军队全不沾边,和空军更不沾边,他跑了,干嘛要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让陆军接管机场?当时要他把事情联系到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想象力和胆量一时都无法到位。只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确又暗暗提醒,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思维呢。他不能不将猜测的触角小心翼翼伸向林彪。 大约20日前后,一位中央钦派的机要员终于来到省委一号大院,敲响了周兴的院门。那时全中国的飞机都全部禁航,机要员是坐火车来的——当时北京到昆明需要三天两夜——周兴正重病卧床,秘书问北京来人能否代收?对方说不行,必须本人签收。北京来人遂直接被领来病床前把文件交给了周兴本人。这就是9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文件一开头就赫然一段: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从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满怀激情迎九大”以来的造神狂热中,八亿中国人每天用宗教仪式恭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同时都需恭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九大”通过的所谓对国际共运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新党章”里,林彪还被正式册封为钦定的最高领袖接班人,如此显赫的准神,突然制造出这些只该出现在侦探小说中的震撼故事,已经不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了。 ---省委秘书记忆中的“九一三” 作者: 周孜仁 图:周恩来,林彪和李志绥(周后面)
朱韵和
12小时前
图:邓丽君和大陆叛逃飞行员王学成(左)孙天勤(右)合影照片。 冲天一飞为自由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虽然后来韩国将歼7战机移交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孙本人安抵台湾。 1970年其父亲孙培荣因出身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孙天勤也受牵连而停飞至1976年7月,虽然后来平反,但仍留下“不宜结论”的官方指控,且当年迫害其父之人未受惩处反被重用,孙因此产生前往台湾的想法。于1983年时,孙天勤家中尚有母亲刘氏、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当时46岁的他借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试飞研究中心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做为试飞员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同年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驾驶当时解放军最新、衍生自米格21的歼-7ⅡA战斗机,于辽宁省大连市起飞,途中在韩国仁川外海投下副油箱以减轻重量,在当时被韩国误以为遭投掷炸弹攻击,迫使韩国空防当局紧急发布空袭警报,在汉城(今首尔)、京畿首都圈一带形成大惊慌事故,有数十名民众为紧急避难而遭到踩伤意外。其后,孙天勤平安降落于汉城,韩国政府以“人机分离”的处理方式,将飞机保留至国内,而孙天勤则依其个人意愿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他于同年8月24日顺利抵达台湾。 孙的这次叛逃,不但创下了解放军历史上职务最高和机型最先进,这两项记录,并且还创下了台湾的一个记录,那就是他领取了一笔最高奖金,整整7000两黄金,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
杀人太少 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日醺风的夜晚,美丽的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龙格。后三位的名字我们都不甚熟悉,但他们 都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中的拉法格正是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就是他的大作。 窗外湖光山色,窗内咖啡氤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凋零,中一代革命家及青年翘楚列宁同志正品茗咖啡,情绪悠然,闲聊的却是麻辣话题——杀人。 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老普同志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 话音刚落,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总结雅各宾派失败原因的。就像当今也从来也没有人总结柬埔寨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波尔布特“杀人太少”一样;也没有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杀人太少”一样。 老普同志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列宁同志虽只执政六年,俄国已有百万人头落地了。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执政,人头落地更以千万计。 在这次咖啡馆谈话60年后,1956年的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发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它对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同志影响至深至巨。在随后的几年中,毛同志不断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来总结去,赫然竟也是那句话:“他们杀人太少”。 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同志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一方面,毛同志很得意于我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土改、镇反中杀了很多人。 另一方面,毛同志又认为在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措施就是抓紧阶级斗争,多杀人,杀够数目。 在此之前,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谈到越南时对越南土改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同志插话道: “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 不知这个70万的数字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所杀的人,恐怕几个70万也打不住。毛同志说“革命嘛!”,这句感叹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革命嘛,哪能不杀人?而且要“杀人”,而且要“大张其鼓杀人”。 因为老普同志的《政治遗嘱》是在1999年才公布于世的,毛同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列宁同志说过的“杀人太少”的话。 然而这两位伟大领袖却能相隔遥远的60多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说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话语来。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主义相通心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之一:杀人太少 作者: 胡鹏池 图:沈嘉蔚巨幅系列油画《巴别塔》之三《古拉格》。
看到一份1980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是由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的,内中披露了中共高官对毛泽东、华国锋等中共党魁的真实看法,足以颠覆中共一直以来的愚民宣传。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刘志汉说:老人家(注:指毛)后期就是皇帝,各省搞行宫,西湖的刘庄 占地540亩,湖中之湖,园中之园,光动力机械烧柴油一天就花2700元。铁托说他跑了60多个国家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地方,特地延长多住了两天。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只许他住,有200多服务人员,女的不少,选漂亮的,如同宫娥彩女。 中央党校顾问吴亮平发言提到:1949年以后,毛的生活根本脱离了广大人民。他在许多地方大修行宫。这次在杭州看了刘庄、汪庄毛居住过的地方,真是帝王宫殿的派头。不但门口不能靠近,就是水面也不能靠近。 中纪委常委曹瑛提到:1965年,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毛接见。毛说我要使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民等,使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了。他是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话的。 中联部八局局长朱良说:毛提出要“三斗一多”。“一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增加外援,援外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比,从50年代的0.8%增加到60年代的3.61%,71年至75年的5.88%,79年才降回0.81%。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说:邓小平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了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在这时扎下的。 中纪委委员、纪检室主任刘鸣九说:毛在《红都女皇》没来时,确实想让江青接班。《红都女皇》一来,感到不行了,要培养毛远新做接班人。“天安门事件”他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现在,毛远新还在表这个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毛想让毛远新接班,又感到毛远新不成熟,这样,华国锋就接了班。 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发言说:毛对周恩来是采取又利用又压制的权术……让林彪、四人帮去批判斗争,以不斗倒为限,至于周恩来病重特别是逝世以后,毛毫无表示,那就已经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了! 朱德秘书陈友群透露,周恩来去世后,毛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言: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时,接北京电话,说罗瑞卿跳楼重伤,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毛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就宣布继续开会,当时我深感寒心。他还认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政变,超越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毛开创了用暴力解决党内问题的恶劣先例。1976年粉碎全国人民最凶恶的公敌四人帮,也是政变,是革命的政变,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能不采取的革命行动。……有了党内民主,政变应该也必须避免。” 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朱德组组长,朱德秘书陈友群做了长篇发言,他说:“毛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 陈友群认为,1957年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六十万,造成了大冤案。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完不成任务要撤职,意图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舍我其谁?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结果造成一场大灾难。以后又以个人名义写信,把责任推到下面,说什么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因朱德替彭德怀说话,毛批朱德,回北京后,又组织高级干部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党支部。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 毛还在文革中提出四个伟大,第三个里程碑,连恩格斯、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成了马、列、毛了。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 在陈友群眼中,毛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 ---中共高官披露内幕 毛奢侈嫉妒唯我独尊 作者: 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