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4小时前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 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 ---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 张颖 著 (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上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图1:维特克第一次见江青 图4:江青让维特克拍她工作时的照片
朱韵和
6小时前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 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 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
朱韵和
9小时前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 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朱韵和
9小时前
姚(监复)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朱韵和
10小时前
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 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 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朱韵和
10小时前
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逛王府井百货商店,四楼是上不去的,只能进一到三楼。为何老百姓上不去四楼?因为那里是专为中共高级干部和家属提供稀有食品和商品的“特需部”。挑选商品的房间设在百货大楼四楼七号房间,文革中被称为“黑七号”。 “黑七号”主要经营什么呢?主要经营绒绸缎、名酒名烟、高级食品 、名贵土特产和外国进口的电器、手表、香水等稀有商品,可以说在当时算是应有尽有。 “黑七号”的服务对象十分明确,就是所谓的“四副(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一元帅”。他们在这个店里享有各种特权:买东西不拿票证,价格低廉,还可赊购达四万元。 比“黑七号”低一个档次的特供商店是北京东华门外的“三十四号供应部”,专供行政八级以上的官员使用,主要经营范围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特需部”类似,国外进口的名牌电器、手表、香水、白兰地、威士忌和珠宝首饰,俄罗斯产的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基本上都有。国内的各种名贵产品,比如茅台、五粮也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采购的。这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一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 最底层的特供商店叫做友谊商店,友谊商店要远远比三十四号供应部和黑七号特需部著名,主要原因是上面两个商店是专供北京高级官员的,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而友谊商店不仅全国各地都有,老百姓想要蹲门口看看,商店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禁止。 从理论上讲,友谊商店是专供外宾、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国际海员使用的,但实际上,商店里大部分商品都是内宾购买的,也就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高峰时期友谊商店90%的紧俏商品都是由内宾购买的。 ---“三十四号供应部” 作者: 袁斌
朱韵和
10小时前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 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39]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渖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渖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40]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著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41]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朱韵和
10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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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时前
朱韵和
11小时前
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内称根据对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的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的采访,确定渣滓洞“没有任何刑具”,他所说的“刑具”是指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逼供用的刑具。 孙曙回忆说,1949年 12月 20日左右,他来到了渣滓洞,了解到在“大屠杀”后,男牢、看守用房等处经过了两次焚烧,第一次是国民党特务看守用办公桌椅引火,第二次是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纵队浇上酒精,焚烧后都已化为灰烬。他没有看见有焚余的刑具残骸。 1950年初,他从离白公馆不远的五灵观原军统“公产管理组”接管少量枪支和手铐等物品,还经手登记过缴获来的美式手枪、黄金等,但没有任何刑具。同年在重庆大同路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的“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中,也没有国民党特务用刑的刑具展出。当76岁的孙曙2007年去渣滓洞时,忍不住问了这样的问题:现有这些展出用的“刑具”从何而来?当年谁见过“刑具”? 既然没有刑具,自然也没有人目睹过“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一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 数十年后,他告诉一位同事:当年复原刑讯室,很为难,没有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及其刑具。上级只是笼统地说: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小说《红岩》的描写内容,“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但又并无一个人亲眼看见该过程。他很纳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全凭想象。他想这竹签子只能是极细的一片竹篾,但极细的竹篾又不能用“钉”的方法。最后他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了,心里说:“就这样吧!”问题是,这些被削细的竹筷子该如何钉进指尖呢?没有人知道。 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 除了刑具造假外,被中共猛批的中美合作所也被污名化,没有证据显示它和军统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却有证据显示他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乃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抗日的情报机构。 ---造假的江姐受刑与《红岩》作者自杀 作者: 林辉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 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 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吴晓波:顾准: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悲剧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 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抹着人屎的窝头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 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邱县文革惨案案例( 四 ): ‘红宝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