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9小时前
政治鬥爭是最骯髒的 為什麼在億萬民眾把毛澤東當成「神」一樣崇拜時林立果能夠對毛有如此深刻的洞見?這可能與他成長的特殊環境有關。 據林彪的祕書張雲生回憶,至少從1967年3月起,林彪就讓林立果試著為他的講話「拉條子」(寫講話提綱),並聽取林立果的一些看法。漸漸地,林立果對林彪事務的參與 越來越多,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時,林立果也上了廬山。 張聶爾在《原空軍作戰部長魯珉談林立果》中寫道:林立果沒有社會經驗,卻過多過早地接觸了中共最高層的政治內幕,中國當時處在與世界隔絕之中,林立果卻大量地閱讀了國外的畫報、資料、電影、錄像……他的純情和理想在這種尖銳的對比中一下子被擊碎了。 據林立果的女友張寧回憶,當她質疑「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擴大化時,林立果不假思索地說:「我不相信有『五一六』。江蘇搞出那麼多,上海就沒一個?都是張春橋和許世友在爭奪勢力範圍。那個張春橋就怕掌握不了軍權。」當張寧提到林彪也說打倒「五一六」時,林立果不屑地一笑說:「你知道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名言嗎?他說政治鬥爭是最骯髒的,無實話可言。」 清查「五一六」運動,是毛澤東發動的鎮壓最初追隨他打倒他的政敵的造反派的運動,屬於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楊繼繩所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史》指出:「(此運動中)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10萬計。」 ---王友群:林彪之子林立果論毛澤東 图:叶群和林立果
朱韵和
19小时前
在林立果的經歷中,有這麼一件事: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震驚全國的7.20事件。當時,武漢兩派群眾組織「武鬥」很激烈。那一天,一個名叫「百萬雄獅」的群眾組織,派出大隊人馬,包圍了毛澤東住的東湖賓館。他們的目標是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身在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林彪等得知後,非常擔心毛的安危 ,一再勸毛趕快離開。但是,毛捨不得離開,怎麼勸也不行。因為毛正在跟一個令他神魂顛倒的女人淫亂。後來,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毛硬被「救護」出來了。 林彪的女兒在香港出版的《林豆豆口述》中,談到林立果的一段話。「林立果說:(毛)主席在武漢演這場戲,整陳再道(武漢軍區司令員),不是整陳再道一個人,而是為了做給軍隊看的。那麼多群眾互相殘殺,死於非命,地方那麼多老幹部和陳再道等軍隊老幹部被斗得那麼慘,家破人亡。他還在尋歡作樂!這也太重色輕國了!與(周)幽王無故點烽火(戲諸侯)有什麼區別?總理、首長(林彪)和軍隊把他救護出武漢,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卻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級別墅裡,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陪著。可是他一天也離不開……就叫(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用專機把劉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個小樓裡,怕江青(毛的妻子)知道。」 ---王友群:林彪之子林立果論毛澤東 图:林立果幼年時與父林彪、母叶群及姊林立衡合照
朱韵和
19小时前
林立果纵论毛泽东 林立果墜機身亡後,北京空軍學院行政處副處長王蘭義,在林立果住的地方——北京空軍學院的一棟房子裡,發現了一個紅色封面的筆記本,裡面有一份手寫的材料。此即後來廣為人知的《517工程紀要》。 據林立果的祕書李偉信交代,這個《571工程紀要》是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策劃撰寫的 為推翻毛澤東統治的武裝起義計劃書草稿。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其中,對毛澤東的批判是相當尖銳的。 據參與處理林彪事件的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回憶:「《571工程紀要》剛交上來時,(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和我都看了,紀登奎認為,紀要的很多內容是罵毛主席的,不能印發。」「毛主席看了紀要後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就這樣,這份原本只在中共高層有極少數人知道的《571工程紀要》,經毛澤東批准,很快傳遍全黨、全國。 在《571 工程紀要》中,林立果從各個方面談了他對毛澤東的看法。 關於毛澤東的歷史定位 林立果說,毛是「當代的秦始皇」,「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而且挑動軍隊斗軍隊、黨員斗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毛澤東搞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關於毛澤東整人的方法 林立果說:「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他甜言蜜語拉的那些人,明天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的階下囚」。 關於毛澤東整人的歷史 林立果說:「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他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祕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關於毛澤東的性格特點 林立果說:「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惡果 林立果說:「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農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不滿情緒日益增長,(許多人)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關於毛澤東等的生活狀態 林立果說:「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 ---王友群:林彪之子林立果論毛澤東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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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反對「一國兩制」 1982年10月,蔣經國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提到「一國兩制」時,他表示: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許台灣與大陸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 他說,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卻允許台灣人民有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 ,卻允許台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 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又對美國里根總統特使劉易士說,中共「曾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兩種制度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中,是不可能的。中共不過是用此來引誘我們,我們不會上當的。」 他還說「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會變的。……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文章表示,從蔣經國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 一、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 二、時間上過渡性,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台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台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 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中,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蔣經國說。 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對中共始終堅守「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蔣經國的核心路線就是「反共,親美,保台」。 ---蔣經國反對一國兩制:蔣公告誡「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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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岳:1950年宋美龄《在纽约向全美广播演说》 1948年底,为力挽狂澜,宋美龄再次前往美国争取外援,然而却未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后让中共夺取了政权,几个月后的1950年1月6日,曾为二次大战同盟国的英国承认了中共政权,国际上的盟友们普遍认为,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最终将战败。 这时在美国的宋美 龄决定返回台湾,在临行前,她发表了《在纽约向全美广播演说》,这场演说中她不卑不亢地表示,无论如何情势下,中国必将奋战到底,这战争不是中国的内战,而是全世界善与恶的征战,她认为在未来: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必将在自由与共产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善恶间抉择,最终公理终必战胜邪恶! 以下谨取录全文,供读者参阅: 《在纽约向全美广播演说》  1950年1月9日 朋友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就是要向你们辞行,谢谢你们殷切的款待。希望我下次再到美国来的时候,空气或许比较更为愉悦,敝国并已自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重新获到自由了。 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我不仅是一个前来访问的旅客,而且我曾在这裹度过多年的少女生活,我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也获得了使我能为本国人民服务的许多启示。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地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异族(共党)蹂躏我国的基地。 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数百万同胞正在致力于长期斗争。祇要我们一息尚存,祇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继续奋斗,无一日、无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 我们要以毒攻毒。我们要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生命赋予的毅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国大陆到处都有我们的游击队,高擎着熊熊的自由火炬。敌人的谎语与欺诈,敌人的诱骗和宣传,不但要以子弹来消灭,而且要以真理来战胜。 大陆上被压迫的人民,祇要号角一响,必将起而闻风响应,协同反攻部队,摧毁共产统治的暴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抱定贡献生命的决心。 我们给人看见的,可能是各种似已失败的外貌。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可能认为无可救药而要将中国予以注销了。 我希望无论我的声音传到世界哪一个自由角落,都能唤起爱好自由的人民,让他们认识被遗弃而孤独的中国,现正荷着唯一保卫自由的枪支。世界已被分为自由与共产两大壁垒,在不太久的将来,总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人民,非在两者之问作一个抉择不可,究竟他们要为自由奋斗?抑系要(向共产)奴役屈膝? 大家务须明白,我们所选择的是为自由奋斗。它不是——而且全世界应该知道它不是——仅系属于我们的斗争。中国当前的斗争,乃是善恶展开庞大冲突的初期,也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搏斗的开始。 我的丈夫领导他的人民从事反共斗争,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一九二六年的国共决裂,就是由他单独负责的。他深信俄国当时的处心积虑,就在积极窃夺我们的国家。他看出中国成了一切谲谋诡诈的试验品,而这些谲谋诡诈,从此也就成了俄国用来反抗世界的技俩。 蒋总统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共产党徒阴谋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着手反共的第一人。几年以前,他因有反共的勇气与毅力先获得赞扬。现在却被人侮蔑了。时代虽已变迁,但此人并未改变。我的丈夫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领导他的人民反抗异族的侵略和他们的邪说。 我们的人民有继续为国作战的决心。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有异族盘踞中国的国土,我们就要凭借一个地方,不论其为台湾一样的海岛,抑或其为山间的要塞,来继续我们的斗争。我这样告诉你们,旨在陈述事实,而并非渲染政见。 在道义上懦怯的人们现已正在抛弃我们了。我以沉重的心情,看见曾为盟友的英国,过去虽以数百万生命献在自由的坛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领袖们导入政治阴谋的魔窟。英国为了几块银子的代价,出卖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说这“太无耻了”!这几块银子所生的利息,就是他日在自由战场所付出的血汗和眼泪。大凡在道义上是邪恶的,就永远不会在政治上是符合公理的。 真理所要求于各个民族的,就是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在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气氛中生活,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国人民―即或面对异族的威力,甚至他们的身体遭受异族暴力的奴役,祇要他们的眼睛看见台湾基地自由的灯塔―就永远不会抛弃中国的文化。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我们的心境是自在的。因此,我们亦必尽其最大努力。 在这维护自由的战斗中,我们中间若干纵被牺牲,亦必有人继起代为奋斗,侵略者不会一日得到和平。没有任何强国能够签订条约,亦没有任何政治家能够草拟契约,来窒息中国人民对于自由的愿望。作母亲的会在催眠曲中唱着它,作父亲的会在饭桌上讲述它,青年学生会彼此打着自由的暗号。农夫虽被剥夺,泥土仍能生长,但它给敌人生长的,不是葡萄和无花果,而是满地的荆棘。 中国当初由异族征服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完全得力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伟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发展成为群众运动之后,终于驱逐了那些侵略者,创建了中华民国。 任何力量不能抹杀这一事实。我们从不信靠武力,而只知信守立身处世的原则。其他民族可因利害得失而抛弃这些原则。但我们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甚至要以更大的毅力来坚守这些原则。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或者就是我们具有世界任何民族最悠久历史的说明。 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具有与美国同样悠久的历史。你们有许多公民曾经寄居在我们的国家。你们的人民给我们援助,也曾给我们慰藉。你们所给的是爱的赠与,你们从未要求任何报酬。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被珍视为友谊与慈爱的象征。 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亟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未参加求援的竞争。 我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样缄默。一个国家采取一个正义行动的时候,就和一个人行善一样,必须是出于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诸他人的请求或要求。行动有出于仁慈,有出于怜恤,有出于正义。而正义是善,因为它本身是善。 也许你们觉得我骄傲吧?我们的朋友们!我的国家受了屈辱,我的政府现在孤悬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Bruce)曾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时期,恳求而又要能保持尊严是不可能的。你们爱我们或者已经抛弃我们,你们的心里知道。 你们援助中国争取自由,抑或业已抛弃自由,悉凭你们的意志决定。 我能给你们什么诺言?我又能向你们作什么保证?难道我要和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人们竞争吗? 我们伸着空无一物而愿接受援助的双手站立着,我们谦卑而又疲困的站立着。我们要求和平与休息的心情,甚至比要求食米和面包更为迫切,但我们不能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决不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不论有无援助,中国决为自由而战。 单独作战需要的时间较长,生命的牺牲较大;如有援助,我们获得胜利较快。但无论如何,我们终必获得自由。 我们的部队有坚决的战志,并深信人类爱好自由服膺正义的本能终可获致胜利,他们誓将继续作战。事实告诉我们,公理终必战胜。 俄国(指俄共和其扶持的中共)永远不能在中国享受一天的和平。俄国永远不能占有中国。中国一定会获得自由。 我的朋友们!再见。谢谢你们! 图:1950年1月,宋美龄藉NBC向美国电视观众致辞。 (Keystone / Getty Images)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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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 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共高层更觉棘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 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之际,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在延安就相熟的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参考消息》。此次被中央钦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7月三联书店曾内部发行小册子《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里面刊载斯诺的报道《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首发美国《生活》杂志),内容与中方公布的相近:“毛说,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将高兴同他谈,他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 这本小册子发行较广,是新闻封闭的环境中少见的西方出版物,涉及文革路线斗争、刘少奇失败、新生事物等诸多敏感话题,但毛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其中最让外界好奇的焦点。出版说明中称斯诺是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长期以来,同情我国革命,尊敬毛主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并强调“斯诺的文章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小册子的下发,表明高层欲借斯诺的文字提前散发信息,以此去做通中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 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毛泽东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引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统一台湾的大事。这也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如官方预料得那样严重,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陈徒手: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的内部布置
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 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 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 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 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 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政治局“组阁”过程 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 :“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 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唯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 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 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刘晓波:毛泽东如何杀人一一读杨继绳的《墓碑》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 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饿死这么多人他没有丝毫自责之心。反而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迫害追究灾荒责任的人。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荣,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 说到大特务,其实另有一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至中将,因为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长期担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他就是最大也最成功的间谍郭汝瑰。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内战期间,他利用老蒋的信任和自己担任的机 要位置,将大量秘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除了窃取军事情报外,郭汝瑰还拟订了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对蒋介石隐瞒了中共军队的动向,致使其作出错误判断。毛之所以料敌如神、用兵如神,让国军在战场上连连惨败,一筹莫展,与郭汝瑰提供的绝密情报是分不开的。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痛心疾首,悔恨自己没有看出“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卧底!台湾报纸也曾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其实早在国共时期,杜聿明就一直怀疑郭汝瑰的身份,直到他1959年大赦,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仍然难以释怀。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去探望他,杜聿明还抓住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郭汝瑰,在1949后并未受到重用。1955年授衔时,在国军中已官至中将的郭汝瑰,并未获得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时,又被人诬陷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交通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接下来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都是家常便饭。直到1978年,71岁的郭汝瑰才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1997年郭汝瑰去世,其子女评价父亲说:“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 ---青衣仙子:谍战: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不得而知,让后人去想象吧? 郭汝瑰在晚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不久却遭车祸身亡 。 ---铁流:“最大的共谍”右派郭汝瑰的难解人生)
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原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建交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的约翰•汤姆森负责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 1979年初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汤姆森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 ,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颇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 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汤姆森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在汤姆森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33年后的2011年11月15日,汤姆森这位前外交官以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身份接受了中青报记者王波的采访,他回忆说:“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 ---《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7日第12版刊登的一篇纪实报道《国门开》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 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 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 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关山夺路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