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6小时前
毛泽东的黑心 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在一起看电影。 片名:《云中落绣鞋》。 出厂: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 看完这部片子,主席问了小张、小孟、小李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可笑的问题。 “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青年,哪个好些?”主席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是在井 下的 那个青年好啦。”小李脱口而出。 “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已有,还陷害别人。”小孟也随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了张玉凤。 “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小张也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便不再往下说,却把眼光移向她们3个,意思是等待她们的反驳。 “那为什么,我们可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主席兴趣很浓地与几个姑娘争辩。 “噢,他聪明?他太奸滑了,这种人太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 “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小孟又说。 “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 “反正咱们也说不过主席,行了,总是您有理,对吧?”小张倒是想着结束这场争议了。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黑暗的内心世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什么善良,信义、道德全是无用。全是胡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为了占有小姐,可以背信弃义,落井下石。 回忆毛泽东,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在维护“君主”地位的过程,他采取的手段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中,待人接物、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之事,数不胜数。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是他的处世哲学和信条。 以上这一段对话,发生在毛泽东82岁的时候,当时毛泽东,斗倒了刘少奇,林彪之后,自知他的地位已无人能够挑战,在一批文化不高,思想幼稚,日夜厮守的女孩面前,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也是很自然的。 ---孙文广:毛泽东护士忆老毛黑心
朱韵和
16小时前
“搭帮毛主席……” 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 (部长)陆定一和 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 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 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 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之后,中共政坛出现一些松动。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一批被毛打倒的人,陆续被解除监禁。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曾按秘密名单整人 周扬文革反被整
朱韵和
22小时前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 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 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 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作者: 宋永毅
朱韵和
22小时前
当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泽东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时,曾转弯抹角地否定了张春桥。他的借口是:“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事实上他手下的军人集团的干将黄、吴、李、邱尽管都是“红小鬼”,但都难以成为第二代接班人。论年纪,黄永胜其实只小了林彪三岁,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已经六十岁 ,和林是同代人。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吴法宪,也已经五十六岁,大张春桥三岁。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的接班人问题,而他心中的预定的、并开始积极培养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独子,生于战争年代。文革爆发时,是年仅21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对他的保护和培养,他被林彪和叶群禁止参加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而被送到上海空四军,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当时的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待为“太子”式的上宾,经常和他交流军内“路线斗争”的秘情。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虚荣心,还使他深入了解了权力斗争的内幕。另一方面,他又在军内的专人陪同下,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造反运动,“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27]除此以外,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不少有关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例如,让他参与处理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务,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等。[28]这些,不仅催发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胀了一个年轻的高干子女对高层权力的兴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参军,到空军工作。仅四个月后,他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亲自介绍下入党。 从1967到1970年的三年内,在林彪的亲自安排、支持和默许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的当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过吴法宪选择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中一批有资历、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辅佐林立果的“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由于文革中的一条政治上成名的捷径是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发表理论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视,林立果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1967年6月25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发表后林立果声名鹄起、获得一片赞扬。连林彪也对他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其次,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军职对林立果来说不仅是连升八级,从一个参军才两年多的新兵成为副师一级的军官。而是给以他一个可以进一步招兵买马、指挥整个空军的重要平台。空军司令吴法宪就多次公开宣称:“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不久,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发了正式文件。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边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康曼德”(英文指挥官的译音)的“联合舰队”,其中除了一批空军司令部里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军职的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珉、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顾同舟、梁璞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兵团和正军级的空军干部的支持,林立果还开始在各地建立类似的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 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 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四十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惶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 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作者: 宋永毅
朱韵和
23小时前
毛泽东与民共苦,三年不吃肉? 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饮食标准可以总结为:“猪肉减量,但蛋白升级;中餐减配,西餐补位;特供渠道,不计成本”。 官方宣传的“不吃肉”,实际上是指不吃“猪肉”。档案资料显示,他的蛋白质摄入从猪肉转向了更高级的鱼虾和西式烹饪。1961年西餐菜谱:根据上海锦江饭店保 存的1961年4月(大饥荒最严重时期)的《西餐菜谱》,毛泽东的餐桌上包含各式西菜。 鱼虾类:包括蒸鱼卜丁、铁扒桂鱼、吉列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 鸡类:包括黄油鸡卷、软煎鸡球、法式烹饪鸡肉。 汤类:包括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 这种饮食调整在营养学和经济价值上,不仅没有降级,反而是升级。为了满足特定的口味需求,其食材运输成本极高,与当时物资匮乏的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想吃武汉的武昌鱼。为了保证鱼是活的,工作人员将鱼装在充满氧气的尼龙袋里,注上活水,通过飞机从武汉空运到北京。 毛泽东的食材来源并非普通市场,而是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采购渠道,确保了他在饥荒年代依然拥有“纯净”和“顶级”的食物保障。专属生产基地(巨山农场):位于北京西郊,由中央警卫局管理。这里的蔬菜、粮食、肉类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顶级有机标准),土壤和水质均经化验。在全国农民遭遇饥荒时,这里用最高人力成本为少数人生产“纯净食品”。专用采购机构(34号供应部):这是一个不对外营业的神秘机构,专门负责搜集全国各地的特产和顶尖食材,通过行政命令调拨,核心服务对象即为毛泽东。 其饮食安全级别极高,每一道程序都经过严密监控。一块肉在下锅前,都要经过化验室的毒理化验。由于毛泽东不吃酱油(年轻时见过酱油缸里的蛆),厨师需用冰糖炒糖色;晚年为了健康,厨师需将肥肉里的油反复煸炒抽离,甚至添加中药材。 虽然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有过“主动不吃猪肉”的行为,甚至可能因营养结构变化出现过浮肿,但档案显示的“吉列大虾”、“铁扒桂鱼”、“空运活鱼”以及“巨山农场特供”证明,他的生存维度是建立在举国体制保障下的最高等级安全与营养特权之上的,这与当时只能吃观音土、啃树皮的河南信阳饥民有着本质的区别。1960年,当信阳的农民因为吃光了种子粮而被民兵打死时,中南海的西餐厨师正在研究如何把吉列大虾炸得更酥脆。 这就是所谓的“与全国人民共患难”。这不仅是虚假的,更是一种残酷的政治表演。 ---重评毛泽东(生活篇2)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本书的考证
朱韵和
23小时前
雲山林:薄熙来的奶奶为什么晚上会听见鬼哭狼嚎   薄一波在他晚年回忆说:“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 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红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难怪薄熙来的奶奶每天晚上在延安窑洞里会听见的鬼哭狼嚎。
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55年少将,1983年病逝)之子的文章 亲历腐败----军队的贪腐现象很严重,在敛财方面,只会比地方政府的贪官们来的更黑、更猛烈、更猖獗。没有亲眼看见的人和事,我不说了,只说一次亲身经历: 2011年8月,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中将的夫人左英阿姨(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 病逝,接到治丧办通知后,福州去了20几个军队子女参加告别仪式,我家是我和三妹邓迎捷去的。 临行之前,我三妹告诉我,说她公司的老总听说我们要去参加左英阿姨的葬礼,拿了一万元给她,说是作为邓克明家的份子钱。我一听就来气,搞什麽份子钱?没这个习惯。我三妹说,大哥你着啥急啊?你别管这些事,听我的吧。     结果,到了上海,去左英阿姨家小灵堂祭拜的那天,刘培善中将的两个儿子,像两尊门神一样耸立在二楼入口处。我一看,他哥俩儿都戴着中将军衔,背着手,下巴翘得老高,一脸牛气,过去大哥长大哥短地叫我,现在升官了,变脸了。     “狗日的!我就不该来!”我心里骂道。     我们在小灵堂烧香、三叩首时,我三妹把我叫到一旁,说大哥啊,咱们的一万元不该送,送少了,丢人哪!我说,怎麽送少了?还丢人了?三妹说,你看看那张桌子上,人家送的钱都是一摞一摞的。     我走过去一看,吓了一跳,桌子上确实摆着一摞一摞的纸包。这麽说吧,如果我们一万元的纸包厚度是1,那麽一摞子纸包的厚度至少是20,我稍微数了数桌子上的纸包,20几骡子肯定是有了,也就是说,粗算一下,桌子上的人民币最少有3、4百万。我们下楼时,等着送钱的人排了一条长龙,曲里拐弯经过小花园,延伸到大门口。     当晚,上海战友请我吃饭,这些都是1961年和我同时入伍到野战军的战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白天亲眼所见的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告诉了他们。他们竟然一 点不惊讶,说鲁延哪,有啥奇怪的?刘培善的大儿子刘晓榕,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他弟弟刘胜,是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知道总后和总装在上海有多少下属单位吗?几十个!他们妈妈的葬礼,哪个下属单位敢懈怠?这次如果收入1000万,很正常啊!     我从上海回福州之后,半年内很少说话,10月28日在我父亲忌日那天,我去墓地对父母亲说:我们的党完了,军队完了,国家完了,老百姓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