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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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钟前

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闹市区道路空空荡荡图像来源: Chen Si/AP Photo/picture alliance/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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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分钟前

1981年，四川奉节。从船上将白袋包装的化肥卸到100米远的山岗。每袋搬运费大约5分钱。一位兼职的农民抱怨说这份工作很累，挣来的钱除掉食宿费后所剩无几。摄影：久保田博二

1小时前

周与林彪的关系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陈　昭

1小时前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作者: 宋永毅

#文革 #张春桥 #上海经济 #毛泽东 #革命委员会 #斗批改 #赤脚医生 #七·二一大学 #康生 #周恩来

1小时前

当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泽东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时，曾转弯抹角地否定了张春桥。他的借口是：“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事实上他手下的军人集团的干将黄、吴、李、邱尽管都是“红小鬼”，但都难以成为第二代接班人。论年纪，黄永胜其实只小了林彪三岁，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已经六十岁，和林是同代人。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吴法宪，也已经五十六岁，大张春桥三岁。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的接班人问题，而他心中的预定的、并开始积极培养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林立果。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独子，生于战争年代。文革爆发时，是年仅21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对他的保护和培养，他被林彪和叶群禁止参加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而被送到上海空四军，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当时的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待为“太子”式的上宾，经常和他交流军内“路线斗争”的秘情。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虚荣心，还使他深入了解了权力斗争的内幕。另一方面，他又在军内的专人陪同下，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造反运动，“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27]除此以外，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不少有关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例如，让他参与处理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务，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等。[28]这些，不仅催发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胀了一个年轻的高干子女对高层权力的兴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参军，到空军工作。仅四个月后，他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亲自介绍下入党。从1967到1970年的三年内，在林彪的亲自安排、支持和默许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的当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过吴法宪选择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中一批有资历、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辅佐林立果的“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由于文革中的一条政治上成名的捷径是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发表理论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视，林立果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1967年6月25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发表后林立果声名鹄起、获得一片赞扬。连林彪也对他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其次，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军职对林立果来说不仅是连升八级，从一个参军才两年多的新兵成为副师一级的军官。而是给以他一个可以进一步招兵买马、指挥整个空军的重要平台。空军司令吴法宪就多次公开宣称：“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不久，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发了正式文件。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边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康曼德”（英文指挥官的译音）的“联合舰队”，其中除了一批空军司令部里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军职的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珉、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顾同舟、梁璞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兵团和正军级的空军干部的支持，林立果还开始在各地建立类似的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四十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惶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作者: 宋永毅

#林彪 #毛泽东 #接班人 #红小鬼 #张春桥 #军人集团

2小时前

毛泽东与民共苦，三年不吃肉？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饮食标准可以总结为：“猪肉减量，但蛋白升级；中餐减配，西餐补位；特供渠道，不计成本”。官方宣传的“不吃肉”，实际上是指不吃“猪肉”。档案资料显示，他的蛋白质摄入从猪肉转向了更高级的鱼虾和西式烹饪。1961年西餐菜谱：根据上海锦江饭店保存的1961年4月（大饥荒最严重时期）的《西餐菜谱》，毛泽东的餐桌上包含各式西菜。鱼虾类：包括蒸鱼卜丁、铁扒桂鱼、吉列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鸡类：包括黄油鸡卷、软煎鸡球、法式烹饪鸡肉。汤类：包括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这种饮食调整在营养学和经济价值上，不仅没有降级，反而是升级。为了满足特定的口味需求，其食材运输成本极高，与当时物资匮乏的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想吃武汉的武昌鱼。为了保证鱼是活的，工作人员将鱼装在充满氧气的尼龙袋里，注上活水，通过飞机从武汉空运到北京。毛泽东的食材来源并非普通市场，而是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采购渠道，确保了他在饥荒年代依然拥有“纯净”和“顶级”的食物保障。专属生产基地（巨山农场）：位于北京西郊，由中央警卫局管理。这里的蔬菜、粮食、肉类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顶级有机标准），土壤和水质均经化验。在全国农民遭遇饥荒时，这里用最高人力成本为少数人生产“纯净食品”。专用采购机构（34号供应部）：这是一个不对外营业的神秘机构，专门负责搜集全国各地的特产和顶尖食材，通过行政命令调拨，核心服务对象即为毛泽东。其饮食安全级别极高，每一道程序都经过严密监控。一块肉在下锅前，都要经过化验室的毒理化验。由于毛泽东不吃酱油（年轻时见过酱油缸里的蛆），厨师需用冰糖炒糖色；晚年为了健康，厨师需将肥肉里的油反复煸炒抽离，甚至添加中药材。虽然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有过“主动不吃猪肉”的行为，甚至可能因营养结构变化出现过浮肿，但档案显示的“吉列大虾”、“铁扒桂鱼”、“空运活鱼”以及“巨山农场特供”证明，他的生存维度是建立在举国体制保障下的最高等级安全与营养特权之上的，这与当时只能吃观音土、啃树皮的河南信阳饥民有着本质的区别。1960年，当信阳的农民因为吃光了种子粮而被民兵打死时，中南海的西餐厨师正在研究如何把吉列大虾炸得更酥脆。这就是所谓的“与全国人民共患难”。这不仅是虚假的，更是一种残酷的政治表演。 ---重评毛泽东（生活篇2）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本书的考证

2小时前

雲山林：薄熙来的奶奶为什么晚上会听见鬼哭狼嚎薄一波在他晚年回忆说：“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红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难怪薄熙来的奶奶每天晚上在延安窑洞里会听见的鬼哭狼嚎。

3小时前

民国史料：1933年南京一地新闻机构一览。报社29家，通讯社48家，杂志社39家。国民党中央直办者：中央日报社、中央通讯社，仅此2家。民间新闻业之繁荣，远超今日想象。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

3小时前

1.从1931年到1937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同仁，由北平起步，开始了建筑史上第一代的田野调查。 2.1932年，林徽因和好友在燕京大学南阁前合影，这几位都是清一色的裘皮大衣，旗袍加皮草，打扮非常时髦贵气。

3小时前

1946年夏，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江西庐山黄龙潭野炊。战后短暂的宁静，记录下这对伉俪的闲适时光。

16小时前

武汉封城周年武汉的一场展览纪念该市一年前抗击新冠疫情的事迹。 Tingshu Wang/Reuters

16小时前

上海一个因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而进行封闭管理的社区外的工作人员，摄于2022年3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小时前

毛泽东住在井冈山贺姓商人家里时，隔壁就是贺子珍闺房，“之间有花格子窗，可以隔着格子亲嘴”；贺子珍跟毛夫妻打架脸上挂彩对人说是“跌了交”，彭老总对她说：“你是个三不死的人呀：压不死，打不死，生不死！” 刘英还回忆：“毛主席开会就经常骂嘛，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还当着江青和张闻天夫妇说：“对女人就和吃菜一样，老吃一样菜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江青的反应，倒让我竟然对她起了一丝敬意：“江青听了把筷子在桌子上一拍，扭头就走。”） ---老高的博客：总书记夫人详议毛泽东的两任妻子

19小时前

1946–1948 年，朱理治领导的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把北朝鲜变成东北解放战争的隐蔽大后方：先后接纳约一万五千名伤病员和干部家属，经朝鲜境内转移并保存战略物资二万余吨，通过几条水陆通道转运过境物资累计超过五十万吨；朝鲜方面还提供了约两千个车皮的日军遗留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朱理治在给东北局的报告（《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里说，北朝鲜为中国革命“起到了大后方和桥梁的作用”。

20小时前

1966年，北京。林彪、江青同志的高清照，沙发上坐着的是陶铸。

20小时前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在北平被绞死。奉系军警此前突袭苏联驻华使馆，抄出大批共产国际指令、电报和经费账目，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在张作霖眼里，李不是“启蒙先驱”，而是替苏俄干活、勾结南方军阀、企图颠覆政权的“通敌犯”，所以以“里通外国、阴谋内乱”判处绞刑——同一段历史，在不同政权的话语里，身份可以从“汉奸”翻译成“先烈”。

20小时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过粤北，与粤军陈济棠部签订5项停战秘密协议，历时18天无战事。粤军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忠实执行秘密协议，采取“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并送给红军200箱子弹及食盐等。抗战胜利后，严应鱼辞职返广东平远县乡居。1951年4月，严应鱼因“历史反革命案”被判处死刑。1991年 7月，平远县人民法院予以纠正，定性错杀。图：严应鱼

20小时前

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55年少将，1983年病逝）之子的文章亲历腐败----军队的贪腐现象很严重，在敛财方面，只会比地方政府的贪官们来的更黑、更猛烈、更猖獗。没有亲眼看见的人和事，我不说了，只说一次亲身经历： 2011年8月，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中将的夫人左英阿姨（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病逝，接到治丧办通知后，福州去了20几个军队子女参加告别仪式，我家是我和三妹邓迎捷去的。临行之前，我三妹告诉我，说她公司的老总听说我们要去参加左英阿姨的葬礼，拿了一万元给她，说是作为邓克明家的份子钱。我一听就来气，搞什麽份子钱？没这个习惯。我三妹说，大哥你着啥急啊？你别管这些事，听我的吧。结果，到了上海，去左英阿姨家小灵堂祭拜的那天，刘培善中将的两个儿子，像两尊门神一样耸立在二楼入口处。我一看，他哥俩儿都戴着中将军衔，背着手，下巴翘得老高，一脸牛气，过去大哥长大哥短地叫我，现在升官了，变脸了。 “狗日的！我就不该来！”我心里骂道。我们在小灵堂烧香、三叩首时，我三妹把我叫到一旁，说大哥啊，咱们的一万元不该送，送少了，丢人哪！我说，怎麽送少了？还丢人了？三妹说，你看看那张桌子上，人家送的钱都是一摞一摞的。我走过去一看，吓了一跳，桌子上确实摆着一摞一摞的纸包。这麽说吧，如果我们一万元的纸包厚度是1，那麽一摞子纸包的厚度至少是20，我稍微数了数桌子上的纸包，20几骡子肯定是有了，也就是说，粗算一下，桌子上的人民币最少有3、4百万。我们下楼时，等着送钱的人排了一条长龙，曲里拐弯经过小花园，延伸到大门口。当晚，上海战友请我吃饭，这些都是1961年和我同时入伍到野战军的战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白天亲眼所见的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告诉了他们。他们竟然一点不惊讶，说鲁延哪，有啥奇怪的？刘培善的大儿子刘晓榕，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他弟弟刘胜，是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知道总后和总装在上海有多少下属单位吗？几十个！他们妈妈的葬礼，哪个下属单位敢懈怠？这次如果收入1000万，很正常啊！我从上海回福州之后，半年内很少说话，10月28日在我父亲忌日那天，我去墓地对父母亲说：我们的党完了，军队完了，国家完了，老百姓完了。

1天前

周与江青的关系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陈　昭图：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上海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观看文艺演出

#周恩来 #江青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中央文革小组 #政治风波

1天前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1天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毛)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〇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1天前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报纸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见图） 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 “ 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现译《基瑞法案》，原文：GearyAct)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李鸿章出访美国 #晚清时期 #中美交流 #教育问题

1天前

《东方红》缘起史考《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一首叫《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的粗又长。” 歌词豪放直白，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抗日战争期间，《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里点睛之笔是最后的一句，一语道破当时相当部分光棍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真实诉求及心机状态…… 后来，《东方红》变成专用，最初其实是从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开始的： “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东方红》最终定稿：“东方红，太阳升，……”此曲宜采用中速和真挚、质朴、崇敬的感情演唱，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实际上，在这首歌专属之后，还曾一度被狗胆包天篡改挪用过…… 这个民歌早期曾有过的其他版本，如： “荞麦花，香喷喷，哥哥世上你最亲。叫声哥哥摸摸我，呼儿咳呀，浑身上下一团火。荞麦花，落满地，尔格的年轻人真不济，一把拉我到洼洼地，呼儿咳呀，亲了个豆芽嘴。” 又如：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扛长枪，三哥哥长得是强又壮，把俺(e,陕西话)拉进了高粱地。”…… 这都是些露骨直白充满生活气息的有色小调。最初创作、演唱这些曲子的那些黄土高原农民们恐怕压根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曲子进化成威仪赫赫的庙堂之乐，它还被载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太空广播！（老股／网文）图：1967年《东方红》合唱

1天前

毛泽东衣服打满补丁，生活简朴？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最著名的展品是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这被视为他艰苦朴素的铁证。但如果我们拆解其背后的材质与维护过程，结论会完全反转。这件睡衣并非普通老百姓穿的粗棉布或麻布，而是极高支数的优质棉纱或真丝乔其纱。毛泽东皮肤敏感，且晚年长期卧床，对触感要求极高。他只穿那种洗得非常软、没有任何硬棱角的旧衣服。这种面料在当时本身就是特供品。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他要的“软度”，新衣服甚至需要专门派人反复揉搓、洗涤，直到“做旧”成他喜欢的触感才能上身。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和内勤回忆，毛泽东的衣服破了，并不是由身边的服务员随便缝补的。衣服（特别是他喜欢的睡衣）破了，需要送到上海（当时中国纺织技术最顶尖的地方）或者由北京红都的顶级裁缝进行修补。要求“补丁要软”、“不能硌着肉”、“颜色要一致”。这意味着裁缝必须找到同年代、同材质、同褪色程度的旧布料来补，或者用新布料专门做旧。为了补这几个洞，动用的物流成本（专机或专列捎带）、人工成本（顶级裁缝）和时间成本，足够买一卡车普通老百姓的新棉袄。这叫“以节约的名义进行的极致浪费”。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穿的那套中山装，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是经过顶级大师人体工程学改造的“特级定制”。北京“红都服装店”（原为专门服务中央首长的第12服装加工部）的首席裁剪大师田阿桐，是毛泽东的御用裁缝。田阿桐是当时中国裁缝界的泰斗。为了给毛泽东做衣服，他必须在半夜被接到中南海（甚至只能在远处目测尺寸，不能近身测量，后期才允许量）。毛泽东体型特殊——溜肩、肚子大、脖子短。如果穿普通的中山装，会显得窝囊、不精神。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装”）：垫肩：特制了弧形垫肩，把溜肩“撑”起来，显得魁梧。领口：加宽、加尖，以掩盖颈部松弛的皮肤和短脖子。口袋：上移口袋位置，从视觉上掩盖突出的大肚子。衣长：前后衣片长短不一，以适应他挺肚子走路的姿态。这根本不是普通衣服，这是通过服装设计来重塑领袖威严形象的顶级工程。其设计费和打版费在市场上是无价的。毛泽东的衣服看起来不光鲜，是因为他不喜欢“光面”的布料，但这不代表布料便宜。 1956年，为了迎接中共八大和出访苏联，中央办公厅特别指示相关纺织厂研发一种“挺括、不皱、透气”的面料。这种面料后来被称为“毛凡尔丁”或“12号料”（因为是第12服装部专用）。它是用澳大利亚进口的顶级羊毛织造的，但表面做了亚光处理，看起来不显山露水，实则质感极佳。所谓“简朴”，是建立在“绝对舒适”基础上的。如果一件衣服虽然新，但穿着不舒服（比如化纤、硬棉），他会立刻扔掉。他留下的旧衣服，本质上是因为那是经过时间筛选后最舒适的“奢侈品”。心理学分析认为，毛泽东晚年有强烈的 “恋旧癖”。他不喜欢环境变动，不喜欢新东西（包括新鞋、新笔）。他穿旧衣服更多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生理上的触觉依赖。即使在国力恢复后，他依然拒绝穿新鞋，新鞋要让警卫员先穿软了他才穿。这显然不是为了给国家省那一双鞋钱，而是为了他不磨脚。 ---重评毛泽东（生活篇2）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本书的考证图：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展出的毛泽东有七十三个补丁的睡衣。

1天前

2003年SARS疫情爆發，中國北京郊區十三陵附近的一個村莊禁止外人進入。（圖／法新社）

#SARS #北京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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