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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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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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荒也的文革记忆—— “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口号鼓动下,我们这些既无能力上街造反,又无学可上的孩子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地跑到公共汽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那时,就凭着胸前的像章、手中的语录便可以无票上车,就可以占领车厢,让那些司机、售票员和大人们规规矩矩 ,俯首帖耳。…… 汽车起站,我们便挥动语录,命令所有乘客从座位上站 起来,立正站好,取出自己的语录本,然后向车前悬挂的毛主席像做早请示。模式是,把语录放在胸前,注目毛主席像,然后我们领呼口号,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众人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众人和:‘永远健康!永 远健康!’请示完毕,乘客们才可落座。我们便正式开始了宣传。…… 我们读到《毛主席语录》那一段,就命令乘客把书翻到那一页。偶尔发现谁没带语录,我们就围了上去,质问其出身是什么,为什么不带语录,还要警告他不准再犯,因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忠。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文化革命的初期。那时,语录成为我们唯一的书,车厢便是我们的课堂,不管车上有多少乘客,天气有多冷多热,也不管嗓子多渴,只要一上车就声嘶力竭地喊呀读呀,有时候末班车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我们仍然要读下去,因为这是革命态度问题”。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一)"  钱理群
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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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国家一度对法院军事管制,军人们雄纠纠地开进了法院。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他们怎样审案? (一)审判的戏剧化 军人许恩荣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案件审批领导小组”组长,此前是解放军66军副参谋长。 他回忆: “1968年1月,天津市军管会将一批案件公布,发出‘致全市 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要求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召开大规模的公判大会。设总会场、主会场和多个分会场,用电话线联网。犯人被钉上脚镣,押赴会场,从西监狱到民园体育场的总会场约20公里,沿途戒备森严,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警车护送。到达会场后,被押上高高的审判台。有的犯人受不了惊吓,大小便失禁,拉了一裤裆,或者瘫成一团,两个民警也 扶不起来。由‘新生医院’的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维持到宣判完毕。”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宣判官’。我以响亮的嗓音,浓厚的山西口音向到会的约16 0万群众,宣讲‘判决词’。我用高音喇叭同时宣布,对杀人犯张贵元等八人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军人们的广场审判,重规模、气势和震慑力。审判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被夸张到极致 。大案、要案、尤其是死刑,要集中宣判和执行,这样才有规模效应并产生轰动。死刑宣判的过程尽可能拉长,以利于充分表演:犯人钉上脚镣,沿途20公里戒备森严,摩托车开道,警车护送,高高的审判台……可以想象观众的兴奋、胆寒和喧嚣。犯人“瘫成一团 ,拉了一裤档”,证明权力可以打碎灵魂,将人碾成碎末。围观和旁听的达170万人, 宛如“沙场秋点兵”,满足将军们的“边塞情怀”。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 ? 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 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 ,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 。 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 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 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 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 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 ,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 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 )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 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 ,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 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 ,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 ,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 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 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 ,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 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王友琴:“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 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 ,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 ,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 ,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 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
你能想象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么? 在1966年8月—9月间,北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许多学校都变成了杀人的魔窟。在这里,我首先读一段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对当时北京六中的描述: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 学生 ,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瞭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见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这段描述当中所说的“西纠”,全名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红八月”期间,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而在它成立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就从两位数上升到了三位数。至于这个组织的重要据点北京六中,更是如上所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魔窟和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则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 自由亚洲电台
1966年8月25日,在广渠门大街121号,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当地片警和居委会的带领下闯了进去,进行所谓的“抄家”活动,不但翻箱倒柜、掀开了屋顶,而且对这一家的主人李文波、刘文秀夫妇进行了残酷的殴打,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作为老实的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手头并没有这些 东西。 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颜色”划分法,这一家的男主人李文波实际上并不属于被重点屠杀的“黑五类”。他的成分是“小业主”,可以说是个“灰五类”,并不是遭到最重点屠杀的对象。然而,极端的暴力和羞辱还是降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头上。凶狠的红卫兵们不但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还不允许李文波的太太刘文秀上厕所。在这样的羞辱和暴力之下,李文波再也无法忍受,便拿起菜刀展开了抵抗。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使他遭到了更为惨烈的暴力,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然而,在李文波血案发生之后,周恩来,也就是所谓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把李文波忍无可忍下的反抗行动“定了性”,表示这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在周恩来亲自下令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在1966年9月12日用“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了死刑——然而,就连真正的行凶者们都曾经表示过,刘文秀并没有进行“行凶杀人”。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 自由亚洲电台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 。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 !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 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 ,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 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 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 :“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
根据毛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的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 ,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依据李的回忆,我们从如下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发展及其特点: 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斗争 1965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 《海瑞罢官》 1966年2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刚回北京 ,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一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 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得比较久,到最后怀疑仍不安全——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 1966年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没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原来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特务,”再不允许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 问题发生冲突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 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 ”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 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 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使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 ,否则会跌到,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  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 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