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小时前
1940年,35岁的高岗,娶了20岁李力群。高岗是怎么娶李力群的呢? 李力群是江苏睢宁人,曾就读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18岁到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她是这样描述与高岗的婚姻结合的: “到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 学习结束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秘书处……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听了当时心里一惊,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察觉。” “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了一些周围的小姑娘来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到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候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 “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许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图:高岗和李力群
朱韵和
2小时前
高华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史家的责任心,却驱使他把天捅了个窟窿。从那以后,境遇不佳的他,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一直在苦巴巴地做,没有一丝的懈怠。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初要是选择做古代史就好了,不接触这些材料,心情不会那么糟。其实,他 内心并没有后悔过,在病中,还是在做。临终前的案头,依旧有现代史的资料。高华研究的领域,我曾经也是插过一脚的。在我接触过的现代史学家中,现代史材料腹笥之宽,内容之庞杂,没有第二人。这样一肚子史料,一肚子见识的人,人在盛年就走了,留下无穷的遗憾,给了我们这些朋友,也给了史学界。尽管,现在的这个史学界,未必真的在意。 其实,高华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本份的学者,老实巴交地做了一点他认为该做的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像我这样,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文字,让某些人不愉快。然而,如此优秀的学者,生前评职称,还是因为杨振宁先生呼吁了一下,才得以解决。高华生前,日子过的紧巴,小小的一套房子,还是借了朋友的钱才买下来的,斗室里连走廊过道,都堆满了书和资料。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大腕之外,现在还残存的留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境遇,文章难发,甚至发不了,职称评不上,有的大学,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甚至连饭碗都可能保不住。 有时候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学者吗?也许理工科的学者还是要的,至于人文和社科的学者,大概满嘴跑火车的,才配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不合时宜。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历史,那么,还是去做古代史吧,做古代社会生活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这个,应该没事。 ---张鸣:史家的悲剧
朱韵和
2小时前
换妻潮 当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来将交际舞引入延安后,延安大礼堂的舞会持续不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是舞会上的常客。此时的延安,常常是歌舞升平,“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随着一批接一批的女学生,受中共诱人宣传的影响,投奔延安,红男绿女们在舞会上的搂搂抱抱,引发了中共高 层的一拨换妻潮。 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5岁的毛泽东,不顾很多人反对,抛弃了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娶了上海来的24岁的女演员江青。 毛泽东以下,许多党政军高官,都相继换妻: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浦安修;凯丰抢占比自己小12岁的有夫之妇房纪,抛弃了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廖似光……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中共高级干部,被称为“延安五老”。其中三位在延安再娶:60岁的林伯渠,娶了26岁的朱明;54岁的谢觉哉,娶了24岁的王定国,50岁的董必武,娶了31岁的何莲芝。 有人估计,当时,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年轻而有文化的新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 中共延安时期的换妻潮,就是利用中共的组织原则,利用中共高官在党内的权力、地位、名声,谋求其特殊利益的典型表现。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现一波换妻潮。 1978年中共搞改革开放后,再出现一波换妻潮。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朱韵和
2小时前
《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的一首叫做《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病得粗又长。” 《芝麻油》隐讳婉转地表达男女之情: “芝麻油 ”暗指从男性阴茎里流出的精华,“白菜心”则是指代女性阴户,“吃豆角”、“抽筋筋”几乎是在赤裸裸地描述男女性交的具体行为,最后的“三哥哥”则是进一步点明唱歌的女子思念的是男人的阴茎,惟妙惟肖。 抗日战争期间,《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 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里点睛之笔是最后的一句:“一人一个女学生”。这句一语道破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心理状态,就是《投名状》里的“抢钱、抢粮、抢女人!”而且,榆林城里哪有什么日军! 《东方红》变成领袖专用是从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开始的:“太阳出来满天下,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 呼儿嗨哟, 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刘志丹这个地方霸主莫名其妙地死了,《东方红》最终定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此曲宜采用中速和真挚、质朴、崇敬的感情演唱,以表达人民群众对领袖毛主席、对党的深厚情意”。 这个民歌早期曾有过的其他版本,如:“荞麦花,香喷喷,哥哥世上你最亲。叫声哥哥摸摸我,呼儿咳呀,浑身上下一团火。荞麦花,落满地,尔格的年轻人真不济,一把拉我到洼洼地,呼儿咳呀,亲了个豆芽嘴。”如:“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扛长枪,三哥哥长得是强又壮,把俺(e,陕西话)拉进了高粱地………” 这都是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色情小调。最初创作、演唱这些曲子的那些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们恐怕压根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曲子进化成威仪赫赫的庙堂之乐,只供专用。而且,它还被载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太空广播! ---网文
朱韵和
4小时前
于向真:毛泽东的家宴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庆贺生辰为名,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请的来宾有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也在场。家宴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讲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 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又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说罢这篇话,毛泽东举杯为自己庆祝生日,他说:“为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这个祝酒词着实骇人听闻,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怔住了,举着酒杯傻在原地,除了笑呵呵的老毛神态自若以外,其他人大多表情僵硬,连面面相觑都不敢,一时间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很快,王力等人知晓了答案。这一年正是文革元年,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因大面积饿死人后拒绝“罪己诏”,迫于压力交出印把子,多方运筹后借姚文元、江青、张春桥、王关戚等心腹喽啰之力掀起“史无前例”的文革,借助年轻学子的蛮力和血雨腥风迫使往昔战友、日后潜在的政权争夺者和真相纰漏人纷纷坠落身亡。 当时文革历时已一年之久,全国上下军民人等,除极个别野心家以外,无不盼望着尽早恢复和平秩序,大串联刚被叫停,学校里响起复课的呼声,社会上吵吵着在红八月中被驱逐的人应该返城的请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并将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指向陶铸。 陶铸是当年6月初,刚从广州被调到京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成为主持党国日常事务的总管。毛泽东本想让新秀陶铸取代被扳倒的刘邓,没想到陶铸居然把国事民情放在谕令之上,不肯围着指挥棒转,先是认同刘少奇派工作组,又不贯彻执行毛交办的进一步扩大文革范围,把革命斗争之火烧到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去的部署,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搞串联。 这下把说一不二的毛惹急了,毛认为“运动停留在学校和文化团体,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不将隐藏很广很深的赫鲁晓夫们悉数铲除净尽,斯大林的下场永远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决心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于是,他以举办生日家宴为契机,部署如何拿下陶铸,将文革一竿子插到最基层,在全国形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极端大乱之境地。在家宴上,毛指示王关戚:“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 陶铸夫人曾志,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在陶铸刚被打倒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不相信这是竟然出自老战友的部署,就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只在她的信上画了一个“?”,就原件退回,令所有听说此事的老战友们都心灰意冷了。 王力和关锋按照毛在家宴上的讲话,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在社论中充分体现毛的祝酒词的意境,两个人也颇费思量,最后将“全国全面内战”写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旨在让文革席卷全国的1967年元旦社论,经毛泽东审阅后公开发表。紧跟着,从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陶铸这样一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赴京履职仅仅半年,未经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连下达一份中央文件的简单程序都被忽略掉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在家庭宴会上说的一句话,就被蛮横地打倒了。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朱韵和
6小时前
谢静宜为何被免予起诉? 关键原因是,她干的很多事,都是毛泽东指使的。 当年北京市革委会写作班子成员史松,在他的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中专门谈到过谢静宜。他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批判谢静宜,让他去旁听,并做详细记录,以便回来后写批判文章。他去了 ,参加的批判会的过程如下: 主持人:谢静宜,你老实交代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谢静宜:我从未反对过毛主席。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主持人无言,又问:“四人帮”派你来北京市,是为了反对吴德,妄图颠覆北京市委,你必须老实交代! 谢静宜:我和吴德私交甚好,为什么要反对他?“四人帮”那里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我还随时通风报信。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后,人都走了,“四人帮”还在,吴离开会议室时,张春桥看着吴的背影说,这个人老奸巨猾。江青也说,是个老滑头!这件事我当天晚上就讲给吴德听了,让他小心。 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当然,上级布置给史松的那篇大批判文章也没法写了。 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谈到谢静宜时说:“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毛)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 ---可直达毛泽东的女人谢静宜 作者: 王友群
朱韵和
7小时前
王友群:可直达毛泽东的女人谢静宜 在毛的众多“女友”中,真正在中共党内不断升官,做到省部级的并不多,其中一个就是被毛称为“小谢”的谢静宜。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隐去了谢静宜的名字,但在接受BBC采访时,他透露,谢静宜是毛的女人之一。 在清华领导班子里,谢静宜从未当过第一把手,却是清华的 核心人物,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主导北大文革的灵魂人物,也是谢静宜,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却成了中国两所最著名大学的实际掌控者,这确实是中共史上的一大奇观。 前北京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中,谈了谢静宜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还谈到,1974年下半年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在批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十年文革期间,一个可能仅有初中文化的女人,就因为跟毛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竟然青云直上,不仅成了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实际掌门人,而且成了北京市委、中共中央的要员。此为荒唐之一。 她秉承毛的旨意,迫害了许多文化精英,最后,这些帐全都算到“四人帮”头上,似乎与毛没有任何关系。此为荒唐之二。 她被称为“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却因为毛的关系,竟然免于刑事处罚。此为荒唐之三。 此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荒淫荒唐更荒诞,是非善恶全颠倒,翻云覆雨华夏乱。
朱韵和
8小时前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长谈时说:“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段著名的“窑洞对”由黄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记录。 黄炎培当时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 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25日,毛从西柏坡移驾北平,住香山双清别墅,26日即召见当年“窑洞对”探讨“兴亡周期率”的老朋友黄炎培,恳请其作为中间人向民族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党的政策,称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将大大有别于史达林。 黄领命后广为宣传,众多民族实业家决定留在大陆。 1952年,毛发动“五反”运动,大批民族实业家被打成“不法资本家”,数千人不堪受辱自杀。1956年公私合营,全国民族资本被以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由国家“赎买”,分20年定息付款。 1966年文革爆发,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不仅“20年定息”成为泡影,所有财产也被抄没一空,很多人被批斗迫害,家破人亡,甚至如张謇等已逝者,亦遭红卫兵掘墓毁尸清算。 1949年后,作为毛“党外最好的朋友”,黄依“窑洞对”之“民主新路”频繁向毛谏言,毛初时尚能逆耳受之,其后渐为不满。 1954年黄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提出批评,终于触怒龙颜,在人大内部遭受批判。 1957年反右,黄六位子女一位女婿被打为“右派”,三子黄万里还被毛泽东点名、《人民日报》刊文批判。 1965年黄炎培去世。1966年文革,当年“窑洞对”的执笔人黄夫人姚维钧“代夫受过”,惨遭殴斗、侮辱,1968年自杀身亡。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朱韵和
9小时前
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 1950年,胡适用英文写成《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胡适自述“此文费时甚久,费力甚多”,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有两大转捩点,一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是史达林在雅尔达会议上欺骗了罗斯福,从而“抢得满洲、朝鲜……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和亚洲 的命运”。 文章问世后,台湾岛内即翻译转载了该文,而中国大陆则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和批判。时至今日,该文仍被列入“禁区”而不予公开出版。 迷魂汤 1946年3月4日,延安,毛泽东偕夫人江青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毛对马氏大灌“迷魂汤”,竟使其确信“中共非苏共 ”、“中共追求美国之自由民主”。 马氏返回后,对国府处处节制,对中共则维护有加,甚至向蒋介石提议:“以全副美械装备十师之共军。” 蒋在日记中写到:“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 1946年6月,国军在东北战场势如破竹,共军几被彻底击溃之际,正是马氏力压蒋下达停战令,同时切断国军军援达八个月之久,令共军绝处逢生 ,获得极其宝贵的休整期,最终东山再起,彻底扭转了东北乃至全国战局。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投石问路” 1958年,程思远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 1965年7月27日,毛澤東接見了從美國抵達北平的李宗仁郭德潔夫婦。毛説:「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台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大陸為『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麼呢?!」 李宗仁説:「我們回來後,都為祖國的強大感到高興。在海外許多人士都懷念祖國,他們渴望回到祖國來」。 毛再説:「祖國比過去強大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還得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的,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蔣介石比你高一級,你是他的部下,他回來我們更歡迎。」。 --------------- 197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談到中共特工首腦康生的問題,其中提到李中毒致死的疑案時說:「我們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誰的手中,當然康生有最大嫌疑。」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 ,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阳光时务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文/ 沈达明
顾准从以人口,国家,农民这三个要素为核心,对大饥荒,即“三年自然灾害”作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分析判断。 他认为,大量死人是中国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1959年11月18日,顾准提出:“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12月,顾准在一篇 日记中记下:“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忘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顾准以他下放劳动的河南商城为例,指出该县每人耕地不足一亩,“不死一些,这片土地如何养活如许人?”依照顾准的观察和分析,大饥荒中的饥饿和死亡不仅不是天灾造成的,甚至都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祸”或者政策失误,而是对人口压力的回应,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而且讽刺的是,这场灭绝所奉行的恰恰是刚刚被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马尔萨斯”的学说。 那么,为什么当局认为需要有目的地消灭人口呢?顾准认为,农民人口太多,迫使已经逐渐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当局只能用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强制减员:“若说目前对农民的斗争,是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自给太强,商品率太低,要消灭一部分人,要强迫他们建设商品率高的农业,要强力消除糊口经济是历史的不得已,那也罢了,偏偏这又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掩饰。”在另一处日记中,顾准又提出另一种看法:“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只好消灭一部分,从中培养出一批新人来,新农村才能建成。” 顾准甚至敢于毫不怀疑地认为,饿死人是毛泽东的既定政策且符合其风格:“……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到达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Peter the Great,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按顾准的分析来理解,毛泽东根本无法摆脱对土地对人口的制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当他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索性刻意让(或放任)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人口减员的目的,这样做在新政权其实比在传统制度下更为容易得多,因为国家对农民的劳动动员强度,对粮食的控制和搜刮力度,对人身自由和人口流动的限制都大大超过了那个被推翻的“地主阶级。” 当然,我们今天尚没有资料证明,毛泽东确有顾准所说的那种刻意让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某种目标的意图,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我们或许宁愿相信大饥荒的确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错误导致。然而,最近揭示出来的,关于困难时期大量粮食用于继续生产茅台酒这种和普通农民生计毫无关系的奢侈品的材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顾准的推断究竟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还是一种严谨而合理的假设。至少,对那些读了顾准日记以后提出有“两个顾准”的人来说,读读顾准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分析,应该让人相信,顾准的确只有一个――独立,大胆的顾准。 ---伍国: 顾准眼中的三年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