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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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小时前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1959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 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自1967年夏季开始到1972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1967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8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作者: 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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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小时前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200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作者: 龙门
毛泽东时代：四千万冤魂与饿殍，真相难掩· 16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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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小时前
毛泽东要在数年内实现国力超过英美、个人称霸国际共运的野心，首先要扫除的障碍当然是在党内上层。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早已经对他唯唯诺诺。但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毕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开的，对省一级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同意见者的清洗便顺理成章 地发生了。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个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换句话说，一九五八年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打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有三十九个案子近百人为省一级的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故），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有安徽省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等人的反党集团；有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 河南在一九五八年还揪出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便有十多万人挨整，二十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潘复生就是因为"右倾"被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的职。 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可以说隔三差五地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报道。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当然也只能噤若寒蝉了。但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在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 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四千万冤魂与饿殍，真相难掩· 16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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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小时前
"肃反大跃进" 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般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但是许多地区在一九五七年年底运动尚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却初露端倪了。北京在新指示中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 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 根据最近发现的秘密文件，山西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在太原正式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会议具体制定的几条措施有："领导搞‘试验田’"，"又好、又快、又省地调查材料"，"将所有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在有关的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再不复查"。在这样的荒诞不经的政策和草菅人命的措施下，灾难性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是冤错假案遍地丛生。然而，"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还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在江苏，省委在几乎所有的基层单位中对一百四十一万人进行了第四批"肃反"，规模是第一、二、三批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南京大学还进行了"肃反补课"。在这一"肃反大跃进"中，据说受到揭发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在全省大抄家中，共搜出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不用说又是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 仅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后江苏对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二十二万九千余人，错误比例达到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由此可见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制造的冤案之多、惨状之烈。应当指出的是：山西和江苏两省，在大跃进年代都还不是最极左最狂热的典型。虽然我们手头没有其他省份的"肃反大跃进"的内部档案，但完全可以想像：正是这一"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深化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政治恐惧，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的毫无异议的通畅和升温。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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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小时前
新华社发布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9月21日，图片说明写道：社员们拿着写有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来到田间地头。工间休息时，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以此激发劳动热情，确保收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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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小时前
1.1959年，“金门前线电台”的播音员正在播音。 2.1976年，金门空飘工作人员准备空飘至大陆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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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洪沧海 洪沧海祖籍同安，1948年8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是新加坡公民。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中正中学，是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受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思潮影响，因不满新加坡政府的统治，参加了当地左派学生运动。他曾于1966年12月被捕，1967年 1月获释。他的祖父为了他的生命安全，便带着他和哥哥洪沧江兄弟俩告别父母，在1967年3月回到中国，定居厦门。 回国后，与哥哥洪沧江进入集美中学读书，为侨生。1968年因在日记中直指毛泽东独裁、样板戏是为江青个人树碑立传，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2月被判死刑，27日执行枪决时，因他不肯下跪，竟挨了5枪。尸体被弃之海滩，后被某医院收走作为解剖教学材料，所剩尸骨被处理掉。数年后其新加坡家属得知其死讯。 1980年6月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裁定撤销原判，宣告洪沧海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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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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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云雾里的哭声 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笔者不厌其烦，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 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他当时是北京七机部（今日航天部的前身）一派群众组织“九•一六”的头头。七机部在北京有几个研究院，人口众多，财力雄厚，可以出动卡车一个晚上把北京大街小巷盖满他们的大字报和标语。文革中有许多事，现在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知是否有人还记得当年曾有过一段批判所谓“多中心论”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是冲着聂荣臻去的。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这件事虽未广为流传，却因为它同本人当时心目中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反差太大，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 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看起来聂帅他们比谭老板少了一点心眼，不知道哭应该避开自己家里的孩子。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毛通过延安整风到庐山会议又到文革这几十年的经营，所造成的局面是，谁要敢向他老人家表示异议，不管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都要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偏偏那些年里他老人家犯的错误又特别明显而且后果严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社会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云霄，因为老百姓看不见云遮雾障里的事情。和“舵手”同在云雾里的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眼里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位舵手正在把大家引向何方。他们中刚直一点的像彭德怀，把异议端到台面上，下场自然是自取灭亡；心机深一点的如林彪，就投其所好，用“最最最”的语言把毛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此来谋取权位。不过大忠大奸者总是少数，多数高干眼看这个他们集体捧上台的人为所欲为，无可奈何，只能像小媳妇在婆家受了气那样，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存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想法，而且后来也真有当上了婆婆的。被历史称为“八老”的，多半就是这样的人物。 不过，有一个人是很难熬出头的，他就是周恩来。自从在遵义会议上他把领导权交给毛泽东以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成为毛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让张闻天、王明这些人充当党内第二号人物，使自己避开毛的斗争锋芒。即使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差一点同王明一起倒台。根据莫斯科一九八六年公开的文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延安整风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发出一份要毛泽东亲启的电报，电文中说：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和王明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已经到了被“排除在党之外”的边缘。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背后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以及在党内军内的深厚基础，周大概过不了延安整风这一关。 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 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原则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为向他挑战，或者仅仅是表示异议的人，张国涛、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一败涂地。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一阵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的嚎啕之声，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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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1972年5月18日，周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 但是毛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 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大量 尿血，毛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1974年5月，周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解释周尿血的严重程度，毛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为止，周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1976年1月8日，周在北京去世。 ---毛周关系：毛是否刻意延误了周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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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谢静宜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1960年春夏之交，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人在湖南长沙视察。一天晚上，省委领导组织了一场舞会，主席和总理也都参加了。跳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厅里停电了，正在陪毛主席跳舞的谢静宜在停电的一刹那，发现总理一个箭步，冲到了主席的身边…… 过了没一会儿， 电灯重新亮了，谢静宜发现，总理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主席…… 谢静宜后来感慨地说：“主席跟总理的感情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做不到的。” 第二天，谢静宜跟毛主席提起这件事，说：“总理可能怕出事，才那样快速来到您身边，保护您。总理真好，想得很周到。” 毛主席眼神里也包含着感激之情，只说了一个字：“是。” ---突然停电时，周恩来一个箭步冲到毛主席身边 作者：祝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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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做过木匠 1.刘少奇:年少时学过木工，通晓木工活。 2.李先念：革命前，以木匠手艺谋生 3.李瑞环：肯钻研的“青年鲁班” 4.李长春：自制的家具，进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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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1.上海造反派领导人（从左至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 2.从左至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摄于1973年中共十大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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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1966 年，北京。 A grand ceremony in Beijing to praise Mao,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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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天前
1967--1970 人民日报“七一”头版
人民日报：风波暗涌，高层震荡引关注· 12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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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大跃进浮夸妖风裹挟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滚滚热浪，从中南海刮起一路向南，直刮进大上海一座高级静谧的院落，惊动了庭院深深、岁月静好的一位“非凡”女性——“国母”宋庆龄。 宋庆龄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令人意想不到是，她竟然能放下自己的身段，犹如鬼使神差，动员众家丁在自家后花园 里砌了个小型“炼钢炉”，也凑热闹加入了炼钢大军。 宋庆龄是1893年生人，从小家庭条件优沃，堪称小姐中的小姐，千金里的千金。况且当时的她，已经65岁了，像炼钢这种苦力活儿，她哪里干得来呀！然而她却“鸭子不赶自上架”，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垂范”下，家丁们摇身一变成了临时“炼钢工人”。据说，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干到夜晚，持续了一个多月。 一张拍摄于1958年11月的照片风传网络，拍摄地点是上海宋庆龄的家里。照片中，宋庆龄身穿黑色衣物，戴着墨镜，站在炼钢炉锻打台前，双手紧握一把长长的钳子，脸上挂着笑容，亲自参与到炼钢活动中。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他们不仅炼成了，而且质量还很好，炼法还省煤。 明眼人心里都有数。炼钢不是过家家，锻打不是揉面团。报纸所说的一番溢美之辞，不过是只因为她叫宋庆龄。 ---中共大跃进“浮夸风”背后的红色魔鬼 作者: 掸封尘
毛泽东时代：四千万冤魂与饿殍，真相难掩· 16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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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受到“伟大领袖”8次宠幸的红卫兵小将们，大脑膨胀，热血沸腾。北京红卫兵响应号召，率先掀起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抄家之风很快席卷全国。 在北京宣武区有个“丞相胡同”，当年住着6家“丞相级”的人物，在红卫兵的抄家中无一幸免。 其中一家“丞相府”是历史罕见的皇 城显贵，据说，其祖上在明、清两朝均有人官至兵部尚书。日军侵占北平时，因驻华司令官钦佩其家族名望而未受骚扰，但在红卫兵抄家中却被洗劫一空。被劫掠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装了17卡车；古籍3卡车。其中包括三眼顶戴花翎；一张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所谓“麦克马洪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本身就是个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呀，在文革中被破坏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破四旧开始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抄家过程中，红卫兵私自批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文革”浩劫中的三则天下奇闻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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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徐景贤：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烧毁？ 在一些研究周恩来的书中，都写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扩大会议。一本书中写道：“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另一书写道：“由于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尘封了整整三十 多年的这桩历史公案，只能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窥见。” 我看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如此重要的会议的原始记录，怎么会“没有保存”呢？如此珍贵的中央档案，怎么会“全部销毁”呢？某书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邓颖超同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倒是透露了一些销毁的过程。据邓颖超说：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记录后全部销毁。 看了这些文字，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我一直想要证实和探究这件烧毁档案的重大事件，而觉得不能“顺便一提”，轻轻放过。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烧毁重要档案、特别是中央的核心机密档案，都是不能允许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见面，见了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赵炜已经有七十多岁高龄了，但她双鬓微白、精神矍烁，至今仍在各地讲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平事迹。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烧毁批周会记录原因何在？ 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中美会谈的叶剑英，这次也“陪绑”一起挨批。叶剑英也写了一份检讨，题目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们两人在会上作了检查，又挨了一顿批。 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于是，一场高层的批斗会至此正式落幕；时至今日，随着内情的不断披露，批周会的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我们所探索的烧毁批周会原始记录的原因，终于露出了端倪： 一、是为了替周恩来、叶剑英平反，把他们的检讨烧了； 二、是为了保护复出的邓小平，保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等人，把他们批周的发言统统销毁了； 三、是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归咎于江青等“四人帮”； 四、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五、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了批周的总后台、总指挥——毛泽东。 墨写的记录是可以烧毁的，但是历史却销毁不了。它镌刻在世纪的崖壁上，随着时间的磨洗，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实面貌。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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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 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 “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 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 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余英时谈周恩来：以妾妇之道事君 图:1962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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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一份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单 下面这份颇有内涵的名单，列出的是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14个头面人物的中文名字和俄文名字。 周恩来↔莫斯克文 刘少奇↔达尔斯基 邓小平↔多佐罗夫 任弼时↔布林斯基 王明↔克劳白夫 王稼祥↔科穆纳尔 张闻天（洛甫）↔伊思美洛 秦邦宪（博古）↔波戈列洛夫 陈延年↔苏汉诺夫 王若飞↔尼姆泽夫 赵世炎↔辣丁 …… 毛泽东早期没到过苏俄，大概因此，毛没起过俄文名字。但是，在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秘存着共产国际印制的、由毛泽民（毛泽东胞弟）亲笔代毛泽东用中文填写的十分完备的“个人履历表”。除了填写本人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共党后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这是一个人（毛泽东）与一个以颠覆和毁灭人类为终极目标的恐怖组织（共产国际）存在隶属关系的最好证明。它表明，毛泽东的“人事关系”在共产国际备案，受共产国际控制。 同时，一份由周恩来为共产国际用俄文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也被发现。 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中共成员有这种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字。然而，我们知道的是： 中共1931年在江西建立“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以“苏维埃”冠名的；在其宣言中，称苏联为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共生死大逃亡，是在万不得已时以苏联为保命地的。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也是以“苏维埃”冠名的。中共“六大”在国内开不成是跑到苏联开的。贺子珍受不了毛泽东沾花惹草负气出走投奔了苏联，还在苏联生下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儿子。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治病养伤都是去了苏联。截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受训的中共党员大约有3000人之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共的“红孩子”生活在苏联伊万渃沃国际儿童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后代都在其中…… ---一封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密令 作者: 掸封尘 图:共产国际的密令被全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在马林的衬衫里带给中共。这块白色绸缎今天陈列在荷兰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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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天安门广场是一组风水建筑，人们常参观的毛的〝纪念堂〞，就是这组风水建筑的核心。 〝毛的灵堂当成一个免费的旅游景点，这样一来去参观的游客就会很多，用活人的阳气来弥补住故人的阴气(编者注：当心，就是民间所说的鬼吸人气)〞。 〝毛纪念堂前面的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它像什么?像不像 一把插入地下的宝剑。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它既是人民英雄的墓碑，同时也是毛的墓碑。〞 〝纪念碑前面的这个旗杆，像不像给毛烧的香?如今天安门广场，天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天天都在给毛烧高香!〞 至于悬挂城楼的毛像，那就是死者摆在灵堂的〝遗像〞了。〝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建一座灵堂，纵观中国5000年历史，仅此一例。 ---天安门前藏玄机：竟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重大秘密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坟场。毛遗体入驻纪念堂之日，便是天安门广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坟场之时。 而且，颇为诡异的是，先期落成的纪念碑，和后期落成的纪念堂，都是一反“座北朝南”的传统，一律采用了“座南朝北”的式样。纪念碑立于纪念堂前，两者朝向一致，成全了陵墓与墓碑的标配。 站在天安门城楼往南望，血旗（死人鲜血染红的中共国旗）、墓碑（纪念碑）、坟墓（纪念堂）三点一线依次排开——这些与死人息息相关的东西都凑齐了。 ---天安门广场挥之不去的“五大噩梦”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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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与毛泽东一起吃饭。就是在这一次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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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天前
联合国日游行，伦敦，1943 年 6 月 14 日 United Nations Day Parade, London, 14 June 1943 伊朗（左）和中国的军事代表与两名英国军官交谈。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from Iran (left) and China talk to two British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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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天前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 小洛克菲勒先生： 您好。 1917年秋天，一百年之前，您从纽约辗转来到北京，见证了您出资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成。当时，徐世昌大总统还请您和大家在大总统府吃了一顿，场面体面而热闹。 一百年之后，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人而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您是最了不起的 富二代，没有之一。在满清和民国交替之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从纽约到北京的单程旅行最快需要一个月的时代，在需要自建独立的水、电、动力、通风系统才能支撑一个世界一流医学院和医院的时代，在没有完善的外汇兑换系统和海陆货运系统的时代，您敢相信考察团的建议，坚定不移地花您老爹的钱在北京建立一个超一流的医学院，您20万美金买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办的协和医学堂、12.5万美金买了在东单三条占地22.5公顷的豫王府，在此基础上，超预算五倍，花了750万美金建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再后来，二战了，再再后来，解放了。在1949年解放之前，您到底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花了多少钱，有好几个版本，从1500万美金到4800万美金。很难计算这些美金在100年后的今天到底值多少钱，仅仅算12.5万美金买的22.5公顷豫王府，仅仅算2017年的地皮价值就在450亿以上。除了坚持建设超一流硬件，您屏蔽噪音，坚持了如下办学原则：赤裸裸的小班导师制精英教育，每年全国招生不超过30人，建校百年，毕业生不足3000人；赤裸裸的领袖型全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有三年生物系学习经历，贯知天地草木禽兽，在医学院本院，必须医、教、研兼修；全球视野，全球招聘教授，英文教材，英文教学；淘汰制，为了培育医疗智慧，不惜极限加大学业压力，不惜压榨学生的青春和健康，多数医大学生呈现黑暗枯黄“协和脸”。补充一点，这样一个按照当时世界最高标准建立的医学院，第一任校长，您挑了一个叫Franklin C.McLean的28岁小伙子。 一百年之后，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事儿而论，您坚韧耐烦、劳怨不避地创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这件事儿，很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这个每年毕业生不足30人的小医学院，这个设计规模不足300床的小医院，历经一战、二战、内战、军管、文革，衍生出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一部协和史，就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医史。很难计算这一百年来协和一共救了多少人、延长了多少人多少年的生命、提升了多少人多少年的生命质量，但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我不知道有史以来有另外哪个项目有大于此的福德。 一百年之后，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东单和王府井之间的百年时空而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最具揭示意义的现实版坛城，创造、保护、毁灭、再创造、再保护、再毁灭，绝望后再有希望，希望后再绝望，在似乎万劫不复的轮回中，看到不绝如缕的智慧和慈悲。尽管诸事无常、诸法无我，我还是看到您用您的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似乎超越了轮回的存在。 做偈曰： “僧侣们敲碎巨大、复杂、优美的坛城，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坛城的碎沙也在一刻不停地形成下一个坛城。” 托您福德，从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协和念书，最常出入东单三条九号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那栋苏式的七层楼。毕业之后，我一直想有个类似九号院和基础所的物理空间，作为非官方校友会，校友们能时常出入，能想起过去的宿舍，能追忆从前，能对着协和和紫禁城的屋顶发呆，能一起打牌、扯淡、喝酒、吃盒饭，当然，也免不了聊聊古今、天人、疾病、生死、科技、医疗。尽管和您当初面对的困难没法比，我还是折腾了小一年，感谢诸多亲友的帮忙，“九号院”在2017年12月31日、协和百年的最后一天启用。从真正的东单三条九号院走路几分钟就到，站在“九号院”的窗边，看得见协和和紫禁城的屋顶，似乎看得见生老病死，似乎又悲催地想起老教授们的叨逼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 我以前似乎从来没做过类似不计回报的事儿，从这次开始，我开始相信念力，开始相信一粒渺小的沙子也有它自己的力量，开始相信一些超越轮回的美好总能用某种形式接续。 2018年，协和新的百年的开始，愿我们继续有一颗偶尔十八岁的心，“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顿首谨封。 冯唐 2018-02-03 图1:小洛克菲勒（右）与父亲老洛克菲勒 图2: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开幕典礼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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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天前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 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见图）。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