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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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小时前

张爱玲逃港记 1950 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 “ 无产阶级 ” 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 “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 1950 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 “ 异数 ” 。那时 “ 新中国 ” 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 “ 土地改革 ” 。两个月的 “ 深入生活 ” ，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 “ 写英雄 ” 、 “ 歌颂土改 ” ， “ 一般所说时代 ‘ 纪念碑 ’ 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 1951 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 “ 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 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 “ 自我教育 ” 和 “ 自我改造 ” 。之后，这种特色的 “ 思想改造 ” 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 “ 改造 ”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 “ 惘惘的威胁 ” ，她预感到 “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 “ 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 ” 为由，准备离开 “ 新中国 ”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图：张爱玲画作

14小时前

容国团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 “ 他在去年 (1968 年 ) 死了，是自杀的。 ” 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 ( 《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 》 ) ，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张五常：容国团自杀内幕图：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大陆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4小时前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的遇罗克

15小时前

《人民日报》报道“子弹费” 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段提及林昭的案件： 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15小时前

神秘人物的馈赠 1982年春末的一天，我们医院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明天下午2点你要到上海公安总局去一次，有人要找你谈话。”“什么主题？”我问道。“你去了就会知道。”“去找谁？”我再问。“没有名字，你准时到，讲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次日，我到了那里，通报姓名之后，警卫把我领到一个邻近公安总局入口处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表情阴郁的人走了进来，他注视了我两秒钟，“你是林昭的妹妹？”他问道。“是的。”我说。然后他就开始讲述。我感到很意外，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我希望你知道，你姊姊的案例自始至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从在监狱里如何对待她（注：林昭被反铐484天），到最后判决死刑，甚至她的平反，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你也知道一些。因为你姊姊的案子，有些干部丢了工作，甚至坐了牢，下场很悲惨。”我不知道如何应答，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没有准备应该怎么讲，也是怕讲错，“所以有两个司令部？”这是我在这次会见中唯一的几句话。然后他继续讲：“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室内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空气似乎凝结成冰。我们两人都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或者应该说，在任何关键性的时刻，语言都是无力的。最后，他说：“这里有几本笔记，你姊姊的日记和写作摘要。你大概希望能保留。”“是的，当然！”我答道，“这是不是她的笔迹？”他问道。“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然后他问，“你有什么要讲吗？”“没有，感谢你给我她的笔记。”我没有敢问他的名字，我想他也不会告诉我。这就是林昭三本笔记簿日记和其他资料的来源。 1.《战场日记－－留给公众和后世的记录（1967.2.9-2.23）》 2.《血书家信致母亲附血书抗议（1966.10.4；1967.10.14-1968.1.14）》 3.《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1967.11.23-30）》 4.《课卷（1966.1.11-2.27）》我非常感谢这位神秘的知情人物向我透露林昭案的一点儿内幕，他给我的这些可贵的日记和“课卷”，填补了姊姊狱中生活的空缺，也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那些铁腕政治人物的重要线索，同时告诉我们如何研究林昭的案卷。2009年10月，我把这些遗稿和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我常常为此人祈祷（虽然或许他并不需要我的祈祷），他大概是一定级别的公安干部，但他仍具有正派、合乎礼仪的人性和善良的道德观念。他给我林昭的笔记，只因为我是她的妹妹，但或许他要让这世界了解某些内幕，在未来的岁月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和暗示。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15小时前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觉哉）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 40 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徵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良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谢老一字不错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在谈话中引的王勃的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引岳飞的例子也很特别，那首《满江红》我读过，但印象不深，和谢老谈过之后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现在再回忆那个场景－－谢老怎么谈的，他的平静的表情，一切都历历在目。谢老纵论古今的这番话，没有一句话是说潘汉年的，但我们回来悟一悟，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的潘汉年案。事后想起来，感觉谢老水平确实高。和他谈过话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地准备开庭。 ---彭树华、李菁：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1天前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随着按 “ 革命等级 ” 划分的供给制的取消和以干部级别为准绳的薪金制的建立，革命官员享有 “ 合法化腐败 ” 的特权的最初级形式从此产生。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医疗、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 “ 消费 ” ，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特权与级别是对应的，不同级别相应有不同特权。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国家被打造成一个全能型的 “ 家庭 ” ， “ 国家 ” 是家长，全体公民是子女，在扣除子女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直接进行自我分配；一些有限的消费品和服务按着种类和数量只分配给有限的服务对象，并按长幼（级别）来逐一满足。其中有个专门对应名词叫 “ 特供 ” 。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 “ 供应证 ” 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特权等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经济供应上，很多方面也有完善的规定。医院有高干病房，住房有高干楼，眷属的入户、就业、提干方面的优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大中小学读书等；即便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与老百姓可谓差别万千。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待遇，也是地位的象征，比如五六十年代，红旗轿车只归部级（三至八级级之间）以上专用，厅局级（九至十二级级间）是伏尔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限制到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间）才可以乘用。除此之外，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存在等级的区别，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都有严格标准，譬如 “ 四人帮 ” 的粉碎在各级干部都传达到后，才向社会公开。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

1天前

全民炼钢铁我们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我们被班主任带领着到三、四公里外的两中附近的田野上挑“泥炭土”回来，那是一种粘土，要用来砌建炼钢铁的高炉。离学校两公里远的昔日村庄“禾村仔”，作为兴建高炉，大炼钢铁的地方。村庄里的房屋已被拆成一塌糊涂，只有七零八落的砖块，大概许多砖已被作为建高炉的材料。不知是老师还是别的大人们把我们班的高炉建了起来。说是高炉，实际上只有两米高，直径一米多。炉膛里煤和铁矿石当然是少不了的。点起炉火后，我们被轮流着不停地踩动旁边的鼓风机，往炉子里送着风，以保持炉火的旺盛。夜很深，我不知什么时候回去，后来钢铁有没有炼出来也不得而知，大概大人们也不会去考究其结果如何，反正大家都是热闹一场、疯癫一把，在历史的舞台上也出过场。小人物、小演员怎么会知道编剧和导演策划的大背景、大场面以及戏剧终极的结局？后来，我们又被老师带领到北山后面的一个地方 ( 那地方后来成为了陶瓷厂 ) ，人们把铁矿石、石灰、木柴、煤球一层层地往上堆，堆成一座小山。我也积极地往上面搬送着木柴，直到火点起来，烟冒起来，才停下来看那雄伟的场面。人们说那是钢铁卫星，连高炉也不用了，真是敢想敢干那！ ---施铁如：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1天前

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文革结束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国际上还是死要面子、讲排场，各级领导人出访，动不动就是专机出行，而民航班机却是少得可怜，机票紧张。由于闭关锁国，中国通向全球的转机航线只有三条：北京至莫斯科，北京至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北京至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与 “ 苏修 ” 闹翻后，与 “ 小修 ” 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要翻，中国通向全球各地的航线只剩下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这条线了。而这条线一周只有两趟，一票难求，旅客滞留就成了常态。那一年（ 1978 年），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从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长期滞留住宿也是要花国家外汇的。怎么办？而中国这位女副总理(陈慕华)正率代表团乘专机访问罗马尼亚，准备启程回国。使馆、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以及代表团三方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这一架专机能坐 150 人，而副总理的代表团也就十四五个人，空闲大量座位，何不让女篮队员搭这顺风机回国？国家队员政治上可靠，又是个团体，便于管理，领导人无安全之忧，又给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真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大家都很高兴，分头安排：先让女篮队员们办好罗马尼亚边防的出境手续（对罗方善意撒谎说：女篮急着要回国参加比赛），再把他们的行李提前托运到国内，最后让他们提早坐进专机里，万事俱备，只等副总理结束与罗方的告别宴会登机，就起飞啦！就要起飞之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突然匆匆上了飞机，要求女篮队员全体立即下飞机！大家都惊呆了！任凭使馆和民航代表处人员怎么解释，但对方就是坚持： “ 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下去！ ” 这边说：那我们怎么向罗马尼亚方面解释？言下之意是：这让人家看咱们中国的笑话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对方不为所动，坚持说： “ 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证吗？如果女篮要乘专机，首长就只好不坐了！ ”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有办法，女篮队员全部下了专机，低着头，默默离开机场。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解地问： “ 我们刚为你们办好了出境手续，怎么又回来了？ ”…… 中方人员尴尬无言以对。有个女篮队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就在当年的三月人大开会时，自己还和这个副总理分在一个组讨论，现在我们也是代表国家出来的，怎么连同乘一架飞机的资格都没有了？女篮的旅馆事先已退房，离开机场后，没有住处，只好睡在使馆的会客厅里，过了一周，才买到民航的机票回了国。 ---操风琴：新华社女记者的故事

1天前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 DC-10 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 30 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 5 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 3 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 10 月 29 日上午，中方派波音 707 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此后 10 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 1980 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整理转载：1979年卡拉扬在北京的轶事二三

1天前

征粮重庆是在1949年底才解放的，已经是秋收之后很久了，应征公粮业已被国民党政府征去，而共产党来了之后，又要重征一遍。那时，许多人家已没有多余的谷物，甚至于吃的也没有，但是政府催收却逼得很紧，不如期缴纳，就得吃官司。（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董时进曾经出席过本乡的一次征粮会议，征粮委员会警告大家说："你们切记不要说，'我家没有谷子，不信你来搜'，这一类的话是没有用的。不管有没有，你们各自去想办法。教女人老婆子来哭来闹，上吊跳水那些事都没有用的，千万不要来这一套。政府绝不能开一个恶例，对于自杀的人家就宽免其公粮，或放弃其催督，因为那样一来，岂不大家都以自杀，来做抵制政府的手段么？"（董时进：《共区回忆》）董时进听说，在临近的某县，因为征粮被逼太甚，一位哥老会的首领便带着众多兄弟造了反，群起攻打县府，将在押的人劫了出来，并杀死了县长和区长，然后跑上山去了。但更多的普通粮民，却没有那种胆量。董时进住在乡间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朋友中，也随时会有人告诉他，他们的父兄叔伯因为交不出公粮而被拘押，或自尽的，也不计其数。与董时进关系密切的一位同乡，就曾写信说："今年所收的租谷，因为国民党离开之前已经被乡公所征去了一部分，现在剩下来的全部不够交人民政府的公粮。但是这公粮非交足不可，目前催得很紧了，已经开始抓人。邻居某人已经被抓去，关在一间潮湿的屋子里面，没有床，没有凳，不许家人去看，也不许送食物和被褥，还要在身上泼冷水……"（董时进：《共区回忆》）因为征粮太重，追逼的办法又太毒辣，那些自杀者虽然可以摆脱自己的痛苦，但应交的公粮仍是逃不脱的。几个乡民告诉董时进，在近邻的某区，有一个粮户自缢而死了，由乡公所报告到区政府，区政府的回答是："把人取下来称一称，看有多少斤重就抵多少斤粮，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其余还是要如期照缴。"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1天前

出走董时进谈到，共产党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就是组织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以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把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他们的牲口牵过来，把各种农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你们好好监视着他们，不许他们卖掉他们的物品粮食农具等物，不许他们砍去他们的树木，不许他们拆掉他们的房屋，因为这一切东西现在都是你们的了，只等一等就要分给你们。"那些贫民可以得到利益，又何乐而不为呢？董时进甚至悲观地预测："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他又预言，政权巩固之后，中共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 尽管董时进对土改有很多批判的意见，但在当日的环境下，却无法再公开发表他的想法了。在有过一次上书的经历后，他便起了戒心，不敢再去以身试法。董时进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别的虽然说不上，然而因为老家有几亩薄田，这"地主"的头衔是安得上去的，一安上去即没有任何人民的权利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董时进说，一个需要精神生活的人，突然发觉他的思想的来路和思想的出路都被关闭了，必然会感到窒息、空虚和没有前途，他的痛苦会比一个既聋且哑又眼瞎的人还有更甚的地方。近来事情发展的情形，就令他感到越来越多的苦闷，想趁早离开大陆了。于是，1950年秋，在土改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夕，董时进乘上了从上海开往深圳的火车，然后出走香港。很快，激进的土改运动，开始在他的家乡和更广大的乡间席卷开来。那时，已到香港的董时进，悲恸地写道："土地的破坏这才开始，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1天前

1979年初，山东青岛兰山路礼堂，传达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在此召开。虽然通讯设备很简单，但人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任锡海摄

2天前

1979年时，连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穷得很。我们在瑞典的最后一天，大使馆开车送我们去郊外的一家超级市场参观。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进超级市场，所以处处都觉得稀罕。那里的东西卖得比城里的商店便宜得多。我问陪我们去的大使馆的同志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买的吧?’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他苦笑着说 :“ 那还得了!那样我们不到月底，就没吃的了!”原来他们吃的蔬菜等都是开车到很远的地方的农户家里以最低的价格买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年年小涨,而我们的驻外人员的伙食标准却是固定的，总是每隔几年就得向上打报告，要求调整。在还没调整时，日子往往就挺狼狈。当时他们的生活，我看跟坐牢也差不多。当时的外事纪律极严，不准收看当地的电视，平时不准外出。国内带来的电影片子,由于文化极度凋零，总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等极少的几部，早都看厌了。因此平时就只好打打乒乓球。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外交人员的生活实在差得太远了! 当时我国有极少的几个人得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资助，在那里进修。当时国家规定，他们必须把他们得到的资助全部交给大使馆，再由大使馆按国家规定的出国进修人员的标准发给他们生活费。其间有很大的差距。按照人家的资助，是可以过得不错的。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生活就挺狼狈了。这种情况按纪律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的。但是事情终于还是让人家知道了。于是医学院院长找到大使馆来‘说情’，说:进修非常辛苦，一定得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才行。由于那位院长对我们一向非常友好, 所以大使馆也就向他说了实话：国家太穷，出国进修人员现在的生活标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同类人员的水平。他们在国内的工资还照发，以维持他们的家属的生活。这已经引起了各单位其他人的不满。他们的往返旅费也全是国家出的。这些也全是实情。但这种办法毕竟太丢脸了，影响也太坏。所以几年后，国家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就赶快取消了。 ---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2天前

1979年时我们国家穷到出国的学者和官员都要临时借用行装，国家为此在各个系统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不为此感到羞愧，甚至也许还感到得意，因为这似乎表明，国家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来进行国家的建设，老百姓应该山呼万岁才对。 1月的北京，当晚就要登机，下午我们出去再买一堆东西，突然发现商店里的售货员忽然都革掉了平素的那种爱理不理的傲慢的架子，说话彬彬有礼，热情周到，让我们大为诧异。后来才想到，原来是我们换上了新作的西装，弄得人家误以为我们是什么外宾了、由此就可以知道，直到1979年底，穿西装在北京还是多么地稀罕。别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即使家里有西装，只要不想跟自己过不去，谁也不会去惹这种麻烦的。 ---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2天前

肿病医院 1960 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所以理所当然享受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 1 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一包 ( 约一斤 ) 。每天只要一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着她盼望着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一口没吞，一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每天供应她一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一路走一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口干。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屙“算盘子”屎，有时屙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着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一碗“菜稀饭”。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我一口气跑到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一把揭开，一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着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着的“红发丸”一边大口地吞，一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 从那天起，离开“肿病医院”至今已快五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肿病医院”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在那儿发生的人和事却深深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的神经线上。 ---作者：方仲贤

2天前

摄影师荒牧万佐行在他25岁的时候，他受日本《每日新闻》的派遣成为「中国特派观察团」的一员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那时正是1967年初，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斗私批修，对外的新闻封锁更是严格，外媒记者想要在国内拍摄照片非常困难，必须要进行严格的审批和筛选。由于当时政府命令禁止报刊记者随行，所以荒牧万佐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车内偷偷拍摄，又或者是把相机藏在大衣中盲拍。在上海的一个晚上，他把相机偷偷的藏起来从宿舍走到外滩，意外的看到一堆青年男女在黄浦江边上谈情，让他惊叹「革命中也是可以产生爱情的」，于是他偷偷拿出相机拍照，可是没想到被发现了，政府人员逼他交出底片，所幸的是他交出了一卷全新的胶片，让之前拍摄的照片得以保存。 (图：黄浦江畔夜景。1967.1.29,荒牧万佐行拍摄)

2天前

整风前完全沉寂到了整风运动， 1940 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 1938 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 1937 年、 1938 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41 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 1941 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 1941 年全部停了。整风开始后， 1942 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曾彦修：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

2天前

人人都是“大作家” 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 1942 年到 1945 年都不来往了。 1942 年 1 月 27 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 1943 年 4 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过了不久， 7 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 AB 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曾彦修：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

3天前

贝聿铭和他的贝氏家族事实上，贝聿铭曾考虑过回国，他的父亲阻止了他。这个一念之间的举动，让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命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贝氏家族是最早一批捐献财产的，银行交出去了，电力、燃油和染料的经营权移交了，在上海法租界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洋房搬空了，狮子林一夜之间遣散32个仆人，然后也上交了。然而，所有人都没有逃脱右派的厄运。贝聿铭的族弟贝重威，因右派入罪判刑22年，发配黑龙江劳教。妹妹贝聿琳想方设法弄了点白糖寄给他。后来，他对大家说，要是没有这白糖，他肯定已经自杀了。贝聿琳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银行家丈夫尽管自降工资，仍是“历史反革命”，每次参加批斗会回来，贝聿琳就对丈夫说，对你就一个要求，不要死。他的女婿梁成锦回忆，有一次他从批斗会回家，孩子们看他挂着大牌子，就帮他摘下来，挂牌子的铅丝把他勒出了深紫色的印记。大家都很难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他自己却“一弯腰从菜篮子里挑了几棵开着黄花的菜芯，又顺手从地上拣了个瓶子，插好了往桌上一摆”，他说：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不是所有人都有贝聿琳夫妇的坚强意志。贝聿铭的九姑姑贝娟琳嫁给了吴同文，后者在岳父帮助下成了上海滩新一代颜料大王。贝小姐的嫁妆之一是上海的绿屋，曾经被称为远东第一豪宅——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邬达克。1966年，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在绿屋自杀了。文革结束后，有关单位表示要归还绿屋，贝娟琳拒绝了，她说，就算换了房子，他们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1974年，贝聿铭夫妇跟随美国建筑师协会代表团第一次回到苏州老家。他面对的是“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事后，贝聿铭对同事说：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 ---100岁的贝聿铭和他的贝氏家族李舒

3天前

我在1965年参加农村 ‘四清’时，四清工作团的团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就指出，直到那时为止，农村里农民就没有盖过房子，农民们住的还都是土改前地主富农盖的那一些，因此越来越破，越来越少，越来越挤。他希望通过四清，能用集体的力量，为农民盖一批房子。这当然是个良好的愿望。但是那时的农村集体哪有这种力量?各个生产队全都穷得要命! ---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3天前

一九六〇：过年这年的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展望 60 年代》的元旦社论，用激昂慷慨的言词向人民陈述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继续向人民描绘着共产主义的无比光辉灿烂的前景，重复着 “ 赶英超美 ” 的口号和 “ 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 、“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 的理论，最后说： “ 我们不仅对于 1960 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 60 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 第二天，即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再发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 “ 大跃进 ” 的热浪仍然在膨胀着。我那时在安徽省砀山中学面北的一个阴冷的教室饥肠辘辘地学习着这些社论，幼稚地憧憬着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当时饥荒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蔓延，饿死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为了减少我们思想上 “ 受到不良政治影响 ” 的机会，过年也只放三天假。放假的时候，已到了年三十。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吃过早饭，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学生高高兴兴地踏上回家的路。初升的太阳照在地面的残雪上发出刺眼的光，冰茬在脚下发出 “ 喀嚓喀嚓 ” 声。我们一路上说着笑着－－对我们来说，能回家见到父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总是高兴的。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听见菜刀剁在案板上发出的 “ 啪啪 ” 的声音，我心里一阵惊喜：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剁饺子馅的声音吗？今年还照样能吃上饺子！进到门里我一眼看见满案板的红芋叶子。父亲、母亲看见了我，说了声： “ 三儿回来了。 ” 全然没有以往见到儿子从外地回家过年的高兴，家里的其它人见到我也是一种木然的表情。中饭，大年三十的午饭，是一大锅红芋叶子，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几个黄豆粒。母亲给我盛 “ 饭 ” 时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拣，想给我的碗里多盛几粒黄豆。全家每人一大碗，个个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吃着，偶尔碰到一颗黄豆粒，像是吃到一块肥肉，在嘴里贪恋地反复地咀嚼，久久不舍得下咽。后来母亲告诉我，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收走了，村干部只要看到谁家冒烟，就跑到你家里来搜粮食，家家户户只有偷偷地煮红芋叶子和野菜。中午吃的红芋叶子里的黄豆粒是从豆秸里抖出来的。下午是在饥饿、寒冷和沉默中度过的。整个村子笼罩在令人压抑的死寂里，完全没有任何节日的气氛，没有孩子们的嬉戏，没有大人们张罗过年时脸上流露的欢乐，有的只是清冷、凄凉和寂静，好像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一场大灾难的降临，在饥饿与惶惶不安中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晚上－－大年除夕－－没有饭。这些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了一天两顿饭。我们这里流行着一句话：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所以，天还没黒，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人们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饥肠辘辘地熬过漫长的寒夜，心里盘算着明天哪里能够弄到点什么吃的。但是，明天，明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人们便这样一天天地熬着，挨着，默默地等待着。几千万人便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死去的，他们始终没有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反而先作了饿死鬼，下了地狱。外面，没有星光，没有灯火，没有过年的喧嚣，只有如磐的暗夜裹着的死一般的寂静。 “ 开会了！ ” 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厉叫。因为静，这声音显得格外刺耳，乃至令人为之震颤。 “ 开会了！开会了！ ” 又是接连两声划破夜空的厉叫。父亲即刻起身下床，说声： “ 我去。 ” 嫂子央求地说： “ 我去吧？ ” “ 不，我去， ” 父亲坚决地说，用布带子扎紧旧长袍，一瘸一拐地踏出了屋门。父亲有裂脚的毛病，一到冷天，双脚纵横开裂出条条口子，鲜血从裂口里流出，粘住家织布缝制的袜子，常痛得他不能走路。母亲告诉我，村干部带着几个积极分子天天晚上开会斗社员要粮食。这几天正斗前院的欧四奶奶，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妈妈，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托着一根筷子，还要双胳膊架平，叫 “ 架飞机 ” 。老人家哪能撑得住？ “ 扑腾 ” 一声从桌子上栽下来。那些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不拉，还用脚踢她，说她是装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先排好斗争的对象，开会的时候，干部把事先安排好的对象喊出来，叫他（她）站在两排人中间，让两排人互相推来搡去，挤压被斗者。面前的一排人先把被斗者推过去，背后的一排人马上反推过来，并抱怨说： “ 你们挤我干啥？ ” 面前的一排人再推过来，反问： “ 谁推你啦？ ” 背后的一排人又推过去，又说： “ 就是你们推的！ ” 面前的一排人第三次推过去，说： “ 就是你们推的！ ” 背后的一排人第三次反推回来 …… 如是反复推来搡去挤来压去，被斗者早已不堪忍受，然后胡乱供出一个所谓藏粮的地方。村干部于是带人到被斗者说出的地方搜粮，当他们无功而返时，被斗者又会因为 “ 撒谎、不老实 ” 再遭受一场斗争。至于结果，除了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之外，是弄不到一粒粮食的－－那时，地皮已早被刮了三尺了。参加这样的会议，无异于接受一次酷刑，此举也是连干部 “ 杀鸡给猴看 ” ，让其余的与会者看一看，想一想，赶紧 “ 供出 ”“ 藏粮地点 ” ，否则，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成为被斗者。所以一听见喊开会，社员们就吓得发抖。父亲怕吓着嫂子和家里其它人，逢有人喊开会，谁也不让去，都是拖着布满流血裂口的双脚自己去。每天会上斗了谁，怎么斗的，父亲对家里人也绝口不谈。整个的过程中，村长－－闹剧的导演－－在旁观着、欣赏着。后来听说各地的干部都使用着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导演着同样的闹剧。 ---作者：李世华

3天前

“死绝村”背后的人祸就笔者本次调查的 4 个乡镇而言，“死绝村”“准死绝村”在鄢岗和双椿铺较多，而以双椿铺最多。在双椿铺，又以龙堂，尤其是张畈为最。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张畈、龙堂是商城县委的“反瞒产”重点。张念仲和何善普分别负责张畈和龙堂的“反瞒产”。张畈大队 24 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驻 4 个县直干部。龙堂樊楼也驻有 3 个。共 108 个县直干部以“督战队”的身份，在各队搞“反瞒产”。据后来官方材料披露， 108 名干部中，有 93 名捆、吊、打过社队干部和群众，共打伤 3 人，打死和逼死 7 人。干部“特殊化风”虽在这时很普遍，商城也有“三天一大两，饿不死司务长；三天一大钱，饿不死炊事员”的说法，但在“督战队”的严密监视下，一些不善于转圜的村干部也像普通社员一样深受其害。张畈副支书余传道、潘井副队长潘传发、龙堂生产队队长芦百成分别被“炒盐豆子”（被惩罚的人站在中间，周围一圈人将他推来推去）致死；张畈下畈的陈忠堂、陈寨大队小队长谢安礼饿死。更多的村干部被“炒盐豆子”“打硪”（反复多次地抬起来摔下去）。村干部们在此强大的压力下白天开会，批斗人，研究“敌情”，即谁家藏有粮食，夜晚就如狼似虎地去搜，直到把社员家里藏的一点粮食搜光刮净。因而，在整个商城县中，张畈、龙堂的“反瞒产”进行得最彻底最残酷，“死绝村”也最多。鄢岗虽然没有县里“督战队”的监视，但 1958 年“刮五风”时即开始实行“干部对调”。干部离开了本村，没有了乡情的羁绊，加上来自上面的苛酷高压，鄢岗乡村干部实行“高征购”“反瞒产”才会“雷厉风行”。故鄢岗的“死绝村”多。 ---李素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3天前

公共食堂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民公社初期。在大跃进初期，公共食堂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和宣传，但是没有遍及全国。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随后纷纷倒闭。比如河北省，到1959年5月，72％的食堂倒闭，至同年8月仅剩下8％。在这一阶段中，公共食堂的弊病基本暴露无遗，因此各种类型的人对食堂的态度也基本体现出来。第二阶段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解散公共食堂，会议以后全国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原先解散食堂的干部纷纷下台，各地恢复食堂，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有392万个。这一阶段，很少有人胆敢公开反对公共食堂。一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还提出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允许在北方严寒季节可以各户临时分散做饭。第三阶段是城市人民公社时期。城市人民公社最早出现在1958年，一些城市居民受农村人民公社的影响，自发组织起一些人民公社，195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城市人民公社试验，1960年发展到一个极点。196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可以说是把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推向高潮，但是好景不长，到同年9月份就提出要整顿巩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已经是强弩之末，城市人民公社也就很快草草收场。 1960年初，城市人民公社和街道举办的食堂有50311个，就餐人数522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8％。由此可见，城市人民公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就餐人员上，与农村完全不可比拟，而且是昙花一现，影响不大。但是一些城市食堂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农村。第四个阶段，解散公共食堂。1961年3月至6月间，各地开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社员口粮分配到户。实际上毛泽东对食堂的态度发生转变，内心反对食堂的各级官员积极推动解散食堂，由此公共食堂彻底解散。 ---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3天前

没有时间读书了暑假开学不久，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开始了。我们学校的大喇叭滚动播送着 “ 赶英超美 ” 的口号、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产量任务的号召、《社会主义好》等大跃进的歌曲和学校领导的鼓动信、各班的决心书等，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全校停课，全体师生员工都投入大炼钢铁。操场上支起了一个高大的属于全校的炼钢高炉，另外，全校二十三个班每一个班还有属于自己班的高八十公分、一米多宽、两米长的小地炉，这样，整个操场竖起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炼钢炉群。大、小高炉旁边堆满了矿石、焦炭、坩埚。个头高的、年龄大的同学都被选去烧炉子，压碎矿石便是我们小同学的任务。课桌和讲台被码放到教室的后边了，腾出来地方压矿石。我们的教室被分成四块场地，每块长四五米，场地两端各摆放一条条凳，每条条凳上坐两个同学，来回蹬一个农村打麦场上用的大石滚，让石滚在铺满矿石的地面上滚动压碎矿石。四个石滚在砖铺的地面上滚动的声音、抄翻矿石的声音和矿石块碎裂的声音震得头昏耳聋。在大炼钢铁的热潮里，全国上下七八亿人民全部被动员出来了，到处人山人海，炼钢炉林立，不分白天黑夜，火光映天。炼钢炉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不能停火，因此我们压矿石的也不能休息。矿石粉和着灰尘在整个教室飞扬，我们睁不开眼、透不过气。学校没有给配备手套、口罩等任何劳保用品，我们只好用小手帕蒙住嘴和鼻子。尽管如此，矿石灰还是从脸与手帕的缝隙里往鼻子里钻，结果连我们的手帕也变成了矿石色，贴近鼻孔的地方变成两个褐色的圆点。我们分成若干班，轮流休息吃饭。换班的时候，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和眼睛、眉毛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矿石粉，周身上下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一次换班的时候，我和同桌翟素霞一起走出教室门，去掉蒙嘴的手帕，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们都变成小鬼了！我们好像一夜之间进入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再不要花钱订伙，只要不是干活的时候，肚子饿了，可以随时去大伙房吃饭，而且可以任着肚皮填，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只不过大都是红芋（山芋）罢了。那年头正是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岁月，上面号召我们： “ 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 ，我们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的觉。轮到休息的时候，我们脸也不洗带着满身的矿石灰和衣躺下。等下一班来叫我们的时候，我们睡得正香，揉揉眼皮，便去上班。连着几天熬下来，人就有点受不了了。压矿石时常常把石滚蹬过去就睡着了，当对方把石滚蹬过来的时候，自己浑然不知，结果被石滚压着了脚面，甚至被压伤了脚脖子。大操场上的大大小的炼钢炉都喷吐着熊熊的火苗，照红了天空，加上照明的电灯，整个学校变成了一座不夜城。一位同学家长说，从他们远在十几里之外的老家都能看见我们学校的炼钢炉的火光。在学校的大高炉的一边，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学生在踩着梯子往炉子里倒焦炭；另一边，两个体育老师在拉一个硕大的风箱，旁边还站着几个准备接班的大个子学生，个个挥汗如雨。当年彭捷老师担任初二（ 2 ）班的班主任，他们还有自己的小地炉。为了早出钢铁，彭老师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他要组织学生，亲临指挥，有时要亲自拉风箱、倒焦炭。快到该出铁的日子了，彭老师站在炉口，俯身望着炉火，手里拿着钢钎子，不断翻动焦炭，观察坩埚里的动静。突然，头发昏，腿发软，身子往前倒去。亏得旁边的同学及时拉住了他的衣服，否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后怕。 ” 二〇〇六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彭老师在给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如是说。 “ 你们到底炼出钢了没有？ ” 我问彭老师。彭老师以一个绕口令回答了我： “ 说没炼出来就是炼出来了，说炼出来了就是没炼出来。 ” 我大惑不解。彭老给我解释道： “ 如果说没炼出来吧，烧炼后从坩埚里倒出来的东西跟原来的铁矿石确实不一样了，所以说 ‘ 说没炼出来就是炼出来了 ’ ；要是说炼出来了吧，炼出来的铁疙瘩里面到处是窟窿，有点像蜂窝了，那能算是铁么？更不能说是钢了。所以说 ‘ 说炼出来了就是没炼出来 ’ 。炼出的是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报喜呢？我也犹豫。后来同学们说 ‘ 就算是铁，报吧！ ’ 我们就向学校报了，学校的广播表扬我们初二（ 2 ）班炼出了第一炉铁。 ” ---李世华：激情岁月——在赶英超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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