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小时前
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内称根据对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的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的采访,确定渣滓洞“没有任何刑具”,他所说的“刑具”是指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逼供用的刑具。 孙曙回忆说,1949年 12月 20日左右,他来到了渣滓洞,了解到在“大屠杀”后,男牢、看守用房等处经过了两次焚烧,第一次是国民党特务看守用办公桌椅引火,第二次是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纵队浇上酒精,焚烧后都已化为灰烬。他没有看见有焚余的刑具残骸。 1950年初,他从离白公馆不远的五灵观原军统“公产管理组”接管少量枪支和手铐等物品,还经手登记过缴获来的美式手枪、黄金等,但没有任何刑具。同年在重庆大同路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的“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中,也没有国民党特务用刑的刑具展出。当76岁的孙曙2007年去渣滓洞时,忍不住问了这样的问题:现有这些展出用的“刑具”从何而来?当年谁见过“刑具”? 既然没有刑具,自然也没有人目睹过“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一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 数十年后,他告诉一位同事:当年复原刑讯室,很为难,没有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及其刑具。上级只是笼统地说: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小说《红岩》的描写内容,“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但又并无一个人亲眼看见该过程。他很纳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全凭想象。他想这竹签子只能是极细的一片竹篾,但极细的竹篾又不能用“钉”的方法。最后他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了,心里说:“就这样吧!”问题是,这些被削细的竹筷子该如何钉进指尖呢?没有人知道。 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 除了刑具造假外,被中共猛批的中美合作所也被污名化,没有证据显示它和军统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却有证据显示他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乃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抗日的情报机构。 ---造假的江姐受刑与《红岩》作者自杀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8小时前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 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 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吴晓波:顾准: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悲剧
朱韵和
11小时前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 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朱韵和
13小时前
抹着人屎的窝头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 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邱县文革惨案案例( 四 ): ‘红宝书’事件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 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很多人对周恩来抱有这种幻觉? 陈伯达回忆:(找毛,毛不见)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口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然而事实上,此语录是周恩来从吴法宪手里要去,再给毛的。 在周恩来安慰陈伯达的时候,周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对陈伯达下手呢!周恩来曾经点评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看来,此话对于周恩来才是最适合不过,也恰恰是绝妙的讽刺。 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批判。习仲勋回忆说:「我正在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继续说:「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诚心而论,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是周恩来手底下工作时间近十年、可依赖的工作人员。周恩来说了这几句不痛不痒、貌似关心、但丝毫没有丧失革命立场的「外交辞令」之外,丝毫无意为习仲勋去洗脱罪名或者辩护。    但是想象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被中共这个天下最无情最势利的绞肉机所绞杀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前一天多有权势,一旦被打倒,则是鬼都不上门,恍如剎那间掉进了冰窟去,到处只见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诉无门。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穷一路上「无话可讲。」   甚至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翻脸便是生死大仇,以便体现坚定的革命立场。 正是这种无比残酷无情险恶的政治环境,反衬出了周难得的「人情味」。周恩来一面在会上跟着赢家痛打落水狗,过后又打电话或接电话,轻描淡写地宽慰两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说的: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在刘少奇、王光美项目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应予判刑」。   周正是这样,一方面对周围同事总是表现出充满人情味的温情,往往关怀备至,似乎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他对毛又是无条件的忠实,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的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    由此可以理解张爱萍、陈伯达、习仲勋的认识,或者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们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新发现的周恩来》
“九一三”后众生相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共和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神秘诡谲的一件大事——全国二号人物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大漠。,高层将帅们却反应各不相同。从他们的或拍手称快、或直言质疑、或老泪纵横中,我们又能读出些什么亮点呢? 对于周恩来的反应,各种回忆录中流传着许多绘声绘色的传 说,什么先大喜后大哭,含泪说你不懂云云。但几乎每一个版本中,都记载了总理的第一反应是拍手大笑: 好!好!摔死了,摔死了!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周恩来亲自禀告毛泽东,,我们要重点说的是在9月14日上午,被周恩来的一纸急令喊来人民大会堂议事的党政军要员们。这些人的反应就很有趣了。 听说林彪摔死,将军们沉寂了片刻,随后爆发出巨大的欢腾。只见久经考验的“老总”们像庆祝一场胜利似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朱德的大嗓门: 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另一位脾气不小的老总陈毅此时正卧病在三O一医院,虽然未能在第一时间分享这种快乐,但得知消息后同样欣喜若狂,甚至在病榻上高举茅台酒,欢呼胜利。 我们来看看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驻法大使黄镇是如何描述胖帅之喜的: 我永远忘不了老总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 要知道胖帅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四个月后就去见马克思了),但在不久之后批判林彪的大会上,他硬是带着癌症之身义愤填膺地连续做了几个小时的“揭林报告”,把四五十年前南昌起义时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拎出来鞭了一番尸,足见恨之深责之切。 与胖帅心情相似的还有罗瑞卿。不但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还一口气写了13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这还不够解恨,又在《答友人》诗中极尽怨毒地骂道: 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从将军们的“幸灾乐祸”来看,对林彪简直是诛心之恨。可说起来,这三位和林彪都是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朱陈二位老总从井冈山起就是林的上级,特别是朱老总堪称林的伯乐,而罗瑞卿一直是林最信赖的部下。可惜,半辈子的亲密合作被一场运动催化成不共戴天之仇,彼此恨不得早日下地狱。如今害人精终于身败名裂,受难者们怎能不额手相庆、兴高采烈呢。 ---低格周刊|9.13林彪坠机后,满朝文武谁的反应最亮?
鲍彤:伟大领袖给老百姓干了什么,又给接班人留下了什么 党史教科书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不是事实。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为了跟蒋介石争夺政权而发明出来的骗局,主要内容有:许农民以土地,许知识分子以自由,许工商业者以发展,许工人以领导权,许所有的中国人以 〝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直到1949年9月,毛泽东仍在努力,向各民主党派推出并终于达成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共同纲领》。等到政权到手,毛就断然撕毁了一切支票,速度之快,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跟不上〞:土改是变戏法,全体耕者最后的命运是统统无其田。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被改造。无产者得到的是不准罢工和不准自行组织工会。有产者得到的是〝自愿〞献出全部财产。全体中国人,集体得到了一个不准选举的〝人民共和国〞。以上合计,是谓〝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正是有关毛泽东的神话的基础。 接下来的乐章是毛泽东本来不熟悉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活着时,毛泽东不敢侈谈。斯大林一死,〝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出缺待补,好机会来了。毛随机应变,废掉〝新民主主义〞,改做〝社会主义〞的梦。他要求全体中国人和他一起做梦。他要大家批判〝小脚女人〞。作为驱策,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本来,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不外乎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现在毛必须创造。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于是成了他梦中的新榜样。全民生产、全民战斗、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五七公社〞是他新发明的组织形式。他的当前纲领是以大跃进超英赶美争第一,他的最终目标是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的导师。私有制在中国,被毛铲除掉了,却被2007年的《物权法》恢复了。毛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本来也许可以概括为〝等于零〞——如果几千万条人命和几亿人的灾难可以一笔勾销的话。 第三部曲文化大革命,本来不在毛的计划之内。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丢了脸。1962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三级党委(省委、地委和县委)书记全部出席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流不再是对毛及其社会主义的的狂热,而是对毛心血来潮的〝三面红旗〞的普遍怀疑。连多年来一贯帮毛辩护的刘少奇似乎也流露了这种可怕的情绪。这使毛泽东非孤注一掷发动〝继续革命〞不可,哪怕它鱼死网破。作为天下第一赌徒,毛在这场豪赌中押下的赌注,与其说是他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不如说是强迫整个国家为他殉葬。人们讲惯了〝文革十年〞,其实,毛在七千人大会后,一直在呕心沥血,他用了整整14个年头(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占了一半以上),策划和领导了这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在把一切对手打倒在地的同时,毛自己也倒下了。 说到毛泽东的遗产,至少包括:鸦雀无声的舆论;永不选举的政权;三权合作的和谐;设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等等。其中最最重要的,无疑是领导一切的权力,有了它,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占有者。权力就是真理,就是合法性,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就是点石成金的摇钱树……
在五四时期的北大就认识毛泽东的傅斯年,对毛泽东如何控制底层农民的心灵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傅斯年曾经亲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差点成为被杀戮的对象。一九三零年下半年,傅斯年对他的中共朋友说:“你们共产党人要杀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则万万做不到。”他还断言“阶级斗争”只是中共 用来掩盖它对权力无止境的贪欲的托词,这种对权力对贪欲利用了以下八种仇恨:中国人仇恨外国人;无钱的恨有钱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员;一种职业中的不行者恨同职业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乡下人恨城裡人;儿子恨父亲;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于利用人们潜意识中的情感,人们易于接受任何将他们的仇恨报复愿望正当化的理论,“阶级斗争”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出路。 辛亥革命之后大致还算安定的中国农村,一步步地被毛泽东的仇恨哲学改变。从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杀戮到四零年代的土改,再到五零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其线索有迹可循。当时,当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向毛报告有人被打死时,毛轻描淡写地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此前,湖南的农运领导人约束暴力,扣押了那些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綉花。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暂时期的恐怖现象。”于是,地痞们得到授权,更加疯狂地对他们嫉妒的地主阶层施加暴力。由于获得现代武器很不容易,毛发现梭镖是一种很厉害的凶器,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馀万农民之中”。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场所谓的农民运动中遭到杀害,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这种滥杀无辜的赤色恐怖模式,从此成为毛泽东一生乐此不疲的权力游戏。这是一种用新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义和团运动。毛性格中最邪恶黑暗的一面也在此袒露出来,那就是对人的私有财产、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极度蔑视。 ---余杰: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