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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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时前

捕人计划指标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 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 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 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 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0小时前

小学生看民国大选我十四岁的那一年，小学快要毕业，《公民》教师宋仰宪先生说：“我们中华民国要举行全国大选了。”宋先生还说：“中华民国建国，需要有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现在马上要进行大选，说明训政时期快要结束，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从此以后要有国民选出来的总统来治理国家了。” 但老百姓是不能直接选举总统的，只能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再有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余姚县只能选一个代表，却有两个候选人。第一个是倪永强，这个人在家乡小镇周巷，几乎是家喻户晓，主要是他抗战胜利之后，担任过三、四个月的余姚县长，卸任以后就一直担任县党部的书记长。挑战书记长的是一个女人，名叫吕晓棠，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留学时要好的同学。我们小学生年纪小，没有选举权，但每个大人都有一张选票。我老爸是倪永强的启蒙老师，所以把家里人的选票都给了这个学生。其实极大多数周巷人都选倪永强，因为本地人总是帮本地人的么！吕晓棠是四门人，所以四门人多数都选她。至于周巷和四门以外的乡镇，因为倪永强当过余姚县长，知名度要比这位性吕的女同胞大得多（过去县长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县党部书记长），结果是倪永强取得了胜利。我们余姚县的选举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端。可是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的选举非常不平静，有许多光怪陆离的舞弊行为发生。有一则新闻记忆犹新：新闻的标题是《阳春面买选票！》说是有一位候选人用阳春面拉票：凡是选举他的人，都可以吃一碗阳春面作为谢礼。大概是当时的贫困人群很多，平日吃不饱饭，一张选票能换一碗阳春面，也是好事一桩。反正选谁都一样，换一碗阳春面吃吃，何乐而不为呢？代表产生以后，接下来就要选举总统，这一下可真的热闹了。大概是37年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投票选举。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只有269票，当然是蒋介石当选。总统选举非常顺利，可是当选举副总统时，却是风波迭起。竞选副总统的有六个候选人，他们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后面几个人，可能记忆有误）。李宗仁指挥过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早在抗战初年就名声大震。1948年选举的时候，好像余威尚在。人们在感激他打击侵略者的同时，当然要投他的票。可是孙科也不简单，虽然他的业绩平平，可他是孙中山的儿子，人们还要看在他老爸的颜面上，也应该给投他的票。由于两人差不多势均力敌，就使得这一场选举，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人的助选班子，都在报纸上大喊大叫，除了大力显扬主人的丰功伟绩，还要拼命攻击对方的错误缺点。孙科方攻击李宗仁的战绩含有水分，李方抓住孙科有个名叫蓝妮的包二奶，大做文章。双方角逐的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如今电视上看到的美国的总统大选。四月二十三日，国民代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400多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200余票。李宗仁的票数虽然雄居榜首，但没有超过半数。二十四日淘汰了得票少的后面三位，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二十八日，进行第三轮投票。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二十九日进行第四轮投票，这是最后一次决战，淘汰了程潜，只有两个人角逐，从理论来说，这次得票多的人，肯定要超过半数。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取得最后胜利。于是蒋和李就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一届民选的总统和副总统。 ---转载自凤凰网文化

10小时前

思想改造运动 195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规劝老师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党悟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省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上山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0小时前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尼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中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的许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0小时前

“群众专政”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 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 2.执行枪决。 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屈锡信：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10小时前

反右运动中王造时的一张照片 1957 年 7 月 3 日复旦大学批判会现场，戴眼镜者为王造时。照片上，王造时的表情令人过目难忘：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旁的长椅上，放着一只皮质公文包。围坐一旁的师生，也穿着雨靴，大多呈义愤填膺之色；唯有右侧一位扎辫子的姑娘，脸带一丝轻松的微笑……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7 月 4 日文汇报《看王造时现形记》一文，在描述大会现场时，倒是透露了王造时在会上的若干言行：王造时，以伪君子姿态昂首阔步，臂夹大皮夹走入会场，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面带笑容，口含烟斗，时时左顾右盼。看样子，他是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像他是来斗别人的。果然，他一开口就说：“今天大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当副教授拆穿他这种自列右派之外的阴谋时，他还高举双手，轻轻鼓掌，有人厉声问他是否承认右派分子时，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伪君子这种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场的愤怒。群呼：不要讲了，滚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向主席高喊：“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当主席要他继续讲下去时，他就向麦克风高叫：我是爱党，爱国家的！也同罗隆基的“把骨头烧成灰”一样，说他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愿受国法制裁！” 那么，除了这些，王造时还讲了什么呢？我为此请教了复旦大学教授、 1955 级历史系学生李孔怀先生。李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读大二，曾亲历了 7 月 3 日的大会，“不过，我们班级当时被安排在教室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来自大礼堂的现场声音非常嘈杂，记得只要王造时讲一句话，别人就立刻起哄，然后是‘义正词严’的反驳……”王造时讲过的很多话，李先生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却让他记忆犹新：“说我反党，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 就在三个月前的 3 月 27 日，王造时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到家中共进晚餐－－他成为复旦唯一一位被单独接到西花厅的贵宾。席间，王造时谈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员都在北京当官，唯有他在上海当教授，有人曾因此对他开玩笑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现在你不是来北京了吗？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在交谈中，周总理还和王造时谈了恢复救国会的事，并希望王造时来北京工作。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王造时的手，亲自把他送上了汽车。这次会见和交谈，使王造时深受鼓舞，他觉得周总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沪以后的 6 月 8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哪里想到，不久以后，反右派斗争兴起，王造时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他自感大难临头，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 6 月 22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称“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然而，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即使像周总理也难挽狂澜－－这一点，是王造时万万不曾想到的。今天，我们把王造时“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和 7 月 3 日照片中他的神态举止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读出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作者：张国伟

10小时前

“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1天前

张爱玲逃港记 1950 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 “ 无产阶级 ” 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 “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 1950 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 “ 异数 ” 。那时 “ 新中国 ” 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 “ 土地改革 ” 。两个月的 “ 深入生活 ” ，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 “ 写英雄 ” 、 “ 歌颂土改 ” ， “ 一般所说时代 ‘ 纪念碑 ’ 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 1951 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 “ 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 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 “ 自我教育 ” 和 “ 自我改造 ” 。之后，这种特色的 “ 思想改造 ” 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 “ 改造 ”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 “ 惘惘的威胁 ” ，她预感到 “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 “ 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 ” 为由，准备离开 “ 新中国 ”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图：张爱玲画作

1天前

容国团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 “ 他在去年 (1968 年 ) 死了，是自杀的。 ” 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 ( 《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 》 ) ，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张五常：容国团自杀内幕图：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大陆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天前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的遇罗克

1天前

《人民日报》报道“子弹费” 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段提及林昭的案件： 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1天前

神秘人物的馈赠 1982年春末的一天，我们医院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明天下午2点你要到上海公安总局去一次，有人要找你谈话。”“什么主题？”我问道。“你去了就会知道。”“去找谁？”我再问。“没有名字，你准时到，讲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次日，我到了那里，通报姓名之后，警卫把我领到一个邻近公安总局入口处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表情阴郁的人走了进来，他注视了我两秒钟，“你是林昭的妹妹？”他问道。“是的。”我说。然后他就开始讲述。我感到很意外，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我希望你知道，你姊姊的案例自始至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从在监狱里如何对待她（注：林昭被反铐484天），到最后判决死刑，甚至她的平反，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你也知道一些。因为你姊姊的案子，有些干部丢了工作，甚至坐了牢，下场很悲惨。”我不知道如何应答，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没有准备应该怎么讲，也是怕讲错，“所以有两个司令部？”这是我在这次会见中唯一的几句话。然后他继续讲：“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室内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空气似乎凝结成冰。我们两人都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或者应该说，在任何关键性的时刻，语言都是无力的。最后，他说：“这里有几本笔记，你姊姊的日记和写作摘要。你大概希望能保留。”“是的，当然！”我答道，“这是不是她的笔迹？”他问道。“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然后他问，“你有什么要讲吗？”“没有，感谢你给我她的笔记。”我没有敢问他的名字，我想他也不会告诉我。这就是林昭三本笔记簿日记和其他资料的来源。 1.《战场日记－－留给公众和后世的记录（1967.2.9-2.23）》 2.《血书家信致母亲附血书抗议（1966.10.4；1967.10.14-1968.1.14）》 3.《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1967.11.23-30）》 4.《课卷（1966.1.11-2.27）》我非常感谢这位神秘的知情人物向我透露林昭案的一点儿内幕，他给我的这些可贵的日记和“课卷”，填补了姊姊狱中生活的空缺，也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那些铁腕政治人物的重要线索，同时告诉我们如何研究林昭的案卷。2009年10月，我把这些遗稿和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我常常为此人祈祷（虽然或许他并不需要我的祈祷），他大概是一定级别的公安干部，但他仍具有正派、合乎礼仪的人性和善良的道德观念。他给我林昭的笔记，只因为我是她的妹妹，但或许他要让这世界了解某些内幕，在未来的岁月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和暗示。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1天前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觉哉）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 40 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徵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良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谢老一字不错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在谈话中引的王勃的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引岳飞的例子也很特别，那首《满江红》我读过，但印象不深，和谢老谈过之后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现在再回忆那个场景－－谢老怎么谈的，他的平静的表情，一切都历历在目。谢老纵论古今的这番话，没有一句话是说潘汉年的，但我们回来悟一悟，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的潘汉年案。事后想起来，感觉谢老水平确实高。和他谈过话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地准备开庭。 ---彭树华、李菁：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2天前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随着按 “ 革命等级 ” 划分的供给制的取消和以干部级别为准绳的薪金制的建立，革命官员享有 “ 合法化腐败 ” 的特权的最初级形式从此产生。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医疗、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 “ 消费 ” ，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特权与级别是对应的，不同级别相应有不同特权。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国家被打造成一个全能型的 “ 家庭 ” ， “ 国家 ” 是家长，全体公民是子女，在扣除子女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直接进行自我分配；一些有限的消费品和服务按着种类和数量只分配给有限的服务对象，并按长幼（级别）来逐一满足。其中有个专门对应名词叫 “ 特供 ” 。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 “ 供应证 ” 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特权等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经济供应上，很多方面也有完善的规定。医院有高干病房，住房有高干楼，眷属的入户、就业、提干方面的优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大中小学读书等；即便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与老百姓可谓差别万千。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待遇，也是地位的象征，比如五六十年代，红旗轿车只归部级（三至八级级之间）以上专用，厅局级（九至十二级级间）是伏尔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限制到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间）才可以乘用。除此之外，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存在等级的区别，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都有严格标准，譬如 “ 四人帮 ” 的粉碎在各级干部都传达到后，才向社会公开。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

2天前

全民炼钢铁我们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我们被班主任带领着到三、四公里外的两中附近的田野上挑“泥炭土”回来，那是一种粘土，要用来砌建炼钢铁的高炉。离学校两公里远的昔日村庄“禾村仔”，作为兴建高炉，大炼钢铁的地方。村庄里的房屋已被拆成一塌糊涂，只有七零八落的砖块，大概许多砖已被作为建高炉的材料。不知是老师还是别的大人们把我们班的高炉建了起来。说是高炉，实际上只有两米高，直径一米多。炉膛里煤和铁矿石当然是少不了的。点起炉火后，我们被轮流着不停地踩动旁边的鼓风机，往炉子里送着风，以保持炉火的旺盛。夜很深，我不知什么时候回去，后来钢铁有没有炼出来也不得而知，大概大人们也不会去考究其结果如何，反正大家都是热闹一场、疯癫一把，在历史的舞台上也出过场。小人物、小演员怎么会知道编剧和导演策划的大背景、大场面以及戏剧终极的结局？后来，我们又被老师带领到北山后面的一个地方 ( 那地方后来成为了陶瓷厂 ) ，人们把铁矿石、石灰、木柴、煤球一层层地往上堆，堆成一座小山。我也积极地往上面搬送着木柴，直到火点起来，烟冒起来，才停下来看那雄伟的场面。人们说那是钢铁卫星，连高炉也不用了，真是敢想敢干那！ ---施铁如：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2天前

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文革结束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国际上还是死要面子、讲排场，各级领导人出访，动不动就是专机出行，而民航班机却是少得可怜，机票紧张。由于闭关锁国，中国通向全球的转机航线只有三条：北京至莫斯科，北京至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北京至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与 “ 苏修 ” 闹翻后，与 “ 小修 ” 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要翻，中国通向全球各地的航线只剩下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这条线了。而这条线一周只有两趟，一票难求，旅客滞留就成了常态。那一年（ 1978 年），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从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长期滞留住宿也是要花国家外汇的。怎么办？而中国这位女副总理(陈慕华)正率代表团乘专机访问罗马尼亚，准备启程回国。使馆、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以及代表团三方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这一架专机能坐 150 人，而副总理的代表团也就十四五个人，空闲大量座位，何不让女篮队员搭这顺风机回国？国家队员政治上可靠，又是个团体，便于管理，领导人无安全之忧，又给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真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大家都很高兴，分头安排：先让女篮队员们办好罗马尼亚边防的出境手续（对罗方善意撒谎说：女篮急着要回国参加比赛），再把他们的行李提前托运到国内，最后让他们提早坐进专机里，万事俱备，只等副总理结束与罗方的告别宴会登机，就起飞啦！就要起飞之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突然匆匆上了飞机，要求女篮队员全体立即下飞机！大家都惊呆了！任凭使馆和民航代表处人员怎么解释，但对方就是坚持： “ 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下去！ ” 这边说：那我们怎么向罗马尼亚方面解释？言下之意是：这让人家看咱们中国的笑话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对方不为所动，坚持说： “ 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证吗？如果女篮要乘专机，首长就只好不坐了！ ”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有办法，女篮队员全部下了专机，低着头，默默离开机场。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解地问： “ 我们刚为你们办好了出境手续，怎么又回来了？ ”…… 中方人员尴尬无言以对。有个女篮队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就在当年的三月人大开会时，自己还和这个副总理分在一个组讨论，现在我们也是代表国家出来的，怎么连同乘一架飞机的资格都没有了？女篮的旅馆事先已退房，离开机场后，没有住处，只好睡在使馆的会客厅里，过了一周，才买到民航的机票回了国。 ---操风琴：新华社女记者的故事

2天前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 DC-10 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 30 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 5 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 3 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 10 月 29 日上午，中方派波音 707 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此后 10 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 1980 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整理转载：1979年卡拉扬在北京的轶事二三

2天前

征粮重庆是在1949年底才解放的，已经是秋收之后很久了，应征公粮业已被国民党政府征去，而共产党来了之后，又要重征一遍。那时，许多人家已没有多余的谷物，甚至于吃的也没有，但是政府催收却逼得很紧，不如期缴纳，就得吃官司。（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董时进曾经出席过本乡的一次征粮会议，征粮委员会警告大家说："你们切记不要说，'我家没有谷子，不信你来搜'，这一类的话是没有用的。不管有没有，你们各自去想办法。教女人老婆子来哭来闹，上吊跳水那些事都没有用的，千万不要来这一套。政府绝不能开一个恶例，对于自杀的人家就宽免其公粮，或放弃其催督，因为那样一来，岂不大家都以自杀，来做抵制政府的手段么？"（董时进：《共区回忆》）董时进听说，在临近的某县，因为征粮被逼太甚，一位哥老会的首领便带着众多兄弟造了反，群起攻打县府，将在押的人劫了出来，并杀死了县长和区长，然后跑上山去了。但更多的普通粮民，却没有那种胆量。董时进住在乡间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朋友中，也随时会有人告诉他，他们的父兄叔伯因为交不出公粮而被拘押，或自尽的，也不计其数。与董时进关系密切的一位同乡，就曾写信说："今年所收的租谷，因为国民党离开之前已经被乡公所征去了一部分，现在剩下来的全部不够交人民政府的公粮。但是这公粮非交足不可，目前催得很紧了，已经开始抓人。邻居某人已经被抓去，关在一间潮湿的屋子里面，没有床，没有凳，不许家人去看，也不许送食物和被褥，还要在身上泼冷水……"（董时进：《共区回忆》）因为征粮太重，追逼的办法又太毒辣，那些自杀者虽然可以摆脱自己的痛苦，但应交的公粮仍是逃不脱的。几个乡民告诉董时进，在近邻的某区，有一个粮户自缢而死了，由乡公所报告到区政府，区政府的回答是："把人取下来称一称，看有多少斤重就抵多少斤粮，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其余还是要如期照缴。"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2天前

出走董时进谈到，共产党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就是组织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以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把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他们的牲口牵过来，把各种农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你们好好监视着他们，不许他们卖掉他们的物品粮食农具等物，不许他们砍去他们的树木，不许他们拆掉他们的房屋，因为这一切东西现在都是你们的了，只等一等就要分给你们。"那些贫民可以得到利益，又何乐而不为呢？董时进甚至悲观地预测："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他又预言，政权巩固之后，中共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 尽管董时进对土改有很多批判的意见，但在当日的环境下，却无法再公开发表他的想法了。在有过一次上书的经历后，他便起了戒心，不敢再去以身试法。董时进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别的虽然说不上，然而因为老家有几亩薄田，这"地主"的头衔是安得上去的，一安上去即没有任何人民的权利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董时进说，一个需要精神生活的人，突然发觉他的思想的来路和思想的出路都被关闭了，必然会感到窒息、空虚和没有前途，他的痛苦会比一个既聋且哑又眼瞎的人还有更甚的地方。近来事情发展的情形，就令他感到越来越多的苦闷，想趁早离开大陆了。于是，1950年秋，在土改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夕，董时进乘上了从上海开往深圳的火车，然后出走香港。很快，激进的土改运动，开始在他的家乡和更广大的乡间席卷开来。那时，已到香港的董时进，悲恸地写道："土地的破坏这才开始，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2天前

1979年初，山东青岛兰山路礼堂，传达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在此召开。虽然通讯设备很简单，但人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任锡海摄

3天前

1979年时，连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穷得很。我们在瑞典的最后一天，大使馆开车送我们去郊外的一家超级市场参观。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进超级市场，所以处处都觉得稀罕。那里的东西卖得比城里的商店便宜得多。我问陪我们去的大使馆的同志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买的吧?’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他苦笑着说 :“ 那还得了!那样我们不到月底，就没吃的了!”原来他们吃的蔬菜等都是开车到很远的地方的农户家里以最低的价格买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年年小涨,而我们的驻外人员的伙食标准却是固定的，总是每隔几年就得向上打报告，要求调整。在还没调整时，日子往往就挺狼狈。当时他们的生活，我看跟坐牢也差不多。当时的外事纪律极严，不准收看当地的电视，平时不准外出。国内带来的电影片子,由于文化极度凋零，总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等极少的几部，早都看厌了。因此平时就只好打打乒乓球。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外交人员的生活实在差得太远了! 当时我国有极少的几个人得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资助，在那里进修。当时国家规定，他们必须把他们得到的资助全部交给大使馆，再由大使馆按国家规定的出国进修人员的标准发给他们生活费。其间有很大的差距。按照人家的资助，是可以过得不错的。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生活就挺狼狈了。这种情况按纪律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的。但是事情终于还是让人家知道了。于是医学院院长找到大使馆来‘说情’，说:进修非常辛苦，一定得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才行。由于那位院长对我们一向非常友好, 所以大使馆也就向他说了实话：国家太穷，出国进修人员现在的生活标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同类人员的水平。他们在国内的工资还照发，以维持他们的家属的生活。这已经引起了各单位其他人的不满。他们的往返旅费也全是国家出的。这些也全是实情。但这种办法毕竟太丢脸了，影响也太坏。所以几年后，国家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就赶快取消了。 ---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3天前

1979年时我们国家穷到出国的学者和官员都要临时借用行装，国家为此在各个系统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不为此感到羞愧，甚至也许还感到得意，因为这似乎表明，国家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来进行国家的建设，老百姓应该山呼万岁才对。 1月的北京，当晚就要登机，下午我们出去再买一堆东西，突然发现商店里的售货员忽然都革掉了平素的那种爱理不理的傲慢的架子，说话彬彬有礼，热情周到，让我们大为诧异。后来才想到，原来是我们换上了新作的西装，弄得人家误以为我们是什么外宾了、由此就可以知道，直到1979年底，穿西装在北京还是多么地稀罕。别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即使家里有西装，只要不想跟自己过不去，谁也不会去惹这种麻烦的。 ---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3天前

肿病医院 1960 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所以理所当然享受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 1 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一包 ( 约一斤 ) 。每天只要一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着她盼望着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一口没吞，一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每天供应她一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一路走一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口干。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屙“算盘子”屎，有时屙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着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一碗“菜稀饭”。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我一口气跑到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一把揭开，一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着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着的“红发丸”一边大口地吞，一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 从那天起，离开“肿病医院”至今已快五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肿病医院”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在那儿发生的人和事却深深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的神经线上。 ---作者：方仲贤

3天前

摄影师荒牧万佐行在他25岁的时候，他受日本《每日新闻》的派遣成为「中国特派观察团」的一员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那时正是1967年初，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斗私批修，对外的新闻封锁更是严格，外媒记者想要在国内拍摄照片非常困难，必须要进行严格的审批和筛选。由于当时政府命令禁止报刊记者随行，所以荒牧万佐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车内偷偷拍摄，又或者是把相机藏在大衣中盲拍。在上海的一个晚上，他把相机偷偷的藏起来从宿舍走到外滩，意外的看到一堆青年男女在黄浦江边上谈情，让他惊叹「革命中也是可以产生爱情的」，于是他偷偷拿出相机拍照，可是没想到被发现了，政府人员逼他交出底片，所幸的是他交出了一卷全新的胶片，让之前拍摄的照片得以保存。 (图：黄浦江畔夜景。1967.1.29,荒牧万佐行拍摄)

3天前

整风前完全沉寂到了整风运动， 1940 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 1938 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 1937 年、 1938 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41 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 1941 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 1941 年全部停了。整风开始后， 1942 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曾彦修：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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