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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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时前

1.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黎智英曾在政府总部外与示威群众一起堵路。 2.2019年8月18日，香港中环，黎智英在818流水式集会游行时举著横幅。摄：Justin Chin/Bloomberg via Getty

9小时前

1960 年 7 月 26 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 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 5 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 1960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 1800 万吨钢、 6000 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要不要改变“继续跃进”的政策，毛泽东还在犹豫，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 1960 年 7 月 5 日－ 8 月 10 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刘少奇在会议上说： “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朱德一提为彭德怀平反，他就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因为彭德怀若是平反，恢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就得交权。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资本。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 1960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 1961 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 1327 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 751.8 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 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3750 亿斤，比上年增加 350 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 ---一个发生在60年代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转自《牧雲散人》

9小时前

拜访黄万里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 1957 年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 70 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 1959 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 1960 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 15 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 5 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渭河平原 29 万农民被迫向宁厦缺水地区移民，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他（黄万里）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他说，“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那天，他从黄河谈到长江，又谈到雅鲁藏布江，谈到他就三峡工程给中央领导人上书，朱镕基委托秘书给他来电话，说这个工程是小平定的，我们没办法。 2003 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 1000 多万亩农田受灾，其中 200 多万亩绝收，成灾人口 500 多万，直接经济损失 80 多亿元。人们都清楚，祸源起于三门峡水库。惨痛的教训再一次验证了黄老的预言。中国水利界废除三门峡水库的声音越来越高。 ---作者：丁东图：黄万里雕塑，位于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9小时前

她（江青）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1970 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 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 1973 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洪常青”回忆：在秦城监狱放风时遇见江青－－作者：陈徒手图：林彪 : 《孜孜不倦学毛选》江青 (署名峻岭) 摄影

10小时前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北京大学留学。万千大字报先为风雨冲刷，后为学校工友细心洗去。最可同情的：一东德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东德属于苏联阵营，而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生，于爱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奖励。 ---《五十年代北大生活之“最”》

10小时前

梁和毛大吵 1953年9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了大会发言，不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重工业和周恩来关于工商业改造的报告，最厉害的是他对农民的待遇叫怨，他说：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9月12日毛泽东在即席讲话中，不点名地回答了梁漱溟昨日的发言——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梁漱溟不服，要求毛泽东澄清。不但没有澄清，周恩来发言指名道姓中说：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毛进一步插话：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梁漱溟也生气了，要求毛主席拿出“雅量”收回说过的话。 9月16日，梁漱溟再次登台发言申辩，并公开向毛泽东索讨雅量。“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一个知识分子敢当面指责最高领导人，说污蔑了他，而且要对方认错！对梁漱溟公开向自己讨要“雅量”的做法，毛泽东的回答是：“……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仍不服，要求发言，毛激怒了：“好，你梁漱溟是大青天，是农民的救星，我毛泽东是农民儿子，现在虐待农民，现在同意梁漱溟发言的人举手。” 全场哑然，气氛十分紧张，只有毛一人举手，接着毛说，不同意梁漱溟发言的人举手，全场举手，除了毛泽东和梁漱溟。这时有人要梁漱溟向毛泽东道歉，梁漱溟站到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公然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此回答使全场从肃气转成杀气，我记得是（人名可能有误）陈毅，叶剑英等叫了起来，要求枪毙梁漱溟！形势到了千钧一发，这时有三个人要求发言，我记不得是谁了，肯定有何香凝，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投诚过来的高级官吏，他们说梁漱溟今天的样子死有余辜，但是请主席念他解放前的功劳，饶他一命。下面是毛泽东回答，大意是，大家说你过去有功，你有什么功，你有反革命的功，你梁漱溟是个老反革命，不过我们今天不杀你，不但不杀你，还要养着你，你还可以当政协委员，因为你有反革命的功劳，我们要留着你，做反面教员。当然你这个政协委员将来可以不用来开会，工资我们送到你家中去。毛讲完话，下面是暴风雨的掌声，歌颂毛的宽宏大量。梁漱溟虽然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回来了，但是留下了一个正直的中国文人形象。多少年来，我最佩服梁漱溟的是什么？是他敢于在毛泽东猛将林立，万人怒视的大堂肃杀气氛下讲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梁说出这句话后，他已立于不败之地。毛已必输，就是杀了他也输了。 ---梁漱溟作者: 格丘山图：1938年1月，梁漱溟(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交谈时的合影。

10小时前

读这本《我与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万端。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大多出身于柬埔寨的比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国留学，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产党，而且比原来本土的共产党还要激进。其间原因何在？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到西方后，目睹西方的发达，故而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落后与无能感到羞耻感到鄙视，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反西方，这就正好投合了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矛盾情结，所以正中下怀。从书中的记叙可以知道，波尔布特们之所以狂热地推行共产革命，倒并不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狂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后来居上，创造人间奇迹，开辟历史新纪元。所以他们不但不把苏共那一套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比毛时代的中共，比四人帮还要激进，以至于毛泽东本人都要自叹弗如，对他们大加赞扬。在各个共产国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国成立的最晚，灭亡的最早。柬共政权只有三年八个月的寿命，是共产国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权并不是被本国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个共产国家越南用武力灭掉的。作者写道：“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他们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些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欢迎外国军队侵略自己的国家，可见该国的统治者恶劣到什么程度，也可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应该是最高原则。这对于那些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人应当是很有教益的。众所周知，柬共长期以来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势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结果，因此柬共的罪恶也就是中共的罪恶。后来，邓小平修正了毛时代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对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几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直到79年初，越南军队攻打柬埔寨。柬共政权摇摇欲坠，邓小平还以所谓“自卫反击战”的名义“教训”越南，力图挽救万恶的柬共政权。只是这场围魏救赵的所谓“自卫反击战”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权迅速灭亡，中共只好草草收兵；而随着中共军队的撤离，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就被对方一网打尽，全军覆没。我们知道，中共一贯过河拆桥，对那些为自己效过命的人都弃之如敝屣，着实令人齿冷。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当年，纳粹灭亡，一名纳粹战犯讲过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孽难消。”这句话难道不同样也适用于共产党吗？ ---《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作者: 胡平

10小时前

1971年，林彪有两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1.5月1日夜，第一幅照片上是毛泽东、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林彪在晚会上围坐一桌，毛与林对坐，林彪低着头，而毛泽东侧着脸与旁边的西哈努克说着什么。 2.6月3日，林彪陪同毛泽东在大会堂接见由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10小时前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校棒球队，1881年摄，其中有一位学生是大清留美幼童 A student on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on the baseball team at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Phillips Exeter baseball team, 1881.

10小时前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杭州笕桥航校。

10小时前

1992年4月23日，北京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开业，拥有超过700个座位和29台收银机，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开业首日，便接待了超过4万名顾客。图为门外排队等候品味洋快餐的人群。

10小时前

一名汪精衛國民政府中央宣傳團清鄉宣傳隊第二大隊成員對著鄉民群眾演說。這張相片可能出自汪精衛國民政府的中央社，其自1942年加強其相片產能，藉此與蔣介石於重慶帶領的國民政府宣傳活動抗衡。來源：帝國戰爭博物館（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局二次世界大戰相片圖書館） Photograph of a member of the RNG Central Propaganda Group’s Number 2 Rural Pacification Propaganda Team as he addresses a rural audience. The photograph was possibly produced by the RNG’s Central News Agency, which increased its capacity for photography in 1942 to compete with the propaganda work of Chiang Kai-shek’s Nationalists in Chongqing.

1天前

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他（张闻天）并不佩服。他说，难道晚上不睡觉才有效率吗？为什么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周总理是要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当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吗？各个部门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请示汇报，事情运转得快；晚上工作，许多部门都关门下班了，你一个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闻天提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1天前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 [ 张闻天的政治秘书 ] 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1天前

死一样的沉寂先说个静字。当时在农村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安静，形容成死一样的沉寂，一点也没夸大。过去学俄文时读《静静的顿河》，觉得用词不当，咆哮的顿河怎么能配上静的形容词？这时一想，用它来形容我们下放的农村倒是更合适些。以前文人常用“夜阑人静”，其实我们这里的白天比过去的夜晚还要静寂。过去总还有鸡鸣狗叫和小孩哭声吧？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下放一年，没看到过一只狗，倒是见过几只母鸡，不但不叫，还很快消失了，大概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关系，而且也实在没人管。大牲畜老早就公社化得不见了。但我们那个生产队还养了一头猪，就整日躺在我住的袁大爷房子对面的一个小猪圈里。据说已养活了两年，长得比普通狗还小，瘦的皮包骨头像一条龙，不但不叫，连个哼哼声都没听到过。我问队长袁世银，为什么人都没吃的，还要养这条不死不活的猪？他说，公社规定，各生产队都得养猪，有些队报上去养了好几头，我们一只都没有，上面来查可怎么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我换了几个生产队，都没见到和听说有一个女人生小孩的。两三岁到七八岁的小孩倒还不少，可就是都不哭，也不出来玩，用不着人看。母亲们下地干活，就把他们像东西一样往家里一放，夏天放在凉快点的门洞，冬天放在床上。不用担心他们走失和掉下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大动弹。他们不但不会出门玩，而且没力气哭，更不说话。只是看见过家里没大人（上工地去了）的五六岁小孩，开饭时拿个大碗或小盆排队领饭，然后就回家再不出来了。全村以至附近一带没听说过有办红白喜事的。结婚的不知道有没有。死人是常有的事，但也是由生产队派人埋掉。自家哪有东西招待客人？总之，那时和那一带的农村（其实城镇也差不多），实在是安静得出奇。晚上更是除了雷电风雨这类自然现象有时发生外，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偶尔也会听到轻声细语的争吵声，多是妻子抱怨丈夫吃饭光顾自己不管孩子。那时的风气也真好，大人下地可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很少看到有人锁门。既无狼和狗，也没人偷小孩，没人偷东西，做到了昼不闭户。如果人能吃饱饭，有鸡犬相闻，那就超过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1天前

一贫如洗的农村那一带农村真是被折腾的穷得叮当响。说一贫如洗，一点也不过分。土地被公社化掉了，包括自留地，各家倒还留下房子。可是这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住的那个村子没有看到一家是砌着墙的砖瓦房，多是名副其实的茅草棚。上面盖着稻草，墙用麻杆编成，里面再糊上泥巴。由于风吹雨打，泥巴有多处脱落，冬天住在里面温度和室外差不多。最令人感到不习惯的是，隔壁邻舍的动静都可听到，还可从墙缝看到邻居家的人和东西。所以我和房主人的谈话，如果不想让隔壁看见和听到，只能在夜间进行和打手语，不能高声说话。例如我住的那家的袁大娘，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实在养不活了的母鸡给宰了，也是天黑后煮熟的，半夜把我悄悄捅醒来，硬要给我和他儿子一人吃一只鸡腿。这我怎么能吃呢？死活不干，但不能嚷嚷，只能我一个人和他们全家推来推去。你看这哪像房子？而且还真是家徒四壁，农具和炊具公社化去了，吃饭锅早已拿去大炼了钢铁，连锅台也作为肥料由生产队给拆了。只剩下几个竹床和床柜上一些破旧被褥和衣服。实在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家什。大家说，不光是我们下放干部，连当地老乡自己也说，那里每户人家的家当就是两大缸咸菜，不但自家吃，还可以拿出去卖。当地有个传统习惯，就是再穷也得腌起码两缸雪里蕻，供全年吃，没有其他下饭菜之说。我们下放干部也是每人买一小坛雪里蕻，尽管咸得要死，看见蛆在里面爬，饿极了也还是要忍不住吃它几口，而且明知吃得太咸会加重浮肿，但也顾不得了。 ---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1天前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1天前

一千万户被抄家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1天前

1959年的北京广播大厦。前面立着“大跃进”中的口号： “干劲一鼓再鼓，上游一争再争”。

1天前

1988年春运期间河南某地外出打工者爬火车场景

1天前

蒋介石、胡汉民和伍朝枢，南京汤山温泉推定日期：1929 年 Chiang Kai-shek, Hu Hanmin and Wu Chaoshu, Tangshan Hot Springs, Nanking Estimated Date：1929

1天前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中央就地震發出的電文。電文中有三點，第一點是發生了地震，损失较大。第二點是「毛主席、黨中央各同志都很安全」，到了第三點才說要救災。

1天前

李文亮医生逝世六周年

2天前

关于大饥荒，这11本书记录下了历史 1959年至1961年，是史無前例的大飢荒時期。這十一本關於大飢荒的書，作者們收集了大量史料，採訪了親身經歷過大飢荒的倖存者，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大飢荒的成因及影響做出了較為全面且屬實的分析和描述。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在大饥荒时期，四川是遭受大跃进人祸最惨重的地区，有关资料显示，人口死亡超过一千万以上。这书是第一部记述四川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的著作。作者历时数年，收集包括数百万字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数以百计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用事实说话，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2、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这本书共有54万字，是作者不辞劳苦，不畏艰辛，跋山涉水的寻访记录，凝聚了作者的汗水，更沉淀了大饥荒受难者、幸存者的血泪，对于我们探寻、反思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地上那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增添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3、乔培华《信阳事件》 1960年5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动”。乔培华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信阳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 4、张向持《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这是军旅作家张向持呕心沥血，历时十年，踏遍豫南的山山水水，寻访上百位当年的干部、群众，满怀一腔热血创作《圣殿》一书，首次全景观地披露了1959-1961史称“信阳事件”这场大饥荒里发生的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反映艰难岁月中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5、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这本书提供了些详实的资料。 6、杨继绳《墓碑》杨继绳历经十年，调查访问，用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披露上世纪三年大饥荒的报告文学巨著。既有重点地分省叙述，也有各省饥荒纵览。如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却在大饥荒中饿死1000万人，创全国之最。中原沃土河南省，至少饿死300万人，其中信阳地区饿死100万，占全区800万人口的八分之一。安徽省的凤阳县，全县人口不到40万，饿死9万多人，将近四分之一。更使人痛心疾首的是，大饥荒中人食人。 7、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学者彭尼·凯恩这本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不管怎样，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8、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这本书收录六十余名海内外学者对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研究的文集。对历史的审视，有可能避免灾难的再次来临。 9、童梓平、吴阿宁《大劫难：1959-1962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根据这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发现，1959—1962年荥经大饥荒有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个特征：一、饿死人比例居全国之冠；二、风调雨顺；三、有大量库存粮食。 10、牛犇《大饥荒口述实录》牛犇在这本书里提供了50年前那场大饥荒的微观铁证：一个地点——他的家乡安徽阜阳行流公社牛寨大队；一个时段：1960年。这一年，人口4062人的牛寨，死亡930人，近四分之一。他访问了38位老人，记录了这段悲惨的历史。 11、冯客《大饥荒》冯客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本书收集资料六个月，连写作共有三四年时间，我和我的助手访问了二十多个档案馆，包括省、市、县和外交部，及许多受害者，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记录了他们大跃进时代的回忆。黃俄中共是大飢荒的罪魁，可他們把自己的責任用三年自然災害矇騙世人，把罪惡嚴嚴實實地遮掩了幾十年。

2天前

今天讲一位特殊的父亲－－金庸父亲的故事。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又有作查枢卿、查懋忠），是 1951 年 4 月 26 日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的。行刑的场地，就是他自己兴办的小学的操场。查树勋先生是不是地主呢？是地主。众所周知，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宁当地的名门望族，祠堂上还挂着康熙皇帝亲笔写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据说已经没落了，但还是有 3600 多亩土地， 100 多户佃农。金庸弟弟的回忆里说，家里的宅子是五进的大院，有 90 多间房子，有大花园，在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但金庸的父亲还不是个普通的土地主，而是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查树勋生于 1897 年，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毕业生。因为现在没有这所学校了，大家可能不了解。震旦大学和后来的复旦大学渊源很深的。后来马相伯先生办复旦大学，意思就是要“复兴震旦”。建国后，震旦大学被肢解了，院系被分散并入复旦、交大、同济等学校。其实，不但父亲是个高材生，金庸的两位伯父也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二伯是当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大伯是清朝的秀才。在当时的落后的中国，查树勋是典型的精英，中西结合的人物。据称他曾鼓励金庸说，你表哥徐志摩读剑桥，你以后也要上剑桥。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说，叫做《圣诞颂歌》，内容是讲一个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想想看吧，一个出生于 19 世纪的中国的父亲，给孩子过圣诞节，送礼居然能送出狄更斯的小说来，还不是《双城记》《雾都孤儿》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是到今天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圣诞颂歌》。你能看得出这个父亲的视野和文化品位。到今天，我们很多父亲都送不出这样的礼物来吧。查树勋在乡里办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资料里，没有发现恶行，而是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比如他晚年花大力气办“义庄”，出力周济宗亲，兴办教育。他给金庸送书，让儿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财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根据《文史月刊》赖晨文章介绍，查家把 1000 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请地方官把这些田另立了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是上好的良田，旱涝保收的。扣除赋税和损耗后，一般每年可收租谷 3500 石，变卖后按月周济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会视年成的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查树勋热心办学校，从义庄拿出了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让人感慨的是，他后来就是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被枪毙的。当时他们镇的金竺庄上有一个穷秀才，叫杨良丰，儿子杨德举考上了震旦大学，杨良丰太过激动，发病死了。由于家里太穷，只能用破箱子改了棺材，遗体停在房里。查树勋听说之后，带着管家前往，重新给杨秀才置办了棺木，从查氏的田地里划了一块作墓地，从义庄出钱安葬了杨秀才。之后又资助了杨德举的学费。杨德举毕业后曾在南京银行任职，后来又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变故发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搞“杀、关、管”。镇反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查树勋的罪行，但他一贯为人很好，周济乡里，受到尊敬，没有人揭发他。最后，邻村有一个残匪出来揭发他窝藏枪支。最终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四个：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决定以不法地主罪，予以枪决。 “抗粮”是怎么来的呢？目前看到最详细的解释，是 1948 年解放前，当地受了灾，国民党政府又要抓粮，催征催收。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农协会组织“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查树勋是地主，当然也成了“抗粮”的对象。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收公粮，查树勋的粮在佃户手上，自己的义庄便少交了。所以说他“抗粮”根本是个错误。后来 80 年代纠正了。其它的几项罪名也都是不实的。 1951 年 4 月 26 日，查树勋被枪决。当天，不换衣服，不赏酒饭，绑到龙头阁小学操场， 4 人一批，立即枪毙。人被处死后，妻子顾秀英才知道消息，赶来时丈夫已横尸操场边。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头。后来几十年间，顾秀英一直多方奔走申诉，称丈夫无辜。金庸当时正在香港《大公报》上班，听到消息，悲痛万分，哭了好几天。很多年后，他在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了这件事：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就是金庸的小名。 30 年后，金庸的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 1981 年，邓小平有了那一个著名的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很快地， 7 月 18 日，他接见了金庸，地点是在大会堂福建厅。交谈中，他提起了金庸父亲的事，表达了歉意，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最后说一句，金庸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父亲总是缺位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找爸爸。大家可以去读熊太行的相关文章。杨过找爸爸，乔峰找爸爸，段誉找爸爸，虚竹找爸爸，石破天找爸爸，张无忌找义父。所有人都在找爸爸。在写这些小说的时间里，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那本《圣诞颂歌》，他一直带在身旁。 ---六神磊磊：金庸小说为什么永远在“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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