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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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前

49年后中南海的陪舞制度香港评论家林保华先生曾回忆说他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于1958年从市区搬进西郊，他发现每到周末傍晚时分，就会有漂亮的女同学在校门口集合，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来自部队文工团，然后来一部游览车把她们载走。听其他同学说，她们是去中南海陪首长跳舞。除了女大学生外，陪舞的主要是军队文工团团员。她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便于调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2010年大陆出版的由权延赤编写的《走进周恩来》一书中说，这个打着让中共领导人放松、锻炼身体的“活动”，实则是给中共高官提供了“出轨”的便利条件。书中描绘了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层舞会：一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书中还描写中共前领导人高岗在跳舞中“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另据香港《凤凰网》刊登的中共战友歌舞团原作曲家崔维聪的文章，也介绍了1955年元旦参加中南海舞会经历的场面。他们一行人被领进了神秘的春藕斋舞厅，从晚上17点到凌晨4点，不停地演奏了长达10个小时。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恩来来到舞厅，并马上被陪舞的女舞蹈演员们围住，争相要求与之跳舞。而毛在与陪舞的文工团团员跳累后，就会领一个喜欢的女舞伴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按照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中披露的内容，这种舞会几乎专门是为毛准备的，其利用中南海舞会之便糟蹋的女文工团员数以千计。据说，这些被糟蹋的女文工团员，事后会被秘密送到远离人烟的大山或海岛，以免坏了毛的名声。网上有帖子曾曝光部分已经公开身份的曾经专门负责陪伴毛跳舞的女伴，除了上述几人外，还有：毕业于延安俄文学校的何理良，16岁由上级指派给毛陪舞；《西游记》中扮演观音的左大玢，1956年13岁首次见毛时被看中，16岁开始，毛每次到长沙都被指定陪舞；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陈惠敏，14岁被选中陪毛跳舞；空政文工团刘素媛，18岁被选入宫陪舞：徐宝风，1956年16岁参军，在杭州疗养院指定陪舞，1959年调入中南海专用后宫海政歌舞团…… 之前《中时电子报》曾报导，中共元帅彭德怀不好色，当他得知公安部统辖的公安军有个文工团，团员经常去中南海陪舞，其中很多是来自部队文工团的女兵，就大骂主持遴选女兵的萧华、罗瑞卿，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对此提出异议。尽管其后该文工团被迫解散，但这也成为彭德怀在文革被打倒的一个罪状。 ---美女陪侍高官起自延安歌舞团副团长被枪决背后作者: 林辉

6小时前

这阵子叶子龙和李银桥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叶子龙逐渐占了下风，李则借机夺权。李银桥向毛和江青告了叶子龙的许多臭事。毛没有讲什么。可是江青却经常对别人骂叶子龙，说叶脑满肠肥，饱暖思淫。毛最后无法坐视不顾。以后，毛交女朋友所用的钱不再放在叶处，改交李银桥管理。这是叶子龙和李银桥交恶争权，李取得胜利。这一段时间，叶时常同我发牢骚，说：“给他办了这么多年的臭事，弄得这么一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我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 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去正视毛和这些女孩子交往背后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我不想知道实情。叶跟我说了不少事，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风流事。 ....... 李银桥逐渐取代了叶子龙的总管地位以后，与一位女工作人员要好起来。上海会议期间，两人打得火热。常常在毛没有起床时，一起离开火车，乘汽车到锦江饭店买东西。有一次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去城里开会，毛叫李，李不在。等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个女人捣鬼，你是干什么吃的。” 当时柯庆施大吃一惊，认为叶子龙、李银桥过于渎职，长此下去，为毛的安全担心。柯同北京市长彭真讲了，也告诉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于是动议将汪东兴调回来。叶子龙回到北京以后，对毛和江青十分不满意。如前所述，他认为毛用各种方法给他难堪。叶说：“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么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得这么个下场。” ...... 汪这次回来是看准了毛的意图。毛这时对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很不满意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一组的老工作人员，而且给毛办过不少事，毛不好开口让他们走，所以要用汪来搞叶、李。当然大家并不知道，一组整风的幕后操纵人是毛。汪对这两个人也很不满意，因为以前这两个人在毛的面前讲了不少汪的坏话，害得汪被下放四年，所以汪正好利用这机会整整他们。这次他一回中南海，便展开整风行动。 ---摘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6小时前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林彪的“散记”里，有军国大事、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其中就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林彪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二是，“自我崇拜”。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三是，“忌才”。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四是，“捏造”。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第一策是“拥”。林彪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第二策是“顺”。林彪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第三策是“默”。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李根清）

7小时前

换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大批人被划入另册。到了“文革”后期，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不少人戴着“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被赶进了“黑帮”队伍，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子女。当时他们的子女不要说与参军、升学、招工这类好事无缘，随着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喊越高，就连谈婚论嫁这样的人生大事也都成了难题。女孩子的婚姻还好说一些，不惜把自己的条件一再降低，找个好成分的家庭一嫁了事。男孩子可就难办了，家庭成分好的女孩子谁也不愿意嫁过来，就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也避而远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山东济宁，有民间媒婆走街串户后想出一条自以为绝妙的主意：换亲。具体运作流程是这样的：先把张家的姑娘介绍给李家，李家的姑娘嫁到王家，再把王家的姑娘转嫁到张家，就这样搞起来新社会的拉郎配，而且还要门当户对。假如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就给你介绍一家富农，你爹如果是个老右派，她就给你找一家历史反革命来搭配。其用意很明显，两家半斤八两，谁也不要嫌弃谁。对此，老百姓还给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三家帮”或者“三家转”。这里面还有两条潜规则。第一条是只能有女孩的家庭才能参加“三家帮”，因为你家拿不出女孩去交换，所以别人家不愿白帮你家。第二条是只要换过以后，不论女孩的遭遇如何都不能反悔。一家反悔，另外两家也跟着散伙。这样无形之中还显示出一种“连坐”的约束力。有需求就有市场。一家成功了，四邻八乡都纷纷效仿，倒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婚姻问题。最高兴的是那些媒婆们，一天到晚走东家串西家，吃完张家到李家。 ---“文革”时期，“黑五类”的子女结个婚有多难来源：文史博览

7小时前

连根拔遇罗克在 66 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 66 年 8 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7小时前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 ( 赵容 ) 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 “ 四 . 一二 ” 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 “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 ” 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 “ 锄奸 ” 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吴基民：采访顾顺章灭门案当事人中共特科成员洪杨生

7小时前

北京1934-39 年摄影：Marie Roberte Dolléans-Guignard

7小时前

1959 年 10 月，大饥荒已经进入“全面展开、由点到面恶化”的早期高峰阶段，一般可视为从局部性缺粮走向全国性大规模饥荒的开端高峰期。下图是1959 年，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夜景 1.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门前 2.上海人民廣場 3.上海外灘

7小时前

怀仁堂。张作霖吴佩孚

1天前

utu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818 ”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图：1966年，宋彬彬作为一名红卫兵领袖被选中为毛泽东佩戴红袖章。 Apic/Getty Images

1天前

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加腐败。刚过完一九六零年新年，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于一月七日召开。会议期间一如以往，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为了将晚会搞得热热闹闹，调来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江苏省歌舞团伴舞。上海京剧院、上海舞剧院等演出节目。大肆采购也是活动之一。上海市委为了使会议更加生色，在锦江饭店沿街的一排房子中，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参加会议的人和他们的随员。这些有脚踏车、皮鞋和上好毛料都是外面市场上没有的短缺货物，何况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市场上早已是货架上空空荡荡的了。 ---摘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天前

死人接二连三，但夹边沟并不是没有粮食，只是谁也不敢动：“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没有一个农场领导敢动国库粮，否则下场可能比“右派”更惨。 1961 年，“右派”陆续被遣返回乡，一名医生留下了：“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夹边沟记事·医生的回忆》）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半年才做完，正如这名医生所猜想的，也许农场领导并没有得到上级授意，只是下意识的一种掩盖“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多么可怕的习惯，无数的历史真相就是这样被掩盖的。 ---忆殇：来自地狱的哭声——夹边沟的亡灵

1天前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程丹：高干子女的海滩生活

1天前

1934年的素质教育大纲我对于“素质教育”这个词儿，一直不甚了解，及至看到一份 1934 年度的《淮安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后，才若有所悟。《大纲》分四部分：一、经费，二、生活，三、环境，四、口号。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二部分，亦即最有特色的“生活”部分。此部分下列五项“生活目标”： 1 、康健的体魄， 2 、科学的头脑， 3 、艺术的兴趣， 4 、生产的技能， 5 、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事实上，这五项目标犹如一只木桶的五块木板，构成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必需的五个方面。为了保证这五项目标的切实贯彻，大纲又详细制定了“生活的方法”，下分“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前者共 29 项，其中：一、每天做内体运动一次。二、每天整洁一次。三、每天写日记一篇。四、每天吃开水五大碗和豆浆一大碗。五、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时。六、每天看本埠和外埠报各一份。 …… 但没有提每天要做多少功课。我看到第五条“每天大便一次”时忍不住笑出来，笑罢又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说完了每天要做的事，接下来是每年要做的事。七、每年种痘一次。八、每年洗澡约八十次到一百次。九、每年和国内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 …… 可以看出，制定者很注意身心的平衡，同时也为了便于操作把每条内容都“数字化”了。《大纲》在规定了每个学生“每天”、“每年”要做的事之后，进一步扩大到人对环境的认识上。十五、要认识环境中最易见的动植物各十种以上，并且要观察各一种以上的生长过程及对人类的关系。十六、要认识每晚容易看见的恒星和行星十二颗以上，并能懂得风云雨露等自然现象的成因和人生的关系。十七、能欣赏名歌名画和自然风景。 …… 我看到第十六条时忽然心生敬意。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一颗星星。有时到郊外，站在夜晚的星空下，抬头仰望满天星斗，总要靠别人的指点才能分辨哪是北斗星，哪是牵牛星或织女星。此外还有五条颇具体的要求：十九、会唱十二首新歌。二十、会弄一种乐器。二十三、会制科学玩具及动植矿物标本各十种以上。二十四、会开留声机、电影机和无线电收音机。二十五、会摄影和冲洗晒印照片。 …… 而最后三条既实在又颇有意味。廿七、会运用十种以上的普通药品。廿八、要认识社会生活，并择一种构成社会生活之基本的工人生活，如，种蒲田者、瓦匠、木匠、铁匠……的生活，详细观察，并加记载，为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廿九、要学会游泳和撑船。此外，在“团体生活”部分，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内容，如，“每日轮流做主席和记录”、“每日轮流烧饭和抬水”、“每年长途旅行一次”、“养鸡五对狗两只”、 “捕灭蚊虫、并懂得蚊虫何以为人类大敌”、“征集社会的批判”等。看到这里，我不禁想：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进了这样一所学校，经过五六年的教育熏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以上这些内容，无不紧紧扣住开头的五项“生活目标”：康健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生产的技能和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具体切实而又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把学生培养成身心健全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透过这份《大纲》，能看出制定者的良苦用心：试图由此来建构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个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等的关系。而这样的教育 ---转自《难得书院》

1天前

广播找人 1948 年 5 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 10 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CCP 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 1949 年 10 月 17 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 5 个月，共 146 天。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 22 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 146 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 53 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 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 “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給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 20 年前那场持续 146 天的广播？ ---狄马：59年前的广播找人

1天前

2010年7月20日在毛新宇的工作单位——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时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上将为毛新宇颁发少将军衔命令状。摄影郭景良

1天前

1967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横幅: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

1天前

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与邱清泉在前线的一张留影

1天前

1952年去香港的通行证 1952 Chinese border-crossing travel document for entering Hong Kong.

1天前

孙明景于1934年拍摄的这张照片展现了上海的一个清晨。 A photo taken in 1934 by Sun Mingjing shows a morning in Shanghai.

1天前

揭起和平反共建國旗幟汪精衞與陳公博周佛海合影 1940

2天前

1.黎智英在镜头前咬下一口苹果 2.2021年6月香港警方进入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的总部。 3.人们排队购买最后一期《苹果日报》。一位购买者称他这是为了“纪念我们曾经在香港可以发表言论的自由”。 4. 2021年6月香港，人们在一个报刊亭附近排队购买最后一期《苹果日报》。

2天前

国共和谈在4月20日最后破裂，仍然在京的“中央各机关”开始紧急疏散。查阅1949年4月21日的《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500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300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30万元。中研院向台湾搬迁，从1948年12月起就开始了，几乎与故宫文物从南京迁台同一时间。但是不同的是，故宫文物是死东西，想搬就可以搬，而中研院最大的财富－－院士，都是活生生有思想的人。对于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国民党固然是全力抢运，但相当一部分的中研院院士，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度失望，不想随院所一起迁往台湾。就中研院而言，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内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 ---81位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60人－－作者：《扬子晚报》记者冯海青图：1948年9月，于南京北极阁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共48人出席。

2天前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派人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 1978 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洪常青”回忆：在秦城监狱放风时遇见江青－－作者：陈徒手

2天前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 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洪常青”回忆：在秦城监狱放风时遇见江青－－作者：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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