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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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钟前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35分钟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毛)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〇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56分钟前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报纸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见图） 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 “ 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现译《基瑞法案》，原文：GearyAct)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李鸿章出访美国 #晚清时期 #中美交流 #教育问题

1小时前

《东方红》缘起史考《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一首叫《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的粗又长。” 歌词豪放直白，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抗日战争期间，《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里点睛之笔是最后的一句，一语道破当时相当部分光棍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真实诉求及心机状态…… 后来，《东方红》变成专用，最初其实是从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开始的： “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东方红》最终定稿：“东方红，太阳升，……”此曲宜采用中速和真挚、质朴、崇敬的感情演唱，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实际上，在这首歌专属之后，还曾一度被狗胆包天篡改挪用过…… 这个民歌早期曾有过的其他版本，如： “荞麦花，香喷喷，哥哥世上你最亲。叫声哥哥摸摸我，呼儿咳呀，浑身上下一团火。荞麦花，落满地，尔格的年轻人真不济，一把拉我到洼洼地，呼儿咳呀，亲了个豆芽嘴。” 又如：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扛长枪，三哥哥长得是强又壮，把俺(e,陕西话)拉进了高粱地。”…… 这都是些露骨直白充满生活气息的有色小调。最初创作、演唱这些曲子的那些黄土高原农民们恐怕压根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曲子进化成威仪赫赫的庙堂之乐，它还被载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太空广播！（老股／网文）图：1967年《东方红》合唱

1小时前

毛泽东衣服打满补丁，生活简朴？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最著名的展品是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这被视为他艰苦朴素的铁证。但如果我们拆解其背后的材质与维护过程，结论会完全反转。这件睡衣并非普通老百姓穿的粗棉布或麻布，而是极高支数的优质棉纱或真丝乔其纱。毛泽东皮肤敏感，且晚年长期卧床，对触感要求极高。他只穿那种洗得非常软、没有任何硬棱角的旧衣服。这种面料在当时本身就是特供品。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他要的“软度”，新衣服甚至需要专门派人反复揉搓、洗涤，直到“做旧”成他喜欢的触感才能上身。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和内勤回忆，毛泽东的衣服破了，并不是由身边的服务员随便缝补的。衣服（特别是他喜欢的睡衣）破了，需要送到上海（当时中国纺织技术最顶尖的地方）或者由北京红都的顶级裁缝进行修补。要求“补丁要软”、“不能硌着肉”、“颜色要一致”。这意味着裁缝必须找到同年代、同材质、同褪色程度的旧布料来补，或者用新布料专门做旧。为了补这几个洞，动用的物流成本（专机或专列捎带）、人工成本（顶级裁缝）和时间成本，足够买一卡车普通老百姓的新棉袄。这叫“以节约的名义进行的极致浪费”。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穿的那套中山装，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是经过顶级大师人体工程学改造的“特级定制”。北京“红都服装店”（原为专门服务中央首长的第12服装加工部）的首席裁剪大师田阿桐，是毛泽东的御用裁缝。田阿桐是当时中国裁缝界的泰斗。为了给毛泽东做衣服，他必须在半夜被接到中南海（甚至只能在远处目测尺寸，不能近身测量，后期才允许量）。毛泽东体型特殊——溜肩、肚子大、脖子短。如果穿普通的中山装，会显得窝囊、不精神。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装”）：垫肩：特制了弧形垫肩，把溜肩“撑”起来，显得魁梧。领口：加宽、加尖，以掩盖颈部松弛的皮肤和短脖子。口袋：上移口袋位置，从视觉上掩盖突出的大肚子。衣长：前后衣片长短不一，以适应他挺肚子走路的姿态。这根本不是普通衣服，这是通过服装设计来重塑领袖威严形象的顶级工程。其设计费和打版费在市场上是无价的。毛泽东的衣服看起来不光鲜，是因为他不喜欢“光面”的布料，但这不代表布料便宜。 1956年，为了迎接中共八大和出访苏联，中央办公厅特别指示相关纺织厂研发一种“挺括、不皱、透气”的面料。这种面料后来被称为“毛凡尔丁”或“12号料”（因为是第12服装部专用）。它是用澳大利亚进口的顶级羊毛织造的，但表面做了亚光处理，看起来不显山露水，实则质感极佳。所谓“简朴”，是建立在“绝对舒适”基础上的。如果一件衣服虽然新，但穿着不舒服（比如化纤、硬棉），他会立刻扔掉。他留下的旧衣服，本质上是因为那是经过时间筛选后最舒适的“奢侈品”。心理学分析认为，毛泽东晚年有强烈的 “恋旧癖”。他不喜欢环境变动，不喜欢新东西（包括新鞋、新笔）。他穿旧衣服更多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生理上的触觉依赖。即使在国力恢复后，他依然拒绝穿新鞋，新鞋要让警卫员先穿软了他才穿。这显然不是为了给国家省那一双鞋钱，而是为了他不磨脚。 ---重评毛泽东（生活篇2）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本书的考证图：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展出的毛泽东有七十三个补丁的睡衣。

1小时前

2003年SARS疫情爆發，中國北京郊區十三陵附近的一個村莊禁止外人進入。（圖／法新社）

#SARS #北京 #疫情

2小时前

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摄影才华

2小时前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隶属解放军海航某师的飞行员，海航某师是解放军战力相当强盛的空军作战师。刘承司是第一个驾战斗机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对海峡两岸的震撼极大。刘承司得到台湾当局颁发的1000两黄金的嘉奖，而他所隶属的解放军海航某师也因此被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据说，刘承司是听了敌台－－－台湾的“空军玫瑰”的广播。台湾空军专设了对大陆地区广播的空军电台，其中有位女播音员叫陈孟华，声音甜美而富有磁性，绰号“空军玫瑰”，她在广播中不断播报从大陆来台的飞行路线和联系方式，以及避免台湾空军将其击落的方法。图4：刘承司在台湾结婚照

#解放军 #飞行员叛逃 #台湾 #米格-15战斗机 #海峡两岸关系

3小时前

蒋方良(蒋经国妻子,原名费娜·瓦赫列娃，出生于白俄罗斯）)为“克难英雄”戴花，台湾，1951年摄。

17小时前

赤脚穿草鞋，踮脚望着鬼子来。参军要参新四军， “大五”票子崭崭新。穿的是绸，吃的是油! 打起战来不要头…… 多少年后，在我的家乡还偶尔会蹦出中共在抗战时期诱惑乡民们的这首“四爷”(家乡人当时对新四军的称呼)招兵买马的宣传语。这样极度诱惑流氓无产者的宣传语其实一直伴随中共成长的全过程。 ---在受尽“四爷”诱惑的土地上抚摸抗日作者：江枫

19小时前

1960年4月，周访问印度，周恩来依然彬彬有礼地关照女主人

19小时前

1949年，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左）与蒋中正（右）见面。(AFP via Getty Images)

19小时前

1967年缅甸反华势力打死打伤中国同胞回国

#缅甸 #反华 #打死打伤 #中国同胞 #1967年事件

19小时前

约1935年，成都一家缝纫店铺。福尔曼摄这里左起五张笑脸分别是：咧嘴而笑、狡黠一笑、捂嘴而笑、抿嘴而笑、莞尔一笑。

20小时前

“文革”期间也有“乱收费” “文革”期间，某些“服务”，却是要向接受服务者收费的。例如，枪毙人，公安机关要向家属收取子弹费。再例如，开着汽车抄了你的家，可以向你索取汽油费。枪毙人而向家属索取子弹费的事，我是亲眼见过的。那是“文革”后期了，我已十来岁。一天，听说邻村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杀了人，被县公安局抓走了。这小伙子常来我们村与同龄的伙伴们玩，我们这些小弟弟也总跟在他后面。他脸上总带着笑，给人的感觉是和善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忽然听说他杀了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那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他就在一个雨夜把这姑娘的未婚夫杀了。他一定认为，这未婚夫一死，自己就可以娶到这姑娘了。我想，他爱这姑娘一定是爱得很深很深，不然，不会头如此昏、心这样狠。不久，他被枪毙了。村中人用板车把他的尸体拉了回来。这样的死，按习俗是不能进祖坟的，只能埋在乱葬岗。板车停在乱葬岗边时，我们村一群孩子都赶去看。尸体连头一起裹在被子里，只一双脚露在外面。在现场，我从大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两件事。一是尸体上有七个枪眼；二是领取尸体时向公安局交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七个枪眼是因为行刑时向他开了七枪。七枪并不是同一个人打的，是好几个人共同打出了七个枪眼，至于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行刑，是因为他们要过枪瘾。我记得大人们谈论这件事时，语气是平静的，并未让我感到丝毫不满。我现在明白，即便亲属对七枪心怀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也并未对七个枪眼感到不解，只觉得反正是死，一枪和七枪有什么差别呢，潜意识里或许还有对拿活人练枪的羡慕———我毕竟是“文革”时期的孩子。子弹虽用了七颗，公安局却只收取一颗子弹的钱，按当时的规定，公安局并没有“乱收费”。其实，他们就是向家属索取七颗子弹的钱，甚至连拘押期间的伙食费都要家属交上，家属又岂敢有半句怨言。 1949年以前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倪复生，“文革”期间受到王洪文、朱永嘉等人的残酷迫害。倪复生在被拘押期间，受尽各种方式的拷打、凌轹，但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英勇不屈的倪复生，就这样在毒刑的凌辱和煎熬下，活了下来。在他本人遭受迫害的同时，他的家属和战友都遭到了株连。他所在的这个地下党支部，就有三个人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先后被抄了三次，其中一次是几十个人从隔离室押着他乘坐卡车去的，因此从他的工资中扣去了30元零六角的‘汽油费’。”（《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 ---亲历：文革中公安枪毙人后向家属索取子弹费

22小时前

1946年中华民国全民普选记实我记得投票是安排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市内设了多个投票站，选民分区，分段就近投票。那时成都广播还不普及，只好把抗战中的防空警报用来派上用途。早上八点，一声长哨，表示投票开始。到下午四时，又一声长哨，表示投票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请选民抓紧时间去投票站。到下午五点，再一声长哨，投票即宣告结束。经过八年抗战，当时成都市民都是非常文明守秩序的，而且大多数人对政府是支持的。所以不仅投票率高，而且井然有序。我看见许多人都是全家高高兴兴地去投票。一种公民意识，无人说教，却蔚然成风。我当时虽然没有选举权（不是因为是“反革命”或“四类份子”，而是年龄不够），也穿着一身整洁的童子军装，戴上肩章、臂章、船形帽、兰白领巾，一副“小公民”的样子，随着家人去到投票站门外。投票站外也根本没有什么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是和颜悦色地引导着选民进去投票。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姐姐还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弟娃快快长，下次投票欢迎你早点来”！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大姐姐亲切的样子。但我直到今天已是垂暮之年，却从来也没有拿到过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选票”，当然也就更没有机会去行使一个公民应行使的神圣职责。这既是我、也是所有中国普通民众最大的不幸与悲哀！最后，孙震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高票当选。徐子昌获得近百分之三十的选票。关麟征位居第三。几位候选人选后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度。获胜者孙震向选民鞠躬致谢，话语非常谦卑，没有任何骄狂之态。落选的都承认失败并向当选者表示祝贺。没有谁说选举不公正或互相攻击的话。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那些开口就说什么“中国民众素质差”，闭口什么“民主普选不适合于中国”的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事实更证明说这种胡话的人，其素质才是最差的。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真正全民意义的民主普选，时间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少年时代的我，当时还并无当家作主投票的权利，但“童子何知”能“躬逢其盛”，至今回忆起来，犹觉是一大快事。而更具重大意义的是1946年11月15日，由全国民众普选产生的1361位国大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并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2月25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该法于中华民国三＋六年（公元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成了中国第一部实行民主宪政的庄严宪法。此宪法直到今天仍在台湾有效地实施。保证了台湾民众享受民主、自由的合法权利，更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楷模。 ---终身难忘：亲历１９４６年中华民国全民普选记实作者：严家伟

#1946年 #中华民国 #普选 #投票 #抗战 #成都 #广播 #防空警报 #选民 #政府

22小时前

毛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邱会作说：“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邱会作回忆录》）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页798）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页788）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和毛泽东同样高兴的是“四人帮”及其一伙，还有汪东兴，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这种“高兴”，是远离人性的，但是，却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面对林彪死亡，高兴的是极少数。 “叶剑英看到他们（指”四人帮“）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姚文元红着脸叫：‘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李作鹏回忆录》，页511）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后真实反应》）黄永胜则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妈的！跑什么跑？！”（《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63）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对以上的这些态度简单地加以分析，很容易发现，凡是与毛泽东靠得近的，是高兴，干杯。显然，这离开正常的人性实在太远了。与毛泽东离得远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或大惊，或大骂，或彷徨，或不知所措，这是人之常情。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为毛泽东，胜过自己亲兄弟的“亲密战友”死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样突然，那样惨，一家人几乎死光，作为掌门人，作为“一家之主”，能高兴得起来吗？笔者试着揣测毛泽东高兴的原因有四：其一，林彪死了，确确实实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员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完满地实现了。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现在正好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一起死掉了，几乎满门死光，免除了后患，特别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遗憾的是，林豆豆没有听命令，不和他们一起上飞机。不过，这已经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结局了----毛能不高兴吗？第三，纵观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毛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但是，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罗织罪名，编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权势压服。毛整人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帽子，只有这顶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刘少奇式”，需要查档案，找证人，编材料，连懵带骗，劳神费力，还破绽百出。现在，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可以加一顶“卖国贼”，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他要是死在国内，就无论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难打倒他。而且，对林彪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在毛手里，他清心寡欲，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特别被动的是，刚刚两年前，是毛泽东提名把他写上了党章，成为了毛的什么“接班人”。不用“叛徒”这个“杀手锏”，把他除掉实在是不可能的。----毛能不高兴吗？最后看四（这也是一个推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但是却是必须有的推测）：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理由，可是又必须把他除掉。毛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最后，请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诱出北戴河，诱使他上飞机，然后，让飞行员强行起飞，这时，毛的计谋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毛还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飞到中国国境以外。周恩来、汪东兴还向毛请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简直煳涂透顶！为了双保险，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绝对保证飞机只要上天就永远不可能活着下来。现在，毛的计谋完满实现，林彪一家被烧成了灰，抛尸外蒙古的黄沙之上。飞行员也一起命赴黄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学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不过是陪衬，真正使毛“其乐无穷”的，是与人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哲学的真谛。今天，毛与林彪奋斗，把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对手打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么能不特别高兴？邱会作将军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份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份量特别重。发生‘913’，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913’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628）邱会作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17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86－787）邱会作将军的判断没有错，林彪死后的历史确实如邱会作预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剧目比邱会作想像的还要多得多。最后，竟然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陈　昭

22小时前

西充兽防站繁殖耕牛创全国纪录两头种公牛四月配种八干多头 ---1958年

#西充兽防站 #繁殖耕牛 #全国纪录 #种公牛 #1958年

23小时前

朱德秘书陈友群的发言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有个人英雄主义、唯我独尊的思想，后来逐步发展为领袖欲，要当党的领袖，国家的领袖。国际的领袖，晚年支配他的是帝王思想。他青年时候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肖三同志回忆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诗句已经流露出来。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二九年夏到闽西以后，就有争论。当时派来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讲话按本本，有单纯军事观点。下面的军官多数愿与朱总接近，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这说明朱总和士兵的关系好，得人心。毛主席则不同，他爱骂人。付柏翠（当时红四军第四纵队的司令员）在回忆中说："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因副官分给杨至诚分给毛主席的房子不太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历害。"当时陈毅同志也说："毛主席脾气不好，会骂人，我都怕他。"由于朱总在士兵中威信比毛主席高，毛主席有嫉妒心，这是他们之间"不和"的原因之一。其次，还同林彪的挑拨有关。林彪在二九年春向闽西进军中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攻击朱总接近官兵是拉拢下层；把朱总在向官兵讲话时说到将来还会拿下大城市、解放全中国的鼓励话说成是讲大话；把朱总在战斗中机智勇敢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把朱总在讲话讲到高兴处爱提一提裤子以及平时穿着破旧说成是流氓游击习气。毛主席接信后不向朱总及常委内部征求意见，即将此信印发大家讨论，并在同朱的争论中以此批评朱。朱不同意，说：大家说我大炮，我是鼓励士兵；大家说我是拉拢下层，我是接近下层；我讲话高兴时爱提一提裤，这是平民化。朱也批评毛有家长制，爱训人。毛不同意，说"这叫书记制。我这叫慎密计划，严厉督促。"一路上互相有争论。六月八日在白沙，毛主席写了《在前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认为当前主要矛盾是前委和同军委的矛盾（军委书记是陈毅、军长是朱总，毛是政委和前委书记），要求调动工作，离开部队。这时林彪写信支持毛，毛在六月十四日给林的回信中说：他在收到林的信后得到了很大的鼓励。一、二、三次反围剿朱毛共同策划，指挥以朱为主。第四次反围剿毛已离开部队，由周、朱直接指挥。这次胜利比前三次都大，后来在谈到胜利原因时说是毛的军事思想的影响，未提周、朱功绩，这是很不公正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指挥大权在李德手中，总司令有不同意见，常摇头，李德就拍桌子，强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作战命令，指挥部队。毛的军事著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到《十大军事原则》，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朱、周、彭、刘、邓等的智慧和经验，不是一个人独创出来的。五零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总之，他从个人英雄主义，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据一个同志说，周总理逝世时，他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谈这些是痛心的。目的是要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吸取有益的教训。 ---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

#毛泽东 #个人英雄主义 #朱德 #党内斗争

23小时前

国军用餐

23小时前

毛泽东不喜欢坐飞机（1956年后基本不坐），火车成了他巡视天下、指挥政治运动（如南巡）的主要工具。你以为“专列”就是一列火车吗？不，那是一个车队。压道车（先行车）：在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前方几公里处，永远有一列“压道车”先行。它的任务是“趟雷”。如果有炸弹、铁轨松动或埋伏，先炸它。它还负责驱赶沿途的闲杂车辆和人员。主列车：毛泽东本人乘坐的列车。通常由10-12节车厢组成。备用/后卫车：有时后面还跟着一列，装载警卫部队或作为掩护。为了保密，专列的外观刷成和普通客车一样的绿色，混在车流里看不出来。内部装修极其考究。车厢多为东德或西德进口的高级公务车改装，避震性能极佳（为了让他睡觉安稳，甚至停车起步都要练到“水杯不洒”）。在60年代，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连电扇都没有，专列早已配备了全套进口空调系统，保持恒温。有主卧室、办公室、宽大的会议室（可以开政治局会议）、理发室、医务室。毛泽东不习惯睡火车的窄铺，也不睡弹簧床。所以车厢里特制了一张巨大的硬木板床，占据了卧室的一半，供他放书和睡觉。当专列启动时，沿途的安保措施堪称“甚至不惜瘫痪交通”。专列经过的铁路线，所有其他客货列车必须无条件让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为了让专列通过，某条繁忙的干线（如京广线）要全线冻结，无数普通列车被扣停在侧线，乘客被关在车里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只为了等待那几十秒的呼啸而过。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不是夸张。在专列经过的沿线（几百甚至上千公里），地方政府必须调动大量的民兵、公安和军队。背对列车：警卫人员按规定站在铁轨两侧，背对铁路，面向外侧（监视可能靠近的人）。每一个涵洞、每一座桥梁，都有专人24小时死守。毛泽东一次南巡，可能需要动用数万甚至十几万人的警卫力量在沿途站岗。这种人力成本是天文数字。毛泽东晚年疑心病重（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的专列行动极其诡秘。他不按时刻表走，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有时停在荒郊野外的专用支线上睡觉，周围部队就得把那片野地围成铁桶。甚至连铁道部部长有时都不知道他在哪一节车厢，或者列车到底开向哪里。这列火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是毛泽东躲避北京政治漩涡、在幕后操控局势的碉堡。 1971年，为了对付林彪，毛泽东坐着专列一路南下，在火车上召见各省军政大员“吹风”。这列火车成了他的移动指挥部。他在车上接见诸侯，试探忠诚，布置陷阱。在林彪之子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里，策划刺杀毛泽东的方案之一就是攻击专列（如炸桥、火焰喷射器）。但毛泽东利用专列的机动性，突然改变行程，狂奔回京，让林立果的刺杀计划全部落空。这辆专列，在物理上救了他的命。毛泽东的专列，体现了中国特权体制的一个核心悖论：宣传上他走遍大江南北，去视察祖国的大好河山。实际上他被封闭在一个移动的、恒温的、无菌的铁盒子里。他透过防弹玻璃看到的“祖国”，是被警卫清场后的真空地带。他听到的隆隆车声背后，是被迫停运的无数货车和被堵在车站焦急等待的无数百姓。这列火车，满载着一个人的绝对安全与舒适，碾压着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呼啸而过。这就是“专列”二字背后沉甸甸的含义。 ---重评毛泽东（生活篇2）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本书的考证

23小时前

【征兵广告】两个时期两种不同的征兵宣传： A、家有壮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家卫民。 B、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

1天前

胡耀邦的疑惑：主席晚年天天看《金瓶梅》？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 ---文/徐中远来源：北京晚报

1天前

民间史料：1960年的绝笔书。（书写者李筱峰告诉孙女李桂芳家乡正遭受饥荒的情况，作为绝笔。），李筱峰，安徽巢湖人，在写完这封信第二日，因饥饿而亡。 (最下一行是其孙辈的补注）

#民间史料 #历史记录 #绝笔书信 #饥荒

1天前

1967年北京举办横渡昆明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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