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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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上海疫情《封门》

1周前

《纽约时报》今天发表的文章正是如此报道的：特朗普最初倾向于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但在2月18日的战情室会议上，万斯认为有限打击是个错误，并力主如果打击伊朗就“速战速决”，这促成了与以色列联合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国会山报》和其他媒体证实了这一报道；万斯办公室尚未公开否认。消息来源是匿名官员，这是《纽约时报》的惯例。---Grok

1周前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最初的焚书 1950年中共已在“焚书”——法西斯式统一思想。1950年9月全国出版会议，中共政府发布〈肃清资本主义反动思想及封建思想的出版物决定〉。商务印书馆50年出版的1.5万余种书籍，仅留1354种；中华书局出版的万余种书籍仅留下400种。1951～52年，上海销毁书籍230吨，包括不少古籍。全国城乡收书焚书，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广州）收集焚毁书籍数十万斤，经史子集、明版殿版、珍版抄本、县志族谱，甚至小说掌故。 1950年“焚书”，1957年升级“坑儒”——反右。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届二次大会，毛泽东狂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毛泽东确实气魄甚大，但这样的气魄已近疯子。中国的可怜在于无法及时中止毛泽东的疯狂，只能等他人亡政息。更可怜的是：至今仍在维护毛崇拜——尸供纪念堂。 ---可怜的中国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1970 年宪法修改草案第二十六条： “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1周前

1960年【人民画报】刊登的民歌。

1周前

1.1938 年一位年轻士兵，武汉； 2.汪兆銘政権和平建國軍士兵，1943年。

1周前

1958年的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集训的民兵。

1周前

毛泽东亲手培养的“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创伤。无论夏桀和殷纣，无论周厉王和秦始皇，也无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都比不上“党文化”对整个民族伤害之深，这是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毛泽东比古今中外所有暴君都高明的地方是：他不单靠杀人立威，而是“群众路线”，他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两种选择：或是斗人，或是被斗。因此凡是斗争运动一来，为了免于被斗，便只好去参加落井下石的“义举”。所以历年的思想斗争运动，虽然被斗的对象很少，但多数参与斗争的人，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而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震慑效果：使中国人都成为匍伏在他脚下的奴隶。 ---李洪林（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图：李洪林

1周前

陈诚：军事的成败，和民心的向背，有决定性的关系，这也是家喻户晓的道理。江西人民初则怨我而迎共党，继而无不恨共党刺骨，但他们虽恨共党并不助我而助共党，因为他们怕共党，甚至连话也不敢和我们说。他们深深知道共党和我们的作法不同，人民帮了共党，被我军捉着，大不了治他一个人，如人民帮了我，被共党捉着，就要株连全家。这就是人民恨共党却还要助共党的理由。今日大陆之共党，对于人民的控制，其毒辣严密，远非盘据江西时代所可比拟。 ---陈诚：反攻大陆的未来是民心向背不能失去信心

1周前

那年暑假，不许学生返乡，让留在学校，半日学习“反右倾”文件，半日休息。这样做，不是怕学生回家挨饿，而是怕知道了那些惨象影响思想。秋期开学不久，母亲去看我，因为长时间得不到音讯，不知道我已饿成什么样子。家乡到学校，将近一百里。母亲是用一双小脚，一步步走到学校的，五更上路，黄昏时走上卧龙岗，进了校门。见到我时，她的鞋底已经磨透。本来可以顺路坐五十里汽车，她不，为了少花四角钱。为看我，父母三天当中只喝稀饭，省下六个比墨水瓶稍大的玉米糁窝头，让母亲路上做干粮。那时，饥荒已经减轻，每人每天可分得一个窝头。见到我时，窝头还剩两个。为看我，母亲出发前，偷偷挖出埋在当院捶布石下的黄铜茶壶。那祖传的物件儿已经埋了二年。因为埋了，才没搜走，干部为追出茶壶，多次威逼、训斥父母。母亲用旧衣服把它包严，悄悄出村，走到半路的一个集镇上，作废品卖掉，卖了八角五分钱。路上，母亲连二分钱一碗的开水也没买，把钱全都给了我。为看我，母亲给我准备了一兜儿晒成半干的熟红薯。那红薯，都很小，最大的也没有擀面杖粗，显然是在地里捡拾的。捡拾这些红薯，必须避开干部；干部碰上，不仅收走，还要批斗。蒸熟这些红薯，也要躲过干部的眼睛。晾晒这些红薯，更不能让别人看到。为了积攒那一兜儿红薯，父母一定度过很多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母亲解开那个兜了红薯的旧土布包单，对我说：“这东西，不要多吃。吃多了，难消化。”我当即吃了一个，很甜，越嚼越甜，似乎从没吃过这么甜美的食物。我问村里情况，母亲只凄然一声叹息，不愿多说。她不忍让我知道，我的爷辈、叔辈、同辈的乡邻近半数都在饥荒中死去…… 只住一夜，母亲就要回去。她怕多住一天我的饭票就少一天。走时，只带了来时剩下的那两个窝头。两个小小的窝头要支撑她走一百里路。我要用饭票换两个馒头给她，她坚决不，说，走到晌午，到哪村的食堂里都能要来一碗稀饭。我想让她坐五十里汽车，她坚决不，说，能走来，就能走回去。我想送她一程，她也不同意，说，不要耽误上课。她离开学校时，天正下毛毛雨，地上已经有了泥。她淋着雨，顶着风，用那双穿着透了底的布鞋的小脚，一步步走下卧龙岗，走进风雨迷蒙中。临别时，她嘱咐我：“好好上学，别挂家。”我估计，按来时的速度，要摸半夜黑路才能到家。路上，要过一条没有桥的河…… ------"古典的原野" 周同宾

1周前

图1：2011年2月参加元宵音乐会，2011年12月30日成为最高司令官；图2：2026年 02月24日，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金正恩作纲领性结论。

1周前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湍流中的一块礁石，曾为局中人的赵紫阳，自然更深刻体会到政改之难。1991年10月，他无限感慨地摊出自己思想上未能解决的难题：一、又要改革，又要保持禁区，难呀！二、又要提高经济效益，发挥积极性，又要保持就业搞稳定，难呀！三、在“老人政治”控制下，要尊老，又要改变老人旧的思维模式，难呀！（26页）这位至今不为中共所容的前总书记实为真正的拥共派。他不仅认为“在发展中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多，没有一定的集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领导，难以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些国家不宜实行多党制，否则会造成混乱，改革也难以推行。”（1991年，25页） “党的干预控制不改变，进行改革确实难。但如果没有凝聚力也难。”（26页）在他被软禁6年之后仍然认为：“中国不能出现权力真空，共产党不能瓦解，那样，中国就要出现混乱，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否则中国会出现动乱，就要倒退，外国虽不希望中国强大，但也不愿意中国乱。”（1995年5月，165页）赵建议先扩大党内民主，重大决策经由政治局，常委应是执行机构。（147页）不赞成搞第二、第三梯队，找接班人不能冲破关系网和垂帘听政，“我们还没有找到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148页） “过去我们……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形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38页） “一切社会弊端渊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第311页）“政府管得越多，腐败就越厉害，经济效益也越低。……党政愈不分，民主法治也就愈建立不起来。”（第34页）他认为在一党制下，可学走香港道路，先开放舆论与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对领导人公开监督，没有民主，但有自由。（1993年4月，84页）自由与民主可以先分开，而且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至于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目前可先不提。”（2003年，344页） 1995年5月，赵提出一系列中共自我更新措施：一、改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民主不能只是手段；二、改内定性模式为公开性模式，党务公开；三、改党务工作的权力化行政化为民主化指导化，让工农有高度自治权；四、改舆论一律为公开监督，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五、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废除旧的意识形态，用邓的改革开放理论统一思想。（167页） ---赵紫阳晚年对国是的深度思考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苏区的红色恐怖有了极端的理论，就会有极端的行为。1932年4月11日，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苏区酃县）把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因为苏区领导人张闻天有这样的指示—— 在某种条件之下，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富农等反革命分子的慈悲、宽容与公平，对于我们苏维埃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存在的。……必须把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张闻天还有更突破底线的“法律观念有害论”—— 必须经常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公略县裁判部长王法典稍微讲一点事实依据，被苏区“司法部”认为有“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 判破坏扩大红军的分子表现动摇，对群众要求杀的拖枪逃跑的分子，表示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不是说要送上级批准，就是说材料不充分，或是判很轻，以致抑低群众的斗争热枕。 ---从“不容匡正”到红色恐怖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根据革命需要办案张闻天：一切反革命的案件，我们不能常常寻找到法律的根据，我们应该首先依靠于当时同反革命斗争的革命的需要，来处理这些案件。苏区领导人认为司法人员毋须多少法律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就可以了：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的给犯罪者以应得的处罚。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起，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苏区司法人民委员（司法部长）梁柏台：以后的案件应随到随审，非有特别事故，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天，就要解决。赤史留痕，血泪证谬，如此这般只要“阶级感情”的革命，还希望“革命自有后来人”吗？能有“后来人”？谁愿成为这样的“后来人”？谁愿继续秉承这的“初心”？文革后，中共不也打出“依法治国”旗号？能以“坚定的阶级立场”治国吗？ ---从“不容匡正”到红色恐怖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1912年民国元年大选各省数据參議員，22行省，每省各10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學會選出8名；各地華僑選出6名。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274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80萬人口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10人，人口不足800萬的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22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46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10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為一屆，三年一選。選舉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定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596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840人。

1周前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1949 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 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 万件。亲历者浩然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延安时期的“芳华” 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1958～1960年的大跃进，祼呈中共低层次——不懂装懂、粗鄙蛮干。基建大跃进体现为“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1958年10月后，为加快进度，随意修改基建设计、使用替代材料，突破规章制度，造成许多质量事故，不少新建厂房垮塌。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上年135人）；其中，工程结构倒塌117人（上年3人）、高空作业跌落70人（上年38人）。最不能玩虚的水利工程也搞“大跃进”。还有更可怕的公安大跃进、科技大跃进、教育大跃进、交通大跃进…… 中共从上到下，政治第一，造就一支不懂经济只懂政治的官吏队伍，成为1950～1970年代政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的社会土壤。如果中层官员、基层干部稍有抵触，毛泽东的赤左狂想也不至于一偏再偏，念头自然得到抑制。文革时期毛泽东搞“军管”，一批将军管经济，经验无，胆子大，上了许多项目，不管配套，到处欠账，遗患无穷。文革后，中共开始提倡知识化。1982年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会，大学程度亦仅34.8%，政治局28.5%，书记处45.5%；国务院各部长50%，省级42%。胡乔木向外宾炫耀：“这都是最近一年的变化。” ---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当年养猪场的口号：身居猪圈放眼世界七绝题照愚民世代居猪圈牝作婆姨崽是娃同槽争食度生涯愚民世代居猪圈愿捨青春报赵家

1周前

，，，夏梦有着迄今为止香港女演员中首屈一指的崇高地位。夏梦的倩影凝聚在先后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历史片格中，，， ---她是行走的春药，男人们为她中毒！50张照片揭露秘密情史！图1：夏梦和毛泽东握手，旁边的是邓小平图2：夏梦和周恩来亲切握手言谈

1周前

灵隐寺还是灵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就把命保住了。图：巴沙爾去年訪靈隱寺罕獲開正門 2024年

1周前

1.1989年5月9日，時任伊朗總統的哈梅内伊訪中國。路透社 2.2023年11月19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内伊出席伊朗革命衛隊的航太展。美聯社

1周前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受到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接见。2016年1月23日。习主席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卑躬屈膝。

1周前

批周会档案已被烧毁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1周前

郭罗基：我的学生西哈努克亲王之子西哈努克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他还简要介绍了三位王子，并就培养方向提出了要求： “尤瓦纳特（Norodom Yuraneath），老大，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 “纳拉迪波，老二，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 “凯玛努拉克（Norodom Khemanourak），最小的，是三个小孩子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 西哈努克特别强调：“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地，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 被西哈努克夸为“好学而且勤奋”的纳拉迪波王子，成了我的学生。西哈努克认为“他有前途”，但只说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外交部得知，实际上西哈努克对他寄予厚望，将来能成为人民社会同盟主席的接班人。所以，中国人在纳拉迪波身上狠下功夫。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纳拉迪波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图：一九六一年，邓颖超接待西哈努克的两个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个子女以及有关人员。正中为邓颖超，左四为纳拉迪波，右四为凯玛努拉克，右一为庄则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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