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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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 图1：“人民日报”上，1950年到1980年， “爱情”俩字的出现次数。直观就能瞧出来，1970年到1977年这八年，“爱情”在“人民日报”上，每年出现的次数在5次之下。最低的是1973年，只有唯一的1次。 1次？还不是真“爱情”。那个1973年唯一的“爱情新闻”是，“三江口上阶级友爱情谊深 ”。注意图1 左面y轴的刻度，不到180。图2：把此数据与“伟大”合并作图，数值差距太大，“爱情”每年间的变化几乎被消失，就是和频率略低的“万岁”同晒，也很尴尬： “爱情”在1957年出现的那个小小峰值，在“万岁”的泰山压顶之下，弱不经风啊！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与淫官文化” 文革传人

#数字历史 #爱情 #人民日报 #文革 #阶级友谊

2周前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严家祺: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 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镇压 #指挥部 #邓小平 #戒严部队

2周前

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拚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８３４１部队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了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季羡林·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季羡林 #批斗 #文革 #红卫兵 #迫害

2周前

吴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图：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人群

#天安门事件 #1976年 #四人帮 #吴德 #清场

2周前

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1966年3月份18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 言为心声。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斗争 #政治 #负面

2周前

宝鸡驻军士兵奔赴老山前，在铁路军事专用站台用餐。1985 年3 月石宝琇摄

#宝鸡驻军 #老山前线 #1985年 #军事站台 #石宝琇摄

2周前

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周恩来 #项英 #国共内斗

2周前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复杂，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1928年－1936年）1925年周恩来从苏联归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广东军事部长，培养中共军事干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与陈延年、杨殷都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军事领袖。后来领导南昌起义，建立中共军队。１９２８年４月参加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李立三、瞿秋白直到王明路线时期周恩来都是中共中央实际掌权者。毛泽东是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的开创者，是地方实力派，是土共。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有深刻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主张的东西与苏联革命路线相去甚远。他农民背景，他游击流寇似的作风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苏联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国际对毛这种人是排斥和不信任的。周恩来是苏联在中共党内的“代表”，共产国际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毛的态度。毛桀敖不驯，他有他的法宝，不会对洋人唯命是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与中共中央里那些苏联的追随者们是格格不入，要发生冲突的。早年朱德、陈毅也是仗上海中央的支持（还是周吧）把毛泽东赶出红四军。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也是受周指派到瑞金去斗争毛的。制止他滥杀“ＡＢ团”。周败退江西后，更将毛撤了职，赶出红军长达三年。毛在周执掌中共大权的时代是饱受打击，有志难伸。他痛恨那些洋大人，更恨那些“国际派 ”。周与他结怨很深。这种受排挤状态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毛利用长征途中军队及党内的不满，鼓动发难，要求中央检讨失败的原因，改组领导集团，接纳毛回来辅助周恩来领导红军。毛趁势反客为主，取周而代之，进而将周恩来排挤出红军。第二个阶段：（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１年）由于得到苏俄支持与信任，长期担任中共领袖，加之在中共党内有雄厚的力量。周恩来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失败。他等待时机，力图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后，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回来延安。这是周等待已久的机会，也是信号。旋即与王明结合，周在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 ”上支持王明，拥护苏联的主张，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改变党内形势。“国共合作，拥蒋抗日”成为中共新的方针。由此拉开“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序幕。这是毛夺权力后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毛领教了王明与周恩来结合的威力。其实“王明路线 ”的实质还是周具体实施推动，王明传达的苏联的方针战略，是周恩来的力量借王明的旗号卷土重来与毛争夺党的领袖地位。这是周恩来的风格和策略，其它人在台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他则隐身幕后，执掌大权，控制一切。李立三时期他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瞿秋白时期，王明时期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想象，假如“第二次王明路线”取得成功，毛被斗到或被莫斯科撤职。王与周的联合可能还会是这种形式：王明当总书记或主席，周当副主席，控制军队和党。由于形势变化，日本占领武汉，拥护蒋联合抗战无疾而终。长江局撤消，成立重庆南方局。莫斯科承认毛的领袖地位。“第二次王明路线”落幕。周和王明挑战失败。但周恩来仍然借莫斯科的支持和项英的新四军的支持，与毛周旋。直到“皖南事变”时，毛泽东用“借刀杀人”之计解决项英。使周顿失依靠，终于缴械投降。为两年后搞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和周恩来铺平道路。试想如果有项英的军队在，以周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毛是不会轻易地在延安对周大张挞伐的。第三个阶段：（１９４３年－１９７６年）中共的事业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是又一场“农民造反”，要想颠覆中国，毛这样的农民领袖是必不可少的。他比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周恩来都厉害。他老奸巨滑，深谋远虑，无法无天，不择手段。这些人是自愧不如。况且“形势比人强”，在与毛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周屡战屡败，阵地被一块块蚕食掉，苏联的表态支持毛使他惊醒。他知道大势已去，他无力与毛争雄。中共领袖的位置非毛末属。他痛下决心，转换角色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副手的身份辅助毛夺取江山。他的选择虽然无奈和屈辱，却充满智能与远见卓识，威力十足。毛周的结合影响深远，已为历史所证明。从此以后，周就是毛泽东的参谋长、外交官、警卫员、谋士、仆从、宰相、战友、同志、说客、帮凶。毛的需要就是他的工作。所有这些角色的背后他们俩的对手关系没有真正改变。毛始终限制和约束周，一有机会就要打倒他。周则时刻警惕，小心周旋，立于不败。俩人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在国共内战期间毛对周比较“友好”。解放以后毛又重新开始斗争。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高饶”是毛放高岗要打周批刘，被刘周联合挫败。１９５８年毛亲自上阵批周“反冒进”要逼他辞职。周坚持下来得以幸存。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扫除“刘邓彭罗”以后毛又要倒周，双方在１９６７年激烈较量，毛以失败告终，周成为党内保守派的总代表。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是毛再遭重创。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毛再度奋起打周，可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橹缟。１９７６年一命归西，周的追随者打倒文革派，否定文革。毛与周的斗争从二十年代末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俩人死了已后。“四人帮” 垮台和邓小平复出也他们斗争的延续，是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司马璐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是贯穿中共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谈他们俩人的斗争，研究不好中共党史和人物。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 #中共党史 #毛泽东的制约与周恩来的周旋 #延安整风 #高饶事件

2周前

８１８过后某天凌晨，我在睡梦中被叫醒，说是“有行动”，就迷迷糊糊的跟随其它红卫兵，上了一个大客车（科大校车？）。车上有三十来人，主要是我系６１，６２级的红卫兵，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中学生，据说是科大子弟中学的红卫兵。在车上我得知，这次行动是去抄张治中亲戚的家，因为“枪嫌”。汽车从玉泉路科大校园出发，约半小时后抵达王府井北边八面槽，我们下了车，轻手轻脚的走到一个普通民宅的门口。那时漆黑的夜色才开始离去，市民们还在熟睡中，住宅区毫无动静。红卫兵中的两个人徒手翻墙进去，从里边打开了院门，其它红卫兵鱼贯而入。我们先进了小院子的正房，房间不大，摆满了家具，还显得有些拥挤。房主没在这屋睡觉，想必这间房是个客厅。等了一会儿后我们被告知，院子里住有两对夫妻，都已被控制，搜查可以开始。事到临头该动手了我才觉得有些心理障碍。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是，别人的东西未经允许不能碰。既然这次行动是为了搜枪，保卫毛主席，我也只能说服自己开始行动，打开一个个的抽屉，见没有枪就关上。很快，我周围的抽屉都翻过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看周围其它红卫兵不仅是找枪，所有物件都要审查，还不时听到对一些物品的评价：“ 这块表是真金的吧”，“这里还有首饰呢，真够奢侈的”，“这个明信片上有外国字，房主一定是特务”。我感到不解，就问身边平常相熟的红卫兵，“咱们不是来找枪的吗？干嘛翻人家的私人用品？”那位红卫兵答曰：“谁知道呢？”从她的表情，说话声调看，她和我一样“不理解”。知道自己不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缺乏阶级感情”者，感觉好多了。于是把开过的抽屉再开几遍，关几遍。只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我在忙着就成了，抽屉里的东西我一样不动。就在我实在装不下去的时候，看到几个红卫兵把光着上身的此房男主人拉到客厅来审讯，我就围了过去。这个房主是个中年人，个子不高，胖胖的，对于红卫兵问话，如“枪藏在什么地方？”，“你的特务联系人是谁？”基本不回答，眼光中透出敌意。当时的红卫兵已让毛泽东捧成了“大爷”，房主这样的态度红卫兵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和平审问就升级成了暴力逼供。几个红卫兵用皮带抽这位房主，房主却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动手打人的红卫兵主要是那几个中学生，我记得只有一个大学生，６１级的XXX。看到这里，一个同伴悄声对我说，“走吧”，离开后我们立即互相表示了对XXX的鄙视。大部分红卫兵是不赞成暴力行为的，只是当暴徒手里拿着皮带的时候，没有勇气站出来制止，怕皮带落到自己头上，也怕被人说“站错立场”。从客厅里出来就见一个不大的小院，中间点着一堆火，正在烧书。火旁，待烧的书已堆成山。我过去一看，有不少是钢琴谱：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我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知道国内出版的古典乐谱有限，大部分私人所藏乐谱都是外国出版，几经周折才到达中国，不少乐谱是二战时期犹太人带到中国的。希特勒都不会对这些乐谱下毒手。而今天这些宝贵的东西就要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付之一炬，我好心疼，就禁不住坐在地下翻看，好在我还在“革命”队伍里倒也没有人阻拦我。当时的任何一个红卫兵都有权把书从房主的屋内拿出来烧掉，不必征求其它红卫兵的意见，而任何一个红卫兵都无权从院子里把待烧的书拿回屋内。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化差不多都被毛泽东说成是“四旧”、“封资修”、“毒草”，妨碍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红卫兵认为毁灭这些文化就是保卫毛主席，要读书就只能读“马恩列斯毛”的，其他一律该烧。我在院子里翻阅乐谱的时候，听到院角落处一间偏房里传出一阵阵的响声，走过去看到红卫兵正在偏房里“掘地三尺”。偏房像是此院子另一对夫妻的住屋，屋内家具简朴，屋子又黑又小，仅有的一进门处的空地又被这刚挖的大坑占据了。一个素装文弱的女人站在屋内，眼看着红卫兵在摧毁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家，脸上毫无表情，一副逆来顺受，无可作为的样子，叫人无法不同情。谁还能在这样的房子里睡觉？那么这可怜的女人今晚去哪里睡觉呢？人不睡觉又怎么能活下去呢？抄家从早上４，５点钟进院门，直进行到午后，没有找到一支枪，却从小院里抢劫了满满一个平板三轮车的值钱的生活物资，房主受到鞭打，大量的宝贵书籍被焚烧，房子被破坏。院子里这两对夫妻的生活，从此会大不一样。谁得到了好处呢？毛泽东摧毁了旧的文化，才能使人民更加愚昧地跟着他发疯。“走资派”把矛头引向黑五类，才能暂缓被夺权的厄运。街道积极分子给小院的居民制造麻烦，逼他们出北京，才能把房子收归国有，归街道掌控。红卫兵是在表现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比赛谁更革命。北京那时期这样的事情有千千万万。 ---"抄家记，一个老红卫兵的自述"　　　·邬　飞·

#红卫兵抄家 #暴力逼供 #焚烧书籍 #文化浩劫 #阶级斗争

2周前

“破四旧”为时不长，但势头凶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触及了人们的灵魂。饭馆里为了体现“为工农兵服务”，大量增加价格低廉的饭菜，质量自然也因大众化而不必讲究。为了贯彻“革命群众人人平等”，服务员不再伺候顾客，顾客前来就餐，先到柜台排队买饭菜票，然后拿票排队打饭，再端到饭桌用餐。端茶倒水一律由顾客自理，美其名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浴池里也取消了搓澡、修脚、剪指甲、送水、递毛巾等服务项目。式样别致、花色漂亮的衣服没人敢穿，麻将、扑克没人敢玩。有一段时间，商店里乾脆没扑克买。因为“扑克”是外语音译词汇，而外国自然就是资产阶级。后来，由于社会对扑克的强烈需求，才有新扑克上市，但不称“扑克”，改名为“文娱片”，纸质低劣还很难买到，好纸都用去印“宝书”，或写大字报贴墙了。交谊舞被视为资产阶级流氓行为，彻底杜绝。情侣不能在街头或公园里拉手、依偎、接吻，否则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流氓抓起来。“爱情”、“亲爱的”、“吻你”、“爱你”等字眼，都被认为资产阶级情调。说脏话粗话，骂人打人，举止粗鲁，随地吐痰，不讲卫生，不修边幅，则被认为工农本色，无可厚非，文明礼貌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艺。凡属外国的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歌曲，外国商品，一律排斥禁止，西餐也受到歧视。学外语被怀疑想当外国特务，懂外语的人自然一律有特务嫌疑，听外语广播或外国华语广播都是现行反革命，国外有亲属的则被指控“里通外国”。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糟粕，解放前的东西都跟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有关。暖瓶上的花卉图案，茶壶上的古典仕女图，古代式样的桌椅，柜锁上镌刻的“金玉满堂”，年画上寿星和胖小子，春联中写的“富贵福寿”，拜年时说的“恭喜发财”……都被从生活中剔除。人们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时刻自省。坐在家里，全家人四处观察，细加翻检，反复琢磨，看哪里还有属于“四旧”的衣服、书籍、书签、照片、图案、用具等。一经发现，立即毁掉或遮蔽隐藏起来，以备红卫兵来检查。外国进口自行车上的金属标牌，笔筒上的古典诗句，造型美观的台灯，床单上绣的“鸳鸯戏水”、“龙凤呈祥”，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裘皮大衣、皮夹克甚至口中金牙，都属于“横扫”之列。 “破四旧”运动，使整个中国迅速走向“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社会生活变得非常单调，非常压抑。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 #社会压抑 #思想禁锢 #极端革命化

2周前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周恩来 #文革 #毛泽东 #政治 #历史

2周前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记录稿（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正式开幕的。秘密状态一直开到4月23日下午结束。接着开九届一中全会。同日结束。〕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时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吧？通过了。（总理：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副主席：好！全体通过。）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我们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老站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两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总理：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林彪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以后）: 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分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散会！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九大 #毛泽东 #林彪 #团结的大会 #政治报告

2周前

1.文革时期，新华书店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焚烧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 2.文革时，哈尔滨街头，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雕塑。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 #刘少奇 #焚烧著作 #打倒 #负面

2周前

陈杰/摄 2016年5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在3名家长的保护下，15个孩子从山下的勒尔小学出发，踏上放学回家的路。这里也叫“悬崖村”，孩子们要顺着垂直的悬崖攀爬17条藤梯，才能抵达垂直高度距山下学校800多米的阿土列尔村勒尔组。

#悬崖村 #凉山彝族自治州 #昭觉县 #藤梯 #学生

2周前

李楠/摄 2001年10月，四位小脚老太太在北京故宫。

#故宫 #老太太 #2001年 #北京 #历史

2周前

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严俊昌、严立学、严立坤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汪强/摄 1978年11月24日，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偷偷搞起了农业“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些农民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小岗村 #大包干 #改革开放 #安徽凤阳 #农民

2周前

▲顾德华/摄 1979年，清华大学77级学生在上课。清华大学77级入学新生中，职工和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占70%以上。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这一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570万人，录取率仅为5%。

#清华大学77级 #高考恢复 #知识青年 #1979年 #高等教育

2周前

《捂嘴》 2022年11月27日上海白纸运动

全球反抗运动：中共与习近平必须下台的呼声· 333 条信息

#上海 #白纸运动 #2022年11月 #抗议 #言论自由

2周前

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这篇奇文是破四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妙语高论很值得欣赏：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 ……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 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份，可作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反港式文化

2周前

天下大乱，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王力反思录》九八○页）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八○四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文革 #毛泽东的权力 #王力回忆录 #权力斗争 #中央文革

2周前

改名换姓也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闹剧。许多人为了跟上“破四旧”的革命时代，为了表示与旧思想、旧风俗决裂，纷纷弃旧名，换新名。原名忠孝、进宝、发财、长寿、福贵、有禄、高升的，因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而抛弃不用，原名莎莎、丽雅、薇拉、莉娜、美娇、若水、梦诗、雨柔的，也因修正主义味道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弃暗投明。一时间，改名为“卫东、敬东、学东、向东、继东、捍东、伟东、朝东、念东、崇东、爱东、向红、永红、继红、爱红、卫红、勇红、全红、学红、红旗、红星、红卫、红光、红军、红日、红天、红兵、向阳、朝阳、文革、永革、继革、卫革、革命、为民、爱民、为群、爱群、向群、爱军、学军、向军、卫兵、学兵、红兵、向党、党生等革命名字的人层出不穷。 ... 名字的革命化是荣耀之事，单位、学校为改名换姓者张贴大红喜报，户籍警当即办理改名手续，家庭里也为改名的人做顿好饭菜，以庆贺他们脱胎换骨、开始新生。有人乾脆从毛泽东诗句里给自己请名，如“咏梅”、“飞雪”、“迎春”、“丛中笑”、“万山红”、“长空”、“鸣镝”、“红雨”、“青山”、“新天”、“英姿”、“奇志”、“爱武”等。 ... 改名换姓也闹出了不少麻烦和笑话。有个人原名魏来喜，为表忠心，改名“卫东彪”，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几年后，林彪垮台，再改为“卫东恩”，表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没多久，“四人帮”批判周恩来，他又改为“卫东青”，把周恩来换成江青。不久，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揪出，他索性改名“卫东”，不保别人了。“文革”结束后，他对自己的姓名史感到丢脸，又还原旧名魏来喜。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文革 #破四旧 #改名 #政治闹剧 #个人命运

2周前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法西斯式的残杀无辜者事件。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８月２６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来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８月２７日，有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揪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搜查到对方的“变天帐，于是又把目光投到其他“四类分子”以及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立即返回，以便满门抄斩。从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共有３２５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到残杀，其中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出生３８天，有２２户被杀绝。 ---"文革中的八月" ·唐　郎·

#大兴县大屠杀 #谢富治 #文革 #四类分子 #红卫兵

2周前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三十六条权经”是当年在北京乃至中国显赫一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个人的演讲“作品”，又可谓以蒯为代表的那一代红卫兵领袖们集体的历史“创作”。 “三十六条权经”的主题实际上是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团结大多数群众、争取反对派。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１，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２，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太痛心了。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４，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５，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下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功的人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政治代表、群众代表等）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６，凡群众中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７，主要领导人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８，要诚心实意待人。９，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１０，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１１，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１２，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１３，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许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１４，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１５，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１６，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１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１８，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１９，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２０，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以赏为主。２１，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２２，要谦虚。２３，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会被臭哄哄地赶下去。２４，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２５，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２６，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２７，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２８，要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２９，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３０，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３１，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３２，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３３，当处于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３４，一个单位的掌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反映，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３５，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多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３６，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木　华·

#蒯大富 #红卫兵 #政治斗争 #权经 #团结群众

2周前

“一打三反”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 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一打三反 #文革 #政治迫害 #反革命 #思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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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队伍红卫兵队伍向珠江大桥行进。走在最前面的人举着红色旗帜和毛泽东画像。 1967 年 1 月 30 日 Procession of Guards (Original Caption) General view, a procession of Red guards marches toward the Pearl River Bridge. Those in the front are carrying Red banners and Mso Tse-Tung's portrait. 30 January, 1967

#红卫兵 #珠江大桥 #毛泽东 #游行 #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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