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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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1.1960年7月24日，西哈努克将三个儿子交给了中国，让他们到中国读书、学习。周夫妇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做了三个小王子的监护人。 2.患病的周看望西哈努克母亲，祝贺她七十大寿

1周前

1973年上海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百只鸡做的菜倒掉两回 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上海，提出要在豫园内吃一顿饭。来上海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南京夫子庙逛过，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此事后，一定要让亲王吃十四道点心，体现上海城隍庙的水平。一声令下，豫园内的各路精英汇聚一堂，整出一套别具风味的点心，共有十四道：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这一政治任务下达后，公司革委会连夜调档案，查三代，苏帮点心泰斗陆苟度和周金华、谢炽川等一批“苗红根正”的高徒被选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选。据他回忆，为了确保质量，做点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拣，糯米要一粒一粒捡，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现场还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豫园内的绮藻堂品尝美点，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有人接应到厅堂，最后服务员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监控。肖建平说：“城隍庙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 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这下苦了厨师，他们只得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谁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第二天再杀108只鸡。谁想到这天亲王心血来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网球停不下手，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亲王总算大驾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转载出处：《天天新报》2008年8月10日第26版图：1956年，柬埔寨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美丽的菲律宾女士合影。Cambodian Prince Norodom Sihanouk with lovely Filipina ladies during his state visit in the Philippine in 1956.

1周前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工人、雇农毋须候补期；贫农、小手工业者一个月；学生、知识分子、职员、中农三个月。工农比知识分子先天高出一头。延安响彻：“老子不识字，还不是革命吗？”阶级学说搭建起“无知者最光荣”的价值逻辑。 1940年6月14日，萧军再次抵达延安，敏锐感觉中共的低素质，日记中吐槽 —— 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他们的能力也只能到这样的限度了。总务科一些人们对民众态度恶劣，这和过去军阀军队的作风无大差。他们对于百姓无诚意、无真情，从来是功利性的“利用”。就是从无产者群队出来，他们一染上统治阶级的习气，也就变得可恶。 ---贤愚倒置的中共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工农实况 1919年3月，李大钊所撰〈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唐山煤厂的工人……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刘少奇、李立三早年领导安源、武汉工运，深感困惑委屈，因为工会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包括“工资加到骇人程度”、“自己组建法庭监狱”、“没收工厂店铺”等。当刘少奇、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反对意见，遭到工人严厉斥责，骂为“叛徒”、刚从苏联回国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的刘少奇“苦闷欲死”，李立三则“痛哭流涕离开矿山”。中共之所以将工农神圣化，还不是“意在沛公”——动员工农入伙，为中共打江山？！ ---贤愚倒置的中共作者: 裴毅然

1周前

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死了

1周前

周恩来、贺龙、徐向前、杨成武等在会上朗读“红宝书”

1周前

据孟昭瑞回忆：1966年8月18日，毛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为了保卫毛的安全，周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上亲自维持秩序，连嗓子都喊哑了。周为了使摄影记者能拍好毛接见红卫兵的历史材料，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召集摄影记者开会，亲自交待拍摄主席形象应该注意的问题，什么时候去拍，什么时候不要去拍，讲得十分详细，再三教导摄影记者，一定要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拍好毛的伟大形象。孟昭瑞：《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

1周前

机译：“美国是在为中国做准备，而不是为伊朗” 美国正在重组其全球军事布局，主要目标并不是伊朗，而是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战略对抗。伊朗是对外的理由，中国才是真正的算计。华盛顿以前就这么干过。9·11 之后，“反恐战争”为美国大规模兵力调动提供了正当性，不仅用来打击恐怖主义，更是为了在西亚深度扎根，卡住全球能源动脉、矿产盆地和大陆交通十字路口。今天，在“威慑德黑兰”的旗号之下，一场类似的重新部署正在进行。但大国不会为了次要威胁去重塑全球兵力架构。你不可能在几千英里之外遏制一个同等级的竞争对手。你也不可能只把锚抛在欧洲，就想主导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真正的战略重心更偏向东方，在那里，贸易航线、管道、资源盆地和陆上走廊共同决定着权力流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优势建立在制海权之上：控制咽喉要道、航运通道和海上贸易。而中国的大战略，就是要通过激活欧亚大陆这块整体来削弱这种优势。铁路、管道和陆上通道，是航母战斗群无法封锁的。如果北京成功建成快速、安全、低成本的大陆交通网络——现代版“丝绸之路”——那么美国海上霸权的战略价值将会大幅缩水。当全球的商业、能源和供应链都通过陆路流动时，海权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这正是为什么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如此关键。这个地区不仅是交通枢纽，还是一个巨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库，对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包括用于半导体、电池、航空航天系统以及新一代武器的稀土、战略金属和能源投入。谁掌握这些资源，谁就掌握了未来实力的工业基础。把这些资源卡在对手手里之外，与自己获取它们同样重要。同样关键的，还有以伊朗为中心正在形成的南北轴线。穿越伊朗的陆上走廊，让俄罗斯可以直接、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通向波斯湾，并绕开那些易受攻击的海上咽喉。这条通道压缩了欧亚北部到温水港口之间的距离，重塑了贸易地理。如果中国通过陆路接入这张网络，就会出现一条贯通的欧亚体系，把东亚、中亚、俄罗斯和海湾地区连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海上控制将不足以维持战略主导。美国将面对的是一个大陆集团，它可以在不依赖美国海军主导的海上航线的情况下，在欧亚大陆内部完成贸易、能源输送和货物运输。因此，对西亚的控制能够同时实现多重目标：掌控关键矿产盆地和能源储备控制要害通道和交通咽喉阻断东西向的大陆一体化破坏把俄罗斯与海湾连接起来的南北向通路在三大洲交汇处部署兵力阻止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欧亚经济圈在这一框架下，伊朗不是终点，而是“门”。看上去像是地区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大国战略布局。较量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场冲突或某一个核项目，而是 21 世纪究竟由海权帝国主导，还是由大陆强权主导。如果中国成功“激活”大陆，而俄罗斯又通过伊朗获得向南的出海通道，那么一个庞大、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海上压力影响的欧亚体系就可能出现。那时，美国依然可以主宰世界海洋，却不再主宰整个世界体系。西亚的战火，并不是那场“主战”的本身，而是为了那场真正重要的较量所做的兵力部署阶段。

1周前

毛追悼大会后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周前

1995年10月23日，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左）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纽约州海德公园富兰克林·罗斯福故居的庭院中眺望哈德逊河谷的秋色。美联社斯蒂芬·萨沃亚摄 President Bill Clinton (left) and Russian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overlook the fall splendor of the Hudson Valley from the grounds of Franklin Roosevelt’s home in Hyde Park, N.Y., on Oct. 23, 1995. The pair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throughout the 1990s, befitting a time of reduced tensions just after the Cold War had ended. / Photo by Stephan Savoia, AP

1周前

1967年上海市南京路夜景

1周前

这是一张在真实老照片基础上经数字上色和修复处理的图片，原片为《LIFE》杂志摄影师 Carl Mydans 在重庆拍摄的二战时期黑白照片，拍摄时间约在 1941 年前后。在南山一处俯瞰长江的高地上，拍摄了一位年轻中国女性的身影。她身着浅灰色制服裙，一支步枪斜扛肩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1周前

政治局批周会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20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据原在王洪文处工作的萧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诉我：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秘书小沈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一号铅字般大小的大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为了保密，记录不能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只能手抄。 “在毛泽东的亲自策动和指挥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人员对周恩来作了围攻、斥责和诬蔑。” 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毛泽东在得知邓小平作了这样有份量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邓小平通过了毛泽东的“考试”，毛泽东才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十多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不忘记继续“敲打”周恩来，指责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他还借打仗说事：“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说明他余怒未消，继续向周恩来发出警告。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1周前

难于理解的一哭 1971年9月13日晚，月黑风高，亲密战友乘飞机外逃了。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作何动静？没人详细知道。周恩来则吃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三天三夜没合眼。消息最终是等来了：林彪及妻儿摔死在异国的沙漠里。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终于慢慢恢复了平静，面色严峻的军机大员们渐渐地各自散去，偌大的大厅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和另一人（笔者注：此人可能是李先念）。纪登奎回忆：“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地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纪的回忆描述得还算是平静的，有的文章却不平静：说是人散席凉，纪也正准备离去之时，“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从背后传来。纪回首一看，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他面对着墙壁双肩在不住地颤抖着。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这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举杯庆祝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的周恩来。” 让我们大家想一想吧！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参加了中共革命全过程，始终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历经沧桑的大国总理，一个资深的老革命家、大政治家，他的失声恸哭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不是“掩面而泣”。“掩面而泣”是一种克制的哭，动作小小的，哭声嘤嘤的，泪水当然也会有的，也会从指缝间流出来。也不是“喜极而泣”，周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也不是“委屈而泣”，一般人在受了过度的委屈和伤害后会向自己的亲人、知已，哭泣诉说委屈，寻求理解、支持。周的哭声很大很大。这种痛哭是在经受了长久压抑，压抑再压抑，终于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突然爆发的痛哭，是一种无比痛楚、撕肝裂肺般的痛哭。这种痛哭既不是为了诉说委屈，也不是为了寻求理解和支持。他的委屈太多了，堆积得如山高、似海深，却没有地方去诉说。他太需要理解支持了，却没有人能给予他所需要的理解与支持。他的哭泣，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纯粹是一种真情流露、感情宣泄。有人说周的一生都在演戏，无论这种说法对不对，但这一次绝非如此。 …… 这个哭的内涵太丰富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历史上有过申包胥哭秦庭，孟姜女哭长城，诸葛亮吊孝哭周瑜……这些有名的“哭”，都能说得清原因、动机、目的，不但说得清，而且比较单一。唯有周恩来的这一哭，说不清，它的内涵太复杂了，有委曲，有抱怨，有无奈，有惘然，有恐惧，有对时局更大更深的忧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哭可以类比。这一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年，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包含了瑞金的八角楼、遵义的柏公馆，延安的土窑洞…… 当年，周就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挨整的，挨整一年多，五次检查通不过。毛培养的新贵们，高岗、康生指着鼻子数落他，谩骂他，毛则在一旁不吭气，毛的脸色很难看。那时周就不止一次地痛哭过，当然是暗地里哭，小声地哭。也包含了反冒进挨批评，毛威胁他说离右派只剩50米了。毛像一个恶婆婆，开一次会数落一次，短短数月内，他竟然做了13次检查。周的哭太复杂了，没人能准确地理解这一阵哭。不由得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段“黛玉葬花”来。那天，天气不错，荷锄葬花的林妹妹将《葬花词》念了出来，她念着念着，不仅自己被自己渲染的气氛搞得悲痛欲绝，也触动了躲在假山背后的贾宝玉。“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周也面对这样的感伤局面：林彪死了，摔死异乡；刘少奇死了，死在开封，赤身裸体；贺龙死了，彭德怀死了，陶铸也死了……一个个都不得善终。革命，革命，继续革命，活到老，革到老，革到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他能不“恸倒”吗？他能不痛哭吗？即使他不哭了，他的心仍在痛哭。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作者: 胡鹏池

1周前

大权还在你手里这是“九一三”后，毛第二次昏倒，发生在1971年12月的某一天。此时，在这皇城中轴线上的人大会堂的东大厅，泱泱大中国的总理周正召集着会议。蓦地心头咯噔了一下，一抬眼只见一位中年男秘书走进来说：“总理，你的电话。”周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就灰白了。周挥挥手说：“散会散会！”与会高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心想不知又发生什么大事了。周也不作任何解释，已然全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就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走上前去，掺着他的胳膊走进电梯，明显感到周的身体在一阵一阵地颤抖。 “到游泳池”！周发话，声音同样也是颤抖的。张卫士心里一震，就料定是毛那里又出事了。周一坐上汽车，尿就失禁了。车子开到游泳池，车门打开了，可双腿软得下不了车。于是张卫士和另外的一名卫士将周搀扶了出来，先去侧室换下了裤子，自我镇定了一会儿，端着胳膊进了毛的卧室。毛卧室的门窗大开着，伟躯平躺在大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呜呼了，但鼻息间还有一丝游丝。亲爱的老婆小青儿，以及那些文革新贵与新宠，眼镜张、胖子姚等也全都到齐了，全都面色严峻、神色漠然地在远处一旁静静地僵立着，就像海派清口周立波所描述的“打桩模子”一样。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这才紧急调来了吸痰器与呼吸机。好大一阵子的手忙脚乱，经过了机器吸痰，经过了人工呼吸，经过了护士按摩，只见毛的脸色渐渐又有了血色，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周坐在床侧，摇着毛的手喊： “主席，你醒过来吧，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你。主席！主席！” 周先生就这样声泪俱下地喊着，喊着，一直喊了四十多分钟，毛先生的呼吸终于渐渐平稳了，眼睛慢慢睁开了，先是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继而混浊的眼珠子开始缓缓地转起来，他扫描着周围的打桩模子们。黄泉路上刚刚逛了一遭，嘴里却依然还说不出一句话来。周见此，如释重负，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毛先生的床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 “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我们无限惊讶的就是这样的一幕戏与这样的一句台词。如果是寻常的人家，当一个垂危的病人刚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周围的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般情况下，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人都会走上前去问候和安慰一下： “您好点了吧？” “您看上去气色好多了！医生说你的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各种各样安慰的、关心的话都会有的，不能一一枚举。但是，有没有人问：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存折藏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你可不能将钞票带到棺材里去呀！或许会有，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他的不肖子孙，或是早已心有旁属的妻子。他们巴不得老厌物早点死，好分割他的家产，继承他的权力，早日当上“董事长”。而那个垂危的病人听到这样的话很可能立刻就会再次昏死过去的。那么，有没有人对这位垂危的病人说： “你放心活吧！保险箱的钥匙还在你手里”或诸如此类的话。想想！再仔细想想！有没有这号人？结论是绝对没有的，人性好的坏的都有，但似乎没有这样不通的人性。哪有一个人会像老周那样对待垂危的老毛的？人家刚刚缓过来，就说“大权还在你手里”！这是什么话？这像什么话？难道周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没有人性吗？恰恰相反，周是太懂人情，太懂世故了，尤其是他太了解毛先生的人性了。《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家财万贯的老地主严贡生生命垂危了，临死却迟迟不肯闭眼，他的心中仍然有他放不下的事。他的床前也围拢着许多家人，也像“打桩模子”般地竖着，只见那垂危的严老先生用尽最后的气力伸出两个手指头在空中乱舞一气，就是不肯放下来，众人全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时，只见老先生的二儿媳挤向床前，在众目睽睽下，她将床头的油灯轻轻地挪近到老先生的眼前，然后又伸出兰花指将燃着的两根灯芯掐灭了一根，再在老先生的眼前晃了一晃。就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动作引起了神奇的结果，那严老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手垂了下来，头一歪。众人近前一瞧，已是毙了，走得是那么地安详！二儿媳的举动使严先生安详地死去了。而周的话又使毛先生兴奋地活了下来，大权依然在握的毛先生又折腾了整整五年。 ---作者: 胡鹏池

1周前

邓政委开小差有一天，邓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壩和特委接头，順便探望伤病員。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軍进攻崇义，我軍被迫退到营前鎮，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广大指战員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邓小平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吧。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給红七軍。說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象話，于是又补充一点，說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讓通訊員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說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轉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开小差，固然是不光彩的。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紅七軍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談会，会后由莫文驊同志执笔写成《紅七軍簡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們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話：“邓斌（按；即邓小平）、邓崗、陈豪人等領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脫队，实不应該。” 一九三九年，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有一次部队宿营，謝富冶同志、陈賡同志、王振祥同志的部队按地图排成三角形的陣势，把师部放在三角形的里面。伹由于地图有些誤差，把师部暴露了出来。其实，王部离师部不远，問題也不会太大，何况当时根本就沒发現敌情。但是邓小平这胆小鬼却怕得要命，气急敗坏地令王振祥的騎兵团立即調动。王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馬上带着通訊班先行，大部队随后起拔。王到了师部，邓小平正在大发雷霆，指着鼻子駡人：“我革命这么多年，你还要把我送給日本鬼子怎么的!”这充分暴露了邓某色厉內荏的咀脸。又有一次，我軍与閻匪軍相遇。但我軍在山脊上正要往下走。而匪軍在山沟里。我方居高临下，十分有利，本来用不着怕对方。何况匪軍根本沒发現我們。可是邓小平一見此情況，虽然未聞任何枪声，也吓得丧魂落魄，轉身就跑。同志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一九四○年，有一回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在前方指揮，战斗十分激烈。可邓政委在后方听到了逼近的枪声，“老毛病”又犯起来了，登时面色惨白，双腿发軟，准备要輕装逃跑，竟下令要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一些軍事書籍埋掉。管理科长認为刘伯承不在，把他的东西埋掉不妥当。但邓逼着非要埋不可。由于埋得太仓促，后来找不着了。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邓小平多次临陣脫逃，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逃兵，貨真价实的老反革命。 ---文革史料之邓小平丑行录清华大学井岡山兵团《老实話》《遵义曙光》战斗組图：《紅卫报》批邓"黑貓论"画刊

1周前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一、逃八路军灾难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二、逃日本侵华战争 ,,, 三、逃往河南开封 ,,, 四、南逃学生，流亡生活 ,,, 五、风烛残年，出走海外无奈走出国门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被迫定居美国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我将字条拍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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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美军的战俘监管人员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共产党战俘们最频繁提出的要求是：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打回老家去。早有资料说这些反共志愿军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官兵为主。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有一份统计：在14,325名反共战俘中，9,549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恰好占三分之二。但我们同时应当指出，反共战俘里的另外那三分之一属于“根红苗正”的人数量也不小，达4,776人。而在选择归国的那7,000余志愿军战俘中，属于“根红苗正”的战俘大约是5,000人。这说明，即使是那些属于“根红苗正”志愿军官兵，最终选择反共不归路的也接近一半。这当然让党感到难堪。为了掩饰这样的尴尬，中共就把这一切归咎于“美蒋特务”的作怪。在中共的宣传中，巨济岛就像个地狱：“美蒋特务”们如同恶魔般地摧残折磨虐杀志愿军战俘。不给他们饭吃，不给衣穿，罚做苦工，强迫在他们身上刺字，毒打虐害想要回国的人，不少被活活打死，甚至还有打死人后挖取心肝来吃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 ---志愿军战俘真相系列作者：穆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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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0年6月22日《参考消息》：我大规模的反美宣传周开始，合众国际社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对美国进行新的谩骂”。 1960年6月正处于中国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阶段之一，具体来说是饥荒高峰的初期到中期，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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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五虎将” 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掩盖大饥荒真相，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的个人责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死亡率。他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他们也都是在“庐山会议”上猛烈攻击批判“大跃进”的彭德怀的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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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陈洁如从中周旋下，蒋介石同意让蒋经国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出发前，陈洁如曾为他筹备行装，并以自己的积蓄资助其旅费和在苏生活费。后来陈洁如旅居香港，据多方回忆，蒋经国仍与她保持联系，并在香港为她安排住房与经济上的照应。陈洁如被蒋经国称作“上海姆妈”，在经国少年阶段由她照顾。图1：蒋介石与陈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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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尼克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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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出版与1977年8月出版。一年内的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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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整版在讲真话！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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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时期，出入高级饭店吃饭，需要凭证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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