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 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操”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25中66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操”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刘索拉
朱韵和
1个月前
在1998年8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我读到朱建国了撰写的一篇文章。从他的文章中,我发现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等,并不是一下子公布与世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 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 而这些简短的文字中,无疑超出了我的所有想象。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恐惧。到了1998年,距离张志新被枪杀23年之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终于了说出更多的真相。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采访回来后,陈禹山等记者写出了《一份血写的报告》。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3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周秋鹏: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
朱韵和
1个月前
核武边缘、和美结缘,遭霍查打脸 毛自认和苏分裂,自1958年金门炮战始。实质是炮打苏共三和路线:向赫鲁晓夫即将访美泼冷水。赫不退让,反而建议毛采取列宁的政策:台湾可以成立“远东共和国”。毛充耳不闻(他怎可想像三十年后,苏联自动解体)。大兴文革反修,直到挑动珍宝岛之战,引发超过古巴危机 的核战边缘。以“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战争动员、1969年6月对军委说:“核战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自己也有原子弹”……苏军方对毛的战争狂言高度反应,格列奇科元帅发出核打击警告。不料,真正按下核按钮的却是毛:1969年九月底,毛指示试爆地下核弹和一枚氢弹,以鱼死网破之势向苏示威。接着全国深挖洞、紧急疏散。周恩来获悉情报,美国对此不干预,欣喜若狂告毛:“我们可以敲开美国的门了”。毛以这场核战危机为欢,开启美国总统来朝的一页。从此他见人必说打仗!还要求建立一条国际反苏战线……苏东鄙视毛的好战狂言,小兄弟阿尔巴尼亚霍查站出来造反,长篇怒斥毛泽东内外政策以苏为敌,是“反革命”“假革命”…… 以上就是毛反修反苏、发动文革直到不顾侵犯众怒,走到核战边缘——的一条死亡之路的轮廓——毛利用垄断的党国庞大资源,无耻地自造图腾、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摆上马列神台,并以战争和战争边缘政策,贯彻于二十七年统治全过程,形成独裁恐怖的国家专政力量。十年疯狂文革是这个反历史潮流的登峰造极。毛对他的御医李志绥说过:“我是不会写罪己诏的。”的确,纵览中共统治史,毛正是从一个个错误,走向一个个罪行,从无为善之意,而且嫁祸于人,直到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地步,这种暴君之恶劣品行,集中表现在选择文革为主要遗产上。已经踏上宪政之路的台湾,评中共文革犹如“一座东方疯人院”。苏共则同意对文革的总评:“最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必须将中国历史上这个最黑暗的时代记录下来。让在中共严密封锁历史真相下成长的一代代人,有所知、有所闻。——这是本书《毛主义遗产》的初衷。 ---毛泽东之死及其遗嘱 ——兼为《毛主义遗产》导读 作者: 金钟
朱韵和
1个月前
师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详细地谈过康生和江青、毛泽东的关系。他说: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後,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著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 追究。 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举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著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乾乾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於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康生帮助江青步入了毛泽东的家庭,同时使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玩弄权术的能手康生与出类拔萃的学生江青此时已携手结成了有利可图的完美联盟。江青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江青为自己获得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用著。 在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之後不久,康生就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中央情报部部长。肃反大权也自然落在了他手中。 ---高浦棠 曾鹿平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 (第五章 康生:一个阴谋家的传奇)
朱韵和
1个月前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 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
朱韵和
1个月前
林彪对自己的老婆叶群在中央党校被隔离审查采取了一种“山大王”或者说军人的态度。那时他刚从前线回来,对审干抢救运动还采取观望态度,得知叶群被“抢救”,“他阴著那张瘦削的脸找到康生,把马鞭子朝桌子上一摔,说,这个样子不行吧?老子在前线打仗,有人在後面想搞掉我老婆。康生连连道歉,说手下的人 不懂政策,做得过份了”。接著一声令下,把叶群放了出来,她的问题不再调查,也没人敢再审查,并给她做了个“历史清白”的结论。 建国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他的夫人李蜀君就没有那么幸运。李蜀君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曾两度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为了撬开她的口,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刺指、皮鞭打得她浑身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她始终没有屈服。被保释出狱後,历经三年,苦苦寻找,才找到中共地下组织。1940年,李蜀君被中共地下组织送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任干部科科长,并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女大副校长的柯庆施相识、相恋并结婚。中国女子大学并入延安大学後,李蜀君调到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柯庆施先被关起来,接著李蜀君也被污蔑为“特务”、“叛徒”,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李蜀君悲愤无比,并彻底绝望。一个深夜,她留下厚厚一叠申诉材料,然後跳井自杀。 ---曾志:中央党校审干之一斑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少奇 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刘少奇 (1967年4月14日)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 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 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儿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标。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7.-九**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它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朱韵和
1个月前
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 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图:913坠机照片
朱韵和
1个月前
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 ?”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朱韵和
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