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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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一幅日本丝绸画，描绘圣母玛利亚身着和服式蓝袍，温柔照料摇篮中的婴儿耶稣，两人均有光环，背景融入日式纸屏风与星空，体现圣诞降生场景。

1个月前

中式圣诞图

1个月前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中的荒诞外交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图1：1967年，周恩来接机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姚登山图2：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外交官手持铁棍和瓶子攻击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后门等候的警察和媒体记者，这场冲突被历史性地称为 "德文郡街之战"。

1个月前

按照陈小雅书中的破案侦探，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运动，因支持谭延闿主政“革命政府”有功，谭经章士钊之手，把颇有“政治贿赂”嫌疑的两万大洋捐赠给毛泽东及其同伙。毛仅从那笔巨款中拿出少部分资助留法学生，留在他手中的余款此后就再无明确交待。正是在此时，唯一知晓捐款内情的彭璜突患神经失常，毛泽东头一天送彭住进医院，次日彭即突然失踪。彭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给那笔捐款事件划下了十分可疑的句号。(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1个月前

留法的蔡和森等人既学不好法语，也不安心在工厂打工，落魄的勤工俭学生活把他们一个个都煎熬成憎恶资本主义的愤青。其中愤青得最激烈的就是蔡和森其人。后来经周恩来牵线，他们与俄共在法的特派员接上头，从中领取活动经费，建立起中国旅欧留学生的共产党组织。蔡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大发职业革命家的酷论，他鼓励毛要拿出“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的勇气，去“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投身“公然为恶”的事业。经蔡和森频频从法国传回有关马列主义纲要的文字，毛泽东才拖着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尾巴，初步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1921年7月，毛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维京斯基一手操办的中共“一大”会议。会后，他与诸位代表都获取每月三十元大洋的“生活费”补助，成为吃上了布尔什维克饭的职业革命家。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1个月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文革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革开放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这些人在文革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 ---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一书

1个月前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一书

1个月前

张杰：中共是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失的真正罪魁如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除了以祖传和古时文化交流等合法方式出境的外，不是外界所言的仅仅是两大类型：战争劫掠和盗墓、非法走私。其实，还有被不为世人所知的第3种类型，而这第3种类型才是近60年中国文物流失的主因，而且中国文物流失数量在近60年里可谓是真正的天文数字。年逾80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曾说：“所以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诞生于上世纪1960年中共制订的《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由此沿用了47年，除“文革”初期最混乱的两三年外。“文革”以后，标准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工作人员简单地认为1795年后文物都可出口，因此放行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洗，国内文物结构和存量已发生改变，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未限制出口的文物因存量越来越少而愈显珍贵，有些时间段的文物甚至出现空档和因中共建政后长期严重的贸易出卖流失而导致的缺失开始浮出水面，如清嘉庆、道光年间文物如今在国内市场上已绝少见到。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10月，中共国家文物局才下文叫停了“外贸批量出口文物”。这期间近40年，中共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以外贸部门为主)一直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谓的“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创汇商品，以换取所谓文物贸易出口外汇，支援中共所谓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当时很穷，又很需要外汇，那时哪有多少可供出口换外汇的商品呢？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曾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作如上寥寥数语，就轻松开脱了这段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的隐蔽的外贸创汇历史。中共的外贸出口文物一般由各地经营单位从社会征集，尤其“文革”期间，不少“查抄”文物充入其中。按中共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出境，由当时4家口岸的文物出口鉴定机构检验并办理相关手续，但因只有标准而没有数量限制，外贸出口文物数量庞大，由此被人为撕开一个巨大的文物外贸破口。据文物外贸统计显示，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短短时间里，中国每年出境文物就达百万件以上，合计就被中共合法盗卖了2000多万件文物，中国文物的悲惨命运，在中共独裁专制的昏庸统治下，冰山始露一角。如此庞大的文物外贸天文数目，令人触目惊心，国家无数文物珍宝，就这样被中共政府“合法、无限量限制”地被卖到了海外。而这样的实情，又有几个中国民众知晓，而被所谓合法贸易流失掉的文物，得来的款项，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中共官方讳莫如深，至今无人知道相关款项的具体去处。如今提到中国文物保护，都说是费钱的事，而实际上，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共尽管实行所谓“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特许出口政策,但作为中国少有的“硬通货”——文物，而实际操作却如上文所披露的文物“无限量限制”出口，成为创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文物损失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共却不管不问。为了解相关数据，某报记者（为保护国内当事人，暂不列名字）曾专门询问中共外贸、商务等部门，却一无所获，但我们还是能从零散的数据中，窥见中国文物出口“冰山一角”：资料显示，广州市文物总店1960年7月至1991年创汇总额达5219万元；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今北京文物出境鉴定站)1973年至1986年间鉴定出境文物(包括旧工艺品)468万件，截留文物30万件;在外贸批量出口被叫停的1992年，全国99家文物商店中54家有外销权，销售额1.2亿元。而“文革”最混乱的两三年间，中共文化部门其实名存实亡，文物出境标准在中国很多地方被人为搁置，相关文物外贸工作人员对之更弃之不用，导致外贸出口文物几度严重失控、泛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10多年后，中共才大言不惭地对外宣称他们的外贸出口文物历史画上了句号。而事实是，画上的仍只是逗号，中共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出口还是远没有结束停止，只是出口总量上稍有下降而已，这根据上文的数据资料就已不难看出。 “我们意识到，出去的太多了，如果都出光了，这段历史就可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再出口了。1985年年底，时任中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吕济民和我一道参加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一次关于对外交往的会议。会议上，有人提出外贸批量出口文物应当停止。这一建议得到外贸部参会的一位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会议最终作出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的决定。”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 1986年6月，中共文化部文物局迫于多年来文物贸易流失严重的现实，开始向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管会、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对外贸易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销文物鉴定放行的通知》，外贸库存文物被要求全部移交到文物部门。时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是1985年调入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工作的，正好经历了这段时期。据他回忆说：“文物移交前两三年，外贸部门听到了风声，就突击出口文物。那时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成批地验放文物，北京地区文物出口达到最高峰时，一年有四五十万件文物出口(外贸部门的大约占了80%)，有8家单位经营这项业务。叫停外贸出口文物后，（文物）出口量大大缩减。北京口岸出口的文物一下子从几十万件变成几万件。变化很显着。” 尽管这一变化的影响持续至今，加上社会环境的变迁，审核出境文物相比以往下降，但中共1949年以来的专制文物贸易出口体制，已经导致了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物损失，中国文物持有总量的锐减和珍稀文物的损失尤其无法弥补。 “现在向我们申报出境的大都是复仿制品或一些民俗物品，连文物都很少见到了”，2008年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陈平说。安徽省的情况也类似，“上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要鉴定上万件出境文物，现在一年就鉴定几百件”。安徽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周晶晶介绍说。有的鉴定站甚至多年没有办理文物出境业务了。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现实是，在文物走私猖獗时期，合法出境渠道成为非法出境刻意规避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初，由于中共文物市场监管不力、打击文物犯罪力度不够，大量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失(部分查获走私文物情况见柱状图，略)。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2年,中国海关查获走私文物2.5万件。文物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其令人咋舌的暴利。

1个月前

1975年澳大利亚排球队运动员访华进行友谊比赛期间拍摄的照片选

1个月前

图1-2：大炼钢铁时期，国务院机关也砌了炉子，把几个铁栅栏门都弄去炼钢了，结果炼成了废物。图为毛在中南海炼钢炉边。图3：周恩来和陈毅58年12月在湖北麻城县五四人民公社凤凰窝钢铁厂参加打铁劳动。图4：宋庆龄拆了住宅花园，盖上灶炉成炼钢战场。

1个月前

1979年美院宣布我的政治结论，撤销以前的诬蔑不实之辞，决定发还抄家物资，留在美院的那部分私产，陆续发还给我，其中书籍画件约损失20％，还算幸运。不过，其中比较重要的书画文物，由于中央文物局的某次命令，调归国家保管，被北京市文管会调走，此时只发还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剩下三十三件，声明已在某年处理掉了，没法归还。经我调查，原来北京市文管会认为叶浅予的反革命罪行翻不了案，他的财物可以自由处理，大权在握的人，如陈伯达、康生之流，虎视眈眈，谁不想乘机捞一把，而文管会的抬轿子、拍马屁老手，乘机献媚，请这班权贵人物随意挑选，大发横财。谁知叶浅予的反革命帽子竟然摘掉了，这三十多件原属叶某之物，一时没法退还。我说这批文物到底如何处理，处理给谁，开个单子给我，注明每件的去向，我自己想办法找回来。北京文管会得此下台阶机会，乖乖地开了个清单给我。现将此文件清单抄录如下：　　《北京市文管会叶浅予提供书画文物抄件》（见图） 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了我的政协委员职务，这年开会时，第一次小组会上，我严肃地声明，我是戴着反革命帽子来参加会议的，希望政协能够帮助我把问题弄清楚。这一说，会议顿时冷场，秘书处的人马上向我了解情况，表示一定向中央专案组办交涉，劝我安心参加会议。在此期间，我两次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告了状，要求向那班吸血鬼追回我的私产。可惜收效甚微，截至1986年，只追回七八件，不到全数的1／4。 ---细叙沧桑记流年作者: 叶浅予

1个月前

故宫曾5毛贱卖清朝铠甲当员工福利 1973年，故宫竟然将3千套清朝御林军的铠甲当成员工福利，每套只卖5角，并且提出一个规定更是离谱，拿到手的铠甲必须拆开，把里面的丝绵取出来做棉被！ 1973年，在棉花和布匹短缺下，故宫为改善600名员工福利，院领导打报告给有关部门报批同意，将每件御林军铠甲折价 5角，每位员工限购5套，目的是取其中的丝绵。院方规定，员工买到的铠甲不得保留原状，一定要拆开，取用其中的丝绵。曹静楼与妻子当时在故宫工作，所以“咬紧牙关”花5元买10套“盔甲”。回家后，遵照院领导“指示”，取出丝绵稍作加工，缝制丝绵被。当时虽然有一些人觉得不对劲，这毕竟是国家的文物，这样处理完全没有尊重和保护文物的意识，但是领导已经做出了决定，谁也不好多说。故宫的员工就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御寒装备，这在当时的北京可是令人羡慕的奢侈品。据曹静楼回忆，这些铠甲非常坚固。有员工从城楼往下用力抛也不会破碎。曹静楼记得，当时每位员工都买了，全部做成丝绵被或丝绵衣，但大部分员工文物保护意识不强，使用一段时间后，作为旧货又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据了解，当年守卫紫禁城皇宫的御林军有2万之多，所以“盔甲”也有2万套，除1973年卖给故宫员工3000套外，另有1000套划拨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6年后，国家的文物管理走上正轨，余下的16000套“盔甲”仍由故宫保管。这种铠甲如今可以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 ---星岛新闻集团图2：曾国藩甲冑。湖南博物馆藏图3：八旗校甲。故宫博物院藏图4：八旗骁骑棉甲，齐齐哈尔博物馆藏。

1个月前

大饥荒大援外大出口据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李先念讲，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23.62亿元，对象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及一些非洲国家。 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希望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苏共，赠予阿5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 1960年4月，中共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援助老挝稻种15吨。 1961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共谈判代表Pupo 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136亿斤）。按1960年中共确定的农村口粮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400斤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作者: 王友群图：袁毅平摄影作品：《东方红》，1961年。

1个月前

毛泽东的奢华生活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披露：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毛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肌、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1959年，毛的妻子江青在上海宴请。知情人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大饥荒年代，各地为毛大造别墅，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占地1160亩的上海西郊宾馆等，都是1960年前后建造的。韶山的滴水洞宾馆，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在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置，一连士兵长期守卫。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作者: 王友群

1个月前

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个月前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事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1个月前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图：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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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总书记前后

1个月前

1958年，北京，麻雀清零战。

1个月前

1967年，人们一边畅游松花江，一边高呼拥护毛的口号。摄影:李振盛

1个月前

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日期1967年4月30日来源《人民画报》

1个月前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个月前

朱德秘书陈友群说：“毛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29年夏到闽西以后，就有争论。，，下面的军官多数愿与朱总接近，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 在发言中，陈友群还指出当年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富田事变是毛逼迫的，是他将肃反扩大化。关于“反围剿”，一、二、三次是朱毛共同策划，指挥以朱为主。第四次反围剿毛已离开部队，由周、朱直接指挥。这次“胜利”比前三次都大。第五次反围剿时，指挥大权在李德手中。这和中共夸大毛的功劳是不同的。陈友群认为，1957年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六十万，造成了大冤案。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完不成任务要撤职，意图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舍我其谁？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结果造成一场大灾难。以后又以个人名义写信，把责任推到下面，说什么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因朱德替彭德怀说话，毛批朱德，回北京后，又组织高级干部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党支部。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毛还在文革中提出四个伟大，第三个里程碑，连恩格斯、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成了马、列、毛了。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在陈友群眼中，毛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 ---中共高官披露内幕毛奢侈嫉妒唯我独尊作者: 林辉

1个月前

列宁关注农民问题，并非出于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看中了农民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利用价值。毛泽东早就领悟到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从他在湖南乡间掀起农民运动，直到在苏区大搞暴力分田，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从农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补给，同时征集大量的农民子弟壮大红军的兵员。农运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对农民的生命和财产肆意剥夺的运动，它不但从未树立改善农村经济和造福全体农户的建设性目标，反而把苏区所在地变成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反复厮杀的屠场。毛泽东带兵一到井冈山就把“打土豪筹款子”列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其打家劫舍的暴行在苏区造成了“匪来如梳”的灾难。称他们为“共匪”，可谓名副其实，绝非外界的诬蔑之词。毛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为发展“匪运”撰写的经典读物，在把梁启超所谓“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打造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所起的作用恶力昭著，危害至深。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1个月前

说什么文革中的暴力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暴力早在红军肆虐苏区时已初具形态。诸如在湖南农运中搞过的抄家、游街、批斗、私刑和阶级灭绝性的屠杀等种种抢劫私人财产和残害无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为后来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样板。这类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暴力此后逐步升级，不断扩大打击面，贯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恶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积的迫害能量遂至恶贯满盈。针对官方文革话语的偏解误导，余英时在为宋勇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轻描淡写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余因此特别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讨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都从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里师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论事的局限，穷究文革暴力的历史根源。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图：《会见》高氏兄弟从官方的新闻照片中挪用过来一幅毛泽东全身像，将其置于画面中心。那毛像一副会见群僚的和悦神情，但站在他对面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希特勒；跟在他身后的也不是周恩来，而是金正日。远处伸手作指点状的是斯大林，此外还有迎着毛走上前来的萨达姆，在一边露出笑脸的波尔布特和本拉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者只要对比一下这些臭名昭著，举世侧目的独裁者、杀人魔，毛的原形就不言而喻地呈现出来，封神榜一样被定位在他应处的那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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