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毛泽东那个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 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181-182页) 这几个文件太长(182-195页),为节约篇幅,笔者不打算在此抄录,但是,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189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把全国人民最后都打倒在他脚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为他为虎作伥;他狡猾过人、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的敌人争权夺利、挣宠献媚,不能团结一致对敌。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是一个流氓帮会,在思想上是一个邪教集团。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争斗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最坏者当政”。(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 作者: 辛明
10 月 7 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 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 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 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 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 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彩的场面,我 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 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 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 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 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 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 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年,第 523 页) 10 月 10 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 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 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 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 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能不令人欢欣 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 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 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 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储百亮: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有一个人拒绝了。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 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6月3日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 到延安来的。 三天以后,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写道:“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563页)不管毛泽东如何解释,作者仍然认定:“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563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为它把共酋毛泽东和敌酋冈村宁次的密切联系、联络中介、联络方式都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使毛泽东通敌卖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 作者: 辛明
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 ,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 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 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 ,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 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 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拘捕江青的详情 我从有关部门得知,1976年10月6日执行拘捕江青的是张耀祠。张耀祠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曾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直至毛泽东去世。1964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92年10月,张耀祠首次披露了拘捕江青的真实详情,并给我看了有 关这一情况的手稿。 张耀祠说,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 马上去一下。他立即赶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刚刚奉命赶到。 汪东兴对他俩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又说:“分四个小组行动 ,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同时还把拘捕 毛远新的任务交给了他。武健华作为他的副手。决定在晚上8时半行动。 当他奉命前往中南海江青住处执行任务时,连手枪都没有带。和他一起执行任 务的几个人,也没有带枪。我问他,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怎么不带枪?他笑道: “江青的卫士,全是我的部下,我用得着带枪吗?” 张耀祠跟江青的卫士点点头,就进入江青的住处。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看了一眼。张耀祠以严肃的口气,向江青宣布:“ 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向江青所宣布的就这么几句话。他手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这几句话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所说的。在他宣布之后,江青并没有传说中的大吵大闹, 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听到之后,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板着面孔。过了一会儿,她才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文件柜的钥匙,然后在保密信封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再装了钥匙,把信封密封,交给张耀祠。接着,张耀祠让江青坐上她自己的专车,由她的司机驾驶,武健华陪同,驶往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把她临时拘押在那里。 ---“追寻历史真相”       叶永烈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 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 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 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 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 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 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 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 。。。。。。 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 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景凯旋·
拦截国际列车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 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 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 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 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 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 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 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 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 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 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 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 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 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 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 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 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 ,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拦截国际列车"       ·陶铁柱·
爹妈给起的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带有仁、义、礼、智、信、发、富、裕、美、鑫、修等等封资修色彩字样的姓名,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的东西都会格格不入,都在必改之列。当然所改的名字也不需要找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公检法机构不是在文革的风浪冲击之下也象一个年老体衰中风的病人一样瘫痪了吗 ?要求也别太高,只要能让大家叫得起来记得住传开去,就是改名成功的标志。在那个年代,什么都不能讲究高标准,包括吃的穿的喝的住的。否则你就是“修”,你就是“资”,你就会不自觉地乖乖地被动地成为革命的对象。唯独向封资修作斗争,破四旧,则要讲究最高标准了。 于是乎,和全国一样,一时间改名而叫捍东、卫东、卫红、红卫、向东、继东、要武、反修、文革、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等名字的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了。改名之风犹如一夜狂风暴风疾风,彻底荡涤了整个姓氏文化封资修的污泥浊水,还了以毛老人家为首的正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片湛蓝天空。这种革命的名字让很多红卫兵如释重负,窘迫彷徨浮燥的心理因而也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也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项伟大的丰硕成果。姓氏文化这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秋风劲 荆州中学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邓小平等所搞的"高干俱乐部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 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 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08"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08"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08"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1000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08'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5000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XXXX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XXXX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X长和军队党内X级X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 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 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 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 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 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 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 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XX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 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 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XX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和]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XX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XX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 ·肖思和·
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 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 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 作者: 辛明
毛泽东的生活肖像 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毛泽东的生活状况。 1、毛泽东生性狡诈、功于心计。“毛泽东为人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这个肌肉松弛、行动迟缓的人貌似坦率,实则老谋深算,看自己的目标看得很清楚,因而对敌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页) 2、毛泽东知识面不宽、但又喜欢炫耀博学。作者 写道:毛泽东“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页)“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168页)“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毛泽东确信自己是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110页)“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167页)“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怕他,并且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页) 3、毛泽东深居简出、离群索居。“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或部队。”(110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泽东习惯于一言堂。“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107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不愿意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5、毛泽东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管在战争年代,老百姓衣食无着,延安的共产党高层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经常举办舞会和宴会,有的宴会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页)。毛泽东烟酒俱好。“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页) 6、毛泽东好色成性、薄情寡义。毛泽东“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时候遗弃她的。他把他的五个孩子留给农民照管。”(567页)毛泽东曾经向作者夸耀中国姑娘是多么漂亮。几天以后,一个中国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处,显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命令她来送货上门、取“精”献宝的。 7、毛泽东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作者认为毛泽东患有忧郁症。只要形势稍稍对他不利,他就会抱怨身体不适,经常叫驻延安的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上门为他治病。毛泽东的贪生怕死集中表现在重庆谈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为了避免内战、救人民于水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听党徒的劝阻、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是作者揭示的历史事实却与此正好相反。毛泽东“对他去参加谈判时的人身安全问题担心、害怕。他认为蒋介石的邀请是个圈套,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页)在一连接到蒋介石三次邀请后,毛泽东觉得不能再回避,被迫接受了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和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乘专机专程来延安接他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道,“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坚决担保的。”(571页)得到作者代表苏联政府作出的保证,毛泽东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随时逃入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避难的准备,诚惶诚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随赫尔利和张治中去了重庆。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 作者: 辛明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 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凰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范似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