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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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邓一辈子靠别人吃饭。他自己独立指挥过的战役只有两次：落荒而逃的左右江暴动，和不堪回首的中越边境战争。淮海战役呢？毛下决心，粟裕大将指挥实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清闲得很，你懂的。毛健在时，邓独立主持过的工作也只有两次：他当小组长的反右，和他当“副帅”的大炼钢铁，结果都惨无人道。由此可见，毛说邓“人才难得”，是虚晃一枪。林彪死后，毛叫邓复出，总得有个理由，死不认错才是令毛放心的真实理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长期在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树邓，要在七一纪念会上讲一篇话，要我帮他忙，起草个稿子。薄对我说，“要在全党树小平。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当然得帮忙。但邓矮，若用“巨人”字样，难免有朝一日变成笑话，加深一波和小平间的历史隔阂。我写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薄很高兴，同意，就这样讲了，后来传开了。但是我错了。中国的改革，是千百万人自主权的部分恢复，用不着也不存在什么总设计师，更何况两年后，邓小平亲手杀死了改革。什么是改革？我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说千言万语，不如说一句话：改掉毛泽东。毛把中国人捆死了，改革就是从毛泽东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不改革，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统统得憋死。这道理，邓小平不是不懂。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全面地说两句话：他支持过改革，他最后扼杀了改革。赵紫阳分析得透澈：邓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的关系，我想，邓是以党为体，以改革为用，改革为了救党。稳定就是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压倒一切。党认为必要，就有权调动坦克，杀掉改革，理直气壮反人类。 ---鲍彤：论摆脱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1周前

与美会谈邓不断吐痰的记录在中美建交前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的其中五次中美会谈中，按照美方相当仔细的会议记录，每次均出席的邓小平总共朝着痰盂吐痰十六次，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会见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一次吐痰最多，总共六次。该五次中美会谈中有关邓吐痰的描述共有以下八种措词：（一）邓往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二）邓再次往盂里吐痰（Teng again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三）邓再次俯身往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again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四）邓俯身大声往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and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五）邓大声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六）副总理俯身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he Vice Premier leans down beside his chair and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七）邓俯身往桌子下面的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next to his seat and spits into a spittoon under the table.）；（八）邓俯身到桌子下面，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beneath the table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邓小平不仅常常吐痰，更多次在对方发言中途吐痰，要对方等他吐完为止。当时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多次参与会谈的洛德（Winston Lord）回忆说“他坐在椅子上双脚仅仅及地，他是个烟鬼，并随意使用痰盂。”也曾跟邓小平会面的白鲁恂教授（Lucian Pye）则记载如下﹕“他坐在垫得厚厚的大椅上……脚勉强碰到地面，当他俯前使用痰盂时，甚至是双脚悬空。”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作者: 钟祖康

1周前

比李鸿章进步一点邓小平即使在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时也在谈话中间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他访问日本时，据说也一样照吐。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一九七八年接待邓小平来访时，把一个瓷痰盂和一个烟灰缸放在邓面前，邓居然两样都没有用，在晚宴时也同样两样都没有用。到底是不是因为邓小平觉得在爱标榜清洁而且是华人的李光耀面前吐痰会感到尴尬和自卑？但起码，这说明邓小平的当众吐痰行为，甚至吸烟，也是可以自控的。要是有人觉得邓小平或许多中国人使用痰盂是落伍，但这比起满清重臣李鸿章外访欧洲时拒绝使用痰盂，执意把痰吐在名贵地毯上面，似乎就是进步；李鸿章落伍么？但比起东晋时期的苻朗把痰吐到侍从嘴里（即“肉唾壶”），似乎又大有进步。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作者: 钟祖康

1周前

告密而成“国家领导人” 1986年，几位当年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便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声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让大家通过座谈，回忆历史，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为此，特征询对参加会议者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也是这三、四十人中的一个。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后，他肯定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却选择了卑鄙地告密。他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此信交到了当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手里。并又附上了这样几句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笔者注）”钱伟长人格的卑劣在此暴露无遗！人家给你的是私人信件，你不认同、不喜欢，不接受，可以不理睬，不回复，可以把信烧了或退回去都可以。而人家又没攻击邓小平，与中共的军委主席何相干？竟然又乘机向“邓大人”打“小报告”诬方励之为“政治野心家”。更可笑的是在告密之余还不忘附上一句：“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无非是说，我钱某对党国如此忠心耿耿，难道还不让我官复原职吗？叭儿态，小人心，尽显无遗。而更严重的后果是邓小平得此告密后大为震怒，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邓小平此时大概是老得有点糊涂了，竟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于是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于是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邓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邓还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由此可见钱伟长此次的告密所产生的恶果是巨大的，无异于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许多人因此事受株连而倒霉。甚至可以说是后来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而钱伟长却因此捞到了巨大的好处。显然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此人从一个“改正”后的右派分子，连清华大学副校长都未能官复原职的情况下，接下来却像乘坐了火箭一般地快速飞升，竟然当上了中共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虽然是个花瓶摆设样的清谈馆，但在中共的编制上却与“人大”并立。因而政协的正、副主席与人大的正、副委员长一样都属于所谓“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可见钱伟长这个卖友求荣、拍卖灵魂的贱招，确实博得了“邓大人”的欢心，也体现了中共对他们认为有“重要价值”的告密人是不惜成本要予以重赏的，以便给后继者作个榜样。 ---靠告密而成“国家领导人”的钱伟长作者: 林傲霜图：1987年4月9日，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邓小平与钱伟长握手

1周前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周恩来说：“是何凯丰。”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1968年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韩爱晶

1周前

阿拉法特，1968年，约旦。

1周前

1985年3月广州举办首次选美比赛——羊城青春美大赛，550位选手报名参赛（有男有女），预赛分笔试和面试，从学识、表达能力、形体气质、容貌仪表以及普通话水平等方面进行考核，容貌分仅占15%。最后20位选手进入决赛，通过集体舞蹈、服装展示、个人才艺、现场问答等环节决出胜负。最后获得女子组冠军的是身高172厘米的谢若绮，她是白天鹅宾馆首席前台。由于“选美”引起很大争议，当时内地媒体不允许刊登比赛图片，但有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了这次选美。

1周前

1924 年 10 月 8 日，苏联军舰「沃罗夫斯基」号载运首批援助黄埔军校的军火抵达黄埔，其官兵当晚在黄埔出席欢迎宴，图为宴会使用的中俄双语菜单。

1周前

那些年，外媒镜头下的两会 1.2001年3月6日，人大会议上，江泽民和朱镕基谈话。 2.2011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温家宝的助手在给他整理领带。 3.2010年3月11日，一名摄影师试图藏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身后。 4.2015年3月3日，人民大会堂，政协会议期间一名藏族委员把额头贴在了第十一世班禅的手上。

1周前

饥饿里的小阳春也许是党和政府在大饥荒面前忙于抗灾，也许是他们觉得用适当的在基层对政治管理和文化上进行放松，可以降低人民因饥饿和因饥饿导致的死亡而对政府的怨恨，这种怨恨到1961年时已经开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暗暗地滋长起来，同时社会上也悄悄地在流传台湾蒋党试图窜犯大陆的消息，从1961年开始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活第一次出现了自解放以来的宽松气氛。有一天，我的同学吴XX和他的哥哥吴XX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使用特制的天线，用矿石收音机收听到台湾和美国之音的广播。吴家兄弟纯粹是为了好奇 (大概也因为比我玩单管机时的年龄大，理解敌台的宣传能力强) ，后来经常到学校透露他们收到的“消息”，也没人向上面汇报他们。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秘密收听敌台的人实际上不少，但却没有被揭发，如果早两年，或者晚两年，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引起公安机关警惕和打击的。卖淫的现象出现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只是暗娼而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酒楼、歌厅一类供娼妓方便活动的场所。社会上流传在成都当时最热闹的街道--春熙路，如果有皮条指引，两个面饼就可交换一次嫖娼。报纸内容变得好看了，成都晚报从61年起，每周连载李(吉力)人先生的续写和改版的《大波》，吸引着爱好文学同学的兴趣。戏剧也开始出现了解冻征象，例如演出了川剧《王汤元打鬼》这类轻松的鬼戏和成都京剧团的连场《三侠五义》。但最引起大家热烈反映的，还是解放后第一次公映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电影，其中，吴楚帆、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夜夜盼郎归》等成了收缩着的肚皮的最好放松。到了1962年初，气氛更加放松，歌剧电影《刘三姐》和《柯山红日》的电影歌曲成了班上女孩子们下课后的低吟小唱，同时，市井小民则轻浮地哼着《夜夜盼郎归》里的主体歌：“妾送郎一呀嘛一杯酒。。。” 我家院子外面是一个大茶园，我每天回家必经茶园。从有一天开始，看见有人摆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在一张茶桌上，向那桌的茶客收钱，每收一次钱，放一张唱片，内容大约是解放前流行的蘼蘼之声，也有已停止播放的鸣放以前的情歌或抒情歌曲，比如《草原情歌》等，这些优美的音乐使人们多少暂时忘记了饥饿。在许多街道的角落，一些旧社会留传过来的书籍摆在地上公开出售，这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是不会出现的。我搭伙的一个街道食堂外面就有这样的地摊，我中午常常驻足下来翻其中的书，也就在这样的机会下，使我开始接触到解放前或者清朝出版的线装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并从此对它们发生了兴趣，我还买过如《萤窗异草》之类线装书。 “小阳春”政治小解冻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大饥荒遗事(下) 愚人

1周前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开国元勋、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时，父辈职务是地方省部级以上或军队受衔时少将以上的子女——这两类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屡出风头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红二代的核心圈子和头面人物；再往下是中共官场中属于高干级别（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子女；底层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子女。后面这两部分占红二代的绝大多数，其中分得改革红利一杯羹的不多，多数只是小康之家，与普通民众无异。中共建政后，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文革中大批共产党干部更是在劫难逃，红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沦为政治贱民，由红色贵族变成“黑帮子女”和“狗崽子”。习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变故的红二代。这里，需要注意文革前后的区别，这对理解习的性格为人很重要。由于文革前政治运动的波及面相对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处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视，同时这些子女年龄相对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习近平在其父落难时，只有九岁，严酷的环境直接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更善于隐忍韬晦，深藏不露，这是他与薄熙来的张狂跋扈不一样的地方。原因在于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时候，薄熙来是高中生，性格已经定型，虽然他当狗崽子时也要靠隐忍生存，但一旦环境改变，以往张狂的性格就会旧态复萌。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三）

1周前

据说邓小平临死前，他的一位助手问他：你认为你一生做的哪件事最重要？一般人恐怕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是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这件事。殊不知邓小平却说不；邓小平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共）领导层决定经济开放时，我自始至终顶住了那种要求同时也政治开放、实行多党民主的诱惑。” 我无法确认邓小平临死前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不过这句话倒确实很适合邓小平。当年，中共和苏共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在推动经济改革，但是苏共和东欧的共产党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专政给改掉了；唯有中共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专政，甚至通过经济改革重新强化了共产党专政。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道路，邓小平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因此，你要用推动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这一点来概括邓小平是不准确的，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搞过经济改革；邓小平之为邓小平就在于：他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始终坚持共产党专政，在推动经济开放的同时又始终拒绝政治开放。因此，无论邓小平临死前是否真的讲过那句话，那句话确实更适合邓小平。 ---胡平：从邓小平临死前的自我评价谈起

1周前

三年大饥荒时期（1959-1961年），《人民日报》10月1日头版

1周前

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子女们，包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但是，在1989年“六四”前，赵紫阳竟然下令调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据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回忆：“我认为邓家，邓小平家里对当时调查康华（公司）案件不满意。这有什么根据？我有根据。我当时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主任，当时给我的主要议题是中国的廉政问题。有一天，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老鲍，为什么要查康华？’我告诉她说：查康华是国务院的决定。” “她问为什么要查呢？我说现在对康华有很多意见，老百姓中有意见，干部中有意见，中央各部有意见，地方上也有意见。如果查清楚了朴方很好，那不是还朴方一个清白吗？如果查清楚了朴方在财务上有什么漏洞，那就改正错误。那不是很好吗？对以后工作更好吗？” 邓楠听了鲍彤的说法后，竟然说：“老娘有意见！”拂袖而去。 “后来有一天，我到紫阳那里去，紫阳说：邓楠这个人不懂事，把朴方的那个康华查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查清了，有缺点错误就改正嘛，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给大家解释疑团嘛。有什么不好呢？” “那我就知道了，邓楠在我这里说‘老娘有意见’后，就到紫阳那里去了。” 赵紫阳下令查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等于动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的“奶酪”，这可能是邓小平联合其他中共元老搞掉赵紫阳的重要原因之一。赵紫阳反对邓小平调军队镇压学生，则可能是邓搞掉赵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为什么要制造“六四”屠杀？作者: 王友群

1周前

邓小平南巡现在中共提到邓小平的南巡，都是正面吹捧他如何“高瞻远瞩”，却不谈他在陈云的压力下生两年“闷气”的经历。实际上，邓小平抓住陈云“走麦城”的机会，通过南巡，对中南海里的江泽民放话，要全面逆转陈云派过去两年反改革的经济方针。邓小平并不只是喊话而已，这是明的一面；他还有换掉江泽民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长期被中共掩盖的、邓小平南巡的主要目的，即召集军方和政法系统的秘密珠海会议，部署夺权换人。实际上，1月23日这天，在珠海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半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都派人参加，中南海里的江泽民当然知道；另一个秘密会议是乔石事先与邓小平秘密约好的，邓与陪同他南巡的军方实际控制人杨尚昆一起，加上从北京赶到珠海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而代表政法系统参加秘密会议的就是乔石。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今年1月26日发表的文章《江泽民的应对与抉择》，引用傅高义书中的内容披露，邓小平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召开秘密会议。这次秘密的珠海会议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由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由于乔石分管国内治安，开这样的会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当时邓小平心目中用来替换江泽民的正是乔石，所以这个秘密会议真正的中心话题就是换马江泽民，即傅高义所说的，“可能和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有关”。在珠海会议上，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笔者注：这是指江泽民）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很显然，这次会议不是参会的少数高层各自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而是商讨如果江泽民不倒向邓小平，那把他换掉之时以及之后如何稳定政局。《多维新闻》2018年3月26日的文章《江泽民亲述：邓小平曾想用乔石替换我》，也谈过同一件事。此文引用傅高义的话说，1992年2月3日（农历除夕），邓小平离开珠海5天后，江泽民打破了以往不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的习惯，特地借拜年向邓小平“请安”；傅高义提到，江泽民“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倒向了邓小平，背离了陈云派。邓小平离开广东以后到了上海，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但两个人都不想见面。知道大势已去的陈云懂得，这种时候最好是默认邓小平的精心谋划，甚至言不由衷地表示有限的支持。 ---程晓农：1992邓小平南巡与江泽民转舵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三

1周前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生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作者: 李劼

1周前

周恩来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把那个叫做革命的婊子当作了天使，紧紧地搂在怀里。粘滞型的人物，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所爱，绝对一路爱到底，不会中途生变。周恩来之于革命的激情，便是这样的热恋，生死不渝。周恩来可以为此献身，但不能接受被判决为革命的叛徒，不能接受被突然打成反革命。这既可以说是矢志不移的忠诚，也可以说是爱惜羽毛的洁癖。在流氓政治中，这样的忠诚，如此的洁癖，又恰好是致命的软肋。深知个中堂奥的流氓毛，只要点一点周恩来的这个软肋，周恩来就只能俯首称臣。在流氓政治的舞台上，通常都是最流氓的才能成为大赢家，而不会耍流氓的周恩来只能成为大流氓的侍妾。周恩来在爱上革命的时候，绝对不曾想到，那场革命是多么的流氓。不管周恩来投身革命后如何如何，想当初，毕竟是卿本佳人。周恩来的不幸在于，无法脱身。要么做奴才，要么被打入那个叫做叛徒的地狱。周恩来怀里的那个叫做革命的爱侣，原来是那么的娇弱，那么的不可靠，只消人家轻轻地动一动手指头，立马就会跟着大流氓跑掉。可见，搂住革命比搂住女人要难得多。而周恩来的全部忙碌全部努力全部挚爱，都只不过是想搂住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根本不管发妻遭受什么样的冷落。很有趣的是，周恩来娶的那个女人，又恰好喜欢周恩来那么使劲地搂住革命，仿佛夫妇前面没有革命的定语就不成为夫妇似的。事实上，邓颖超也确实非常享受周恩来的搂紧革命，因为那是革命夫妇与普通夫妇之间的天壤之别。假设革命从周恩来的怀里跑掉了，那么他们夫妇也就不再是革命夫妇，而是被打成像刘少奇、王光美那样的反革命夫妇了。这是周恩来夫妇之间最大的秘密，根本不需要说出来才弄明白。至于那个做老婆的因此受了多少委屈，世人对此也不必过于同情，因为人家是心甘情愿的。明白了周恩来之于革命之间的这种坚贞不渝，便可以解读周恩来的所有言行。比如，为何那么残忍地杀死了顾顺章一家十几口？因为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何下令销毁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有关文件？因为要维护革命的名誉。周恩来并非不明白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正确，但他认定革命在毛泽东手里，所以宁可跟着毛泽东胡作非为，也不敢站在刘、邓一边。同样道理，在林彪与毛泽东的分裂中，周恩来内心深处是认同林彪的，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悄悄地与林彪相配合；但一旦毛泽东翻脸，他又只得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周恩来内心佩服比他有本事的人，不仅是刘、邓，即便是反对他的高岗，周恩来一面激烈地批判高岗，一面暗暗佩服高岗的能力，这是高岗死后、周恩来曾私下照应过高岗未亡人的原因所在，那样的照应并非虚伪。周恩来自己不懂打仗，但他极其佩服会打仗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俯首贴耳是出于被赶出革命队伍的恐惧，但与林彪的友好以及对林彪之死的同情，却是心有戚戚焉。得知林彪死讯，周恩来的号啕大哭，不是做戏，而是痛不欲生。既痛林彪，也悲自己。当然，也正是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这种心照不宣，使毛泽东怀恨在心。因此，毛泽东在清除林彪之后，非要将周恩来置于死地不可。 ---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作者: 李劼

1周前

作为历史在场者的记录 1989年以前，赵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场者，他记录的一些细节相当重要。比如彭真对“六四”学运的表态：无论如何不能动武流血。（361页） 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当赵提出改动“4•26”社论的定性，李鹏的反应是：“如果改，你我都将会下台。”（54页）苏联东欧巨变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成了为“六四”翻案的人事阻力。1993年，赵风趣地讲到“六四”平反的难度：“‘君欢胜于民心’啊！民心虽如此，但没有邓发话，‘六四’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118页）至于邓后的难度在于：“现在当政者主动提出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六四’的受益者。否则，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没有了。”（188页）赵是一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老干部安志文（安子文之弟）曾私下提出：“看来赵紫阳当时不应提出与邓相左的意见来”，认为赵如保住总书记职位，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但赵的回答却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原则：“我作为总书记，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这是我的历史责任所在。当然，那时跟着走，也会保护一些人，但以后不好办，必然还会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会有好下场。如果那样下台还不如这样下台。相比之下得失权衡还是这样好，我不后悔！”（60～61页） ---赵紫阳晚年对国是的深度思考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 裴毅然图 1.赵紫阳与美国总统里根挽手同行、步出白宫。图2.赵紫阳出席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举行的国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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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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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哭的逃港者一家 1962年的一张照片：香港工人叶一贤（左）与妻子痛哭流涕，此前他们被告知这位非法越境的女子必须返回中国。他们的儿子获准与父亲留港。摄影：陈侨 A photo from 1962: Yip Yat-yin (left), a metal worker in Hong Kong, and his wife weeping bitterly after they were told that the woman,who had crossed from the border illegally, had to return to China. Their son was allowed to remain with the father. Photo: Chan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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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北京旅游。（视觉中国）

1周前

1921年，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杭州楼外楼凉棚下悠闲地享用午餐。这也是楼外楼最早的照片记录。 (楼外楼，相传由绍兴文人洪瑞堂创建于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楼外楼以西湖醋鱼、宋嫂鱼羹、龙井虾仁、叫花童鸡、东坡肉等菜肴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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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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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苏北，山东土改复查，始作俑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1947年7月7日华东局下达《土改复查指示》，史称“七七指示”，开启苏北，山东血腥土改模式。杀人无数，是中共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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