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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说他的鸡是“黑鸡” 这位画了一辈子鸡的画家,做梦也没想到,他笔下那些活蹦乱跳的公鸡,居然被姚文元指控为“黒画”,是怀有刻骨仇恨的公然反对社会主义的公鸡。 姚文元曾拿着一本《迎春花》作品集,蛮不讲理地指控南京著名画家陈大羽,说他的一幅花鸟画《迎春》,是在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春天。 姚文元分析说:“在这幅画上方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的极端仇视。”地方报纸迎合姚文元,也加入批判陈大羽的行列,说他画的公鸡是和赫鲁晓夫串通一气,因为赫鲁晓夫曾经攻击中国为“好斗的公鸡”,两者相互呼应,都是在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 ---作者: 徐敏 图:陈大羽笔下的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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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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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 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 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 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 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百年真相》节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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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慰安妇 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 :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 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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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林县在1959年推出的“觉悟票”。从觉悟票的说明看,它是一种奖惩性质的票证。觉悟票分为红绿两种,对“劳动好、干劲大、踏实”的发给红票,对“劳动差、没干劲、不能按时上下工”的发绿票,不参加劳动的不发票,如果全月都是红票,可以记在功劳簿上;如果一个月拿到七张绿票以上,就要记一小过。 但是 为什么是林县首先推出了“觉悟票”?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林县,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但其60年代打造的红旗渠却成了毛时代的“全国著名的样板工程”,1958年11月1日毛还接见了县委书记杨贵。就是这个“一心为民”、赢得党心的杨贵,却被林县老百姓称为“杨鬼”。在毛死后不久,林县老百姓曾自发组织起来集会高呼:“打倒法西斯独夫害民贼——杨鬼!血债要用血来还!千刀万剐杨鬼以平民愤!” 为什么杨贵民愤如此之大?原来,1960年开始修建红旗渠时,杨贵为了赶进度,强逼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皆如牛马般劳动,导致伤亡者众多,而且还出现了羞辱女性的场面。“觉悟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可想而知。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修红旗渠参与者有10多万人,直接死亡为60多人,砸伤300多人。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访华,并拍摄了纪录片《中国》。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被安东尼奥尼拍入了镜头,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之下,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样板呈现出破败的房屋,泥泞坎坷的巷道,街上人烟稀少,“这是林县,这个省份的贫穷一目了然”。虽然纪录片引发了中共的抗议,但镜头下的真实是没有人可以抵赖的,只是可惜安东尼奥尼没有将奇葩的“觉悟票”收入其中。 ---大跃进时“觉悟票”出炉背后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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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知道奥斯维辛,我们却遗忘了夹边沟。奥斯维辛不曾有过人吃人,夹边沟却有。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每天热量摄入量应为3500千卡,轻体力的城市人为2000千卡。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当时每天人均吸收热量仅为 1534.8千卡,城市家庭妇女不过1200千卡,只有正常热量摄入的一半左右。而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苦役犯的每日热量还有1300到1700大卡。当然,奥斯维辛也没有出现人相食。 ---中国大饥荒50年祭 作者: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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