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共党为患的惨烈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 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天狼孤星:中央四台看见老舞蹈家陈爱莲在接受采访,她说六零年的时候,“别人都浮肿了。我吃部级特供,每月有五斤糖,五斤肉,五斤蛋,五斤豆,感谢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吧。”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 那三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755万人, 全部是农民, 尤以河南 四川两省最为惨烈。而特供的那些糖肉蛋豆无一不是 出自饿死的那些农民之手。 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里讲了信阳事件的一幕:很多人饿得浮肿,一头倒毙,老杠叔临死时,最大的愿望是吃上一口棉花套子! 而莫言在《丰乳肥臀》里这样描写:女人们例假消失、乳房贴肋的时代,农场里的男人们的睾丸都像两粒硬梆梆的鹅卵石,悬挂在透明的皮囊里,丧失了收缩的功能。但炊事员张麻子保持着这功能。他仅凭着一块白馍,就此诱奸污了农场里最漂亮的女右派乔其莎!而在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在饿殍遍野的时候,一个生产队的保管员,为了欣赏孩子们学狗叫,往空中抛饼子!——可想而知,哪怕这些最基层的小队长,凭其手上仅有的一点权力,就可以活得相当滋润! 而据《凤凰网》历史栏目的文章《叶圣陶记1961年内蒙之行:飞龙甲鱼烤全羊 吃完跳舞》介绍,从1961年7月29日到9月23日,叶圣陶与“老舍、梁思成、吴组缃、曹禺、端木蕻良”,“还有画家、摄影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二十余人组成了“文化参观访问团”赴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参观访问,7月31日团到达海拉尔,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宾主互劝酒,余饮稍多”。8月6日伦池,“晚餐又是盛宴。劝饮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8月11日奶品厂参观,“遍尝其所制之各种食品,奶油粉、糖果、冰糕、奶油点心,凡七八色。余虽留意少吃,而已感其饱。回旅舍吃晚饭,只能勉进半碗耳”。8月16日辽参观,晚上“六点宴饮,治肴甚讲究”。8月18日公社生产队参观后,“午餐又殊别致,菜凡十六盘,全是鱼。惜厨师手法不多,均为红炙,其味无甚差别”。8月21日餐时面饭而外,复有蒸煮之新鲜苞谷。昨夕则陈涮羊肉。餐食甚精,时有变换,招待无微不至,诚有愧矣。”8月26日某处后,“回至研究所,先尝奶豆腐奶茶,次食全羊。又是盛餐”。8月29日煤矿、机车修配厂等处,“回到矿物局已午后一点,又受丰盛之款待,饮酒颇久”。晚上,“未及六点,又邀我们进晚餐,菜肴仍甚丰。余实在吃不下,仅进少许,酒则绝未饮”。8月31日盟座谈后,“晚餐。又是大吃大喝。食后分两批娱乐,跳舞,看电影”。 读到这里,我激凌凌打了一个寒颤,身上莫名起了好多鸡皮疙瘩,好大的对比呀!一边饥民嗷嗷,饿殍遍地,一边酒池肉林,歌舞升平!
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 年2 月记至1962 年12 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 “困难时期”一路吃喝 歌舞升平 他第 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 年2 月27 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 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 月29 日所记,3月2 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 月2 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 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 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 日所记。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 年1 月7 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 月19 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 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 月26 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为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 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 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 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 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 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 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1960 年4 月8 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 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美国之音
由于“文集内片”的拍摄处于极端秘密之中,关于其中内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见到齐英才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齐英才原是著名京剧演员,当时担任上海内片组总负责人。 他回忆道: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 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迄今,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的一份“内片《驯兽》情况汇报”。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我除了把已经拍摄的内片完成收尾工作之外,又奉命写摄制小结。 我在1976年9月22日写出摄制小结初稿,9月26日改出二稿。 在我改定这份小结,过完国庆节休假后,便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四人帮”被粉碎了! 从此,我这个“臭老九”走上了新的电影创作之路,并在1980年捧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奖杯…… ---我为毛泽东拍“内片” 作者: 叶永烈
八月十八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 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万润南:清华岁月
香烟特供——“132小组” 由于原料缺乏,甲级卷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首先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范国荣,当年什邡烟厂的制烟工人。1964年秋,他收到所在什邡烟厂的书记的通知,“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入选的成员一共四人,都是政治合 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去了成都之后,他们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 忙完了,四名师傅回到什邡。不久,党委书记又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所以改抽雪茄。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什邡烟厂共研制出35个雪茄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较淡、食指般粗的中号雪茄。 毛泽东抽的2号雪茄烟。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为了确保毛主席的抽烟安全,供烟生产组从什邡迁往北京。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给毛主席供应的是2号烟,生产组被称为 “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 给中央领导造烟,安全最重要。范国荣老人回忆,“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门窗上都要上封条。”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132”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范国荣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特供烟的生产交由北京烟厂负责。 ---“特供”——从延安到中南海
服装特供——红都服装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国事交往、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增多,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 1956年,中央办公厅决定,从上海把一些 “红帮”裁缝调运到北京,组成“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师服装加工部”,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衣服。“红帮”,因其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而来。 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后,12名红帮裁缝被选用。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日常通信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按时回来再销假。 他们接到的首要任务,是在9月中共“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让他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 8月的一天,已是半夜12点,技术最好的田阿桐裁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书房,他要为毛主席量体制衣。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的特点,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在裁剪上,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垫肩稍微上翘,中腰稍凹陷,袖笼也略有提高。 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后来,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田阿桐由此包揽了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装任务。 ---“特供”——从延安到中南海
我到收容所,先逐个检查了五个“盲流”随身带的物品以及衣着、体态、语音等,以辨其身份。“盲流”中,两个是青海藏族,一男一女自称夫妻;一个是宁夏回族;两个汉族分别是河南、山东口音。根据“盲流”们的态度我先审查了两个藏族“盲流”。男的通晓汉语,女的次之。在我审问时男的毫无惧怕表情,问什么说什 么,甚至还没问就主动交代。女的不断地插话补充。他们不但如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也交代了其他三人的问题。男“盲流”交代:“1958年草原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牛羊交公了。紧接着办起共产(公)食堂,我们吃大锅饭,食堂里没有酥油,没有糌粑(炒面),我们吃惯了糌粑的人很不情愿地喝着苞谷面糊糊。领主(导)们说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过惯了游牧生活的人过不惯集体化的生活,都希望人命(民)公社早点散伙。后来连苞谷糊糊也没有了。领主(导)就给我们宰羊吃。食堂里白天宰,我们夜间偷着宰,公社的羊谁抓住谁宰吃,不久羊吃完了。领主(导)叫我们自己想办法找吃的,我们找不到吃的,饿死了人。1959年春天草原上起事,领主(导)说我们是叛匪。我们在草原上不能待了,领着尕娃逃出了草原开始全家四口一起要饭,要上一碗,都想争着多吃一口,后来我们商量分开要饭,谁要上谁吃。全家一起要饭,人多要不上,施主也不会每人给一碗。你问家庭是如何解散的?开始商量母女在一起、父子在一起要饭。这样老两口就得分开了,这不好。后来我们决定老两口在一起,两个尕娃在一起要饭,尕娃们的死活我们已顾不上了,只要老两口在一起,等世道太平了,我们生活稳当了再生育也不迟。” 老两口来到甘肃讨饭,甘肃比青海还困难,讨不上饭,看到“盲流”们都往新疆跑,他俩也往新疆跑。在新疆盲目流动了一年多,南北疆都走到了,几乎所有的收容所都住过。其间也曾在兵团农场安置过。因他们是牧民,不善农业劳动,今天安置明天又“盲目流走”。 女“盲流”补充:“脑(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在政府的扫帚下面滚!”这一男一女几乎成了“职业盲流”,到新疆一年多来学会了简单的维语,能讨上饭。他们身上穿的全是讨来的衣裤,从服饰上很难看出是哪个民族。 ---我亲自处理的五个“盲流”的案件 作者: 陈重伟
储安平在四十年代对共产党的分析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 。一个政党当它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 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 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摘自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
1986年春,军旅作家刘家驹应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之约,撰写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传》。 刘家驹为写此书,花了几年时间,采访了与林彪有关的人近百人,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中共上将萧克,前国防部长耿飚,前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前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前广州军区政委任思忠,某国防工程 负责人蒲锡文,前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林彪的老秘书夏桐、谭云鹤,以及林办工作人员;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林彪专案组的领导人李德生等。 刘家驹从他了解到大量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但是,就在刘家驹决定采访因“九一三”事件被打倒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李作鹏时,出了大麻烦。 ,,,,,, 李作鹏得知刘家驹要向他了解林彪的情况后,给公安部写了一封揭发信,说刘“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总政治部,总政立即责令刘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并写出书面检讨。 ,,,,,,, 刘家驹不得不停止写作《林彪传》。他的采访笔记全都锁进箱底。很快,上面就下达了让他退休的命令。 ,,,,,, 2011年9月初,林彪之女林豆豆委托刘家驹在北京郊区召开“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刘家驹邀请了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 其中包括:“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前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前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闫明,前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的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前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女儿吴巴璀,前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前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的女儿江新文、江新德;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的女儿李蔚。 出席的学者包括: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等。 在高瑜负责撰写的会议纪要中,她写道:“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据刘家驹讲,他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他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但那里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至今,“九一三”事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有关林彪事件真相的绝密档案,仍被中共封存,没有解密。 为什么? 因为从“九一三”事件发生一直到今天,中共一直在撒谎。 ---从林彪“九一三”事件谈中共掩盖真相 作者: 王友群 图:这幅最清晰的913坠机照片,是开放杂志从俄文网站下载首发的
我为毛泽东拍“内片” 我在遇上闵惠芬(著名二胡演奏家)的时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当年拍摄京剧唱腔“内片”的情形。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内片”是怎么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为毛泽东拍摄“内片”…… 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 演。 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然后则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 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这才明白,这些“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两个“文集内片”组。我所负责的这个组有50多名工作人员,赶拍《驯兽》以及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则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后来才知道,这些“内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各成立“文集内片”组。 后来才知道,我作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的导演。在诸导演之中,选中了我——因为我在同行之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兼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作者: 叶永烈
陈奎德表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北京的一个生死存亡决策。虽然当年美中各有所求,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忘了尼克松。 他说:“我想这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 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告诉毛泽东,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帝修等等,但是在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还差得很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了。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路线,被世界主要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它和美国结成了准同盟,于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天。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的压力,边境陈兵百万,还有核武器的威胁,我想这是他(毛泽东)基本的考量。毛泽东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在外交上已经受到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因此考量台湾的问题也好,考量其他问题也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这个转折,我想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 ---时事大家谈:尼克松中国下赌五十年,北京为何还在念叨他的好? 陈小平 美国之音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第二个高峰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 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 公社中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24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自杀”的。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学校史纪录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学生知道他们课堂的脚下曾经流淌过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细节性的指导。阅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 这图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专访王友琴” 王友琴/高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