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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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1周前

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海疆卫士

1周前

《少女之心》问世 42 年了，至今没有找到原作者。但是，也可以说，我们这一代 60 后，甚至一部分 50 后和 70 后，多数男生都当过它的作者之一。因为很多男生在传抄这本淫书时，多会添油加醋地按想象或实战，去补充一点内容。我是 1975 年接触到本书的，那时正好转学到了利川县一中，读初二。现在已经无从追索，这本奇书究竟是谁从都市把它带到了遥远偏僻的山城？甚至我也记不起是谁转给我抄录，我又接着转给了谁。反正班上不少人在传抄，甚至包含部分女生。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整个民族正处于一个疑似清教徒的时代。谈恋爱像偷人，牵手挽臂逛街是不可能的风景。而捉奸告发，恰是国人的时尚。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列为毒草，可以合法读到的文字，皆没有两性内容。那一年我十三岁。我在那之前的阅读，读得稍有一点心舂如许、小弟翘然的文字，只有潘金莲和西门庆那一段，还有《林海雪原》中关于护士白茹的部分。为了求知，我曾背着所有人，花宝贵的八分钱，去新华书店买过一本《新婚必读》。卖书的阿姨好奇地看着不到柜台高的我，很不情愿的拿出这书给我时的表情，恨不得让我投河上吊。 ---野夫：“革命时期”的性启蒙 ——我与《少女之心》 (1989年)

1周前

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文革 10 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 8 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句。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般由 20 至 30 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 1 斤，差的为 8 两，每人每年 17.3 尺布， 2 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歇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歇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农业产量很低，县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 500 斤，跨长江是 800 斤，上纲要是两季 400 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还有一事印象很深， 1969 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1周前

早请示、晚汇报，三祝愿、对语录文革中全国出现建“主席台”热，从县城的重要路口到农村的十字街头，到处都建起“主席台”，达到了队队有“主席台”，家家有主席像。生产队每次出工前，全队社员都集合起来，列队站在“主席台”前，手举“红宝书”进行“祝愿”。领队：首先让我们敬祝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队：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群众（如前动作）：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祝愿”过后才下地干活。当时，家家街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冲门口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要求每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对语录”是表忠心的又一种形式。当时大兴语录风，如去供销社买二斤盐（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商店均为国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买盐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盐。”供销社服务员就说：“要拥军爱民。多少？”致使一些农村上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不敢出门说话。又如哪个村庙会，村里都会派人查街口，进村走亲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语录才让进去，背不出来就别想进村。记得一次半夜里，高音喇叭喊叫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站队后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后来才接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也不知何所指，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1周前

与龙梅相关的童年往事 2月10日上午，我们迎着白茫茫的风雪徒步回家。向西跨过铁路没多远，远远望见在铁路西边的一条沟里拥挤着一群羊。父亲担心是我家的羊被暴风雪刮到了这里，走近去看，那不是自家的羊。这群羊约有四百来只，身上挂满了冰雪，拥挤在一起发抖。我们四顾茫茫，羊群周围没有主人。父亲判断：铁路西边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地方，这很可能是我们队里的羊被暴风雪刮到了这里。他是有责任心的人，决定把羊赶回生产队去。顶着大风雪赶羊如逆水行舟，很艰难。我们挥着双臂哄赶羊群，在羊群挪开的地方，发现了两只死羊：一只青色山羊和一只白色绵羊。父亲沉思片刻对我说：“你在这里把羊群看护好，爸爸把这两只死羊寄放到火车站扳道房去。”说完就扛起那只青山羊踏着深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车站扳道房走去。当时他还在感冒发烧。我站在风雪中看护着羊群，帽带被风刮开了，手却冻僵，无法系上，所以那天我的耳朵冻伤了。就在父亲走后不久，我看见从西面山坡上缓慢地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她身穿没有调面的羊皮本色皮袄，敞着扣子，头戴皮帽子，脸冻得紫红，手里拿着羊鞭子。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她点了点头。此时父亲已送死羊返回，便问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衣’”（龙梅的原名）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 “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汉语：日大光队） “你爸爸是谁？” “吴添喜。” 我父亲又问：“就你一个人放羊吗？” 龙梅说：“还有我的姐姐。”（龙梅当时冻昏而产生了口误，把妹妹说成了姐姐）我父亲急切地问：“你姐姐在哪儿？” “我姐姐在山里。”龙梅说着用鞭杆指向西北山谷。从龙梅的口中得知她们是昨天出来放羊的，被暴风雪刮走了羊群，她们跟着羊群跑了一天一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我父亲意识到这孩子冻坏了，如不及时抢救，有生命危险。而山里的“姐姐”后果更可怕。他拉起龙梅的手对她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我带你到火车站扳道房暖和暖和，然后给你找姐去。父亲挽起龙梅的手直奔火车站铁路扳道房。走进铁路扳道房，父亲向扳道工王福臣说明了牧羊姑娘冻伤严重，需及时抢救。说着把龙梅抱上床，给她脱毡靴。可是毡靴里的冰和脚冻在了一起，无法脱掉。父亲请求王福臣找人来帮忙。王福臣冷冷地说： “你们怎么不去票房候车室呢？没看这里就我一个人吗？离不开呀！” 正在父亲焦急万分之时，门外走进来四、五个工人，父亲急忙向他们说明情况，这几位工人很热情地帮起忙来，有的给龙梅脸上搓雪，有的给手上搓雪。父亲又向他们请求道：“我去区里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孩子到医院，你们马上再找几个人去西北山里找她姐姐，再派一个人看护一下羊群”。交代完以后，父亲就拔腿消失在迷漫的风雪中。后来听父亲说，他跑到区政府找到区长伍龙救援，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又跑到邮电局给我们公社打电话报告情况。父亲走后，工人同志忙着给龙梅搓雪，我给龙梅喂面包、喂开水。工人们不懂蒙语，龙梅不懂汉语，我就担任起了翻译。龙梅的脸和手都冻坏了，毡靴里灌满了雪，雪又冻成冰，脚和毡靴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豁、用剪子铰…… 伍龙区长听到父亲的求援后，立即派了汽车，组织救护人员到山里寻找玉荣。直到下午，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抱着一个已经冻昏迷的小姑娘走进了扳道房，她就是玉荣，哪是姐姐呀，她是龙梅的妹妹。这时，区长的小轿车赶到，把龙梅、玉荣抬上车，我也随车到区委找到了父亲。小车又向医院疾驶而去。忙完这些事情后，已是黄昏。父亲领着我还有我们的狗，迎着落日，踏着积雪向家中走去。在风雪中救了牧羊的孩子，他感到十分欣慰。政府号召向“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时,小姐妹冻伤时穿的衣物、一张青色山羊皮和一张白色绵羊皮等实物，都在我就读的土默特母校展览。可却只报道表彰了铁路工人抢救小姐妹的事迹，只字未提我的父亲。那时我十一岁，幼小的心灵倍感屈辱和辛酸，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因为父亲是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经历了许多苦难，走过了一段历史，我父亲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于1979年平反，胡耀邦同志批示了他的申诉，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下达文件，确认了我父亲哈斯朝禄是首先发现并救助龙梅的人。 ---那仁满都拉：与龙梅相关的童年往事

1周前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1周前

丁东：1967年纪事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给刘少奇家打电话，说他们在师大一附中上学的女儿刘平平出了车祸，轧断了腿，在北医二院要动手术。刘少奇、王光美赶到医院，王光美被扣押到清华。此事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派秘书交涉，接回王光美，并在夜深人静时给她打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1967年3月，要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周恩来直接报告毛泽东而没报告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泽东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再报毛。为此，周恩来向林彪写了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彪接到后，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恩来致谢，被叶群拦下，改打电话致意。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留下遗书：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同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事实求是的结论。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李立三 1967年8月22日，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一机床厂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驻港新闻工作者，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事发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锋于是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迹。毛泽东收信后没有对康生怎么样，不几天，关锋和王力成了阶下囚。 1967年，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北京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每天定时收听美国之音。一位当年四野的将军来看他，吓得脸都白了，说：“我的老天爷，你怎么收听敌台呀！”

2周前

事情发生在山东博平附近某村。在计划生育运动中，计划生育小分队在各村的线人（天下事无奇不有，就有这么一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和目的，愿意充当内线，向上级告密，提供被监视人的动向）提供的线索指引下，逮住第二胎妊娠妇女就往医院送。一般送人由大队干部陪着。哪知这次送的妇女中，有一个妇女在途中突然肚子疼，接着就分娩出一个男婴。他们村的书记慌了，因为公社干部在计划生育动员会上下了死命令：这次运动是政治任务，一个二胎都不能生，生了也不能活。哪个大队有二胎，干部就地免职，违反政策的人要逮起来。对于计划生育闹事户的办法是：你要上吊给你绳，你要喝药给你瓶。别怕出事，出了事国家给你们担着。既然路上生了孩子，那个村支书不知怎么失去理智，一时心血来潮就把刚生的男婴掐死了。那妇女的公爹知道后伤心至极，直奔书记家，刚好见书记的小孙子在他家大门口玩耍，抡起铁锹一下击中小孩的头部、当即毙命。你叫我没孙子、我叫你断子绝孙！这事很快汇报到县里，怎么办？后来听说在县领导的授意下，把那个村支书免了职，又把他们两家从一个生产队调开就算完事了。县里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郭连生：一位医生亲历的八十年代计生运动

2周前

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300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做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2周前

文革被赶出北京那10万人的悲哀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 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 ”“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 ? 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本文摘自 1996 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 50 万字，由金汕与方正、孟固、陈义风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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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雷马屏劳改农场为地师级编制，直属省公安厅管辖，有四个分场，每个分场下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又有4~6个中队，每个中队约200多号犯人，刑期从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场和总场还有直属的工厂、医院，据说有三四万犯人。它的管理干部多是转业军人，少部分是地区调来的工农干部，几乎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经过正规警政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干警。虽然他们大字不识几个，开口闭口妈屁连天可代表党和毛主席呀！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谁敢于反抗？谁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轻则加刑，重着掉命。由于雷马屏远离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环境十分枯燥单调，不少獄吏便把训斥犯人、打吊犯人视为消遣取乐的“玩一手”。纵然有时失手打伤、打殘、打死几个犯人，也是方法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方法不掉饭碗，立场要脱警服，故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狱政”方针：对犯人改造“宁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视为“家常便飯”。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2周前

一个小故事，清华大学有一位教师，叫方惠坚，他是清华大学的团委副书记， 1966 年的 8 月份，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在明斋西门附近，红卫兵就地划了一个圆圈，这个圈的直径大概只有六七十公分，刚好供一个人跪在里面，红卫兵就命令方惠坚跪在这个小圆圈里面。我是头一天晚上，进宿舍时看见他跪在那个地方，第二天早上，我经过那里，他还跪在那里。可怕的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看守他，就是说，没有人命令他起来，他就一直跪着，不敢擅自起来。总之，这时，对红卫兵的恐惧感已经深入整个学校的骨髓。 ---陈书祥：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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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 月，群众自发聚集在广场纪念碑下悼念遇罗克。李晓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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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玄乎。吃什么草的根？什么树的皮？从来没有人说过那怕是一种植物的名字。草原上有树吗？有可供千军万马充饥的树皮吗？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什么就不能出粮食？ 1954 年我在泸州听一个名叫李长河的老红军（据说是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讲，“过草地时，没吃的了，把皮带解下来，在火上烧一烧，水里煮一煮，就拿来充饥。”那时我想，鲜牛皮“烧一烧，煮一煮”尚且坚韧咬不烂，何况硝制后的干牛皮？所以我一直怀疑吃草根树皮的真实性。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后来的情况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2周前

受难的地主女眷男人被杀、被囚之后，女人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在生活生产上，而且在被斗挨整上。 1948 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天使般的儿子带回家乡留守祖业，因为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家业无人照管。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就在这穷乡僻壤过起了古老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沈应伦天生丽质，身材修长，肌肤洁白，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体态轻盈，窈窕端庄，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大方、高雅、有知识。乡绅仕女都以能够与她相识为荣。而她对人又热情随和，不分高低贵贱都以礼相待，这对于有几分自卑的乡下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她对穷人对佃户也非常友善，轻言细语，从不摆城市女人的架子，还把她自己的常备药物给乡亲包扎伤口、治疗小病而不收分文，因此大受乡亲赞誉。很显然，这样一位知书识礼而又善良真诚的女性，绝对不会与人交恶结下仇恨。但是，她恰恰倒毙在曾经与她和睦相处的土改“主力军”的棍棒之下！ 1949 年，虽然石克坚随四川省长王缵绪、保安司令邓锡侯“起义”后被“解放”，但是迎接这位水上警察局长的，是一付冷冰冰的手铐，从此他就被逮捕关押，而与妻子音信隔绝。沈应伦当然知道形势的险恶，更知道农村是一个罪恶的天地。于是她抛弃了农村的家，委托给亲戚照管，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以此求生，苟活于乱世。不料 1951 年 4 月的一天，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出现在她面前，要抓她回农村接受农民斗争，交出金银财宝。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学校领导不敢阻拦。她被联防队押走，步行 80 里回到老家。她的家已是一座空房，满屋蛛网灰尘，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她只好寄宿在侄儿家里。第二天上午就被农会揪到了斗争会场。按照斗争会的惯例，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以这样的气势汹汹给被斗者以下马威。但沈应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向农民解释：“第一、我不是地主。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我 1948 年才回到乡下，到 49 年‘解放’才一年多，怎么是地主呢？第二、去年减租退押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现在还剩下一间空房屋，如果农会需要我马上交出来。” 农民哪里听她的辩解！被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来的仇恨，已经使他们抛弃了起码的良心；况且，眼前这个虽然一身旧衣服却干净整洁、仪态优雅的女人，正是农民嫉妒仇恨的“地主太太”。在这个“地主太太”面前，“主力军”们自惭形秽感到自卑，觉得地主威风还没被打垮。为了拯救自己的自卑，他们就选择暴力，就用粗野下流话辱骂她，恐吓她。沈应伦说：“党的政策是说理斗争，你们用下流话骂人是说理斗争吗？”“主力军”们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老子不但要骂你，还要打你！”说着一群人上前去推搡她，搧她的耳光，摸她的脸，用更下流的话侮辱她……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我要向党和政府控告你们！” 这个弱女子的无力反抗激起来的是“主力军”更大的兽性，他们觉得开了这么多斗争会，还没有一个被斗争的地主敢于斥责他们。“坚决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你去告吧！老子怕你告？老子叫你龟儿告不成！”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着，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离开了人世。一个真诚善良的年青女子，就这种样惨死在野兽们的棍棒之下！ ---陶渭熊：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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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兄弟记得是 1945 年 10 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那年我 10 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可是， 1948 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 1952 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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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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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 “ 土改 ” 运动中杀掉 200 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 …… 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第一，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 “ 化孙子 ” ，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 1950 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 土改 ” 中有不少 “ 贫富颠倒，是非混淆 ” 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 “ 富不过三代 ” 。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 “ 化孙子 ” ，他 “ 崽卖爹田心不痛 ” ，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 “ 叫花子 ” 。哪知风水轮流转， “ 叫花子 ” 反而因祸得福， “ 土改 ” 中被划为 “ 贫农 ” ，分得了土地、房屋和 “ 浮财 ” （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 “ 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 ” 。 —— 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 买田 ” 。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 “ 田秀才 ” 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 …… 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 “ 地主 ” 水平。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 “ 仁义礼智信 ”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 “ 戳他的背皮 ” ，耻与为伍 …… 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 “ 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 ” 的 “ 阶级斗争 ” 之说。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2周前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 1973 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 2 月 20 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鹂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他饭馆不再经营炒菜。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象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陈徒手：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琐记

2周前

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 ”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2周前

险些被砍了脑袋 1964 年初夏，我任教的大巴山下的一所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寻问得知他叫 JXX ，是一位 1933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回乡探亲，来学校探视他的亲人。还知道他是 1955 年授衔的解放军少将。他说他 1933 年 16 岁时就当了儿童团长。那时的儿童团长是个“脱产干部”，在乡苏维埃吃饭住宿，每天下农村组织儿童宣传革命，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搞得有声有色。他说有一天他从乡下回到乡政府，乡苏维埃主席张 xx( 我忘了名字 ) 非常严肃地叫他坦白交待，说有人揭发家里是地主，又是小学毕业。他大惊失色，因为这两条之中只要落实了一条，都是要杀头的！他说有一次干部到巴中整风，要杀三种人，一是 AB 团、改组派；二是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三是知识分子，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戴眼镜的、别钢笔的。这样清查下来，营长以上的干部几乎杀完了。所以他非常恐慌，急忙说：“张主席，我家就在场口不远处，你派人去查嘛，看我是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是地主。”张主席派人调查的结果，他家有几亩地，自己耕种，不算地主；读过几年私塾，没读过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这样他免于一死，但是揭发他的人，一个同桌吃饭的 17 岁妇女主任就脱不了干系。说她“诬陷革命同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就把她推出去杀了！其实那位女孩也是道听途说，把情况反映给乡主席，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掉了脑袋！这种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要不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述，有谁能够相信？他还说：“那女孩推出去砍头时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永别了。我当时心想谁叫你乱说，你不遭（杀）我就遭（杀）！”从他的谈话来看，当时大家对如此随意的杀人似乎并不特别震惊，被杀者没有反抗没有呼嚎，像出差一样跟人告别，旁观者无动于衷甚至还幸灾乐祸，杀人者想来更是奉命行事小菜一碟。革命本是杀人的买卖，见惯了残忍，大家都麻木了。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2周前

1952年1月，自杀现象在天津尚未普遍蔓延，但领导干部已经人人自危。他们被明确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脱裤子”这个说法很传神，意味着官员要自爆平日深隐的丑陋私处，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按照要求，“各县、镇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部长，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专员、县长、科长、局长，县以上各级人民团体党组书记、正副主任、部长，各专业公司和企业单位的经理、主任、厂长、局长等，凡至今尚未作出公开检讨者，均必须在一定会议上作公开检讨，凡已经做过检讨而不深刻、不真实而又不能令人满意者，不论运动进展到什么程度，均应一律补作深刻的、真实的检讨，至直（直至）令人满意为止。并将各县委委员的书面检讨上报交来地委。” “各级各部门各个领导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作检讨，在检讨中均不能敷衍塞责，必须是深刻的，切实的。”“今后各级各单位三反斗争是否真正开展起来，以上述问题作为重要检查的标准”。这并非仅是天津一地的内部指示，它来自更高级别的华北局。以上要求，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必须予以检讨。这事实上比中国共产党此前预估30%—40%的贪污比例，要更为悲观得多。但这份通知，却有这样的一个反腐盲点：他们所强迫的公开检讨者中，包括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却不包括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不知道这是天津地委在传达华北局指示时的故意遗漏，还是华北局本身有意保全地委的威望？但它至少能说明一点，即反腐运动的指挥者，常常将自身置于受波及的范围之外，从天津地委到华北局乃至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三反时概莫能外。 ---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作者：韩福东

2周前

“三反”运动是考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反腐路径的最早样本。中共中央在“三反”运动之初，即预估贪污人数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这颇类似于现在民间舆论对贪腐的估计。毛泽东时代的做派是，有了这种主观预估后，就大刀阔斧执行，定下“打老虎”的指标，利用职工检举揭发批斗等方式，意图在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中，一劳永逸解决贪腐问题。和现在群众上访举报时常石沉大海不同，那时的揭发检举，即便充满颟顸的不实指控，也常会被主政者所采信，给公职人员带来毁灭性打击。 ---韩福东：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2周前

大饥荒前奏 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住。 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这不是“大跃进”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 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1956·平乐：大饥荒前奏－－作者：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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