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美国科技助推中国监控帝国。如今,尼泊尔的藏人难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这篇美联社调查报道系统梳理了中国如何借助监控技术,将其国内的安全与社会控制模式输出到海外,而尼泊尔的藏人难民群体成为这一进程中最直接、也最脆弱的承受者。报道以加德满都的博达哈大佛塔为象征起点:这里曾长期被视为藏人逃离中国镇压后的精神庇护之地,如今却被密集的中国监控摄像头所包围。街角、屋顶、宗教场所与交通要道遍布 CCTV,其中许多配备人脸识别、夜视与 AI 追踪功能,形成对城市的全天候监控网络。 报道指出,这种监控并非单纯的治安工具,而是与尼泊尔警方的“预测性警务”相结合,用于提前识别、跟踪并压制被认为可能参与抗议的藏人个体。在敏感日期之前(如纪念 1959 年西藏起义的 3 月 10 日或达赖喇嘛生日),相关人员往往会被预先带走。结果是,曾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自由西藏”运动在尼泊尔逐渐沉寂,藏人只能“在私下里做藏人”,公开表达身份或政治立场变得极其危险。 报道通过大量文件与访谈揭示,中国监控体系在尼泊尔的建立并非零散行为,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的过程。自 2012 年起,中国企业开始在尼泊尔部署摄像系统;2013 年一名藏人僧侣在博达哈佛塔前自焚后,警方在周边大幅增加夜视摄像头。此后,中国通过“赠送”警用通信设备、提供培训、捐助警务基础设施等方式,与尼泊尔警方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几乎所有监控画面最终回传至一座靠近中国使馆的指挥中心,墙上的标识清楚表明这些系统来自中国公安体系。 调查还显示,中国不仅在尼泊尔城市内部构建监控网络,也在中尼边境推动高度封闭的数字化管控体系,包括围栏、传感器与 AI 无人机组成的“钢铁长城”。曾经相对开放的喜马拉雅边境如今几乎被封锁,藏人跨境流动急剧减少。官方数据显示,每年逃往尼泊尔的藏人数量已从数千人下降至个位数,尼泊尔境内的藏人人口也从两万多人锐减至一半甚至更少。许多人在压力下选择离开,避难之地逐渐变成无法久留的中转站。 报道的另一条核心线索,是这种“数字威权”体系背后的技术来源。调查指出,中国向全球至少 150 个国家出口监控技术,而其核心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科技企业早期的技术转移、合作与市场交换。为进入中国市场,许多美企曾向中方提供关键技术和经验,甚至在加密、警务等敏感领域设立合资与研发机构。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企业在吸收、复制和整合这些技术后,成长为全球主要的监控设备与系统供应商。 报道特别点名了多家中国公司及其与美国技术的关联,包括从惠普体系中剥离的 Uniview、曾窃取摩托罗拉技术的海能达,以及与英特尔、英伟达和亚马逊云服务存在合作或商业联系的海康威视与大华。尽管美国已对部分企业实施制裁,但调查指出,一些关键技术与服务仍通过合法但存在争议的渠道持续流动。结果是,中国不仅在国内建立了高度精密的监控体系,也成功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海外。 整体而言,这篇报道的结论是:中国监控技术的全球扩散,正在重塑他国的安全治理方式,并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对特定弱势群体产生直接的人权后果。对藏人难民而言,监控意味着行动受限、身份被消解、表达被压制,“沉默”成为生存策略。报道最后通过个体经历强调,这种技术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种权力结构,其跨国输出正在将原本的避难空间,转变为“第二个中国”。
“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该报告由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撰写,直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已经从阶段性、高压式的镇压,转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报告指出,中共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长期将宗教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对象,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因素。 在习近平统治的治理体系下,威权控制被系统性地「合法化」: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已经不再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在这一框架中,宗教信仰既成为多层次打压的对象,又在符合政权利益时被有限容忍并加以利用。 疫情不仅没有缓和这一趋势,反而推动镇压方式从粗暴清场和直接抓捕,让位于更隐蔽、更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 报告认为,中国宗教法制呈现出典型的中特法律特色:党权居于超然地位,并辅以高度模糊的法律条文,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阐述以及行政裁量空间。这种“口袋化”的法律设计,使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随时被重新定性为“非法”“扰乱秩序”甚至刑事犯罪。配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限制律师会见、秘密审判等做法,宗教案件中的程序正义被长期系统性地架空。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 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这就意味着,宗教必须以党和意识形态为最高权威。无论信仰内容为何,首先要完成政治忠诚的表态。各宗教被要求在教义阐释、神职培养、宗教教育和仪式实践中,不断强化爱国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报告进一步指出,一些官方推动的“本土化”实践,已经演变为对经典文本的重写、对神学传统的歪曲,甚至出现以宗教的韵律 来颂扬党的权力本身,由此催生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 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等。 报告还记录了多起教会遭受迫害的具体案例。2022年,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被拘留,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遭受酷刑,被长期剥夺睡眠和食物。报告描述称,他们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被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 Facebook 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司法工具被用于“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模式可能常态化,从根本上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存在。 而上述案件的共同点,并不在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在于宗教信仰的独立性被视为不可接受。 报告将当下的阶段,形容为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国家不再依赖一次性的暴力清除,而是通过法规迷宫、数字监控和制度消耗,缓慢而持续地压缩宗教的生存空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通过限制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削弱母语和文化传承,国家正试图切断宗教与下一代的联系,使信仰在系统性的遗忘中自行消失。这种做法被报告明确界定为一种有计划的文化抹除,而非温和的同化。 最后,CSW 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保障思想、良心和宗教或信仰自由,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和主要贸易伙伴,不应将人权问题边缘化为象征性的对话工具。 在结语中,李厚辰概括了「宗教中国化」: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