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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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大跃进壁画：往年粮一斗今年粮满仓（陈高兴作 195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大跃进 #壁画 #粮食丰收 #1958年 #人民日报

1个月前

五角楼里的孙维世 1968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 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时我问这干部：“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张郎郎：孙维世的故事图：周恩来和孙维世在苏联

#孙维世 #五角楼 #文革 #政治迫害 #悲剧

1个月前

章诒和说，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很早就曾亲口告诉她，毛泽东有个心思，就是要拆掉故宫，因为毛曾经说过想在故宫里面办公。而她最近也找到证据：上月披露的一九六三年北京市城区草案图显示，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以及天安门全要拆掉，三大殿被改成党中央大楼。她直言“惊心动魄”，幸好方案最终搁浅。另外，文革时又提出故宫所有大殿都要建标语台，立上毛万岁的红色标语，所有大殿都要推翻，当中塑工农兵雕像。虽然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但在中共建政前，古北京城一直保持原貌，但毛泽东一进北京，就大拆北京古城，把元朝建的城墙一拆干净，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此放声痛哭。后毛时代，中共开发城市建设，又将剩余的古老胡同四合院也拆卸得干干净净。八百五十年的北京古城全毁在毛泽东手中。五十年代，尼赫鲁曾经建议“原貌保留老北京”，而在北京城外另建一个“新北京”。这样新旧北京同时并存，老北京以平房四合院为主，保留马车、三轮车、有轨电车，成为住宅区和旅游城市；新北京则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高楼大厦为主。这样，新北京完全在空地上建立，省却许多搬迁费用。尼赫鲁还把新德里的建设规划图纸送给毛泽东参考。但是“改造狂”毛泽东却说：“我们连溥仪皇帝都能改造，难道不能改造一个旧北京吗？”完全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尼赫鲁建议的高明之处，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李锐告诉章诒和：毛泽东欲拆故宫盖办公楼” 作者：羽王槊图：文革中的故宫午门，城楼上有毛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标语“敬祝毛万寿无疆”，墙上中央悬挂毛像，两旁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毛泽东 #拆故宫 #文化破坏 #李锐 #章诒和

1个月前

"剃鬼头" 1966年末，黑龙江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被纷纷打倒，在省体育场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省长李范五因“发型类似毛主席”而被扣上“大野心家”的罪名。正在台下拍摄群众场面的李振盛马上跑上台，捕捉到了红卫兵给李范五“剃鬼头”的一幕。前面那个红卫兵就调那个推子，调，拧，调，一般在生活当中就知道，不好用的时候才调，好用的时候你不用调，他是因为好用而调，好用了调就调成了不好用，上去夹着头发“喀嚓”薅下来了，一薅下来的时候那些头发根上，就带着那个渗出的那血迹。 ---十万张底片记录“文革”

#李范五 #剃鬼头 #文革批斗 #红卫兵 #负面

1个月前

李振盛：给他准备好了一个椅子，那个椅子也是很别有用心的，就想让他活受罪，是个折叠椅，这个折叠椅很难站稳，你往前站可能栽下去了，往后站，喀，夹着也还是摔了，他还算是站稳了，站住了，站住以后，红卫兵端来一脸盆那个臭烘烘的墨汁让他“抹鬼脸”，你自己抹鬼脸。他把手伸进那个墨汁盆里蘸一下（红卫兵）说不行，他又再蘸一下，抹这边，（红卫兵）说这不合格，后来剩下这半盆墨汁，那红卫兵敞开他领子，就从他领子呼呼呼呼浇进去了。我在现场看到就是，那个墨汁顺着他衬衫流到裤腰，穿过了腰间顺着裤腿往下流。 (1966年8月26日，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李振盛不会想到这张任仲夷被批斗的照片会成为文革史上的经典图片，在经历了大小两千余次批斗后，任仲夷最终挺过了十年浩劫，而有些人则永远地被那个黑暗的岁月吞噬。)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9 条信息

#李振盛 #任仲夷批斗 #文革 #负面 #墨汁

1个月前

自由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 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从“最穷大学”，到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图：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 #学术自由 #通才教育 #严格考试 #杨振宁黄昆

1个月前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从“最穷大学”，到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图：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梁思成 #林徽因 #西南联大 #茅草房 #梅贻琦 #经费不足 #设计方案修改 #教育困境

1个月前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狱中遇罗克” 张郎郎

#遇罗克 #张郎郎 #思想罪 #死刑 #一打三反

1个月前

守鱼：紅軍的債務還會償還嗎 1935年7月，共產黨紅軍到達松潘毛爾蓋一帶，流動中的軍隊，籌集糧食都是就地進行，據統計，紅軍在阿壩州境內先後籌集糧食500萬公斤以上，包括青稞、種子和犛牛。當年的紅軍還留下了徵集糧食的憑據，如今還能找到的木板，頂部是三個橫排的繁體字「割麥證」，下方小楷豎排寫了6行文字，主要內容為──老庚：我們在這坵田內割青稞1000斤，我們自己吃了，這塊木牌可作為我們購買青稞的憑證，你們歸來後可憑此木板向任何紅軍部隊或者蘇維埃政府兌換你們需要的東西，未曾兌得需要好好保存這塊木牌子。前敵總政治部，麥田第××號。當年的藏民，大體沒有將這一承諾當真，當然也沒法當真。按照新聞的說法，當地人根本不認識這些木板上刻著些什麼內容，天冷的時候就當柴火燒掉了。這個細節，倒是令人哂笑，當年這到底是明借，還是強取。一群都不知道能不能活過明天的流竄武裝，為什麼還要留下個債主都不知道的字據，原始的情景已經無法復原。不過，就算那些藏民真認識漢字，他們也不大會當真。在傳統的軍隊與社會關系中，軍隊就是帶著政治符號的草頭王，如果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軍隊和社會和平相處，以市場交易的方式來換取軍需物資。一旦形勢吃緊，一切社會秩序都不再算數，太平天國被圍剿的晚期，軍中缺糧，太平軍直接將城中的老百姓捉來，殺掉取肉。人命尚且如草芥，何況這點青稞。家中口糧被人拿走事小，能保住性命當然是頭等大事，畢竟對方是荷槍實彈的武裝，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綽綽有餘。平民和軍隊討論怎麼分配青稞的問題，等於小乳豬問他的主人，您到底是喜歡清蒸，還是準備紅燒。不過，不管當年留下這些字據是否真誠，證據就是證據。紅軍在取得政權之前，中央的撥款有限，控制地區的稅源不足，蘇聯的援助缺乏渠道，面對打仗這樣燒錢的事情，無論是綁架、打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事。幾十年後，不少家庭中都保留著類似的證據，寫明當年紅軍取走了多少財物。誰能想到，這支武裝最後控制了整個中國，取得了政權。大地上的草民，被軍閥搜刮，被日軍搜刮，也被紅軍搜刮，天下終於一統了，這時候，他們究竟是該慶幸能得到暫時的苟延殘喘，還是要拿出投資者的心態，根據當年被強迫進行的A輪投資，索回股東利益？當年正在創業期的紅軍，每天都面臨著倒閉的危機，只要能拿到投資，什麼期權都敢許諾。可是，熬到了上市，等到了分紅期，CEO突然開始健忘起來。當年義正嚴辭留下證據的當事人，從來沒琢磨過還款的這件事情。真有不開眼的投資人，非要去討賬，碰了一鼻子灰。從公司債務的延續來講，當年創業團隊欠下來的錢，後續對應的法律主體都得認。民國政府幹掉了滿清王朝，當年滿清胡亂許諾給歐美國家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他們還是咬著牙都給還了，這是對契約精神的尊重，也是國家立下了規矩的典範。悲哀的是，當年紅軍徐落下來的期權，至今沒有聽到一起兌現的案例。幾十年過去了，早已物是人非，真心找政權要回那些青稞絕對是個笑談。

#红军借粮 #割麦证 #债务偿还 #军民关系 #历史遗留问题

1个月前

对于华侨，柬共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以前靠剥削柬埔寨人民而在城市里过优裕的生活，现在要把他们赶到农村，让他们吃吃苦才能改造。曾经有一位高级干部说，要把华侨困在农村，让他们永世不能再见到柏油路(公路)。华侨由于比柬人更难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因此其死亡率比柬人更高。一般估计在柬埔寨大约五、六十万华侨中，死了大概有一半左右。 1975年以后，中国派出大量专家到柬帮助柬共进行建设。柬共一度招募大批华侨青年当中国专家的柬语翻译员。但柬共对这些翻译员也不放心，怕他们和中国专家过多接触，竟禁止他们和专家们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工作后加以集体杀害。例如：川龙华侨青年黄锡龙等八位翻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由国防部招募来翻译中援武器的中文使用和保养说明书的四十位翻译员中，有七人被杀死（另外有三个小孩也被杀死），二十多人完成工作后被外调，外调后也无消无息。仅剩下六人因尚未完成工作而留下来，直到1979年1月7日越军打入金边后他们才乘乱逃出魔掌幸免于难。柬共曾派一批士兵到中国西安学习空军，并招募几十名华侨青年陪同前往担任翻译工作。后来竟把这批翻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担任波尔布特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交谈的高级翻译员吴植俊后来也被杀害。 ---中共发动惩罚越南战争要解救的恶魔红色高棉白云，选自《印支华人沧桑岁月》

#红色高棉 #华侨 #大屠杀 #柬埔寨 #迫害

1个月前

周有光谈俄罗斯：被杀戮的早期苏共领导阶层个个都是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布哈林尤其突出，他懂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外语，著作震动一个时代。唯独斯大林只读六年神学，不懂任何外语，没有出过国，缺少现代常识。斯大林用权术和阴谋，消灭了一代知识精英。愚昧战胜智慧，苏联哪能不落后于西欧? ---《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

#周有光 #斯大林 #苏联 #知识分子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在凭票吃饭的困难时期，粮票紧缺，家人经常吃不饱饭。当时政府对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人员还是照顾的，在政协食堂吃饭不收粮票。于是周老（周有光）带着夫人在食堂吃饭，把粮票省给家人和保姆。 “每天我到那里吃饭，总有一个老头坐在我的对面，也是带着夫人来的，”他说，“那是溥仪，中国的末代皇帝。试想一下，连皇帝都得在那地方吃，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在经历了中国百年沧桑后，周老认为共产党无法永远统治中国，“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这是一位85岁退休之后仍坚持读书写作的长者眼中的中国，也是一位因为相信共产党领导人将为中国带来民主而回到祖国的有识之士眼中的中国。周有光说，“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BBC NEWS中文

#周有光 #溥仪 #共产主义 #民主 #政协食堂

1个月前

1.2018年，许家印和妻子丁玉梅在堂屋看着老物件回忆艰苦生活； 2.在堂屋和父老乡亲一起吃忆苦思甜饭。

#许家印 #丁玉梅 #忆苦思甜 #扶贫 #家乡

1个月前

刘香成镜头下的中国：诗意与政治的碰撞--nytimes 1.1982年，北京，外交部长吴学谦。 2.1979年，北京一处公共汽车停车场的民主墙，墙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批评政府、抒发民怨的“大字报”。 3.1979年，北京，一名男子在宣武门天主教堂向牧师忏悔。 4.1981年，北京，年轻人在家中观看意义重大的四人帮审判

#刘香成 #中国 #政治 #民主墙 #北京

1个月前

曾希圣“大炼钢铁”的龙门阵： “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作者: 欧阳龙门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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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 #大炼钢铁 #安徽 #李井泉 #浮夸风

1个月前

1956年，李井泉决定扩建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一流招待所。四川公安厅长还带着工程人员专程到北京中南海考察。为毛泽东建这个行宫，方圆一公里的农民住户全部被迁走。行宫当年占地400亩，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倍半大（后再扩建，为维园两倍多）。毛泽东的行宫园内除原有的古楠、银杏等树木，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行宫有楼房、礼堂、平房，还有室内游泳池。毛的平房为2200平方米，门窗地板全部采用古楠木。而最特别的是李井泉为毛泽东建的室内游泳池，仿照毛在中南海泳池的规格，长32米，宽25米，深2.5到7米。室内有暖气设备，常温29摄氏度，水温设定为27摄氏度。泳池水是抽取地下水，抽出的水为摄氏9度，再由锅炉加热。最夸张的是，每次加热一池水到27摄氏度，就要烧煤两万四千公斤。劳民伤财建的这座行宫，而毛泽东一生只在此住过23天。每次要烧两万四千公斤煤的暖水泳池，毛泽东却没有用过。因为据毛的御医李志绥对这次成都之行的回忆说，毛泽东猜忌心重，怀疑游泳池下了毒，不愿意下水，只叫李志绥等属下去游后告诉他感觉如何。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蔡咏梅：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读东夫所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毛泽东豪华行宫建设引发社会争议，民众苦难与权力奢华形成鲜明对比· 7 条信息

#毛泽东行宫 #金牛坝 #大跃进 #特权 #个人崇拜

1个月前

向农民征粮阻力很大。 1949年以前，自耕农要向政府上交少量粮税，而佃农只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交粮。例如我家幺伯父陶兴发，自耕30石田地，按古代30税1的规则，每年上交1石公粮。而我家佃户曾子林，雇有两个长工帮其耕种，自己做耕牛买卖生易，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远在一般农民甚至一般地主之上（后来划为富农）。但他是佃农，从来不交粮税。在1950年征粮时，这种情况被改变。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按照什么比例向他们征粮，但我知道幺伯父从过去的1石（350斤左右）公粮变成3500斤，增加10倍。使他叫苦不已，每次工作队上门催粮时他都软拖硬抗不愿交粮。而曾子林的办法就是躲藏，叫他不能做主的老婆出面与工作队周旋。当他终于被征粮工作队截住的时候，他对工作队说：“你们凭什么要我交粮？通知单都没有一张。”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拔出手枪对着他脑袋说：“你要通知单，我一枪打死你狗日的！来！”其情其景，至今还十分清晰。其他农户，不管自耕农还是佃农，凡是富裕一些，后来划为中农以上成份的，都要承担一定的交粮任务。他们都觉得征粮太重难以完成任务；有的农民就用掺砂子、糠壳、发水之类手段进行抵制。征粮阻力很大。开始时，征粮工作队进行说服教育，宣传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农民应该积极交粮支持人民政府……但那时的农民还没有被训练成山呼万岁的工具，对这样说教反应冷淡，于是征粮工作组就强力催缴。所以那时的征粮工作队员都背着枪，腰杆上别着绳索，对说服教育无效，抗粮不交的，捆到区公所进行“教育”；对于在公粮中掺砂子、糠壳、发水的更不饶恕。这就是《刘家驹绝笔》中所说的“武装夺粮”。　　以上说明，中共建国初期征粮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武装征粮工作队，正是向农民征粮而建立起来的。 ---关于解放初期几次政治运动的一些真实情况陶渭熊

#征粮 #农民抵制 #武装征粮 #建国初期 #负面

1个月前

征粮工作队向谁征？征粮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共产党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工作队需要吃饭，全国大中小城镇的粮价需要平抑，市场需要稳定。征粮工作的成败是中共初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但是在谈及当时向谁征粮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报纸、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个人回忆录等都众口一词地说，是向地主征粮。因为地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抗粮不交，因此共产党不得不组织武装征粮工作队，进行征粮剿匪。这是事实吗？不是！因为建政初期的征粮过程中，交粮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们不用工作队去"征粮"，更用不着"武装征粮"，开个会，发个通知，他们就把粮谷乖乖地交给了政府。因为每个地主都知道自己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唯恐行动迟缓，刀落下来，吃罪不起。真正需要组织工作队去征收，去反复催逼，甚至动用武力的，正是广大的农民。笔者的家乡在川南小镇护国镇,那时属叙永县管辖。1949年11月底，解放军十万人马从云南、贵州入川，家乡遂得"解放"。紧接着县里派人对小镇进行了接管。第一任区长叫李寒影，他利用国民党的乡保长和留下的文书档案，很快摸清了乡民的财产状况，确定了第一期征粮对象是地主（那时叫绅良），第二期为农民。在"解放"后大约半个月就召集绅良们和乡保长开会，向他们发出了征粮通知。在会上，绅良们听到了两个新名词：一个叫地主，一个叫剥削；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劳是获的剥削者，而剥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剥削，交出自己剥削所得，才能减轻罪恶...... 接着下达了交粮任务，大约给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后，把当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约一万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粮，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粮税为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们，则交得更多,甚至高达90%以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重课。每个地主都吓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们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秋收后还按惯例向国民政府交清了公粮，此时又要向共产党交粮，他们胆战心惊地问："已经交给国民政府的粮谷上不上算？"李区长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算。"他说："难道国民党军队吃了的粮食，要从共产党的仓库里开支吗？" 除了粮税之外，靠近永宁河边的地主还有几十万斤到一百万斤不等的柴税，要他们把树木砍伐后花成柴块运到河边，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运往外地。粮税柴税都必须在1950年春节之前交清。此时已是12月中旬，离春节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地主们哀声叹气，诚惶诚恐，但想到脖子上的那把刀，还是想方设法上交公粮。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地主是周汉宗。于是周汉宗受到表扬。在一个赶场天，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此时李寒影已调离）给周汉宗披红戴花，鸣锣开道大张旗鼓进行表彰，还叫他站在高凳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勇跃交粮。接着吕自谦、刘锦祥、孔仲容、邓皇朝等许多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粮任务，不过没有披红戴花，仅在区公所门前张榜表扬，说他们是"开明地主"。虽然这些人在不久后的镇反、土改中杀的杀、关的关、（上述几人中周汉宗判15年送新疆劳改，其余几个都被镇压），但他们确曾在征粮时哑巴吃黄连戴过一顶红帽子。这大约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对地主唯一的表扬。第二期征粮对象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和比较富裕的佃农(那时还没有划分成份)。向他们征多少粮谷？大约根据各家收入、负担等情况而定，但是绝非斗升之税。例如我的一个远房堂伯陶炳兴，自耕水田30石，过去只交一石公粮（350斤），现在要他交3500斤，从"三十税一"加重为三分之一，翻了10倍！可以说明当时的征粮情况。过去佃农只向地主交地租后，不再向政府交公粮。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现在佃农也要上公粮。因为共产党虽然说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但他们深知地主收租一般都是与佃户对半开的，例如一个每年向地主交租20石租的佃农，他实收稻谷应该是40石左右，交租后自己还剩下一半。租种田地越多，交租后的所剩也越多,也越富裕。这么丰富的粮源共产党岂肯放过？所以向佃农征粮势在必行，他们也逃不脱沉重的税赋。那时，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觉得征粮对他们是从未有过的负担与苦难。因此征粮受到农民强烈的抵制，他们千方百计拖延、逃避，要求减免。所以第二期征粮难度极大，从3月到7月，延续了将近半年。又加此时"反共救国军"猖獗，武装征粮就在所难免。但是在土匪盘踞的山区，共产党势力暂时尚未到达，无法征粮；而在平坝浅丘地区，土匪不能立足，因此武装征粮工作队，其实就是向农民征粮。 ---征粮工作队向谁征？原来地主最积极农民最反对作者：陶渭熊

#中共征粮 #地主积极交粮 #农民抵制征粮 #建政初期 #川南护国镇

1个月前

当时正值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白热化时期，共产党急需兵源、粮源、财源。杀人土改绝对不是为农民谋利益，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用血腥残暴方法制造民众分裂，使农村社会自相残杀，从而达到战胜国民党的目地。把农民发动起来，表面是分土地给他们，实际上土地只是诱饵，目的是把农民绑在共产党的国共内战的战车上，跟着共产党走。农民跟着共产党分了土地，杀了人，斗了地主，就只能跟共产党走了。 1953年底，我作为文书，参加了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的一个土改工作组。那时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做依靠对象。我们看哪家衣裳最破，穿得最烂，就进哪家访贫问苦扎根子。就像毛泽东点拨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就是我们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我们就要依靠他了。实际上这些人很多都是二流子，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当时共产党利用的是穷人的仇富心里。最穷的找出来了，最富的也就找出来了，最富的就是打击对象了。先轰开局面，就是杀人啦，确定这个村第一批杀20个、30个，拉出去啪啪啪一干掉了这些人，农民胆子就大了，就不用怕了。贫雇农高呼的口号是斩草除根，因此杀地主的手段惨绝人寰，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的把碗敲碎了，放在你的膝盖头，跪下来，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这个是最起码的了。还有十指点灯。如果有些地主现在还活着，十个指头都是光光的，不用问，是土改时被烧掉了。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把它点燃，叫十指点灯。分到土地的农民好景不长。没两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种的粮食归国有，还增加了户籍制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民从此成了中国的二等公民。所谓土地收归国有，其实就是中国只有中共一个大地主。 ---张家正口述的回忆资料《十指点灯》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土地改革 #中共 #血腥暴力 #阶级斗争 #农民

1个月前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九十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二百万，平均每人达四千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一九六九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四，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四万六千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回忆录》（注：耿飚曾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

#中阿援助 #阿尔巴尼亚 #援助浪费 #不合理要求 #经济困难

1个月前

1983年，湖北松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期间，法院的死刑布告贴满墙头。

#湖北松滋 #1983年 #严打 #死刑 #负面

1个月前

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67 条信息

#四人帮 #人民日报 #政治 #历史 #批判

1个月前

2021年1月23日，吉林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高佳爽在对隔离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时，因一户居民大门完全封闭，高佳爽爬上了2米高墙为居民采样。澎湃影像图

#吉林洮南 #核酸检测 #高佳爽 #爬墙采样 #医护人员

1个月前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在台北总统府前主持民国55年（1966年）国庆庆祝大会

#蒋中正 #台北总统府 #中华民国 #国庆庆祝大会 #1966年

1个月前

秦全耀：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连冰棍都是苦的在物质匮乏的毛时代，白糖和红糖定量供应月供每户一斤，红糖每斤六毛五，白砂糖每斤八毛，白糖每斤八毛八。像牛屎粑一模样的古巴糖每斤四毛九。那时老百姓想多吃点甜食，糖根本不够用，只好花一角钱到官方的副食品店里买一小包（大约20克）糖精，添加在水里面粉里补充甜味。对于糖精，当初似乎很神奇。只要在碗里放上一两颗细盐粒儿大小的糖精，满满的一碗开水就甜了。只是那甜味不像白糖水甜得纯正，甜得诱人。糖精水喝一次就够了，不再想第二次，因为那甜味不正也不自然。没有办法，谁叫吃不到糖，只好逼良为娼。无官一身轻，穷人就得吃糖精。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糖精对人体有害，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些耳闻恶心呕吐肚子疼，甚至死亡。1966年中国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后来不知怎的糖精也渐渐退出了市场。虽然老百姓吃糖难，但中央对干部有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等。由此也就有了陈爱莲所享受的特供五斤糖，五斤肉，五斤豆，五斤蛋。那是一个等级十分森严的年代，官员吃糖，老百姓吃糖精，糖精就是主旋律，糖精就是正能量。要说M时代老百姓的生活比蜜甜，沒错，操，连冰棍常常都是苦的。毛时代沿街叫卖的冰棍，大都是用糖精制作的，甜度高，对人体有害无益。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会出现头晕恶心。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认为，小时候吃的那种冰棍并非更安全，"那时候人们都无知无畏，添加剂品种虽然比较少，但用量更没谱。别的不说，冰棍放糖精放色素放香精都是正常操作。那时经常发现苦冰棍，其实就是糖精混合不均匀所致。" 冰棍厂用氨气做制冷剂，冻冰棍的时候常常漏氨，有毒，辣眼睛。改革开放前，离老秦家最近的冰棍站就在隆福寺工人俱乐部对面。一到卖冰棍季节，每天都是氨气味熏天。更荒谬的是小伙伴们无知无畏，居然还冒险比赛，比谁的眼睛不怕辣，辣不怕，不流眼泪。这一切一切，要在国外，早就曝光了。那时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从来没有科普食品很不安全的时代。不过老百姓却很愚昧，什么都不知道也从不去较真儿，更没有什么消协。那时"消费者"一词是西方和平演变的专用语言，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统统叫顾客。而顾客最常用也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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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 #糖精 #物质匮乏 #食品安全问题 #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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