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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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又过了些天，知青小组一起爬山去 30 里地之外的安塞探访张思德烧炭牺牲的地方。在张思德烧炭的地方有两个新打的窑洞作纪念室，旁边就是塌陷的烧炭窑，竖着纪念碑，我们都举手宣了誓。放眼望去，山沟里遍开着疑似罂粟的粉色花，是不是退化了的野生罂粟？村里上点岁数的老乡几乎都见过大烟，更有甚者，竟敢说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也是双枪。我父亲曾任 120 师摄影科长，有一次对我说漏过嘴，说他们 120 师种过××。这些年看了馆藏《谢觉哉日记》、《霍维德传》、老毛子写的《延安日记》以及陕甘宁边区财政史料，才确认陕北贫瘠的常规资源根本养活不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正是延安大生产时期所种的“特货”挽救了边区财政。 ---审视插队：我为何要把近四年的生命放在延安？－－作者：蔡大成

1个月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 1972 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 1988 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 美元成长到 5829 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 4.49 倍微调到 4.85 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 12 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 8% 。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图：蔣經國接見外賓時，宋楚瑜是翻譯官

1个月前

中国也有一位同样的小“英雄”，他叫张红兵，他告发了自己的母亲，他母亲被枪毙了。，，（张红兵：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一妈，我终于给您写信了。作为您的长子，我知道您是安徽枞阳（原属桐城）石婆附近高塥村人，曾用名“忠模”：您生前无论工作、学习还是劳动，时时处处争当模范。您是一位最低级别的干部——本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在安徽五河县锦绣兰庭小区家里的书房，不孝之子我关起门来，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您的照片跪下了。我的双眼含着热泪，哽噎着给您写这封酝酿了34年的信。在佩兰姨和梅开舅推动下，1979年10月，我为您的冤案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写了如下日记：“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掉母亲脸上的血污”。我萌发了学习法律，当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念头。我有千言万语向您诉说，现在是时候了。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翻案、发表对中共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昇检举、揭发。您仅在家乡菁华中学初中读书一年。历史早已证明：虽然受到时代、认识等方面局限，但当年您发表的主要政治观点，被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等文献吸纳并表达出来！您是正确的，而我和父亲错了！像过去无数次我在梦中寻觅您、在2012年固镇县“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在今春以来面对中、英、美、德、法、日等国记者采访一样，我再次向您忏悔、道歉：是我亲手把您出卖给邪恶并送上了断头台，妈妈！我对不起您！真的对不起！如果能赎回您宝贵的生命，我宁愿立刻去死，哪怕死一百回！在您遇难43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您作为母亲而感到骄傲！您的故事感动了中国和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您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平民，虽然不能与昨天刚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受到全人类尊敬的黑人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但是，您勇于独立思考、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他是一脉相承的。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二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南非或其他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固镇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而在中国大陆，1967年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叫“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说，我和父亲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安徽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月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2个月时间！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无价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真正凶手，是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三我跪着给您写信，除了真诚地对所犯下的十恶不赦大罪悔过之外，还为了体验在文革中父亲和您被罚跪批斗、特别是您临死那天跪着的感受。 1970年4月11日上午。灰云低垂，冷风袭面。固镇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南侧广场。白底黑字的“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万人公审大会”巨幅会标。那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到了会场，亲眼看到：您被五花大绑押上来。当登上用附近小学校的课桌临时搭建的宣判大会台时，您胸前挂的在名字上打着血淋淋红×的木牌靠近了膝盖；您突然用膝盖猛地撞击牌子！它的边缘挫痛了您，您用非同寻常的动作表达对专制的愤慨！您被强压跪在台上，万众瞩目。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揪住您的头发硬往下按——要您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的手一松，您的脖子一拧、短发一甩，立刻昂起了倔强的头！您怒睁双目，射出了两道仇恨的光芒！您环顾会场四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当看见老邻居、西圩生产队长齐洪川时，您向他点头告别（这是10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和佩兰姨都说：在出事前，是您有意安排让梅开舅与他的长女——我舅妈定了亲）。您默默地向那些熟悉的眼睛告别……在更多生疏的脸上，您看到的是恐惧、惋惜、兴奋、冷漠、迷茫…… 宣判后，为了显示威严，主持者大喊一声：“把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2个当兵的把您提起来，架着走下木板台阶，人群中一阵骚动。在被拖上停在会台旁的大卡车时，您掉下了一只平跟带襻的黑皮鞋（这是后来舅妈告诉我的）。我坚信：当脚上的鞋子脱落时，您一定想到了“民国18年参加共产党”的父亲方雪吾“在死之前，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想到他“名义是保小（学）校长，实际上做地下工作”；想到“他……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想到他“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被……杀人灭口”（这是当年2月12日清晨，您来到东屋孩子卧室里，对我们和舅舅说的话）。我知道：当刑车发动起来迅速驶离会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时，许多人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去看行刑场面。您被捆绑着站立在向东急驶的车头，无情的风把您的头发吹向耳后；您背后插着自古以来沿用的“亡命旗”，它在您手臂、上身被紧勒成一团的法绳中。您一定想拼命地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江青）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帐”！“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以上是1970年2月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还有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10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我不怀疑：在东郊大木桥北半里地的刑场，望不到边的田野上，枯草萧瑟。您乌黑发亮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平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环顾四周。您似乎要看苍穹、大地最后一眼，盼望有一天人间洒满灿烂阳光…… 在被凶残的刽子手踢中跌跪在地上时，您一定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您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您被无情地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权利！当罪恶的枪声响起，您的脑海中一定闪现过我这个“憨子”的脸庞，浮现出让您爱恨交织、无法割舍的亲人们面容……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热泪在近视镜片上流淌，模糊了双眼。四尽管我的双臂自由、两手倚着电脑键盘打字，但跪着的两个膝盖、支撑的脚前掌骨很疼，痛感随着时间延长不断地加剧。我说您临死前要喊口号并非主观臆测：当夜您用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卧室里；您撕扯墙上挂的毛像和诗词手迹，从镜框里取出《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点火焚烧；在我按照父亲的命令狠心用擀面杖打了您背部两下后，您喊的就是这句口号！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等人的话、撕下焚烧了毛泽东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的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就连臭名昭著的世界法西斯主义头子希特勒，可能还没这样做！五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当您的魂魄飘到空中，一定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1951年秋。长江之滨安徽安庆市。在桐城大别山里放牛、只读过二三年私塾、有9年党龄、11年军龄的中共党员、25岁正营职干部的父亲与您——同年出生的军分区医疗队荣立三等功的模范护士、共青团员经组织批准结婚。菱湖公园木桥边、荷花池旁，有您们依偎的身影；钱牌楼胜利剧场里，看黄梅戏名角严凤英演出的掌声如潮，观众中有您们的笑声…… 您和父亲调到皖北宿县区中心卫生院工作。父亲任医政课长，您是护士。1952年6月，女儿小胖（张芳）出生，您带病坚持工作，被选举为工会委员、提拔护理部副主任。被定为地主、“匪特”的外公死后，外婆领着佩兰姨（6岁）、梅开舅（4岁），从老家来宿县投亲。1953年9月，伴随着您产前的巨痛，我呱呱坠地；您和父亲给我起名张铁夫。父亲调任安徽怀远县卫生科长。1954年弟弟出生，您因妊高症急救后转上海中山医院。政府发放保姆工资，您请了3位奶母哺乳我们，自己坚持上班。 1960年。怀远。每月除了花光您和父亲的工资外，您兑完了二千多元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卖掉了自己的金壳手表，买洋葱头等补充家人口粮不足。父亲和弟弟得过肺结核，您计划着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为弟弟订了羊奶。吃饭时，外婆从锅里先捞出大半碗米粒递给父亲；您和外婆嚼着葱头和葱叶，吞咽着像稻糠一样扎嗓子的“无粮面”粑。日子过的艰难，最大幸福是全家8口平安度过饥荒…… 六自1970年2月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从2月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拖着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身躯连续工作了10多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在新汴河工地的3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里的小凳子上，在大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开水也没喝。当时，“六亲不认”——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嚎叫着撕咬猎物的野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喝到一口水、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饥寒、劳累、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我为何这样冷血？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不能再承受来自外界的打击了…… 七 1965年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年11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回家后第5天，突然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谈起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年1月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也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您搀扶着父亲回到家中，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年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同意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为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给您作结论非常不满。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做梦也想不到，由于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发生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八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 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红歌当真、灭绝人性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月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警觉起来，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的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们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我的自利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和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0多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年6月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九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是中共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劲！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的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下放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插队落户的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犹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县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是完全错误的。对此，10年后父亲有了新的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代。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10月，作为知青，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告发您没有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每天夜晚陪伴着我和弟弟睡觉。有一天，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被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一直工作到离休；2003年1月9日因病逝世。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们道歉！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反革命”的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却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1972年，我招工到五河县机电排灌管理站维修车间当学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念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我没有看过医生。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十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时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们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冤案发生前5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官方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十一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我要努力地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父亲给我们说他14岁参加新四军给指导员当通讯员、“皖南事变”随部队突围的七天七夜；您给我们讲自己冰天雪地在刺骨凉的河水中洗伤病员换下的敷料、深夜里点着马灯独自料理牺牲战士的遗体……您们要求子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们的要求去做。 1956年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热爱病人、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大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文革前，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代而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被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毛泽东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刘少奇子女等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等。在家里，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洗衣刷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为了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做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们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我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丧心病狂地将您出卖！妈！您、父亲和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做人太实诚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您也应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家庭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可悲的是：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十二 1980年6月，您的冤案平反昭雪之际，佩兰姨来到我家。十年未见，百感交集，小姨和我抱头痛哭，夜不成眠；8月，为表达对您的忏悔和思念，我填《满江红》一词赠她：泣涕滂沱，凭栏处、潇潇雨落。说不尽、我慈仁爱，众言金烁。十载奇冤终洗雪，千年遗恨常铭烙！岂能得、净水柳杨枝，翔云鹤。从军旅，出东阁；群英会，奖拔获。卫真理、何惧地凌天虐！无意汗青留碾土，有情碑口安魂魄。怎寻回、忠骨葬家乡，傍芍药。寻找到您的“忠骨”安葬——它仅仅是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是一种比喻：如果有一天，您当年想说出的话可以公开发表；您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能够在人世间银屏、舞台上重现，那就是您的“忠骨”得以真正地安葬之日！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和我们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0年8月，您的冤案虽然平反昭雪、宣布无罪，但留下尾巴。不久，官方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案发当晚，您说：“我档案里有：我活着不能参加共产党，死了也要参加共产党！”为了实现您的遗愿，我们要求追认您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未果。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开对“卖母求荣”的困惑，我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自己。当第一次读到明代宋濂的《猿说》中母猴将乳汁洒尽而亡、小猴抱着母亲的皮撞死的故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猿猴尚且知其有母，不忍心看到它死，何况人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很多动物对妈妈都表现出具有亲情的天性，而我却亲手把您送去枪毙！当年所谓“红卫兵”的我，连畜生都不如！亲爱的妈妈，为了弥补我犯下的“弑母”大罪，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寻找时机为您说出您最想说出的话，为您争一口气，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20多年中，我先后通过了中技、大专、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在职教育，学习了机电、汉语言文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我干过钳工、电工、代车间主任、律师工作者和公务员，现任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09年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决定现身说法，就《固镇县志》刊登您的案例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您和父亲名誉、侵害您荣誉等为由，以县政府等为被告，先后向北京海淀、丰台区法院起诉，并在博客里公布了诉状全文，想以此唤起民众的关注、讨论和警惕。但法院不予受理。我向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申请依法将您的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2012年8月10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固镇方面以您的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为由，第二次做出不能认定文物的决定，我向县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决定。我向蚌埠市中级法院上诉；但该院维持原判。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我这样做目的是：说出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作“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十三让我幡然醒悟、懊悔不迭的是：您的家庭成分和父亲方雪吾所谓历史问题，竟然也是人为制造的天大冤案！在1993——2003的10年里，作为梅开舅的申诉代理人，我两次专程对方雪吾案调查取证，经研究发现：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我外公是高塥村的一位门馆塾师，中共党员。1928年，在党员项孟卿的帮助、配合下，他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求得翻身解放，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县临委书记章逐明派遣，他和项孟卿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县党部领导权；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另外，土改时方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佃田，无中大型农具，远够不上当地划地主的标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外公与同行W的关系很好，W的儿子与您订了婚。您参军后，因提出解除婚约，致使W子失恋而一度精神失常。W的侄儿到高塥任土改工作队长，利用外公与部分群众关系不好等缺口，进行打击报复、蓄意陷害，借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将外公划分为地主成份，而且把他当做“恶霸地主”、“匪特（特务）”枪决！我把外公案的申诉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但无人接受。我如梦初醒！您在案发前说：“就是我死了，临死前也要告诉孩子！”上述事实与您生前所说是一致的。天哪！是我和父亲误解、冤枉了您，人为地把您当做“阶级敌人”，并把您送上了绝路！十四弟弟现在是一位执业药师，也有了孙辈，和我家一样，三代人在一块儿生活得很好。我们的生活越满足，我就越是思念您，越痛恨自己无法弥补害死您的罪过：如果和现在许多老人一样健在，您也才87岁，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尽享天伦之乐。可这只是一个破灭的梦想！痛定思痛。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他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我深切地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锋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下的苦果；长期地灌输正统的、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卷！在这封信上的署名，我仍使用您喊过的“张红兵”；并不是因为喜欢它，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一直使用，现在想把公民身份证姓名变更为原名非常难。另外，我认为，姓名只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叫什么无所谓。假如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当初我就不会改名！无论您的墓是否认定为文物，您短暂的生命因自身而闪耀光芒，树立起了一座朴实无华的纪念碑。您永远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知道您悲惨遭遇的所有热爱和平、正义的善良人们心中！尽管仅44岁的您从世上匆匆而过，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定格于永恒…… 安息吧，妈妈！（作者附记：此信写于2013年12月7—13日））

1个月前

内部转型难于开放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 ? 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图：宋楚瑜年輕時擔任蔣經國秘書，兩人的合影。

1个月前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答：领导吹的呗！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他们的记者来过吗？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答：292斤。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我无言以对。 ---尹曙生：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1个月前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 不仅劳改农场“三类人员”大量死亡，劳改工厂同样大量死人。因为同是“三类人员”，享受同等的粮食定量。在省会西宁市周围有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青海省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厂，共死亡“三类人员”2601人，占该厂原有“三类人员”4465人的58%。这个厂死亡人数这样多是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没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当时砖瓦生产却是原始的手工劳动，是最容易消耗体力、热量的重体力劳动。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砖瓦毛坯进入高温的窖里，有人当场倒下，永远也爬不起来，被人拖出来，扔到山上了事。人死了以后，不通知家属，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无人烟的旷野，任由野狗、豺狼、秃鹫享用。唐格木联合企业公司共死亡612名“三类人员”，其中没有通知家属的538人。该公司铁基农场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类人员”中，就有48具尸体没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余75具尸体叫犯人掩埋，而每个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后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来年拖拉机开荒时被带出。 ---尹曙生：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1个月前

牛鬼蛇神管理监督条例（这张名为《刻不容缓》的铅印传单，未注明时间，但在大串联高潮的1966年9月至10月期间是没问题的。由这篇传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那些“牛鬼蛇神”们有多悲惨。）刻不容缓革命的师生员工们:红卫兵战士们:近来，广大革命师生由于忙于革命串联活动，人员大量外出，对牛鬼蛇神的管理、监督有所放松，这些乌龟王八们便轻松起来了，又乘机大肆活动起来了。看吧，他们可以坐在屋子里抽烟、品茶、吃西瓜、喝烧酒；可以随便参加各种会议；偷走金银财宝；甚至走路也哼起小调儿来了，逍遥法外了，趾高气扬了。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能容忍吗?不能，不能啊！想一想他们过去是如何对我们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是怎样打击，欺压我们工农子弟的。现在，我们为革命东奔西走，不分昼夜地工作，而这些狗崽子们倒轻松起来了，悠哉悠哉了，这怎么能行呢! 我们向全体革命师生、红卫兵战士呼吁，立刻行动起来，将牛鬼蛇神严加监督，要管得牢牢的、看得死死的、搞得它六神不安，坐臥不宁，要叫它规规矩矩，服服贴贴，誰敢乱动,立则叫他见阎王。现附《牛鬼蛇神管理监督条例(草案)》，提出几点管理办法，供大家参考。牛鬼蛇神管理监督条例(草案) 一、由红五类子弟组成“牛鬼蛇神管理监督”委员会(校级)、小组(系级)，对之进行严格管理、监督，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校一级的牛鬼蛇神可以分到各系、各单位，分别管理)。二、一律佩带“牛鬼蛇神牌”(规格约6x8cm，质地为马粪纸，黑底白字，上写“牛鬼蛇神xxx”)掛在右胸，让广大革命羣众监督。三、每天早晨和中午冲厕所，每周劳动三个半天以上，其他时间政治学习，自我交代，互相揭发等。四、每天晚上作口头汇报一次，每周至少作一次书面思想动态汇报。开辟“牛鬼蛇神思想汇报专栏”，让大家审閱。五、革命师生经常召开各种规模的警告、审讯、斗争会，敲敲它的脑袋，叫它不得安宁。六、一切行动通过管理单位，外出要请假。七、不准看内部刊物、电影等，羣众会议，得到批准，才能参加。八、住在校外的，管理单位要发动周围革命羣众共同监督。说明: 1、对牛鬼蛇神和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人要严格区分，区别对待。 2～对牛鬼蛇神也要分化无解,孤立少数，以便打击一小撮死不回头的反动派。厦门大学北上革命串联组哈尔滨市商业学校南下串联小组

1个月前

川大右派指标 1957 年，由李井泉为组长的四川大学反右领导小组成立，第三组长是时任校长的谢文炳。当时右派指标尚有二个未完成，于是把知识份子的发言纪录再审视一遍，以便定人。当翻阅到一个名叫载星儒 ( 四川大学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 ) 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呜放的言论也没有。李井泉：“此人为何不发言？” 谢文炳：“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 李井泉：“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除了此人，还差一个指标。这时候谢文炳校长仗持自已是解放前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起来讲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份子 2/3 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 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 谢：“谁？” 李井泉轻声指着谢：“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 谢闻之如惊雷轰顶。当天宣布撤销他一切党内外职务，每月 12 元生活待遇。并给其长女工作单位发去加急电报令其开除 ( 给中央领导任俄语翻释。 ) 谢的夫人很快气绝身亡，谢郁郁寡欢，两年后驾鹤西去。一家人就此急剧衰落，至亲骨肉也都分散如烟。后来谢文炳的一个儿子名叫谢琪，是一个英体美优集一身的少年天才，有一天突然被捕，指控他偷越国境。谢琪辩：我在成都怎么偷越？我连想法都设有，又有什么证据？控方：你画的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想往西方，就这想偷越国境。…… 感谢最有良心的胡耀邦，他救了苦难中的谢文炳家后人。平反了，平反了。谢琪后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退休，由于多年的压抑和心理恐怖，其行为和语言能力早巳退化，对外界反应木然无衷，当年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如今只剩下一副支离的病骨，令人浩叹！ ---转自《宙说》

1个月前

公安“大跃进”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到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 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 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 30%。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个月前

1989 年 11 月 10 日，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在查理检查站附近的边境围栏前，东德边防警察拒绝与一名柏林人握手。 (卢茨-施密特/美联社） East German border police refuse to shake hands with a Berliner at a border fence near Checkpoint Charlie on Nov. 10, 1989, the day after the wall was opened. (Lutz Schmidt / Associated Press)

1个月前

“文攻武卫”中的“装甲”宣传车蒋少武摄

1个月前

1956年的人和事新西兰的旅行者汤姆·哈金斯/摄。 1.广州，肩背斗笠的人。 2.北京，天安门前的少先队员。 3.广州街头，一名戴斗笠穿蓑衣的车夫。 4.北京王府井，卖茶的小贩。

1个月前

77 岁的弗里达-舒尔茨（Frieda Schulze）从东柏林的公寓窗户逃到西柏林。1961年9月25日。邻居们试图把她拉下来，东德警察试图把她拉回去。 77-year old Frieda Schulze escaping out of the window of her flat in East-Berlin to West-Berlin. Sept. 25, 1961.

1个月前

捕人计划指标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 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 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 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 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个月前

小学生看民国大选我十四岁的那一年，小学快要毕业，《公民》教师宋仰宪先生说：“我们中华民国要举行全国大选了。”宋先生还说：“中华民国建国，需要有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现在马上要进行大选，说明训政时期快要结束，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从此以后要有国民选出来的总统来治理国家了。” 但老百姓是不能直接选举总统的，只能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再有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余姚县只能选一个代表，却有两个候选人。第一个是倪永强，这个人在家乡小镇周巷，几乎是家喻户晓，主要是他抗战胜利之后，担任过三、四个月的余姚县长，卸任以后就一直担任县党部的书记长。挑战书记长的是一个女人，名叫吕晓棠，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留学时要好的同学。我们小学生年纪小，没有选举权，但每个大人都有一张选票。我老爸是倪永强的启蒙老师，所以把家里人的选票都给了这个学生。其实极大多数周巷人都选倪永强，因为本地人总是帮本地人的么！吕晓棠是四门人，所以四门人多数都选她。至于周巷和四门以外的乡镇，因为倪永强当过余姚县长，知名度要比这位性吕的女同胞大得多（过去县长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县党部书记长），结果是倪永强取得了胜利。我们余姚县的选举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端。可是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的选举非常不平静，有许多光怪陆离的舞弊行为发生。有一则新闻记忆犹新：新闻的标题是《阳春面买选票！》说是有一位候选人用阳春面拉票：凡是选举他的人，都可以吃一碗阳春面作为谢礼。大概是当时的贫困人群很多，平日吃不饱饭，一张选票能换一碗阳春面，也是好事一桩。反正选谁都一样，换一碗阳春面吃吃，何乐而不为呢？代表产生以后，接下来就要选举总统，这一下可真的热闹了。大概是37年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投票选举。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只有269票，当然是蒋介石当选。总统选举非常顺利，可是当选举副总统时，却是风波迭起。竞选副总统的有六个候选人，他们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后面几个人，可能记忆有误）。李宗仁指挥过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早在抗战初年就名声大震。1948年选举的时候，好像余威尚在。人们在感激他打击侵略者的同时，当然要投他的票。可是孙科也不简单，虽然他的业绩平平，可他是孙中山的儿子，人们还要看在他老爸的颜面上，也应该给投他的票。由于两人差不多势均力敌，就使得这一场选举，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人的助选班子，都在报纸上大喊大叫，除了大力显扬主人的丰功伟绩，还要拼命攻击对方的错误缺点。孙科方攻击李宗仁的战绩含有水分，李方抓住孙科有个名叫蓝妮的包二奶，大做文章。双方角逐的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如今电视上看到的美国的总统大选。四月二十三日，国民代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400多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200余票。李宗仁的票数虽然雄居榜首，但没有超过半数。二十四日淘汰了得票少的后面三位，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二十八日，进行第三轮投票。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二十九日进行第四轮投票，这是最后一次决战，淘汰了程潜，只有两个人角逐，从理论来说，这次得票多的人，肯定要超过半数。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取得最后胜利。于是蒋和李就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一届民选的总统和副总统。 ---转载自凤凰网文化

1个月前

思想改造运动 195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规劝老师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党悟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省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上山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个月前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尼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中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的许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个月前

“群众专政”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 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 2.执行枪决。 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屈锡信：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1个月前

反右运动中王造时的一张照片 1957 年 7 月 3 日复旦大学批判会现场，戴眼镜者为王造时。照片上，王造时的表情令人过目难忘：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旁的长椅上，放着一只皮质公文包。围坐一旁的师生，也穿着雨靴，大多呈义愤填膺之色；唯有右侧一位扎辫子的姑娘，脸带一丝轻松的微笑……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7 月 4 日文汇报《看王造时现形记》一文，在描述大会现场时，倒是透露了王造时在会上的若干言行：王造时，以伪君子姿态昂首阔步，臂夹大皮夹走入会场，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面带笑容，口含烟斗，时时左顾右盼。看样子，他是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像他是来斗别人的。果然，他一开口就说：“今天大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当副教授拆穿他这种自列右派之外的阴谋时，他还高举双手，轻轻鼓掌，有人厉声问他是否承认右派分子时，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伪君子这种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场的愤怒。群呼：不要讲了，滚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向主席高喊：“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当主席要他继续讲下去时，他就向麦克风高叫：我是爱党，爱国家的！也同罗隆基的“把骨头烧成灰”一样，说他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愿受国法制裁！” 那么，除了这些，王造时还讲了什么呢？我为此请教了复旦大学教授、 1955 级历史系学生李孔怀先生。李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读大二，曾亲历了 7 月 3 日的大会，“不过，我们班级当时被安排在教室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来自大礼堂的现场声音非常嘈杂，记得只要王造时讲一句话，别人就立刻起哄，然后是‘义正词严’的反驳……”王造时讲过的很多话，李先生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却让他记忆犹新：“说我反党，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 就在三个月前的 3 月 27 日，王造时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到家中共进晚餐－－他成为复旦唯一一位被单独接到西花厅的贵宾。席间，王造时谈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员都在北京当官，唯有他在上海当教授，有人曾因此对他开玩笑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现在你不是来北京了吗？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在交谈中，周总理还和王造时谈了恢复救国会的事，并希望王造时来北京工作。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王造时的手，亲自把他送上了汽车。这次会见和交谈，使王造时深受鼓舞，他觉得周总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沪以后的 6 月 8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哪里想到，不久以后，反右派斗争兴起，王造时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他自感大难临头，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 6 月 22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称“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然而，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即使像周总理也难挽狂澜－－这一点，是王造时万万不曾想到的。今天，我们把王造时“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和 7 月 3 日照片中他的神态举止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读出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作者：张国伟

1个月前

“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1个月前

张爱玲逃港记 1950 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 “ 无产阶级 ” 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 “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 1950 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 “ 异数 ” 。那时 “ 新中国 ” 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 “ 土地改革 ” 。两个月的 “ 深入生活 ” ，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 “ 写英雄 ” 、 “ 歌颂土改 ” ， “ 一般所说时代 ‘ 纪念碑 ’ 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 1951 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 “ 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 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 “ 自我教育 ” 和 “ 自我改造 ” 。之后，这种特色的 “ 思想改造 ” 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 “ 改造 ”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 “ 惘惘的威胁 ” ，她预感到 “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 “ 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 ” 为由，准备离开 “ 新中国 ”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图：张爱玲画作

1个月前

容国团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 “ 他在去年 (1968 年 ) 死了，是自杀的。 ” 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 ( 《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 》 ) ，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张五常：容国团自杀内幕图：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大陆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个月前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的遇罗克

1个月前

《人民日报》报道“子弹费” 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段提及林昭的案件： 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1个月前

神秘人物的馈赠 1982年春末的一天，我们医院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明天下午2点你要到上海公安总局去一次，有人要找你谈话。”“什么主题？”我问道。“你去了就会知道。”“去找谁？”我再问。“没有名字，你准时到，讲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次日，我到了那里，通报姓名之后，警卫把我领到一个邻近公安总局入口处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表情阴郁的人走了进来，他注视了我两秒钟，“你是林昭的妹妹？”他问道。“是的。”我说。然后他就开始讲述。我感到很意外，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我希望你知道，你姊姊的案例自始至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从在监狱里如何对待她（注：林昭被反铐484天），到最后判决死刑，甚至她的平反，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你也知道一些。因为你姊姊的案子，有些干部丢了工作，甚至坐了牢，下场很悲惨。”我不知道如何应答，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没有准备应该怎么讲，也是怕讲错，“所以有两个司令部？”这是我在这次会见中唯一的几句话。然后他继续讲：“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室内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空气似乎凝结成冰。我们两人都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或者应该说，在任何关键性的时刻，语言都是无力的。最后，他说：“这里有几本笔记，你姊姊的日记和写作摘要。你大概希望能保留。”“是的，当然！”我答道，“这是不是她的笔迹？”他问道。“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然后他问，“你有什么要讲吗？”“没有，感谢你给我她的笔记。”我没有敢问他的名字，我想他也不会告诉我。这就是林昭三本笔记簿日记和其他资料的来源。 1.《战场日记－－留给公众和后世的记录（1967.2.9-2.23）》 2.《血书家信致母亲附血书抗议（1966.10.4；1967.10.14-1968.1.14）》 3.《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1967.11.23-30）》 4.《课卷（1966.1.11-2.27）》我非常感谢这位神秘的知情人物向我透露林昭案的一点儿内幕，他给我的这些可贵的日记和“课卷”，填补了姊姊狱中生活的空缺，也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那些铁腕政治人物的重要线索，同时告诉我们如何研究林昭的案卷。2009年10月，我把这些遗稿和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我常常为此人祈祷（虽然或许他并不需要我的祈祷），他大概是一定级别的公安干部，但他仍具有正派、合乎礼仪的人性和善良的道德观念。他给我林昭的笔记，只因为我是她的妹妹，但或许他要让这世界了解某些内幕，在未来的岁月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和暗示。 ---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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