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雷颐:文革时的虚假繁荣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 被拉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 其中一条规定是,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到柜台将商品退还。传达中,还表扬某菜场一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2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卖肉师傅当即决定不要肉票,切了2斤肉递给顾客。 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就想走,结果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 “规定”中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比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以至推算出军工情况和国防实力……因此,这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朱韵和
1个月前
土改为什么非要杀人?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被整了几十年的地主后代的“困惑”。 这也曾经是我的“困惑”。 和平 手段本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如台湾土改),但中共弃而不用,非要杀人,为什么呢? 在中共夺权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在三年内战时期更是如此,刘少奇在1947 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所以,共产党要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1949年,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一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杀人立威。 “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2.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3.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杀人土改”)的全部奥秘。 ---谭松: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
朱韵和
1个月前
林辉:美军受骗空运20名共军高级将领的背后 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一架美军运输机运载着20名共军高级将领,从延安飞到了华北共军根据地,这些将领是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锡联、陈赓、薄一波、陈再道、张继春、滕代远、杨得志、宋时轮、王近山、萧劲光、邓华、邓克明、傅秋 涛、李天佑、聂鹤亭和江华。他们皆是当时中共军队中重量级的人物,或是军区司令、副司令、政委,或是军长等,可以说囊括了晋冀鲁豫、东北、华中三大战略区的主将。 不过,当时的美军并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美军高层也不知道下属的行为,而当时的美军只是出于人情往来,以为帮了中共一个小忙而已。 中共高层意识到,此时趁乱夺权和占领更多地盘是再好不过的了,而一大关键是需要将在延安养精蓄锐、具备指挥才能的共军高级将领,运送到关键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前线。这些将领是在1943年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之后留在了延安。 对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中共高级将领而言,如果按照骑马加步行的速度,他们不仅要经过黄土高原和黄河等凶险的自然环境,还需要通过国军的封锁。从延安赶往华南、东北、华东至少需要两到六个月时间,这当然会影响夺权和占领地盘的计划,于是毛和叶剑英想到了利用美军飞机,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便内心有些担心这些将领的安全。 叶剑英于是致电包瑞德道:“我们这里有些同志想要赶往太行山区,与久未重逢的家人见一面,能够借用你们的运输机送他们一程?”至于这些“同志”姓名、身份则略而不谈。 包瑞德,大概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也没有详细询问这些人的身份,更没有向了解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叶剑英的请求。于是就有了开头一幕。 据说为了保证乘机人员的安全,中共严格保密,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一个人的姓名、级别。而邓小平等人一直到8月25日凌晨才知晓自己将要在上午9点前往延安机场集合,上级还明令禁止他们告诉任何人此行计划,只能自己携带行李前来。叶剑英亲自在机场进行安全检查,乘坐飞机的每个将领身上也都装备着为预防不测应急使用的降落伞及武器。 在飞行4个多小时后,美军飞机将20人送到了太行山区的长宁机场. 这20名共军高级将领在短暂休息后,立即赶赴各自战区,将各根据地和游击队集结起来,准备与国军开战。如刘伯承和邓小平赶往驻扎在河北邯郸涉县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留驻晋冀鲁豫根据地,陈毅赶往华东战区,林彪前往东北战区。 正是这次空运,使中共本来至少需要两个月艰苦的运送任务,在半天之内即告完成,其时间甚至比美军开始空运国军先遣人员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还早了一天。 而毛在苏联的命令和国内的舆论下,于1945年8月26日,也就是美军机将20名共军将领送往前线后的次日,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 然而,毛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马上就向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公开破坏《双十协定》。 图:包瑞德与毛泽东
朱韵和
1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二) 6.1946年的中共军队 马森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 那时最令我心惊的是,听玉春表哥的描述,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至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 7.大公报主编王云生: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 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8.辛灏年2005年十月澳洲巡回演讲《谁是新中国》系列 大家都知道孟良崮战役,国民党的王牌师[整]七十四师是怎么被打垮的呢?我不说其他的原因啦,我只告诉你“解放军”是怎么冲锋的。如果这个故事是台湾国民党说的,我不信。如果这个故事是海外的华裔学者写的,我不信。我信的是什么?是山东军区--就是济南军区的一个老解放军军官。我在八十年代末访问济南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孟良崮的山坡上,当“解放军”冲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一次遇到的是一群老头老太太,机关枪扣住扳机扫出子弹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倏然一惊,他不能打,他不能拿机关枪去扫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老先生们哪!可是他不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啊!共产党让他们做第一次冲锋。第二次冲锋上来的 -- 机关枪刚刚扣住扳机 -- 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民党[的军队]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 “解放军”又冲上了一阵。第三次冲锋是一片白被单,正要开打的时候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裸裸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民党的军队把枪一扔,不打了,怎么打呀?! -- 这个战争的经验,我告诉大家,也是跟列宁学来的,列宁在他1920年到1921年的那个所谓察里金的战斗当中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地主富农及其家属送上前线作为替死鬼的。这个方法,在“彭大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曾经告诉金日成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美军,那个坏透了的金日成还真的没这样做。 图:太原戰役中解放军第60军攻城部队发动进攻
朱韵和
1个月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上海舞女送来了马列主义 《红罂粟花 The Red Poppy》,前苏联第一部现代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创作于1927年,1949年重新修订。后来,为避免与鸦片产生过多联想,该剧也称为《红花 The Red Flower》。其实,《红罂粟花》名字倒是很恰当,甚至颜色都选得恰如其份,如果说十九世纪国人 在生理上遭受了鸦片的侵害,二十世纪,前苏联向大陆输出的一种精神鸦片,危害只会更大。 1949年末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在苏期间,适逢莫斯科大剧院新排三幕五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彩排时请大使馆人员出席观看。 据《难以忘却的昨天—王稼祥小传》(王稼祥遗孀朱仲丽著)描述,舞台布景为中国特色,繁华的黄浦江边,高楼耸立,霓虹灯闪亮,一个穿戴着红色大襟短衣,宽腿大绿裤,一条长辫子,手中捧着一枝红色罂粟花的中国妓女。一艘苏联货船在江边码头卸货物,一个年青的水手下船嫖妓。一夜情后,苏联水手将很多的马列主义思想传授给中国妓女,接着中国的工人来嫖娼,这个妓女将马列主义思想传给了中国工人,再接着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后中国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而谢幕。 中国首任驻苏王稼祥大使立刻向苏联外交部表示不满意见,认为该剧荒谬绝伦,将中国工人掌握马列主义思想,说成是苏联水手的传授与中国妓女的启发,新中国的成立岂非别人的恩赐,而是我党的艰苦奋斗取得的胜利。 1950 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有关方面又给大使馆送来了《红罂粟花》戏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与使馆人员出席观看。陈伯达坐在贵宾席看得入神,剧完谢幕时,陈伯达竟站起身热烈鼓掌,剧情未作任何改变,毛泽东很不高兴地批评陈伯达说:“就只你看得津津有味噢,还站起来鼓掌!”
朱韵和
1个月前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 ,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中国新闻周刊》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图:产于1958年的茅台酒
朱韵和
1个月前
“搞它一万吨”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89年在为《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 量。’”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当时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王民三说,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 王民三说,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为保茅台,贵州做出了巨大牺牲。”王民三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茅台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商筹集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贵州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营养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说,没办法,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再度征购的议价粮。 ---《中国新闻周刊》  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朱韵和
1个月前
中共的“人海战术”历史资料汇编(一) 中共的许多作为往往超出一个正常人想像力能达到的极限,这也是力图恢复历史真相时所遇到的困难。 1.黃仁宇先生的回憶錄《黃河青山》 「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里散布著無數的屍體。 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 海戰術』。 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槍!』 2.何家驊:89年《明報月刊》11期 胡璉將軍是國軍名將,共方當時內部傳達命令,國軍有五大主力,應避不與戰,胡將軍所率之十八軍便是其中之一。胡將軍任駐越南大使時,來往西貢台北,必經香港,換機要停一天,每次均約我長談。 有一次,胡將軍嘆口氣說:「當年我在沂蒙山區與共軍作戰,親眼看見他們驅使老百姓帶兩手榴彈來衝鋒;我守軍用機槍掃射,眼見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這時共軍正規軍就上來了。」 我說:「這叫人海戰術」。胡將軍點頭說:「我知道人海戰術,但我們能用嗎?我們寧可認輸。」 3.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彈的時候,彷佛漫天灑下大批糖果,然後戰壕里的林精武看見對面「整片凹地像油鍋一樣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湧上來,正對著發燙的炮口。 前面的幾波人,其實都是「民工」,國軍用機關槍掃射,射到手發軟;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實在不忍,有時候就乾脆閉起眼睛來硬打,不能不打,因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機關槍暫停時,探頭一看,一條壕溝里就橫著好幾百具屍體。他們開始清理戰場,搬開機槍射口的屍體,用濕布冷卻槍管。 抗日名將黃百韜的國軍部隊在十米寬的河邊構築了強大的防禦工事,每一個碉堡都布滿了機關槍眼,對著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沖向槍口,達達聲中屍體逐漸填滿了河,後面的解放軍就踩著屍體過河。 4.王鼎鈞回憶錄(關山奪路): ...... 共軍士兵看見饑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淚,但是他們堅決執行命令,饑民不聽話,照樣開槍打,他也看見帶傷流血的屍體。他說共產黨真厲害,怎麼能把兵訓練成那個樣子,「人民的軍隊愛人民」,多年的訓練可以一夕翻轉,執行任務時可以違反原則,違背良心。他說國軍官兵無論如何辦不到,格老子傷陰德,老子不干,他會偷偷的放過饑民,或者自己偷偷的跑掉。 他說黃泛區會戰的時候,共軍用「人海戰術」進攻,死傷太多,國軍打到手軟,射手把機槍往地上一丟:「老子不打了!」連長掏出手槍,指著射手的太陽穴,射手撲通跪下:「連長你槍斃我吧!」射手哭了,連長也哭了,說著說著「他」淚流滿面,他就是那個連長。...... 5.《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最後四平淪陷日有的說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則說是三月十五日,我則清楚的記得是黃曆二月二日『龍抬頭』當天。 共軍為甚麼能發動人海戰術?以我家鄉為例,我家鄉離四平五十華里,當時共產黨到地方上,首先開群眾大會,把地主、士紳公然處決,然後威脅這些老百姓說:『你們把國民黨的地主、士紳處決了,將來國民黨回來,你們也沒命了。』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0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裏,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 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 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一九六0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 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荒。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1961年毛澤東在杭州
朱韵和
1个月前
我只看到关于大饥荒档案的一部分 杨继绳:1998年底开始查档案,查了12个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因为我2001年就要退休,所以拼命的查档案。 有的县档案馆很不好查,我到信阳档案馆查档,不给查。但凤阳档案馆让查。信阳不让查,我就去河南省省档案馆,要我找省委秘书长签字。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朋友帮 助 找秘书长签字的。河南省档案馆查了几天,缩微胶片的档案,查起来很费劲。用手摇一段,抄一段,中午吃饭就把记录本带出来,下午再换一个本,大概用了七八个本吧。看到很恐怖的资料,我怕本子被没收,这样不管怎样,起码可以带出来一部分。 我在12个省和中央档案馆查了档案,每一家档案馆调阅的都上数百卷、上千卷。我采用的大多是中央调组、省委调查组形成的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的真伪都经过了调查组的鉴别,官方会给自己抹黑吗?会议记录这样的原始资料也比较可靠。粮食出口、库存,查的是中国经济年鉴上的数字,权威机构的数字,不是某个人的统计。 相对其他关于大饥荒的书,我更多是依靠档案、县志、会议记录写出来的,不是凭传说,相对起来要可靠一点。 去一个档案馆最顺利的三四天,最长的一个星期,每天查两车(拉案卷的小推车)档案,觉得有用的就复印,复印很贵,一张纸就两块钱,调一个档案就两块钱,一共花钱花了两三万。这些复印档案我已捐给南京大图书馆了,他们已经编目,可以查阅。我的书大概70%是用档案写的吧。 由于条件限制,我只是查阅一部分档案,我估计我只看到关于大饥荒档案的一部分。如果将来档案全部开放了,对大饥荒可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但这是以后人的事,我无能为力了。 ---杨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朱韵和
1个月前
谭松: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采访,采访了 还活着的 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罗四鸰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图:谭松采访著名地主刘文彩的长工龙万福。2009年8月,摄于四川省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
朱韵和
1个月前
在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偏僻的房间里,我无意中见到了一个纪念室:回忆20位在十年文革中丧生的教授、配偶及学生的照片,文档和物品。这场浩劫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正式结束。不久之后,当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抵达上海,举办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音乐会时,他发现在上海无法为他找到一架能够演奏的钢琴。这 些乐器,包括上海音乐学院拥有的估计500架钢琴,都被摧毁了。 音乐,是一面不寻常的镜子,它照出了中国以及它的未来。在文革中,人们被禁止听音乐,被禁止谱曲;,,, 1966年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暴力事件,更多的是关于毛,而不是关于文化。但是文化成了替罪羊。毛的话被用来反对无数的个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第一批被抹黑的包括德彪西(Debussy)的音乐,它被视为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污垢”,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因为捍卫这名法国作曲家的音乐而被挑了出来。面对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贺绿汀拒绝认罪,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勇抵抗行为。 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也被逮捕了。他在被处决前几天告诉同囚室的人“去音乐的故乡奥地利。到贝多芬的墓前放一束鲜花。告诉贝多芬,他的弟子在中国”。 (陆洪恩在临终前,托付刘文忠两件事:第一,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陆洪恩提到,他曾经带团去奥地利演出,本来有机会出逃欧洲,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第二,帮他寻找去了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本文译自英国《卫报》 周洁编译 图:陆洪恩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的通知书及他艺术活动的照片,陆洪恩是文革中被公开枪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朱韵和
1个月前
灵犀青眼:舌尖上的“中共伟人”周恩来 周恩来每回上庐山,都要从上海锦江饭店带来做法国菜的名厨。庐山宾馆的特级厨师也只能给这个法国菜名厨做帮厨。吃过饭,总理必定要亲自端一杯酒下到厨房里,给在场的厨师们一一敬酒,握手致谢。但论起菜点来,周恩来却是最讲究的了,要求也最严格。有个规矩,每道 菜须在上席前三分钟才可下锅,精料细作,随上随吃,井然有序。 其间还有个笑话。又一次晚餐,上汤之后,第一道菜便是爆炒鳝鱼片,只需一条活黄鳝。自然是由上海锦江饭店的法国菜名厨主理,而由庐山宾馆的特级厨师充帮厨,剥葱剥蒜,管火炉。江西名厨却乐得站在一旁看风景。哈哈,你也有今天!这爆炒鳝片是今晚第一道菜,看你怎么收场!上海名厨见案板上的闹钟已经过了一分半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只好服输让贤:陈师傅,今天;请你主厨!嗬嗬!你肯当打下手?没关系,都是革命工作,为首长服务,快请,快请。江西名厨见上海名厨甘拜下风,便欣然领命,但见他一伸手,就从水缸里抓出一条又粗又长的活黄鳝,顺势在水缸沿上一掸,将其掸晕了,而后放在案板上,一手揿住了黄鳝头,一手操刀在黄鳝身上一拉,一刮,去掉内脏,又是一阵嗒嗒刀响,便切成薄片;鳝片刚下锅,总理夫人邓颖超已经站在餐室门口,招手催促上菜了。江西名厨春风得意,将一碟鲜美香嫩的爆炒鳝片端了上去。周恩来一尝,连声夸奖; 当晚的六道菜,一道饭后健胃汤,皆由江西名厨主理。上海名厨只得老老实实地剥葱剥蒜,洗菜切菜,并同时管理三只火焰熊熊的煤球炉。江西名厨扬眉吐气了。难得的是周恩来对每一道菜都大加赞赏,只对最后的健胃汤提了点小意见,稍嫌甜了一点。饭后,周恩来夫妇端了只玻璃杯,来到厨房里向两位大师傅敬酒致谢。特意问了江西名厨姓什么?那里人氏?在什么地方学的厨艺?家里都有些什么人?都住在庐山吗?个人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江西名厨一一回答,感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还指出:当总理,当厨师,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出力。中国菜,法国菜,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两大菜系。二位的高超厨艺,体现的就是这两大菜系的精萃。今后,你们要互相学习。我,更要学习你们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的优秀品德; 图:1957年,北京,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率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 马克·吕布/摄
朱韵和
1个月前
其间最为辛苦的,要数庐山的工作人员。最难张罗的,是各种五花八门、违背时令的食品。中共大员们来到山上,各住一栋小别墅,各有各的生活习性。 有一回,少林寺和尚出身的中共著名将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山避暑,庐山宾馆的一级厨师出于一片至诚,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出了一席小碗小蝶的精美餐 点,恭请许司令员享用,大师傅一边站在餐室门口,净了双手,静候首长握手道泛。可是身体肥胖的许司令员一到餐室,见了餐上的小碗小蝶,便勃然大怒,一挥手,将满席菜肴扫到地上,骂道:“你们要喂猫呀?叫俺来吃你们的猫食?” 骂着一甩手回了房间,还气不打一处出。倒是许司令员身边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忙向赫坏了的宾馆负责人解释:许司令军武出身,习惯用大餐,在中共的领导人中,以朱德、陈云、周恩来三位生活最为简朴,待人最为平易; 可是曾经在庐山管理局服务过二十余年的张先生却说:“我们最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他老人家几次来庐山,都是在七八月份。他老人家生活的确简朴,吃得也最节俭,规定中餐和晚餐,各要吃一个新鲜的蒸红薯。可是江西地方,包括整个中国南方,地里的红薯正在长藤,而上一年埋在地窖里的红薯又都早长了芽,不得不请党中央派专机去东北运来;红薯到手,已成了金红薯了。” 我们也晓得,在党中央领导人中,陈云副主席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参加革命前是上海的印刷工人。他来庐山,从不要求给做特殊菜肴。基本上是大师傅们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只是有一个习惯,大师傅每上一道菜,他必定要十分严肃递上一双筷子,让大师们自己吃第一口! ---灵犀青眼:舌尖上的“中共伟人”周恩来
朱韵和
1个月前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闹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 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 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 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雷颐:“万岁”故事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林之争完全是权力较量 我觉得这件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的变异和退化,带有宫廷政治密谋政治的浓厚色彩,在这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密谋,但是最后都要拿到台面上,或者面对面地交锋,或者失败的一方公开检讨,形成一个决议。这次不是的,这次是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还有思 想方面的差异,有思想之争,或者叫路线之争的话,我觉得毛林之争就完全是一个权力较量。没有什么思想,你说林彪有什么思想,林彪从来不敢说出来,没有说出来,如果一个政治家不把你的看法说出来,你这个思想叫什么思想,所以我认为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毛主席晚年真的是帝王思维已经全面化了,他老人家有两套语言系统,这是我的研究,一套语言系统就是怎么反修防修呀,三要三不要呀,学马列呀,多学一点哲学呀,这是毛主席的一套语言系统;另外一套语言系统就是汝等不得谋反,就是摆正关系,他经常一会是叫大家学马列,学几本书,一会读《郭嘉传》、《范晔传》,实际上就是这样,他是两套。 毛主席给林彪在“文革”就是一个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权,所谓林副统帅名气那么大,名声那么高,实际上林彪在“文革”的1966到1969年他权力的含金量跟“文革”前刘少奇不能相比,刘少奇是真的有权,所谓林副统帅是没有权的,他只能是在毛主席给他创造一个机会的时候,突然出手捞一点好处,打几个人,而且做过以后马上又缩回来。毛老人家在这段时间,特别是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他树为接班人,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他不仅自己这样,他给他夫人江青也是树了一个挡箭牌,就是陈伯达,陈伯达完全是一个傀儡,拿陈伯达出来是为了照顾江青的,江青因为刚刚出道的时候,震动太大,一定要陈老夫子,陈老夫子是共产党的老理论家。其实陈老夫子在他们里面是随时可以被羞辱的人,陈老夫子就是因为被江青和“文革”那些小同志羞辱,最后到林彪那里寻求温暖的,很可怜,那个政治局常委到林彪家里去,开车子都不敢直接开,左看右看的,怕这个怕那个。虽然是第四号人物,实际上一点含金量都没有的,所以,林彪是毛主席的挡箭牌,陈伯达是江青的挡箭牌。 ---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