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

3周前
🔥 颜纯钩:习近平下台流言峰起 王朝末年民心思变! 👍【颜纯钩评论文章】最近关于习近平下台的流言很多,有的已被证实是胡诌,有的虽不准确,却反映政治行情的起伏,这种情况,与文革末期很像,当时社会上也是小道消息泛滥! 文革不能称之为王朝末年,但却是老毛极左路线的尾声,当时也是政治封闭黑暗,政治行情变幻莫测,中共官场上头面人物,今日为座上宾,明日为阶下囚。左派江青四人帮一时很风光,一时又被老毛训斥,保守派老革命,一时邓小平复出,一时又被打入冷宫。 那时候的社会流言,也是五花八门,不知来历,说者绘声绘影,听者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与今日的大陆非常相似,也是社会混乱,官场暗涌,前景不明,民心思变。 为什么民心思变?因为政治现实已经坏到不能再坏,民众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现实千疮百孔,再坏也不过如此,只要有变就有希望,没变就死路一条。变之后可能短期内未必会好,但只要打破当下的僵局,日后仍有向好方向变的可能。也就是说,最坏的是不变,不死不活拖下去,次坏的是变,不管变好变坏,先变了再说。 文革末期,最先变的是周恩来去世,再变的是老毛去世,再变的是华国锋捉拿四人帮,再变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老毛死与四人帮被废是大变,没有这两个大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发生。当局势坏到无可救药时,不管如何,只要有变就是好事,这种情况与当前的情况差不多。 政治陷入僵局,没有解方,谁来都摆不平,那时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先设法改变,将原先的僵局破了,再作其他打算。变好变坏不是人力可以控制,取决于时势,取决于有没有应时而起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取决于民心是不是达到某些共识。不管如何,变才是根本,不变是必死无疑,变则凶吉各半。 习近平下台流言峰起 王朝末年民心思变 社会不稳,政权动摇,民心思变,这种时局最有条件成为流言的温床。因为高层政治高度封闭,政治异相层出不穷,人民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酝酿深度危机,这时各种流言便成为政治自由落体的润滑剂。 因此,目前关于中共政局的各种小道消息,不管是大陆传出来的,还是海外自媒体生成的,都是正常现象,是当下政治行情的晴雨表,是一定会发生的。 流言有真有假,真的未必不走样,假的也未必无来历,当然创作出来的也不少。流言在传播过程中经过无数人的“再创作”,添油加醋有之,改头换面有之,流言就是流动之言,它不志在博你相信,志在博你传播。 有些海外自媒体有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们有些是从中共旧营垒中杀出来的,现在还有关系留在体制内,所以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体制内来的。但体制内来的也未必就可以当真,体制内流言也是正常现象,所以所谓真假,到这个地步已经无从辨别。 当然,有些流言之破绽百出,根本不值一驳,不过在流言四起的时候,不值一驳的流言也有生存机会,因为到某种程度,真假已不是终极的诉求,终极诉求是把局面搞乱,彻底失序,最终信与不信都不是问题,因为变已𫰛发生。 海外自媒体近期的流言喧嚣,我本来也不以为然,但转念一想,其实当你对未来已经近乎绝望时,流言的真假已经不重要。每个人都有判断真假的基本功夫,即使某些人缺乏这种基本功,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在资讯透明的社会,有正反的证据与论述可供参考,真相迟早会浮现。到最后还不明白的,那就是不肯明白,怎么都叫不醒了,那也无关大局。 反之,海外乱七八糟的真假流言“出口转内销”,传到大陆去,却有机会在那里产生一些社会效应,它会扰乱官场的正面论述,会在民间引起心理骚动,那时对这些流言产生恐慌的,不会是亿万无望的百姓,只会是当政的共产党。 真相往往迟于流言,流言可能印证了真相,也可能是对真相的扭曲。真相是用来纠正流言的,等到真相出来,流言便不攻自破,那时又会有新的流言出来,以填补人们精神的空虚。从这个角度看,流言也自有其生存空间。 习近平下台流言峰起 王朝末年民心思变 因为流言无端发酵,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关于习近平削权、健康和下台的流言,必然打击习近平的声望,对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不利,对中共维持当前岌岌可危的局面,构成严重的威胁。流言也可能鼓励公众对未来政局巨变的想像,使公众在绝望中维持一星半点对未来的期望。 该来的自然会来,流言也是禁绝不了的,我们不如放松一点,看到不同的流言,将信将疑、一笑置之的同时,多留一个心,以观后效,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够了。当然,一旦真相摆在面前,不管你当初信不信流言,真相应该凌驾一切!
2个月前
军中高层众生相:(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 起》,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得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南宋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 ‘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 “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并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支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 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 “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嘉文】 苏晓康:红太阳、Mob、韶山冲 按:据说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有第五人的话,就是纪登奎。所以网上出现这份署名”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如此张扬公然的「毛粉」话语,就不足为奇了。 都说中国有一个「毛派」且势力颇大、粉丝颇众,是真的,一般认为「邓改革」让一小撮富起来,贫富分化剧烈,底层老百姓和农民被抛弃,因而毛泽东「死灰复燃」,红歌嘹亮,看来这是一种策略解释,让「复辟」帽子叫大众去戴,而真正的复辟势力,其实还在党内、上层、官府,所以习近平才如此有底气,而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非毛化、反左、清除迷信等「文明除魅」事业还相当繁重。 …… 这段历史里一个边缘人集团控制了中国舞台,他们窃得神器后的一大特征,就是宣称「朕即历史」,不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几千年都要由他们重论功罪,继而又编织自己的「造反神话」,最后还要主宰自己的盖棺定论。这部阉割历史的当代史,从五十年代大规模展开,较早见诸文字的是一套『红旗飘飘』丛书,由解放军各色将校大书历次战役的「常胜」回忆,人人自我造神,其中的「佳作」选入中小学课本;稍后便由全国政协组织出版另一套丛书,定名『文史资料选编』,令所有投降被俘的国民党官员将领自述败亡经历,向世人现身说法另一个边缘人集团在中国的耻辱史。此举逐渐上推至北洋军阀、满清皇族,直达末代皇帝溥仪,据说连老舍都被请去为『我的前半生』润笔。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一睁开眼就被塞过来这么一种虚假的历史前提的。 …… 评毛文字汗牛充栋,毛却依然是中国人的「上帝」,这个现象,也不是有了一个毛孙(习近平)可以解释的了,毋宁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才是根源,这就好像老毛喜欢的孙悟空,拔根猴毛一吹,就变出无数「小孙悟空」来,「小毛泽东」遍布域中,这反倒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越浑越坐得牢,所以余英时妙解毛泽东总是躺在他那张大床上乱天下,真是神来之笔,所谓「载舟之水亦覆舟」在当代中国不灵了,那是这水有问题。 ……
3个月前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 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3个月前
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尾声:北京最后的爱姬 一九八O年秋天,为着公审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需要,张毓凤被悄悄地接回北京,参与揭发江青等人罪行的材料,做为证人,出席过公审大会。 张毓凤这时却天真地认为,江青成了罪犯,自己理所当然的就会被承认为毛泽东 夫人;趁此机会,正好要求党中央为自己和孩子正名。她给 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并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 桃花有意,流水无情。 其时华国锋的主席位置已岌岌可危,党、政、军大权已悉数落入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手里。邓小平开口了: 这类人太多,我们不要管甚么李毓凤、萧毓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   张毓凤“晋升”的路被堵死了。 胡耀邦是甚有人情味的人,觉得总该跟人家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嘛。进一步要安排张毓凤跟原先的那丈夫复婚,过正常人家的生活。才四十岁的女同志么!她本身有甚么错?是毛泽东要了她十八年么?       而代表党中央跟张毓凤谈话的任务,落到了胡耀邦的好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同志身上。冯文彬知识分子出身,还是胡耀邦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第二书记。后来他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胡耀邦才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几十年来,两人关系甚为密切。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在中央十一届全会上取代华国锋,当上了党中央主席(不久中共取消主席制,胡氏转任总书记),便把老友冯文彬调来,出任至为要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冯文彬代表党中央找张毓凤个别谈话,倒是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张毓凤其时年近四十,肤色洁白,明眸大眼,风韵犹存。就是这个牡丹江女子,陪伴“伟大领袖”毛泽东度过中年、晚年。而毛泽东的中年、晚年,玩赏过多少国色天香?享用过多少沉鱼落雁?青年的、中年的、北方的、南方的,大多是一夕或数月之娱……惟独她,在长达十八年的风月里,毛泽东却不厌不弃。她身上,一定是有其特殊的魅力了。       冯文彬年轻时候本是个风流才子,此时此刻,不禁想要“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当张毓凤眼含泪花,抱着一副无依无靠、哀戚动人的娇态,向冯文彬主任吐露自己的满腹酸楚时,冯文彬这个党中央的代表,却正在思考着她身上那特殊的魅力,使得毛泽东都不厌不弃的特殊魅力……       接着,张毓凤哭成了个泪人儿。冯文彬答应一定全力帮助她,以取得她和孩子们应当得到的合法权利。并告诉她,一切由中央作主。中央会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孩子是毛泽东同志的亲骨肉么!当然,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中央首长要考虑大局,考虑安定团结,各种因素,要统筹兼顾。事情还得分步骤来办,先把你调回北京来,落实你副部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好不好?然后由中央办公厅出面,替你安排住进副部长楼,好不好?莫哭了!再哭,就叫人心疼了……       张毓凤对这位文质彬彬、气度儒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庆幸自己遇上个好人了。在中南海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她知道中办主任的权力有多大……自己是个弱女子,如今遇上个好人,无以相报啊。       毛泽东去世后,再没有接触过男人……因之在谈话过程中,冯主任不知不觉中拉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回去;冯主任替她擦拭娇嫩脸蛋上的泪水,她也没有拒绝;冯主任的手指扶着她柔软的头发,她也没有躲闪;后来,冯主任一亲芳泽时,她也只是半推半就……人真是个容易动情的动物,而她又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事后,冯文彬主任满足了自己巨大的好奇心,品尝了伟大领袖长期占有过的妙可爱姬,却后悔了,要将张毓凤扶正,牵涉到方方面面,也须待以时日,岂能一蹴而就?他知道自己惹了大祸,碰撞了那神圣的、自己绝不应该碰撞的先皇的爱姬。       张毓凤痴痴住在禁卫森严的中央办公厅小招待所里,一等就是三个月。冯主任不再露面。开始还能通电话,后来电话也不通了。张毓凤才晓得自己上当了,受骗了。中南海里也养着这么些乌龟王八蛋!激愤之下,她给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首长写了一封上诉信,指名道姓、如实反映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利用个别谈话的机会,玩弄了自己……”。       这是一件不大不少、可大可少的案子,也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案子。从大处着眼,事关党中央体面、威信;从小处着眼,只是冯文彬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明白冯文彬跟胡耀邦总书记的关系。也是看着总书记的面子,就将张毓凤的告状信转呈胡耀邦总书记处理。胡耀邦看了信,气得半天也讲不出一句话来:这冯文彬也太不像话了,竟惹下了这号不尴不尬的风流案子,叫他胡耀邦都难以下台!若还闹到小平、陈云同志那里去,怎么做交代?早就有人告状了,说他胡耀邦自从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一味地提拔、重用老团中央的人马……       还是大事化小吧。       胡耀邦办事从来爽快,当机立断。先把冯文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撤了再说,免得授人以柄。他通知冯文彬来做自我检讨,当面斥责道:       冯老兄!你可真是帮我的大忙了。你要搞甚么样的女人没有?偏偏去碰一个张毓凤!那是毛主席留下的人,是贵妃娘娘,你都敢?你想没想到?这有多麻烦?       冯文彬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后,又由于胡耀邦的关照,调他去中央高级党校任副校长,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当时中南海内悄悄流传着一则笑话: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冥冥之中还守护着他的爱姬,谁触犯了张毓凤的金玉之躯,必定提前去见马克思……       中共中央顾及全党利益,政治大局,一直没有为张毓凤和她的孩子们正名。她住在北京一座禁卫森严的高级公寓里,过着衣食无愁却又与世隔绝的日子,做了当代封建道统的牺牲品,也在做着毛泽东的活的殉葬品。       但愿她是北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位爱姬。
3个月前
华国锋向李海文回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毛主席逝世后,9月10日就开始考虑。——《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百年潮》2013年第02期) 9.11,毛主席去世第三天,守灵的华国锋借口去北京医院看病,去李木匠时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华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 李先念之女 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里写到,华国锋问爸爸:“对那几个人,你看怎么办?”爸爸说:“你的看法呢?”华国锋说:“我现在想问你的看法。”爸爸试探了一句:“开会吧?”华国锋说:“不能开会,要抓人!”爸爸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李先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25,叶到东交民巷15号苏铸家,两人长谈。苏铸提出:“采取断然措施,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公布罪证。”叶表示完全支持。 9.26,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 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表示坚决支持华的决心,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半票是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华国锋、李先念向吴德分析和估计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几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炎黄之家
3个月前
“江青是狗日的” 我在“加速改造”中生活,时光也在加速流逝。直到1976年10月,我已被“改造”了四年多。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真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监房里每天晚上的学习内容也变成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解”进了看守所,“囚龄”很长,所以对 “四人帮”、“五人帮”十分茫然,他们只知道有“青红帮”、“跑单帮”。为了应付干部,在发言时来个“鹦鹉学舌”,说些“四人帮阴谋杀害毛主席,四人帮纂党夺权,挑动群众斗群众”之类“绝对正确”的台词。有一次轮到我发言时,我竟然破口大骂“江青是狗日的”,听得同室犯人咯咯作笑,没想到又是一次“祸从口出”。同室有位“现行反革命犯”谢仰先生,此人年近花甲,捕前系中学教师,家庭成分地主,因私自焚烧“四卷雄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听了我的发言后,立刻给掌握学习的干部递上一份“小报告”。15分钟后我被叫到中队部,接受指导员的查问。 “陆志常,你对‘四人帮’有啥看法?” “报告指导员,‘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我问你,你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毛主席是啥?” “报告指导员,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根本没有说到毛主席。” “你说江青是狗日的,啥人是狗。” “报告指导员,这是常锡地区方言的口头俗语,是对江青的愤恨,意思说江青是狗的后辈。” “陆志常,告诉你,讲出来的话是客观存在的,赖是赖不掉的。” 于是,指导员把我送回监房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的调查取证工作,和监房里的值班干部多次低头密语,查阅发言记录,找监房里靠拢政府“求改造”的犯人多名,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并且做了笔录。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腾,最后,在小组会上指导员一锤定音地作出了裁决:“中队部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证实陆志常发言时确实说过‘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但并没有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谢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同监,责令作出深刻书面检查。散会!” 一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虽然事隔30多年,现在想来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我与谢仰先生同属“现行反革命犯”,是生长在一条根上的两个苦瓜,平时毫无怨仇,但一有机会就会施放这枝毒箭射向另一枚苦瓜,不知谢先生作何想法?真的是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吗?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真有如此残酷?我这样一把老骨头还得不断地勤学苦炼——学海无涯,洵非虚言! ---作者: 陆志常 图:Mao and Jiang Qing take a walk in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