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斗争

1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毛泽东那个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181-182页）这几个文件太长（182-195页），为节约篇幅，笔者不打算在此抄录，但是，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189页）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把全国人民最后都打倒在他脚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为他为虎作伥；他狡猾过人、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的敌人争权夺利、挣宠献媚，不能团结一致对敌。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是一个流氓帮会，在思想上是一个邪教集团。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争斗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最坏者当政”。（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中共内斗 #权力斗争 #延安日记 #负面评价

1个月前

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延安整风 #王明 #权力斗争 #政治迫害

1个月前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凰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范似栋·

#毛泽东逝世 #江青夺权 #权力斗争 #汪东兴 #政治局

1个月前

東北先有朱鎔基，後來習近平，等於白蟮上沙灘。你试試讓日本再次经营，我想2 0年後又是一顆東方之珠了。唉，海南很快封關，我黨吹得天花亂墜，你信習近平除了窩里斗還能造福民生？別擔心，只要权力在手，習近平样样偉光正。

#朱镕基 #习近平 #东北 #海南封关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1966年3月份18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 言为心声。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斗争 #政治 #负面

佛瑞德里希4th😷

1个月前

红N代中那些真正能令习近平有所顾忌的人，就是掌握了中共军队实权的那些人。他们作为群体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是通过占据较高职位的人数和比例保持的——在中共军队体系里，没有背景的人很难升到连级以上，这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这是来自血脉的政治资本。但也是来自血脉的诅咒。他们身上因此有了“红色中国”的烙印，在政权面临危机时，他们再难一走了之。不止中共中央会防着他们，海外诸国也有可能因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例如镇压罪行）给予特殊对待，能平安离境，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在供养红色中国的改开中国覆亡后，他们的处境是尴尬的。因为没有财政支撑的政权不可能不倒，即使军队仍然有枪有炮有原子弹，但老板破产了，保安身手再好也得“另谋出路”，没法独力把公司经营下去。他们恨习近平。就象恒大的失业保安也恨许家印。他们恨习近平治国无能，稳不住红色江山基本盘，让他们即将失去已经平安享受了四十多年的清闲富贵，即将失去本以为能子子孙孙传承不尽的特权待遇。在危机面前，他们不会把手中仅有的筹码再次交给这个能力不足的“带头大哥”。习近平已经凭实力失去了他们的信任。所以，在中共中央的执政危机面前，在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引爆的社会危机面前，想说服他们舍家谋国，为自己卖命，打造出一套汇集全体红N代军政资源的强力维稳体系，只能是习近平无法实现的妄想。他们是有理由恨习近平的。红色江山在他们看来是大家的父辈共同留下的遗产，却被习近平这一个败家子败尽了家财。大家都是纨袴，凭什么你败家，把我家的家底也败掉了？你还有脸让我忠于你吗？红色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红一代们在吃过毛泽东苦头后留下的，是个让上下彼此制衡的设计。所以习近平奈何不得红N代们，夺不了他们的权。就算能对付被抓到错处的个人，习也对付不了这个群体整体。反过来，红N代们也奈何不了习近平。但他们能利用习近平迫切需要构建强力维稳体系的心情，利用习近平现在的有求于己，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可是，虽然知道习近平的操作行不通，他们自己也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他们，没有能力挽救改开中国，也没有能力挽救红色中国。但他们又无法象不曾担任过中共军职的权贵们那样一走了之，就算能走，有带着家人隐姓埋名移居海外的能力，他们心里也不踏实。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在习近平这个败家子把他们共同的家败掉之后，在“习董事长”把公司折腾垮之后，身为股东的他们只能加入破产清算工作组去竭力挽回各家的损失。在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崩解后，他们要握紧手中残存的筹码，用好手中残存的筹码，去为自己家族搏一个“下岗再就业”。就象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时，无数旧朝的勋贵重臣会在观望一段时间后投靠新朝，新朝也会接受他们的投靠一样。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红N代中不会缺少有意逐鹿天下的个体，但肯尝试建国的人，即使手里有资源，也不一定能建国成功。因为在新时代，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远比古代重要的新时代，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不能在每个建国重要节点作出正确选择的人，是很容易失败的。建国，无非就是一场政治领域的创业。创业的失败率之高，懂的人都懂。中共国的红N代在某种意义上，落入的其实是和无数中共国伪中产相似的困境。中年，失业，面临“再就业”还是“自主创业”的道路选择。选择再就业，风险是再就业的这家公司也未必能稳定运营。选择自主创业，则有可能创业失败赔光剩余家底。命运有时是公平的。他们含着金汤匙出世，也要和你我这种草根一样进退两难。但从经济规律角度展开分析，他们能走得通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去加入能构建繁荣预期，能带领沦陷区走出经济困境的团队。就象伪中产在下岗再就业时去加入一家前景光明，能一直运营下去的初创企业。因为只有能运营下去的企业才能给员工开工资，才能让每个员工，不论什么出身，都有稳定收入，才能让投资的股东拿到投资回报。他们会这么做吗？会。红N代群体并不是部分网友调侃的那种傻白甜。他们有筹码，有在改开四十年间对“开放搞活”这套做法的亲近感，有审时度势的基本能力，有足够的自私心。他们有不甘永居习近平之下的傲气，有抓牢手中资源不放的警醒，所以他们几乎一定会成为中共帝国覆灭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会在习近平的维稳模式维持不下去时按兵不动，在各族各地建国风潮兴起时待价而沽。一旦想明白他们的真正立场，你就会明白，未来的沦陷区局势，真正针锋相对的双方，除了习近平和到最后仍完全听命于他的极少数嫡系，就是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城各乡的无数流民。会森然对峙的，是由农村“闲散人员”和城市轻骑兵组成的流民大军，和凭习近平手中残存的财政资源能保证供养的少量机动维稳力量。是越来越壮大的流民大军，和因财政枯竭越来越薄弱的维稳兵力。是全国各城各乡四面起火的骚乱，和疲于奔命不敷使用的镇压。最后，则会是“诸臣误朕”的一声叹息。

中共军队高层大清洗，何卫东等9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122 条信息

#红N代 #习近平 #中共政权危机 #经济危机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宋太宗赵光义驾崩后，宰相吕端粉碎了大太监王继恩企图联合李皇后发动的政变 1962年毛泽东曾夸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没想到十几年后，真的是叶帅粉碎了在毛死后江青等人企图发动的政变，完美履行了执剑人的责任没办法，叶的段位比四人帮高太多，周密部署，波澜不惊，比汉初周勃陈平铲除吕产吕禄集团要平稳多了

#吕端 #叶剑英 #政变 #权力斗争 #历史事件

佛瑞德里希4th😷

1个月前

在利益诱惑面前，红N代会毫不犹豫地背叛习近平。本来么，仅凭习仲勋的血脉，习近平还没资格让红N代群体心悦诚服，凭习近平的个人能力和德望，那更是个笑话。至于改开受益者，在利益面前他们曾背弃过的各式各样理念就更多了，又怎么可能为习近平或中共政权效死。所以，当全球产业链的利益诉求指向在沦陷区建构新的政治秩序，到中共财政已然枯竭，维稳部门无钱也就无法维护民间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时，为了活下去，为了让本地经济活下去，为维持民众生计也让政府有养命之源，抛弃习近平，抛弃中共，抛弃旧的旗帜，以求保留或是重建与全球产业链的合作关系，就会是届时沦陷区掌政者们唯一的可选项。如果习近平有看清现实的智力，他自己都会这么选。这些人还没有作此选择的原因仅仅是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最佳时机。现在，中共财政虽然已经接近枯竭，但四十年改开积累的民间财富还能让不少人先“躺平”待变，民间抗争行动仍是零星而没有成片。外贸行业还没死透，还能养活不少人。一切的一切都在加速坠落，但这国家沉重的肉身仍未撞上坚硬的地表。所以，不肯睁眼去看的人仍能“享受”短暂的安宁。直到最后时刻。直到习近平“复兴梦”的梦醒时分，直到红N代“中国梦”的梦醒时分。坦白说，如果整个红N代群体肯拿出真金白银，肯群策群力，肯把各自的家底拿出来集中资源帮习近平一把，再为中共政权续一段时间的命并不是不可能。如果他们在习近平需要的时候能要人给人要兵给兵，中共中央的处境也会比现在好过得多。但他们会吗？在存亡危机面前，他们会“破家谋国”吗？绝对不会。他们手里都是有筹码的，虽然中共作为伤害链系统，在防止诸侯作乱方面设置了种种措施，但红N代的父辈们鉴于毛泽东当年的暴行，也都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了保命的资本。他们没法推翻习近平，但习近平轻易也收拾不了他们，尤其是不可能把这个群体整个“拿掉”。所以，当实际上掌握着中共最核心的输出伤害能力的红N代群体成为习近平本人的竞争者时，当习近平作为一个失败的维稳者被全球产业链抛弃，同时，全球产业链向沦陷区各路诸侯提出了“做成功的维稳者”要求时，从手中有筹码的红N代群体里一定会涌现出识时务的“乱世英雄”。从红N代里，一定会涌现出既有能力也愿意和全球产业链合作的人。虽然不会有人能直接取代习近平的位置，能把大一统中共帝国完整接收。以上，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红N代中曾不太起眼的小兄弟，今天名义上的“带头大哥”，在最需要红N代群体支持的时候所面对的真实状况。他要争取潜在竞争者的支持。他需要这些内心看不起他、一直提防着他、正盘算着以某种形式取代他的人的全力支持。他已黔驴技穷。用战狼外交来向红N代们提供情绪价值，用对台强硬、对日强硬、对美强硬来维护“带头大哥”的威望，用“新质生产力”的噱头来鼓舞士气，来打造未来可分赃分肥的利益前景，这些手段他都用遍了。但凭这些他讨要不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今天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一套在民间经济崩溃，在财政枯竭之后，仍能有效运转，能强力镇压一切反抗的维稳体系。是全体红N代做他的自干五，在他没法提供实在利益的情况下，自带干粮辎重把兵权用在维护他的统治而不是红N代们各自的家族利益上。是全体红N代和全球产业链结成死仇，断绝未来合作的可能。他做得到吗？做不到。习近平想要但讨不到的东西，是未来红N代们在后习近平时代、后中共时代，和全球产业链诸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是红N代各路诸侯未来的政治资本。在那些正假装自己沉醉于习近平打造的“复兴梦”里的人群里，一点都不缺实际上头脑清醒，并且无利不起早的人。我并不认为在红N代中能出现真正具备战略眼光，有能力亲手从无到有打造新的繁荣预期的人物。但红N代中一定会有许多人，会带着筹码加入各族各地的建国团队。他们会成为许多新兴国家建国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令家族势力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他们虽然很难成为新时代政治领域的“成功创业者”，但他们很容易就能成为“投资人”或“参股者”。而习近平，在他们眼里，绝不是个到现在还值得投资的项目。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做的分析，不过是“画公仔画出肠”的多余之举。因为以上这些都是你随便一想就想得到的道理。但依据上面这些分析你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你能得到的结论是，习近平不可能收集得到足够的资源，去打造一个类似当年为毛泽东保住了红色江山的强力维稳体系那样的维稳工具。集齐七龙珠才能召唤神龙。七龙珠现在分别存放在不同红后代手里，而习近平已绝无集齐它们的希望。

#红N代 #习近平 #权力斗争 #经济崩溃 #政治变革

1个月前

天下大乱，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王力反思录》九八○页）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八○四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文革 #毛泽东的权力 #王力回忆录 #权力斗争 #中央文革

1个月前

蔡奇被拿下如果被证实，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蔡奇是什么人啊？他是习近平内宫中排位第一的近臣，比左膀右臂还要重要。把蔡奇拿下，谁能岀来解释一下，这仍然是习近平的反腐内容吗？习近平反腐已经反到自己身边来了？谁来解释这是什么逻辑？

#蔡奇 #习近平 #反腐 #权力斗争 #政治

1个月前

“倒罗”是毛“文革”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１９６５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１９６２年夏后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牌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而且，６４年１１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的酒话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５９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６２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１９６５年５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１９６５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１９６５年５月。 ... １２月８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总长、书记处书记等所有职务。常委会表决：常委７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政治局及书记处共３８人，表决结果：２９票赞成，２票反对（彭真、刘伯承），７票弃权（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１２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只有叶帅兴高采烈，会后竟当众唱了一段评剧。罗瑞卿被打倒５个月后，彭真垮台。又４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相继垮台。 ---"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佚　名·

#毛泽东 #刘少奇 #罗瑞卿 #文革 #权力斗争

逃跑的韭菜🇺🇸

1个月前

你们这些人以为背后站着什么了不起的组织？别忘了，我们背后是地表最强调查机构 FBI。慢慢看、慢慢等呗。看看最后到底是谁收场。相信我，用不了多久，明年就能见分晓。

#FBI #调查机构 #权力斗争 #等待 #明年见分晓

1个月前

转）【江青捉奸】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指证毛荒淫无道，中共高层除陈云林彪，都玩女人，随着权力的增长，毛的性欲越发变态。至文革开始后，江青只盼毛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尽情抓权。如果说江青只是毛泽东工具，以前是床上工具，得天下后是政治工具，你觉得准确吗？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江青 #毛泽东 #性丑闻 #权力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根据毛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的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依据李的回忆，我们从如下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发展及其特点：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１９５８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斗争１９６５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罢官》１９６６年２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１９６６年７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刚回北京，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１９６６年７月，搬到玉泉山一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１９６６年７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１９６６年８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得比较久，到最后怀疑仍不安全——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１９６６年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没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１９６９年５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１９７０年９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原来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特务，”再不允许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 问题发生冲突１９７０年９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 ”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使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到，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　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毛泽东的妄想症 #李志绥回忆录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神经衰弱

1个月前

清朝比李莲英更早的太监叫安德海安德海是慈禧早期最宠的“情绪依靠” 此人嚣张跋扈，得罪全体同僚 1869 年（同治八年）山东总兵丁宝桢上奏：此人僭越，应立即处置；同治皇帝迅速下旨：就地正法，不必押回京丁宝桢派兵将安德海扣押，组织法场，当众斩首。慈禧后来对此非常愤怒，但也无可奈何。

#安德海 #慈禧 #丁宝桢 #太监 #清朝 #斩首 #权力斗争 #负面

1个月前

毛泽东是逐渐透露要江青接班的意图的。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 “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十个字被删去了。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看过原件，他把删掉的十个字公布了。老夫人和红娘的典故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６年，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候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笔者看过当时的记录稿，这个话正式发表时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独揽的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家天下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江青有野心”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江青 #权力斗争 #政治阴谋 #晚年毛泽东

1个月前

王贵成：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这时候一件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周总理竟然大哭起来，这是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的，下边是纪登奎的回忆：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最反常的事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１０月１０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周总理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９·１３事件的明线，即毛泽东—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却忽视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一条暗线，那就是毛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彪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要知道，即便是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通常都负有特殊使命。 ...... 由此可以推断周总理肯定知道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分析起来，无非有三种情况：一，周总理是林彪“叛逃”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总理不是林彪“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总理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智商以及对红太阳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而从林彪死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林彪“被叛逃”事件的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心。其实，周总理是在担心，即使作为专机首长的他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但只要专机飞错方向，他一样会遭遇和林彪一样“被叛逃”的悲惨下场。

#林彪叛逃真相 #周恩来反常行为 #九一三事件 #政治阴谋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周恩来 #邓小平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习张决裂在何时？这幅照片很有意思：习两腿外八字，宣示主权。张两腿内八字，表示顺服。但是真顺服还是假顺服呢？不清楚，也不是定数。习登大位以前在江、胡面前装孙子那个怂样，比张此时萎锁多了。即使是真顺服，也可能掀台子，因为两人父辈地位平等，习从军走形式，张则是真打过仗拼过命立过大功的，第三，习祸国殃民神人共愤，人人可以取而代之，三比二，张不下，习肯定一天也睡不好。崩，几乎是肯定的。等着看好戏吧。

#习张决裂 #权力斗争 #政治分析 #高层内斗 #负面情绪

中日政经评论

1个月前

11月16日（本周日）上午10点（北京时间），油管会员直播，主题：揭秘中纪委权力演变和内部斗争。本次直播仅对会员开放，感兴趣的朋友请尽快加入油管会员。

#中纪委 #权力斗争 #会员直播 #揭秘 #油管

1个月前

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当时组成九届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搭了一个小班子，把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这四个人找来，说要研究中央政治局的班子怎么搭。九届很特殊，不是事先把名单弄好才开会，而是党代会都散会了，才开始研究这个政治局班子怎么搭建。毛泽东把这四个人叫来说他和林彪两个当后台，周、康和黄三个人组这班子。后来周恩来说“不管怎么说，主席还得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多少人？”“２５人到３０人。 ”毛回答。邱会作当时不在场，但是他后来当选了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把这个情况前前后都告诉邱会作。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把九届政治局搭班子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名单一开始的范围是多大，怎么筛选，怎么反复，最后添了谁，去了谁，怎么去的……特别具体。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中共领导核心名单的产生过程，那么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最微妙的地方就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一个细节是：一开始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拿出一个２３个人的名单，里面有江青，没有叶群。但是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一叉子，加上叶群。说，“康生推荐了王效禹，毛泽东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周恩来他们三个人拿上名单到林彪处，林彪就把叶群一勾，他们三个人又再讨论。最后三人讨论说江青、叶群还是得上，我们要说服主席。再给添上去。毛第二次再勾掉江青，这次毛泽东加上了纪登奎和李德生。到了林彪那儿，林彪再把叶群勾掉。最后三个人开会说名单差不多了，我们只要说服林副主席把江青和叶群加上去就行了。第三次再到毛那儿，毛说，你们说让上就上吧，我负这个责任。到了林彪那儿，林彪说：“叶群上不上，我都服从主席的安排。”最后弄出一个名单来。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主要价值”

#九届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 #林彪 #江青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毛泽东挑唆刘丰斗林彪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时隔多年后对邱会作讲述了当年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一个秘辛。邱会作回忆说：“刘丰看过我，说起了一件往事。1971年毛主席与刘丰等人第二次谈话时，说了一句让人很不理解但又必须表示拥护的话：‘庐山问题其实还没有完，我非常不安，连睡觉都睡不着。’听到这个话，刘丰说：‘因为庐山问题影响毛主席健康，那我们就要向林副主席提建议了，建议林副主席表一个态。 ’毛主席表现了异常的兴奋，说：‘好！好！你们提！你们提什么意见都可以！你们的意见，我来转发全党。将来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刘丰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邱会作接着说：“我听了刘丰的话，心里发了一下怵。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整治，在做准备工作、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啊！他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紧张空气，恐，威吓大家，说有人要‘炸平庐山’啦，然后又叫江青一伙到华北会议、全国计划会议上去煽动，说有人预演政变啦。总而言之，毛主席造成紧张甚至是恐慌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一个个都害怕了，任听他‘抛石头，挖墙脚，掺砂子’。最后毛主席又南巡了，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法呀！１９６６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造成恐怖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他在背后叫一些人和刘少奇、邓小平去斗，他从中观察各方，坐收渔利。毛主席这一次用的还是这个手段。”（页５９４－５９５）邱会作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点出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肮脏、龌龊的手段，即挑动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然后从中观察、渔利，如此这般，屡试不爽。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以及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陶等等，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细审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开始时还较为含蓄，听者不免费尽心机细细琢磨，而后来的谈话则干脆图穷匕现，毫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林彪，唯恐手下大员们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如此之作为恰恰是搞分裂和阴谋诡计的最佳写照。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卑鄙的手段只能达到卑鄙的目的。可笑的是，当今国内的御用党史学者们还是只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来思维和判断是非，毋宁悲乎？ ---"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毛泽东 #林彪 #权力斗争 #阴谋 #负面

1个月前

搞政变者防政变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１、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２、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２４－２５）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１９７１年夏季的毛泽东重演了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１９６６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毛泽东 #政变 #林彪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林彪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人，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名副其实地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官史对林彪是怎样成为接班人的往往语焉不详。而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一缺憾。邱会作的信息来自于陶铸。陶铸在会后成为全党的第四号人物，邱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这段秘辛。邱回忆说：“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陶铸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诙谐地消除了拘谨。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 ，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页４０）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 “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那么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林彪实际上是诚惶诚恐。在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发表了一番讲话“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全会后，军队的干部们去林彪处看望，实际上是祝贺他成为毛的接班人。邱回忆说：“我们去人大会堂林彪住的那儿，名义是他从北戴河回来后我们礼节式的看望，实际上这是对他的祝贺。这应当是很高兴的事，但林彪没有一点的喜气，反而沉闷地对我们说：我是不想干的。既然全党委托，主席又一定让我来，硬是推，不会有好的效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试试了。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事情到了他不说不成的时候他才会说。我们和林彪交往了多年了，他说的是真心话。”（页４１－４２）由此可见，林彪当初也是勉为其难地被毛泽东硬拉上了文革的战车，由此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图：1956年林彪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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