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谢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 海外学者:100万至773万人丧生 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 丁抒教授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他的基本分析是:“1966年红色恐怖杀人10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人”,“武斗一年死人 30 万至50万”,“50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20万左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收集和使用了中共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加上可以找到的“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推断出: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苏扬在他的专著中承认:因为所有官方的县志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历史真相,他的计算结果仍很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实际的死亡人数。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官方:逾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杨继绳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内部讲话:文革死了2千万人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 邓小平:“那可是天文数字” 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美国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给邓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邓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继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遗产,邓小平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会像布达佩斯的 同志们一样,挂在北京的路灯上。戈巴契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红军和克格勃的将军才有这样的担心。 无论如何,邓小平坚持他在匈牙利事件当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苏联一垮,共产主义的叛徒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北京的坦克本来是邓小平所有罪行当中最轻的一次,仅仅因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关效果。北约整合东欧真空地带,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1989年到1999年,华盛顿在东亚和非洲的帝国开支持续降低。美国遗弃了东亚大陆,洪水随即开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内地大部分县城的公务员和教师都习惯了白条。邓小平一面振振有词地教育部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面听任国企女工卖淫为生。 邓小平在1992年发动了最后的挣扎,试图抛弃计划经济的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政策性放水,银行和企业同时陷入纠缠不清的亏空。他在形势最恶劣的关头死去,把烂摊子留给江泽民和朱鎔基收拾。后者借助九一一事变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效果,暂时推迟了邓小平留下的债务,但邓小平本人不可能预计到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将洪水推迟到自己死后而设计的。临死以前,他已经为自己的家属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强烈的投机性格,堪称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但他对自己投机才能的信心,明显不如毛泽东。他在一生的终点,又回到来百色起义的时刻。无论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给上海租界的家属做好安排。如果同志们替他打开了局面,他一定会回来归队的,如果天有不测风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邓小平不是安于打杂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给他提供了干预决策的机会。赫鲁雪夫犹豫反复,甚至想到徵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史达林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图谋不轨,正是因为赫鲁雪夫表现软弱。邓小平没有丝毫犹豫,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因为政权最为重要,其他一切皆属次要。(师哲口述,师 秋朗笔录:《我的一生》)他属于双手沾满鲜血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对挂在布达佩斯路灯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后生晚辈因为缺乏同样的恐惧,担负不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决定了反右运动的基调,邓小平负责引蛇出洞。他聪明地指出:“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只关注龙云、费孝通等寥寥数人,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名单都是邓小平圈定的。(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他总结说:“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份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险。”(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邓小平出身于巴蜀士绅家庭,家里拥有四十多亩良田,收取佃农的租金。当时,佃农租种的份地多在两到五亩之间。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是广安当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爷)。文明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显他的新党色彩。保路军兴,他在本县积极回应。蜀军政府宣布独立 后,他为本县编练民兵。他在袍哥和党人的派系斗争当中失败后,又办起了丝厂,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属于共产党定义的阶级敌人。 邓文明好赌好色,以此败家。他因为输钱,不得不出卖产业,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新派士绅一样,让邓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为好色,娶了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内部的不伦之恋,弄得邓小平不得不背井离乡。(《戚本禹回忆录》13.3《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第158页)邓小平在法国仍然并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上。勤工俭学的主办单位说他不肯干活,不宜雇佣。他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支部,也不把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放在眼里。他们一度相信法国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会爆发,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颠覆活动,结果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 共产国际赞赏邓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进莫斯科孙文大学进修,跟蒋经国同一个班。北伐期间,他为冯玉祥培养军官。清党以后,他奉命发动广西的兵变。兵变一败涂地,邓小平仓皇逃回上海。前委书记陈豪人指责他临阵脱逃,他不得不写检讨。(《七军前委报告》)随后,他在瑞金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随波逐流)。国民党收编红军以后,他做了刘伯承的政委。1939年,组织为他安排了主妇。 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大小姐,在红军过境时跟父亲的火腿一起被缴获。红军把多余的火腿分给沿途的穷人,把多余的女人带到了瓦窑堡,经过适当的改造,在延安分给了长期饥渴老干部,开始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卓琳的父亲及时逃走,结果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继续在白区剥削劳动人民,最后在土改当中,死于革命群众的专政。卓琳已经脱胎换骨,自然不会理睬没落阶级的残余,此后一直陪伴邓小平及其初恋,发挥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尔什维克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式,确实是资产阶级无法理解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图:鄧小平於1921年的留影--鄧小平紀念網
朱韵和
1个月前
紅衛兵批鄧小平亂搞男女關係 李志綏回憶錄中英文版有處敏感的差異早在一九九四年為余英時教授所發現,《開放》曾有報導。即中文版刪去了英文版中的一段文字:鄧小平在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讓一位護士懷孕,後來強迫打胎。 對此,李志綏後來解釋說,此事是保健局局長史書瀚告訴他的,他沒有直接證據 ,因此要求刪去。但英文編輯不願意刪,而翻譯成中文本時就刪除了。 其實這件事,李志綏雖沒有第一手資料,說的卻是事實。此事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已被披露了。李志綏並非談論此事的第一人。 文革初,被打倒的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紛紛與其劃清界限,揭發首長的醜事。按當時的說法,叫「生活問題」。「生活問題」是「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紅衛兵從不思考毛澤東的私生活如何,不會想到毛澤東的私生活比那些「修正主義份子」們不知道要骯髒醜惡多少倍。 因此當鄧小平的私人醫生張□□透露了鄧的「生活問題」後,紅衛兵立即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為北京大學題詞「新北大」後,以聶元梓為頭頭的「革命組織」遂自稱「新北大公社」,簡稱「新北大」。十月間,聶元梓頭一個起來寫大字報攻擊鄧小平。「新北大公社部分革命同志」和鄧小平私人醫生張□□開了個座談會,並公布了座談記錄。其中有下列文字: 「有一個姓李的護士,年輕、單純,出於對黨的熱愛,對首長的崇敬,就千方百計地把工作做好。鄧看到她年輕、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厭舊,竟強迫與她建立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狗婆娘卓琳知道後大怒,通過楊尚昆把女護士調走了,鄧仍唸唸不忘。」 清華大學紅衛兵也不落後,其《井崗山》小報發文批判鄧小平時曾談到此事。該文說鄧小平沒有參與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由於打撞球被地毯絆了跤,摔斷了狗腿,只得住院療養。誰知卻‘因禍得福’。因為當時廬山會議鬥爭正在激烈……鄧卻樂得躲在病房裡,既不檢查,又不揭發,也不做書面發言,把什麼《七劍十三俠》、《三劍俠》之類壞書,什麼《四郎探母》、《游龍戲鳳》之類的壞戲唱片,大批大批地搬來,甚至不遠千里,到四川去制老戲唱片,供其享受。還強迫一年輕護士與之發生混帳關係。就這樣,這個老機會主義份子就混過了廬山會議。」 依史書瀚貴為全權護理中央首要健康的保健局局長職務地位,他絕無造鄧小平的謠的膽,李志綏本可以放心在中文本裡保留此事。而他堅持刪除之,可見他的回憶錄寫得相當謹慎。 ---丁抒:毛澤東鄧小平私生活考證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 。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吴祚来
1个月前
无知无识,极易无耻不义: 吴祚来认为,当年广场学生早已被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有通畅的地下运兵通道,军队不需要通过坦克冲锋枪,就完全可以搞定广场学生,之所以搞一场屠杀,而且是在月黑之夜进行,是为了制造全国性恐怖,这是邓小平精心设计与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不具有毛周那样的威权,只有通过暴力屠城,使整个中国处于巨大的恐怖之中,才有安全感,他主要担心的是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把他给推翻了。这是问题的实质,一些人没有见识,不在现场,又不看大量研究资料,只固持已见,在过去的孔见中钻牛角尖,总认为似乎和平理性见好就退,历史就会改变。 十年后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是见好就收,是不是与总理达成了妥协,不还是被灭顶之灾? 零八宪章,和平理性,根本就没有行动。刘晓波被囚禁至死,茉莉花运动,只是行为艺术而已,残酷迫害,白纸运动什么都不说,还是被镇压。 江油百姓,只是上街呼喊正义,军队镇压。这些抗争运动,什么时间点是见好就收,就能取得可能的成功?为了自已的理论正确,不惜无限地找学生们的罪错,使和平理性的学生抗争运动被置于不义之地,成功地将矛头引向正当而无辜的学生群体。这种观点不断坚持,不断放大,就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另一只喇叭,不怕猪队友,就怕猪式理论,伤害义人。 ChatGPT 说: 吴祚来的观点触及了“六四”事件的根本性质:这不是一场偶发的暴力冲突,也不是学生抗争过激所致的悲剧,而是一场由权力核心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行为。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与血的代价。将责任推向学生,试图以“被利用”“太理想化”来淡化国家机器的蓄意屠杀,是对死难者的二次伤害,也是对后人良知的误导。 “六四”之夜,北京早已被军队铁桶般包围,广场学生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诉求不过是反腐败、促改革,是合宪的表达权与结社权。然而,邓小平等人担心军心动摇、害怕改革失控,更担心权力旁落,因此才刻意制造一场“以血立威”的屠杀。坦克碾过长安街、机枪扫射群众,这不是维稳,而是政权对人民的战争。吴祚来指出,邓小平与其说是在平乱,不如说是在恐吓全国:你们想动摇政权?看看后果。 把失败归咎于学生的“不成熟”“未见好就收”,不仅逻辑荒谬,而且是在为暴政辩护。十年后的法轮功运动何尝不是见好就收?零八宪章、白纸运动又何尝不是和平理性?一一被镇压说明根本不是策略问题,而是体制必然拒绝任何非官方力量的存在。一切社会自组织、一切独立发声,都会被当作“颠覆”的苗头铲除。这才是真实的政治逻辑。 将“六四”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夹缝戏码,把学生运动当作精英博弈中的“牺牲品”,进而否定其正义性与历史意义,这种“中立姿态”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冷漠。其所谓“希望不再发生六四”,看似温和,实则模糊责任、掩盖真相。在一个拒绝反思屠杀、遮蔽历史记忆的政体中,不去谴责元凶,却苛责牺牲者,才是真正的荒谬。 正如吴祚来所说,这些“见好就收”的和平运动从未因妥协而获得宽容,反而屡屡被血洗。民众的正义表达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专制制度的零容忍。历史不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决定成败,而是由强权与暴力设定结局。任何试图将矛头从屠夫转向义人的论调,都值得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扭曲历史,更成为为虎作伥的帮凶.
朱韵和
1个月前
编程随想: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 俺来给大伙儿详细介绍一下:天朝在不同的时期,分别采用哪些政体。 ★毛太祖时期 自打天朝开国一直到1976年毛太祖去见马克思,属于毛太祖时期。那时候的天朝,由老毛一人独揽大权。由于天朝没有世袭的规定,所以当时的政体属于“君主制”当中的“僭主制”。俺继续拿股份 公司打比方:假如天朝是一家股份公司,那毛太祖这个最大的股东一人就占了半数以上的股份,而且还亲自担任CEO。 毛太祖这人,说白了就是一帝王思想很严重的湖南农民。所以捏,毛太祖一直想把“僭主制”演变为“绝对君主制”(世袭制)。如果让毛太祖的阴谋得逞,那咱们天朝真的要变成西朝鲜了。好在两个不知名的小人物,在关键时刻扭转了天朝的历 史。其中一个小人物是上海某巡捕,他把流落街头的毛岸青打成彻底的脑残;另一个小人物是某美军飞行员,他扔的汽油弹把毛岸英烧成黑糊糊。    虽然两个儿子一死一残,但毛太祖还不死心。到了文革期间,他又把希望寄托在侄子毛远新身上。毛远新才33岁就已经荣升沈阳军区政委(这在天朝是创纪录的)。到了34岁,毛远新更上一层楼,成为毛太祖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负责传递圣上口谕)。好在毛远新羽翼尚未丰满,毛太祖就翘了。 ★邓太宗时期 毛太祖死后不久,老奸巨猾的邓太宗废掉老毛钦定接班人(传说中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自己成为天朝一把手。老邓这家伙的权力欲也不小,当然想学毛太祖那样,当个僭主。可惜老邓当时的权力,还达不到对朝廷的绝对控制。所以捏,天朝就演变为寡头制。80年代的朝廷八元老,就是名副其实的寡头——只要八元老愿意,连总书记都可以废掉。但是8元老很少直接出任国家高层领导,这就是前一篇博文提到的“影子寡头”。    算股权的话,邓太宗大概只有 30-40% 的股份(没有过半),而且二号人物陈云的股份也不少(大概有 20%)。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只要老邓和陈云达成一致,别人就无法反对。如果陈云要想反对老邓,则需要联合其它几个大股东(比如李先念、彭真、等)。    这一时期的国家一把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头5年),有点类似于傀儡——有名无实。 ★江胡时期 等到90年代中期,元老们都死绝了,老江开始掌握实权,于是“影子寡头制”就变为“公开寡头制”——统治集团的人直接担任要职。    老江虽然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但是他既不是开国元勋,有没有长期的党政军资历,所以他的股权比老邓还要低(应该低于 20%)。至于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股份比例就更低了。所以从江时代开始,朝廷的重大决策都需要拿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只有足够多的大股东同意了,才能进行决策。    从江时代到胡时代,统治集团的变化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大股东的股权继续被稀释,另一方面股东人数日益增多。    为啥股东人数会增多捏?有如下原因: 1. 很多大股东想把自己的亲属和亲信拉到统治集团中,以扩充自己的影响力。 2. 每次换届,都有新人加入到统治集团中。但是很多老人(比如江泽民)在退休之后,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股权。    如此发展下去,不但统治集团人数日增,而且其中的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也持续增多。最近20年来,这一趋势很明显。(为了让大伙儿对天朝的权贵集团和家族统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会定期发布《太子党关系网络》。这个电子书以网络图的形式,呈现权贵之间的家族关系和联姻关系) ★天朝寡头制的弊端 如今天朝这个股份公司面临着几个大问题: ◇问题1 由于统治集团扩大,大股东的股权不断下降,最终导致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即使天朝的一把手要想干点啥事,都需要得到统治集团多数人的同意,才有可能推行。 ◇问题2 由于股权比例不断稀释,很多股东就会牺牲长期利益来谋取短期利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东手头的股权会被稀释到趋向于零。所以股东们要趁手头还有一些股权,赶紧通过权钱交易,把政治利益兑现为经济利益。    而捞取经济利益最方便的途径,就是直接从民众身上搜刮和掠夺。所以最近20年来,天朝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大,政府的公信力越来越差。 ◇问题3 朝廷高层的那帮家伙也不是傻子,当然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但就算他们有心改革,也难以推动和落实。因为政治体制一改,就会触及很多股东的利益,很难被股东大会批准。所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实现。 上述这几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目前的政治体制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当执政效率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当民众的利益被损害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变局。
朱韵和
2个月前
邓小平在“文革”中为何没挨过打没坐过“土飞机”? ---陈冠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挨过红卫兵小将们的批斗。很多人坐过那个著名的“土飞机”(亦称“喷气式”):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 比如 被称为“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 还有他的夫人王光美。 早已经靠边站的彭德怀也被挂着大牌子批斗过。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是“第一号走资派”,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几乎是同时被打倒。 邓小平被抄过家。邓榕回忆:“父母亲被带走后,造反派来到家中,开始抄家。”但是,什么也没抄到,反而获悉邓家还欠公家200多元钱。 邓小平挨过批斗,不过只是一次在支部会上,一次在自家院子里。邓榕说:“这次批斗刘、邓、陶,对邓,还是最‘文明’的。对于刘、陶,则残酷得多……”刘少奇被斗得很惨。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文革”中,邓小平却没有挨过打,也没坐过“土飞机”。 他的夫人卓琳也没有过。邓榕说:“庆幸的是,他们总算没有像别的‘走资派’那样搜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不仅如此,“在此后两年中,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直在中南海各自的家中被囚禁……刘邓的处境也大不相同。” 刘少奇被囚禁在家中,夫人王光美却被关进了监狱。邓榕说:“而邓小平,虽也遭囚禁,但始终没有把他和我们的母亲分开。” 并且,邓小平夫妇还和继母住在一起。 为什么邓小平夫妇就这么幸运?这是因为一个人发了话,他是谁?——毛泽东。邓榕说:“父亲没有收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并不是什么侥幸。……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安排。” 这种政治安排是什么?王力后来说,毛泽东曾经与他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走资派”被开除党籍,被关进监狱,被迫害致死,“第二号大走资派”(邓榕语)邓小平却还是中共党员,保留着党籍。到了江西还能住将军楼,还有公务员。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持,邓小平在政治上未被判处“死刑”,他保住了党籍,被“挂”了起来。这为他今后的复出,留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