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4周前

徐景贤还记述了李先念对邓小平告御状的事，他说“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他（李先念）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 ” 其实，在“文革”中，高层领导中这类相互揭发的举动是屡见不鲜，不然就很难自保。这也就是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在批邓中，为改变政治局里沉闷的空气，加强批邓火力，毛泽东调兵遣将，“ 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和北大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些“年轻人”不负重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邓小平批得狼狈不堪。在“文革”中，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指定“身边的人”参加作为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会议，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任何游戏规则都是摆设而已。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京城孤魂·

#李先念告状 #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政治斗争

1个月前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当年接受采访，谈到对邓小平的印象和香港回归问题。

#撒切尔夫人 #邓小平 #香港回归 #英国前首相 #历史事件

1个月前

六四抗命軍長徐勤先：鄧小平和趙紫陽内鬥影響了我

#六四事件 #徐勤先 #抗命 #邓小平 #赵紫阳

1个月前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听说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听从调动，不愿到北京镇压学生被软禁起来了。军事记者说，戒严司令部的张工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让他带兵进城。徐说：口头命令无效，要有书面文字。张工说不可能有书面的了。徐说，没有书面的我不进城。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图：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左），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右)，摄于2011年

#六四事件 #徐勤先抗命 #邓小平 #政治斗争 #军队调动

墙国蛙蛤蛤🐸（大自爆运动💣/大直连运动🌏）

1个月前

之前有传言是邓小平曾外孙的B站UP主DngGentle（传言ID含义为Dng“邓”，Gentle“小平”）不知为何删除了其所有B站视频并发布道歉声明，突然 #大自爆了🤔

#邓小平 #B站 #DngGentle #删除视频 #道歉声明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1个月前

网友投稿邓小平亲自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巴蜀中学如今变成了：

#邓小平 #巴蜀中学 #教育 #负面 #网友投稿

XiXiPee🇦🇺🇺🇦🇮🇱

1个月前

邓小平没有枪毙了这个强奸犯是很大的一个失误

#邓小平 #强奸犯 #失误 #负面 #法律

1个月前

邓小平等所搞的"高干俱乐部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 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０８"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０８"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０８'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５０００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ＸＸＸＸ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ＸＸＸＸ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Ｘ长和军队党内Ｘ级Ｘ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惊雷》战斗队（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邓小平 #高干俱乐部 #特权 #腐败 #文化大革命

1个月前

#蹭網發推之一三九比較中共對胡耀邦的四次紀念（上）——趙紫陽將胡耀邦定為“馬克思主義者” 中共中央對胡耀邦的紀念，是從1989年4月22日在人大會堂舉行的追悼大會開始的。這個大會實際有兩個會場，一個在人大會堂內，中共政要和四千有組織的機構和團體代表；一個在廣場，聚集在這裡的是北京和全國高校學生自發組織的紀念。一．常委會對胡耀邦的評價引發鄧小平與中央的分裂 1989年中共中央對胡耀邦病逝的第一次紀念有幾個重大變動。 4月16日總書記趙紫陽主持召開常委會討論胡耀邦喪事，參加會議的還有楊尚昆、鄧小平秘書王瑞林。會上李鵬問趙紫陽：“學生悼念耀邦，我們什麼態度？”趙紫陽答：“允許！耀邦是我們的領導人，他去世了我們大家都很悲痛，我們自己就在悼念，怎麼能禁止學生悼念？”趙紫陽對胡耀邦和學生的態度，成為他與鄧小平關係一個轉變的節點。常委會決定全國降半旗、使館降半旗，設靈堂，耀邦照片掛黑紗，設簽名冊；21日在人大會堂為胡耀邦舉行10萬人的遺體告別，瞻仰遺容；22日追悼大會由楊尚昆主持，趙紫陽致悼詞，鄧小平出席；通過胡耀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悼詞；趙紫陽還決定發表新華社和中央辦公廳采寫的文章《胡耀邦同志最後七天》，文章經胡啟立修改，喬石、溫家寶、趙紫陽審查，提出意見，改名為《胡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情況》，由新華社19日發通稿。 16日下午，喬石主持耀邦治喪辦公室會議，將常委會的決定傳達給中央媒體的社長、總編輯，5點半鐘人民日報社長錢理仁、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剛回社裡做傳達，9點半鐘就接到中辦通知“21日十萬人遺體告別取消了。” 新華社18日晚11點已經將《胡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情況》排進明天《要聞目錄》，向全國報台發出了，接到溫家寶的電話，叫“停發，等等再說“，一直等到零時17分，溫家寶再來電話：“決定不發了。“夜班編輯們議論紛紛：”這是向社會釋疑，對大局有好處的稿子，為什麼不讓發？“從社長到夜班編輯，都知道是“党的唯一婆婆”發話了。 22日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致悼詞，稱胡耀邦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党的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刪去了常委會通過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據說鄧小平審查悼詞說“我都不敢稱‘偉大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是想把胡耀邦捧成‘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夠格！” 中共建黨104年，“去見馬克思“之後能夠被黨中央評論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物寥若晨星，但是名堂甚多。“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至89年只有9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劉少奇、李大釗、董必武、任弼時、瞿秋白。（2022年加上了江澤民）。“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陳雲（獨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葉劍英、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富春、張聞天。都是正國級或擔任過黨的最高職務的中共元老。胡耀邦以他擔任過最高職務，為中國做出的巨大貢獻，死後贏得人民尊敬和愛戴的程度，不但感動了全國人民，也感動著中共高層，常委會給以他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評價，與當時的第一類9人做比較並不過分。胡死引發中國的變局，只有一個人心中充滿仇恨，這就是鄧小平。他認為學運是沖他而起，他身後會有人用胡耀邦對他進行赫魯雪夫式的清算。所以一定要繼續打壓胡耀邦，還要打壓對胡耀邦評價甚高的人，首當其衝，就是趙紫陽。正是鄧小平過度的仇恨，引發中共高層的分裂。常委李鵬仰鄧小平鼻息，製造出“426”社論。此後鄧小平為鎮壓學運、拿掉趙紫陽開始進行部署。二，趙紫陽用悼詞給胡耀邦評了反常委會被迫對胡耀邦的評價做了修改，但是對於胡耀邦的生平，趙紫陽用一句話導讀了胡耀邦的一生，這句話就是“胡耀邦同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趙紫陽把胡耀邦定為一個乾乾淨淨，不加任何修飾的“馬克思主義者”。趙紫陽宣讀胡耀邦的重大貢獻，有兩段特別值得重視的話：： ——他按照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 ——他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幹部、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這是胡耀邦複出之後，在華國鋒主政時期，作出的兩項最大的貢獻，過去散見於個人發表的眾多文章裡，作為中共中央的評價，悼詞屬於首次。趙紫陽對胡耀邦擔任中央最高領導職務的重大貢獻總結的非常全面，包括“促進民族團結”這樣的概括，令人回憶起鄧力群等人對胡耀邦新疆、西藏兩個講話的攻擊。悼詞盛讚了胡耀邦個人的高貴品德。 1987年1月鄧小平指示政治老人連續召開6天“生活會”，對胡耀邦的“政治錯誤”進行批鬥，逼迫胡耀邦檢討並辭職。1月19日，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舉了胡耀邦被解除職務的原因：“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式；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 趙紫陽的悼詞相當於對胡耀邦進行了平反。

#胡耀邦 #赵紫阳 #邓小平 #中共高层分裂 #平反冤假错案

1个月前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严家祺: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 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镇压 #指挥部 #邓小平 #戒严部队

1个月前

1992年，北京，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不争论"。用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沉默，成为此后30年的社会契约。

#邓小平 #南巡讲话 #不争论 #经济发展 #社会契约

1个月前

胡耀邦当年被逼辞去总书记职务，主要是一批元老直接操纵。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81岁生日在北戴河设宴，表示在两年后的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10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书记处书记杨得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赞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讲话；却招致王震等人的反对。这番话实际上是胡耀邦被逼辞职的导火线，自此之后胡耀邦的权力被削弱。 1986年10月，邓小平把十三大人事主导权交给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安排薄一波等7人组成小组（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分头征求党内对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潮蔓延到北京，元老将学潮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纵容；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採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被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 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他到指定的地点谈话。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发动群众运动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元老商议胡耀邦去留。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 1987年1月10日-15日，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党内生活会，元老们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沒有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上海没有参加。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胡耀邦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批判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邓力群通过五小时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其私人讲话公开。在这次生活会上，只有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不正常违反党的原则。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检讨，表示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台阶上黯然落泪。最终，在连续七天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裡的人。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在地方工作和在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期间都有成绩。会议保留了胡耀邦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一位。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仍以接近全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尽管胡耀邦被闲置，仍然深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1987年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邓家打桥牌，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没有回答，因而失去了邓小平的信任。

#胡耀邦 #邓小平 #政治斗争 #辞职 #资产阶级自由化

1个月前

1968年，北京，邓小平被打倒，下放江西。他的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从楼上推下，导致终身残疾。没有人为此负责。

#邓小平 #邓朴方 #红卫兵 #迫害 #文革

王　員英（追星版）

1个月前

邓小平要威胁美国的时候会说：“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你们不帮我们发展，我们就把几百万中国人送到你们那里。” 美国一听，马上怂了习主席要威胁别人的时候却说：日本人气死我了，我不让中国人去日本了！日本人一听：还有这种好事？

#邓小平 #人口威胁 #美国 #习近平 #对日政策

1个月前

《人民日報》對高市早苗首相的火力不亞於鄧小平的《九評》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67 条信息

#人民日报 #高市早苗 #邓小平 #九评 #负面评价

1个月前

64事件中，邓小平，赵紫阳，陈云，乔石，李鹏等人的反应。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六四事件 #邓小平 #赵紫阳 #政治斗争 #历史事件

1个月前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周恩来 #邓小平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毛泽东为了测试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要邓小平主持对“文革”来一个决议。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来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合。”赖总统学习毛主席学到家了，知道你韩国瑜是共产党的人，就故意点名让你来做！

#毛泽东 #邓小平 #文革 #韩国瑜 #赖总统

1个月前

今天，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深圳的逃港偷渡潮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墙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墙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逃港潮 #深圳特区 #邓小平 #难民 #政治与经济

1个月前

简中读书人的“社会主义恐惧症”也与党国长期意识形态洗脑有关。在对毛共乌托邦进行清算和拨乱反正以来，邓小平把荒诞不经的均贫富、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农民起义诉求，与西方民主社会的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福利社会等普世价值一起，都归为毛政权要不得的“左的东西”，所以他强调“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

#社会主义恐惧症 #意识形态洗脑 #毛共乌托邦 #邓小平 #极左思潮

2个月前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很保守的说法。很多时间窗口，错过了就是永久错过了。比如，如果新疆没有乾隆和左宗棠的轮番征战保全，而让新疆法理独立出去，到了近代体系，神仙也不可能让他回归中国。可以这么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会很快就没有摸索的机会的因为，老蒋已经得到了江浙财阀以及背后美国的支持，他在当时同生态位的强人里没有对手，而共产党没有人能像毛那样立足和发动农村群众，又有天才般的军事和战略水平，靠那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周恩来这些本土派，根本无法在老蒋的严酷绞杀下存活下来。中国极大概率会以在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里的美国半殖民地的身份进入二战后的世界体系，天花板不会很高，基本就是老美的超大号血包。

#邓小平 #毛泽东 #新疆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半殖民地

2个月前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就是要搞个人崇拜，让全中国人对习近平俯首贴耳！但这靠意淫不行：毛泽东被刘少奇集团步步逼近，靠“文革”才换来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反了数次“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失败，最终靠“六四”屠杀他才在内部文件上说“可管中国社会2 0年稳定”。

#个人崇拜 #习近平 #毛泽东 #邓小平 #政治斗争

2个月前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抖出一些大陆人民从未与闻的“旧闻”。1959年，徐海东大将给毛写信：“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接信后从此不理徐，徐只得 “长期休养”。吴法宪说向中央呈递“伍豪”材料的原来是许世友。杨成武与吴法宪当时就明白江青搞“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只写毛林江，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掌权作铺垫。吴还转述林彪语：“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战斗。但在此前，115师参谋长周昆奉命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贪为己有。从此隐名埋姓，不知去向。吴法宪说“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厦门一高炮师长逃到台湾并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现首次“跑飞机”事件——南京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驶一架轰-5型飞机逃台；九大甚至出现非党员代表；“九·一三”后，尽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积极配合周恩来处理善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且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但不仅仍打为林彪死党，且全体空军海军都被怀疑，每个机场、港口均进驻一个陆军营。后来，军以上高干因“九·一三”被立案审查的达800多人，全军牵连受审查达几十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军副司令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里被整死。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邓小平 #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 #九一三事件 #党内斗争

2个月前

这部邓小平的电视剧，在兵团卫视反复重播，猜测可能的原因， 1.有大量关于知青的内容，而兵团卫视领导自己就是知青 2.习仲勋的戏份不少

#邓小平 #兵团卫视 #知青 #习仲勋 #电视剧

我的名字叫紅

2个月前

他在邓小平“任期制”的基础上，推出了“九龙治水”和“七上八下”。希望能在党内延续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都没能等到他闭眼，就在老江还活着的时候被打破了。从这个意义上，江泽民是个失败者。他不同于胡锦涛，胡锦涛没有真正握住过至高权力。但老江在九十年代末和二零年代初的那些年里，是能够确定中国走向的。他还仿效邓小平，隔代选定了一位接班人习近平。事后看来，老江的眼光是多么不靠谱，看人的水平不仅不如看中李克强的胡锦涛，连那位人民大学的老师任剑涛也比不上。

#江泽民 #邓小平 #习近平 #集体领导失败 #隔代指定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