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2周前
邓小平为何不给刘伯承平反?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 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人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 ---谢选骏
2周前
刘野山:越战真相 共军受惨烈“教训” 中越战争是中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是邓小平力主并迫使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同意的战争。战争的军事目的是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政治目的则是教训一下投靠苏联、驱赶华侨的越南政府;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也有自己的目地,就是检查一下自己能 否指挥动军队,因为他已经决定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军队只能用于保家卫国,我反对用战士们的生命和鲜血去达到任何其它目地。 这是中共建国以来打得最窝囊、最没水平的战争。 我对朋友们说,在外交上,最忌讳锋芒外露,口出狂言。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讲也要采取哀兵政策,博得人心。这方面邓小平远不如周恩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访问美国,向白宫和国会领导人通报了中国将“教训”越南;1979年2月初邓访问日本,也向日方高层作了同样的通报。 战争还没有打响,中国对越南的“教训之说”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教训”常常是强者对弱者、老子对儿子的口吻,放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有以大欺小霸权主义的架势。 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东线广西军团总指挥,下辖5个野战军、3个炮兵师等;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军团总指挥,下辖4个野战军等。整个前方配备兵力达56万,参战和支前民兵民工达百余万人。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为了防止苏联出兵援助越南,军委命令“无论战果如何,共军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又任命李德生为北方战区总指挥,辖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军区兵力。 对越作战的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指挥是邓小平,副总指挥是徐向前。2月17日共军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越南虽有准备,但准备不足,认为中国最多是当年打印度的规模,但没想到来势如此之大,火力如此之猛。越军正面对抗中国的主要是四个师(3师、346师、316A师、345师)和一些地方部队。 1979年2月20日,共军攻克老街(省会)。23日,攻克谅山门户同登。25日,攻克越北重镇高平(省会)。3月4日,攻克谅山市(省会)。河内陷入混乱。3月5日,我国发表了撤军声明。越南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 这场战争打得极为惨烈,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军抵抗顽强超过预期。到底是谁受到了“教训”很难讲。我当时有条件看到发给省军级高级干部的“战情通报”,对共军的“教训”有深刻印象。 1、共军仍然沿用朝鲜战争的“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同战火洗礼的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文革期间部队光突出政治,很少军事训练,战士不会打仗,军官不会指挥,且缺乏山地、丛林战与夜间战斗的训练,装甲部队和步兵不能协同作战,为此出了巨大代价。共军某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 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双方都没有公布数字,战争结束后叶剑英、李先念等有个内部讲话,我记得我方死亡4万8,越南死亡也是4万8,但我方全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包括支前抬担架的民兵),越南则包括被我打死的所谓民兵(包括妇女、老人等)。言外之意得不偿失。 1982年,我到云南边境考察边境贸易,当地一个乡长向我介绍,该乡处于越南三面山势的包围,山很陡峭。战争开始,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越军阵地发起进攻,战士很勇敢,冲锋号一响往上冲,一个连一百多人,退下来只剩二三十人。再换一个连上去还是大部分牺牲。最后攻下山头,发现上面只有二十多个越军。 他组织民兵抬担架,满山坡都是共军战士的尸体,惨极了。该乡长告诉我,这些烈士就埋在他们县里的烈士陵园里,给家里的抚恤金才3000元,命不值钱啊!过去每年清明当地政府都要有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也会来这里扫墓。现在中越关系好了,就没有人再想到他们了。 2、共军采用机械化部队穿插包围,但忽略越南北部全是山区及热带雨林,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加上敌人设置的地雷等障碍,某师原计划一天穿插到位包围高平守军,结果四天才到位,越军主力早就跑了。 越南装备的苏军以及缴获的美军反坦克武器很容易击毁共军的坦克,有的坦克突击时步兵跟不上,坦克损失很大,二百多辆坦克被击毁。最愚蠢的做法是共军步兵随同装甲部队穿插包围时,为了避免从坦克上掉下来,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有的坦克上绑了二十几人,结果遇到伏击不能及时下车作战,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的战士没有解开带子就被打死。有的被击毁的坦克,上面绑着四五个牺牲的步兵战士。 到处都是越军布下的地雷,共军排雷设备不足,战场紧急就用人体排雷,牺牲很大。共军通讯设备落后,各友邻部队相互联系配合不好,被友邻部队炮兵误伤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的是后勤部门措施不及,面对意想不到的大量伤员,往后方运送不及时,医务人员不够,救治不力,伤员死亡很多。 3、没有意识到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区别,对越南人民战斗意志估计不足,吃了很大亏,“战情通报”有详细报道。有的战士把俘虏的越军士兵背下阵地,没想到越军士兵趁我战士不注意,拉响了战士身上挂着的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越军重伤员手被打断,我方战士背他,他用牙咬掉我方战士的耳朵。越军地方部队有很多女兵,被共军俘虏后,押送的战士放松警惕,结果被女兵夺下冲锋枪一下子打死我七八名战士。后来上面下令,不抓俘虏,统统打死。因此除了战争的前期共军抓了越方不少俘虏外,后期抓的就很少了。 越南是全民皆兵,你打到人家国土,人家能不同仇敌忾吗?我记得“战情通报”有这样一个例子,共军大部队在行进中,突然有迫击炮弹落到队伍中。派队伍搜查,只见到地里有一些越南妇女劳动,搜不到任何敌军。共军继续前进,结果又有炮弹落下来,伤亡很多。后来发现,这些妇女都是民兵,她们把迫击炮藏在地里的土坑里,上面用斗笠盖着,趁你不注意就开炮;你来搜查,她们再把武器藏起来,若无其事在劳动。后来上面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是团长,他回来后告我,共军因伤亡太大,杀红了眼,上面下令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的焦土政策,其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破坏程度远甚当年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和当年日本鬼子的区别就是没有强奸妇女。“战情通报”也报了类似情况,如越南的煤矿主要集中谅山地区,许多是我国和苏联援建的,共军撤走时全部炸毁。老白姓的房屋全烧掉,鸡鸭猪牛等都打死吃了。打下城市后不但炸毁所有的房屋,连电线杆都炸掉,能搬走的设备包括铁路上的铁轨都拆回来了。 4、在游击战方面,共军原来是老师,越军是学生,作战时却发现学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大大超过老师。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应用的比我们还好。越南山区天然溶洞极多,加上几十年构建的工事,几乎是洞连着洞,如同地宫。越军一旦抵抗不住,就化整为零钻入山洞,等共军大军过去后,再钻出来打游击,杀害我后勤人员,造成我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 叶帅讲话曾提到,分割包围越军三个师,结果一个师级干部也没有抓到,很遗憾。敌346师在高平被我打垮后,共军监测到敌师指挥部就在我占领区,我方调动大批军队像梳头般地搜索,就是没有搜索到。后来把可能藏有越军的山洞全部炸毁。 共军密度很大,几十万军队,分布在狭小的战区,唯一的几条道路挤满军队,为此互相还发生冲突。我同学说,晚上宿营,周围山坡都是友军,这时越军特工部队冒充共军(会说汉语)混进来袭击,造成很大伤亡和混乱。 5、当时中共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指挥官都是四个口袋,战士只是两个口袋,部队被打散后,谁来指挥以及是否服从都成了问题。有的部队指战员牺牲后,新调来的指战员,战士不认识,也很难指挥,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6、有些部队士气低落,毫无战斗意志。第50军448团遭遇越军,退路被切断,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结果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被俘,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及十多名连排长。有的干部带领连队集体投降。某部队一个连队,行进中遇到二十多人的越军小股部队,结果指挥官扔掉部队自己跑了回来,还造假自残住进医院,部队基本被越军打光。 战争初期提出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中国的小兄弟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在越军的进攻下垮台了。问题是,中国士兵值得为这样的政权流血吗?越南战后更加疯狂排华,华裔官员被解职、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大批华人被驱逐,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死者不计其数。 共军不但没有打出军威,反而暴露了太多的问题。台湾的国防部长说:以解放军在越南的表现来看,我们保卫台湾不成问题! 战后邓小平成功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华国锋被赶下台,但却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边界战争,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各野战军轮流上阵。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把战争作为练兵场?儿戏一般! 一场战争下来,过去的中共对越援助不但被一笔勾销,我们得到的却是几万中国军人的坟墓和一个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敌人。
2周前
BBC中文:您自己有没有反思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当年是否有办法避免“六四”的发生? 鲍:我这一辈子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事无成。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件做成功的。毛泽东时代是这样,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现在当然也没什么事情,一事无成。 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毛泽东不怕 党内出赫鲁晓夫,不搞文化大革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叫毛泽东不怕出赫鲁晓夫,那也没有办法叫邓小平不怕出赫鲁晓夫。毛泽东就是怕刘少奇做秘密报告所以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同样,邓小平也是怕赵紫阳做秘密报告,因此从顶层设计了一个“六四”事件。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学生,是邓小平。他要乱,才能至少在他在世时根除党内出赫鲁晓夫的可能性。 BBC中文:30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是禁忌。您认为是时候公开讨论“六四”了吗? 我曾在“六四”10周年时写过,邓小平留给后继者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六四”。谁只要平反了“六四”,谁就得到民心,谁就超过了邓小平,也超过了毛泽东,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这是最大的历史遗产。这件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一做就成功。 现在的领导人要心平气和看这个问题,不要把自己跟邓小平捆在一起,应该把自己跟邓小平切割开来。特别是当国家遇到困难,需要团结、凝结人心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郑重再三考虑的问题。他要真想摆脱现在的各种矛盾和困境,真想得到选民的信任,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这种矛盾作为一个公民个人很难感受到,但作为领导人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3周前
鲍彤:“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闹清楚。 李南央:当然没有了。 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 李:“保党”是个误区? 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这么说,就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 鲍:对!一样的,破罐子破摔了!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对邓小平来说,赵紫阳要做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邓小平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搞下去了。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明? 李:嗯,您有什么证明? 鲍:用什么来证明?证明之一,耀邦去世以后,政治局开常委会讨论耀邦的丧事,当时杨尚昆也在,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胡耀邦,我们怎么办?什么态度?赵紫阳回答:“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赵紫阳是这样回答的。 李:噢! 鲍:这一句回答,立即让邓小平警觉了。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你说出一个人来。你没有人,那我不换嘛。说明什么?邓小平要赵紫阳帮他提建议,帮他干活儿。 李:这个常委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鲍:4月18号。 李: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前。 鲍:4月15号耀邦去世,社论是4月26号。何以见得邓小平是在4月18号这一天的常委会后决定要搞掉赵紫阳的? 李:嗯? 鲍:在赵紫阳召开的这个研究、确定追悼胡耀邦规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了这样几条:下半旗,全国下半旗,使馆下半旗;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瞻仰遗容;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悼词的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号,也就是第二天,常委会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说不能提了。 李:第二天就不行了。 鲍:哎,19号就不行了。除了这个提法不行了,“十万人”也不行了。根据什么?根据张万舒(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回忆录——《历史的大爆炸》。19号上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是昨天常委会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十万人的追悼会;接着又立即通知他“不是十万了”。“十万人追悼”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突然又“不是十万人”了,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 李:噢,而且能够立即通知下去。 鲍:只有一个人!18号紫阳还作了一个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因为当时学生中流传个说法,说耀邦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气死的,因为激动,犯了心脏病。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我坐的位置,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指自己正坐着的位置),耀邦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用右手指着斜对面的位置),紫阳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伸出左臂指桌子的左端头)。那次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大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改进大学教育的一个什么决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念文件,大家听,然后决定这个文件。刚刚开始念,耀邦就举手:紫阳同志,我请假,我有点不舒服。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耀邦说:过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出差到……说到这里他就讲不下去了,就趴下去了(做头伏在手臂里趴在桌子上之状)。 就是说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后来到了湖南还是江西出差,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里了,发了病,医生跟他说:你有心脏病。紫阳立即说:“耀邦同志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不是要起来,要请假嘛。紫阳说:“你不要动。”马上问:“谁有硝酸甘油?”没有一个人说有。过了大约两分钟,江泽民说,“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就拿出来硝酸甘油。 李:过了两分钟? 鲍:唉,过两分钟。他犹豫呀,拿出来就好像是“我身体不好”,会让大家觉得他心脏有病。因此他说“我从来不带硝酸甘油的,这一次,是我老伴儿坚持要我带”,拿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没有一个人知道。后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放在嘴巴里含着。”就把药片给耀邦含进去了。这个时候耀邦根本不说话的。紫阳立即说:(温)家宝,家宝是办公厅主任,立即通知大夫来,抢救!中南海的医生赶到了以后,紫阳就说:我们大家转移,继续开会,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抢救耀邦同志。本来政治局开会是在怀仁堂,常委会开会是在勤政殿,大家就转移到勤政殿了。耀邦发病大概发生在9点到10点之间,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家宝跑过来,说:“抢救过来了。”紫阳跟家宝关照了几句,说:送到医院,好好护理。后来的去世是因为上厕所,便秘,使劲撑,心脏又发生了问题。是这么个事情。而学生中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有不同意见,耀邦火了,一激动,发了心脏病。那么,紫阳确实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增加了群众和党的对立。因此呢,作了一个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写一篇文章《耀邦同志逝世前后》,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清楚,说明耀邦不是气死的,解除学生的对立情绪。总的这么个意思。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20号发表,因此20号凌晨,也就是19号晚上12点必须发稿,全国才能通报。结果呢,又是张万舒回忆录中作的披露,说是待命发稿,到了12点0分03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不发。“不发”,是什么意思?! 李:激化矛盾。 鲍:对,激化矛盾!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气死的)。 接着,4月22号开追悼会。就在追悼会上,紫阳又跟几个常委商量,决定三点:第一,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劝说学生返校;第二,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事件;第三,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问题嘛,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三条常委都同意了。又去问邓小平,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没说不同意。第二天(23号)紫阳就去朝鲜了,坐的是火车,李鹏去送,李鹏问:“紫阳同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李鹏他自己在日记上写的,从火车站回来,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这就是贯彻紫阳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常委统一了的。这不是很好嘛。到了当天晚上,李鹏日记上是这么说的:“晚上我去见杨尚昆,杨尚昆劝我去见邓小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他主动去见的杨尚昆,还是杨尚昆把他叫去的,没说清楚;第二,是杨尚昆劝他去见邓小平,还是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你把李鹏叫到我这儿来”,没说清楚。日记中还有第三句话(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杨尚昆到底去了没有呢?没有说。这是李鹏公开发表的那个日记,没有写。但是根据傅高义的书,那天晚上他们去见了邓小平。 李:杨尚昆也去了? 鲍:是的,杨尚昆也去了。傅高义书中的注解:23号他们两个去见邓小平…… 李: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 鲍:对呀,他哪儿来的?傅高义注解的出处:《李鹏日记》。 李:噢,有两个。 鲍:对,由此可见,《李鹏日记》有两本,一本是详细的,一本是删节的。23号下午李鹏还在忠实地贯彻紫阳提出、常委们都同意了的三条意见,到了晚上就变了。怎么变的?是李鹏自己变的?李鹏有这么大胆子?送走紫阳,(在日记中)自己还说立即找乔石商量贯彻执行,晚上去见了邓小平,然后就说:“我浮想联翩,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作工,学生不上学……”什么什么的一套。因此我从这里分析,这是邓小平精心选择的时机:紫阳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把李鹏叫去。后来公布的那个25号邓小平听取李鹏汇报后将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的讲话,实际上23号晚上就跟李鹏讲了,因此才有24号的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然后才有常委决定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就是这么一码事。 李: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汇报是被授意的,不是主动的。 鲍:对,是授意的。虽然现在已知的资料里没有人说是谁授意的,是杨尚昆授意的?还是王瑞林(邓小平的政治秘书)授意的?还是李鹏授意的?都没说。但是北京市委的汇报肯定是被授意的。 李:陈希同的那个回忆里讲清楚了吗? 鲍:没说。 李:哦。但是您这样一说就解释通了。北京市委为什么要煽惑,它没有理由要煽惑嘛。对吧? 鲍:而且北京市委在4月24号向常委汇报时说:“中央有黑手!”北京市委能说“中央有黑手”?有这个胆子?唯一的解释是汇报之前的头一天——23号,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李:拿到底牌了。 鲍:对!这种话能说的啊?!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有黑手”!明明是23号已经被面授天机了。 李:太可怕,太可怕了! 鲍:陈希同把这个事情是完全推到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他说我是市长,只管吃喝拉撒睡,学生运动的事儿全是李锡铭管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能沾这个边儿。至于陈希同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说了,是李锡铭。那么总有一个人作汇报吧,不是陈希同就是李锡铭。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在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去不去朝鲜,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号请示过邓小平,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 李:赵紫阳这话是谁披露出来的,在什么文章里头写的? 鲍:没有文章,紫阳自己也没写过,但是他跟很多人说过。 李:噢。 鲍:紫阳不能写,写了,他就活不下去了。(笑)但是他说过:小平跟我说“去,回来后军委主席是你。你回来,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是稳住他!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那么你再看…… 李: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 鲍:那么你再看,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用手指敲打桌面)。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 鲍:要是事情按照紫阳提出的三条意见被平息了、过去了,就没有理由召开中央全会,说我邓小平要撤赵紫阳,怎么说?“拿掉总书记”,省委书记、部长都要问了: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因此问题哪,我的结论就是:“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这么个个人的东西,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 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掉,但是拖到5月16号你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李:嗯……这就说通了。 鲍: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李:整个学生的“动乱”是他一步一步挑起来的。 鲍:是这样。学生一点儿都不错。学生为胡耀邦打抱不平,没错;学生提出要民主、反腐败的要求,没错;赵紫阳说,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也没错。赵紫阳是企图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解除矛盾,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生、赵紫阳都没错,每个人下的棋都没错。问题是邓小平的决定,非要把赵紫阳拿掉不可,但是这是他个人内心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质问赵紫阳:你为什么说“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为什么要搞十万人悼念啊?这些拿不到台面上。因此要拿掉赵,就必须借助学生,给学生加罪名。张万舒的那个《历史的大爆炸》提供了很多细节,我认为是可信的。 李:张万舒是个什么人呢? 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他的书还可以有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六四之夜主持总编室工作)的《六四内部日记》为佐证,两本书配起来对着看,完全一致的。我过去没有说过今天的这个想法,很大的原因是张万舒、陆超祺的书都还没出来,我是5月28就被抓了,了解得情况少,根据不足。 李:您说紫阳去世以前,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吗? 鲍:紫阳不能说明白,如果要说明白…… 李:您觉得他心里明白不? 鲍:是这样。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知道这个人吧? 李:知道。 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叫胡什么? 李:胡绩伟。 鲍:对。胡绩伟有一次要姚监复问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你看…… 李:噢,就是没有否定,那就是肯定,态度已经明白了。 鲍:所以,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至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他是跟着李鹏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图的。但是李鹏、杨尚昆这两个人应该是最早知道邓小平的底牌“搞掉赵紫阳”的,4月23号就知道了。 李:那就是说,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 鲍: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学生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研究战略呀、策略呀,斗争啊,让步啊…… 李:那您说邓家的儿女知道不知道? 鲍:邓家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最开始不一定知道,但是后来当然知道了。邓家的儿女说:学生要把我们剁成肉酱。他们认为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其时,学生当时的矛头并没有对邓小平,学生是要个公道,并没有要邓小平下台。所以,“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清楚。 李:那当然,想都没往那边想,完全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呢。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合乎逻辑的。 鲍:时间顺序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对,而且这也就说通了。要不你想:为什么北京市委要去煽惑这个事情?对北京市委有什么好处?真是太黑暗了啊,咳…… 鲍:比较系统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今天跟你是第一次,过去没说过这种认识,是第一次。说这个话,人家都不相信。 李:我相信了。 鲍:而且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学生会很伤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像整个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造反派弄了半天,翻过来、翻过去,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唯有一条是不变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干而不说(出来)的话,由老百姓说出来了,由老百姓帮他达到了目的。 ---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 李南央 图:1989年5月,广场上的一张标语:“小平悬了 李鹏要栽 独裁者没治了” 、“赵紫阳离开了贼船。” David Chen
3周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 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3周前
BBC中文:您曾经提过“六四”是邓小平“政变”的说法,既然是公认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邓小平需要采取“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鲍彤:这个问题只有邓小平自己有权回答,我只能推测邓小平为什么这样。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赵紫阳4月23日下午乘火车访问朝鲜,晚上邓小平就找杨尚昆、李鹏 ,这个事情《李鹏日记》里面有。李鹏说,“晚上我去杨尚昆那里,尚昆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但当天下午他还在贯彻赵紫阳的方针。下午他送赵紫阳上火车的时候问赵紫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紫阳说就是他跟常委讨论过的三句话:胡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回到学校学习;对待学生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学生这次提出来的各种诉求,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解决。 李鹏回来以后立即找乔石,两人起草了一份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是这三条。这三条就是贯彻赵紫阳跟其他四个常委都同意的意见。为什么到晚上他又不同意了?就是因为晚上杨尚昆告诉李鹏,我看你还是去找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也去,杨尚昆同意了。但到底去了没有,李鹏日记里不再写了,而在傅高义的的《邓小平时代》里面写了,说他们两个去了。本来说是要去,去了说了什么,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李鹏不写?这里面就很蹊跷了,那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去了之后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4月22日追悼会结束以后,23号学生已经陆续回去,甚至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学校了,到26日却还要发表一篇社论,说这是动乱。这就要激怒学生,唯恐天下不乱。 27号我跑到街上看过,那天不只天安门,整个北京大街小巷全是学生。学生队伍打的标语都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对垂帘听政”,这是针对邓小平的。“小平同志指示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讽刺,因为小平说是动乱。 我这里要纠正我的一个说法。我之前说这是一个政变,后来我想“政变”这个词虽没什么错,但也不能完全反映这个事情的本质。因为政变在共产党是家常便饭,哪个领导人下去不是通过政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搞掉也是政变,毛泽东把写在党章里面的林彪搞掉也是政变。邓小平把华国锋、胡耀邦搞掉也是政变。那么邓小平在赵紫阳这个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他屠杀公民,造成惨案,而且是一手策划的。我可以讲,在邓小平在找杨尚昆李鹏谈话以前,杨尚昆、李鹏也不知道,李鹏如果知道,下午他还会写那个文件吗?不会写的。 邓小平跟李鹏、杨尚昆谈话以后,我不讲是不是谁利用谁,他们当然都服从最高领导。十三大的决定提到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要请小平拿主意。整个“六四”这么大规模的流血和镇压事件,是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手策划的,第二个人都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得到基层这个局面,得到了要维护一党专制的人的坚决支持。在这以前,要维护一党专制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一手打下去会不会把党打得稀巴烂,后来没有打成稀巴烂,那就是得逞了。这么重大、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一手策划的,这个目的一开始是为他自己,但后来歪打正着符合党内自己人的利益,所以得到了支持,得到了拥护,还得到了称赞。 《李鹏日记》里面还有一段话,讲5月21号李鹏给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电话,建议中央赶快开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请问解决赵紫阳什么问题?王瑞林请示邓小平以后解释说,等到部队进城以后,开会才更为稳妥。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央全会要在刺刀下面开会,要不然不稳妥。 我还想说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陈云到中央开会时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再不承认他是核心,再提邓小平开枪开错了,那这个共产党就瓦解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才委屈求全,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图:鲍彤(左)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右)于1986年的合影。
3周前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溯迷离、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 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使非毛化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1978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的解冻时期。 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邓式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年3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年12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的民主墙时代
3周前
邓小平亲自施压 不许驻华大使参加北大民主沙龙 “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来参加的有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也有政府和党的官员,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像,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讨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 邦被邓小平废黜,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洛德大使说:“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大使表示,尽管在6月的那次活动中并没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信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让他回复,‘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八九之春动乱之际 美驻华大使为何突然离任? 美国之音 图: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
3周前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 ,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复出后,八○年初废华国锋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邓于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绩。叶剑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沉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而叶帅就在“十一”前病危,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3周前
杨家将“玩火”两头耍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份量不够。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被 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杨尚昆。无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改革历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如石沉大海。我们只可钩沉一二。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3周前
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紫阳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 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可以梳理一下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3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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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 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 在国外,也可能辨别中国派出的特殊任务者。早在1981年夏,我在巴基斯坦Nathiagali国家暑期物理学校(现称暑期物理学院)讲几次天体物理。来了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其作风不太像职业记者。北京的许多人知道,光明日报的外派记者中,掺有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Nathiagali是吸引情报人员的地方,因为它是巴基斯坦核设施所在地。本拉登被美军突袭击毙的地点 Abbottabad, 距Nathiagali 约20英里。有一次在休息时间,我冷不防突袭光明日报记者:“你是总参二部的吧?”。该人竟一时愣住,不自觉地点了头。我临走时,该“记者”还托我给他家带回去一点外国货。总参二部有一个家属区在颐和园北,距北大不远。 1988年8月8 – 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图1)。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 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8月29日,我们飞新加坡,去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WSPC)谈出版事宜,同WSPC的老板潘国驹教授喝了一次功夫茶,没有非业务活动。在新加坡,没有“诽谤”案的消息。有记者透露,新加坡当局告诉他们,方励之在新加坡期间,不得报导方的消息,只有等方离境后才可见报。果然,在我们离新加坡去香港的飞机上,才看到新加坡报纸的报导。在香港,我还恭维了几句新加坡,说“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众男女记者听后,哄然大笑 ,不以为然。不难理解,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香港记者还没有体尝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 9月1日到香港,主要活动是应“黄林秀LW人基金毖耄谥形拇笱Ы惭гL一个月,但我们只停留了一周,9月8日就离境了。在一个欢迎会上,我曾说,物理学家(如牛顿,麦克斯韦等)常常是从错误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正确的结果(动力学方程),而政治家们常常是从正确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错误的结果。又令一些人不高兴。 在香港,我们多次被记者围住(图2)。没有记者提到“诽谤案”,可见,消息还没有传到香港。“诽谤案”真的是谣言?香港新华社“记者”的行为证明,不是谣言。9月8日晚,在香港等喷射船去澳门。在开船前数分钟,突然有两个自称香港新华社“记者”要求采访。手里拿着录音机。劈头就问:你在澳洲是不是讲过“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帐号,有存款”?我答:“有啊”。采访立即结束,转身就走,也没有说一声谢谢。显然不是“记者”采访,而是取证。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 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9月25日,夏伟(Orville Schell)和刘白方夫妇,以及林培瑞(Perry Link),邀请李和我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吃晚饭。我们不认识章,不知为何要请我们去吃饭。我对史家胡同倒很熟悉,因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那一带住。那一带是北京的大宅门的密度最高的地段,红的,黑的,新的,旧的,破败的,都有,章家的大宅门是红的,不算很新,但还可以。门面的大小新旧,标志等级地位。按我同学的说法,他知道“每个大宅门里住着什麽蛐蛐儿(蟋蟀)”。蛐蛐儿在北京可是金贵物,也分三六九等级。 吃的什麽蛐蛐儿饭,忘了。请我们去的原因,是章含之向我们证实,诽谤案要正式检控了,已通知外交部了。外交部发言人在准备应对外国记者的提问。 外交部知道的事,国外媒体也就知道了,这就到了本文一开始引用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随后,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方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非常兴奋。方励之和邓小平要对簿公堂了。这是中国没见过的事件。“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的言论在中国要被起诉,而且是由“中央军委主席下令”。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 美国马利兰大学国际法教授丘宏达(他的哥哥丘宏义,是我同行,在美国宇航局[NASA] 工作,认识多年)当时曾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作过分析: “中共对诽谤罪的规则列在刑法一百四十五条上,条文是:「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包括大字报或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力。」前款犯罪,告诉乃论,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者除外。 “由方励之的状况判断,中共当局可能会以公诉方式,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将他起诉。一旦被正式提起公诉,按过去案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被判刑。至于会不会公开审判,中共规定比较弹性。在诽谤罪审判上如果认为对当事人名誉有严重伤害时,可以不公开审判。但是方励之案中,不能适用这种规定。中共会不会引用对国家名誉有重大损害的理由,而不公开审判,就不知道了。 “方励之是在国外发言,即使罪名成立,本刑在三年以下,按中共刑法规定公民在国外犯罪,本刑在三年以上才追诉。所以中共当局势必援引另外一条规定:「公民的犯罪行为或结果,其中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可以算在域内犯罪。 “这个案子若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共是首次创例,一定有特别用意和效果,值得注意。”[2]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 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 为什N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麽就烫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N只k方励之的海外?”(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图1:1988年 8月15日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等漫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一语,即源于此漫谈中。 图2:1988年9月1日,李和我在香港被记者围住。谈到,相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的非新华社记者们还不知道“诽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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