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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据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 ,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泽东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泽东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中国几千年都没能摆脱这种病症。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泽东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动向》 动向杂志报导,迄今为止,已有九十多名原省部级高干、上将等老干部及其子女,向中组部申请撰写回忆录出版。其中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 黄永胜家属、江青的女儿李讷等。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 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 。 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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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军中高层众生相:(六)汪东兴 严格说来汪东兴并不属于军中高级将领,汪东兴仅仅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可是汪东兴却负责毛泽东的“禁卫军”--8341部队,尽管汪东兴一天仗也没打过,但是1955年军队授衔时汪东兴也搞了一个少将军衔,充其量也就算是半个军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却是谁也不敢忽视的。 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御前行走”、“带刀侍卫”,对毛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起到上传下达之作用,其“恭体圣意”、颁布“圣旨”须臾无可替代,成为汉末“十常仕”、明末魏忠贤一类的人物。另外,汪东兴通过他的中办系统和警卫系统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态,即可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1)汪东兴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 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家臣”不属“走资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泽东很多“体己事”还需汪东兴出面去办。毛泽东的随侍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对此多有描述,此处不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负责办理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比如,1966年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曾打电话给邱会作,汪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出奇的坏,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邱会作说:“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说。”汪派人到总后取某件东西事小,但却折射出汪东兴其人在中央高层政治圈子里的地位和作用。汪东兴在中共的“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实上,汪东兴对此并不满意,汪对毛的医生李志绥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看过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92页)虽然汪仅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所起的所用却是很多政治局委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说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一点也不夸大。 (2)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倒向军委办事组 文革前江青曾经整过汪东兴,汪被下放到江西省当了几年的副省长,后才回到北京,接替杨尚昆的中办主任一职,从此汪对江青恨之入骨(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0月版第323页)。林彪作为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汪东兴自然要与林彪、军委办事组搞好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1969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他来往经过北京,均邀请黄、吴、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是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1、毛主席对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给他;2、毛主席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对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没有进一步培养的打算和安排;3、毛主席把江青当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毛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东兴还讲了毛、江的不少个人隐私。”(页428-429)吴法宪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汪东兴在“军”、“文”两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边,不仅及时地向军委办事组通风报信,更成为日后林彪出手打击张春桥的积极响应者、拥护者,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了。 (3)庐山会议上汪东兴的作用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1970 年8月22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会议议程等各项安排后,汪主动作了补充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康生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汪东兴在这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是相当了解的,也知道张春桥等人的某些“活动”的确“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因此毛强调应当“讲一下”,以加强党内团结。 第二,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后,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讲话录音。原因是很多听者在开始时并未领会林彪讲话的含义,他们并非要听林彪的那些“官话”,而是要听林彪讲话中所批评的“对毛泽东思想不正确态度”的真实含义。 第三,汪东兴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陈伯达编写的“马列毛论天才”的材料,并以中央办公厅的急件发出,送交军委办事组诸人。 第四,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异常激烈,矛头对准张春桥。汪东兴的发言起得作用远大于陈伯达,因为与会者咸认为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的“声音”,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会议批张一发不可收拾。 第五,汪东兴积极鼓动各组代表发言表态。汪东兴对一些军队代表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现在表态不表态,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云云。 通过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汪绝非是他自己所声称“误信了陈伯达的话”,属“受骗上当”。事实证明,汪东兴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与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4)批林整风会逼死王良恩 庐山会议后汪东兴用两页很不像样的检讨换得毛泽东的 “宽大”,成功地从军委办事组“反江青俱乐部”逃逸出去,从此断绝了与军委办事组的联系,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在后来的批林过程中,汪东兴下毒手逼死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笔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见《重审林彪罪案》下册,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版),对此作了叙述,此处不赘。 (5)“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掩盖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汪东兴积极主动要求对黄吴李邱采取抓捕行动,必欲置黄吴李邱于死地。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 145页)事后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这无异于使汪东兴可以随心所欲地销毁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从而掩盖他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据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对邱会作说,“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由此可见,对黄吴李邱处理这么狠,汪东兴负有主要的责任,汪实际上是与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灭口”的勾当。 笔者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不仅继续毛泽东的 “抓纲治国”方针,还变本加厉地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如果说在毛泽东死前,汪东兴为了开脱自己与军委办事组的密切关系,对黄吴李邱下狠手还有一点点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后,这层厉害关系已然不存在了,汪东兴已经没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军委办事组诸人与汪东兴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共同对付江青、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场,汪东兴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何汪东兴竟然昧着良心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并不是汪东兴真的良心发现救民于水火,而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权力,同时汪东兴也看出“四人帮”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军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犹如瓮中捉鳖,不费吹灰之力。那么之后的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对内给“四人帮”戴上“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帽子,对外则宣称华国锋、汪东兴才是毛泽东的嫡系传人,所以还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切实乃换汤不换药,实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么把黄吴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团更可表明毛泽东当年大搞文革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然而,汪东兴的这一套很快就吃不开了,毛泽东马上就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汪东兴这位毛泽东的“家臣”当年替主子干了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要为此复出代价。如果不是邓小平要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子,要不是汪东兴尚有“粉碎四人帮”的功劳,恐怕汪东兴也早就进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监狱。 针对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笔者曾给予如下之评论:综观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活动,汪有幸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整个十年动乱,也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汪从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最后成为了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少不了汪东兴的鞍前马后。可以说,汪东兴始终与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乃至罪行紧密相联。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年代里,汪东兴本应认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的重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从而记取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不是文过饰非,继续制造毛泽东的新神话,歌颂毛泽东的所谓“丰功伟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在自己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不仅没有丝毫像样的反思,反而继续其颠倒黑白的伎俩,通篇假话和谎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历史的伪回忆录。通过上文对汪东兴所作所为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汪东兴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汪东兴这本书既没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更谈不上“总结、提高、发展”。汪东兴的所谓回忆录不过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满谎言的书。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有责任澄清汪东兴书中所混淆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原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清责任,辨明是非。(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图:1969年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休息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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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 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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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 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 ---华国锋是破坏中共政治规矩第一人 秋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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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曾经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 毛泽东生病康复后,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 汪东兴差不多一、二星期就要叮嘱我和张玉凤说:“你们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发怒 骂人、摔东西、撕文件,要牢记:一、不能还嘴,二、人不能离开,三、不能劝阻。老人家发一阵、骂一阵、摔一堆,就没事了。”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组提出,让毛泽东能调节一下文化生活,周总理建议由唐闻生、王海蓉和张玉凤作毛泽东工作能接受。后来,从德国、法国、英国进口电影放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喜欢看爱情片子,看了后也会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观看。 周死后,毛担心死后会发生政变 周总理死后,毛泽东多次问起他(毛泽东)死后,会否发生政变。我和汪东兴都说绝对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有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语气很肯定说“会,你们也要做准备。”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严寒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毛泽东看了简报后沉默多时。张玉凤三次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不作声。后来汪东兴又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怒骂:“滚滚!都滚开!你们对我封锁新闻。” 七六年确定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当天晚上毛泽东问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和我:“人事按排一步,下一步我驾崩了,谁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段时间,汪东兴说听毛泽东安排,我们照办。毛泽东说:“在问你们,不要说我太独裁。”大家还是沉默着。毛远新先开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以及汪东兴、纪登奎。”毛泽东加了陈锡联的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被删除的部分 作者: 西域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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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 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份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伙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摘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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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
5个月前
謝謝光傳媒轉載。 高瑜 :新聞改革的年代——1976-1989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從什麼時間開始一直存有爭議。該文作者認為,應該從 1976 年華國鋒抓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的新聞改 革也是在華國鋒完全主政下開始的。胡耀邦發動和組織的“真理標 准”的討論,和汪東興領導的“兩個凡是”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十 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議打垮了“凡是派”,但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80 年代的改革並 非鄧小平和陳雲的“鳥籠經濟”之爭,而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 阻礙了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全面改革,具體打手就是胡喬木、鄧力 群。六四大屠殺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最倡狂的運用,鄧小平用人民 的流血,終止了胡趙全面改革,也包括新聞改革,致使中國今天成為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禁地,包括淪陷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世 界級重鎮香港。 非常感謝李恒青先生邀請我參加關於八十年代的研討會。正式 發言之前,我有一個建議,建議把 1976-1979 四年包括進去,因為這 四年正是為“八十年代”做政治、組織、思想準備的四年,是確定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的四年。這四年是華國鋒主政(包括十一 屆三中全會之後大權旁落,名義上的主政);胡耀邦、趙紫陽被調進 中央最高層;解放了鄧小平、陳雲、61 個叛徒集團代表的一批老幹 部;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正名”;為地富反壞右摘帽;也是胡耀邦 在中共歷史上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四年。 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什麼叫改革?鮑彤先生有一個命題: “改革就是改錯,改誰的錯?改毛澤東的錯。”政治、經濟、外交、 軍事進行全面的改錯。這一點我就不展開,單純談新聞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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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5个月前
这是江青集团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正义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正式摊牌,几天之后的10月6日晚,“四人帮”被捉。(摘自張玉鳳回忆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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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5个月前
外网每天都传习近平失势,看看是他失势还是你们失望!蔡奇既做姚文元更做康生,还做汪东兴,累吗?当年姚文元主管文宣,康生主管党内镇压,汪东兴主管毛泽东人身安全。康生特别招人恨不是中国人恨他,而是毛泽东的对手恨他。毛泽东是宏观战略家,毒招没周恩来、陈云们想得绝,但他懂用人,一个康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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