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 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 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 ,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 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 席的英明指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 集)》)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 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 是个娃娃!”(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 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 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 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的好总理(中)》)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 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 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的好 总理 下》)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 责任与特色 小 夏
喀什噩梦 1972年4月,伊文思的摄制组首先按计划来到了山西大寨。 除了翻译陆颂和,伊文思的摄制组还包括领队叶式春,以及一名副导演、两名摄影师、两名灯光师和一个办公室行政外联人员。拍摄的日程安排由对外友协负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技术支持。 整个摄制组都知道,周总理交代了:这是 伊文思的电影,要按照伊文思的意图去拍摄。周恩来告诉伊文思: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用不着拍一部粉饰太平的片子,中国是什么样就怎么拍,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 但第二天一早,伊文思就发现,大寨领导人陈永贵一个人扛着锄头在山上挥汗如雨。他当即扭头就走。 “伊文思的镜头从不对准领导,只对准人民。”陆颂和说。“他一直强调这部影片‘让人民说话’。” 伊文思在大寨草草拍了几天就离开了,最终也没在纪录片中采用大寨的素材。 如果这些伊文思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在喀什的经历,则被他称为“喀什噩梦”,也直接导致了足足两个半月的拍摄中断和摄制组人员调整。 在喀什,伊文思提出到每周五的巴扎(自由市场)去拍摄。地方政府专门给居民发了红绿黄三色上街票,用不同的颜色规定了上街的时间、地点、着装,甚至表情。居民们服装鲜亮、洋溢着笑脸,在镜头前展示幸福。而在自由市场,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排队购买,在柜台另一边再退掉。 伊文思很生气,决定立刻停机。 “他认为地方政府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不该让他用摄影机去欺骗世界人民。”陆颂和说。伊文思还指责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没有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 摄制组撤回北京。伊文思怒气冲冲地给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写信,希望能配备一个懂电影和历史、并且能说服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人来负责摄制组。 ---《愚公移山》:伊文思的乌托邦 图:伊文思与罗丽丹在《愚公移山》南京拍摄现场
刘亚洲:《恩来》 以下是一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讲的往事。 1976年2月,突然接到电话:天津市委又征集到一批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的文物,已送到中南海西北门,要我亲自签收。周总理逝世已一个月了,全国人民仍淹没在悲痛的海洋中。中央向各地征集周总理的文物及资料。 我来到西北门。天津送来 的是周总理在南开上学时办的进步刊物,还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张分外惹眼。我曾在我的朋友章××家中见过。是张剧照。一个女子 正在表演。短发齐耳。十分美丽。初见时我的心甚至微微一颤。章××说:“你肯定想不到这是谁。”我问:“谁?”他说:“我们周总理。”章××告诉我:他父 亲与周恩来是同学,常同台演出。周总理经常扮女角,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周恩来漂亮。一对明眸就是安到女人脸上也打百分。略施薄粉,活脱脱便是芙蓉出水。 章××父亲曾拿着照片对我说:“周总理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呀。他的演技太高了。当年如果他选择演剧这一行,也一定会闻名世界。” 我无缘得见周总理正式登台,但我有幸见过他的表演。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小品”,着实精彩。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陪他赴西安处置。事件圆满 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回延安前,周恩来心情极佳。叶剑英在八路军办事处宴请周恩来。酒过三旬,欣赏毕戏班子的曲儿,叶剑英对周恩来说:“您上去唱一 段?” 周恩来说:“不唱啦,说一段吧。我在南开上学时曾演过一个单口剧,名叫《第一次》。我扮女角。”叶剑英鼓掌。 周恩来稍酝酿一下感情,开始:“我是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他是一个伟岸的男子。他向我走来,柔声叫我上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战战兢兢。他看着我,轻声问:‘是第一次吗?’我点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表演。每一句话出来都辅以动作或表情。为着处理西安事变他刚刮去漂亮的大胡子,于是他清瘦秀气的脸庞显出一种女性美。今夜畅饮,脸颊浮出桃花。 周恩来投入地:“那男人微笑着说:‘人,总有第一次的。谁都一样。不要怕。’他的手触到了我。我像被蜂蜇了一样颤抖起来。他说:‘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完事的。’窗外的枫叶缓缓落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冬日下午……” 我几乎屏息。周恩来的表演太出色了。一个女孩子被他演得如此惊心动魄。我热烈地凝视着他的脸。我简直被他迷住了。这是一张男人和女人都能被迷住的脸。韩素音曾说过,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一样。她煽情地写道:“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会立刻去死。” 周恩来的表演继续:“正如那男人所说的,我们在数分钟内完了事。我站起来,便要离去。他说:‘下次再来吧。’我回头,嫣然一笑,便踏步离开了这里——第一次捐血的捐血站。” 异峰突起。一霎间屋里寂寂如死。人们都被周恩来的表演征服了。他自己显然也陶醉了。眼睛微闭。高高的鼻梁上沁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送周恩来回屋休息后,叶剑英对旁人道: “有位作家说: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周恩来二者皆有!” 我一直琢磨,周总理随身带着一件什么艺术品呢? 图1:话剧《一元钱》,周在里面演女一号“孙慧娟” 图2:《仇大娘》,周在里面演“范慧娘”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 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 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 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作者: 宋永毅
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 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 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陈 昭 图: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上海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观看文艺演出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 ,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图: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正谈话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发现电影机、照相机都对着他,就冲着黑森森的镜头喊:“出去!” 攝影 / 杜修賢
朱韵和
4个月前
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 ,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 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 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 ,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 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 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朱韵和
4个月前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 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 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 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 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 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 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朱韵和
4个月前
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 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 ;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 从1925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 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 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 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 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 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 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1931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 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 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 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31年到35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 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 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 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 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 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 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 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 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 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 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 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 ,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 ,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 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 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 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1938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 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 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1940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1940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 、何于40年10月9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11月19日毛 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11月25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 ,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40年11 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 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 ,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 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1940年10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 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 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 》(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 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 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 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1940年代10月1日),再打他, 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12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11月份27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11月30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 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 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 。1940年12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 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12月9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 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12月28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 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 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1941年1月3 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 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 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 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 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 。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 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 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 。 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30)。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 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 。“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 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 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 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朱韵和
4个月前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 ,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 。 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 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 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 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 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 ,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 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 )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 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 ,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朱韵和
4个月前
1966年8月25日,在广渠门大街121号,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当地片警和居委会的带领下闯了进去,进行所谓的“抄家”活动,不但翻箱倒柜、掀开了屋顶,而且对这一家的主人李文波、刘文秀夫妇进行了残酷的殴打,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作为老实的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手头并没有这些 东西。 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颜色”划分法,这一家的男主人李文波实际上并不属于被重点屠杀的“黑五类”。他的成分是“小业主”,可以说是个“灰五类”,并不是遭到最重点屠杀的对象。然而,极端的暴力和羞辱还是降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头上。凶狠的红卫兵们不但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还不允许李文波的太太刘文秀上厕所。在这样的羞辱和暴力之下,李文波再也无法忍受,便拿起菜刀展开了抵抗。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使他遭到了更为惨烈的暴力,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然而,在李文波血案发生之后,周恩来,也就是所谓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把李文波忍无可忍下的反抗行动“定了性”,表示这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在周恩来亲自下令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在1966年9月12日用“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了死刑——然而,就连真正的行凶者们都曾经表示过,刘文秀并没有进行“行凶杀人”。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 自由亚洲电台
朱韵和
4个月前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 。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 !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 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 ,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 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 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 :“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
朱韵和
4个月前
老奸巨猾 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 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散忆纪登奎闲谈人物 作者: 赵树凯
朱韵和
4个月前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 中, 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揭开周恩来之谜" ·吴洪森·
朱韵和
4个月前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 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 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1968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1969年10月17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7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155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
朱韵和
4个月前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地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 、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时,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 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 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毛的这些话,明明地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 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私下谈话交权的许诺 ,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 ,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词说 :“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采球又扔给了毛。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朱韵和
4个月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 样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 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 ,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