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1个月前

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周恩来 #毛泽东 #君臣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 #臣民心态

1个月前

内外有别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周恩来 #毛泽东 #中美关系 #政治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1966年3月份18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 言为心声。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斗争 #政治 #负面

1个月前

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周恩来 #项英 #国共内斗

1个月前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周恩来 #文革 #毛泽东 #政治 #历史

中日政经评论

1个月前

话说郭沫若儿子被抓当天，郭沫若跟着周恩来出去办事。郭夫人于立群责怪他见周恩来时不求他解救儿子。郭沫若颤抖着解释：我也是为了中国好。这真不是一般人啊。

#郭沫若 #周恩来 #儿子被捕 #于立群 #政治

1个月前

1976年，北京，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文革以毛泽东之死和"四人帮"被捕而结束，但没有人为十年浩劫真正负责。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1976年 #北京 #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 #去世 #文革结束 #四人帮

1个月前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周恩来就西安“ 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１９６７年１月底２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１９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７月１９日到２２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１９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２２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２０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７月２２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２０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Ｘ线所见：（１）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２）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３）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４）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３０１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１９６７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文革 #彭德怀 #周恩来 #批斗 #迫害

1个月前

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老鬼：《血与铁》，页３０４）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宋永毅·

#文革 #周恩来 #红卫兵 #红八月 #迫害

1个月前

1966年8月25日，在广渠门大街121号，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当地片警和居委会的带领下闯了进去，进行所谓的“抄家”活动，不但翻箱倒柜、掀开了屋顶，而且对这一家的主人李文波、刘文秀夫妇进行了残酷的殴打，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作为老实的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手头并没有这些东西。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颜色”划分法，这一家的男主人李文波实际上并不属于被重点屠杀的“黑五类”。他的成分是“小业主”，可以说是个“灰五类”，并不是遭到最重点屠杀的对象。然而，极端的暴力和羞辱还是降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头上。凶狠的红卫兵们不但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还不允许李文波的太太刘文秀上厕所。在这样的羞辱和暴力之下，李文波再也无法忍受，便拿起菜刀展开了抵抗。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使他遭到了更为惨烈的暴力，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然而，在李文波血案发生之后，周恩来，也就是所谓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把李文波忍无可忍下的反抗行动“定了性”，表示这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在周恩来亲自下令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在1966年9月12日用“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了死刑——然而，就连真正的行凶者们都曾经表示过，刘文秀并没有进行“行凶杀人”。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 #红卫兵 #李文波 #刘文秀 #周恩来

1个月前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请江青同志服药吧。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１９６８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１１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１１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

#周恩来 #江青 #文化大革命 #政治 #回忆

1个月前

老奸巨猾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散忆纪登奎闲谈人物作者: 赵树凯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林彪事件 #纪登奎 #周恩来 #高层政治 #毛泽东

1个月前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揭开周恩来之谜"　·吴洪森·

#周恩来 #伪君子 #权欲 #政治手腕 #历史揭秘

1个月前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１９６８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７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１５５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２７天，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

#刘少奇 #文革迫害 #政治斗争 #非人待遇 #周恩来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1个月前

万润南：毛泽东打不倒周恩来的三大原因被誉为”六四黑手”之一的前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文革期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曾三次在清华校园以及天安门广场近距离接触周恩来本人。通过这三次观察，万润南从周恩来身上找到了他多年以来不被毛泽东打倒的真正原因。

#万润南 #周恩来 #毛泽东 #政治斗争 #历史分析

1个月前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地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当毛泽东转危为安时，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地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私下谈话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词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采球又扔给了毛。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交接 #政治斗争 #江青

1个月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1个月前

在这部著作（《晚年周恩来》）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１９７３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２０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１９７３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周恩来 #毛泽东 #文革 #政治斗争 #乔冠华

1个月前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周恩来 #邓小平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１９７４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７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 ……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批林批孔 #周恩来 #政治迫害 #四人帮 #影射攻击

1个月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五一六运动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 #历史反思

1个月前

关于医疗整人的问题文革中不少军队高层人物受到残酷迫害，由于医疗为政治服务，不少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身残或病故，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就包括：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以往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党史教材和一些稗官野史都异口同声说，那是林彪和 “四人帮”的迫害。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些问题的澄清至关重要。邱会作回忆说：“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全国进一步混乱，北京医院、协和医院近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对中央的医疗做新的布置。１９６７年５月间，周恩来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医疗保健工作，决定了几条，主要是：１、成立中央医疗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我、汪东兴和医疗专家吴皆平等人，周总负责，领导中央保健工作。２、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改为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共同承担。３、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受审查的人的医疗，周恩来亲自管理。”（页７９６）可以说，从医院、护士这一方面来说，绝对不存在“医疗整人”的问题。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人的治疗都是在周恩来一手掌控之下。如果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治疗有了问题，也只能归结到周恩来身上。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关。从邱会作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中央专案都是掌握在周恩来一个人手上，其他人回忆，如吴法宪、王力等，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惨遭迫害，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决策人是毛泽东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如果说，毛泽东对此要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的话，那么周恩来就要负最主要的执行责任。邱会作说： “如果军队抓人，只能关进北京卫戍区。能够把人关进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一定要有他们的批示才行。”（页８０１）医疗为政治服务原本就是中共的政策，中共高层概莫能外，周恩来后来被诊断罹癌，毛泽东不也是大搞“医疗为政治服务”，阻挠周恩来的及时治疗吗？因此，中共体制决定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要让位，医疗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能被迫等死，刘少奇、贺龙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罗瑞卿、贺龙等人的专案以及关押期间的审讯、医疗更与林彪无关，如今的那些党史教材和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将专案、医疗等迫害人一事简单地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实乃有意放过真正的责任人，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而已。 ---"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文革 #周恩来 #医疗迫害 #邱会作 #历史真相

1个月前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道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８７７）１９６７年５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８７８）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丁凯文·

#文革 #老干部 #医疗待遇 #周恩来 #邱会作回忆录

2个月前

你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 #总理 #敬爱 #人物 #怀念

2个月前

你们爱周恩来总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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