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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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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据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 ,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泽东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泽东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中国几千年都没能摆脱这种病症。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泽东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动向》 动向杂志报导,迄今为止,已有九十多名原省部级高干、上将等老干部及其子女,向中组部申请撰写回忆录出版。其中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 黄永胜家属、江青的女儿李讷等。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 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 。 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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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913事件 中国大佬如何舔毛 落井下石林彪 4.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 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作者: 生日报馆长黄秀忠君法阅 图:漳州战役后林彪与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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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朱德的扁担”还是“林彪的扁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篇颂扬土匪出身的中共前军事领导人朱德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被编入了小学教材。然而,这篇文章却因为涉嫌造假而在去年被从课本中剔除。更令人瞠目的是,这篇涉嫌造假的文章却在1967年2月,因为政治原因,将主人公换成了“林彪”; 而当几年后林彪事件发生后,主人公则再次被悄悄换回。这让人不得不疑云顿生:“朱德的扁担”亦或是杜撰? 不妨先看看这篇随着政治风云变化的文章。文章大意是说:1928年,朱德与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身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有天涯网友指出,现在小学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中扁担上的刻字是:“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而此前写的却是“朱德记”。到底哪个是真?或者两个都是假的?难道编辑们在编撰这篇课文之初,都没有问问当事人朱德? 还有网友指出,现在刊登在课本中的那张收藏在博物馆中的“朱德的扁担”不过是山寨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简体字。要知道“担”的正体字是“擔”,“乱”的正体字是“亂”。看来,博物馆收藏时恰恰忘了这一点。这也就难怪该课文被从课本中剔除。 同上述造假之处相比,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主人公的两番被更改,而这皆源于变化莫测的中共政治。1966年文革爆发后,朱德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而此时,紧随毛的林彪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于是,在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 然而,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大玩笑。1971年9月13日,预感到毛要加害自己的林彪乘飞机飞往苏联,途中飞机坠毁,林彪等人死亡。有消息称,飞机是被中共用导弹打下来的。林彪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不仅成为了叛国者,而且为千夫所指。《林彪的扁担》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 仅仅因为政治风云的变换,一根扁担就引发了这样让人哂笑的故事。试问,中共历史上还有多少这样荒唐、造假的事情不为人所知呢?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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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五个月的围攻,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 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多次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其实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频繁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管不了,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奉劝邓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有些人恐怕不是想让总理执政,是想自己执政,你想想,总理当时已身患绝症还能活多长时间?说让总理出来主持工作不过是掩人耳目。总理在病榻上还劝过老纪,要忠于毛主席,不要跟一些人搞到一起去,老纪当时还不明白不要和谁搞到一起去,又不便问。好在老纪这个人就是忠于毛主席,无论是江青还是老邓都不投靠。 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太着急,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是提醒邓小平等人不要再批江青,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 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学马列,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还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生气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赶出政治局,老纪他们都听到的。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却大做文章,抓住主席批评江青的话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生怕他们再犯错误。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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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唯一熬到“善终”的二把手--周恩来 有一个至今未得正解的谜团,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暴亡后为何失声痛哭?比较接近真相的猜测是兔死狐悲。在中共最高层,真正了解毛深层阴暗心理的唯周恩来一人,连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把握不准毛,所以最后都被毛扫平。周恩来知道,毛除了有王若水说的“赫鲁晓夫 情结”,还兼有中国传统帝王心结。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掌握绝对权力,即使是家天下,即使接班的是儿子,父皇和太子兵刃相见的事也史不绝书。隋朝当了二十年太子的杨勇,因在冬至日征召百官朝贺,被隋文帝认为是建第二中心的僭越行为而遭废黜;明成祖朱棣在太子朱高炽身边派了许多密探耳报,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太子在父皇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活了二十年。 所以,中共建政后,聪明知趣的周恩来一直甘居老三而回避当老二,文革初期,坚持让林彪一个人当副主席。如今刘少奇被迫害死了,林彪被逼死了,他被推到老二的位子,岂不是大祸临头?他能不大恸! 果然,周恩来的厄运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周奉毛之命先后主持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妥善解决了中日关系并建立了邦交。周在国内外声誉日隆,有功高盖主之嫌,引发毛妒忌不爽。 一九七三八月,中共十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挑选的又一个接班人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屈居副主任,还恭恭敬敬地把主持人位子让给王洪文。然而,王洪文毕竟资历太浅,周恩来想退到第三位也不能,还是当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十大甫过,毛便秋后算账,抡起大棒敲打周恩来,批周在处理中美关系等外交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似乎是又一个“赫鲁晓夫”了。毛组织“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指使王洪文、江青开会批斗周,并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毛和江青不顾周已是身患癌症的病人,又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评《水浒》批宋江”,只差直接点名了,连老百姓都看出是剑指周恩来。 早年和毛有过过节的陈毅文革初期就洞悉了“毛文革”的目的:“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因为周虽然位居第三,但威望一向仅次于毛,只因林彪在前面挡了一下,惯用各个击破的毛延迟了倒周的时间。 “所幸”,周无条件地作自虐式的连番检查,他的膀胱癌又扩散了,毛知道他活不久了,王洪文又是“刘盆子”,不堪大任,毛让邓小平出来主政,周才得以逃脱。尽管周在进手术室前大叫“我不是投降派”,最终还是戴着总理冠冕去见马克思的,算是唯一熬到“善终”的第二把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劫数难逃邓小平 作者: 喻智官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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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 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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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一直动荡不定,扑朔迷离,头绪繁杂,但在其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史的重点,可以由三次审干清冼运动连成一条主线。哪三次呢?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8年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群众运动,这一次打击面很广,涉及到党政军各方面,采用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手段。第二次是林彪事件后的清冼行动,时间跨度从1971-1973年,侧重于军队系统。第三次是粉碎"四人邦"后的清冼活动,时间大致从1976-1978年,侧重于党政序列。后两次清冼运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三次清冼运动从规模上来说第一次最大,第三次次之,第二次对林彪集团清冼规模相对较小,但涉及到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震动很大。 ---“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冼 作者: 红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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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好话,将之吹捧到了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 ,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那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我那会儿正在怀柔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当工人,就是所谓“小三线”。“913”凌晨四、五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八点钟正要去上班,就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了许多大兵,把我们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小路往那边跑,跑到半路就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拦住。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押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儿的,先到的是空军,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来的是陆军,让那些空军上车走了。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的大休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儿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把我们工厂旁边发生的事儿和林彪联系起来。直到中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人约好同时开枪自杀,但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常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见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作者: 赵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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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 ?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我 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 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 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 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 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 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 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 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 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7-792) ---“或毁或誉任人评”——读《李作鹏回忆录》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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