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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护士卡子弟
1周前
圣诞游行 之 王洪文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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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护士卡子弟
2周前
今天是十月31日,2007年的10月31日,徐景贤因突发心脏病过世了。 有人问,徐景贤是谁? 徐景贤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的左膀右臂,当时王洪文在上海搞武装民兵,又叫第二武装,徐景贤就是负责人。毛主席去世后,王洪文被逮捕,上海的工人民兵准备夺权,徐关键时刻掉链子,直接向叶剑英投降,导致王洪文丧失最后的一枚筹码。此事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亦有记载 徐景贤做了投降派,但是对他的审判反而是最重的,判了18年,出狱后,徐景贤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十年一梦》,另一本叫《徐景贤最后回忆》。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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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 、 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 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 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 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章剑锋 图: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拍摄了标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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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徐景贤)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信 (揭露王洪文:享用美食和洋酒,观赏国外影片,,,) 春桥、文元同志: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 、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 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 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 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 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 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 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 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 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 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 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 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 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 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 (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 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 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 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 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 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 ,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 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那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 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 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 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说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 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来源:《批判“四人帮”及其党羽参考资料第3卷》 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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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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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 “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王洪文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 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一、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2、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页717-718) 二、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 “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页717)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 三、“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200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719-720) 四、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718)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五、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200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720)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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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 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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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五个月的围攻,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 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多次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其实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频繁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管不了,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奉劝邓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有些人恐怕不是想让总理执政,是想自己执政,你想想,总理当时已身患绝症还能活多长时间?说让总理出来主持工作不过是掩人耳目。总理在病榻上还劝过老纪,要忠于毛主席,不要跟一些人搞到一起去,老纪当时还不明白不要和谁搞到一起去,又不便问。好在老纪这个人就是忠于毛主席,无论是江青还是老邓都不投靠。 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太着急,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是提醒邓小平等人不要再批江青,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 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学马列,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还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生气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赶出政治局,老纪他们都听到的。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却大做文章,抓住主席批评江青的话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生怕他们再犯错误。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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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 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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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下场不如刘盆子 当了三年皇帝的刘盆子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得官田租税奉养终身。 文革“刘盆子”王洪文没这么幸运。他被捕时身为中共副主席,在四人帮中罪行最轻,却享受不到“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是林彪、江青集团中唯一受酷刑的主犯。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 ;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 后来,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关在一起。吴法宪对他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已经晚了。”确实晚了。比之打天下的“开国”将领,他永远是一个机器加油工,从造反到当副主席不过是南柯一梦。 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酷刑致死 中共王储王洪文凄惨的下场 作者: 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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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8个月前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 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熘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十年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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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8个月前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 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林彪事件
#毛泽东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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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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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8个月前
不输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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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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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幺傻
9个月前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那时候的领导干部很廉洁,事实上,王洪文这厮穿皮鞋,戴名表,住豪宅,生活非常奢侈,而且明着伸手要,没人敢不给……
#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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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Fang
9个月前
王洪文的老婆为王洪文守了一辈子的寡
#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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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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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9个月前
综合而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致可划分为── 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起):刘少奇(备用胎),任弼时(第三梯队);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起):刘少奇(第一接班人),邓小平(第二接班人);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彪(第一接班人),陶铸(第二接班人);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起):林彪(唯一接班人); 第五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起):周恩来(临时接班人); 第六阶段(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王洪文(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中起):邓小平(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最后阶段(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华国锋(正式接班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加在他头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现出与对毛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 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资历只够他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 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邓小平稍有不同,(文 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复出后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真假周恩来 作者: 赵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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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9个月前
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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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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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 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地),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李海文)。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1974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地)。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奢靡生活
#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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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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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 🌟 狞猫世界第一可爱!
10个月前
推特时间线给我刷了一个“王洪文梦女”...我的天现在的康米蛆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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