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

3周前
鲍彤: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 鲍彤是在1989年6月4日开枪之前就被抓了,那时赵紫阳名义上还是中共的总书记。逮捕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跟我说,“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李锐,1967年11月11日从软禁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深夜用吉普车带到合肥,一架专机飞到北京后直接把他送 入秦城监狱。他问:“为什么抓我?”直至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释放的当天,他又问:“为什么放我?”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的父亲李锐是挂着毛泽东秘书的职务被清除出党的,鲍彤先生是在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位置上被捕的。他的叙述让我看到中共要让一个人垮台所用手段的卑劣,而这个人如像鲍彤先生一样拒不认罪,给你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如是,邓小平时代如是。如果习近平时代仍然如是,到底还有什么“新时代”? 以下内容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过编辑与删减。 李(南央):当时抓您的理由是什么?您有没有思想准备? 鲍(彤):有思想准备。 李:为什么呢? 鲍:为什么会有准备?因为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的。抓我以前,我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两个人,一个是(党的)改革局的副局长,叫黄海,一个是一个律师,社会改革局的一个律师,我说,请你们给我找两样东西:抓人应该根据什么法律程序,根据宪法、根据刑法、根据刑事诉讼法,摘几条出来;党内处分应该根据什么规章程序,根据党章、根据党内生活准则,摘出几条来。我说:印发所有的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人一份。 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鲍:5月二十几号的事情。所以我思想是有准备的。结果抓了我一个,又抓了一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两个我的秘书,一共三个人。5月28号我接到宋平秘书的通知,让我去开政治局会。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是“六四”以后才当的常委。所以他通知的会只能是政治局会不可能是常委会。而政治局开会,这个动作太大,牵扯到在外地的委员,他们都要到北京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这件事我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宋平不是常委,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不去。对方就说:是开常委会。我说我的司机回中南海吃饭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个车来接你。一接,把我接到宋平那里去了。我想宋平不是常委,开常委会怎么到宋平这里来?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宋平一见我就问:鲍彤同志,你现在都在想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现在很发愁啊,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怎么了结呀。 他就说:嗨,我觉得你现在非常不安全。 我说:我很安全。 他问: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住在家。办公嘛,我有两个办公室,中南海一个,外边一个。 他说:不安全啊,不安全,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好。 我说:不用换地方,你不必担这个心。我很安全,什么事儿都没有。学生也很和平嘛,有什么问题。 他说:啊,不不,我还是想办法,你要换个地方。 送我出来的时候,宋平跟我握手,握得很紧,捏得我都要痛,到这么个程度。他握手握得那么紧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奉命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门就把我抓起来了。 李:那当时逮捕令上是怎么写的? 鲍:没有,没有逮捕令,两年以后才给我逮捕令。我立即写了信:常委、政治局并邓、陈,把我抓到秦城来,什么罪名?这是法制吗?叫我交待问题,抓到监狱里来交待,这样对吗?没有回答。 李:那后来呢? 鲍:我的两个秘书查不出什么事情,几个月以后就放了。那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可能判了一年还是两年。 李:那给您最后加的到底是什么罪名呀?我们都不知道。 鲍:“泄露了党的机密”。给我加这个罪名是为了要圆谎,圆李鹏最初给我定的罪名。那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李鹏代表国务院做报告,里边讲到鲍彤在5月17号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会,会上泄露了“军队即将戒严”的机密。我说:这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军队将要戒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泄露?我知道军队戒严是在5月19号,是在电视上听李鹏讲的,要说泄露,是李鹏泄露给我,我才知道的。这下他们没法弄下去了,就把罪名改成了“泄露了党的机密”——赵紫阳辞职。 5月17号政究所的那个会是怎么回事呢?5月17号紫阳去小平家开会,我不知道,我正好有件事儿要找他,就在办公室等他。赵紫阳的另一个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职的秘书,也来找紫阳,我们两个人一起等。他下午开完会回来了,看到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刚才在小平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了场官司,姚依林赢了,我输了。什么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要保密。紫阳没说要戒严,我怎么会知道呢。当时有证人:办公厅副主任兼紫阳的秘书,后来到吉林省当省委副书记了,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想不出,叫不出名字了(按:张岳琦——编著)。紫阳接着说:我在会上提出来,根据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定是不合适的,是要误事的。我在会上说了:我要求辞职。小平说:总书记还是你。回来在车上我想了一路,我想还是得辞职。你们给我起草一个辞职报告。这样我就给他写了个辞职书,就那么几句话:今天下午常委会的决定,根据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由我来执行这个决定会误事的。我要求辞去总书记。当时我问了他:你是辞几个职务?军委第一副主席辞不辞?他说:辞,两个职务都辞。因此我记下:我请求辞去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上面的抬头是:政治局并小平同志。 李:但是您实际上是猜出来要戒严了。 鲍:我没猜出来。 李:您真没猜出来? 鲍:我当然不知道…… 李:没猜出来要戒严? 鲍:记了之后,紫阳说了一句:“咳,我这个辞职你得保密呀。” 我说:“紫阳同志,别的事情我做不了,保密我做得了。” 紫阳说:“有人可说你泄密了。” 我就说(用手指敲桌面):“谁说我泄密了?不会有别人,只有李鹏。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李鹏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紫阳说:“人家可是说了有根据。我还跟他说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不能随便乱说。’他说:‘我现在不拿出根据来,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的。’”紫阳没有说李鹏两个字。 鲍:写了以后,虽然就这么两句话,我还得回自己的办公室正式起个草稿,让打字员打好,然后再送给紫阳。我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勤政殿,我一人一间。勤政殿一进门第一间是温家宝的,第二间是我的,最后一间是赵紫阳的,常委们的办公室都在那里。一个在现在的金台饭店,当时叫作中办招待所。中办招待所是我和体改室很多人在一起的。 李:那打字员也要保密呀。 鲍:是呀。辞职报告送给赵紫阳后,晚上我又回到体改室,因为我觉得显然是李鹏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泄密的问题了。一进门正好碰上我的一个秘书,哪个秘书我忘掉了,我说:“开会。”他说:“是全体会,还是决议层会?”我说:“什么决议层会,全体会。研究人员统统来。”就是说除了管吃喝拉撒睡的,都来。人来了以后,我开始一句话没说,数到会的人数:1、2、3、4,数到12,门一开,第13个人进来了。第13个人是一个女孩子。我说:“1、2、3、4,12……13!”,那个女孩子一愣:“什么13哪?”我说:“你放心,我不是耶稣,你也不是犹大,今天也不是最后的晚餐,但是今天是我鲍彤跟你们开最后一次会。” 李:您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要出事儿了。 鲍:那当然,说我泄密还能不审查嘛?我说:“很快就要审查我……” 李:但是那个时候说您泄什么密呀? 鲍:用不着管他说泄什么密,只要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泄密,那就是罪莫大焉。1954年我从广东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那时正发生了高饶事件,听到的第一个传达有句话一直记住了:“不该问的事情不问,不该听的事情不听,不该说的话不说。”所以我对大家说:“今天是我给你们开最后一次会。不要紧张,就是审查我一个人。审查,好!不审查不清楚,审查了就清楚了。”我说:“明朝有位于谦,他说过‘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是清清白白的,我相信审查的结果也会是清清白白。大家不要慌。”我说:“今天请大家来,要求大家守纪律,冷静、理智、不要慌,不要做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做了不好。”我说:“王昌龄有一句话‘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我说:“‘大梁’就是河南那个开封,王昌龄说他在信陵君那里吃过饭、做过事,就不能给信陵君添麻烦。他是河南人。”(笑)…… 李:噢,紫阳也是河南人。 鲍:我在会上讲的就是这些。查记录,所有的人记的都是这些,没有部队要戒严的事情,连赵紫阳要下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的那些话对不对?走到天边也没错!因此就一直挂着我,挂到1991年,抓了我两年以后,开除我的党籍。三月份开除,四月份起诉,检察院、法官都来了。我当然不承认泄密的罪名。开会的13个人统统都查了,统统都作了回忆,没有什么泄密的话。怎么办呢?就抓了一个人,行政局的副局长,叫高山,审问他。他说:“那天晚上我没参加会,鲍彤的话是我第二天听别人说的。”一直逼他,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就说了:“我……”——他没说鲍彤,说是他自己——“我怀疑赵紫阳出了问题,跑去问鲍彤:‘赵紫阳的事儿什么时候向大家传达?’鲍彤回答我:‘那总要传达的。也许两个礼拜,也许一个月’。” 结果他们就拿了高山的这个东西定了我的罪,罪名不是泄露了部队戒严,而是党的机密:赵紫阳下台。而实际上,高山的“供词”中也没说我泄密了赵紫阳什么事儿,他只是问我:“赵紫阳的事情什么时候传达?”我说:“总要传达的,不是几个礼拜以后,就是几个月以后。”我说:我不记得我跟高山有过这个对话,退一万步,就算我们之间说了这个话,也没有说到赵紫阳要下台呀。我泄密了什么秘密?不管怎么地,“泄”,最后给我定的罪:泄露了赵紫阳下台的秘密。我说:“如果你这样定,不应该是泄露罪,而应该是造谣罪。赵紫阳是在6月23号才被宣布撤职的,我5月17号说他要下台,我请你定我造谣罪。”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造谣罪也不能成立。但是李鹏已经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说鲍彤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当然不能改成造谣了,否则国务院的报告就成造谣了。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为了圆谎,最后定了个泄露“赵紫阳要下台”的党的机密罪。 ---李南央 图:2008年,李南央与鲍彤的第一次见面。
1个月前
🔥更血腥高潮!习近平命悬一线? 中共高层权力角斗残酷性往往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中共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自杀的传闻,将围绕习近平退位的党内高层权斗推向了一个更为血腥的高潮,接下来习近平面临的不只是退不退位的问题,而是能否安全著陆和保不保命的问题。 5月19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媒体X发文称,来自北京爆料人消息,中共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上将在被军纪委羁押期间自尽,经301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5月18日下午不治身亡。 外界普遍认为何宏军是习近平的军中嫡系,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4月24日爆料何宏军4月20日被带走,仅仅一个月不到,何宏军就一命呜呼,足见内斗之激烈与残酷。 2017年总政治部主任张阳是在自己家中自杀的。2019年,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在京西病馆坠楼自杀,年仅54岁,中共谎称因病医治无效离世。2022年,天津市长廖国勋官宣“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实质也是自杀的。2023年,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也是在家中三楼的厕所自杀的,中共秘不发丧。秦刚也是相传在301医院被执行死刑,至今仍是空气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上述中共军方和官方高官所谓的自杀,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卷入中共权力斗争而走投无路,二是死者生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自杀的行为才得以触发。当然,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被自杀。 如果何宏军确已死亡,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被张又侠给做掉了,是被自杀而不是自杀。普通看守所羁押犯想要自杀都是难上加难,何况在军纪委羁押室里想自杀比登天还难,绝无可能性。 刑讯逼供死亡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国古代凌迟极刑,刽子手被要求要在受刑者身上割数千刀,且中途不能致人死亡。现代的科技异常发达,尤其是中共精于这些酷刑手段,上级有令要活口,哪个提讯的人也不敢将嫌疑犯弄死,如何上手段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同时会配备医疗急救。除非军纪委中仍有习近平的内鬼,借审讯而故意失手杀人灭口,这种可能性极小。 张又侠为何要做掉何宏军?两个目的,一是杀鸡儆猴,二是敲山震虎。 张又侠手里还押著一长串习派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部主任苗华,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政委张红兵,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等,哪个不老实负隅顽抗就是何宏军下场,还有那些军中尚未被清洗但已在黑名单上的人,无疑这是一个最具杀伤力的警告。此谓杀鸡儆猴。 敲山震虎,那就是金剑直指帝宫,如果习近平负隅顽抗进行反扑,张又侠就要把刀出鞘了。目前军队已经被张又侠完全控制,军委中习近平是孤家寡人完全被架空,张又侠、张升民、刘振立铁三角全盘锁控,张升民已经实际接盘军委政治部工作,据传彭丽媛已在军中被除权。北京卫戍区已有张又侠心腹付文化控制。有传闻称张又侠亲信曹均章已代理武警司令。 网传中共5月14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聚焦废习主题和后习近平时代的权力分配。中共史上但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意味着权力重新洗牌,权力格局重塑,随之而来的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路线发生方向性转变,也就是中共在更大范围内翻烙饼。比如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1950年代的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土改、镇反运动在制度上授权铺路,1980年代的数次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和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否定了毛主义路线。 传闻5月1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数了习近平执政期间12宗罪,但关于习近平半退还是全退的问题没有确定结论,党政军接班问题也无定论。但习近平退位的大方向应基本确定。 自媒体人晓说家爆料,国内消息称习近平同意全退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由他指定接班人,但遭到胡锦涛和张又侠的拒绝,随后几天便有传闻何宏军自杀,是胡锦涛张又侠用此招逼迫习近平无条件全裸退位。我们无法判定传闻是否属实,但巧合和蹊跷的是,何宏军5月18日被自杀,次日,习近平就急匆匆赶赴河南白马寺和龙门石窟求佛拜神,随行者只有何立峰,蔡奇不见踪影。此前,蔡慎坤曾接国内爆料表示,中共实际权力已经由胡锦涛、温家宝和胡德平掌控,习近平下台只待官宣。但习近平本人极其恋权,在位时独揽大权得罪党内所有派系,路线左转,打压民企,摧毁经济,民怨载道。一旦下台,恐连自家性命都难保,这个利害关系习近平自是心知肚明。 可是,中共的政治斗争向来就是你死我活,如果习近平负隅顽抗赖在台上不走,结局一如李克强被官宣不幸病逝,或步四人帮后尘,好一点的结果就是赵紫阳糢式,终身软禁。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习近平恋权,将自己锁定在了清单上,或许真的应验《铁板图》预言,自取灭亡。一手好牌,只因保党而走上了不归路。 来源:人民报 作者:古成
3个月前
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五个月的围攻,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 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多次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其实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频繁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管不了,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奉劝邓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有些人恐怕不是想让总理执政,是想自己执政,你想想,总理当时已身患绝症还能活多长时间?说让总理出来主持工作不过是掩人耳目。总理在病榻上还劝过老纪,要忠于毛主席,不要跟一些人搞到一起去,老纪当时还不明白不要和谁搞到一起去,又不便问。好在老纪这个人就是忠于毛主席,无论是江青还是老邓都不投靠。 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太着急,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是提醒邓小平等人不要再批江青,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 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学马列,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还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生气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赶出政治局,老纪他们都听到的。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却大做文章,抓住主席批评江青的话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生怕他们再犯错误。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3个月前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 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前言 作者: 杨继绳
3个月前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 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朴”、“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分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嗅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后,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借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于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中共高官典型陈云廉洁背后的“特供” 作者: 高新
4个月前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 、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曾被神化的两大偶像毛泽东与周恩来 作者: 史洪愿
5个月前
説説朝鮮的清洗。來自中國,自然對那塊土地上發生的各種事情比如政治清洗黨同伐異各種運動不感陌生。斯大林的大清洗,我也做了一些個案研究。我經常很想瞭解一下,斯毛金的朝鮮在金家領導下,有沒有黨内外清洗異己。如果有又是以何種方式發生並結局的,當然,我們從金正恩處決其姑父張成澤事件中(不管是炮決還是犬決)可看出端倪。 這麽多年學習研究下來,覺得朝鮮研究有幾個特點:資料搜集難,朝鮮控制嚴,相關信息出境難,很多資料靠脫北者的口傳心授(黃長燁太勇浩這些),中國檔案館查資料難,莫斯科倒是有一些,但上網成型的資料不多;韓國有些資料和專家,倒是可以提供一些,但是,在谷歌百度查詢,往往還是不得要領。西人(包括俄羅斯人)對朝鮮的研究,也非常有限。這裏對沈志華和網友編程隨想致敬,他們的研究,幫我打開了眼界和思路。 書歸正傳。朝鮮有沒有異議活動/運動,黨内有哪些,黨外又有哪些,這些當事人的結局如何。 我的感覺是,金日成坐穩大位后,幾十年來,朝鮮幾乎沒有成型成氣候的黨内異議運動和活動,蓋其根本原因和斯毛的蘇聯中國一樣,當政者對異議活動是絕對零容忍,絕對一言堂,定于一尊,“反賊”觀點稍有外露者,必遭雙開或下放勞改荼毒或殺戮,禍及家屬親屬好友,遠近必誅,無一例外。 撇開近年來金正恩對張成澤誅殺不論,也不論金正恩殺手在馬來西亞誅殺同父異母哥哥金正男,朝鮮在金家統治下,黨内異議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1956年的8月“宗派”事件,差不多相當於中國的廬山會議,九大,913事件或四人幫事件。聖彼得人安德烈藍科夫,他有關北韓黨内鬥爭的大作,也使我獲益匪淺。 簡而言之,56年8月,金日成用極端手段清洗了“蘇聯派”、“延安派”,從此在政治上,從根本上扼殺或閹割了“有組織”或稍微成型的“反對”運動,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也從根本上保證了金家在政壇上的平穩“傳宗接代”。 蘇聯派,延安派,顧名思義,就是朝鮮黨内一票信奉蘇聯斯大林模式和中共毛模式的高幹,這些人,大多都是留蘇或跟著毛抛頭顱造反的“中共朝鮮籍老幹部”,二戰結束朝鮮立國后,這些人都成了金日成的左膀右臂,或黨國重臣。 爲何是1956年8月 説起來還要怨赫魯曉夫 56年2月,赫魯曉夫蘇共20大報告,將斯大林轟下神壇,在共產世界引起極大反響。朝鮮也一樣,蘇聯派延安派,有所警醒和活動。他們認爲,朝鮮也應該拒絕走金日成個人崇拜的道路,應該和蘇聯一樣“改革開放”或者修正,起碼不要搞個人崇拜一言堂或血腥革命。他們有所“串聯”,“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抑或什麽都沒有,金日成就是以莫須有罪名滅了他們。從金日成後代金正日金正恩的所作所爲來看,最有可能的就是後者。 看到金日成對昔日的同志和戰友,大開殺戒,莫斯科和北京也有點坐不住了,派米高揚和彭德懷在當年9月去了朝鮮,觀察朝鮮的政局,對金日成進行規勸,希望能保留下莫斯科和北京的“火種”。金日成表面上給了彭德懷和米高揚面子,暫停了清洗,但種種跡象表明,一年後,也就是57年后,又開始了大規模整肅,至此,將莫斯科派和北京派,一網打盡。我們回想一下,今天金正恩誅殺張成澤,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認爲張也是“延安派”。運動和鬥爭雖跨世紀,原因和本質則一脈相承。 照片右一是張平山:攝於板門店談判中:张平山是朝鲜族,林彪四野156师参谋长,38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46年囘了朝鮮,為金日成在朝鮮戰爭中貢獻良多。他參加了板門店和談,停戰后擔任人民軍副縂參謀長,中將,被認爲是延安派,但58年突然“人間蒸發”,“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中國報道說是被金日成鎮壓了。
5个月前
如此进步 「屯溪事件」后不久,「老头子」再次开导年轻人: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你为什么近来老是不说话了? ! 我以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应该知道执行组织上的命令和你的指示,多说话是没有用的。 那对极了,所以我很信任你,你确是党性强,一天天有进步。 这位「一天天有进步」的青年党员,最后竟写下这样的「叛党言论」: 共产党人所关心的不是抗战的胜利,而是如何加重这些腐蚀的因素,加速这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动摇抗战的基础,打击政府的威信,以便于他们准备革命条件。(页169) 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地充斥着我们的同志,他们藉日本人的刀,去屠杀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甚至我们党的组织也经常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据我直接知道,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党在日本人合作之下的杰作。……做汉奸也是革命,听说好多大汉奸都是我们党的同志,比如像袁殊(当时的伪中央宣传部长)……(页210~211) 司马璐还在回忆录中「揭发」了老头子等中共高干在杭州嫖妓。(页209)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