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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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是否会在中国重演？”在学者徐友渔看来，周孜仁《四川文革史稿》给出了一个答案。四川作为中国人口大省和“三线”建设基地，其文革历程因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而尤为突出。四川的文革过程，涵盖了从运动发动到结束的各个阶段，展现了与其他省市的共性，如批判“走资派”、血统论泛滥、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等，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如“二月镇反”的严厉程度和武斗的极端规模。周孜仁不仅写出了四川文革的独特历史，还特别分析了干部问题对四川文革的深远影响，例如李井泉的政策引发广泛不满，导致造反烈焰高涨；地下党问题引发残酷清算；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戏剧性起落则加剧派系斗争。此外，四川文革的“双城记”现象——成都与重庆并立对抗——也是其特色，反映了两地运动的平行与差异。为此，学者徐友渔评价说《四川文革史稿》是周孜仁撰写的一部全面、公正论述四川省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徐友渔 | 四川文革的共性与特性：序周孜仁《四川文革史稿》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299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35 条信息
#四川文革 #徐友渔 #周孜仁 #二月镇反 #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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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6个月前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 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前言 作者：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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