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个月前

刘少奇夫妇六一年回乡经历花了点工夫，看完五张ＤＶＤ。这套政论片全面地为刘少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首先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入手，指出刘是最忠实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成熟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方针，从提出“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证明刘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要二、三十年时间的主张，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是符合马列经典的。继而谈到刘少奇在主持制定一九五四年宪法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贡献，奠定法制基础，主张阶级合作，以人民内部矛盾代替阶级斗争。有了这样的铺垫，毛刘的分歧便逐渐展开，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后的分道扬镳。值得肯定的是，刘源没有回避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初期，刘也头脑发热，说超过英国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够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时，他也附合毛，主持批斗会。但是，事实教训了刘，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处。也是刘源书中最有价值的部份。刘源详细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回故乡湖南作长达四十四天的调查经过。利用了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和访问幸存的当事人。经过大饥荒洗劫的故乡，令这位共产党领袖动了恻隐之心，他下榻养猪场的弃房。与数百人个别谈话，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他看到包括亲戚在内的乡亲们的悲惨，“无奈地看着姐姐一家，几乎没有说话。”他向乡民们道歉，甚至要他们将这次的教训“刻成碑、记上账、传给子孙，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位七十岁老农的话，令他刻骨铭心：“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弃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亲口转述的。可以对照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乡韶山。那时，饥荒已经蔓延，彭德怀也回湖南作过调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坟、畅游水库，和少先队员合影等节目，写了一首七律，豪情万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丝毫万民已陷绝境的感觉。当然不是不知情。毛从韶山上庐山，毫不留情地将忧民如焚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金　钟·

#刘少奇 #大跃进 #三年饥荒 #毛泽东 #彭德怀

1个月前

“早请示、晚汇报”的由来 196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与这个报告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毛泽东的报喜信（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喜）。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以一、二版近两版的篇幅发表“首都新闻单位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写的《支左工作的一面红旗——记８３４１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贯彻执行支左工作三项原则的经验》。这篇报道说： “职工们上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有关语录，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 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单位（机关、军队、工厂、学校、商店、生产队、团体等）实行“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漫谈（下） ·王年一·

#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 #8341部队 #毛泽东 #政治

1个月前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的身份来中国访问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十一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已经穿了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一个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朱莉娅·尼克松，毛主席要见你们！” 艾森豪威尔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它五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书中写道，她当时见到的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尼克松此时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的日期：“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七五”。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象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自己的领袖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丽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毛式服装，但她拥有一付极为安详和美丽的面容。朱莉娅以为，“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曾经身体健壮的男人，在目前衰老到不得不依赖他人服侍的境况下，这些年轻美貌的女人会在一定意义上舒缓他的精神紧张，并成为他对付与世隔绝的耳目”。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曾主动开始回答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泽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他对朱丽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得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指的是一九七五年夏天前后刚刚被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相反，她倒觉得毛的话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两千六百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主任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泽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何人提及毛泽东的家庭中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泽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大使回忆起六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莉娅又“清醒”了。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一九五一年的高岗；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和一九七一年的林彪。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相当大小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泽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还可能再次引发一九六六年时的紧张气氛。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朱莉娅问黄镇大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大使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大使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常常了摆满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为一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据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一边看尼克松的信一边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尼克松已经在一九七四年辞职下台，但毛泽东还执拗地称呼尼克松为“总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说。这位尼克松的女婿的插话坦诚得令人吃惊，不过倒是很符合美国年轻人的个性。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毛泽东不容分辩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有点儿书生气的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怎么几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呢？说实话，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到，尼克松的下台和美国宪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周大伟· 图：1975年12月31日晚上，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与她的丈夫戴维。

#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 #中美关系 #文化差异 #晚年毛泽东

1个月前

徐景贤还记述了李先念对邓小平告御状的事，他说“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他（李先念）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 ” 其实，在“文革”中，高层领导中这类相互揭发的举动是屡见不鲜，不然就很难自保。这也就是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在批邓中，为改变政治局里沉闷的空气，加强批邓火力，毛泽东调兵遣将，“ 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和北大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些“年轻人”不负重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邓小平批得狼狈不堪。在“文革”中，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指定“身边的人”参加作为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会议，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任何游戏规则都是摆设而已。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京城孤魂·

#李先念告状 #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政治斗争

1个月前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拒绝承担主要责任。真正的反思和问责从未发生。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 #责任 #反思 #问责

1个月前

林彪的“赌徒”心理接下来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更加印证了林彪的“赌徒”心理。在全中国已经饿死数千万人之后而召开的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本人也自知闯下了大祸，已经罪责难逃。事实上，在这次大会上，靠捧毛起家的刘少奇，也已经不是过去的、唯毛命是从的刘少奇了，他在大会上为当时的形势定了性，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共为了顾全大局，在是否让毛作检查这个问题上还有所争议，但毛看到会上风头不对，为了使“大家满意”，还是在这次让各级干部“出气”的大会上，不得不敷衍地做了一番检查：当着全国所有县级以上领导的面，说出了“主要责任在我”。既然你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了“主要责任在我”，那么，当时的中共高层为何不 “该出手时就出手”，立即宣布筹备召开“九大”（当时“八大”已开过４年了），乘机把这撮祸国殃民的“毛”给拔了，或者给毛一个虚衔，如中共中央的“名誉主席”，让毛体面地下台？事实上，当时毛自己也预料到了前景不妙。据毛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在那段时间曾说出过这样的想法：有意找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地理学陪同，一道骑马，去考察黄河…… 　　现在回想起来，毛这一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未被除掉，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共党建国，毛毕竟立了头功，虽然搞“大跃进”昏了头，但毕竟余威尤在，导致了无人胆敢和忍心对他下手；其次，除毛的第一步是必须先为彭德怀翻案，但在倒彭的斗争中，当时在台上的人个个都举了手，谁都不干净，谁有气魄来提翻案之事？再说，彭过去工作粗暴、飞扬跋扈，也无人愿意为他帮忙，这也是另一重要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次未能把毛除掉，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的臭名昭着的发言。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了些什么？他居然说得出口：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林一讲完，毛就迫不及待地带头鼓掌。随后，毛还将林的讲话稿作了不少文字上的润色与修改，印发给全党。林这次救毛，是出于“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崇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吗？非也。据说，林彪家里从未挂过毛泽东的像，即便是在文革的鼎盛时期。更不用说，林后来还要加害于毛。那么，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如此逆流而动地挺毛，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林彪继庐山会议以后的又一次押赌。此时的林彪，对唇亡齿寒的道理，大概理解得非常深刻。此时此刻，与其说林是在挺毛，倒不如说林更是是在保全自己：毛如果倒下的话，岂不是要为彭德怀翻番？而彭若是翻了案，取而代之的林彪又“往哪里摆”？如果说，庐山会议上林和毛的关系还只是帮忙加回报的关系，那么这次七千人大会议后，林与毛就结盟成了一对赌徒式的合作关系。此后，毛泽东虽然全面退居二线，但却时刻关注着林彪控制下的军队：林在军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搞了个“愚忠”的典型雷锋，并如雷贯耳地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时，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切，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红色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可惜，在这“蓄势待发”、即将“疯狂反扑 ”的前夜，毛的对手们都没有充分的警觉。也许，他们还轻信了毛在会见外宾时有意漏出风声：老人家的身子骨不行了，要快去见马克思了呢？殊不知，四年后，所有的这些一线反毛的“老革命都遇到了新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联合导演，就是毛和林…… ---“林彪一案是冤枉的吗？”　　　·赵平波·

#林彪 #毛泽东 #七千人大会 #政治斗争 #权力博弈

1个月前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 。会场的气氛却对毛泽东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4月23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X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极左的中共“九大” 作者：迟泽厚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九大 #毛泽东 #林彪 #江青 #极左

1个月前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决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大会于4月1日下午举行。20世纪60年代，人民大会堂四周平时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极左的中共“九大” 作者：迟泽厚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九大 #秘密会议 #红卫兵 #保密措施 #毛泽东

1个月前

1937年，针对山西抗日战场应该打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和彭发生过争论，刘少奇是站在毛这一边的，后来刘少奇还发表过被任弼时批评为“动摇军心的民族失败主义”的言论， “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 事后证明毛刘的判断正确，在日军正盛的兵锋面前，华北很快就沦陷了，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刘少奇蹿升这么快，在很多大问题上，他能深刻理解，认同和执行毛的路线是重要原因

#刘少奇 #毛泽东 #抗日战争 #游击战 #华北沦陷

枫叶留声机

1个月前

川普表示：因为自己伟大的政策，共和党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川普共和党！印度有一个长期遵循毛泽东“人民战争”路线的政党和武装组织，叫做印共毛（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 Maoist）；但中共自己倒是从来也没把名字改成毛共党，尽管毛是政治和生活上的双重流氓。面对野爹这番操作，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华川粉，又来洗个地呗。

#川普 #共和党 #毛泽东 #印度 #印共毛

1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毛泽东那个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181-182页）这几个文件太长（182-195页），为节约篇幅，笔者不打算在此抄录，但是，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189页）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把全国人民最后都打倒在他脚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为他为虎作伥；他狡猾过人、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的敌人争权夺利、挣宠献媚，不能团结一致对敌。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是一个流氓帮会，在思想上是一个邪教集团。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争斗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最坏者当政”。（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中共内斗 #权力斗争 #延安日记 #负面评价

1个月前

有人说，如果毛岸英没被炸死，他回国后就会接班，成为中国的第二任主席；而毛泽东的伟大的清零思想，将会继续；而中国将不会有邓小平，不会有改革开放，甚至不会有任期制；而你我，都将活在一个类似朝鲜的国家，上不了网，更不可能在推特交锋真的是这样吗？有任何证据吗？请不要污蔑、造谣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无私的，穿了20年补丁，从不嫖娼女人，只把中国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上，毛泽东总书记谢谢大家

#毛岸英 #毛泽东 #历史假设 #政治阴谋论 #负面情绪

1个月前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三天以后，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写道：“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563页）不管毛泽东如何解释，作者仍然认定：“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563页）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为它把共酋毛泽东和敌酋冈村宁次的密切联系、联络中介、联络方式都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使毛泽东通敌卖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新四军 #日军勾结 #投敌叛国 #延安日记

1个月前

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周恩来 #毛泽东 #君臣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 #臣民心态

1个月前

1950年5月，毛岸英回到韶山，同村的毛贻泉找到他，说：“你爹30年前借了我100块大洋，一直没还。”毛岸英让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还上了。这100块大洋，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毛岸英 #毛泽东 #欠款 #韶山 #王首道

1个月前

75年前的今天毛岸英牺牲，毛泽东得知毛岸英死讯后强忍泪水 2025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 75年前的今天（11月25日），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年仅28岁。

#毛岸英牺牲 #抗美援朝75周年 #毛泽东 #志愿军 #朝鲜战争

1个月前

B站章北海被红三代威胁线下真实发视频硬刚 “我的命就在这，有本事就来拿” 1975年，毛泽东读完“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不由得垂泪 1076年，毛泽东逝世，陈邓叶等许多大小门户再一次登上了新的政治舞台时至今日的问题初现端倪帝国主义埋葬不了中国但红色家族可以举头三尺有毛泽东得意切莫要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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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内外有别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周恩来 #毛泽东 #中美关系 #政治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作者: 辛明

#毛泽东 #延安整风 #王明 #权力斗争 #政治迫害

1个月前

胡平：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2017年2月18日

#反右运动 #毛泽东 #戚本禹回忆录 #党内分歧 #历史反思

1个月前

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1966年3月份18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 言为心声。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毛泽东 #周恩来 #权力斗争 #政治 #负面

1个月前

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周恩来 #项英 #国共内斗

1个月前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周恩来 #文革 #毛泽东 #政治 #历史

1个月前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记录稿（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正式开幕的。秘密状态一直开到4月23日下午结束。接着开九届一中全会。同日结束。〕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时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吧？通过了。（总理：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副主席：好！全体通过。）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我们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老站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两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总理：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林彪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以后）: 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分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散会！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九大 #毛泽东 #林彪 #团结的大会 #政治报告

1个月前

红卫兵队伍红卫兵队伍向珠江大桥行进。走在最前面的人举着红色旗帜和毛泽东画像。 1967 年 1 月 30 日 Procession of Guards (Original Caption) General view, a procession of Red guards marches toward the Pearl River Bridge. Those in the front are carrying Red banners and Mso Tse-Tung's portrait. 30 January, 1967

#红卫兵 #珠江大桥 #毛泽东 #游行 #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