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朱韵和
13小时前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长谈时说:“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段著名的“窑洞对”由黄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记录。 黄炎培当时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 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25日,毛从西柏坡移驾北平,住香山双清别墅,26日即召见当年“窑洞对”探讨“兴亡周期率”的老朋友黄炎培,恳请其作为中间人向民族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党的政策,称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将大大有别于史达林。 黄领命后广为宣传,众多民族实业家决定留在大陆。 1952年,毛发动“五反”运动,大批民族实业家被打成“不法资本家”,数千人不堪受辱自杀。1956年公私合营,全国民族资本被以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由国家“赎买”,分20年定息付款。 1966年文革爆发,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不仅“20年定息”成为泡影,所有财产也被抄没一空,很多人被批斗迫害,家破人亡,甚至如张謇等已逝者,亦遭红卫兵掘墓毁尸清算。 1949年后,作为毛“党外最好的朋友”,黄依“窑洞对”之“民主新路”频繁向毛谏言,毛初时尚能逆耳受之,其后渐为不满。 1954年黄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提出批评,终于触怒龙颜,在人大内部遭受批判。 1957年反右,黄六位子女一位女婿被打为“右派”,三子黄万里还被毛泽东点名、《人民日报》刊文批判。 1965年黄炎培去世。1966年文革,当年“窑洞对”的执笔人黄夫人姚维钧“代夫受过”,惨遭殴斗、侮辱,1968年自杀身亡。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 ,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阳光时务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文/ 沈达明
为什么,毛祸大饥荒饿死的都是种粮食的人? 对于后世,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遇到饥荒,首先饿死的是城镇贫民。毛泽东时代这场大饥荒,为什么饿死的基本上都是种粮食的人呢? 毛泽东执政之初,确定的基本经济国策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其内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 府决定产品价格,将工业产品价格抬高,将农产品价格压低——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从而形成类似剪刀差口一般的差额。这是专门剥削农民极端不公平的邪恶制度。它是舶来品,来自于苏联 为了确保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1953年,毛共创立了“统购统销”制度,其发明权属于陈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宰相。“统购统销”的实质是:全面取缔传统的自由市场,政府掌控所有产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当时是农业社会,其真谛就是低价强购农副产品。农民只能低价卖给政府——普遍比原来市场价格低20—30 %。当年,毛共宣传: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做出了牺牲。这是屁话。你跟农民商议过没有?农民愿意吗?为什么不一碗水端平,让官员们、全国人民平等地做出牺牲? 为了确保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1958年,毛共创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其真谛是:严禁农民自由迁徙。——将农民禁锢在农田里,永远单独做牺牲——单独被剥削。这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制度。世界史至今(2010年代)只有三个国家实行这一制度。效法者是:流氓国家朝鲜和非洲小国贝宁。 以上,是一整套极端歧视农民专门剥削农民的反动制度。 从此,农民成了法定的次等国民——人下人! 从此,空前地拉大了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 从此,中国农村成了空前的人间地狱! 从此,中国农民成了空前的文明现代的典型奴隶——一无所有,而且还要挨骂挨打,而且嘴巴也让管住了,不能随便吃喝——不许挖野菜!不许自己做饭! 与之相对,城镇居民成了人上人,即或城镇贫民,因为有一个购粮本,基本上可以保住小命不死。 可怜的中国农民,除了单独受剥削受掠夺受歧视受虐待,死活没有人管——做为个人,人人难保自身,谁也管不了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毛共中国大饥荒死的都是种粮食的人?”这一怪诞现象的原因。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国家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从技术上分析了土高炉炼钢铁不可行(1958年8月)。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也诚恳相告毛泽东:“土法炼钢再多也没用。”(1958年9月)。毛泽东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于是,在那个被无耻之徒们吹捧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明知 不可为执意为之,歇斯底里的混帐独裁者领导着全中国数亿失去理智的草民,给全世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瞎胡闹的千古奇观——遗笑千秋万代!永恒的奇耻大辱! 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向世界宣布,中国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 厚颜无耻!值得炫耀吗? 请看,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财政部《关于土法炼鉄的亏损处理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据估算,土法炼鉄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高达460元,全国平均至少在250至300元,而生鉄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每吨土鉄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到150元。今年全国土鉄产量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 这还不是主要的。 毛死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会,中共党媒宣传:“(1958年)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是典型废品。大炼钢铁运动共损失约200亿元。”,并且披露了1958年底陈云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有四.五百万吨生鉄含硫超过标准,它们既不能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 这里说的“实际上”,其实也并非完全“实际”,因为发动群众运动——全民大炼钢铁,中共中央也明知质量没有把握,故而,1958年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特意降低了钢铁生产验收的合格率标准。——大炼钢铁的产品,冶金学称为“烧结铁”,一点用途都没有。 由此,生动地说明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完全是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大炼废品!暴殄天物劳民伤财瞎折腾! 请注意,1958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387.6亿元!200亿元占51.6%!——全国全年财政收入一半多打了水漂!纵观世界史,有这样混账的执政者吗?! 需要指出的是,大炼钢铁运动最大的罪恶,还不是暴殄天物劳民伤财,而是:造成了1958年秋粮大减收。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 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 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 ,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 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 席的英明指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 集)》)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 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 是个娃娃!”(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 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 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 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的好总理(中)》)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 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 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的好 总理 下》)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 责任与特色 小 夏
江青是毛文革整人的“政治打手” 1980年,江青在法庭上坦陈:“从1966年5月16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 十年文革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打倒彭 (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捣毁“三家村”;鼓动红卫兵制造“恐怖的红八月”、“破四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打倒陶铸;掀起上海“一月风暴”、发动全国“夺权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烂公检法”;打倒“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揪军内一小撮”;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整死彭德怀;“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打倒陈伯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这些重大事件的最高决策者,都是毛泽东;协助毛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总操盘手,是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江青是参与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据吴法宪回忆,“从1967年9月开始,到我被捕时(1971年9月24日)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召集人)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 江青参与了其中几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但是,对这些专案负责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第二责任人是周恩来,江青的责任在毛、周之后。 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讲:“1967年8月4日(毛主席)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 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武斗,打死很多人。与毛的上述信有直接关系。 阎长贵说:“江青的政治生涯主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文革中,江青肯定利用毛的夫人这一特殊身份,做了一些泄私愤、报私仇的事。但在涉及全党、全军、全国的大案要案上,毛是最高决策者,江只是毛的“政治打手”。 ---江青为何说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作者: 王友群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记述: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书生气十足,他没有领会毛发动整风的意图和指向,只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开始奋笔疾书,他凭自己对延安的感悟,挥笔在《谷雨》、《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的壁报上,用鲁迅笔法,对延安所存在的等级 制、官僚化、抗日后方的歌舞升平等现象进行“冷嘲热讽”。 他批评延安等级制是“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延安出现了一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王还批评说:官僚化的大人物“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欲是神气活现”。王还说,当他想到“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汩中倒下”。而大后方,却是“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想到这些,他就“心脏震动”。 对毛爱说一句“天塌不下来”,王实味也不这么看。王批评说:“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末想到”。针对延安已出现的“黑暗”,王又说:“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王甚至还危言耸听到:“毛的鼓动、号召,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们早己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爆发出来。” 面对眼里的延安,王实味感到失望,自己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抱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奔赴延安,然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竟让中国专制主义浸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里,看上去颇有些“黑暗”。 王实味们的一番“妄议”,在随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因“书生气”十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锐说:在十多天里,延安就有1400多人,被抢救成了“特务”,并于1947年春,延安保卫部门在转移时,经康生批准,将抢救出来的王实味等“重刑犯”100多人,于黄河边全部处决。 ---毛时代不能“妄议”的恶果 作者: 山月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也有过一次争论,据王明的《中共50年》回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毛泽东与他的对话,起因是毛要在延安《新中华报》发表《论德意日苏联盟》的社论,在国际上贯彻一条建立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王明问:“为什么?”毛的回 答是:“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王明问错在哪里?毛回答:“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186—188页) 这在周佛海日记中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943年3月2日,“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713页) 循着这些史料脉络,对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出“感谢日本军阀”这样的话也就容易理解了。其中,1961年1月24日晚上,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一行时,日本客人一见面就道歉:“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他却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460—461页) ---毛泽东-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作者: 傅国涌 图:​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