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

朱韵和
14小时前
1956年7 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也北上哈尔滨,而且也是旧地重来: 在旅途中就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了一个乞丐:是安徽的农民,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只得到东北来逃荒。 “哈尔滨已从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 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十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此处疑有错,似应为八年前——引者注)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共有)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眼看形势有可能逆转,于5月25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 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了,当即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邓小平不是安于打杂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给他提供了干预决策的机会。赫鲁雪夫犹豫反复,甚至想到徵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史达林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图谋不轨,正是因为赫鲁雪夫表现软弱。邓小平没有丝毫犹豫,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因为政权最为重要,其他一切皆属次要。(师哲口述,师 秋朗笔录:《我的一生》)他属于双手沾满鲜血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对挂在布达佩斯路灯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后生晚辈因为缺乏同样的恐惧,担负不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决定了反右运动的基调,邓小平负责引蛇出洞。他聪明地指出:“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只关注龙云、费孝通等寥寥数人,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名单都是邓小平圈定的。(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他总结说:“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份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险。”(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3个月前
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 应。 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 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批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 笔者并非历史决定论者。中国六十多年亦有多次机会可能走上其他路径,惜乎国运不佳,坐失良机。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 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份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甚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 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 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阳谋》序言 刘宾雁
朱韵和
4个月前
朱韵和
4个月前
忠诚老实运动 自1949年建政初始,中共就没有放松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不断,从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开始,经历了“洗澡”运动、组织清理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其中还穿插着批《武训传》、反“胡风反党集团”运动,最后, 至1957年反右运动,终于利用“教育”与“打击”相结合的手段初步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使得知识分子队伍得以“纯洁”,知识分子自此以后不但从行动上而且从思想上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这些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次运动中,“忠诚老实”运动进行的比较早而结束的比较晚,早在1951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毛泽东的《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此件”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向中央的报告。(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 “忠诚老实”运动初期主要针对各高等学校,大部分院校均在1952年开展了此项运动,并在这一年的秋季开学前完成。根据目前所见到的一些资料,这一运动在1955年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笔者见到过几份写于1955年该运动的个人鉴定书及坦白书之类的资料,但笔者所能查询到的资料中却很少提及1955年的忠诚老实运动,至今也没有搞清楚1955年与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就运动的目的和形式来看,两者是一致的。 ---中共学校是培养“忠诚”的地方:忠诚老实运动 作者: 孙陇
朱韵和
4个月前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1957年共产党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 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 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 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份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 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也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了“极右份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因此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 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他们吗? ---沈阳陈树祥口述 姜万里记录发表 图: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传单题为 “满洲的强奸”。
朱韵和
5个月前
主持书记处 全权指挥反右 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引蛇出洞”阶段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 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六月八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猖狂进攻为止。五月二日经邓授意和批准,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四日书记处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书记处成为反右运动的前敌指挥部,邓小平就是总指挥。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邓、彭部署下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二百多人发言,整理见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昼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五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应当收网了,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起初题目叫作“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邓看了觉得过于露骨,建议毛在右上角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欣然接受。充分证明邓的忠诚护主,并得到毛的赏识。 其实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邓主持的书记处已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后算帐”的决心。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 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介绍,毛在五月十四日以前没有召开过中共政治局或常委会议。没有刘、周参与此事的记录。可以断定“引蛇出洞”的决策邓是完全知情并参与,由书记处大力执行,成为毛反右的主要工具。 六月六日,书记处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六月十七日邓小平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总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做了说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风运动报告》。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几乎每天定期向毛泽东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全面指挥和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实和发布。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邓小平才是反右“阳谋”的真正头号帮凶 作者:申渊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 根据披露的资料,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的黄立众,又名黄美琦,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向大家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而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继续坚持自己观点,被以“思想反动”为名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大跃进”和一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恶果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重灾区之一,而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也是如此。 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面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深觉有责任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他除了认真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数据,撰写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反映情况外,还帮助农民突破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封锁,到外面寻找一条生路。 然而,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暴动尚未举行,就被中共当局发现。据说当局在逮捕黄立众等人外,还发现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所谓“罪证”。 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主要成员受到了严厉处罚,并将一些无辜者也牵连其中。1961年,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立众死缓,将其关押在无为监狱。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间,黄立众不改初衷,经常慷慨陈词,抨击黑暗现实。因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处死。 ---一个发动反共暴动的北大学生的冤情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6个月前
校园审判庭 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的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 ,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 1、大字报围攻。在党的授意下,班委会、团支部组织大字报专栏,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到处张贴:从寝室到教室,从食堂到办公楼,揭发你的“右派罪行”,把你置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无数仇恨的眼睛盯着你。那种感觉,就像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你的全部隐私让人恶意窥视,使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置你于惊慌、无助、恐怖之中。 2、批判斗争。党事先定好你的“罪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这当中,就塞进大量党的私贺,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似是而非,恶意篡改,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等等。把你揪出来站在台子上,大轰大嗡,呼口号,挥拳头,用最冷酷、最恶毒、最无耻的语言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全身是屎一无是处,打掉你的“嚣张气焰”,再审讯逼供,按党的要求承认“罪行”。如果你不承认,稍作辩解,就是态度顽固对抗运动;于是群情激愤,遭来更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加班加点无休无止的斗争,直到把你批倒批臭,使你面子丧尽,人格丧尽,尊严丧尽,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无力对抗不得不承认“滔天罪行”。 例如笔者因写信检举家乡一生产队长奸污霸占女地主而“堕落”成右派,但斗争会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逼迫承认四条“罪行”:诬告干部;为地主家庭翻案;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审讯,以死抗争。例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一个女同学被斗争后愤而投嘉陵江自杀身亡(因封锁消息不知姓名);生物系60级2班欧维俭,我的同班大姐,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跳楼…… 3、非法搜查。除了斗争会审讯逼供之外,还进行非法搜查获取“罪证”。这种搜查不经法律程序,只要党员授意,争当左派的积极分子就一马当先。搜查内容主要是日记、信件、文稿、发言提纲之类。搜查方式是勒令你“自觉自愿”交出来,或者命令你打开抽屉、箱子让积极分子翻箱倒柜;更无耻的是趁你不在之时偷看你的日记、书信;还有明火执仗公然撬锁开箱子形如窃贼的。 1957年8月底,我暑假后从家里回到学校,走进寝室就发现我锁着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书信被人拿走,书籍、衣物、床铺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就这样被非法搜查了。 4、监视、隔离。只要把你定成右派,党团组织就会对你进行监视,限制你的自由:只能在允许范围内活动,不准上街,不准到公共场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右派分子之间更不准私下交谈;来信必须交组织审查,有人来访必须批准……把你弄成瘟疫病人一样,人人躲着你,不敢招呼人,更无人招呼你,使你处在孤独、冷漠、歧视、仇恨之中。同年级的刘和璧,受不了这种孤立,偷跑到北温泉公园找个地方冷静一下,结果全班出动抓“逃犯”,逮回来斗争升级处分加重。笔者同班右派李登域忍受不了被监视孤立的环境,竟然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宁愿加重处分被开除离校…… 5、栽赃陷害。先以言者无罪诱骗,后以言定罪把你打成右派,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把说“俄语用处不大应该学英语”之类的正常谈话,无限上纲成反苏反共反人民,也是一种栽赃陷害。还有更赤裸裸的,略举两例:(1)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学生曾清经与某党员吵架,曾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对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敢杀共产党?曾清经说,老子就是要杀你这种共产党!于是《曾经清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他差点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而逮捕判刑;(2)数学系57级乙班,大家都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随心所欲地写画,未擦黑板就走了。有人趁大家走后,悄悄把所有板书擦去,只留下“毛主席”和“阿Q”两个词语。本来这两个词语各在黑板的一端毫无联系,但班上反右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结果把写字的张克继、胡国良两位同学打成右派分子。 6、道德审判。右派分子不单政治思想坏,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也都无不“资产阶级”。于是道德审判接踵而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等等。 翻开《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集》(第一集),可以见到许多道德审判的记载。如某右派“解放前,抽烟赌博,无所不来”;某右派“与堂嫂通奸”;某右派“生活作风恶劣,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女人”;某右派“道德败坏、奸狡巨猾、阴险毒辣”;某右派“经常与某某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畅谈女人和下流之事,有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恋爱观”;某右派“为了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不惜用许多时间来写稿和翻译外文”……通过这样的人身攻击肆意羞辱,把一切人性之恶强加于右派分子头上,使其污名化、低贱化。 7、党的判决书。经过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等来一纸写着右派“罪行”和处分等级的判决书。这判决书不是出自法院,也没有正式法律文本和公章大印,竟然出自班上的反右小组。而反右小组是由党员操纵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超越了法律,代替了法院,以党的名义对学生进行司法裁定,开创了群团组织非法审判群众的先例。 8、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继大学校园反右之后,毛泽东把他的魔爪伸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 作者: 陶渭熊
朱韵和
8个月前
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 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 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 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 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百年真相》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