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

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 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操”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25中66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操”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刘索拉
朱韵和
1个月前
张爱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 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 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 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传奇才女张爱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上) 文/秦顺天
朱韵和
3个月前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 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於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 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 司马璐在医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裏。”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裏来。”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於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德潤傳媒
3个月前
🔥 文昭:那些曾經瞞天過海的謊言,你信了幾個? 🔥 這期乾淨世界獨家影片很好的解釋了「共產主義理論是如何把人繞進去的」,非常值得看! 1)偷梁換柱:建構共產主義謊言大廈 北大教授蕭國亮的一段話:「原始社會是一種生存狀態,奴隸制是一種人際關係,封建是一種政權架構,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方式;這些概念根本不是並列的,完全可以重複出現在同一個時代裡。」這段話點亮了許多人,將被篡改的概念擺回到正確的位置。 ... 2)錯誤思想→荒謬實踐→慘痛災難 共產紅禍所造成的災難,真正付出了上億萬人鮮血的代價。 意識形態把你洗到覺得很自然的時候,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幹出多麼殘酷的事! 例如集中營奴工被冠以勞動教育和勞動改造,這來自恩格斯的奇葩理論:勞動讓猿進化成人,所以思想落後的人要強制勞動,讓你「進化」。 結果只是把人變成牲口、變成了人礦,成為人類史上最殘酷的強迫勞動制度! 另一個典型代表是所謂的人民公社,其實是人類史上最徹底也最殘酷的農奴制度。 人民公社的社員沒有遷徙自由、無私有產權、生活細節全面控制,甚至無法自己煮飯。 比中世紀農奴還慘很多。 最終導致1959-62年的大饑荒,數千萬人餓死,而且是在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 3)怎樣跳出謊言呢? 追根溯源,共產黨的謊言是起自於把一些概念偷梁換柱,偷偷地改寫成他想表達的內容。 所以首先我們要回歸生活常識和經驗常識。 生活是動態的,是複雜的,而且是細節豐富的,這是真相。 所以去謊言之魅的第一步,是要對那些包含有強烈感情色彩又過於簡單的判斷,保持警覺。 例如,提到奴隸制,人們常聯想到“悲慘殘忍”,但古代奴隸制遠比想像複雜。 研究表明,古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常有工資、休假,甚至能存錢贖身。 奴隸主與奴隸常一起勞動,工資由供需決定,而非身分。 在雅典和晚期羅馬共和國,奴隸獲自由的比例不低,甚至有「奴隸解放稅」來約束釋放行為。 這些歷史真相顯示,奴隸製作為一種人際關係,包含合作與溫情,而非單純壓迫。 別被情緒化的口號綁架,去看細節、看歷史的複雜性。 謊言靠偷換概念建立,真相需要耐心拆解! 完整影片: 那些曾經瞞天過海的謊言,你信了幾個?
朱韵和
7个月前
“文革”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道灾难的特殊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灵魂深处如何闹革命?答曰:没完没了的思想检讨,向组织交心。其结果就是大量检讨书的产生。检讨书是“文革”时期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其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得更早)。中国式极“左”政治对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怀有极大的甚至是变态的迷信,它特别 看重所谓“精神”力量。 这或许是它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区别。纳粹对改造犹太人思想不感兴趣,所以直接进行肉体灭绝;斯大林对的大清洗也大体如此。只有“文革”对折磨人的精神世界怀有变态的兴趣,乐此不疲。 沙叶新先生在题为《“检讨”文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上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 ---陶东风:检讨书与中国式见证文学
朱韵和
10个月前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 ,可三番五次地写,…”。“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创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年轻的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斯诺夫人海伦对人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延安整风的真实原貌 中共重建了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 作者: 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