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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前
1989年六四事件的国际报道主要来自西方媒体、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目击者的记录。由于中国政府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国际报道在事件发生时成为外界了解情况的重要渠道,但也因立场差异和信息局限,报道内容存在一定争议。以下是对国际报道的客观概述: 1. 主要国际媒体的报道 实时报道:1989年4月至6月,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BBC》《CNN》等对天安门抗议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记者驻扎在北京,记录了学生和市民的集会、诉求以及政府反应。5月抗议规模扩大后,国际媒体关注度激增,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抗议活动成为全球焦点。 6月3-4日镇压:清场行动发生时,西方记者目击了军队进入北京、坦克出动以及暴力冲突的场景。报道描述了枪击、伤亡和混乱,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报道详细记录了军队向人群开火的情景。CNN的现场直播向全球观众展示了天安门广场的紧张气氛,尽管清场当晚许多记者被限制行动。 “坦克人”:6月5日,一名男子独自站在长安街阻挡坦克的画面被美联社、BBC等媒体捕捉,成为六四事件最具标志性的国际报道形象,象征了个人的勇气和抗争精神。 2. 伤亡数字的争议 媒体估计:国际媒体报道的伤亡数字差异较大。《纽约时报》初期报道估计死亡人数在400至800人,英国《卫报》和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则称可能高达2000人或更多。由于缺乏官方数据,媒体多引用目击者、医院记录或外交人员的情报。 中国官方回应:中国政府称约200名平民和数十名士兵死亡,否认大规模屠杀。国际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官方数字低估了实际伤亡。 信息来源局限:由于中国政府封锁信息,国际记者难以进入清场核心区域,报道多依赖目击者叙述、零散影像或二手信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 国际社会的反应 谴责与制裁:西方媒体报道引发全球震动。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谴责武力镇压,实施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例如,美国暂停了对华军事销售,欧盟也暂停了部分援助项目。 外交报道:西方外交官的内部电报(如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后解密)提供了补充信息,描述了北京街头的暴力场景,支持了媒体关于大规模伤亡的报道。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国际特赦组织等发布报告,称镇压违反国际人权法,呼吁调查并追究责任。这些报告被广泛引用,成为国际舆论的重要依据。 4. 报道的争议与局限 偏见指控:中国政府批评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称报道夸大了暴力程度,忽视了抗议中的“暴乱”行为(如士兵被袭击)。一些分析认为,西方媒体可能因意识形态倾向而聚焦于负面叙述。 信息封锁的影响:由于中国限制记者进入清场区域,许多报道依赖间接来源,可能存在夸大或不准确之处。例如,关于天安门广场本身是否发生大规模枪击,报道间存在矛盾。 文化差异:西方媒体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主诉求,而中国官方强调稳定和集体利益,这种视角差异导致报道基调与官方叙述迥异。 5. 长期影响 持续关注:六四事件后,国际媒体每年6月4日前后会回顾事件,聚焦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信息审查。流亡海外的抗议者、学者和记者(如柴玲、吴仁华)通过西方媒体持续发声,提供了更多口述历史。 审查与沉默:在中国大陆,国际报道被严格屏蔽,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被审查。海外华人社区和国际媒体成为讨论六四事件的主要平台。 档案解密:近年解密的西方外交文件(如英国、加拿大使馆电报)为国际报道提供了新证据,证实了镇压的严重性,但也引发了关于事件细节的新争论。 6. 代表性报道示例 《纽约时报》(1989年6月4日):报道军队夜间进入北京,描述了枪声、坦克和市民的恐慌。 BBC(1989年6月5日):播报“坦克人”影像,称其为“20世纪最具象征性的抗争画面”。 大赦国际(1989年报告):估计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总结 国际报道为六四事件提供了关键的外部视角,记录了抗议活动、镇压过程及全球反应,塑造了事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然而,由于信息封锁、立场差异和现场报道的局限性,报道内容在细节上存在争议。西方媒体强调人权和民主,提供了大量目击证据,但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官方则质疑其客观性,强调稳定需求。综合这些报道,六四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其真相仍需更多历史资料的解密和公开讨论来还原。
1个月前
萧辰邦:“六四”当中的赵紫阳与江泽民 1989年学运当中发生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系列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 当时正值学运高潮期间,为此江泽民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因此对邓的强硬态度,颇有了解。江泽民随即责令《导报》撤掉有关胡耀邦悼念活动的报道。江泽民的做 法,不仅没有使导报工作人员屈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发之后,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 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大概是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机时刻捅了马蜂窝,时机极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赵紫阳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公开表示支持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针。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1989年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座谈。有人报告说:“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的江泽民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随即回答说:“江泽民既然有此要求,你们统战部可以帮助想想办法。缓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来到北京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採取措施“缓解矛盾”的。 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 图:老江这个人是典型的天朝官僚——在上级面前装孙子,在下级面前装大爷。顺便贴一张照片:这是老赵还在当总书记时,赵江二人会面时的情形。老江为了装孙子,屁股只坐半边,两手趴在沙发扶手上。虽然照片没拍到江蛤蟆的脸,不过大伙儿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他当时的表情。--编程随想
1个月前
(转)陆定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本文是陆定一(1945年起长期担任中宣部长)发表在《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1 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 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 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 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 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1个月前
【民间社会团体关于中国政府任意拘留记者张展的联合声明】 在人权捍卫者、记者及前律师张展被捕五周年之际,我们以下联署的新闻自由与人权组织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持续对她进行任意拘留。 张展是一位敢言的记者,也是众多因行使新闻与言论自由权而被监禁的中国公民之一。张展于2020年5月14日首次被拘留,当时她前往武汉,勇敢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的情况,记录下人满为患的医院、空荡的商店,以及受害者家属和独立记者遭受当局骚扰的情形。目前,她因声援民主行动者张盼成以及报道中国的人权侵犯事件而遭受迫害。 2025年3月初,据非政府组织消息源证实,张展即将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这一指控常被中国当局用来打压记者、作家及人权捍卫者。她的庭审日期尚未公布,目前仍被羁押在上海浦东看守所。如她被判有罪,可能面临最长五年的额外刑期。 2024年8月28日,张展在前往陕西老家的途中再次被警方逮捕。此前她因同一罪名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仅三个月。就在此次被捕前的几周内,张展仍持续通过社交媒体报道中国境内行动者遭受骚扰的情况。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2021年的一份意见书中认定,张展首次的拘留属于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任意拘留行为。2024年11月,九位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中国政府致信,对张展及另外17位人权捍卫者所面临的持续打压表示严重关切,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生命与人身完整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并停止对她人权的侵犯。中国政府对此仅简短作出回应,声称“她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 中国仍是全球打压言论与新闻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8。此外,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组织以及美国笔会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关押记者与作家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9年至2024年间,已有超过100名和平行使或捍卫人权的人士被控“寻衅滋事”。中国当局经常以此罪名为理由,对包括记者在内的人权捍卫者进行政治迫害。2024年3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Volker Türk)也曾呼吁中国政府修改“寻衅滋事”罪的法律条文,并释放所有因此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律师及其他人士。 在拘留期间,张展曾多次绝食,抗议她遭受的任意拘留。2021年,她因严重营养不良和健康急剧恶化两度入院治疗。 2025年1月,张展再次开始绝食,抗议她第二次被捕。对此,看守所人员对她强行通过胃管灌食——这一做法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违反中国于1988年批准的《禁止酷刑公约》。她虽获准与律师会面,但律师受到当局压力,不得公开披露案件详情。 虽然国际社会持续呼吁立即释放张展,但中国政府仍无视此问题的急迫性。尽管《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了言论与新闻自由权,但中国政府对记者及所有敢于揭露其滥权行为的人士,打压力度却日益加剧。这次对张展的起诉,正是当局用来恐吓其他潜在批评者、维护政府宣传机器的一种手段。 对张展的任意拘留,是对中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保障监狱人道条件的公然嘲弄。张展并未犯下任何国际公认的罪行,却仅因报道事实、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严厉惩罚。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 •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停止一切针对她的骚扰与迫害; •保障张展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并确保其获得充分、独立的医疗照护; •允许张展不受限制地会见家属及其自行选择的律师; •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已逾期五年的国家报告,包括详细说明秘密拘留及“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相关情况,并提供具体立法举措与数据,说明对前次委员会建议的落实情况; •立即终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包括骚扰、任意拘留、强迫失踪,以及对记者、作家和人权捍卫者的任意拘留。 我们同时呼吁联合国机构及官员,包括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以及所有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国政府: •加强对中国及来自中国的记者、作家与人权捍卫者的支持; •积极倡导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记者、作家与人权捍卫者,包括在高级别会议中公开点名呼吁释放具体人士; •在与中国政府进行国际执法互动与法治合作时,明确要求中方撤销所有针对和平行使或倡导人权(包括新闻自由与知情权)人士的错误羁押、指控和判决,以此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 联署名单: 第十九条(ARTICLE 19) 公民权利同盟(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台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柬埔寨记者联盟协会(Cambodian Journalists Alliance Association)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 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中国异议网络(China Dissent Network)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女性记者联盟(Coalition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 挪威西藏委员会 对话中国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台湾办事处) 中国人权 人道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 (下接)
1个月前
429对话的背景 ◇学生方面 427大游行之后,北京各个高校新增的大字报,有很多是要求政府与学生展开对话。 清华大学贴出署名“清华人”的题为《对话11条》的大字报,提醒学生把重点转向研究对话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对话内容的建议,主要是: 1. 关于贪官污吏和官倒问题 2. 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问题 3. 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问题 4. 学生运动性质问题 5. 公正评价胡耀邦问题 ...... 北京大学贴出无署名的《对话基础的七条建议》的大字报: 1. 必须公开承认学生自治会为合法学生组织 2. 必须澄清「4.20」新华门事实真相 3. 必须公开全面报导「4.22」天安门广场请愿活动 4. 必须彻底否定「4.26」《人民日报》社论 5. 必须公开全面地报导「4.27」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全过程以及目的 6. 对话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以及人数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 7. 对话必须公开进行,允许中外记者采访报导 (以上摘自官方出版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53页和56页) ◇朝廷方面 在427大游行之前,学生们已经进行过多次请愿并希望跟朝廷高层展开直接对话,但是朝廷高层一直不予理睬。之后,更是在《四二六社论》中,污蔑学运为动乱。    为啥到了4月29日,朝廷的态度突然转变,主动邀请学生进行公开对话?    这其中的奥妙在于:    426社论非常不得人心,因此激发出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俺在前一篇帖子介绍过,“427大游行”不光人数众多、规模空前,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连朝廷喉舌《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也参与游行)。面对这种局面,朝廷高层的某些改革派也指责426社论是激化矛盾,不合时宜。    凡此种种,都给临时监国的李鹏造成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才授意他的亲信袁木、何东昌去跟学生对话。    另外,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的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还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 ★官方的准备工作 既然是朝廷高层主动提出对话,官方自然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下面俺介绍一下官方为这次对话所做的种种准备。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看出某些企图。 ◇对话的官方代表 在朝廷的安排下,如下几人粉墨登场: 袁木(国务院发言人) 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 袁立本(北京市政府秘书长) 陆宇澄(北京副市长) ◇对话的学生代表 这次对话,由官方的“全国学联”出面,共邀请了45名学生代表,分别来自北京的16所高校。这45人中,除了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4人,其它学生代表都来自于官方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据说某些学校的对话代表还是由校领导亲自挑选的“可靠”人选。    这样一个学生代表的名单,显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此次对话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 ◇对话的时间 对话的时间确定为4月29日下午2点30分。    但是朝廷很狡猾,一直到4月29日中午才通知相关的学生代表。这就使得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对话的时间安排是又一个受争议的因素。 ◇对话的地点 对话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官方挑选的地点是“全国学联的会议室”。为啥要选在朝廷的办公地点捏?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阻扰非官方的媒体入内。    据香港记者蔡淑芳在《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中提到: 在召開會議之前,香港記者繼續向學聯爭取進入會場,到正式開會時,國內的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記者,均獲准進場採訪,香港及台灣的記者則被拒諸門外,香港兩份親中報紙的記者亦不例外。 記者在學聯大樓門前進行交涉,負責人只解釋因為事前沒有報名的不能進內,而且會場內已擠滿人,不能安排港、台記者進去,於是記者抗議不公平對待時,該負責人承認,但始終沒給予機會進入採訪。事實上,部份香港記者曾聯絡中共全國記協,但獲得答覆是需要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介紹信」才可採訪。 ◇对话的形式 通常的对话,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都可以畅谈。但是朝廷组织的这次“429对话”,却很另类—— 首先,每个学生代表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而且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发言。 其次,很多代表来自官方的学生会,其中一些人只是提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对话形式,被很多人讥讽为:“唱双簧的对话”、“变相的新闻发布会”。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1个月前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后续影响 ◇各地的声援浪潮 《导报》被上海市委整肃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学潮正在升温。所以这个消息犹如火上浇油,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不光是学生抗议此事,连很多官方传媒(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记者编辑都上街游行,声援钦本立和 《导报》报社(照片如下)。 除了上街游行,新闻界的同仁还以其它方式对《导报》表示声援。《中国青年报》的88名编辑和记者给《导报》报社发了慰问电,电文称: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有75名编辑和记者发了另一份电报慰问钦本立及其同事,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俺个人觉得:《导报》事件可算是六四运动的转折点之一。查封《导报》之前,抗议浪潮仅仅局限在高校;查封《导报》之后,把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激怒了。由于新闻界的影响力,又带动其它行业的知识分子加入抗议队伍。所以一天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才能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 ◇对天朝的长期影响 成为六四运动的转折点之一,只是《导报》事件的短期影响。    更长期的影响是:江泽民因为此事而出名,并在一个多月之后,被8元老相中,成为下一任总书记。如果没有《导报》事件,天朝的总书记将会是另一个人。 ★“导报事件”的尾声 顺便再交代一下后话。 ◇《导报》停刊 到了5月下旬,北京实施戒严,局势已经很严峻。而《导报》编辑部被接管,无法再正常运作。钦本立召集报社骨干开会,大家觉得:与其将来被官方撤换主要人员,盗用《导报》的名义欺骗舆论,还不如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时候,给它划上句号,以保名节。    于是报社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导报》停刊。至此,《导报》成为永远的回忆。 ◇朝廷秋后算账 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后,朝廷开始秋后算账——《导报》的四个记者(张伟国、阮江宁、陈乐波、许小微)被捕。    上海宣传部长陈至立对导报的其他人也不放过,下了个命令,要求所有参与《导报》的人员,今后不得从事新闻出版行业的工作。    钦本立被软禁(隔离审查),1991年4月15日因癌症去世(那天正好是老胡逝世2周年)。临死前写下“导报精神不死”的题字。 ---编程随想:《世界经济导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