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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等人民法院驳周四(11月13日)驳回前中国党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间谍罪”的上诉案,维持去年法院判处的7年监禁。董郁玉的家属批评,法院的决定是“迫害行为”。 董郁玉在2022年于北京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中国警方逮捕。虽然该名日本外交官也被拘留,但数小时后便获释。董郁玉则是自此被拘留,并于2023年4月被指控间谍罪。 其子董一夫向路透社表示,法院在的判决中,并未给出驳回上诉的原因。董郁玉代表律师也指出:“判决不合逻辑,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间谍罪的指控。” 路透社报导,董郁玉的家人在声明中质疑,他在中国会见的许多日本外交官并没有被指控为间谍,也没有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尽管今天的判决在中国的专制司法体系下已成定局,但我们争取正义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我们将寻求一切其他途径,推翻对郁玉的冤案。” 声明称,这项判决威胁到所有与中国公民接触的外国人,也让所有愿意与世界互动、拥有自由思想的中国公民噤声,并故意打压民间交流。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亚洲计划协调员马丽怡(Beh Lih Yi)呼吁北京立刻释放董郁玉,“没有任何一位记者应该因为与外交官交谈就被囚禁......是时候结束这种不公正了” 中国政府此前曾表示,董郁玉的间谍案完全依照法律进行;美国也曾批评判决不公正,呼吁北京立刻无条件释放董郁玉。 董郁玉是谁?早前相关报导请看
胡平: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 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 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 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2010年6月10日
高瑜再次获奖:真理的火炬在黑暗中永不熄灭 作者:新高地 在中国新闻界,高瑜女士如同一座孤傲的灯塔,照亮了无数被谎言遮蔽的真相。2025年11月14日,独立中文笔会与国际笔会联合在伦敦颁发“自由写作奖”给她,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对她屡遭拘押却坚持独立报道精神的肯定, 更是她80高龄仍以微弱声音传递真相的见证。 高瑜生于1944年重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1980年代,她在中新建社担任记者,采访文化名流与政治人物,开辟时政分析专栏。1988年调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积极报道北京民主运动,其采写的“严温对话”被当局视为“动乱纲领”,导致该报查封,她本人于1989年六四前夕被捕,关押15个月。1993年,她因在香港《镜报》发表评论,再次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2014年,她泄露中共“九号文件”给境外媒体,又被判7年(后减为5年),保外就医后仍受严密监控。 这些磨难换来国际殊荣:1995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新闻勇气奖”(两次)和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2000年“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如今“自由写作奖”再度加冕,证明她的笔锋不曾钝化。 面对加拿大某黄姓“高知”对高瑜获奖的恶毒攻击——指责她“无伦理常识”“不懂民主”——这不过是极左思维的镜像:身在自由之地,却复制专制语言暴力,标签化异见,行思想绞杀之实。民主的核心是多元与尊重,高瑜用牢狱之苦换来的真相,正是对暴政最锋利的反抗。而那些寄生民主红利却拥抱独裁逻辑者,才是真正可悲的“圈养”产物。 高瑜代表新闻人的最后良知:在断网、禁言、酷刑中,她蹭网发推,守护“真相是新闻人存在的理由”。在一个谎言横行的时代,坚持真实,即是最高道德。恭喜高瑜,这奖属于所有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中国人!
在中共暴政下,新闻从业者何止百万,但几十年来始终坚守新闻人的良知,挖掘真相、撕开黑幕、揭露谎言,冒着极大风险用生命守护真相的,几乎只剩高瑜一人。 她不是中共体制内奖章上的“优秀记者”,而是监狱铁窗后的新闻自由象征;她不是中共宣传机器中的螺丝钉,而是以孤身对抗国家谎言的记录者。 因此,高瑜赢得了众多的国际新闻领域的荣誉: 高瑜获得了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新闻勇气奖”高瑜两次获得这个奖。 高瑜获得了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International Newspaper Society / Association)“自由金笔奖”(Freedom Pen / Golden Pen of Freedom) 高瑜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新闻自由奖” 她还获得了“全球 20 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 我即将启程前往伦敦,11月14日,独立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联合举办颁奖典礼,其中就包括将“自由写作奖”颁发给高瑜,以表彰她在屡遭拘押后仍坚持独立报道的精神。 高瑜用被封禁的笔、被切断的网络、被囚禁的身体,向世界证明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真相,是新闻人存在的理由;良知,是记者最后的疆界。 高瑜她代表了一种罕见的新闻职业伦理与历史责任感。她敢在最黑暗的时刻说出真相——这一点,本身就是对中共暴政最大的反抗。她是中国新闻史上屈指可数、真正以生命承担“第四权”职责的人。 在一个充斥谎言的时代,坚持真实,本身就是道德的最高形式。 这位住在加拿大的黄姓华人显示了寄居在民主社会的有着极大优越感的极左“高知”的荒谬与危险。 这类人口头大谈“民主”,实质在以政治正确之庞大的政治势力行思想独裁之实。 他的逻辑是:不按他认同的方式理解民主,就是“愚蠢”;不按他喜好的对象表达立场,就是“不懂伦理”;用贴“川粉”“右派”“反智”等标签,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格绞杀。 这种思维,与他口中痛恨的“中共批斗文化”,恰恰是同性质的不同时期的表现。他们看似在加拿大谈民主,实则仍活在中共的思想圈养之栏中。 民主的核心和言论自由的真谛恰恰不是一体化,而是每个人都有自由地追求真理,追寻真相,发表言论的权利。 一个真正理解民主的人,知道尊重不同的政治选择、思想路径与道德判断。对他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进行侮辱、蔑视、贬低、标签化。 高瑜经历了长期的牢狱和酷刑,仍在经历暴政每分每秒的直接威胁。她的经历一再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做为新闻人的智慧、敏锐、洞察力、分辨力,以及勇气和良知……高压之下,断网断电销号禁锢之中,她仍在用微弱的声音传递真相。 而这位黄姓“高知”,身在自由之地,却在复制极权的语言暴力。一个拥戴完了中共统治暴力之美的“高知”,占尽了民主国家与中共苟且的红利之后,现在口口声声教训高瑜女士“没有做人的基本伦理常识”、“不理解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多读点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 真是他娘的没有天理了。 #高瑜
《蘋果日報》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幼子黎崇恩再次呼籲,英國政府應聯同盟友作為實則行動,盡快爭取釋放黎智英。 黎崇恩周一(15日)將聯同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領袖、英國御用大律師加拉格爾(Caoilfhionn Gallagher)及無國界記者(RSF),在英國首相府唐寧街 10 號外召開記者會,要求緊急會見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 他指出,既然英國政府的立場是黎不應被監禁、不應被捕,亦應被即時釋放,那政府應該有所行動。他更希望盡快緊急會見施紀賢講述父親情況,但不明白為何首相府的回覆並非由施紀賢本人發出,亦未曾在內閣換人後見到政府有任何表示。 黎崇恩亦感激美國總統特朗普縱然「每日有好多事做,但將我爸爸放在心上」。 美國眾議院「對中國共產黨特設委員會」(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共同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上周四(11日)提出 FREEDOM for Gao Zhisheng Act,以爭取更多外交途徑改善中國及香港政治犯的處境。 「審訊已完結,所有證據都指爸爸沒有做任何壞事,不然他不會留在香港保護(蘋果日報)同事。我想盡快見到首相,令英國盡快施加行動。」 至於健康上,黎崇恩稱父親未有大轉變,重申他已被單獨囚禁近五年,年近 80 歲而身在最高設防的赤柱監獄中,大暑天氣下必然影響他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