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Weidao
2周前
被阉割的记忆,活着的证词 在一个被审查制度深植人心的国度,记忆成了一种危险物品。它不再属于人民的集体经验,而被统治者剪裁、删改、包装,最终作为“统一叙事”的一部分强行输入下一代的大脑之中。而那些试图保存真实、说出亲历者故事的人,往往沦为“敌对势力”“境外势力的同谋”,甚至是“国家的叛徒”。 然而,真相终究不会死去,它藏在被火焚烧的书页残灰中,也刻在那些拒绝遗忘者的心底。它没有高声喧哗,却如野火般潜伏燃烧,随时准备唤醒世人的良知与勇气。 一、从“六四”到“白纸运动”:历史的删减术 “六四”——这个曾在1989年震撼世界的血腥清晨,如今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与教材中已被彻底清除。年轻一代甚至不再知道这段历史,顶多是听说过“某年某月的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事”。 再到2022年爆发的“白纸运动”,那一夜无数年轻人手举白纸站上街头,成为21世纪中国最勇敢的一次抗议。他们没有口号,因为说出实话就犯法。他们手中的白纸,就是对“被阉割记忆”的最强控诉。 但最终的结果,却仍如既往:抓捕、封号、沉寂。这些人就像“记忆的快照”,短暂地照亮了真相的局部,却很快被国家机器封存。 二、境外敌对势力?不,是活着的证词 中共习惯性地将一切质疑声音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仿佛这个庞大的国家会因几篇推文、几个海外频道而颠覆。然而真相恰恰相反:不是“敌对势力太多”,而是“良知未死的人还在”。 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蔡霞、长平、许成钢、吴国光等人,就是这些“活着的证词”。他们来自体制内部,曾经深信理想,最终因真理与自由而被流放。他们所写下的一篇篇文章,就是这个时代的“反伪史文献”。 蔡霞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失败的党》和《习近平的弱点》,揭露了中共统治结构内在的崩坏与极权逻辑;许成钢在《制度基因》中揭示中共极权制度如何由其“基因”决定改革的极限;长平则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中不断呐喊——记住“六四”,记住西藏、香港、新疆的哭声;吴国光更提出“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为后极权中国提供思想路线图。 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对遗忘的抵抗,对真相的守望。 三、技术繁荣与道德塌陷并存的中国 2025年的中国,看似科技繁荣,AI、航天、芯片纷纷被吹捧为“国之重器”,但底层现实却是人心荒芜、道德失衡。 年轻人“摆烂躺平”,老年人靠捡垃圾活着,城市的高楼与乡村的破败形成强烈反差。而更可怕的是,制度正通过高考、宣传、算法等一整套“记忆阉割系统”,系统性地改造下一代的认知——剥夺他们追问的能力、质疑的权利与同情的本能。 他们被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却从未被允许了解“没有六四的中国是否更自由”,也不知道“民族复兴”的代价是香港自由的消亡,是新疆人被集中营关押,是新闻人的失踪,是法律人被囚禁。 四、记忆的反抗者,就是未来的奠基者 历史的记忆是抵抗极权的第一道防线。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警告的:“对自由的放弃,往往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因为短视与恐惧。” 而中共正是以“稳定”“发展”为名,把一个民族引向奴役之路。 面对这种“选择性记忆”的政权,我们所能做的,是坚持记录、保存与讲述。“言说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如作家余茂春所言:“当记忆被国家定义,沉默本身就成了共谋。” 无论你是在中国境内忍辱负重、在海外流亡中呼喊,或在沉默中记录、在暗中转发,只要你不愿顺从谎言,不愿遗忘历史,你就是“活着的证词”。 五、结语:愿我们不因恐惧而沉默,不因沉默而遗忘 一位流亡者曾说:“中共最怕的,不是政变,不是武装,不是经济崩溃,而是有人还记得真相,还愿意说出来。” 愿这句话,在这个被记忆阉割的时代,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暗号与信仰。
感谢傅国涌、樊百华等合作写成了这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份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1年12月)。这本评传勾画出当代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群体形象,概括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脉络,它本身就是对自由中国的一项贡献。 “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发生大分化。在“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爲稻粱谋”的低迷气氛中,一批自由知识份子不甘屈服,挺身而出,勇敢地扛起自由主义大旗,书写下九十年代最光辉的篇章。固然,在表面上衆声喧哗的当今中国,他们的声音并不是最响亮的,但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外人、后人将怎样看待中国的知识界,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正象书名揭示的那样,他们是知识界的脊梁,是中国的脊梁。 《脊梁》一书收有三十篇文章,介绍了现今活跃于大陆知识界的老中青三代自由知识份子共四十余人,其中有胡绩伟、吴祖光、许良英、李慎之、林牧、何家栋、吴敬琏、茅于轼、鲍彤、钱理群、徐友渔、萧雪慧、林贤治、秦晖、何清涟、朱学勤、谢泳、崔卫平、江棋生、刘军甯、胡石根、余世存、余杰、江绪林、摩罗、李永刚等。虽然免不了有遗珠之憾,但毕竟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画面。如果你想概略地了解今日中国知识界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脊梁》是一本很好的向导。 《脊梁》的写法很别致,几位作者采取笔谈的形式,各抒己见,你一段,我一段,讲这些知识份子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还讲到彼此交往的感性印象,有敍述有评论,角度富于变化,文字活泼流畅,从中不但能对被评介的人物获得多方面的了解,也能呈现出作者不同的个性。事实上,《脊梁》一书的几位作者(除开傅国涌、樊百华外,还有王天成、汤致平、狄沙、杨海、刘军和刘鹤守)本身就属于评传所描写的自由知识份子群体。因此,由他们来写这样一本书就带有如数家珍的亲切和实在。 著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爲《脊梁》一书写序。他强调,自由这一名词虽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自由作爲人的精神要求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余英时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老左派和新左派,指出两者殊途同归,都是服务于共产党一党专政。林牧则在自己写的序里讲到了老中青三代自由知识份子的特点,指出,老一代自由知识份子具有坚毅的人格力量,不过在思想转机的同时还有必要进一步知识更新;中青年一代自由知识份子正处于思想、学术和能力的鼎盛时期,其中,偏重理论的需要加强实践,偏重行动的需要加强学术功底。 《脊梁》一书评介的四十几位大陆自由知识份子,如作者所说,“限于生活在中国大陆,在知识界活跃著,并对重大问题发言的自由知识份子”。那些在八十年代非常活跃而在六四之后相对沈寂的自由知识份子,那些流亡海外的自由知识份子没有包括在内。从著述的角度看,这种限定自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不过,倘若作者能进一步对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承继关系以及国内与海外的互动关系也加以适当的论述,那就更好了。 2002年3月30日
简中圈,很多中国反共团体、个人、一些民运大佬,都基本不转发有关维吾尔人,有关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新闻。 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一个既有趣,又有点令人失望的现象。每年的“八九六四”纪念日先后,世界各国的维吾尔人组织团体,有影响力个人,都会以组织名义发表文章,以个人名义发纪念文、发纪念贴,以及以维吾尔组织名义参与6.4幸存者和当年学生领袖组织的各类纪念活动。 但是,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有几个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团体,和6.4幸存者、当年的学生领袖(除了维吾尔人吾尔开希,以及极个别如胡平、腾彪等几位之外),在维吾尔人的任何纪念日,或就“维吾尔种族灭绝”发表过支持性的文章,也几乎没有人在社交媒体发贴表达过对维吾尔人的支持。 甚至连在社交媒体转发有关维吾尔人新闻,这样一件举手之劳小事,他们都不会做。 反之,有不少中国民运团体、民运大佬,6.4幸存者和个别当年学生领袖,在大一统情节驱使下,不仅在暗中支持污蔑维吾尔人的道听途说,还传播那些无处出、无根据的网络编造谎言,与中华帝国外交部发言人遥相呼应,转移话题,稀释或否认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不仅凸显他们心胸之狭窄,认识之肤浅,同时也揭示出他们根深蒂固的排外皇汉本质。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现象,反过来映衬了维吾尔人宽广胸怀,符合时代的宽容待人和包容心态,以及维吾尔人对普世价值、人权、民主、自由、博爱的理解已和文明世界同步! 我以为,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中华帝国统治集团在其御用文人配合下,对其统治下民众长期洗脑的结果。其次,是他们对普世价值、人权等的理解有问题,或者是理解偏狭。最后,是因为一些汉人的自私、短视使其无法理解:“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公。”之直接含义;也未能深刻理解汉文化俗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深刻含义。
昨收到曹旭云太太萌萌来信,得知曹旭云病故,十分意外,十分哀痛。请萌萌节哀顺变。附上一篇书评,谨表悼念。胡平 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RFA首发。2023年5月23日。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朱韵和
2个月前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 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 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 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