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昨收到曹旭云太太萌萌来信,得知曹旭云病故,十分意外,十分哀痛。请萌萌节哀顺变。附上一篇书评,谨表悼念。胡平 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RFA首发。2023年5月23日。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3周前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 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 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 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
3周前
昨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的六四36周年纪念晚会非常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华人民主书院等主办单位,以及华人民主书院的工作人员和志工(志愿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和志工非常辛苦,从中午开始布置活动场地,包括搭建主席台、安放国殇之柱、设置祭祀六四死难者灵台和各团体帐蓬。 晚会开始后不久,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持续到晚会结束。工作人员和志工来回奔波,确认和通知发言者,接送发言者上下主席台。我由于视力欠佳,在上主席台时,有志工特意打开手机电筒,对着主席台的台阶,在下主席台时,有工作人员挽着我的手引导。工作人员和志工虽然打着雨伞或穿着雨衣,但裤子和鞋子还是湿透了。晚会在晚上九点过后结束,人群逐渐散去,但工作人员和志工还要完成现场的清理。 据媒体报道,约三千人参加自由广场六四36周年纪念晚会。2018年我第一次在自由广场参加六四纪念晚会,人数只有百余人。此后人数大为增加,原因之一是流亡台湾的香港人踴跃参加。 昨晚登台发言的有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副主任沈有忠,这是台湾官员第二次在自由广场六四纪念晚会登台发言,第一次是2019年六四30周年的时候,登台发言的是副总统陈建仁和陆委会副主任陈明祺。昨晚登台发言的还有联华电子创办人曹兴诚,在嘉宾休息的帐篷里,我与他促膝长谈。陆委会主任邱垂正也有到场,只是没有登台发言。 今年台湾比较独特的现象是,在六四36周年之际,赖清德总统发表了讲话。民进党发表了声明。国民党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必须正视历史,不能忘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