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

中国在从 1911 年到 2011 年的一个世纪之中充满了改革、叛乱 和革命,尽管在这百年里,统治中国的不同政权,从晚清王朝到民族 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从毛泽东的政治恐怖到后毛时代转行资本主义 之实的共产党政权,全都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谓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统一、社会控制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叛乱与革命的发生,是源于晚清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贫困与停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标准看法,就是在持续鼓吹国家富强之时,强调他们所理解的贫弱中国和因此而来的现代化动因之间的种种联系。 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如今已经成为当今官方观点或主流叙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代替了其它阐释)强调,1949 年之前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饱受经济贫困、阶级 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苦难,国家则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欺辱。 无论在本土中国还是在海外,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当年中国的标准图 景是:从 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于大英帝国,到 1949 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持续处于贫穷、停滞和保守状态。对那些不认为毛有效地解决过贫困问题的人来说,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 1979 年; 尽管毛时代在意识形态上是激进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极权的。 是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孕育了持续不断的叛乱和革命——这种观 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质疑。 本文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并对有关中国革命的物质主义 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提出质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国在 20世纪初期曾经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尽管是不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重新发现这段被遗忘的繁荣为基础,本文重新审视了经济状况与社会 不满及政治抗议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虽然物质落后和经济停滞常 常引发中国民众造反,但在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良好、各种西化改革措 施顺利推行、社会走向现代化之时,政治不满同样会急剧并大规模增 加。本文认为,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一直受困于经济繁荣与社会抗 议之间的张力。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有过三波周期性的由现代化努 力所推动的经济繁荣,但每一波的经济成功都伴生着社会不安的加 剧。因此,本文断言,不仅物质的落后会导致政治不满,而且,经济 增长和现代化——就像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那样——也同样会推动政治不满的高涨。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繁荣带来抗议:经济成功与政治不满的周期性困境)(2009/10)
端:过去三十年中国威权体制维持不坠,中国没有跟着世界的民 主浪潮共振,这是为什么?您在英文作品《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 义全球胜利之后的政治经济学》(2017)中提到,中国高效的威权体 制,提供了一个比民主制更有利于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所需要的环境? 吴:我这本书讲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涉及中国的内容很少,但确实是试图理解 1990 年代以来,世界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全球化席 卷全球以来产生的权力关系变化。 简单地讲,一个是从制度框架上,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政治经济权力框架,再一个就是分析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资本运作、劳动和消费)的新特点,最后归结到这三个方面对民主都是不利的,都削弱了民主化进程。 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有效统治的权威主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用全球化在刚才讲的制度架构上及资本主义上的特点,加强了它的一些能力,形成了一个“反向依赖”。“反向依赖”是什么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曾有一个依赖学派(Dependency School),用拉丁美洲的经验来研究说,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依赖西方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我想说的是,全球化以来形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依赖关系,全球资本要依赖有效权威主义国家来赢得超额利润,而民主国家要依赖全球资本来提高经济绩效。 这个理解起来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传统。比如我说,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制度变化,就是“资本主义”成为全球性的,而“民主” 还在民族国家内部。你不可能要求拿美国的民主来要求其他国家的人,但是美国资本已经活动在全球范围了。所以,这里一个假设的前提是,“民主”和“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实际上关系是复杂的。我的努力是进一步观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二者发生的新变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八九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2019/5)
海外爆料
1个月前
🔥 诞生全新中国时!习亡命或下台 中共内部大裂变! 近日,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谈到了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如何进行转型的问题。他设想的最好前景是,民变引起整个共产党政权内部裂变,软著陆转型到共产党之后。 台湾华视推出的“三国演义”节目,是由国际政经专家汪浩主持,以及来宾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共同讨论的政论谈话节目。 吴国光在节目分析,如果发生习近平死亡,或者习近平下台,民变应声而起,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窗口期,推动中国走向共产党之后。 他指出,成功的可能性就在于挑动中共体制内部,使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裂变。 “当有相当多的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民意浩大,那么这部分人就跳船到你这里来了。 不管他是投机家,野心家也好,这都没关系。 只要站到民众这一边来,那么就可以推动政权软著陆转型。 ”吴国光认为,如果硬著陆,不仅代价很大,可能性也非常小。 因为中共政权垄断了国家机器和巨大的财富,作为民间力量,要正面与之抗衡,是不可能成功的。 吴国光提起,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变当中,也有一个软著陆的窗口期,但当局以军事镇压灭绝了这个可能性。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活动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对学生进行镇压。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已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吴国光说,当时有很多体制内人士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要求正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来主持会议。 1989年5月21日,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 信中写道:“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 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委托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人,请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签名,当时共有57位委员联署。 吴国光表示,如果当时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来宣布李鹏的戒严令是非法的。 当时中国就有机会可以软著陆转型,就可以把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推向一个决定性的进步。 “邓小平调动这么多军队到北京来,不是完全为了对付学生,更多的是要防备共产党体系内部,从全国人大常委,从总书记赵紫阳到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到上街游行的各个机关的干部。”吴国光预想,如果明天习近平死了,中国的老百姓上街放鞭炮、喝酒庆祝,这时候新的共产党政权,是镇压还是不镇压? “如果镇压,没有人相信你还会是一个改革者”,那么无论国际力量还是国内力量都会进一步往前推动,“我们不要再受他的骗,要进一步搞政治上的变动。”吴国光说。 吴国光同时也强调,如果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异议力量,那些希望改变现行的游戏规则,希望争取权益的人,不愿意去采取行动,没有去撬动这个体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之窗,那当然也无法实现软著陆转型。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 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吴国光指出,他所描绘的这个前景,是一个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结果。 “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每个人说的话都有可能影响它变动,造成的结果就可能都不一样。 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来源:人民报 作者: 李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