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1个月前
★家族腐败的一面 再来看看他的家族是如何搞腐败,利用经济改革大发横财的。 ◇大儿子邓朴方 这家伙应该是老邓子女中,名气最大的。此人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迫害,导致半身瘫痪。因此,凡是跟残疾人沾边的头衔,都少不了他。邓朴方长期担任的职务有: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85年至06年,当了 21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06年当到现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88年至08年,当了20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08年当到现在) 除了上述和残疾人有关的职务,邓朴方目前还是第11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小小的邓朴方,何德何能?还不是因为他老爹,才捞到这么多职务。    邓朴方不光涉足官场,还涉足商场。他在1984年年底成立康华公司,由残联基金会注资600万(84年的600万抵得上现在几个亿),搞外贸,财政部给予免税待遇。85年的利润997万,86年利润1756万,87年利润2200万(请注意,这些都是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小康华”。小康华赚了这么多钱,有多少进了邓朴方的腰包,外人估计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但是,邓朴方对此居然还不满足。在87年,由李鹏特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由国家注资1.2亿,享受免税待遇。成立1年后,就有2级子公司五六十个,三级子公司上百个。大康华的触手,延伸到每一个赚钱的领域。到“六四事件”之前,大康华已经是五大官倒(利用官方权力进行倒买倒卖)公司之首。 ◇小儿子邓质方 大儿子贪了这么多钱,小儿子自然也不甘寂寞。此人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去美国拿了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就被任命为中信集团下属中信兴业公司的总工程师,不久即兼任总经理。老邓南巡后,他又执掌四方地产公司,在几个沿海大城市大发土地财。    另外,邓质方还伙同周北方(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和李嘉诚,收购了香港某上市公司,改名为“首长四方”(“首”指首钢,“长”指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邓质方成为该公司董事长兼最大股东。 ◇大女儿邓林 邓林号称是画家,她的美术水平到底如何,俺是艺术门外汉,不好评价。不过捏,在90年代初,她到香港搞画展,每幅画可以卖到五六百万。各位同学请注意,千万别以为是艺术界的行家看好她的画作。那些买她画的人,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变相行贿,以巴结邓氏家族。    邓林的老公叫吴建常,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协会会长。看到这两个头衔,就应该明白,此人是有色金属领域的老大,人称“有色大王”。另外,他还担任中国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等职务。除了上述官方头衔,此人还拥有香港多家上市公司,据说手头有上百亿资金。 ◇二女儿邓楠 邓楠在老邓所有子女中,是最低调的。虽说低调,却也做到科技部副部长,算是副部级干部了。 ◇小女儿邓榕 邓榕本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她还拥有自己的地产公司。不过这些都不是她的重点,她的重点是她老公贺平。    贺平是老红军贺彪少将的儿子。贺平本人也混到了少将,并且官至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他跟王军(八元老之一王震的儿子)一起经营了中国保利集团,贺平是公司总经理。保利集团当年在天朝商界也是赫赫有名,最牛X的是经营军火生意,另外还兼营地产。香港人戏称“保利集团”是“暴利集团”。 看完老邓子女发达的事迹,大伙儿再回味一下老邓的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顺便说一下:    在80年代的朝廷高官中,高官子女闷声发大财的,绝对不止老邓一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俺整理的《太子的关系网络》,里面汇总了党国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权贵家族。 ---编程随想:太上皇邓小平的阴暗面
1个月前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 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 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 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 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 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 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 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 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 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 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 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 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 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 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 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1984年访美,赵紫阳(右一)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1个月前
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 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 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 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 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 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 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 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 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 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 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 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 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赵紫阳(左)与宗凤鸣在北京。 Courtesy of Shaojie Shan
2个月前
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教导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私有制滴! 既然要彻底实现共产主义,当然也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在这件事上,波尔布特再次发扬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出台了如下几个牛B措施。 取消私有财产 因为没了私有财产,一夜之间,所有人的贫富差距彻底拉平(看到这一段,咱们天朝的 毛粉们是不是很 High啊?) 取消货币 没了私有财产,那货币也成了多余的,一并取消。而且柬共做得很绝——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一经发现,就地处决。 取消商品 没有了货币,自然也不存在商品。相应的,商店自然也不存在了。整个柬埔寨只在金边保留一家友谊商店,给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买东西。 通过上述措施,柬共成为唯一一个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政权。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看到这里,有些网友会问:没有商品和货币如何解决衣食住行问题? 是这样滴:柬共在社会基层建立公社(基本效仿天朝的人民公社)。若干个家庭组成一个公社。公社里有集体食堂,有集体宿舍。基本的生活必须品(比如衣服)全由公社统一发放(还记得天朝的凭票供应年代吗?) 说到集体宿舍,再顺便说一下:集体宿舍分男女,夫妻也只能分开住,每周只能见面一次;儿童也住集体宿舍(不跟父母住),由组织上统一抚养,便于党对儿童进行洗脑(是不是想起了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情节?) ---最“纯正”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简史 作者:编程随想
什么加税导致社会巨变,揭竿而起……都不说三千年饿殍遍野,易子而食,只要给口吃的就感谢皇恩浩荡。就说本朝,借口苏修卡我们脖子,几亿人啃了三年树皮,民兵端着枪守在村口,偷摸逃出去的都算勇士。 也不说98年总理大手一挥,一句“改革”,六千万工人下岗,基本盘稳得很。就像电影《钢的琴》里那群东北下岗工人,有的沦落街头,有的拉起乐队在婚礼火葬场做红白喜事,有的靠倒卖废弃钢材被抓,有的当小偷撬门溜锁,还有卖猪肉的,有去当小姐的……但人们按着中央的话语,说这叫“解放思想”。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是1999年春晚黄宏的小品,你现在觉得反人性,那时台下一片掌声,民间也很亢奋,忽然觉得自己有了力量。人们很容易站在国家立场把自己当炮灰,人民爱党爱国,所以操心什么加税,川普还能比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更狠吗,生活还能比毛主席时代更糟吗。不就是农产品啊牛肉啊芯片贵些,股票跌些,本来就生存艰难的工厂关的多些,大街上发呆眼神迷茫的人多些,跳楼的年轻人密集些,河里总能捞出不明来历的浮尸……但十五亿人民,会迅速稀释掉这些人和事。比例极小,信心极大,我们祖祖辈辈在从人到猪的生活转换适应力上,一直为世间翘楚。 民心所向,正好武统。 这正是想要的。没有一个帝王会关心你的生活质量,他只关心权力和帝国版图是否稳当。 而这莫名其妙又会和人民的想法高度契合,几千年来如此。所以聊一会儿就会散的,一定散的,只是会在明年春晚以另一种高度正能量的形式展现。 您保重。
2个月前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 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杨继绳:秘密南巡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2个月前
超越《新阶级》的邓式改革恶果 如此荒淫无度的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遍地饿殍民怨沸腾。邓小平上台后不得不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 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但邓式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江山,并以〝让一部份先富起来〞的名目,维护新阶级和他们的子女的利益。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 果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当经济建设需要用地时,地方官僚为了牟利强行出卖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农民遭受新一轮的压榨。而国有企业则用〝股份制改革〞的形式,把大量国企转移到新阶级手里,成了新阶级及他们子女经营的私产。 尽管吉拉斯说过,掌握国家一切资源的新阶级必然照顾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种特权,各种寄生作用和腐化不可避免,〝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但中国新阶级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幌子,通过〝私营化〞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更新〞了吉拉斯关于新阶级的定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喻智官:中南海至今不敢解禁的一本书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
3个月前
美银指出,过去美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不可持续的政府支持和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政府正尝试将美国经济增长从低效、靠债务驱动的政府增长模式,转向高效、自筹资金的私营部门增长模式。美银认为,这是一个艰难但必要的过程。 为了“排毒”,美国经济正处于痛苦但必要的转型期:从过度依赖政府支出转向更具生产力的私营部门增长。美银在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了美国的改革动因:美国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85%的就业增长来自政府,政府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以及创纪录的6-7%预算赤字(不包括危机和战争时期)。 美银研究投资委员会负责人Jared Woodard在最新报告中揭露了过去几年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真相: “美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不可持续的政府支持和保护主义政策。而特朗普在尝试将美国经济增长从低效、靠债务驱动的政府增长模式,转向高效、自筹资金的私营部门增长模式时,正面临着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政府主导型增长向私营部门的痛苦转型:美银数据显示,一年前,美国85%的就业市场增长来自政府以及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医疗和教育。虽然这一数字现在已下降到70%,但仍处于不健康的高水平。 更令人担忧的是,2024年政府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创下了除战争或危机时期外的历史新高。这种增长是由6-7%的预算赤字支撑的,这在和平时期是异常危险的。 美银的分析认为,将美国经济从政府主导转向私营部门将是一个艰难但必要的过程:“从大政府到自由市场的全球交接可能会充满风险,但考虑到庞大的赤字和债务负担,这种过渡似乎不可避免。” 而且,这种转变并非美国独有。根据美银报告,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的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在日本,加速的企业改革(回购和资本支出)正在释放206万亿日元(占GDP的33%)来支持今年春季的股市反弹。 在德国,默茨总理准备放开债务刹车,为1万亿欧元的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 在阿根廷,价值GDP 5%的财政削减已经平衡了预算,使通胀下降25个百分点,并推动股市上涨 痛苦但必要:市场经济重启的长期收益。 美银承认,私营部门就业增长加速、政府工作人员重新安置、企业利润广泛增长以及全球贸易找到新平衡可能需要时间,效果不会在一夜之间显现。这也与特朗普经济团队成员Howard Lutnick的观点一致,后者表示美国人可能要到2025年第四季度才能感受到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力量。 尽管短期内会有阵痛,但美银的结论仍然偏向乐观。分析师表示:“市场的经济重启可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大于风险,而维持以债务融资、低迷且狭窄的经济增长现状的风险则相当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