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3周前
当一个社会开始普遍歌颂苦难,他就已经完成了对奴性的合法化。这类话语看似在赞美个体的任性与深度,实则以温情脉脉的口吻驯化了反抗的可能。他宣称真正的思想来自人类真正的灵魂,必须经过痛苦的打磨。苦难于是被赋予神圣性,他不再是外力的压迫,而是内在德行的塑行工具。 人们开始把苦难当做通向觉悟的通道,把屈辱当做修行的一部分。苦难不再需要解释,他只需要被感恩与铭记。这种话语的根源是奴性道德,而当这套逻辑达成共时,它带来的后果时,将受难者重新塑造成沉默者与顺从者。人们不再追问为何受苦,而是抢先回答我学到了什么,不再质疑暴力,而是赞美它带来的成长。更深的残酷在于,这种内化的过程甚至会激发对反抗。的敌意,拒绝苦难者被视为幼稚者,质疑苦难者被当成怨妇。 于是,一个赞美受难的社会最终会成为一个维持受难的社会。他以抒情的方式掩盖了事实的残忍。一个人先失去尊严,后被剥夺表达,接下来被丢进权力的铁皮箱,然后这些过程被包装成命运的转折,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苦难就这样被转移成精神财富,被雕刻成叙事的启承转合,被大众所消费,最后被彻底去痛感。人们不再记得苦难如何沉重,只记得他如何动人。在苦难面前,最基本的正义就是闭嘴,不再替别人总结教训,不再在别人的伤口上撒一把盐。所以,不说话是我们唯一还能做的诚实之事。人类宁愿在苦难中追寻意义,也不愿意承认苦难毫无意义。
1个月前
说说重农抑商这个事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重农抑商」应该是儒家文化的要义,其实并不。它是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提出来的,很显然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只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外衣,穿在了法家的内核的外面,所以它会被认为是儒家所推崇的。 这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宪政的推崇,舆论圈对商鞅以及它的变法思想的批判也蔚然成风。但你若回来那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史会发现,各国都在变法,商鞅没去时的秦国,可以说是国力最弱的,再不变法就会被周边已经变过法的强国吃掉,变法势在必行。于是,商鞅来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变法成功了。 为什么商鞅的变法是最成功的,因为周边其他国家已经陆续推行了变法,但因为贵族的强烈反对,只能在某一方面推行,而商鞅作为集大成者,在制度、法律、户籍、文教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做了系统性的变法,所以经过前356和前350年的两次变法之后,秦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 而所有变法,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进行,那便是最大程度的汲取民间的财力物力,实现中央集权,进而在被别人吃掉前先吃掉别人。重农抑商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你知道,战争年代,国家最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源,一个是粮草。有了兵源就可以随时反击对手或对外出兵;有了粮草出兵就有了后勤保障。但粮草需要有人在土地上持续耕种,稳定兵源就需要有人在政府可以管理得到的地方持续生育。但那时候,经商是很赚钱的,而且商人为了获利经常在各国之间流动,很难停下来成为国家的兵源和粮草补给开源。特别是某地,比如咸阳粮食丰收的时候,邯郸正好闹灾荒的时候,就会有人为获利,把咸阳的粮食贩到邯郸为卖。所以商鞅就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为了把尽量多的余粮控制在政府手里,商鞅还推行了粮食换爵位。比起贩卖时各国的重重关卡,直接拿来换取爵位还是划算的。慢慢地,秦国就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直到统一六国。虽然中间也有贵族势力的反复回潮,但有些趋势是很难阻挡的。就像毛泽东在1940年代成为中共的旗帜一样,就算不是商鞅也会有其他人来推行变法,就算不是秦国,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天下,这是当时的趋势,非人力可挡。 有人肯定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就不能各国和平共处?还真不能!要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暴力机器,长期不用就会腐化、被吃掉,所以暴力机器得频繁使用。不是用来攻打别人,就是用来抵御别人的攻击,不会白养的。在当时生产力地下,剩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区别。 加之,到了战国时代,人口已经达到2000多万,土地比人口更稀缺。谁占有了土地,谁就会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就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和权力。这也是整个农耕时代,中华帝国都痴迷土地,崇尚统一天下的内在原因。 所以你看,即使到了后工业化商业逻辑主宰世界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痴迷土地崇尚统一。不然那句「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也不会久久回荡在中国上空。
1个月前
【论剧本荒】 张艺谋所谓“剧本荒”的论调,不过是将病灶归于肌表,而不敢直面潜藏在审查制度深处的意识形态禁忌。编剧不如导演和演员值钱,这固然令人叹息,但若真有剧本灵魂燃烧、真知灼见闪耀,金钱最终也不是最难跨越的鸿沟。根本问题在于——好剧本不是写不出,而是写出来也过不了关。思想受限,题材设限,语言设限,一个民族的叙事能力和创造性在逐层退让中被消解殆尽,文学及文艺作品的锐度及价值,在主动和被动审查中钝化乃至泯灭。 张艺谋先生,这不是剧本荒,而是灵魂荒、思想荒、审美荒,是创造性及创造力的荒芜。有才者如履薄冰,有志者寸步难行,写作者学会了自我阉割、回避矛盾、避免冲突,学会了减剧情张力、去戏剧高潮之后,最终连提问的勇气,也都会被制度压成闭嘴和沉默。所谓“剧本荒”,更像是一次集体性的逃避:明明房间里有头大象——审查本身就是最大的剧本杀手——而国师们却纷纷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是“国师们”的悲哀,更是文化的吊诡。当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不再源自真实经验与自由表达,而是围绕红线跳舞、在禁忌边缘打转,所谓艺术,也不过成了“合规作品”的变体,一种去锋去骨、只求安全的陈词滥调。 最可怕的不是没人写好剧本,而是好剧本永远见不得光。
1个月前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 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 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 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 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 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 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 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 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 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 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 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 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 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 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 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1984年访美,赵紫阳(右一)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