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陳軍
1个月前
转《外交事务》最新专文: 真正的中国模式/北京持久的财富与权力公式 王单(Dan Wang)、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 2025年9/10月号(发表于2025年8月19日) 十年前,北京的规划者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旨在引领未来产业。该计划确定了十个投资重点领域,包括能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和高科技材料。其目标是升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制造能力,减少对进口和外国企业的依赖,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终的目标是把中国转变为科技领导者,并将国有或民营的“国家冠军”企业推向全球。政府以巨额财政支持来推动这一愿景,每年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1%至2%,以直接和间接补贴、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的形式实施。 中国在这些努力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不仅在电动车和清洁能源发电方面领先全球,而且在无人机、工业自动化和其他电子产品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其对稀土磁体的垄断曾迅速迫使美国总统川普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企业正在逐步掌握美国、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更高端技术产品。 然而,中国模式仍有许多质疑者。他们指出,大量资金投入导致浪费与腐败,形成了许多竞争者生产类似产品、却难以盈利的行业。由此引发的通缩使企业不敢扩张用工或提高工资,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速疲弱。曾被认为将超越美国的中国经济,如今陷入放缓,或许永远无法在总量上追上美国。 这些问题并非微不足道,但若因此认为中国的技术动能会因此脱轨,则是严重的错误。北京的产业政策成功之处,不仅在于选中了正确的产业并给予补贴,更在于它打造了支撑科技强国所需的深层基础设施。它建立了一个以强大电力和数字网络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并培养出庞大且具备先进制造知识的劳动力。这是一种“全方位技术战略”。这种模式使中国能比任何国家更快开发并大规模推广新技术。即便面临经济放缓或美国制裁,它也不太可能偏离轨道。 中国的工业与技术实力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永久特征。美国应当与中国竞争,以保持整体技术领导地位,并维持广泛繁荣与国家安全所需的产业。但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目前的做法——出口管制、关税和零散的产业政策——效果有限。仅仅试图拖慢中国是不会奏效的。华盛顿必须专注于建立自身的工业实力体系,通过耐心且长期的投资,不仅在关键产业,还要在能源、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上发力。否则,美国将面临更严重的去工业化,并失去技术领导地位。 走向强大 德国西部群山中的纽博格林赛道因其曲折的21公里赛道而被称为“绿色地狱”,这里是对最坚强的车手和最先进车辆的考验。历来表现最佳的车辆通常来自德国的BMW、保时捷和奔驰,或意大利、日本、韩国等老牌制造商。 然而在2025年6月,这条赛道见证了一个新的电动车速度纪录,而创造纪录的不是这些传统冠军,而是小米——一家以中低价智能手机与电饭煲闻名的中国公司。小米仅在一年前才推出首款汽车,但它却制造出了史上第三快的赛道跑车(不论电动或燃油)。 小米的赛道胜利象征着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迅速崛起。2024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电动车,占全球出口的40%。它垄断了太阳能供应链,制造了全球大部分电池(无论用于电动车还是其他用途)。同时,中国还生产了全球60%的电解槽,用于从水中提取氢,这是生产清洁氢能的最有效方式。 不是仅靠补贴 人们常见的解释是,中国中央政府选定一些产业,给予数千亿美元的补贴、税收减免与低息贷款,并帮助企业窃取或模仿他国技术。这部分确实存在,但并未揭示全貌。中国成功不仅因为补贴某些产业,更因为它投资于“深层基础设施”——支撑创新与高效生产的底层物理系统与人才专业。 其中包括交通系统:中国在30年间建成的国家高速公路网是美国州际高速的两倍,高速铁路总长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有些年份甚至超过所有美国港口的总和。 更关键的是数字网络。起初,西方认为互联网会侵蚀专制政权,因为它打破了信息垄断。然而中国领导层得出相反结论: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将加强政府对舆论与人口流动的监控,并大幅推动工业部门与科技生态。于是中国建立了一个快速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内互联网,同时屏蔽境外内容。这一赌注获得成功: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占得先机,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成为世界级创新者,华为成为全球5G设备领导者。而中国人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中共依然牢牢掌控局面。 电力驱动未来 另一项核心基础设施是电网。过去25年,中国每年新增的发电量相当于整个英国的总供应量,如今中国的年发电量超过美国与欧盟总和。它建设了超高压输电线路和各类储能系统,使高铁和电动车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中国克服了电力作为主要能源的障碍——难以长距离输送、难以储存、难以推动交通。如今,中国正迈向全球第一个以电力为主的经济体。电力占全球能源使用比重约21%,美国22%,而中国已接近30%,仅次于日本,且增速最快。 一
陳軍
1个月前
转彭博社专文:中国由工程师治理,而美国由太多律师治理 在他的新书中,王单(Dan Wang)认为,美国过于擅长制定规则,而更应向北京专注于技术创新的方式学习。 作者:Christopher Beam 2025年8月15日 当王单第一次听到川普总统把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日期称为“解放日”时,这个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最近对我说:“‘解放’并不是一个很美国的词,它更像是一个中国的词。” 王单对此颇有体会。作为一家宏观研究公司的中国分析师,他曾多年钻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从术语中寻找深层含义。 他说,如今他在川普和习近平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对领导人的盲目忠诚、对外国人的妖魔化,以及通过威胁移民和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来制造不安。“美国现在有一种‘没有好处的威权主义’,”他说。而所谓“好处”,在他看来,是指高铁、运转良好的城市、政治与经济的稳定。 在他的新书《Breakneck:中国对未来的工程化追求》中,王单主张,美国若想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但要学到正确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建设。 在书中,他指出,中美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由工程师治理——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全部有工程师背景;而美国由律师治理。中国的优先事项是建设宏大的公共工程,如桥梁、大坝、机场,以及生产玩具、iPhone等产品;美国则擅长制定和执行规则。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律师们曾发挥积极作用,抵制了损害环境、拆毁城市社区并把国家拖入越战的技术官僚政权。但如今,王单认为,规则制定已经走得太远,反而妨碍了美国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 从这一点上看,他的观点与Ezra Klein和Derek Thompson的畅销书《Abundance》不谋而合,该书呼吁美国削减繁文缛节,增加住房与交通供给。但与其说《Breakneck》是政策论著,不如说是对中国工程师主导社会的实地观察:有好的一面(高铁、无人机),也有坏的一面(独生子女政策、“清零”政策),更有丑陋的一面(侵犯人权、建造毫无意义的“欧洲小镇”复制品)。 如果美国要击败中国,王单建议,必须首先理解中国。这意味着放弃华盛顿和硅谷流行的简单叙事。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中国的叙事几乎都一直是错误的。”例如,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只能模仿,不能创新——在抖音、DeepSeek、比亚迪崛起的时代,这种说法已荒谬至极。他同样不认同另一种叙事:即中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注定会超越美国。 他拒绝用“自由派与保守派”、“鹰派与鸽派”这样的标签来分析中国问题,也抗拒现成答案(除了火锅,他曾直言“很糟糕”)。这种独特的方法来自他的经历。在书中——以及我们一次他在巴黎度假时的Zoom对话中——他展现了对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塑造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理解,包括他自己的命运。 离开旧金山 王单今年将满33岁,出生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这里远离权力中心,因此相对自由。他的父亲是软件开发人员,母亲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童年时,他因血液病和肺部问题而被同龄人孤立。 2000年,7岁的王单随父母移居多伦多,两年后又搬到渥太华。他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兴趣广泛:15岁时加入加拿大皇家陆军少年军校,还学习单簧管并梦想成为职业演奏家。他凭奖学金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分校学习哲学。 不过他从未考虑追随父亲的工程师道路,因为数学不好。他在大三时退学,去多伦多的Shopify做市场营销,之后于2015年搬到旧金山湾区,在Flexport从事类似工作。(后来他确实补齐了学位。) 他发现旧金山湾区视野狭窄。“人们说旧金山是世界的中心,但对我来说并不对。”他对那里的交通和饮食都不满意,也对加密货币、虚拟现实和网络平台这些热门技术缺乏兴趣。反而更被中国的“硬核工程”吸引,例如基础设施超级工程、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2016年,他搬到香港,加入经济研究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为投资者解读中国政治和经济。“这家公司并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纯粹的数据集,”他说,而是采取整体视角。他逐渐把中共视为一个“知识谜题”——一个“极其古怪的机构”,认为国家控制与资本主义并非对立。 2017年起,他开始每年写一封年度信,与朋友保持联系。他将旅行随笔、经济分析以及对科幻和歌剧的思考融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包括经济学家泰勒·科恩和科技作家Ben Thompson。科恩在采访中称,王单的“局外人视角”塑造了独特的世界观:既是加拿大人观察美国政治,又是云南人观察北京政策。 2018年,他搬到中国大陆,更近距离地了解体制运行。他如愿以偿。 一
朱韵和
4个月前
“中国模式”: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怪胎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 摆 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镇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必须面对的局面。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一) 作者: 高文谦
Leva
1年前
哈佛大学博士,目前担任麻省理工商学院副院长的黄亚生教授2016年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准确预测了今天的中国: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在最后的结论中说,“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首创,巴西过去采取的经济措施类似于当前的中国模式,现在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在最后的结论中发出警告,中国模式极其危险。 他还预测,印度经济未来将超越中国,印度发展慢一些,但软环境好于中国,例如分配制度和金融改革,卢比可自由兑换。 印度的制度决定了印度不可能采取中国的人口政策和土地政策。 印度与西方的融洽关系,还有充足的劳动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优势 印度的土地私有,决定了印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肯定不如中国快,因此印度的生育率不会快速下降,广大的农村和农业可以能够为城市和工业源源不断提供劳动力,人口的可持续性高于中国。 事实上印度目前是全球粮食出口大国,稻米出口是第二到第五的总和,小麦出口高于乌克兰。 而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危险的水平,因此习不断强调饭碗要端牢,要建设新农村,各地甚至成立了【乡村振兴局】,但是这无济于事,都是表面功夫。由于过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抽干了农村的劳动力,土地滥用,包括房地产、采矿、大基建等占用大量的农地,造成了农村不可逆的衰败。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亦造成长久的打击。 黄亚生的文章-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