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guang Wu /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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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经济增长的偏执一般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合法 性，背景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中国共产党又拒绝引入民主机制来支撑政治合法性。这便引向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国家政权愿意牺牲人类安全、人权等来换取经济成就及可以获取经济成就的国家能力。进一步说，中共的合法性缺失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将国家安全置于人类安全之上。Bryan Mabee 指出，“能够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是国家维持其合法性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颇具“建构性”:这个政权建构了一种排除人类安全的安全概念，因为它无力提供人类安全;既然“安全”无关人类安全，则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就可以被说成是很强的，因为它在国家安全的意义上提供了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鼓励甚至打压 公民在人类安全问题上的参与了。尽管公民社会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介入而在中国浮现，也有证据显示公民行动在比如环保领域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其面临的政治限制依然强大并严酷。 在对外关系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这一领域为中央政府所高度垄断，中国 公民社会与国外的联系可以被国家政权给定为犯罪行为。Bedeski(第 2 章)的论点是有洞见的:“一道鸿沟横亘在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之 间。”用他的话说:“(在中国)，人类安全是如此重要，以至(中国政府)不能相信社会和公民个体，后者可能形成志愿结社而拿走国 家本来宣称属于自己的权力。这里的担心是，在人类安全领域里对非官方力量的释放，会导致对民主或其他形式的自由结社的要求”。 一个相关的要点涉及关于人类安全的知识的扩散。环境活动家Patricia Adams在第7章指出，北美青年学生对于建造水坝的利弊认识，远超一般中国公民，而这主要因为，在中国，对于诸如长江三峡大坝这样的国家进行的能源项目的媒体批评是被禁止的，“相关的公共讨论是一件有着巨大风险的事情”。多样的信息不仅是民主的基础条件， 对人类致力于促进公共安全的行为来说也是必备要素。因为中共决心要竭其全能来保持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人类安全便必定要被牺牲，因为人类安全是与民众和他们的参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所有的人类安全问题都不重视、不了解、不行动的原因所在。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人类安全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崛起为何令世界脆弱？）（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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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在全球因多种不同原因而引起了从不同并相互竞争 的多种视角的关注，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政策圈却很少将中国崛起与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联系起来研究。相关研究在涉及安全议题时，大多仍从传统意义上来理解“安全”的概念，即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取态和强调安全的地缘政治意涵。当然，对诸如气候变化、环境退化、食品安全和疫病防控等这些一般归入“人类安全”的广泛领域里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正在兴起为新的研究议程，并在型塑学术研究和公共舆论对中国及其国际关系的关注焦点。但是，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经常是碎片化、分散化的，未能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也没有在新的“人类安全”范式之内对问题进行剖析。因此，对“人类 安全”这一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极有活力的研究取态，中国研究 鲜有对其概念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尽管中国政府被不少人看作是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快 速而有能力的学习者，但实际上“人类安全”这个概念却迄今从未在任何可能的翻译中被引入中文语境，中国政府甚至从未在其关于国内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对外政策的指引中接受和使用这一概念。（文章写于2009年）那 么，“人类安全”究竟与中国及其外交有无关联?如有，原因何在? 是何关联?进一步讲，如果把“人类安全”的范式应用来研究中国的对外行为，有无可能有益于理解“人类安全”这一概念，也有益于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像本书所考察的那些问题被作为“人类安 全”问题而放到一起来研究时，我们不过是简单地给它们戴上了一个概念的“帽子”呢，还是因此找到一个有用的透镜来探讨一系列复杂 的关联呢?这些关联发生在下列因素之间: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发 展，北京当局对全球化的热情拥抱，上述二者对中国本身及全世界的 意涵，还有中国外交怎样应对这些意涵。 笔者相信，“人类安全”是一个有力的概念工具，可以使我们能够系统并动态地深入探讨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个方面正随着中国崛起而对世界范围的人们提出巨大挑战:这不仅是对既有强国(status quo powers)的挑战，也不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 系的挑战;这些挑战正在扩大为比上述挑战都要大得多，以致对人类 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重大意涵。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对全世界至关 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也不仅仅因为它正经 历从共产主义的转型。所谓“中国效应”，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经济、 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它关乎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能力。虽然中国 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讽刺的是，它也对中国本身和全世界的人类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人类安全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崛起为何令世界脆弱？）（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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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今天主要是向您请教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我们先谈下 中国模式的性质和特点。对于“中国模式”，有些人甚至连这个概念都不认可。黎安友教授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最近的研讨会上说，中国模式只适合中国， 根本没有人去学，所以谈不上是一种普遍性的模式。当然也有人称赞中国模式，包括外国学者。那么，对于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以及大家公认的中国模式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共产党领 导、国家资本主义等，您是什么观点? 吴国光:我也不喜欢用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一定要用的话，那么 我和黎安友教授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其实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么一种“模式”。国际上，1960-1970 年代的台湾、南韩、新加坡，其 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也是政治上没有民主，但经济上实行市场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并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是在维持政治专制的情况下实行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并因为融入全球化而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与其说是中国的独特模式，不如说中国沿袭了其他很多国家过去已经做的事。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看，这种发展也不是今天独有的。我观察， 中国从清末以来大体有三个大的轮回。每次轮回都是开始于全面和深刻的危机，当局不得不实行变革。起初往往各个方面都希望变革， 所以变革比较全面，包括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但是这必然触动掌权者的利益，于是就会发生政治冲突。在当局以强力手段压制冲突、 拒斥政治变革之后，当局实际上还是在实行进一步的经济变革，也会取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功。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国模式的历史比较与跨国比较）（2022/12）
#中国模式 #政治专制 #经济改革 #历史轮回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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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并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另一场革命;尽管本文亦不否认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社会抗议在增加，但政府的应对能力也在同步提高，首要表现为实行镇压的强制能力在提高， 而政府的财政实力也在加强，可以有选择地以此安抚一些抗议者。可以说，无论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镇压社会不满，当今共产党政权都比晚清和国民政府做得更好。所有群体性事件都被成功地限制在地区范围内，没有扩大为全国骚乱。然而，抗议增加的势头并未停止或 减缓，只是社会抗议与政府管控在同步发展，冲突的这样两个方面的 规模与力度齐头并进，尚未有一方能压倒另一方。想要更好地理解上述这种政权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同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同时也是导致社会不满增长的制度原因。 就此而言，改革时代的中国与晚清帝国、国民党的民国走的是同一条路，那就是经济现代化在制造社会不满。当然，历史环境改变了，当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 但根本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化也是把双刃剑，它也在中国加剧了全球 化的财富与地方化的贫困之间的冲突。正如一些资深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既支持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将这个国家拖入了日益严重的内部治理上的欠账。政治不满和社会抗 议的上升，正是这种治理欠账的负面后果的必然产物。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繁荣带来抗议：经济成功与政治不满的周期性困境）（2009/10）
#中国社会抗议 #经济发展与社会不满 #共产党政权管控 #全球化双刃剑 #政治制度与治理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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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从 1911 年到 2011 年的一个世纪之中充满了改革、叛乱 和革命，尽管在这百年里，统治中国的不同政权，从晚清王朝到民族 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从毛泽东的政治恐怖到后毛时代转行资本主义 之实的共产党政权，全都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谓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统一、社会控制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叛乱与革命的发生，是源于晚清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贫困与停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标准看法，就是在持续鼓吹国家富强之时，强调他们所理解的贫弱中国和因此而来的现代化动因之间的种种联系。 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如今已经成为当今官方观点或主流叙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代替了其它阐释)强调，1949 年之前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饱受经济贫困、阶级 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苦难，国家则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欺辱。 无论在本土中国还是在海外，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当年中国的标准图 景是:从 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于大英帝国，到 1949 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持续处于贫穷、停滞和保守状态。对那些不认为毛有效地解决过贫困问题的人来说，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 1979 年; 尽管毛时代在意识形态上是激进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极权的。 是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孕育了持续不断的叛乱和革命——这种观 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质疑。 本文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并对有关中国革命的物质主义 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提出质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国在 20世纪初期曾经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尽管是不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重新发现这段被遗忘的繁荣为基础，本文重新审视了经济状况与社会 不满及政治抗议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虽然物质落后和经济停滞常 常引发中国民众造反，但在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良好、各种西化改革措 施顺利推行、社会走向现代化之时，政治不满同样会急剧并大规模增 加。本文认为，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一直受困于经济繁荣与社会抗 议之间的张力。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有过三波周期性的由现代化努 力所推动的经济繁荣，但每一波的经济成功都伴生着社会不安的加 剧。因此，本文断言，不仅物质的落后会导致政治不满，而且，经济 增长和现代化——就像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那样——也同样会推动政治不满的高涨。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繁荣带来抗议：经济成功与政治不满的周期性困境）（2009/10）
#中国现代化 #经济繁荣与社会抗议 #政治不满 #经济发展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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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1990 年代初，中国还出现过陈寅恪热，推崇“独立之人格、 批判之精神”。 吴:我倒觉得这正是对当时缺少这些东西的一种反省和呼喊。经 过“八九”，人们很明显地经历了从八十年代那种有精神追求、具备 一定独立思考，到“八九”之后总体上丧失了这些特点，成为单纯个人私利的追求者。刚才说，“国家”与“社会”分化是个进步，但放在中国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来看呢，也不能不说有某些退步。怎么退呢?就是退到传统的政治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那种知识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你搞你的专业，你可以通过专业得到各种物质好处、甚至荣誉等等，但你不要批评政府。我这一代人的这种变化很明显。甚至可以说，六四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六四也毁了 77 级、78 级这一代人。 当知识分子与国家有某种合作关系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国家在 主导知识分子;当两者关系紧张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反抗 国家。事实上，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更多地是知识分子占据 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八九之后这三十年，国家采取了以钳制言论为主、同时高价收买的政策，又打又拉，在根本上是与知识分子处于对 立地位的，但大批知识分子却对此采取了臣服的态度。这种态度，即使有参与到国家决策之中的机会，和传统权威主义下读书人通过科举、仕进求荣华富贵似乎更类似一些，说不上什么“思想”。不少人放弃独立、批判思考而甘为权力的奴才，期待的是由此在私人利益上分享所谓盛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八九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2019/5）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陈寅恪热 #八九事件 #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 #政治威权主义 #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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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过去三十年中国威权体制维持不坠，中国没有跟着世界的民 主浪潮共振，这是为什么?您在英文作品《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 义全球胜利之后的政治经济学》(2017)中提到，中国高效的威权体 制，提供了一个比民主制更有利于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所需要的环境? 吴:我这本书讲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涉及中国的内容很少，但确实是试图理解 1990 年代以来，世界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全球化席 卷全球以来产生的权力关系变化。 简单地讲，一个是从制度框架上，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政治经济权力框架，再一个就是分析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资本运作、劳动和消费)的新特点，最后归结到这三个方面对民主都是不利的，都削弱了民主化进程。 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有效统治的权威主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用全球化在刚才讲的制度架构上及资本主义上的特点，加强了它的一些能力，形成了一个“反向依赖”。“反向依赖”是什么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曾有一个依赖学派(Dependency School)，用拉丁美洲的经验来研究说，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依赖西方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我想说的是，全球化以来形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依赖关系，全球资本要依赖有效权威主义国家来赢得超额利润，而民主国家要依赖全球资本来提高经济绩效。 这个理解起来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传统。比如我说，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制度变化，就是“资本主义”成为全球性的，而“民主” 还在民族国家内部。你不可能要求拿美国的民主来要求其他国家的人，但是美国资本已经活动在全球范围了。所以，这里一个假设的前提是，“民主”和“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实际上关系是复杂的。我的努力是进一步观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二者发生的新变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八九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2019/5）
#中国威权体制 #全球化资本主义 #反向依赖 #民主与资本主义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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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权力的视角看或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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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权力 #政治视角 #中国共产党 #权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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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确实，这是学界比较认可的赵紫阳失势的一个关键事件。按照您的分析，摘掉赵紫阳前应该有军事力量的调动? 吴:对。在邓小平 5 月 17 日宣布戒严以前，实际上他已经调动了大量的军队，我也考证了这点。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以后，中共第一次使用军队是在 4 月 20日，将 9000 士兵调入北京，说是为了维持胡耀邦追悼会期间的秩序。 这一次，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三个人都签了字的。这是《天安门文件》里透露的。 到了 4 月 27 日，第二次调兵。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赵紫阳知道这 个事情。当时赵紫阳出访朝鲜，邓小平和杨尚昆调了 500 士兵进驻人民大会堂待命。与此同时，大约在4月26日，全军收到紧急指令， 取消所有军人的休假，要按照“426 社论”的精神做好思想、组织、 行动上的准备。这个指令赵紫阳应该也是不知道的。 调兵、通过实行戒严来拿掉赵紫阳、任命新的领导人(江泽民)， 这是这场军事政变的三步。移除赵紫阳的过程中，并不是说真的有军人冲进来把赵紫阳抓 住这样一个暴力过程。而是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他提议戒严，与此同时任命李鹏、乔石、杨尚昆负责，实际上拿掉了赵紫阳，也实际上解散了原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样开会，这个过程，按照中共党章本身，都是非法的。调兵在前，实行戒严在后;邓小平提议戒严在前，在同一个会议上接着就实际上废除赵紫阳的职务——这就是军事政变的要害。 国际经验中，常会发生用强硬军事力量、军事政变来阻止民主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一个特点是军事权力与党的权力高度密切相关，武力因素内化于党政体系。我的研究也强调，中国民主化进程在 1989 年之后中断了，实际上也是通过军事政变解决体制内愿意民主改革的领导人、军事镇压解决社会上学生大众对于民主的要求， 戒严这一个手段完成了两件事情，这才把中国的民主化停止下来。有这场军事政变并不否认天安门的抗争，相反这是一体两面的。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八九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2019/5）
#赵紫阳失势 #邓小平戒严 #军事政变 #八九学潮 #民主化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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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姐指引俺自揭老底哈😛😅
#大声姐 #自揭老底 #哈 #表情符号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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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调自己所呈现的是“有限的史料和无尽的叩问”。我认为，作者这种治史态度特别值得赞赏。 面对重大的历史公共事件，谁也不应该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真相和 真理，也不能因为仅可了解与探索到部分真相与真理而不去记述事实与发表看法。“六四”镇压以来的 35 年，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整个民族在国家暴力、政治高压、物欲横流与信息扭曲中几近丧失了讨 论、探索、争辩、对话的能力。生发、培养和提高这样的能力，对于 走出 1989 年天安门悲剧及其长长的黑暗影子，对于完成 1989 年天 安门诉求的未竟之志，对于平复历史巨创而走上希望之路，是非常重要、极为根本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实践和治学治史读书读史中能够身体力行的。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邓小平在1989》序言）（2024/3）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六四 #天安门 #历史反思 #国家暴力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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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声姐往往直击灵魂的问题🙏🙏💐唤起我本已远去的回忆和面对过往所经所见的反思😇从新闻到政治，都是我几十年来不断离开又不断接近的主题；从青年到老年，自己一事无成却经历了乡间、京城、海外的一世三生，不意亲历中国转型并又亲见其逆转型😞访谈很长，我只感觉在与好朋友把盏畅叙，忘记了镜头的存在😊所言多有不妥，敬请宽谅与批评🙏🙏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大声姐 #灵魂拷问 #回忆与反思 #中国转型 #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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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天安门屠杀是中国永远绕不过去的历史巨创;什么时候 这一巨创得到正视、清理、平复和正义，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走上希望之路。同样，它也是理解中国晚近历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关节;不明白这一关节，则不可能抓住中国 1990 年代以来直至今后至少二十年 内种种事变的内在逻辑。1989 年天安门之殇，是青年之殇、希望之殇，是国人之殇、国运之殇。对于 1989 年天安门抗议运动的起源、 进程、结局与后续影响的记述与研究，是国人、国运自我救赎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步。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邓小平在1989》序言）（2024/3）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天安门 #1989 #屠杀 #中国 #历史 #创伤 #青年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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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一个冒充我的X账号的李鬼账号（见图）。各位火眼金睛，发现其中的猫腻了吧？从图片到文字全部照搬我的账号，但登录地址多了一个连字符_ 针对我的X账号而施展的流氓手段近来不断增加，望各位朋友明察为盼🙏🙏
#X账号 #李鬼账号 #冒充 #流氓手段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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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察：怪事儿！郭树清被带走的传言，和刘建超被带走的传言，同时传出来，但海外社交媒体上只传刘的事，以致传到了英文主流媒体，郭的事却不见任何踪影😇
#郭树清 #刘建超 #被带走传言 #海外社交媒体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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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時日做的訪談，這兩天接連發了出來——感謝主持人🙏🙏但也要對收聽收看的朋友們說聲抱歉：抱歉佔用朋友們的時間了🙏🙏
#访谈 #感谢主持人 #占用时间 #抱歉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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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袁莉和不明白播客团队🙏🙏八卦（易经）本是很高级的思维方法哈😛
#袁莉 #不明白播客 #八卦 #易经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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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首先是大学生) 和平抗议，要求当局按照其宪政承诺推进民主化变革，这是 4 月中 旬起始的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内涵;国家政权最终动用国防军出动坦克和机关枪对民众进行暴力镇压，这是这场运动在 6 月 4 日的结局。这场镇压维持了特定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但同时也宣布了那个政权的合法性的破产和道义上的覆灭。正是为了系挽这种破产和覆灭，这个政权自那之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掩盖和抹杀那段历史的努力。也就是这种努力，把中华民族拖入不知道本民族最切 近、最重要的历史经历的罕见愚昧和巨大耻辱之中。 民众当初能够在首都的城市中心举行持续长达五十天的和平抗议，成因之一是当时的执政党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坚持了“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这样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这就是说，那时的国家政权内部就主流而言是容许、同情乃至支持天安门抗议运动的。事实上， 运动最初源于大学生们自发悼念 4 月 15 日去世的执政党前最高领导 人胡耀邦。进一步说，在整个天安门运动过程中，在北京这样一个聚集了庞大的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其数量巨大的工作人员的城 市，在当时那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刚刚从极权主义体制下渐次开始，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社会细胞仍然隶属于党国体系的情况 下，众多的示威抗议者，在大学生之外，其实在身份上都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人员。 粗浅地说，这意味着不能单纯从语义学上来 理解 1989 年天安门运动中的“民众”，不能将之看作西方语境中的那种完全与“国家”相区别的“社会”成员。深一步说，这意味着: 从起源到过程，从抗议的参加者到执政党的领导人，都显示出天安门运动是汇集了包括中共及其政权的主流意愿在内的对全民意愿的表 达。这种意愿要求变革中共在毛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套政治制度。而与天安门运动密切相关的前后两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即胡耀邦和赵 紫阳，正是这种要求在政权内部的代表者。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六四 》序言）（2020/7）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运动 #八九学运 #赵紫阳 #民主诉求 #六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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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赞成“别轻视，也别神化”这个说法，对整个中共组织都可以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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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军队在领导人更换中涉入多么深，但这绝对不是 1989 天安 门的全部剧情。将天安门视为一场军事政变，与将之视为失败的民主革命，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也与记录在案的国家暴力对人民的镇压没有冲突。本文认为，上述分析所说的军事政变之所以发生，事实 上，既是为了推翻赵紫阳，也是为了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为了对付街上的示威者与赵所带领的党内民主派菁英之间可能出现的结盟。换句话说，1989天安门军事政变是为了阻挡中国的民主转型，而就为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创造政治前提并提供暴力前奏而言，它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论1989年天安门军事政变）（2019/5）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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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小平告诉政治局常委会要实行戒严的那个时刻，大批军 队其实已经从各个军区进入北京。换言之，军队的动员不是发生在政治局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之后，而是在这之前。军队领导人们，首先是邓小平，还有杨尚昆，在没有来自党和国家文职领导层的授权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动员和调遣了人民解放军。这正是军事政变的典型征兆。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论1989年天安门军事政变）（2019/5）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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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政治高度不透明(本身身在高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 陈希同，尚且不知道高层政治的情况)、媒体为政府所操控的制度下， 政治谣言一般出于四个来源，即:民众传说政治情况，精英透露政治信息，政府公开制造谎言，当局暗地散播谣言。而就内容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来看，所有这些谣言又可以分为四类，即:述说未经权威证实的真相(其中也许有细节出入)，在信息来源受限的情况下了解到了片面的或经过扭曲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臆造不合真相的信息，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编造不是真相的谎言。其中，就来源看，来自当局和与当局相联系的谣言源头，占了四个之中的三个;就内容看，至少前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第三种，都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民众缺乏知情权的产物。而中国社会信息不公开的病根，今天来看，既不是因为信息技术落后，也不是因为民众素质低下，而症结在于专制政治制度。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AI乱象不止：内容注水，隐私堪忧· 206 条信息
#政治透明 #媒体操控 #政治谣言 #权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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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本书，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制度下，公共权力的结构和运作处在一种高度扭曲的状态。 首先，名义与职责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拥有绝对权力;重要职位(比如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新华社社长等)则可以虚有其名，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仅可能没有权力决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晓。 其次，信息(即对于社会现实情况的认知)与判断(即相关的政 治决定)之间的关系扭曲。往往不是根据社会现实作出决定，而是有了决定之后臆造现实。这样的决定，因此往往形同儿戏，因为它没有现实根据，而是出于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决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务于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权力考量。 再次，由于上述扭曲，则在重大公众事务与个人随心所欲之间， 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上文清楚显示，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定，那些决定者本人却视之如儿戏，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这种态度和行为，轻说也属于严重渎职，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中共政治 #权力扭曲 #公共权力 #职责名义 #信息判断 #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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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指出，“我作为北京市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关于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查《李鹏六四日记》 与《北京平暴纪事》等书，可以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确实从头至尾在这场巨大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根据我们对于中共党政关系的了解，陈希同所说也言之成理。不过，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别是张万舒 4 月 25 日的记载，我们看到，陈希同曾经“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学潮情况作了“主体汇报”，而根据张的记载，汇报的调子与代表了邓小平看法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一致的。反过来，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却说:“北京市领导参加中央会议，我是市长，一般不会由我先讲。关于学生运动情况，一般由市委书记李锡铭或者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汪家璆汇报，而不是由我汇报。《六四真相》讲的我汇报情况，不真实。” 对比前引张万舒，陈希同的说明比较无力。总的来说，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同意陈希同所说的李锡铭在所谓“谎报军情”问题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这并不能排除陈希同的责任;迄今，除了陈本人的访谈，其他相关记载都指向一个结论，即:陈希同在当时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过程中扮演了活跃而重要的角色。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六四事件 #陈希同 #李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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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在访谈中重点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本人在 1989 年北京戒严中的身份和职责问题。他没有正面回忆当年的事情，而是 针对《李鹏六四日记》驳论。陈希同说，多年之后，看了这本《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在此之前，包括在 1989 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个重要任命。陈希同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 1989 年去指挥戒严”;“这个指挥部的具体地点， 我这个正指挥也不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我们知道，1989 年 5 月 19 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是 6 月 3 日夜间、4 日凌晨北京军事镇压的准备和前奏，而这场镇压致使至少数百人丧生;这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 主席赵紫阳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务院总理李鹏意见分歧的关键，而这种分歧直接导致赵紫阳立即失去所有权力并在此后长达十六年内丧失人身自由直至去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陈希同 #1989年天安门事件 #李鹏日记 #北京戒严 #政治澄清 #历史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