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guang Wu / 吴国光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制度下，公共权力的结构和运作处在一种高度扭曲的状态。 首先，名义与职责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拥有绝对权力;重要职位(比如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新华社社长等)则可以虚有其名，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仅可能没有权力决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晓。 其次，信息(即对于社会现实情况的认知)与判断(即相关的政 治决定)之间的关系扭曲。往往不是根据社会现实作

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指出，“我作为北京市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关于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查《李鹏六四日记》 与《北京平暴纪事》等书，可以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确实从头至尾在这场巨大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根据我们对于中共党政关系的了解，陈希同所说也言之成理。不过，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

陈希同在访谈中重点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本人在 1989 年北京戒严中的身份和职责问题。他没有正面回忆当年的事情，而是 针对《李鹏六四日记》驳论。陈希同说，多年之后，看了这本《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在此之前，包括在 1989 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个重要任命。陈希同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 1989 年去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 5 月 16 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而 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5 月 19 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 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 重要的意义呢? 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根据本书，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宣布， 江泽民当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确定赵紫阳位置的两项政治行动都未有得到足够研究。一项是 他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甚至在二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官方政策的顶峰。另一项是他在 1989 年的政治决定，主张用民主与法治来平息社会震荡，拒绝用军事镇压来对付学生。这一决定使他付出了近十六年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第三波以来全球民主转 型的经历表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对于这样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像赵紫阳那样的体制

事实上，“中国模式”的起源，就是天安门加邓南巡:1989 年的天安门镇压，规定了政治框架;1992 年的邓小平南巡，释放出经济机会。在这样的政治框架面前，绝非人人平等，保持“政治正确”的是那些党国权贵;面对这样的经济机会，更非人人有份，经济自由给了党国权贵利用原有的政治特权而大肆攫取财富的不世良机。两者结合，成就“盛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国模式”在“三个中国”的破产（2014

中国要搞真正的改革，首先就要改革一党专制，这是政治改革。 其次是经济改革，就是改变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两样才叫改革。你不能什么都叫改革。现在有人把要回到毛体制也叫改革，那就偷换概念了。 在 1980 年代，虽然没有对一党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但开 始引进这样的变革。比如说 1987 年提出的党政分开，它其实是对一党专制的一个挑战。可惜到 1989 年政治改革就完全终结了。 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的三个轮回： 首先，清末面临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面危机，这才有了清政府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说明洋务运动失败了，又推进到戊戌变法要搞政治革新。这导致政治矛盾激化，保守的当局反手要把政治革新打下去。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继续推行自强的经济政策。因此，清末中国有相当一段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严重腐败等社会问题。经济自强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最终走向辛 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很难预判在什 么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中共政权 1989 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做这 种预判，想把各种各样的漏洞都堵死。当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不是说过吗: 我晚上睡不着觉，想来想去哪里可能会出问题， 就是没想到这里出了问题。所谓“千虑必有一失”，哪怕你动员了那么多力量来研究，总还有想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也不会讲得更具体了， 不必要去帮他想哪里可能出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轮的经济高度繁荣了。但是，最后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财富没有积累下来，民众在接下来的社会灾难当中得到严重的不好的后果。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我也不是谴责这民族的哪一个人，如果要谴责的话，是谴责我们这些读书 人、知识分子，在中国历来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你说我们都干么去了?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共二十大后的中国政坛为何怪事连连？）（2023/12）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即使是在经济繁荣的前几十年，所谓绩效合法性的说法，在权力来源问题上也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不能成立呢?合法性讲的是，为什么是你来执掌权力;绩效性讲的是，我执掌权力执掌得很好啊。这完全是两码事。我如果上台去执掌权力， 可能执掌得比你还好呢。为什么是你坐在这个地方来执掌权力？你说，我执掌权力执掌得很好，所以是我坐在这儿执掌权力。这完全是颠倒因果。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共二

大家最惊讶的就是:都是你习近平自己的人了，都是你的亲 信了，怎么还会不断地进行清洗呢?我用“斯大林逻辑”，就是解释这个现象。斯大林在 1930 年代中期开始他的大清洗，在这个过程中， 前一波在他的指挥下卖力气去清洗别人的人，在第二波又被清洗掉; 第二波清洗第一波的人，在第三波又被清洗掉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共二十大后的中国政坛为何怪事连连？）（2023/12）

我跟几个朋友谈起来，我说中国人现在的思考能力比 100 年前更差，他们不同意。我说你们觉得中国现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 100 年前中国主张自由民主的那些人相比，谁的思考的水平高? 大家都说，当然 100 年前那些人水平高很多。我说，你看，这个民 族里现在最有头脑的人和 100 年前那批最有头脑的人相比水平差很多，整个民族怎么可能比 100 年前水平更高了呢?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习近平

这场反腐激化了精英内部的矛盾。1989 年以来的中国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建立在 一个不妨称之为“后天安门共识”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1989 年 天安门镇压之后，经过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在中共精英层内出现了一个默契，也就是建立了一个共识;

共产党确实借用了 代表制、选举制和监督制等不少民主形式，但所有这些制度最终都服 务于中共的威权主义政治。中共党代会是“权力的剧场”（参见吴国光《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党代会实际上从未有机会履行党章所规定的宪法性权威，

“方菲时间”访问鄙人的后半集：

正是因为邓小平控制着军队，所以，当他在 1989 年发现赵紫阳 对学生抗议的态度与自己有根本不同时，他才有能力搞掉党魁赵紫 阳，并赋予自己以完全无视党章的相关规定来任命新党魁江泽民的 权力。正是邓本人，在不经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商讨下，一个人单方面就提出实施军事戒严法;而也正是军事戒严的实施，

第六部分为“论政治转型”——这可以说是本书的总主题，也是我至迟自 1986 年起即投身其中的毕生努力的目标。这里的 14 篇文 章，前七篇不妨认为是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总体论述，后七篇则是对习近平新极权时代下中国政治转型形势与战略的新思考。

第一部分为“论 1989 天安门”，这是因为，在我看来，1989 年 天安门的事态发展，是理解中国走向繁荣并最终在繁荣中走向“逆转 型”的历史起点。相对于 1980 年代毛后中国大变革来说，1989 年天 安门镇压事实上就是一次“逆转型”。

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改变?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倒退?为什么习近 平不得人心却可以得逞恣妄?中国人在无助与无望中还有什么选 择? 不能期望对这些问题有一种简单的回答，也不能不做出种种努 力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本书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努力:它聚焦中国，但 把中国放到全球关联之中来加以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