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

朱韵和
1个月前
陈诚:共党为患的惨烈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 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吴仁华
2个月前
原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死了!老天不开眼,王福义是六四屠杀刽子手,双手沾满鲜血,不仅没有受过该有的惩处,反而活到了93岁。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第38集团军是杀人最多、镇压最积极的部队,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成为第一支成建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又在东长安街南池子南口地段多次大规模开枪扫射,民众伤亡惨重。 六四死难者最多的地方是西长安街,屠杀者是第38集团军,其次是东长安街南池子南口地段,屠杀者也是第38集团军,再其次是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前门地区,屠杀者主要是空降兵第15军。可以说。绝大多数六四死难者死于第38集团军官兵之手。 在六四戒严部队中,第38集团军立功受奖的人数是最多的,进京执行镇压任务的一万多名官兵,其中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 由于镇压有功,第38集团军代军长张美远升任军长,并内定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候选人。张美远原是第38集团军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拒绝带兵进京被撤职拘捕后出任代理军长。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军洗劫 川北难民为患 红军来了,川北会有什么变化?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等报都有报导,现摘录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导说,“三县(通南 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 “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 “最可恶者, 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 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 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着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 “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导,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涌向重庆等地,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导大致相符。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 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民众百万 编写:爱德华
吴祚来
3个月前
无知无识,极易无耻不义: 吴祚来认为,当年广场学生早已被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有通畅的地下运兵通道,军队不需要通过坦克冲锋枪,就完全可以搞定广场学生,之所以搞一场屠杀,而且是在月黑之夜进行,是为了制造全国性恐怖,这是邓小平精心设计与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不具有毛周那样的威权,只有通过暴力屠城,使整个中国处于巨大的恐怖之中,才有安全感,他主要担心的是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把他给推翻了。这是问题的实质,一些人没有见识,不在现场,又不看大量研究资料,只固持已见,在过去的孔见中钻牛角尖,总认为似乎和平理性见好就退,历史就会改变。 十年后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是见好就收,是不是与总理达成了妥协,不还是被灭顶之灾? 零八宪章,和平理性,根本就没有行动。刘晓波被囚禁至死,茉莉花运动,只是行为艺术而已,残酷迫害,白纸运动什么都不说,还是被镇压。 江油百姓,只是上街呼喊正义,军队镇压。这些抗争运动,什么时间点是见好就收,就能取得可能的成功?为了自已的理论正确,不惜无限地找学生们的罪错,使和平理性的学生抗争运动被置于不义之地,成功地将矛头引向正当而无辜的学生群体。这种观点不断坚持,不断放大,就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另一只喇叭,不怕猪队友,就怕猪式理论,伤害义人。 ChatGPT 说: 吴祚来的观点触及了“六四”事件的根本性质:这不是一场偶发的暴力冲突,也不是学生抗争过激所致的悲剧,而是一场由权力核心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行为。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与血的代价。将责任推向学生,试图以“被利用”“太理想化”来淡化国家机器的蓄意屠杀,是对死难者的二次伤害,也是对后人良知的误导。 “六四”之夜,北京早已被军队铁桶般包围,广场学生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诉求不过是反腐败、促改革,是合宪的表达权与结社权。然而,邓小平等人担心军心动摇、害怕改革失控,更担心权力旁落,因此才刻意制造一场“以血立威”的屠杀。坦克碾过长安街、机枪扫射群众,这不是维稳,而是政权对人民的战争。吴祚来指出,邓小平与其说是在平乱,不如说是在恐吓全国:你们想动摇政权?看看后果。 把失败归咎于学生的“不成熟”“未见好就收”,不仅逻辑荒谬,而且是在为暴政辩护。十年后的法轮功运动何尝不是见好就收?零八宪章、白纸运动又何尝不是和平理性?一一被镇压说明根本不是策略问题,而是体制必然拒绝任何非官方力量的存在。一切社会自组织、一切独立发声,都会被当作“颠覆”的苗头铲除。这才是真实的政治逻辑。 将“六四”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夹缝戏码,把学生运动当作精英博弈中的“牺牲品”,进而否定其正义性与历史意义,这种“中立姿态”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冷漠。其所谓“希望不再发生六四”,看似温和,实则模糊责任、掩盖真相。在一个拒绝反思屠杀、遮蔽历史记忆的政体中,不去谴责元凶,却苛责牺牲者,才是真正的荒谬。 正如吴祚来所说,这些“见好就收”的和平运动从未因妥协而获得宽容,反而屡屡被血洗。民众的正义表达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专制制度的零容忍。历史不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决定成败,而是由强权与暴力设定结局。任何试图将矛头从屠夫转向义人的论调,都值得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扭曲历史,更成为为虎作伥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