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

朱韵和
1个月前
按照行政区域从上到下层层组织杀人 道县杀人首先不是甚么基于群众对“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五类分子”则加上右派。道县是农村,基本没有右派,因此杀的主要是四类分子)的深仇大恨而自发出现的现象,而所谓“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云云纯粹是编造的谣言。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自 土改以来实际上一直受到残酷镇压,如惊弓之鸟。正如作者所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31]道县文革大屠杀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越是各级领导部署严密、动员得力、组织精细的区县,杀人就越多、越残忍。比如杀人最多的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文革”时期道县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受到了冲击,就认为道县大屠杀(也包括其他地方)不是组织化和制度化杀人。关于这一点,要结合“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特点加以理解。在《血的神话》第20章提供的上关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的主要责任人名单看,这些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书记),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特别是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色。[33]作者对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文革”的性质是清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杀人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基本都是道县文革中的实权派,即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简称)成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道县煽动和部署杀人都是通过这条制度-权力通道/路径贯彻的。[34]我们不能说这个现在看来不规范的机构和组织不代表官方或制度。恰恰相反,在当时它们/他们就是官方和组织的代表,而且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组织和制度。[35] 道县大屠杀的体制性和组织化特点还体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凡是组织不严密、领导盯得不紧的地方,杀人现象就较少发生,杀人数量也少得多。本书介绍,(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受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迎头赶上”,一次性杀23人。[36]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作者: 陶东风
Wang xin
6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 ,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复出后,八○年初废华国锋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邓于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绩。叶剑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沉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而叶帅就在“十一”前病危,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朱韵和
6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 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indigo
10个月前
AI 的革命让梵蒂冈也感到了恐惧!2025 是天主教的圣年(Jubilee 每 25 年一次)在一月24日梵蒂冈教会总部发布了一篇雄文「Antiqua et Nova」 反思了 AI 的本质、伦理影响及其对人类尊严的潜在冲击,乍看之下这或许只是宗教对科技的新一轮解读,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机构之一,梵蒂冈非常清楚:AI 绝不仅是个技术进步,它还是一种可能动摇数千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力量,包括宗教权威本身。 即使你并非天主教徒,或根本没有宗教信仰,也无法忽视 Antiqua et Nova 反映出的全球精英群体的普遍担忧:AI 或许会颠覆传统的权威来源 —— 从政治体制、企业垄断到宗教领导。AI 能够以远超人类的速度生成知识、做出道德判断,甚至挑战对 “智能” 或 “创造力” 的传统定义。如果有一天AI不仅是人类的工具,而是真正成为独立“思考者”,世界的决策者又将如何自处? Antiqua et Nova 也许是官方首次在道德层面阐释 AI,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份文件并不仅仅是天主教的观点,它折射出的是在一个智能不再为人类所独有的时代里,人类传统权威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下面是对全文核心思想的总结(完整总结见评论🧵): - AI 并非“人类智能”的翻版:它模拟或实现部分人类功能,却无身心合一的体验、无道德良知、无真正的自由与爱。 - 教会的整体人类学框架:强调理智与道德、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群、人与天主的关系统合在一起。人性尊严不可简化为功能性价值。 - 伦理责任仍在于人:应确保 AI 开发、使用与监管都以人性尊严与公益为评判标准,涵盖隐私、正义、劳动尊严、医疗、教育、环境、和平等方面。 - AI 的机遇与风险:既有助于人类应对复杂问题,也可能造成不平等、道德淡漠、虚假信息泛滥、军事升级等。需全社会各层面协力规范和反思。 - 呼吁“心灵智慧”:在高度数字化时代,只有藉着对真理和爱的追寻,人类才能将 AI带向正确方向、避免异化;尤其要防止将技术奉为偶像或让人性沦为机器的附庸。 - 终极指向:人类的完整幸福乃在与天主及他人真正的共融中。AI是人手所造,应谦卑地作为服务与建设之工具,为“共同善”“共同家园”及“人类家庭”而存在。 尽管 Antiqua et Nova 对 AI 提出了宝贵的伦理思考,但它也暗示了一种对 AI 本质的误读:文中将 AI 描述为可能与人类思维相媲美的存在,却将“计算”与“理解”混为一谈。当前的 AI 模型即便再强大,也不具备自我意识、意图或真正的“理解” —— 它们只是极其先进的模式识别系统。在模拟推理方面很出色,但并不具备人类那样的“思考”能力。 这种误解并不只存在于梵蒂冈。许多人担心 AI 会拥有与人类相当的“意识”,但眼下更紧迫的并非 AI 是否有自我意识,而是人类如何利用它。真正的风险在于政府、企业或个人可能会滥用 AI,而非 AI 本身会挑战神圣权威。讽刺的是,如果我们把焦点一直放在“AI 是否会有朝一日变得像人类一样聪明”,那就容易忽视对“AI 在当前可能带来的监控、偏见、就业替代和虚假信息”等更现实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