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察

邓聿文发在《上报》的这篇评论文章有理有据,下周就会见分晓。首先我解释下,什么叫人事大变动?至少是有几个政治局委员的位置挪动,或者10个以上中央委员的免职。某几个中委因腐败而除名,还有一些候补中委替补为中委,这几乎在每次中央全会都会有,没什么奇怪。 按照这一标准,像近期舆论流传的“三下三上”,即习近平、李强、蔡奇下,汪洋、胡春华、尹力上,以及习退居二线等,四中全会都不会出现。 有人会说,你怎么敢这样笃定?中共是黑箱政治,习近平时代,高层权力斗争更是剧烈,人事和政策皆无章法可言,不能用常识和正常逻辑去理解,只有流氓逻辑才能解释当下政局,因此,一切皆有可能。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不了解中共政治说的外行话,即便是流氓政权,也有一定之规,是要讲规矩的,何况,中共的所谓黑箱操作,又不是始自今日。 习时代固然和之前的江、胡,甚至邓时代有很大差别,可在新的现实形成后,它背后自有一套逻辑支撑运转。如果一个人的说法离常识太远,基本可以确定,要么是有某种特定目的,要么是思想上偷懒,陷入对观察物件的偏执判断,或者两者都有。 四中全会不是处理常委和政治局班子更迭的合适场所,更不可能有 “三上三下”这样的剧烈人事调整,也即不会有重大的人事议题。它和中共多数中央全会一样,形式上乏味,缺乏兴奋点,不会有政治戏剧性。 事实上,只要我们回顾中共历届中央全会的运作,它的规律是很清楚的。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结束后,一中、二中全会专为人事和机构安排设定,通常是一中全会产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即政治局及其常委和书记处,二中全会则进一步讨论国务院组成人员和国家机构调整。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党代会后都已成为固定模式。从三中到七中(有时没有七中),各次全会则一般围绕一个特定主题展开,如三中全会往往聚焦改革和经济政策,四中全会常常讨论法制,五中全会重点在于下一轮五年规划,六中全会多为党建,七中全会则为下一个党代会做准备。这样的分工和功能定位,已经形成某种制度化的惯例。换句话说,除非遇到特殊情况,三中到七中全会的议题都是既定的主题,而不是重点讨论人事问题,不会有常委和政治局的大换班。 那如何来看待何卫东、马兴瑞的事情,外界一直在传两人有问题,他们的案情会不会在四中全会揭晓?可能性也极低。两人确实存在严重异常,尤其何卫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自两会之后已经多次缺席需要他出席的重大场合和重要会议,包括近期的国庆招待会。有一种说法是他生病了,然而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给已故前领导人送花圈的名册中都没有他的名字。马兴瑞7月被免新疆党委书记职务,官方说法是“另有任用”,但近3个月过去,新的任命一直没有公布,也不正常,外界传其涉嫌腐败,并非没有道理,马出身航太军工系统,而去年以来,该系统查处了多名腐败高官。 尽管如此,我认为四中全会不会公布对他们的处理资讯。虽然十八届七中全会确认了政治局对孙政才等人的处分;本届三中全会接受秦刚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确认政治局对李尚福开除党籍的决定,但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中央全会公布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案情,这些人的落马和处理资讯之前早就公布了,全会只是依据中共党内的条例对他们的案情进行事后的“盖章”确认,是一种形式上的必要“程式”。换言之,如果在全会前没有公布他们的落马资讯,就不会把他们的情况拿到全会讨论并予以公布。 何、马二人到目前为止,官方从未宣布他们被查,更未作任何处分决定。未来几天也不太可能。这就假定了他们还是“清白”之身,没有犯过错误。既如此,四中全会也就不会讨论他们的情况。即便官方在全会举行前一刻突然公布他们的案情,按照惯例,也需要有一个调查审理的过程,而不是立即送交全会表决。换句话说,哪怕两人真的“有事”,最快也要等到明年的五中全会,才可能进入全会议程。 故而,对本次四中全会的合理预期是,不会有人事方面的大动作,也不会讨论何卫东、马兴瑞的事情。真正可能出现的“人事资讯”,仍然是有限的。除了一些涉腐中委和候补中委,例如苗华等人案情,全会大概率会有一个追认的程式性决定,有没有一种可能,增补补一个政治局委员?目前政治局共有24人,比过去25人少一个。如果当局决定恢复到25人,四中全会是有可能补选一人进入政治局的。这种补选从时间来看,四中全会是合适的,因为距离21大还有两年,如果放在5中全会补选,距21大就只有一年。但这种补选属于点状调整,不会改变整体格局,不属于重大的人事变动。 综合来看,四中全会不会是一个人事上的全会,而是一个以“十五五规划”为核心的政策全会。除非在馀下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突发政治震荡,否则,经济社会战略部署才是主角,人事议题只是附带。假如不了解中共政治的这种运作规律,也无视习大权在握的政治现实,而被某些表像所迷惑,甚至将自己的政治想像投射于现实,要准确判断中国的政局是极不可能的。 不信,我们就看四中全会的结果吧。
海外爆料
3个月前
🔥【网传】习卸任总书记、中共过渡临时政府9常委名单? 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稿宣布今年10月召开四中全会,并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与此同时,坊间传出一个新的9常委名单版本,引发关注!海外时评人蔡慎坤披露该名单内容: 习近平卸任总书记,保留国家主席与军委主席头衔;丁薛祥出任总书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并入常;陈吉宁为总理,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蔡奇转政协主席,北京书记尹力出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办主任;副总理张国清任中纪委书记,重庆书记袁家军任常务副总理。王沪宁、李希出局。 蔡慎坤指出,这份名单若属实,极可能是一个“临时政府”式的过渡安排,旨在为习近平退位提供缓冲。他强调,无法确认该名单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习近平还挂名军委主席,但军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到了张又侠手上。 章天亮则从会议措辞分析称,通稿仍强调以习近平思想指导下半年经济,说明其尚未被实质性边缘化。“如果是因他搞砸经济才换人,就不该继续推其经济理念”。因此,至少在今年底前,习近平不会全面退位,若四中全会未交出权力,其它职务也不太可能松动。 另一位评论员唐靖远指出,此次通稿共14段,篇幅异常,未说明四中全会的具体日期,显得刻意保留空间。他推测,美中之间的第三轮贸易谈判若达成90天休战协议,10月下旬正是休战到期日,届时若四中全会“换人”,就换了谈判代表,此巧合颇耐人寻味。他还比较了2019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指出当时通稿风格高度“习式”,而此次却低调务实,更像胡温时期语言。这可能反映当前高层风格转变,也暗示人事、军方安排已定,包括涉及苗华案。苗华为军委委员,如其职务被拿掉,应在四中全会正式宣布,但至今未动,或因其被定为“反党集团”,若习近平失势,则苗华“反的”可能正是新掌权者。 同时,“没有共产党的中国”逐渐成为公共讨论话题。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表示,“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一种趋势。吴指出,中共当前的经济困境源于制度性矛盾,即一党垄断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根本冲突。习近平的统治加剧了这种不可持续性,要有前景的未来,中国必须走出中共体制。 来源:阿波罗网王笃若报道
朱韵和
10个月前
司马璐谈周恩来 1938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 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周恩来之所以极富欺骗性,是因为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 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在司马璐看来,周恩来具有若干现代知识,外表上文质彬彬;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 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司马璐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相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1960年,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美国青年问周恩来:“听说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是真的吗?”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的事,你们倒知道了。” “周恩来要打倒一个人,必定高举他。周恩来要打倒蒋介石,必定高举蒋介石;周恩来要打倒毛泽东,必定要高举毛泽东。他的聪明是懂得和利用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踏脚石。”司马璐说。 司马璐还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复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中共一大到六大,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直接指挥的。一大至五大是陈独秀当家的。周恩来在五大中担任秘书长,渐露头角。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复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而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 中共历史上所谓路线斗争,从“五大”以后,每一次都与周恩来有关。国际的每一个指令,周恩来无论理解不理解,总是冲锋在前;继而国际的又一个指令,说中共没有好好执行国际的决定,犯了错误,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检讨自己。他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作者: 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