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10小时前
11月17日,近日被传出落马的景俊海现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该校是景俊海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官网(18日)报道称:11月17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景俊海一行来校,就人工智能立法开展专题调研。校长高新波,副校长刘宏伟,党委常委、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委统战部部长蔡固顺陪同调研。 景俊海本月初被中纪委约谈,主要是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落马后第一时间供出景俊海涉嫌贪腐,再加上之前景俊海与中国传媒大学伊丽媛副教授私情曝光,伊丽媛为景俊海生子也被中紀委掌握,使得景俊海提前结束吉林省委书记任期。去年6月,63岁的景俊海被免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年9月13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居二线。 景俊海于1960年出生,陕西白水人。2012年5月,刚任宣传部部长景俊海就主导了对习仲勋陵园的大规模扩建工程。习仲勋陵园位于陕西富平县,原为习仲勋故居,2005年启动重建,规模仅15亩左右。直至2012年,从故居扩建成占地逾4万亩的“陵园”,规格堪比秦始皇陵,等于1/3个香港岛。海外媒体称之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陵墓”。该项工程于2015年9月完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陵园扩建过程中,对于拆迁和项目资金拔付设置种种障碍,让景俊海受了不少窩囊气,景俊海随后受到习近平重用。从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直至2020年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新闻周刊》(Newsweek Japan)专栏作家トウガラシ直言,中国“日本梦”突然破灭,令中国人感到震惊。 之前中国人只要投资500万日圆(约23万人民币)注册一家公司,租一间办公室(甚至一张办公桌),“然后带著全家来日本”,就可享受清洁安全的社会环境、完善的医疗体系和免费的公共教育,现在门槛大幅提高了。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自10月16日起,提高外国人在日本创业所需的在留资格的门槛,从原本要在日本投资500万日圆以上,大幅提高至3000万日圆(130多万人民币)。 文章说,当习近平呼吁实现“中国梦”时,中国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却在实现自己的“日本梦”。日本政府设立了“企业经理签证”制度,旨在吸引海外投资和创业人才,振兴经济。申请该签证所需的资金仅500万日圆。即使没有管理经验、不会日语、也不需要雇用日本员工,也能获得在留资格。 中国人凭借著与生俱来的小聪明,早已掌握这套体系。只要投资500万日圆,注册一家“空壳公司”。移民官员上门检查时,办公室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据悉,大阪市曾有5栋老旧楼宇和公寓里注册了677家中国公司。另一种常见的手法是,申请人先向朋友或中间人借款500万日圆,然后用银行存款证明伪造资金证明,使人误以为他们有这笔钱。 针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于 10 月收紧相关制度,将最低创业资本要求提高到 3000 万日,要求申请人至少有三年企业管理经验(或学位),日语能力考试达到 N2 级,并要求至少雇用一名全职员工,该员工必须是日本人或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身份。 文章总结,“日本梦”的突然破灭令中国人民感到震惊。在中国社会,善于周旋被视为生存之道,中国人往往低估了日本。然而,在日本,漏洞可能瞬间消失,一瞬间,一个人就可能坠入深渊。
二十大闭幕时胡春华形单影只,神情落寂,与周围石泰峰、陈敏尔等新朝新贵志得意满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这张照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折射出中共政治斗争的冷酷无情,更预示着一支政治勢力团派的消亡。所谓团派的组成是很复杂的,并不仅仅指团中央出来的一批人,还包括在各省市团口过渡的官员,许多人只是在团系統短暂停留,团系统从上到下一直是中共精心培养接班人的大本营,特別是改革开放的3 0多年,一大批团系官员活跃在中共政治舞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更是邓小平当年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延续,这样一支拥有和中共党员人数接近的青年政治组织的边缘化抑或说是消亡,对中国未來肯定具有重大影响,也將改变中共的政治版图。 至于胡春华的落寞是可以想像的,一个当年意气风发的接班人,到接班之年被赶出中共政治舞台,换上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临如此之大的反差都会有所反应,过去10年他一直小心翼翼想得到习近平的接纳,但最终习近平却不给他任何机会,看到他满头熬白的头发,再联想到他20岁就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当时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毅然去西藏这个高寒缺氧不适合汉人生存的地方,一头扎下去20多年,倘若不是遇到胡锦涛短暂主政西藏,他可能在西藏呆上一辈子,二十大年仅59岁就淡出政坛,并不是因为腐败,也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派系色彩而被打入冷宫。
中国电动汽车今天能够异军突起领先世界,得益于几十年的合资企业学到了技术和管理,而燃油车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精密度和复杂性,使得模仿难度非常大,弯道超车还会受到各种专利的约束,中国发展国产车也做过不少努力,但最终一事无成,根本没有办法赶上合资车。电动汽车就不一样了,相比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对发动机、变速器等传统动力总成的技术要求弱化,转而需要的是电池、电机、电控等“三电”技术和零部件、充换电基础设施等,汽车业正迈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数字化。相较于西方传统车企,中国车企具有包袱轻、顾虑少、掉头快等优势。 特斯拉落户上海,对中国电动汽车异军突起发挥了重大作用,特斯拉是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上海主动给特斯拉“送钱”——贷款35亿、“送地”——以低价9.37亿拿下临港86万平方米的土地。中国给特斯拉如此大的优待,甚至不顾特斯拉对本土品牌的冲击,最大原因就是中国在电动车产业链上最薄弱的环节——整车制造缺乏产业链的支撑和完善。 看看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崛起,时任总理李克强大力支持上海以超国企待遇引进特斯拉。中国手机产业的转折点,是伴随着2011年苹果进入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波导、夏新等手机品牌,由于缺少先进技术和成熟产业链,无一不是“昙花一现”。那时候连抄袭都沒用。苹果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完善的产业链,每年获得巨额暴利,但中国手机自主品牌的崛起苹果居功至伟。中国才有全球手机排行榜上的品牌,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等名字。 引进特斯拉就是想复制苹果神话,特斯拉承诺零部件国产化,就像苹果产业链在中国落地生根一样使中国电动车企普遍受益。中国政府一直想搞电动汽车,投了很多钱,依然没有形成竞争力,引进特斯拉靠“别人的孩子”来鞭策自己不争气的孩子是一招妙棋。特斯拉拉动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发展,包括动力总成系统、电驱系统、充电、底盘、车身、中控、内饰、其他构件、外饰等。130多家供应商替特斯拉供货,中国企业占据一半。产业链核心环节,锂电池有宁德时代、恩捷股份、科达利、璞泰来,车载通信有中科创达,中控系统有均胜电子、长信科技,外观有拓普集团、华域汽车等。如今特斯拉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特斯拉的到来,催生了一大批国产电动车上马,小鹏、蔚来、比亚迪快速崛起。腾讯、百度、华为、阿里、小米纷纷跻身造车行列。有了产业链品牌就会起来,中国政府创造足够的条件让特斯拉赚足够的钱,这些条件不是白给,必须给把产业链整合优化起来。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坚定引进特斯拉——特斯拉离不开中国市场,中国汽车产业链同样离不开特斯拉。
《纽约时报》常驻北京的撰稿人高雨莘终于撰写了一篇稍微客观又还有点抒情的文章,标题看上去对北京有点刺眼,但是内容还是很平淡。“外强中干”的祖国 让中国人感到绝望/见《纽约时报》中文网:每周一早晨,中国国歌激昂的旋律都会从街对面的小学飘进我在北京的公寓。身着校服的小学生们在新铺了草皮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方阵,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附近的街道两旁摆放着花盆,种着银杏树,还有号召公民热爱祖国的宣传标牌。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号召都显得多余。中国经济腾飞,我们为祖国感到骄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这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 当今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悖论之中。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它是美国在塑造世界的能力方面唯一的对手。最近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两国领导人宣布贸易战休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而北京也乐于推动它:一个在外部挑战面前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国家。 这种强硬的外表在中国国内却被戳破,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黯淡的绝望感无处不在。对于这种国家自信与民众疲惫之间的反差,中国人用“外强中干”这个词来概括。 许多人现在感到,正是那些让中国在海外显得强大的国家政策正在伤害他们自己。他们看到政府更关心建立全球影响力、主导出口市场,而非解决民生挑战。几年前针对私营部门的打压行动被普遍认为是中产生计受损的根源,同时财政资源被引导至那些政府认为更具战略意义的行业,如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造船业。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供应链和加工领域的全球垄断在国内造成了空气和土壤污染。  如今,人们感到一种苦涩的愤怒,他们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的牺牲品,无从发声。这种情绪很可能还会加剧。上个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政府的经济优先级蓝图——明确表示,将愈发侧重国家实力而非民生福祉。 今年4月,随着中美关税战升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宣称,北京能够抵御美国霸凌,凭借的是制度优势,如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中国互联网上的反弹迅猛。一篇热转的社交媒体帖子指出,政府在自夸时,普通人的日常挣扎——找工作、填饱肚子、教育子女——却“困难重重”。作者写道,与美国打赢贸易战意味着“准备牺牲一部分人民”。审查机构很快屏蔽了这篇帖子及类似内容。 多年前,中国人会出于政府几十年来灌输的条件反射式民族主义,为上文提到的那种《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如今,这种爱国情怀几乎被反映民生困境的声音所淹没。 青年失业率高到去年政府修改了统计方法,以得出更低的数字。即使新数字也高得惊人。据估计,约2亿人在零工经济中勉强维持生计。消费者中许多人因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净资产缩水,而不得不削减开支,使经济陷入通缩漩涡。 经济不安全感正导致人们放弃结婚和生育,加剧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民众不满也在拉大贫富差距——当多数人面临日益黯淡的前景时,公众对那些被认为利用经济或政治关系获取机会的既得利益者愈发怨恨。心理健康问题据信也在上升,过去几年一连串无差别持刀袭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便是佐证。 北京显然无法再指望条件反射式的爱国主义为其日益强势的外交立场背书。9月,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时,许多人公开质疑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民生。 政府最近开始打击社交媒体上所谓“过度悲观”的内容——这清楚表明,它担心公众的不安会削弱自己的议程。但压制批评而非解决问题根源只会加深与人民的隔阂,使国家在对外政策重点与所需国内支持之间谋求平衡的努力面临更大压力。 长久以来,中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下取得繁荣:共产党给予人民更多改善生计的自由,以换取政治服从。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政府不再履行其契约义务。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他以反复提及的“中国梦”——通过国家强大实现共同繁荣的承诺——给了人民希望。近年来,在政府宣传中已不再那么突出这一口号。国家或许会说,那是因为其愿景已大半实现。更可能的是,共产党明白,在目睹梦想日渐黯淡的民众听来,这样的说辞已言不由衷。
很多人以为金明日是韩国人,其实他是中国的朝鲜族,是五十六个民族之一,1969年出生于中国的黑龙江省。1986年,17岁的金明日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在经历1989年六四巨大的心灵创伤后,他在绝望中被上帝寻见。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凭着自己的朝鲜语优势,乘着1992年中韩建交的历史东风,在韩国企业工作。可上帝的呼召让他放下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去了北京燕京神学院学习,之后就在崇文门堂和缸瓦市堂工作,1999年他被按立为牧师。 2002年他彻底结束了在三自教会的工作,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富勒神学院攻读神学博士学位,直到2007年回国。2007年他和一群信仰者一起创立了锡安教会,锡安这个名字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章1到3节的经文,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其中就是关乎福音传回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人信上帝,但是不认为耶稣是救主。 中国教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有一群基督徒被上帝感动,从中国各地徒步走到新疆,他们预备把福音传回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信仰团体叫“西北灵工团”,在1949年后滞留新疆,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锡安教会事实上继承了这个传统,锡安的四大异象之一就是“推动福音的西进”,就是要继承西北灵工团的异象和使命,继续往西走,要传福音回耶路撒冷。 金明日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有机会读大学,并且留学美国,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给他的机会。而他能创立独立自主的锡安教会,并且锡安能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隆宝宸大厦租赁2700平米场地,大堂至少能坐400多人,其实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政策宽松的结果。这种宽松如何体现呢?锡安教会在2018年9月被关闭之前,三堂聚会大概有1500人,一到周六日,可以说附近的餐厅都是信仰者在就餐,而这个教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但是2012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小,马云和阿里巴巴过得不太好,锡安也一样,金明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有风声传出来说他很快就要被抓了。为了避免妻儿遭连累,2018年他把妻子和三个孩子送到美国留学和生活。2018年7月12日,他告别妻子和孩子,自己一人回到了中国,他原本以为自己下飞机就会被带走,当时去接他的弟兄姊妹们也紧张极了。他的女儿后来回国来看望他,但是被限制出境长达一年之久,原本她已经拿到名校录取通知,学业也因为毫无理由的限制出境被耽误。 而金明日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2018年7月12日以后,就再也没有线下见过金明日。金明日2018年7月12日回到中国,2018年9月9日锡安教会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隆宝宸大厦三层的场所被关闭,之后金明日继续夜以继日坚持工作,继续向中国同胞传递上帝的爱。从2007年锡安建立,到2025年10月9日锡安牧者和同工被大范围抓捕,累计在锡安受洗的人数超过2000人。 金明日和他的同事们践行耶稣爱邻舍的命令,把福音传递给中国人。作为基督教信仰者,勇敢在讲台上传讲上帝的公义,批判社会上的不义和邪恶,代表基督教信仰群体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为中国社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心血和力量。 很多人好奇金明日户籍明明在北京,为什么在广西北海被抓?疫情结束以后,他选择远离北京,退到北海工作、居住和生活,然而这样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安全。2025年10月10日,他在广西北海的住处被警察带走,罪名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他一起被拘留的,还有22名牧师和同工,这个罪名是因为在疫情中教会开始使用ZOOM平台讲道和牧养,多少绝望孤独的人因为线上的连接得到安慰和帮助,然而这竟然成了定罪的藉口。 金明日始终践行耶稣爱人如己的命令,他讲了多少场道,栽培了多少学生,主持了多少婚礼和葬礼,安慰了多少心灵受伤的人,看望了多少患病的人,鼓励和引导了多少迷茫的年轻人,又因为他的帮助多少家庭免于破碎,这在他三十六年的信仰和侍奉生活中是难以计数的。金明日本可以选择精致利己的生活,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也可以轻松留在美国,他是朝鲜族,可以根据韩国亲朝鲜族政策轻松移民韩国,但他选择留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传递生命的盼望,安慰破碎和孤独的心灵,培植大地的希望。 2018年,他撇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毅然回国,之后长期非法限制出境,他们家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尤其是两个处在儿童和少年阶段的儿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失去父亲的陪伴。金明日试着出境探望家人而不能时崩溃大哭!当金明日的女儿被非法限制出境长达一年时,作为父亲倍受煎熬。 金明日的信仰和人生实践符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传统,他是一个真正爱中国同胞的北大精英,北京大学应该为有这样的校友感到自豪,《燕园情》歌曰:“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金明日心中的未名水依旧清澈,胸中的黄河月依旧高悬,他爱这片土地和这苦难深重的人民,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带给中国同胞生命的盼望,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上帝赐给中华大地的神州赤子,他是真正背起十字架行走在神州大地上的真门徒,他对中国同胞的忠诚与爱值得被效法和记念。
尊敬的蔡老师: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在收到信息后,即刻撤回了有关浙金中心的推文,这对我们是莫大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不胜感激!关于金交所的发展历程,之前有过很多评论,褒贬不一,但真正能够客观评价的不多,可能只有一直深耕在这个行业,见证了他整个生命周期的人,才会有较为深刻的体会。对此,我们简要地整理了一下,向您做个汇报: 一、金交所的前世今生 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 "金交所")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规范国有金融资产交易、盘活地方不良资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年,财政部颁布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明确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产权需在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转让,这为金交所的设立提供了政策依据。当时设立金交所的核心初衷,是承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的不良资产,解决地方国有金融资产转让分散、缺乏统一平台的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金交所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合规诞生。 然而,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部分金交所逐渐偏离设立初衷,成为房地产企业、地方城投公司等主体违规融资的重要通道,大量的伪金交所也不断滋生并野蛮生长,联姻互联网金融,引发了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随着风险的不断暴露,2016年的侨兴债爆雷事件,成为了转折点。2017年开始,监管部门开始了整顿与风险化解,直至2021年,进入了清退阶段。2024年,清退进程全面提速,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金交所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集中清退浪潮,标志着这一行业正式走向终结。 二、浙金中心的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程: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浙金中心”)于2013年12月成立,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内唯一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也是在清理整顿过程中、在去伪金交所的过程中、去伪存真,根据监管要求有序退出的最后一家金交所。成立12年以来,浙金中心始终坚持合规经营,严格遵守监管要求,落实合格投资者管理责任。即便在P2P、各派系财富管理公司快速、野蛮生长的阶段,我们也丝毫不为所动,从未与任何一家上述机构合作和为其提供通道,坚守合规底线,为老百姓负责。同时,我们也从未忘记金交所设立的初衷,在化解不良资产这个领域持续深耕,如,与省高院合作成立课题小组,首创了“共益债权”产品,调动社会资本为破产企业注入活力,经过司法程序明确优先偿还性,帮企业渡过了难关、为老百姓保住了收房、为投资者保障了权益。这种业务模式,受到了当地政府、人民法院的高度肯定,浙江省高院还将此编入省破产十大案例。至今,不良资产的处置、清收、重组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业务。 (二)清退历程:在清退潮中,浙金中心积极落实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部署要求,制定了各项措施和安排,按照“依法合规、系统施策、平稳有序”的整体思路,有序压降,稳妥退出,有效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牢牢守住不发生涉稳涉众重大风险的底线。存量业务具有很强的涉众性,处置不当、舆论不当,都极易引发次生风险,对此,省委省政府和监管部门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2024年10月31日,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在其官网公开发布了不再保留浙金中心金融资产交易资质的公告,公告内容明确了,交易资质取消后,不影响存量业务融资主体依照合同约定继续承担按期兑付的责任。为此,我们设立了浙金服务公司,继续承担存量业务的清算和兑付功能,确保存量业务按期兑付,稳定投资者情绪,增强投资者预期,确保会员权益,这也是我们的网站主页、微信号暂未更改名称的原因之一;二级市场的继续开放也是基于存量业务原合同的约定,如若变更,势必引起更多恐慌,打破平稳退出的节奏。 三、浙金中心的转型发展 监管部门在落实清退工作的同时,也对浙金的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帮助我们科学把握处置工作的节奏和力度,统筹考虑化解所必须的资源保障,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合规转型、稳健发展。在转型发展上,一是批准公司的名称和经营范围变更,并支持我们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申请成立地方AMC,浙金中心已于2025年1月13日获批更名为浙江资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地方AMC的牌照申请和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二是支持收购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此项工作已于2025年7月1日完成,并已展业。 综上,转型中的我们,有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存量业务的兑付、二是公司的转型,其中存量兑付是重中之重,同时也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为稳妥化解存量业务提供有效的人力物力保障。目前,公司各项工作都在有序进行,存量业务各融资主体也在积极落实主体责任,投资者情绪也较为稳定。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有序压降工作,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再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浙江资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2日
从“民营”到“民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法理升维——回应胡德平先生“民有经济”建言/赵晓 在中国改革史上,用词从来都是很重要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这三个词的更替,就是中国制度演进的缩影,标志着中国市场化历程中逐步解放思想、确立产权意识的三个阶段。 当下,胡德平提出将“民营经济”更正为“民有经济”,这不是用词问题,更非文字游戏,而是一场法理上的升维。这一概念要厘清的,不仅是经营权问题,更是所有权问题;不仅是政策激励问题,而是法律秩序问题。从“民营”到“民有”,意味着从“谁来经营”转向“谁是主人”。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中,真正的改革不止于分权(“放权让利”等),而在于定权——界定清楚民间财富与国家权力的边界。强调“民有经济”这一提法,看似细微,实则触及中国现代法治与市场文明的根基。 在经济学中,产权清晰是一切市场效率的起点。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科斯、诺斯,制度经济学的共识从未改变: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就没有自由的市场。 “民营经济”这一称谓的局限在于,它强调“经营层面”,却模糊了“产权层面”。“民有经济”则更直接地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是真正的所有者?这不仅是语言的纠偏,更是文明的定向。在法治文明中,产权是法律与经济的共同语法。如果产权不独立,市场就难有信心;如果产权不受保护,改革就会失去根基。胡德平先生的提醒,正切中今日中国市场困境的要害:民企的问题,不在内因、不在活力,而在外部环境——在制度与法治的不平等。 《民营经济促进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是国家层面对民企的积极信号。但“促进”属于政策行为,而“保护”才是法治行为。政策鼓励,可以带来短期信心;法律保护,才能确立长期秩序。因此,胡德平先生提出制定“民有经济保护法”,意义远超一个名称。它标志着中国市场治理从“扶持思维”“利用思维”向“权利思维”“服务思维”的转变——也就是从“政府帮助你”到“制度保障你”。 若要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必须在法治层面作三项明确: 1、物权的神圣性:私人财产应受到宪法与民法的双重保护,任何形式的征收、冻结、侵占都须符合法律程序与补偿原则; 2、契约的平等性:民企与国企、行政机关应在司法上拥有同等地位; 3、法人人格独立性:不得混同法人责任与自然人责任,更不得以“连坐”方式惩罚企业家家庭。 这三条,不仅是技术条款,也是市场文明的底线。 胡德平先生引用 19 世纪英国工联主义者托·约·邓宁的名言——“资本的利润达到 100%、300%时会变得疯狂”,并指出:“资本若与特殊权力勾结,就会如此疯狂;而若制度公正,资本的胆怯与疯狂都会降至最低。” 这句话其实揭示了“法治的经济学”。资本从不天然道德,它依赖制度引导。在自由社会,资本因法律而敬畏;在权力社会,资本因不确定而畏惧。健康的民有经济秩序,应当让资本敬畏法律,而非畏惧权力。 这不仅关系市场安全,也关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当资本相信法律,而非关系;相信契约,而非权势——一个社会才能真正进入现代文明。 回望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成就巨大,但市场经济转型并未完成,“权贵经济”的泥潭与惯性仍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营商环境”问题,说到底不是政策不优,而是权力与产权的边界不清。 产权模糊,滋生寻租; 司法不独立,损害信任; 行政干预过深,抑制创新。 因此,改革的方向早已不再是“放不放权”,而是确权与限权。 “民有经济”概念的提出,实质上是要在宪法与民法体系中,确立私有产权的制度自信——既承认国家的主导地位,也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这是从“政策型改革”走向“法治型改革”的关键一步。它让“市场经济”真正具备法律灵魂,也让“社会主义”具备现代文明的内核。 胡德平先生在文末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智力器官”的段落,谈到人工智能对劳动形态的改变,颇具启发意义。 这也提示我们:未来的生产力,不仅由物质资本驱动,更由智识资本与制度资本共同塑造。 在这种背景下,民有经济不再只是“资本力量”,而是创新力量与社会信任的容器。保护民有经济,就是保护社会创造力。推动法律清晰,就是推动文明前行。当“上层建筑”能自觉为经济基础服务,当法律成为生产力释放的加速器,而非阻力器时,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才算真正完成。 2025 年 4 月 30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该法已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首部民营经济专门法,旨在通过法治的方式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稳定市场预期和提振信心,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然而,“民有经济”的概念提法未能纳入,这是重大的历史遗憾。 从“民营”到“民有”,是一次从政策到法理的跃迁;从“促进”到“保护”,是一次从行政到司法的升级;从“经营”到“所有”,则是一场文明的自我确认。真正的现代化,不在技术的进步,而在制度的确立。真正的自信,不在口号,而在让每一个民有者心中无惧——无惧任意征收,无惧行政干预,无惧关系绑架。
与中国市场高度捆綁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大背景下,要求所有供应商最迟在2027 年终止中国采购,将北美生产车辆的供应链完全迁出中国,此举早于 2024 年底启动,因贸易战更趋紧迫,虽然中国在部分汽车零部件领域占主导地位,转移供应链成本高、难度大,但痛定思痛,不得不壮士断腕,告别中国市场。行业内已有相关转移趋势。 当数千家供应商收到通用汽车的“最后通牒”时,全球汽车业的神经被狠狠攥住——这家美国汽车巨头正挥起供应链“手术刀”,誓要将中国零部件从自己的产业版图中彻底剔除。从电池材料、芯片到照明组件、定制模具,这场“清场行动”覆盖的范围远超此前的预期,打破了外界对通用仅针对高敏感部件的猜测,其目标只有一个:让中国供应链从北美生产体系中彻底“消失”。 通用CEO玛丽·芭拉口中的“供应链韧性”,在此刻露出了锋利的獠牙。当“低成本采购”让位于“政治安全优先”,这家百年车企用最激进的姿态,给全球制造业上了最残酷的一课——地缘风暴面前,没有永远的供应链伙伴,只有随时可调整的利益棋局。  中国供应链不是说拆就能拆的“积木”,在照明电子、精密模具等领域,中国早已构建起难以替代的产业生态,就像一张渗透到毛细血管的网,强行撕裂必然带出血肉模糊的代价。美国零部件供应商协会主席直言,不是不想换,是找不到能无缝衔接的替代者。 为了这场迁徙,通用砸下真金白银:与美国稀土企业绑定,在内华达州圈下锂矿,试图在电池原材料上实现“自给自足”。这种“另起炉灶”的成本惊人。业内估算,仅基础零部件的替代成本就可能推高整车制造成本15%以上,最终要么转嫁给消费者,要么吞噬企业利润。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苏子明,是锡安教会王林牧师妻子,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家人们,特别感恩并感谢大家自10.9教案发生以来,对我们家的支持、安慰和帮助。愿主纪念大家的爱心💗 2025年10月9日下午,王林失联,直至10月10日我报警后才得知他在深圳机场被广西北海警方扣押。后经反复查找,才得知他被拘押在广西北海第二看守所,自此失去自由。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 因着我们的信仰,因着王林牧师的身份,针对他及我们家庭的随压,这几年不断加码。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们被迫带着两个孩子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刚住下就被各种暗中的手段逼迫无法继续安居。我们租房,房东被施压;我们买房,合同已签定价已付,房东受到威胁中止;我们给孩子找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因施压被劝退,造成孩子失学至今。如此辗转4个多月,六七个城市。直到10月9日,似乎神也觉得我们太疲倦,允许以这样的方式让王林暂停漂泊,这一个月来,王林虽然因着里面的饮食导致消化系统失调,瘦了十来斤,但感恩大家的关心守望祷告,他在里面的状态整体都好。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依然有很多默想和思考,心里有平安,也欢喜领受这杯,如同王林所说:神说与他一起微笑面对。他说这是他的份,作为妻子,我愿和他一同承担。 除了牵挂他所牧养的教会和会众,担心同样被拘押的同工,王林现在最盼望的是因着他失去人身自由能换来两个孩子重获自由,享受教育的自由!他明白自己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陪伴孩子成长,无法陪伴他们读经祷告,无法看着他们学习作业,无法陪伴他们嬉戏玩闹。但他希望两个孩子能不受株连,能有稳定的生活、学习,享有最基本的获得教育的权利、出入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因着孩子,我们最终痛苦地决定,尝试去国外给孩子找适合的学校就读。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挣扎,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分别,不知何时还能再踏上这片土地,何时还能再见面。孩子们已经懂事,知道爸爸因着信仰失去自由,他们不以为耻。但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父亲太远;他们已经不再问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只是问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爸爸。他们渴望能有学上,能有伙伴,但他们更想能常常给爸爸写信,给爸爸画画。 然而,11月10日晚,当我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出境时,发现我也因教案而被边控,理由竟也是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北海市公安局限制出境。继孩子们在国内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后,我们出国寻找学校的可能性再次破灭。 孩子受教育权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宪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义务教育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且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胁迫或者诱骗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违法行为,应予以处罚。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第八十三条也明确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未成年人依法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不因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民族、种族、性别、户籍、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家庭状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面对如此清晰的法律规定和权利保障,有关部门和人员熟视无睹,仍然采取各种威胁、恐吓施压、增加障碍等违法手段,公然侵犯未成年孩子的受教育权,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及威信。这也是对国家施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基本方略和原则的公然践踏,严重损害有关部门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和国内国际形象。作为孩子的母亲,我依法有权对此违法行为提出严正控告,要求有关部门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法保障孩子受教育权! 我本人自 2003年受洗信主,2007年全职服事至2013年与王林步入婚姻,婚后我主要照顾家庭和抚养孩子,让王林这个“小太阳”能够全力以赴地服侍。现在广西北海警方竟然对一个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依法享有人身自由的公民随意限制出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民基本权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生活。我将就此违法行为提出严正控告,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感恩大家一直对我们的挂念、关心,以上就是我们的近况和面临的挑战。恳请大家继续为王林以及其他众位牧者同工守望,愿主在这件事上完全掌权,施行公义和怜悯,愿祂的旨意成就。也请大家继续为我和孩子代祷,求主开通达的道路,施恩看顾。也为有关部门以及这个国家代求,愿上帝的公义和拯救临到这片土地。 也借此感谢自6月以来我不断辗转借宿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感谢你们对两个孩子的接待和照顾,也为你们的平安和不受骚扰而祷告。也许我和孩子们将继续漂泊,但在主里我们都将得享平安! 谢谢大家! 🙏 苏子明2025.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