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2个月前
香港导演王家衛是香港娱乐圈少見的明白人,私下說真話這是基本的常識,大凡經歷過封城清零的人都記憶猶新,絕對不會為那時的防疫政策拍手叫好!防疫就是乱搞!一党专制就是遍地灾难!最可恥的是将私下對話錄音錄影上網舉報的卑鄙小人!不管是公開舉報還是私下舉報,特別是對一個說真話的人背後揮刀。經過這麼一鬧騰,王家衛在中國恐怕再也接不到片子,已經投拍的片子恐怕也很難過审,王家衛的命運很可能會像當年央視星光大道主持人畢福劍一樣。 近日,编剧古二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电影《繁花》导演王家卫、总制片人彭绮华、联和导演李爽的几段录音。 在古二11月8日曝光的录音中,李爽、王家卫和彭绮华三人聊新冠中国防疫。李爽说:“我现在已经太了解共产党的套路了”“共产党太不讲情面” 王家卫:“(共产党)只会割韭菜”李爽:“我是觉得共产党他下定决心整理这个事情就是乱搞” 王家卫:“但这种事只有在这,一个贪婪的一党专制国家才能乱”“民主国家都不处理,就我们这处理的简直了!” 李爽:“武汉疫情封城时,我原以为舆论会骂声一片,但是很奇怪,当地人都说共产党好,这让我觉得特别意外,并且那些人都不是(政府)组织的” 李爽说他花了19万元买了些日本的武士刀和盔甲。王家卫开玩笑说:要是以后再来什么运动,一打开你家门看到这些(日本武士刀和盔甲) 李爽就会跪在门口戴个帽子,再挂个牌子。 李爽开玩笑回应说:“那种时代真的来了,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跑不了” 王家卫随即回应:“我没事啊,我很正能量的”。 录音内容还涉及王家卫与秦雯对多位演员的私人评价,与他在公开场合对演员的称赞形成强烈反差。录音中,王家卫说唐嫣“太装”、游本昌“不是省油的灯”、陈道明“极品中的极品,阴阳同体”。 在舆论发酵时,香港影视大佬向华强的妻子向太(陈岚)突然出手。这位港圈女强人开直播,开口就真刀真枪:“投资王家卫的老板基本亏钱,我这儿绝不录用王家卫,因为他不受控。”她举例说,王家卫执导的《阿飞正传》投了4,000万,票房不到1,000万;《东邪西毒》投了2,000多万,票房才900多万,最后只能紧急拍一部《东成西就》来填坑。 目前,这则视频正被各大平台陆续删除。11月8日,繁花剧组发布声明回应:录音视频未经证实、存在大量失实、蓄意剪辑恶意解读、程骏年因不满足于剧组给予的“前期责任编辑”的合理署名,为一己私欲而泄私愤,肆意对主创和所有无辜涉事同行进行抹黑和造谣,导致相关人员遭受大规模网络暴力,同时其发布的相关内容不遗余力煽动社会对立、诱导负面情绪,影响极其恶劣。
蔡慎坤
2个月前
【读者来信】全国金交所在2024年10月全部关闭了,恒大、中植、海银等公司都是通过金交所备案产品,来呈现产品上的“合规”进行吸收公众存款的,因金交所存在大量违法的可能性,政策层面上全部关闭了。 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浙金中心)是全国最后一家取消资质的金交所,浙江省国资占有40%的股份,于2024年10月31日在浙江金融监管局官网上发布了取消资质的通告。浙金中心被取消资质后改名为浙江浙金资产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主页、微信号都没有更改名称。 虽然被取消资质,浙金中心的理财,仍然在二级市场销售通过转让产品的形式进行偷偷销售,浙金中心的国资部分理财余额大概80亿,主要是省内城投,具备安全性;给祥源控股集团(祥源控股有二家上市公司)融资的大约是250亿,这部分有50亿是自融,浙金中心进行自我投资,该部分融资10月份已开始兑付,基本上每天1个亿,但是中心在二级市场也会偷偷销售产品来补充资金,根据祥源控股集团的财务情况(已大量票据违约、上市公司质押率高企),基本上距离暴雷不远了。 浙金中心暴雷和其他的理财公司暴雷的区别是,浙金公司是浙江省国资控股40%且受到省金融办监管的单位,浙金中心通过系统性的造假(比如说多套风控系统、只有一套是同步给金融办的)进行了长期的非法集资,现处于暴雷边缘。
蔡慎坤
2个月前
刘道玉先生去世,引发网络热议,甚至不少人认为刘道玉堪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学校长”,这当然并不是什么溢美之词,而是中国教育现状的客观陈述:刘道玉身后,当然还有人担任武大校长,有更多人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其中也不乏值得尊敬者,但无一例外,这些人的第一身份都是为组织管理大学的官员,而不是为师生投身教育的校长。 刘道玉,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校长。在1981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之前,刘道玉曾任职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并参与推动恢复高考和高校领域的拨乱反正。那时的他40出头就已高居司局级干部,仕途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但是,在完成恢复高考的工作后,刘道玉于1979年以身患疾病为由主动从教育部离职,辞官挂印回到武汉大学从事化学研究工作,行政级别直接归零。 但凡有一丁点心思想要做官的人,不可能干出这种“傻事”。 1983年,已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两年的刘道玉被中央工作组叫去谈话,口头通知拟任命他接任即将退休的黎智担任武汉市市长。只要他点个头,正式任命文件很快就下来。 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一市之长的权力之大、前途之广,可以说是无可限量。主政一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了。 可刘道玉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以“缺乏经济和市政管理经验”为理由婉拒了上级的安排。在推脱不掉后,他居然准备坐火车进京找领导当面辞任。最终,组织接受了刘道玉的意见,由着他继续在武汉大学搞教育。 刘道玉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能说出这些话的大学校长,他的自我认同就不可能是一位官员。 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最前沿。 刘道玉的一些改革措施即便放到2025年来看,也都惊为天人。 他上任之后第一项改革是在武大取消了当时的政治辅导员职务,改为导师制。 从讲政治到讲学术,这一改革让武大教师队伍迅速形成“学术至上”的风气,凭真本事做老师。 刘道玉推动的第二项改革是学分制,学生可以自主选课,主修辅修相结合,形成自主的知识结构。 “学分制”在当下的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却是美国方案和苏联方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刘道玉在武大率先推行“学分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教风变了,学风变了,刘道玉推动的改革客观上将当时堪称落寞的武汉大学迅速提升至“中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度,被武大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更为“奇葩”的是,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刘道玉一点都没有向上级提过申请,打过报告。他认为,这是校长的职权范围,不需要向上请示。 刘道玉,是真的拿自己当校长了。 1988年,刘道玉在任期之内突遭免职,上级对他的评价之一是“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 是非功过,今日终可评说。 在我看来,刘道玉校长在1988年被免职是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 很难想象如果他继续担任校长,在其后的历史中将遭遇怎样的挫折与冲击。
蔡慎坤
2个月前
11月7日,武汉大学网站发布讣告: 著名教育家、有机化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7日15时33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 刘道玉同志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枣阳,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先后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一司司长,兼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二十三届理事会理事,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二届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道玉同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作为会议秘书长之一参与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研究生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在恢复统一高考及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为教育教学改革开风气、辟新局,率先推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武汉大学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道玉同志潜心育人、诲人不倦,为学生讲授《辐射高分子化学》等课程,编写《有机氟化学》教材,在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科学通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退休之后,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继续关心教育事业发展,致力于爱的教育、创造教育研究,出版相关著作二十余部,为推动创造性人才培养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道玉同志的高尚品格和突出贡献,赢得了广大师生、海内外校友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逝世是武汉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深切缅怀刘道玉同志! 刘道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上午8时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殡仪馆天元厅举行。 谨此讣告。
蔡慎坤
2个月前
官方刚刚通报: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海外自媒体早在2天前就引述西安消息人士报道,方红卫星期三原定调研西安市宗教工作,并拟对行程作公开报道,以辟谣外界指他“神隐”出事。不过,方红卫在半路就被中纪委人员拦下带走。网上还流传出抓人的场景:“方红卫脸色煞白,双腿发软,当场失禁尿湿裤子,周围人见状一片哗然。”消息还引述一名在当地经商的外省企业家称,方红卫不仅本人涉贪,还纵容、默许亲属利用他的影响力谋取私利。 “当地商界都知道,方红卫妻子、妹妹‘胃口很大’。” 上月举行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方红卫是其中一名在递补中央委员时被“跳过”的候补中委。 2021年5月,55岁的方红卫升任陕西省委常委,陜西省委秘书长。同年11月出任西安市委书记。这个期间,陕西省委书记是刘国中,也就是说,方红卫担任过刘国中的大管家,但方红卫升迁是在胡和平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期间,胡和平是陈希栽培的政治新星,是山东人,属于山东帮,是彭丽媛和陈希共同扶持推荐的重要政治明星,这位清华大学校长到陕西后,发现并栽培了毕业于清华大学又从习近平祖藉地出来的方红卫,方红卫毫不掩饰自己是陕西富平人,间接吹嘘是习近平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任期内,胆子很大,插手重大项目牟取私利,胡和平调离时向刘国中推荐了方红卫,方红卫成为刘国中的省委秘书长,解決了副省级待遇,随后出任西安市委书记。二十大后对陕西官场整肃,发现方红卫的诸多腐败线索。
蔡慎坤
3个月前
有人问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都有不同的一套说法,实际上都是喊着梁山泊的口号,从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到所谓的替天行道,干的都是中国历朝历代土匪所干的勾当:抢劫!纽约人拥戴的新市长,亳无疑问就是这类货色。 如果10个人中的6个人,可以投票决定另外4个人必须无偿拿出多少比例的财产分给他们,那么是要20%,还是要40%,或者要60%甚至80%,那就由不得另外4个人了。抢走多少比例,这是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区别。逻辑上,可以抢走他人蛋糕的20%,那就无法限制再抢40%、60%,或更多,直至抢走做蛋糕的生产资料。这些在欧洲部分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事实(法国曾于2013年颁布累进所得税率最高一档75%的法令,当年3000位以上有产者放弃法国国籍,法国不得不在2015年紧急叫停这项法令的实施)。 曼达尼喊出对富人额外征收2%的税收,得到乌合之众和好吃懒做群体的热烈欢呼,如果到時候2%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他们还会鼓动向富人乃至中产征更多的税,今天的紐约和加州平均税率远高于其他州,而政客们依然觉得手里的钱不夠花,要知道富人见势不妙是会跑的。当然,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偏右的国家,美国的建制派左派,在欧洲只能算中右派。这是美国还能保持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的源泉。 纽约赤化、绿化,对美国整体上是好事,可以让共和党继续在联邦层面多执政几届。因为只有亲历或就近目睹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铁拳,才能让更多人感到疼痛!纽约将逐渐趋向底特律化——那里曾是繁华的都市,现在生活成本不到纽约的十分之一,唯一的毛病是就业机会少,社会治安差。我走遍美国,见过加油站员工站在封闭的铁笼子里工作的,只有在底特律。 在深受社会主义荼毒的中国,宣扬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煽动抢劫。这些人中还有被社会主义铁拳捶打过的——抢劫者整同类,往往比整对手更狠。 政府就是物业公司,你房子1000平米,我100平米,你已经比我多付了十倍物业费,所以物业公司不能再强迫你另拿钱给收入低于你的邻居。你自愿救济他人是你的权利,但你有权选择只救济勤劳厚道节俭的张三,不救济懒惰无赖挥霍的李四。如果物业公司说李四收入更低,你必须在物业管理费之外,再付费支付给李四钱,张三因勤劳节俭等原因,相对生活稍好,不符合救济标准。这就是目前大政府均贫富的混乱逻辑。
蔡慎坤
3个月前
美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市,新选出了叫曼达尼的新市长。他的得票率很高,达50.6%。他身上有多个标签:非洲移民,印度裔,穆斯林,共产(社会)主义者,90后。也是奧巴马力挺的新美国代言人和奧巴马政治衣钵的继承人。 曼达尼的胜利,标志着身份仇恨政治在美国的进一步胜利。预示着纽约这个曾经的世界熔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即将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   未来的纽约市政,将不再以全体市民的共同利益为依归,而是会根据不同身份群体的“受害”程度,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   公共安全、教育、住房等核心领域,都将成为实践身份公平的战场。纽约的文化机构、历史地标、公共教育系统,将面临一场彻底的政治审查。任何被认为带有殖民主义或压迫性色彩的遗产,都可能被重塑甚至抹去。   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和对资本的敌视,将从街头口号,正式进入市长办公室的政策议程。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冲击。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就是梁山泊的口号从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到替天行道的区别,骨子里干的是同一件事:抢劫! 如果十个人中的六个人,可以投票决定另四个人必须无偿拿出多少比例的财产分给他们,那么是要20%,还是要40%,或者要60%甚至80%,那就由不得另外4个人了。抢走多少比例,这是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区别。但逻辑上,可以抢走他人蛋糕的20%,那就无法限制再抢40%、60%,或更多,直至抢走做蛋糕的生产资料。这些在欧洲部分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事实(法国曾于2013年颁布了累进所得税率最高一档75%的法令,当年3000位以上有产者放弃法国国籍,被迫于2015年紧急停止实施)。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偏右的国家,美国的建制派左派,在欧洲只能算中右派。这是美国保持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的源泉。纽约赤化、绿化,对美国整体上是好事,可让共和党继续在联邦层面多执政几届。因为只有亲历或就近目睹过社会主义之弊,才能让更多的人醒悟。纽约将逐渐趋向底特律化——那里曾是繁华都市,现在的生活成本不到纽约的十分之一,唯一的毛病是就业机会少,社会治安差。我走遍美国,见过加油站员工站在封闭的铁笼子里工作的,只有在底特律。 在深受社会主义荼毒的中国,宣扬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煽动抢劫。这些人中还有被社会主义铁拳捶打过的——抢劫者整同类,往往比整对手更狠。 政府就是物业公司,你房子1000平米,我100平米,你已经比我多付了十倍物业费,所以物业公司不能再强迫你另拿钱给收入低于你的邻居。你自愿救济他人是你的权利,但你有权选择只救济勤劳厚道节俭的张三,不救济懒惰无赖挥霍的李四。如果物业公司说李四收入更低,你必须在物业管理费之外,再付费支付给李四钱,张三因勤劳节俭等原因,相对生活稍好,不符合救济标准。这就是目前大政府均贫富的混乱逻辑。
蔡慎坤
3个月前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就是梁山泊的口号从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到替天行道的区别,骨子里干的是同一件事:抢劫! 如果十个人中的六个人,可以投票决定另四个人必须无偿拿出多少比例的财产分给他们,那么是要20%,还是要40%,或者要60%甚至80%,那就由不得另外4个人了。抢走多少比例,这是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区别。但逻辑上,可以抢走他人蛋糕的20%,那就无法限制再抢40%、60%,或更多,直至抢走做蛋糕的生产资料。这些在欧洲部分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事实(法国曾于2013年颁布了累进所得税率最高一档75%的法令,当年3000位以上有产者放弃法国国籍,被迫于2015年紧急停止实施)。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偏右的国家,美国的建制派左派,在欧洲只能算中右派。这是美国保持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的源泉。纽约赤化、绿化,对美国整体上是好事,可让共和党继续在联邦层面多执政几届。因为只有亲历或就近目睹过社会主义之弊,才能让更多的人醒悟。纽约将逐渐趋向底特律化——那里曾是繁华都市,现在的生活成本不到纽约的十分之一,唯一的毛病是就业机会少,社会治安差。我走遍美国,见过加油站员工站在封闭的铁笼子里工作的,只有在底特律。 在深受社会主义荼毒的中国,宣扬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煽动抢劫。这些人中还有被社会主义铁拳捶打过的——抢劫者整同类,往往比整对手更狠。 政府就是物业公司,你房子1000平米,我100平米,你已经比我多付了十倍物业费,所以物业公司不能再强迫你另拿钱给收入低于你的邻居。你自愿救济他人是你的权利,但你有权选择只救济勤劳厚道节俭的张三,不救济懒惰无赖挥霍的李四。如果物业公司说李四收入更低,你必须在物业管理费之外,再付费支付给李四钱,张三因勤劳节俭等原因,相对生活稍好,不符合救济标准。这就是目前大政府均贫富的混乱逻辑。
蔡慎坤
3个月前
王沪宁早在1988年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的身份赴美访学。期间在多个城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等)考察、访问并做田野观察。他用近一年的时间记录了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观察与反思,回国后整理了一本有关美国的重要著作《美国反对美国》,该书于1989年出版,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前瞻性和独特的洞察力。 “美国反对美国”并非指外部的对立,而是指出美国社会内部自身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制度理想与现实运作之间的对立。简言之:“美国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美国内部”。王沪宁认为,美国既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又充满了自我矛盾:一方面,它倡导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它又面临贫富悬殊、种族分裂、社会异化、政治空洞化等问题。他称之为美国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断裂。 他指出,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推动了创造力与经济活力,但也导致社会的分裂、家庭的解体与公共精神的衰退。 “美国的强大来自个人主义,美国的问题也来自个人主义。” 美国制度设计非常精巧(宪政、法治、市场机制),但王沪宁认为它越来越脱离社会价值与公共目标。结果是:政治陷入形式主义;公共政策受利益集团操控; 民众对政治失望而犬儒化。 他观察到,美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但社会弥漫一种“空虚的繁荣”。消费成为信仰,精神生活贫乏,人们陷入对金钱和享乐的追逐,上帝渐渐远离美国人的生活。 王沪宁在书中警告,美国的社会分层、种族矛盾、教育差距正在扩大,这些问题将严重削弱美国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今天中国对美的一系列强硬政策,是否与王沪宁当年的判断有关。王沪宁是中共政坛的不老松,70岁还在为习近平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起初王沪宁并不愿意离开学术界,1995年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二人被海外媒体视为江泽民的“核心幕僚”。吴邦国从上海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而且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当时40岁的王沪宁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做起,在江泽民与王沪宁第一次见面时,江泽民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来北京,这一帮人(指上海帮曾庆红和吴邦国)就要与我闹翻喽。” 据说王沪宁自从上海进入北京,就远离原来的社交圈子,算是孤身一人,既不插手任何工程项目不谋取任何私利,也不插手人事安排不栽培亲信不推荐任何官员,沒有显露向上攀爬的野心,更不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他深知官场险恶以及政治禁忌,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他得到了三朝元老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