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同化

昨天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清朝满族一点人,让上亿汉人剃光前额、留辫子数百年,西方人看了说是“猪尾巴”,极其丑陋,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身体上的规训,似乎在人类历史上也比较罕见,类似的我只能想到裹小脚和保守宗教中的女性蒙面。和 GPT 讨论了几万字,整理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分享: 纵观世界历史,类似强制外貌或身体改变的政策极少。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明把“身体改造”做到如此彻底。在整个人类史上,能真正做到“控制全民身体外貌、持续数百年、兼具象征与制度力量”的,只有两个体系:清朝的辫子和伊斯兰的面纱。 福柯:权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维系。 人类学里有个概念叫“被迫同化的内在化”(internalized subjugation)。意思是:当一种强制行为持续足够久,人们会出于社会安全感,主动合理化它。 清初的满洲政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确立统治,最初并不是单纯为了“美观”或“风俗”,而是为了政治忠诚的可视化标志。所以它成了一种政治服从的象征,甚至比语言、宗教还强烈。 暴力的仪式化 + 制度的延续性 + 文化的吸纳性。 清初推行剃发时,南明、江南地区的抵抗极其惨烈,很多人宁死不剃头,史书中甚至有“发不剃尽,血流成河”。从 1645 年正式推行,到 1911 年清亡,几乎延续了两个半世纪。 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男性(包括汉人、蒙古人、满人、朝鲜人)都被要求留辫。 渐渐对普通人来说,“留辫”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反抗的代价极高,而生活的安全感与繁荣感让他们逐渐失去抵抗意愿。几代人之后,剃发不再被视为屈辱,而成了“日常”。连文学、绘画、戏剧里的男子都以“辫发”为美。 然而,清朝中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大量来到中国,对辫子留下了非常一致的负面印象。英国旅行家巴罗(Barrow)在《中国游记》中嘲讽清兵“后脑垂一尾,若猴尾然。”英国画报常把清兵画成“Pig-tail army(猪尾巴军)”。 鸦片战争后,清廷确实受了极大的刺激,开始派人出洋、学西制,但“辫子”这件事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敢碰。剃发是满清统治象征,谁敢提废辫,等于说“皇族不该存在”。 清末维新时期,剃辫(剪辫)成了政治反叛的象征。辫子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符号”,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剪辫是“断绝奴性”的第一步;孙中山更是明确规定革命军“剪辫为先”。但也有很多人主动维护辫制。革命军剪辫,他们愤怒地喊“这不是中国人”。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通过身体实现统治”的例子。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类似机制——权力通过细节、规范、姿势、仪容管理社会。清朝的剃发令几乎是这种“规训社会”的极致表现。 在别的文明中,虽然也有类似行为,但方式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和服、剃发束冠,改穿西式礼服。俄国彼得大帝下令贵族“剪胡须、穿西装”,模仿欧洲。凯末尔强制废除头巾、长袍,推广西式帽子和西装。只不过方向相反:清朝是“退向传统”,他们是“进向现代”。 比较类似的包括:裹小脚是一种社会性规训——女性为进入婚姻与社会体系,被迫改造身体。它不是由国家法令推动,而是家族、族群、婚姻市场的共同压力。裹脚让女人身体畸形,但在传统语境中被视为“美”、“教养”、“贞洁”的象征。女性身体被家庭与社会价值观控制,用来体现“男性的体面与控制力”。非国家强制,但比国家更稳固;持续时间长(约1000年);两者都让身体成为权力的舞台,只是一个属于国家,一个属于父权。 伊斯兰女性蒙面最初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宗教文化中“贞洁与虔诚”的象征。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中东、南亚、北非),它逐渐被制度化、政治化,演变成性别秩序与社会控制的符号。如果从“范围广度、持续时间、现代性下的延续”来看,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蒙面制度”确实比清朝的辫子制度更深刻、更顽固、更复杂。它跨越政权、地域、时代, 即使现代国家世俗化、教育普及、全球化浪潮席卷,也依旧牢固存在。 福柯:最强大的权力,不是让你屈服于外在命令, 而是让你主动维护它。 在许多伊斯兰社会里,蒙面并非简单压迫。很多女性真诚地认为那是尊严与信仰的体现。 这就让权力的性质更复杂。外人看来是限制;内部人认为是美德。这就是文化权力的终极状态:它把屈从变成了身份,把约束变成了荣誉。
蔡慎坤
1个月前
一个名叫日本的沼泽国家 ——逼迫、文化与真理独一性的抉择   文/赵晓   谁都知道,日本满天神佛,但唯独不是一个福音化的国家。那么,日本这片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日本,我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沉默》的电影,同时一起思考日本这个国家。   一、沼泽的比喻 说日本人天生不信主、不渴慕是不懂历史、没有文化的表现。 福音,也曾在日本曾经如火般传播。 但可惜的是,福音的大火很快被德川幕府铁血镇压。 这是一种比罗马帝国更残酷的“东方式镇压”。 在罗马,只要你承认凯撒为主,就能逃过逼迫; 在日本,幕府却是试图彻底毁灭信仰,为此不惜用酷刑与“踏绘”一步步逼人背弃。 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在《沉默》中讲述了这段故事,并借人物之口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日本就像一片沼泽(mud swamp)。任何移植过来的树木,不论多么挺拔,都会在这里腐烂、变形。” 官员井上也用“泥沼日本”来嘲讽宣教士说:“打败你的不是我们,而是这片泥沼——日本。” 沼泽,意味着不完全是刀剑般的直接毁灭,而是悄无声息的吞噬,把清晰的真理化解为模糊的文化符号。 二、沼泽的历史:被吞没的信仰 1、16世纪的兴旺 1549年,耶稣会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把福音带到日本。短短几十年,即产生数十万信徒,甚至有基督徒大名,似乎一棵茁壮的橄榄树正在成长。日本福音化指日可待。 2、17世纪的逼迫 不曾想,1614年起,幕府全面禁教,酷刑、火刑、穴吊接连不断。许多信徒至死忠心,更多人被迫“踏绘”,在外表上否认基督。 3、潜伏基督徒的变形 几百年间,日本信徒失去圣经、牧者、圣礼。结果:玛利亚变成观音,祷文成了口传咒语。信徒对圣物的依赖甚至超过对福音内核的理解。信仰被吸入日本文化的“沼泽”,失去十字架的锋刃。 4、今天的日本,仍是“宣教士的坟场” 明治维新后,禁教令废止,基督教重新进入日本,但信徒比例始终徘徊在 1% 左右。尽管日本经济现代化、文化繁荣,却对福音冷漠甚至无感。许多宣教士终身劳苦,却鲜少见果实。今天的日本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场”,正是那片“沼泽”仍在吞没真理的写照。   三、沼泽的逻辑:权力的恐惧与文化的相对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沼泽”?日本社会并非只靠暴力“砍倒”福音,而是像沼泽那样把它泡软、同化、腐蚀,让福音看似存活实则变形。 1、权力的恐惧 幕府担心基督信仰威胁忠诚体系与政治稳定。对他们而言,“基督是主”意味着“天皇不是神”,权力不是主,因此必须铲除。 2、佛教的相对化世界观 佛教讲无常、空、方便法门,排斥唯一的真理。 → 一切宗教只是“诸法之一”,基督信仰的“独一”很快被消解。 3、文化的同化力 日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汉字、佛教、儒学都被日本化。 → 基督教也被“日本化”,失去核心,成了民俗。 4、社会的“和谐”压力 日本社会强调群体和谐,任何“唯独”的宣告都会被视为破坏秩序。 → “唯有基督是主”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四、沼泽的得逞:缺乏真理的教导 日本的“沼泽”之所以能够真正吞没福音,不仅仅因为外部的压力,更因为宣教先天不足,信仰内部缺乏根基。 1. 没有圣经 o    禁教后,圣经无法流通,信徒只能靠口传祷文。 o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失去神的话语,信仰失去了根基。 2. 没有牧养 o    宣教士被驱逐,教会失去了牧者。 o    羊群没有牧人,就容易分散(结34:5)。 3. 没有圣礼 o    圣礼是神设立的恩典管道,教会因此成为“信徒的母亲”,但日本受逼迫后形成的“潜伏基督徒”失去了圣餐,只保留了洗礼的形式,逐渐异化为个人信仰与民俗。 4. 没有纪律 o    教会没有监督与治理,信仰逐渐与民间宗教混合,真伪难辨。 结果就是,福音在日本被稀释成一种文化符号,潜伏基督徒虽然保留了某种“身份认同”,却失去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力量。 正如耶稣所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太7:24–26) 日本的教会因为缺乏真理根基,就像建在沙土上的房子,最终在暴风雨中倒塌。   五、神学的反思 1、福音的独一性不可妥协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 这句话对任何文化都是挑战。若福音被文化相对化,就失去了本质。 2、信仰需要根基 没有圣经、牧养和圣礼,信仰容易沉入文化泥沼。 → 潜伏基督徒提醒我们:若失去圣道、圣礼、纪律,信仰必被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