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Morris
2个月前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改朝换代最频繁的国家,这点跟别的国家非常不一样。你去翻遍整个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只有这片土地上的王朝更替如此频繁,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中起着最关键的主导作用的就是频繁的农民起义。根据一些官方的历史记载,从秦始皇开始,每隔100年就会闹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小规模的就更不用说了,明清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至少三百多起。你会发现,这几百年来,农民伯伯们不是在谋划创业,就是在创业的路上。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什么原因让农民伯伯们这么不开心呢?其实,在记录这些王侯将相们创业的历史文献里,你就能找到答案。 不管是李自成、刘邦,还是朱元璋,这些人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都是被逼的,没有办法,反正都是死搏一把,可能还有机会,这就是中国式的权衡利弊,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也没有所谓的公平正义,只是被逼无奈下的选择,为了活下去,仅此而已。那么有人问了,为啥王朝就不能自我改善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从秦始皇统一开始,中国就从过去的分封制一下子过渡到了中央集权制。按理说,始皇帝建立的这个郡县制应该会更好啊,应该超级稳定才对。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郡县制有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因为郡县制是建立在县性的组织结构上,所有的权利都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所谓的科举制度,不过只是为了给皇帝选拔一些干活的奴才。所有行政的管理者的眼睛只会盯着上面,他们只会对自己的帽子负责,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帽子,往往就会牺牲百姓的利益。一个媚上不畏下的制度设计是缺乏纠错的机制的。所以往往只能通过一些贤能的大臣们,像魏征、海瑞苦口婆心的劝说君王,以至于让他们做的不要那么过分,而这些劝说也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皇帝不愿意改,他们也没办法,所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不是围绕着改变制度展开的。有意思的是,这些农民被这套体系逼得不得不反,但是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却都选择继续延续这个结构。所谓西晋的陆机,就说还是分封制好,民有定主,诸侯各务其志,大家各过各的,烂也只是烂那么一小块,不会满盘皆输。反观欧洲呢?从8世纪到16世纪,有记载的农民起义只有七八次。作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英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中国历史上的斗争都是在解决谁当皇帝的问题,而在中国,为什么农民都敢造反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当皇帝的门槛极低。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对如来佛祖说的那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就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底色。 而英国历史上的斗争,都是围绕着规则和制度展开的这就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成了世界现代文明的起源,最广泛的政治制度,金融制度、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契约精神,这些几乎都来自于英国,一群贵族们跟国王打仗,反对国王乱抓人、乱征税,这些国王也跟秦皇汉武一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些贵族们把国王打败了。但这帮人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把你打败了,要废了你,动不动就诛你九族,然后由我来当国王,而是跟你谈条件,你可以继续当国王。但是咱们要约法三章,里面详细63条,列出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接着英国就开始了议会君主立宪制,这就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一个偏僻潮湿的小岛却成了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而中国的文明却在原地踏步。 所以他落后是自然的,如果把历史的时间维度拉长了来看,如果斗争是为了建立好的制度,那么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到制度带来的好处。如果斗争只是为了一个小集团的利益,那就会不停的斗来斗去。没有一个好的规则,除了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以外,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超越短期利益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不停的内卷,不是你倦死我就是我卷死你,大家都很痛苦。 李世民为什么要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核心原因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制度维系下的权力斗争,最后都会演化成彻头彻尾的丛林法则,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没有任何信任可言。这就为什么中国很多企业出海,都会遭到别的国家的抵制,因为这些企业都太不讲游戏规则,以一种杀敌一千,自损800的方式去跟别人竞争,是肯定不得人心的。很多现象你从历史上都是能找到一些归因的,尤其是你把尺度放得更长远,会看得更清楚,制度这个东西威力是巨大的,甚至能塑造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三观。所以说,不管是哪种斗争方式,历史的区别在于人们有没有能力把生活的这片土地变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这才是斗争的最终目的。
Suyutong
4个月前
李国庆很快就将再婚,新配偶是德国之声停薪留职员工张丹红。哈哈哈,简直了。(请大家在评论区用一句话总结) 2008年,时任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张丹红在德国电视台为中共洗地,她说:「中国在过去30年使4亿中国人脱贫,这是对人权最大的贡献。」 2008年,无数人因为北京奥运被强拆、被抓黑监狱、胡佳被判刑、刘晓波被捕、高智晟被抓和被酷刑、藏人、维吾尔人被高压统治……。 后来张丹红的言论在全世界范围引发批评,她被调到德国之声其他部门,强调一下,她从未被开除,是中共或五毛引导舆论,称「德国打压言论自由,开除了张丹红」。 2010年我到德国之声工作,2014年8月被德国之声开除,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我攻击同事,所谓的攻击,就是因为我在推特上批评为中共洗地的专栏作者泽林以及张丹红。 2014年11月,科隆大学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有很多德国汉学家和中国教授与会,主持人是特里尔大学教授梁镛,他也是孔子学院在德国的重要负责人。 遇到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毫不客气,讲了中共在海外的媒体渗透,直接指出孔子学院根本不是文化交流机构,是帮助中共收集情报及做统战的机构,我记得梁镛脸都白了。 后来在提问环节,有可能是喜欢舔共得到梁镛授意或是那种「有用的白痴」德国汉学家就向我提出问题:2008年,张丹红的言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我直接答他:当前的中共与当年的希特勒政权是同样的性质,如果一个人讴歌希特勒,你觉得这是不是言论自由? 在德国,所有美化希特勒的言论都是违法行为。所以我的回答让提问者直接闭嘴。 感谢当时勇敢邀请我与会并做主讲的那位德国科隆大学教授。他也许只是为了平衡观点,但在亲共浓度相当高的德国汉学界,这已经很有勇气了。 张丹红在微博上很有名,与那些知名的五毛一唱一和,我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一些入籍德国的华人,还是德国之声员工,可以突破《德国之声法》的约束,落力为中共吆喝。 再后来听说她带着与前夫生的女儿,回到北京。不是离职,是停薪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