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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 胡锦涛出场?敏感时刻 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葬礼,6月8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新华社称,8日上午,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7名政治局常委,全部现身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吊唁许其亮,许的遗体随后火化。 根据公开资料,出身中共空军的许其亮1950年3月生,空军上将,历任空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及政治局委员等职,2023年3月退休。 根据官方讣告,许其亮于6月2日中午“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但官方并未说明其具体死因。由于近年来中共军队高层被大规模整肃,使许其亮的死因一度引起外界揣测。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新华社的讣告报道中有一点颇为耐人寻味。报道提到: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探望,或以其他形式对许其亮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是文中唯一被点名的、现任常委以外的中共元老。这是否意味着胡锦涛的身体状况良好到足以亲赴医院探视?恐怕也未必如此。新华社的表述中用了“或通过各种形式”表达慰问,这表明不排除只是以非到场方式参与悼念。 事实上,其他中共元老大概率也有类似举动,但没人愿意公开露面,尤其在政局敏感的时刻,习近平已经明显军权旁落,若中共元老仍在幕后发挥影响力,他们反而更不愿“显山露水”。作为许其亮军改的重要操盘手,习近平是否亲自去医院探望他,其实官方语句也是模糊处理。讣告中仅提及“慰问家属”,未提及到医院探望,此种表述反而引发更多联想。 来源:新唐人/阿波罗网
1个月前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 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 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 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 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 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 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 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 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 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 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 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 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 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 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 落幕 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 ,,,,,, 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 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 斯影 BBC中文
1个月前
中华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读《历史的大爆炸》有感(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在国内,六四仍然是头号禁区,一切有关六四的言论都被严加封杀。在海外,则出版了一大批六四的书籍。《历史的大爆炸》就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本。作者张万舒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六四期间担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作者亲身经历了上层斗争的全过程,又直接处理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以每日大事记的方式,生动而详实地记录了“六四”事件的全貌。 赶在今年“六四”前夕,这本书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全书约45万字,分九章,前八章的标题分别是:1、大悲痛,大愤怒;2、大打压,大爆发;3、大转机,大阴谋;4、大恶化,大声援;5、大进军,大对抗;6、大动向,大转折;7、大决战,大镇压;8、大逮捕,大清洗。最后一章,第九章,标题是“军人笔下的真相”。《历史的大爆炸》这本书,史料完整全面,真实可靠,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一部珍贵文献。 读《历史的大爆炸》,令人感慨万千。八九民运,其参与的人数之多,动员的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整个运动的和平理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一场有千千万万人自发参与的声势空前的伟大运动,怎么在一阵枪声之后就那么快地化为泡影了呢?当年曾热烈追求民主的民众,怎么一下子就把民主扔在一边,变得只知道追求金钱了呢?据《历史的大爆炸》一书的记载,在89年5月中旬,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10位大学校长,全国文联、全国青联、全国妇联都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要求当局与学生平等对话。在戒严令发布后,张爱萍等7位开国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强烈要求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4位华裔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明这次在北京戒严是“违反宪法”的;香港的人大常委霍英东对不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失望;如此等等,举不胜举。问题是,这些头面人物怎么到后来却对血腥屠杀一声不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对六四都沉默不语,有不少甚至反过来对那个杀人的政权公开表示认同,讴歌起太平盛世来了呢? 我注意到,20年来继续对六四问题讲话写文章的人,几乎都是依然坚持民主理念、依然谴责六四屠杀的;而那些改变了自己立场的人则不约而同地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知道他们的转变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也不愿意面对六四,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 诚如作者所言,六四事件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遭受的“一场历史性的大创伤”。不医治好这一创伤,我们民族就不可能真正的复兴。不少人夸耀六四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声称中国人的头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上抬得这么高。但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物质利益建立在几百几千的爱国青年的生命之上和血泊之中,这个民族的道德何在?这样的民族希望何在?再者,如果一个群体的头颅需要依靠一个残暴的政权用机关枪去扫射和用坦克车去碾压自己的同胞后才能在世界面前高高地抬起,这些头颅又价值几何?这样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相信,一个丧失了记忆与正义感的民族,不论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终究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再次堕入深渊的。这就是《历史的大爆炸》等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和文章的巨大意义。只有通过对这些书籍文章的阅读,我们才可能找回我们民族失去的记忆、良知和勇气。 RFA首发。2009年12月9日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