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

现在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恩来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 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 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当局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的,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位党内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放在他头上,他都能安之若素、恭敬侍奉,表现出与对毛泽东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彪的资历只够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刻予以坚决地打击,下手毫不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 ---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作者:雪卷风升
1934年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基会第八次董事会议以后,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 王化一曾经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东北籍将领。王还说 :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智足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有“小诸葛”之称。在杨宇霆的帮助下,张作霖实力大增,使日本人在东北不敢轻举妄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 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 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想用占卜的方式做出决定。他的设想是如果袁头向上则杀,向下则不杀。没想到连掷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再三追问,张才说出事情真相。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头向上”。丢最后一次的时候,银元掉到床上,她俯身一看,也流下泪来,原来这一次还是“袁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这番话,胡适不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还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经多次劝张学良辞职,然后把军政大权交付中央。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从劝告,但是却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张学良说:“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然而张学良就是听不进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张学良的保险箱 作者: 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