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

茶先生
21小时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14:胡某某 关于八九,老茶有个小疑问:人大为何没有知名学生领袖? 相似的问题是: 为何21名学生通缉名单中没有人大的? 与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里为何人大缺席? 八九学潮,人大的整体表现公认是第一排的,死难者也最多,却为何如此呢? 对此有兴趣的X友可以继续看下去,文尾或有答案。 Who is Hu?该知道的都知道。 先书接上回,X友问:“北海的研讨会去了吗?” 我虽与胡某某再无交集,也未就此问过朱厚泽先生,但与刘福垣学长保持了一段不长的联系。 他和朱本是旧识,两人此番一路同行,说说笑笑,非常开心——这是他北海归来,电话里对我说的,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他还进一步打听张斌、步鑫生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暗自猜测都是被胡某某忽悠来为会议买单的。 和刘福垣的通话里,感觉刘仕途并不得意,似有弃官从商之意。刘东北人,又是读书人,看是坦荡的君子。 有X友跟帖说:“刘福垣号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年在特区办和李鹏的老婆朱琳很不愉快。” 后一句老茶不清楚,但前一句一定不错,那时帝都有一批人自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如王若水、张显扬等人,自70年代末开始就以此自居,用来“非毛”,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形成合力,“非毛”派在会议中“气焰嚣张”,最后逼出邓亲自出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紧箍咒。 前文素描胡某某,极为克制,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昨日写完、发完前篇,和凤丫头一起吃早餐,问起她当年去朱府印象,她说只感觉客厅很大,吃的是小菜,很可口,想想熊姨老人家亲自动手,是多大的面子。 又问:可不可写胡某某? 领导说:可以写,但不要有个人情绪。 一会又笑了,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上,很有意思—— 胡某某在家里,接到太太电话,问他在忙啥? 胡说: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忙着呢! 太太一会再打过来,说:我打的是家里的座机,你怎么说你在外面? 胡恍然一惊,说:哎呀,说顺口了。 胡的太太见过一次,也是那次去广西期间,我当时去计委(或计发委/发改委)办一个项目立项,正好是她接待,彼此公事公办,不多说一句话。 为何如此?还得从与胡某某的相识谈起。 胡是通过马少华(此君故事不少,容日后再写)认识“三只猫”,时在1991年。胡当时在海南,去帝都出差,请我们到人大西门外“黎海酒家”吃饭,同时还表示要赞助《大家》杂志。 他又指派了一名“联络员”—国经系周姓小女生(毕业后去了《经济参考报》)。 此后,却无下文,我亦未在意,无任何指责他失信的想法。 他提过,周女生以前去海南看他,两人合照还是借别的公司楼房当背景遮羞,创业艰难。 同期去海南的还有冯仑等人,那时的处境也不太妙,只是在邓南巡讲话后,才走了狗屎运。冯去海南前,借住在人大不远处的青年公寓,其夫妻二人均与老茶相熟,改天也为他们画一幅素描。 1996年到了广西,我才对胡逐渐不满。 他一直不露面,似无起码的江湖规矩。 一日,王德邦说,胡今天要来凤凰宾馆,陪徐炳松一块来。胡让德邦转告,今天老茶别在宾馆露面。 我感觉这厮不是不懂江湖规矩的问题了,还对老朋友装神弄鬼,跳起大神来了,心下很不爽。 彼时徐炳松是广西区副主席,是清华出身的农家子弟,虽然能干,对复杂的广西政坛并不能应付裕余。 广西官场,派系复杂,最大的宗派是“桂柳帮”和“白话帮”,双峰对峙,势同水火,而徐却不过是外来户。1998年被判无期。 我从报纸读到,徐法办前游泰山,遇见一道人,看相,说“你有的是钱,却不敢花,也不敢存银行。”让徐惊为天人。 我不久离桂赴京,临去机场前,几人在邕江宾馆吃饭。胡匆匆赶到,说来送我。那是我们在桂唯一的一次碰面,我却意兴阑珊,待了一会就走。 胡追到酒店门口,奉承说:老茶,你是大才,以后保持联络。 我并不搭话,一笑而过。 这已是前倨后恭之势利小人了,不仅仅只是没有江湖规矩、或跳大神。 后来胡还来过几次电话,我仅仅敷衍而已,毕竟都是八九兄弟,也未必要给他难堪。 于是才有前一篇所述的场景: 他溜到公司楼旁边,再给我致电求见。 王德邦是滥好人,我刚到帝都的地址是他泄露的…… 如果故事仅仅到此而止,也还罢了。不相往来、彼此别过已近廿年,早该翻篇。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重申前述的问题:人民大学为何没有一个知名的学生领袖? 下面的问题看似相似,但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为何21名学生领袖通缉名单的没有一个人大的? 为何参加与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中没有一个人大的? 答案握在胡的手中。 为什么作家摩罗从“自由主义斗士”转向 “国家主义者”? 答案一定在胡手中。 …… 第二个答案比较复杂,暂且不论。 第一个答案老茶追踪多年,有一个最大的可能,也被朋友坚定地认定为事实: 当年纷乱之中,王超华还是把李鹏对话会的消息通知了胡某某,让人大派人参加。 胡某某本人没有种去,却把消息对所有的战友们隐瞒了。 有人或说这是好事啊,保护了人大的当年学生领袖啊。 即便如此,那岂不是更需要解密这个真相吗? 真相这么重要吗? 对于一些人来说,确是如此!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 情都暴露出来了。 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 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 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 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 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 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 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 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 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 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 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 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 从身边调离了事。 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 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 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 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戚本禹回忆录
“三年自然灾害” (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 、 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之八:何家栋(5) 老茶在前面的贴子里,放过一张何爷与习仲勋、杨尚昆在一起且何爷居C位的照片,今日再贴一张何爷与王光美全家的合影。 何爷虽不居C位,但“核心”位置却显而易见。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是王光美却并未立即得以释放,而是在秦城继续坐牢两年零两个月,其间还和江青同囚秦城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 这两位第一夫人,在此时空交集中,是否有过目光的对视、短暂的交流,老茶没有读到任何材料,不敢妄言,但想一想就觉得趣味无穷。 王光美现场观看了庭审江青的全过程。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一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第一次开庭。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观看实况。审判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贺龙夫人薛明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观看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 王意犹未足,还专程重返秦城,特地去秦城预审室观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录像。王热情地同法官们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错,看完录像的激动久久难以平息,眼眶里含有泪光。她环顾一下这间昔日她也曾受审的房屋,对法官们感慨道:“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为何如此?值得有心人用心研究。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王遭了这么大罪,作为前国家主席夫人,平反后的安排也是令人不解的,得到的赏赐却只是一个政协委员,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退休后,连个专职的秘书都没有,附图中的另一位爷,王耳,曾经给她做过一段兼职秘书,最后也与其全家反目成仇,其中故事颇多,也是一个时代小小的侧面,老茶日后再写。 回到何爷。何爷在推动刘少奇冤案的平反过程中,据说在舆论造势上立下奇功,据此成为刘家的桌上宾。其间详情,老茶知之不多,也盼望有知情者能有所记录。 1983年11月末,何爷陪同王,来到了分别已二十二年的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参加刘少奇诞辰纪念。活动一结束,一行人赴湘潭乌石瞻仰了彭德怀的故居。当晚赶到韶山,入住韶山宾馆。第二天一早,王光美在上屋场毛泽东故居附近散步,路遇一些村妇,主动上前搭讪,嘘寒问暖。王光美能在韶山落脚,陪同前往的几位领导交口称赞,说得多的四个字是:“顾全大局”。 八九学潮期间,何爷曾说服王光美给胡启立打电话,动员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与新闻界对话,胡启立居然欣然接受。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和卢跃刚,被推选为与中央对话的四人团的成员。 八九之后,何爷与刘家并未中断联系。其中一段,不为尊者讳,甚至也当起了刘家的“掏粪工”,试图从刘少奇的文字里,找出与毛魔截然不同的路线。 何爷和刘源“合写”了一篇《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开头就说——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 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 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 反复自问?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 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 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老茶当年对此颇不以为然,一堆“马”粪里,能挑什么东西呢。有一次,当众笑着对他说:“何爷最近的文字,在美化生活。”何爷听后一愣,没有反驳,也没有继续追问是什么意思。 何爷与刘源的合作作品,散见于报端,无需多讲。这里想提及一件不见经传的事,留一个线索与证据。 1998年是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照例要筹办纪念大会。时任武警总队水上支队政委的刘源,当然知道按惯例,能有机会与江泽民面谈。 如何利用好此次机会,刘来到六铺炕《工人日报》宿舍,电梯上恰好遇到王耳爷。刘试图打招呼,王爷扭过脸去。 何爷谋划的主意是,主动请缨去西藏。刘非常有兴趣,继续请教何爷的治藏策,然后依计而行。与江的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听“长者”滔滔不绝。刘只讲了十分钟,谈如何治藏。江含笑不语。 一段时间后,负责人事的胡面瘫找来刘,说,西藏就别去了,我的身体就是在那里搞垮的。 刘很快得到了该有的赏赐,调武警总队任副政委。 刘不久后患上胃癌,一度消沉。 虽然以后不断升迁,但最终并未成为国家领导人,哪怕是象征性的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虚衔。这与他的人品有极大的关联。(待续)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何家栋(1) 下面首次公布的照片,与习仲勋、杨尚昆的合影,何家栋却站在C位上,何爷何以如此? 1959年冬,何爷心生一念,这一念不打紧,却像蝴蝶震动翅膀,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习仲勋成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反党集团头目,习近平沦落为黑帮子弟,被少管…… 何家栋何许人?今天的读者恐怕知之不多,即便以前,知道何爷的恐怕也少。但读过《把一切献给党》(秦晖爷称此书当年的影响力之大,仅次于《红岩》)、《赵一曼》、《我的一家》的这一类“红色经典”者不知凡几,署名也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就是何家栋何爷。 老茶及凤丫头因年轻时受何爷之恩深重,经常想起、谈起他。 今年是何爷仙逝二十周年,自去年起,老茶和何爷的亲属商量,出版《何家栋自述》一书来表达哀思和敬意。尚在编辑过程中,秦晖爷迫不及待要看,并回忆起和何爷交往点滴,感慨万千。 李锐有首诗,云:“多灾多难生智慧,求真求实作先锋。大家怀念何家栋,留下一台思想灯。” 老茶先先不说“多灾多难”,还是想从那些快乐的日子开始,照片上的何爷笑容多灿烂,包括习仲勋,吴冷西、钟沛璋都乐开了花(唯有杨尚昆好像有些沉重)那是1979年一个充满希望的秋天。 下面⬇️取裁于《何家栋自述》 何爷一生,最初、最风光得意的日子是作为刘仁的手下接管津、京,20多岁成为13级高干。作为潜伏京津的地下党,如今江山入怀,还娶了一位北大毕业的资本家小姐,抱得美人归,何等扬眉吐气。 晚年他回忆起这段日子,常笑得咳嗽起来:那一段日子,他们这一群“山药蛋”、“土八路”住进资本家的洋房,却不懂抽水马桶为何物,蹲在上面拉屎,不明白要按阀放水冲。 “于是,屎尿就一天天往上积累,眼看快顶着屁股了,就寻些砖头码在坑沿,再踩上去拉;……要出事故了,才一桶一罐地朝屋外搬运大粪。” 接管北京后,城市工作部把杜聿明《新生报》改为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出现生存危机,全总将何爷调到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何爷点子多,除了印报纸,还写书、编书、印书、发行,赚了不少钱。 出书得有出版社。那时还是混乱,没有登记、审批的手续。“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 他带领几十号人,一心赚钱……“钞票如洪水,想挡也挡不住……当时用汽车满满地装钞票,运到王府井的老中国人民银行存起来……我的代价也惨重,每天工作20个小时,端个板凳,守在滚动机旁打瞌睡,双眼布满血丝,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像豹子要吃人。” 何爷自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的出版家,出版了一批当时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书。 可惜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快结束,风雨总在阳光后。报社摆脱困境之日,却是出版家灾难临头之时。“三反五反”甫一开始,他就中箭落马,关进小黑屋,成了“大老虎”。从小黑屋中出来后,被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 让人惊奇的却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又“华丽”转身,成为“红色写手”,成了“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他记述说:“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 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畅销书。 1957年反右运动何爷又中了“阳谋”,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定为右派。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何爷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他发言,他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 而真正让何先生随之跌到人生谷底的,却是他卷入的《刘志丹》案。 《刘志丹》一书是何爷策划的选题,找到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刘志丹弟媳,刘索拉母亲)组稿……习两次提出修改意见,说要把小说写成“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 稿成,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在出版前夕抢先连载,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却火了: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 还一状告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毛泽东告密,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结果株连了100多位将军,连彭德怀也被扯了进去……习仲勋关了8年,刘景范关了7年,贾拓夫,曾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被迫害致死…… 文革过后,李建彤要求为《刘志丹》一案平反时,习仲勋已复出,还没分配工作,夫人齐心极力反对李建彤申诉,说:“人刚出来你又翻案,再折腾进去怎么办?”李不听, 有一次何爷和李出去吃饭,在饭馆碰见齐心,齐心都不敢打招呼。 平反后,出版社的编辑给后圆恩寺的习家送书稿,齐心一开门就埋怨:“别写了,别写了,别再找麻烦了!”可见后遗症之深。
Morris
1周前
什么是“约法三章”?就是一个骗局。很多人把它当成刘邦得民心的经典故事,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盐铁论》中有一句话:“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意思是说,秦朝的法律条文非常多,而且规定得极其细致,就像一张非常细密的网,百姓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犯法条。所以后来刘邦进入关中时,对各县的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意思是大家早就被秦朝严苛的法律折磨得不堪其苦。于是他宣布,从今以后不再使用那么多复杂的法律,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也就是说,只保留三条最基本的法律。按照史书的记载,当时秦地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纷纷给刘邦的军队送来牛羊和酒食。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叙事:刘邦废除严刑峻法,因此得到了民心,而“得民心者得天下”。但问题在于,这件事真的可能长期实现吗?古代立法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保护民众,而是管理和控制民众。法律条文越多、规定越细,君主对社会的控制就越强。秦朝之所以法律繁多而严密,本质上就是为了加强统治。 如果法律真的只剩下三条,只管杀人、伤人和盗窃,那普通人的自由空间就会变得非常大。比如:公开讽刺皇帝、扰乱秩序、抗拒官府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一定触法。显然,这样的制度对皇权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约法三章”不可能长期存在。根据《汉书》的记载,没过多久刘邦自己就觉得“三章不足以御奸”,于是命萧何重新制定法律,变成了“九章律”。原本的三条,很快就扩展成了九条。 但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汉书·刑法志》记载,汉代的法律体系此后不断扩充。到了汉武帝时期,法律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律令共359章,死刑条文409条,各类案例上万条。这些法律文书堆满了书架和阁楼,甚至连专门负责管理律令的官员都难以全部读完。所以,有人总是强调“刘邦约法三章,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说法也许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史书确实记载,当时秦地百姓“皆大喜”。 但问题是,这个“约法三章”并没有真正长期实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是一种政治策略,用简单宽松的承诺赢得民心,而真正的法律体系,很快又恢复成复杂而严密的结构。换句话说,民心或许是真的,但获得民心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