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

2周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中央考虑到中南海里的领导工作太过繁忙,为了让他们工作之余得到较好的休息,每周六都要举行舞会。而伴舞的就是从空政文工团选的年轻女文工团员。这些伴舞的文工团员一旦与重要的领导人接触,她们的身上就携带了领导人的光环。而如果有幸跟毛泽东伴过舞,那就更了不得了,立马 在团里地位就发生变化,“行情看涨”。“行情”到底会“涨”到什么程度呢?曾是毛泽东身边伴舞后来又做了毛身边工作人员的孟锦云有过一段回忆,可以见出极尽浓墨重彩的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民情浮世绘大图—— “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无职无权的一名舞蹈演员,只因她是通天人物之一,七一年结婚时,门庭若市。来送礼祝贺的人,竟然挤不下宽敞的小礼堂。不少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只得在礼堂四周徘徊着,也算祝兴、贺喜。小汽车排满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几百米之外。”(《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天地图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人情啊。“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尚且“挤不下宽敞的小礼堂”,那么,所谓“重要的人物”呢,又有多少,且都是些什么人?据孟锦云回忆,重要的人物的官位可是大了去了!他们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夫人叶群,海军司令员吴法宪,以及空军司令部的各大要员如王飞、江腾蛟、于新野、周宇驰,以及其他各“政委、副政委、主任、副主任”。而且这些“空军的大首长们,在这几个小将面前,点头陪笑,又是重礼奉送,又是请客吃饭”(同上)…… 所有这一切都如演出一般,生生地发生在同福大院的门口与礼堂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幕的荒唐?只因一个“硬道理”:她们可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可以跟毛主席讲话的人!! 吴法宪怎么也没有想到,叶群打电话让他到空军招待所来开会,居然是听两个女文工团员的讲话。来人是由林彪夫人叶群主任陪同而来的,这就叫一个身份。来者就是平常环境里,与空军司令位置隔了数重天的两个文工团员:一个叫刘*媛,一个叫邵*辉。刘*媛是那种身份极其特殊的人物,其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她陪主席跳过舞,是主席的舞伴,这种身份就意味着她是可以跟最高领导人对话的人物。因而,也是可以对空军司令“召之即来”的人物! 吴法宪知道,空政文工团里现在分为两派,一个是“保派”,一个是“打派”。可能是刘的为人太“高”,结果以她为头子的这一派最后只剩下5个人了,成了绝对的少数派,几乎天天都遭到另一派的围攻,甚至不让她们几个回到团里,处境十分困难。这个时候,文革派仗打得热火朝天,要出入中南海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刘*媛想尽办法后,最终还是见到了毛泽东。一见毛的面,刘*媛就抱头大哭。毛泽东询问原由,刘*媛就向毛诉说空政文工团的情况以及自己所受到的遭遇。在经过一番泪雨纷纷的叙述后,刘*媛想验证一下毛泽东对于“保派”与“打派”的底线,直接问道:“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不加思索地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 毛泽东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向刘*媛交了底了。这个“底”一交,由刘*媛通过叶群告诉吴法宪,可就是个天字一号的机密与人情,这意味着吴法宪可以安枕无忧,因为毛泽东讲了的吴法宪“不要打倒”。 吴法宪听了,真是感激涕零。接下来,不怕你是空军司令,也得听刘*媛同志的“要求”了。刘*媛的要求很明确:“你吴司令要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我们这一派。” 叶群和吴法宪立即表示,一定这么办。这样办也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一定要帮助刘*媛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接下来的事就动用空军的政治力量和资源了。吴法宪在他的《岁月艰难》里回忆说: “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制造舆论,说刘*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媛和邵*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毛泽东身边文工团员何以呼风唤雨? 作者: 一清
2周前
仔细审阅毛的着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着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 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麽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麽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P. 90)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2周前
邓小平为何不给刘伯承平反?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 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人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 ---谢选骏
2周前
世界上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时机合适的。 就说我父亲在文革期间逃亡,在几个省辗转流浪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曾经听他讲过。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事情既不屑也不关心。我的世界里,别说遥远的那个年代,就连考试读书都不是我的重点。我那时的重点,只有八神庵、二阶堂红丸、波动拳与升龙拳。 后来上了大学初出社会,他也曾经提起过几次。我就勉强听着。那个时候,我正发愁房租水电,也在心里暗暗责怪这老爷子依旧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帮助我、关心我,虽然我也没怎么直接说出来。 后来我去了新西兰,他开始将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他跌跌撞撞地学着用iPad,我给他配了一台,教他怎么写。他写好初稿后发给我看。我说实话,至今没有从头到尾读完。原因还是一样:那时候我刚到异国他乡,小孩刚出生,还要找工作,想办法留下来 — 我的日常已经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也无暇去回顾父辈在文革期间的那些动荡。那不是我的优先级。 但这一次,当我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个暂时、难得的间隔,我回到家,开始会主动去问他这段故事,挖掘一些细节,提出我的疑问。就像我做播客采访别人一样。我忽然觉得,在他还很有表达欲望、意识清楚、状态也很好的时候,能亲自跟我讲这一段人生的故事,其实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更何况还有AI可以帮忙处理、整理,以后可以帮他发表。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我的母亲在我17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我记得她对我的爱,那塑造了我现在的性格,但我却并不了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终于有了时间,有了能力,也有了想要去了解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意愿,但却已经没有机会了。
3周前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 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 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 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