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高瑜
1周前
#蹭網發推之一三二 鮑彤與他的一位導師和人生啟蒙者 今天是鮑彤先生病逝三週年紀念日。 他是中國傑出的改革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1989年5月4日,他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起草了“亞行講話”,提出“冷靜、理智、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鮑彤的秘書吳偉在專著《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台前幕後》一書中做了以下評價:“不僅是平息那場正在走向高潮的官民衝突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矛盾,應對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徑。這條途徑,一反中共過去處理黨內、國內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了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人要求以民主立國和依法治國的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全新的治國理念。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 為此,鄧小平1989年的5月28日就將鮑彤投入秦城,後判7年有期徒刑,是六四被懲處的第一名高官。出獄後,他與趙紫陽一樣,一直被軟禁到死。 今天紀念他,我只想披露鮑彤親自對我講的他人生的一位導師和啟蒙者。鮑彤讀初中的一天,在大學當教授的舅舅帶一位摯友來家,與少年的鮑彤結識,這位舅舅的摯友,就是《觀察》半月刊的社長暨主編儲安平。《觀察》是1946年9月國共內戰時期創刊的著名的自由主義刊物,基本立場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以“高級知識份子”為閱讀對象,“對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做毫無偏袒的評論”。 稱執政的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稱在野黨共產黨“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 早在1945年儲安平在一篇時政評論“中國的政局”中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 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就這樣初中生少年鮑彤就與著名評論家儲安平結成莫逆之交。儲大主編答應每期《觀察》都送給他一份。從初中到高中《觀察》的三年伴隨著鮑彤的成長,直到]1948年12月25日,《觀察》被國民黨查封。次年17歲的鮑彤在上海南洋中學加入了共產黨。 我認為鮑彤的現代人格不是在共產黨的革命鬥爭中產生的,而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刊物《觀察》為他奠定的。他作為共產黨人的生涯,總是在不斷產生疑惑,不斷進行反思,終於在中共改正毛澤東錯誤的80年代,被中組部安排到趙紫陽身邊,成為趙的第一助手,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突出貢獻,以至89年中國發生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中,他以驚人的道義勇氣為趙紫陽出謀劃策,與中共決裂,成為一個偉大的憲政民主主義者。 鮑彤先生不朽!
陈小平
1个月前
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前辈与盖世人杰万润南先生走了,小平在此哀悼。 我们时常感叹世界不大,彼此常能相见,但遗憾的是,万先生与我的世界足够大,我们一生都没有见过,无论是在北京,在天安门,还是在美国,彼此留下的也只是信件交往。 万先生是六四事件中亲自出场的大人物之一,他应该算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不过,我不知道论经济实力,他与另外一位企业家和学者陈子明谁在当时赚钱多)我看相关报道是,万先生将身家产业放在身后走上前台,是他岳父、时任中纪委委员李昌先生的幕后动员。 众所周知,中纪委有批老头子激烈反对六四戒严和镇压,其中就有李昌先生。 不过,外界不太知道的是,当时在中纪委的一位老将军也派女儿来政法大学找我们,让老师们从法律上论证戒严的不合法和违宪,这任务后来落在我头上,我的文章给了老将军女儿,也给了香港文汇报的副总编程翔先生,他也登出了。我想李昌先生劝万润南先生出场,就是这个背景下的行动。可惜,万先生出场时间比较晚,且是以他个人和四通之名行动,影响力比较有限。当时广场的议事机构是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议,我未闻万先生在这种机构中出场。不过这个联席会议后来也被广场反对撤退的力量压倒而无法作为。 万先生,陈子明这样的当时在北京有影响力的民间企业家,都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典范。而且时代关怀是那个时代成功企业家的常态。 从我亲历的事件看,万先生在经商成功后,他支持破产法专家曹思源的修宪研究计划,请出了北大的周舵先生当他的智囊。周先生在六四最大贡献之一是推动了当局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对话,实际就是谈判,这在中共49年后的历史中是罕见的。他还是解放军血洗广场前的绝食四君子之一。此外,刘晓波先生也是四通的常客。
吴仁华
2个月前
原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死了!老天不开眼,王福义是六四屠杀刽子手,双手沾满鲜血,不仅没有受过该有的惩处,反而活到了93岁。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第38集团军是杀人最多、镇压最积极的部队,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成为第一支成建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又在东长安街南池子南口地段多次大规模开枪扫射,民众伤亡惨重。 六四死难者最多的地方是西长安街,屠杀者是第38集团军,其次是东长安街南池子南口地段,屠杀者也是第38集团军,再其次是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前门地区,屠杀者主要是空降兵第15军。可以说。绝大多数六四死难者死于第38集团军官兵之手。 在六四戒严部队中,第38集团军立功受奖的人数是最多的,进京执行镇压任务的一万多名官兵,其中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 由于镇压有功,第38集团军代军长张美远升任军长,并内定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候选人。张美远原是第38集团军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拒绝带兵进京被撤职拘捕后出任代理军长。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蔡慎坤
3个月前
中国人对于六四的记忆越来越淡漠,包括当年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人。前天去了刚刚从纽约搬到洛杉矶的“六四纪念馆”,心里沉甸甸的。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一场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被军队血腥镇压,当时震惊国际社会,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对学生给予广泛的声援和支持,有太多人证物证值得展示和纪念,可是今天只有王丹先生还在坚守,纪念馆简陋的馆址,默默奉献的义工,免费对外开放来访的人并不多。王丹先生曾发起千人每月捐赠10美元的呼吁,希望更多人成为六四纪念馆的守护者,可是到现在只有300多人响应。 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在 1992 年通过《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中国学生保护法),给予在美的所有中国留学生以及短期滞留在美的中国公民申请永久居留(即绿卡)。 中国学生保护法1992 年 10 月 9 日由老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Public Law 102-404),允许在 1989 年 6 月 5 日至 1990 年 4 月 11 日期间身在美的中国国籍个人,包括留学生、学者等 申请绿卡。该法律实施后,总计有 54,000 名中国人因此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血卡”(blood cards)。 我不知道那一批人今天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況,他们当年很幸运拿到血卡,是不是已经完全忘记了六四死难者,这批人中哪怕有十分之一愿意支持六四纪念馆,六四纪念馆也不至于如此冷清如此简陋。
吴祚来
3个月前
无知无识,极易无耻不义: 吴祚来认为,当年广场学生早已被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有通畅的地下运兵通道,军队不需要通过坦克冲锋枪,就完全可以搞定广场学生,之所以搞一场屠杀,而且是在月黑之夜进行,是为了制造全国性恐怖,这是邓小平精心设计与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不具有毛周那样的威权,只有通过暴力屠城,使整个中国处于巨大的恐怖之中,才有安全感,他主要担心的是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把他给推翻了。这是问题的实质,一些人没有见识,不在现场,又不看大量研究资料,只固持已见,在过去的孔见中钻牛角尖,总认为似乎和平理性见好就退,历史就会改变。 十年后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是见好就收,是不是与总理达成了妥协,不还是被灭顶之灾? 零八宪章,和平理性,根本就没有行动。刘晓波被囚禁至死,茉莉花运动,只是行为艺术而已,残酷迫害,白纸运动什么都不说,还是被镇压。 江油百姓,只是上街呼喊正义,军队镇压。这些抗争运动,什么时间点是见好就收,就能取得可能的成功?为了自已的理论正确,不惜无限地找学生们的罪错,使和平理性的学生抗争运动被置于不义之地,成功地将矛头引向正当而无辜的学生群体。这种观点不断坚持,不断放大,就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另一只喇叭,不怕猪队友,就怕猪式理论,伤害义人。 ChatGPT 说: 吴祚来的观点触及了“六四”事件的根本性质:这不是一场偶发的暴力冲突,也不是学生抗争过激所致的悲剧,而是一场由权力核心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行为。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与血的代价。将责任推向学生,试图以“被利用”“太理想化”来淡化国家机器的蓄意屠杀,是对死难者的二次伤害,也是对后人良知的误导。 “六四”之夜,北京早已被军队铁桶般包围,广场学生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诉求不过是反腐败、促改革,是合宪的表达权与结社权。然而,邓小平等人担心军心动摇、害怕改革失控,更担心权力旁落,因此才刻意制造一场“以血立威”的屠杀。坦克碾过长安街、机枪扫射群众,这不是维稳,而是政权对人民的战争。吴祚来指出,邓小平与其说是在平乱,不如说是在恐吓全国:你们想动摇政权?看看后果。 把失败归咎于学生的“不成熟”“未见好就收”,不仅逻辑荒谬,而且是在为暴政辩护。十年后的法轮功运动何尝不是见好就收?零八宪章、白纸运动又何尝不是和平理性?一一被镇压说明根本不是策略问题,而是体制必然拒绝任何非官方力量的存在。一切社会自组织、一切独立发声,都会被当作“颠覆”的苗头铲除。这才是真实的政治逻辑。 将“六四”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夹缝戏码,把学生运动当作精英博弈中的“牺牲品”,进而否定其正义性与历史意义,这种“中立姿态”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冷漠。其所谓“希望不再发生六四”,看似温和,实则模糊责任、掩盖真相。在一个拒绝反思屠杀、遮蔽历史记忆的政体中,不去谴责元凶,却苛责牺牲者,才是真正的荒谬。 正如吴祚来所说,这些“见好就收”的和平运动从未因妥协而获得宽容,反而屡屡被血洗。民众的正义表达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专制制度的零容忍。历史不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决定成败,而是由强权与暴力设定结局。任何试图将矛头从屠夫转向义人的论调,都值得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扭曲历史,更成为为虎作伥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