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3周前
我在自由亚洲的书评: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也沒有仇恨》(2018年8月31日)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一周年紀念日之際,德國菲捨爾出版社再版了劉曉波的文集《我沒有敵人 也沒有仇恨》;本書的編者之一、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已掙脫8年的軟禁到達德國, 她必將在這裡親證自由的世界對劉曉波蘊藏於文字中的思想、人格的尊重與熱愛,因此這本書的再版遠超文本意義,這是給劉霞重獲自由的禮物,亦是給劉曉波一個精神彼岸。 2011年該書在德國菲捨爾出版社首次發行,這也是劉曉波在海外的第一本書籍,選編了劉曉波被捕之前所著的近50篇政論、文學評論文章、詩歌、公開聲明等。 文集中最重量的部分,是與劉曉波個人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的「天安門母親的聲音」,劉曉波還原1989年長安街頭的「六四屠殺」歷史、記錄死難者和被稱為「暴徒」的平民英雄;他痛斥「無論流多少血,記憶仍然一片空白」的民族、懺悔精英們的妥協……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向讀者薦書時寫下一句話,自由戰士可以分為自我高估型和自我反思型,對於劉曉波來說,兩者皆有,這讓他如此真實。 筆者在諸多文章中看到的是一個褪去精英角色的劉曉波,對獨裁者、社會問題和民眾底層抗爭的落地生根的敏銳觀察,以及對獨裁者不屑迂迴的決裂姿態。他回顧西單民主牆的時代啟蒙意義,反思後極權時代的精神景觀;宏觀探討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的路徑。他敢於觸及西藏、台灣獨立議題和爆炸性的社會問題,毫不留情地批評中共像皇帝一樣利用權力佔有資源;瘋狂推動民族主義,奧運金牌狂熱、剝削農民和弱勢群體。 他在《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文章中指出獨裁者的冷血,要求當時的中共最高層胡錦濤和溫家寶對剝削弱勢群體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這篇文章也是劉曉波獲刑11年的罪證之一。 在犀利的政論、文學評論文章之外,本書還收錄了數首柔軟的詩歌作品。很多是寫給劉霞的小詩;劉曉波的詩歌語言有著德國詩人里爾克的哲學系風格。這使得這本書的銳利與深層人性交織,令道德感趨於完整。 德國聯邦政府前人權專員勒寧告訴筆者,不能單純把劉曉波定義為單純的政治及民主符號,劉曉波的書記錄了數十年間發生在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並在其中加入他的反思深度;因此他在德國是一個立體而豐富的作家、詩人和思想者的形象。 只是這位在海外被認可和讚美的思想者,在中國語境中因「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曾引發爭議; 我想在此原封不動的重複劉曉波的這段話: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或許在劉曉波所有的文字中,會尋找到劉曉波捨身成仁給我們的關於寬容、自由的答案。 ---劉曉波: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1955年出生於吉林長春,北師大文學博士;1989年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2008年因參與起草和發起《零八憲章》簽名遭捕,後獲刑11年;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被肝癌」去世。
你知道吗?八九民运期间,李双江差点参加刘晓波等四人发起的六二绝食。——近来(说明:此文写于2011年9月),由于儿子李天一仗势行凶一事,年近七十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 余杰在推特上披露一件往事:根据八九年的史料记载,六月二日下午,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先去侯德健家中会合,李双江也在,强烈要求也参加绝食,周舵劝告说,你是军人,要杀头的。李双江这才放弃。 这条推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这位如今讴歌盛世的李双江当年竟是如此积极地投身民运,还差点参加六二绝食呢! 其实,象李双江这样的情况千千万万。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据说,如今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六四后本来是要退党的,正要上人民日报大楼作此宣布,碰巧遇上一位朋友,劝了几句,这才没退成。 海外也是如此。例如杨振宁,当年也曾和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一道发表联名信,严厉批评北京戒严“违反宪法”。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学自联,强烈抗议六四屠杀,愤怒声讨邓李杨,来自洛杉矶的丁健,观点激进,上台竞选主席;然而就是这位丁健,几年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官方的以钳制信息自由为目的的金盾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向这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提问:既然你们当年也曾积极地支持民运抗议屠杀,为什么二十二年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不再抗议了呢?忍一年两年是忍,忍十年二十年二十多年,那就不是忍,那就是放弃,就是屈服了。如果仅仅是出于害怕而不敢发声,固然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又要回过头去,对那个杀人的政权表示认同表示拥护,去歌颂什么盛世赞扬什么模式呢? 如果有人宣称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那你们为什么不现身说法,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呢?也好帮助我们这些依然“执迷不悟”的人“迷途知返”嘛。我还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改变了观点,你也应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和慰问他们的亲属。就因为你当年曾经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你比谁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你当年曾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倒下了,共产党还在他们尸体上泼污水,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甚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去表示一点悼念呢? 我希望这些人能对我的提问作出回应。我也希望有人能对这些人的转变做调查做心理分析。除非人们不再自欺欺人,除非人们敢于诚实地面对自我,否则只会继续堕落,继续沉沦。在中国重建道德,这也是一个切入点。 2011年9月
1个月前
上次还忘了讲,我在德国还经历另一起中国驻德国大使针对我的法律控告,经过我的法律抗辩,他们未达到目的,德国司法部门宣布我是合法的。 事件经过如下: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去世;我在当天向德国警方申请于7月14日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根据程序,需要提前48小时申请,但因为事发突然,我进行特别的紧急申请,集会时间是当年7月14日下午两点,获得警方许可。 但7月14日是星期五,按照德国的每周38.5小时工作原则,很多机构下午很早就结束工作。 我考虑到针对中国大使馆的抗议就得让他们看到,所以我一个人于当年上午10点就到达中国大使馆,安静的举起刘晓波的头像和抗议标议事。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保安出来阻止,其中一人还做出不雅动作,用他的肚子撞我三次。 我躲闪过他的猥琐动作后,依然很安静的站在那里,并且强调了这是我个人的言论表达,不是应该于下午开始的集会。 中国大使馆人员CALL了警察,三名德国警察到场,我讲清缘由,他们说一般抗议都是在中国大使馆附近的马路对面,我说那样中国大使馆无法看到我一个人的言论表达,我需要让他们看到,我一个人是安静而和平的抗议,但我需要让他们看到,所以三名警察允许我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并且在一旁保护。 随后,有网友在网上看到我的行动,加入;亦有一些德国人路过,他们从媒体报道上已经看到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也有人加入进来。 至下午,另外一些看到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的人加入。 下午两点之后,我按响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门铃,要求时任中国驻德国的大使史明德出来解释:中国政府为何害死刘晓波?为何不允许他来到德国救治?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马上按断对讲,我三次要求。后来德国警察出面,告诉我说中国大使馆让我写一份诉求,由他们来帮助转交。 我立即在一张刘晓波像海报后面写上诉求,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交待刘晓波疾病情况、解释为何不允许他来德国救治?要求中国当局允许海外专家对刘晓波病情进行调查、亲友在没有中共当局监控的背景下处理刘晓波身后事宜、并且释放软禁中的刘霞等。 当德国警察拿着我写好的诉求转交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人员出尔反尔,拒收这份文件。也让德国警方见识了中国外交官的谎言。 这场抗议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份德国柏林警方(LKA)的法律文件,是德国大使馆向检方指控我违反《集会法》第25条,并在其门前为刘晓波举行「葬礼」,打扰他们的「住宅安宁」。检方要求警方就此进行调查,我需要在8月14日当天及以前做出自辩。 我想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也够法盲的,明知道在民主国家德国,在正式集会前我一个人安静和平的表达抗议是不会受到惩罚的,还搞出个「葬礼」及打扰「住宅安宁」之说,无非是想吓唬我以及耗费我的时间和金钱。 我都没有请律师,一个人进行了自辩。8月14日,我记得那天是中国当局开庭审理屠夫吴淦,我参与了网上声援和报道后。当天下午,我到LKA直接把自辩文件交给警方(其实是可以邮寄的),但我决定亲自去交。 因为LKA很大,我走到另外一栋楼,在登记处,偶遇一位正好下楼路过登记处的一名警官,他曾在2008年前为中国奥运培训警察安全保护工作,他主动问我前来的目的,我说明来意后,他主动带我到了另外的楼,并且将文件交给负责案件的部门。 后来这位警官又和我交流了一会儿,我告诉他在北京奥运会时,是当时中国人权的黑暗时刻,警察抓了很多异议人士,包括刘晓波也是在2008年被捕。也讲了709大抓捕。我说:你曾经被邀请培训中国警察,但他们不是为了保卫民众的安全,而是抓捕中国当局的异已,这是德国警察和中国警察的不同。 不久后,我接到警方的文件:经过调查,苏雨桐于7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前的活动未违法。 (图片为当时的一名正好从其他国家到德国旅游的网友)
1个月前
曹长青:“长胡茬的孩子”吕贵品 得知诗人吕贵品去世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冰冷的悲伤袭来,一些遥远的往事如电影胶片般在眼前闪过。 吕贵品是我《深圳青年报》的同事,也是我的东北老乡。他77年考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和徐敬亚、王小妮成为知名的“吉大三诗人”。当年他们,还有后来获“诺奖”的刘晓波等人,在吉大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当年我在黑龙江大学主持文学社团“大路社”,曾去吉大中文系,跟徐敬亚、吕贵品、刘晓波等彻夜畅谈,那是一个充满抱负、热血沸腾的青春时代! 1980年代我在《深圳青年报》时,把徐敬亚和吕贵品都调到了报社。吕贵品和另一位责任编辑张敏毅负责“理论版”,徐敬亚和另一位我从牡丹江调来的东北作家刘树德负责“文艺版”。这是《深圳青年报》最开放、最前卫的两个版面。 后来报社因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等文章被整顿时,中宣部派来的工作组负责人说,理论版发表了太多出格文章。像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最开放的知识分子的出格文章,都是在我们的理论版刊出的。也因此,责任编辑吕贵品、张敏毅,还有作为签发者的我,都被撤职,报纸被关闭。 徐敬亚和刘树德负责的文艺版,也是很超前。当年刘晓波那篇抨击文学界党文化遗毒的“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原是一个内部座谈会的谈话,其它报刊都不敢发,徐敬亚把稿子拿给我看,我们一致决定发表。刘晓波因这篇尖锐文章而在文坛一炮打响。 八十年代的中国,朦胧诗、现代诗等在年轻人中很红火,因为它是对歌功颂德的党文化的一种挑战,有点像后来爆红的摇滚乐。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诗歌找不到发表园地,主要文学期刊、报纸的文艺版面当然都还掌控在老一代“党的文人”手中。有志闯出一条新路的徐敬亚、吕贵品联络到安徽《诗歌报》,跟我们《深圳青年报》联手,同时在报纸上推出了几十万字的现代诗。 《深圳青年报》隶属于深圳共青团,性质也是党报。在党的报纸上几个版面全是诗歌,而且多是朦胧诗、挑战党文化的现代诗,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绝后的,迄今再没有过。在世界文坛也没见过,因为是专制制度下一种独特的文字反抗举动。 这个活动搞得声势浩大,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次盛会。光是那几个版面连成一体的新颖排版设计就给人强烈视觉冲击。深圳青年报是中国第一家结束了铅字、实现了胶版照相印刷的报纸。 这个“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后来被研究者誉为中国现代诗的一次井喷! 对于这个诗歌大展,徐敬亚和吕贵品付出很多心血,他们要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上百万字的诗中筛选、编辑,工作量很大。但他俩乐此不疲、兴奋不已,就像淘金者挖到金矿。 当时在深圳大学出版社做编辑的诗人孟浪后来也参与,把这些诗编辑成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上海同济出版社出版了,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留下一座丰碑。在这个过程中,贵品功不可没。 报社被关闭后,我们都失去了工作。尤其令我不安的是,由我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和吕贵品的户口还没有落到深圳,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被市委工作组遣回东北的危险。38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骑着自行车,赶到深圳郊区的市公安局训练基地,找到一个跟我学写诗的派出所长,通过他的关系,紧急地把徐敬亚的妻子王小妮、吕贵品的妻子孙燕芝医生的户口落到了深圳。这样工作组就没法把徐敬亚、吕贵品赶回东北,因他们妻子的户口已在深圳了。 当时办成之后,徐敬亚和我,一起在吕贵品家里喝酒庆贺。这样不仅可以保住徐敬亚、吕贵品留在深圳,还可以保住报社分给徐敬亚的一套三居室住房(后来这套房子应该价格不菲,也给敬亚夫妇一个生活安慰)。在那个制度下,试图反抗,断了生路就是下场。如果是今天就更惨,谁敢劝皇上退休,铁定进监狱。 没了工作,但酒照喝。东北人本来就因天气寒冷而喜欢喝酒,何况又是写诗的。真是“诗逢知己千杯少”。 但随后不久,我们三人就因为参加一位“酒友”的活动,倒了一次楣,了解了一个更深层的恐怖。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我和诗人谢文利合写的《诗的技巧》书稿时,同宿舍住着一位学者李少一,他来修改书稿《中国古代兵器史话》。他豪爽大气,对十八般武器研究得头头是道。我们成为朋友。深圳青年报被关闭、我被整治时,他还到深圳看望我,还一度想把我藏到军队去,说他有很多军方朋友。 也同样喜欢喝酒的李少一后来创办了《酒文化研究会》,他在海南开研讨会,特意请了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参加,也想让我们三个失去工作的人散散心。 但我们三人从深圳抵达海口刚住进旅店,就被会议方告知,说接到深圳公安局通知,不许我们三人到会场,只能呆在旅店。当时我们去海南岛的事,没告诉其他人。看来当时公安方面在秘密监视我们。后来我出国时,一位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当局怀疑我是美国的民运组织《中国之春》在深圳的联络员。其实我根本不是。 我们三人被“关”在旅馆。结果给了我们机会,谈诗,谈经历,谈人生,那是时间最长、最痛快的一次天南海北的三人畅谈。贵品当时那个眉飞色舞的谈话样子,仍历历在目! 徐敬亚是诗人理论家,吕贵品则是纯粹的诗人。而且他好像天生就是诗人的料,因他率真,开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笑呵呵的,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样子。报社的人都喜欢贵品。有个从北京中央党校调来的女资料员,原来一板一眼、很有党性的样子,但自从跟吕贵品熟悉了,像变了一个人,也洒脱起来。 我跟贵品最后一次出行,是和刘晓波一起,去北京探望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过方励之的“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发这篇文章也成为报社的罪状之一)。报社被关闭后,我还以“深圳思想俱乐部”主席的名义邀请已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到深圳演讲,虽最后遭当局阻止。 当时在方励之家里,李淑娴教授为我们四个人留下合影。今天看到照片上(见下图)的其他三个人(方励之、刘晓波、吕贵品)都走了,而当今的中国竟然比四十年前的政治气氛更加肃杀,这不仅令人悲伤,更令人脊背冰凉。 当年听到我要去美国留学时,贵品兴奋地说,要杀一头猪设宴为我送行。虽然没做到,但这种主意也只有他想得出。吕贵品豪迈大气,但也是贵人多忘事的典型。有次他请一圈朋友到他家吃饭,朋友们都来了,等了好久,他才回家,一脸惊讶地问,你们怎么都到我家来了?他把请客这事全忘了。 但对朋友托付的事,贵品却很认真,并不马虎。刘晓波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后,我在纽约东北同乡会帮他募捐了一点钱,托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美国朋友Harold带到深圳给了吕贵品,请他设法转交。晓波出狱后,贵品把美元现金塞在球鞋里(要知道是那个年代)穿去东北送给了晓波。1993年来美国时,晓波用他特有的结巴调子说,“长青你、你——们资、资本主——义的臭、臭钱可真——臭呵,贵品他藏——在臭球鞋里带、带过来的。”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我写了长文“撕裂的刘晓波”,批评他第一次被捕后上中央电视台说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没杀人”、第二次被捕后说“中共监狱人性化”等。文章在海外发表后,也群发给了我手里的电子邮箱,也有吕贵品的。我到美国后跟贵品只通过几次电话,并没有单独的电子信联系。贵品对我之前之后群发的文章,从未有回复,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因不想给他们惹麻烦,我也从不问。只有对这篇“撕裂的刘晓波” ,他在文章上面回了几个字:“长青兄,邮件收到,很想念你!贵品。”以此表达他对这篇文章的认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同学得了诺奖而攀附赞美,反而对同学的“撕裂”看得很清楚。 我文章中有一段话,没提名地引用了一位“我和刘晓波共同的朋友”的话,批评了刘晓波的追逐虚荣。这个人就是吕贵品。贵品的可贵品质就是要么沉默,要么说真心话,保持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人气质。 吕贵品近年得了肾病,需要每周两次洗肾,一次四小时躺在透析床上。一般人面对这种状况可能对人生沮丧,保命要紧,其它都不管了。但贵品骨子里就是诗人。他坚持写诗,有时每天都出作品。他说,患病之后,更感到人生像浮舟,诗是抛锚。只有诗,像锚一样,让他在痛苦中定位,得到喘息,得到慰藉,得到欢乐。 过去这些年,在诗歌这种形式已经没有了多大市场的情况下,他仍然顽强地写了很多诗,出版了五卷本的《吕贵品诗文集》和《诗歌选集》等。我出国后主要写政论,很少看诗了。从网上看到,吕贵品写过一首《什么样的人是诗人》,其中两句给人印象深刻,大意是“诗人是长了胡茬的孩子,诗人是活着的烈士“。大学时代,我因写《诗的技巧》一书,阅读和研究过很多诗歌、诗人、诗评,但从未见谁提到过《什么样的人是诗人》。 贵品这首诗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诗是抒情的艺术。中国大诗人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就是典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豪迈之情,只在童心可循。 诗贵真情,诗人贵纯真。贵品身上,就有这种不可救药的纯真,即使长满胡茬,即使步入老年,他还在用孩子般的眼睛看世界。心不长老茧,情一直纯真,就永远是诗人! “诗人是活着的烈士“,也是言为心声。诗不仅抒情,也言志。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诗人杜甫、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绝句的陆游等现实主义派大诗人,就是诗言志的代表。在专制当道的社会,真正的诗人就是活着的烈士,他们要付出“说真话、抒真情”的代价和牺牲。 吕贵品的诗,没有直白挑战当今政治,也没有直接对抗政权,而是强调真情、人性,从更大的角度宣扬杜甫、陆游的人道主义情怀。在2019年深圳举行的“深读诗会”上,吕贵品强调思想启蒙,建议人们读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说这些经典作品维护人权,维护人的独立思考。 在每周换血的透析床上,贵品顽强地继续写他的诗。诗里没有哀哀怨怨、没有沮丧人生,反而展示了一种超脱、豁达的境界。在《深圳青年报》时,吕贵品就喜欢日本音乐家喜多郎的作品。编辑《中国现代诗群体大观》时,贵品听着喜多郎的音乐,那种神秘、飘逸、超凡脱俗,呼应着他自己内在的感应。躺在透析床上换血时,他心里可能还在回荡着喜多郎的曲子,诗和音乐,大概是洗净贵品的灵魂之血。 才69岁的吕贵品走了,他追随着喜多郎的曲子寻求心灵的宁静去了。在天国,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政治纷扰,不再有人生苦恼,只有天人合一的喜多郎的“天界”陪伴着他。他一定还在写诗,那飘下的东北雪花,那洒下的深圳热雨,都传递着他的诗句,是那个“长胡茬的孩子”、那个活在朋友们心里的“烈士”在跟我们说话。 贵品,你走好,长青用这些浸着泪水的文字送你最后一程! 写于2025年5月12日 图片从左至右:曹长青、吕贵品、方励之、刘晓波
付慰年先生说:“王炳章获医学博士,却弃医从政,走向组织民运之路。他至今身陷韶关狱中,用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争取一个民族的自由。他以钢铁意志铸就出当下中国的最刚硬的民权脊梁,他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感动的感慨悲壮之士。 ” 以下是博登书屋颁奖仪式代表付慰年先生发言全文:👇 提到王炳章,不能不提刘晓波。 如果说刘晓波是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那么王炳章无疑是中国的马尔孔·X。 美国的民权运动,是由马丁路德金和马尔孔X用不同的路径共同努力成就的; 未来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必须如是筑就。 2024年,王炳章在博登书屋出版了英文版的《神谕圣经宪法揭秘》(《九五论纲》)。 这是王炳章在狱中完成的著作。该书探讨宪政与宗教的联系,他努力为中国未来找到一条通往山巅之城的上帝之道。 王炳章被誉为海外民运之父。他经文革苦难,是中国改开后第一代出国的留学生。他获医学博士,却弃医从政,走向组织民运之路。他至今身陷韶关狱中,用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争取一个民族的自由。他以钢铁意志铸就出当下中国的最刚硬的民权脊梁,他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感动的感慨悲壮之士。 2024年博登书屋把中国脊梁奖授予王炳章,以表彰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贡献,表彰他为中华民族实现自由的理想在狱中不懈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