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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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缺乏权利意识，把维护正当权利的行为也说成是“要搞乱中国”。什么叫“乱”？你上街维权，他们说你“扰乱社会秩序”。你上网发帖，他们还是说你“妄图搞乱国家”。 “乱”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什么才叫“不乱”呢？你以为打破牙齿和血吞才叫“不乱”，实际上你不按标准姿势歌功颂德也一样是“乱”。 中国民众的守旧心态不但体现在权利意识淡薄上，还体现在对“乱”的神经过敏和过度恐慌上。 政治学家吴国光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时专门讲到中国民众反而身在“乱”中不知“乱”、反把权利当成“乱”。 比如“远洋捕捞”算不算乱？无差别袭击频发算不算乱？食品安全丑闻频发、食品安全长期得不到保障算不算乱？ 还有一种深层次的“乱”是社会规则失效，吴国光说： “‘乱’的概念还有一点，就是社会的规则不清楚、不一致，有特权的人不受约束，机会不公正、不平等。你看前段时间爆出的协和医院董小姐（董袭莹）的事情，读的是经济学却做了医生。连当医生都不要资格认证了，有一点小特权就可以把不知道以前学什么的人塞进来当医生，这叫不叫‘乱’？乱到你人命安全受到威胁了，我说这是最深层次的乱。这个社会相当一部分的精英阶层已经完全不按照社会规范来做应该做的事情了，这个就是‘乱’，是社会规范失效了。” 吴国光指出，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乱象，根本原因是专制体制长期积压着乱象（而不是消除了乱象）： “第一，在专制下，这些乱象已经积压、积蓄在那里。有的是专制政权本身所产生的，有的是专制政权所鼓励的，也有的是专制政权在那里压制着的。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民主化而一夜之间消失，社会不可能一下子就健康了。 “第二，共产党是完全靠压制来维持秩序，而民主政权不能完全靠压制，更多地是要靠法治，靠公民与公民社会本身。法治的建立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起来；整个社会的的自发组织能力、自发的秩序维持能力，公民的素质，也都需要时间来培养和提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共产党在有根据地搞妖魔化。本来是你做下的恶，是你带来的乱象，结果你反而以此为根据来告诉人们：只有我能够摁住这些乱象。以作恶来反过来论证维持高压的正当性，这是无耻的循环论证。看一下中国的舆论宣传，那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有多少妖魔化啊。” ------ 以上引用内容，来自《中国民主季刊》近期对吴国光做的一个主题为《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访谈，读者既可以透过访谈、也可以透过吴国光的《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来充分认识中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3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上）》：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下）》： 读者也可在此处免费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欢迎订阅我们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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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学家吴国光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时说，中国不一定会按照亨廷顿“交叠替代”（transplacement）四阶段（即专制放松、反对派壮大、专制收紧、政治谈判）来实现社会变革。 吴国光认为，不一定要当局“放”才会“松”，不管“放”不“放”也可能“松”的可能性会一直存在。 “讨论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我听到一种主流的反对声音，就是：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可以讨论，而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还是想回到江胡时代。我想讲的是：你想回到江胡时代，这是你精英阶层的主观意愿；如果江胡时代真像你们想象的或怀念的那样比习近平时代要宽松一些，那么，对不起，民间的民主力量就要利用这种宽松，不能让中国只按照新的当局所设想的路线去走。 “这就是 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了 , 你要改，我要革，咱俩就是这么配啊。不一定是主观上配合，但客观上我就要利用你了。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可能松动的机会，这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重要的关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问题在于，能不能形成强大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力量。现在当我们讨论习近平之后的中国或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时，甚至鲜有听到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声音，某些据称是民运人士的力量也认为只能有习近平之后而不可能有共产党之后，这是共产党的声音还是民主力量的声音啊？习近平之后的中国走向哪里，民主力量的诉求必须是民主化啊，民主力量必须要入局博弈啊，这是第一点，也是最起码的。你连明确的民主化诉求都没有，哪还有什么革改不革改啊？ “第二就是一定的组织性，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根基之一就是对于组织性的垄断：只能共产党搞组织，其他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决不容许公民的自组织。那么，怎么办呢？我看，中国的民主力量要从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中走出来。不要一搞组织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没有这种严密的集权体系，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和约束，好像就不叫组织了。现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应该有新的组织观念。 “第三，怎样才能强大呢？很明显，力量在于民众。现在中国的民怨这么多，你非要说民怨只是针对习近平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你还讲什么民主？共产党里的人这么讲，那是可以理解的；你搞民主的人也这么讲，那你根本就不想搞民主，你觉着老百姓也不是要民主。什么叫要民主？老百姓要自己的权利，就是要民主。不管要什么权利，这都是要民主。不是说他一定要说我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我明天要选票，我要多党制，这才叫要民主，那是概念的民主。实际的民主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有要求，要保护，这就是民众在要民主。看不到民众要民主的这样一种诉求、这样一种力量，只看到共产党高层那些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的一个严重缺陷。” 吴国光在这里强调：社会自发形成变革诉求的主动性至关重要。如果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没有要求，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变革诉求。其次是社会需要革新组织观念，不能一提到组织就想到列宁主义组织。这关系到社会变革模式的自发探索：我们必须跳出中共制造的历史叙述陷阱，中共历史上沿用的社会变革模式（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工农武装暴动）不再适应新环境下的社会变革，社会需要找到全新的适合当前环境的变革路径。再次是民主诉求和新的组织观念相结合要在社会形成真实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反对声音。 在变革诉求向变革力量转化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变革模式仍然存在“革命”与“改革”交替叠代的可能性。这对于主动寻求社会变革的群体来说是一个重要启发。 ------ 我们近期对吴国光做了一个主题为《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访谈，读者可循着吴国光的讲述，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3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上）》：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下）》： 读者也可在此处免费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欢迎订阅我们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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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革结束50周年，《中国民主季刊》推荐读者继续关注有关文革的新近研究著作。 下面是我刊2025年第1期刊发的对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的书评（作者乔晞华为美国杜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全文，读者可当成导读文章来读，赶紧转发收藏❗ ------ 题记：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毛泽东理性的一面，甚至推崇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但是宋永毅教授却注意到毛泽东的另一面，即他的独具个性的非理性因素。 在众多的文革研究论述中，宋永毅教授于2021 年出版的力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以下简称“宋著”，引用只注页码）另辟蹊径，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的西方研究历经政治人格、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到政治情绪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群体心理、政府决策以及国际政治当中，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华人学界却还属于新兴学科。 宋著把心理文化方法运用于文革的宏大叙事，解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决定文革进程的领袖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该著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心理理论框架，体现了中国经验与西方学术背景的密切结合。特别是该著借鉴西方学者运用精神病理学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在文革研究中独树一帜（页17-18）。 宋著全书分为九章，前六章选择六个关键政治人物切入，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第七章论述中国政坛上的特有“夫妻政治”现象，第八章讨论文革中的集体杀戮，第九章阐述民众由拥护派变为反对派的异端思潮。 人是理性的存在，海内外的大多数有关文革中毛泽东的研究均集中在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但是理性并非人的一切。毛泽东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在文革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理性化、非规范化、非逻辑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现象的研究，至今几乎是空白。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情结导致决策中非理性因素失去控制，加重了文革灾难的程度。不研究毛泽东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不符合他对自己的评价。毛泽东不讳言自己非理性的行为，曾自傲且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页36）。 宋永毅教授通过研究史料指出，持续十年的文革，涉及中国亿万民众，影响几乎波及全国的每个角落，然而文革的发动却部分地始于一桩涉及毛泽东私人情欲的“窃听事件”。此事件后，毛泽东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这些都在文革中爆发出来（页41-42）。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而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病态人格。这是因为他们在登基路上运用阴谋诡计，推己及人，自然要防范他人效法来颠覆自己（页58）。毛泽东的极度疑惧妄想症源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毛泽东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和恐惧，到文革爆发终于完全成形。他认为中共党内没有几个可以真正信任的人。基于以上的分析，宋永毅教授让读者理解了毛泽东为何在文革中，制造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冤假错案（页58-61）。 以林彪为例。林彪不仅是毛泽东的嫡系，对毛的吹捧不遗余力，而且文革的发动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直接领导的解放军的保驾护航。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其揣摩毛泽东的本意，并得到毛的批准。然而，仅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林彪讲政变是有问题的，认为林彪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作者还指出，沉溺于幻想的领导人可能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毛泽东正是这样充满幻想的领导人。有许多研究者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归咎于他的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与幻想虽同为非理性因素，却有本质的不同。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容易变为现实，反之却只能是空想和幻想。毛泽东的问题不是他的理想主义，而是其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企图通过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反映出在政治实际中的幻想主义和空想主义（页74）。 宋永毅教授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分析毛泽东的非理性，是研究毛泽东和文革的一个全新的尝试。美国政治心理学界自1990 年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支流。一个是以人格、精神分析、深层心理为主，另一个是以认知、知觉、情感为主。人格与政治是政治心理学领域中的一对核心关系。有关人格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的假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有关促进对政体具有支持性作用的人格成长的关切之中。这一假设经由拉斯韦尔的开创性的政治学阐释而获得普遍的专业认可。阐明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研究。 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人格特质”、“政治态度与选举”和“政治认知心理与行为”为研究焦点的三个阶段，并在运用理论、描述与实证三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从个体、群体与组织、社会与国家以及文化四个层面形成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西方学界的领导人政治心理学聚焦人格、认知与情感三个维度，引入人格特质差异分析的科学方法，探析认知偏差的多样性及其战略效应，尤其情感的战略研究以及理性价值成为当前的理论热点。基于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在战略互动心理、外交信号以及战略文化等领域，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研究单元的拓展、紧扣时代命题、研究方法多元以及跨文化特性受到重视等特点。政治心理学能够产生、重塑微观行为体，是理解政治中的人物和政治实践的基本环节。宋著为华人学界跟上西方学界的最新发展起到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关于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台湾学者韦政通从毛泽东作为历史“大人物”出发，依据西方心理学理论视角展示毛泽东人格特质，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精神分析。韦认为毛泽东与父亲的斗争、冲突关系，对毛后来的性格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在其毛泽东研究中引入心理历史分析方法，从情感视角剖析毛泽东的性格心理，着力阐释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对其政治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是哲学家、军事家和经济调控者，而且在于他能在中国社会控制和支配人们的情感，甚至能够以自己的“戏剧性”人格熟练地掌握和驾驭“公众的热情”，“毛泽东能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的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热爱的无数种方式”。 中外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毛泽东理性的一面，甚至推崇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但是宋永毅教授却同时注意到毛泽东的另一面，即他的独具个性的非理性因素。毛泽东的喜怒、情欲、猜疑等等在其晚年表现得极为突出，不时影响甚至支配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做出的决策，这使得文革运动经常发生风云突变，而这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变化是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解释的（页18）。宋著通过多个具体实例辅以政治心理学分析，使毛泽东的非理性行为有了符合逻辑的诠释，这一突破有助于对毛泽东心理世界的进一步研究。 ------ 本文有多条尾注含参考文献，请前往《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1期完整版查询： （免费下载） 读者也可在此处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免费下载） 欢迎订阅《中国民主季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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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存在三种历史观：纪念式（或称纪念碑式）、怀古式与批判式。“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学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 尼采对“纪念式历史观”极其反感。这种历史观念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能控制过去。 “从表面上看来，纪念式历史观是一种以伟大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构建历史脉络的历史观；但尼采指出，这只是一种‘伪装’，‘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今天纪念过去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威权：‘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的强大力量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 “也就是说，纪念式历史观之所以对‘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尤为必要’，因为它可以让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即垄断对历史的诠释权。他通过纪念式历史观要告诉人民的是: 世界上除了他之外，一切的‘榜样、教师和安慰者’等‘伟大的东西’都是‘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的。这不仅可以让他把历史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可以让他借古压今，打压异己，反对社会改革，抹杀一切进步思想和势力。 “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这种目的在于强化统治者权力的‘纪念的历史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而其手法就是‘削弱动机和契机的差异’，‘只讲结果，不讲原因’。 “因此尼采断定：‘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而中国大陆当局所鼓励的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记忆（包括历史书写），事实上都是这样一种经过中共的纪念式历史观加工后出笼的产品，其中更多的是为了鼓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鼓励仇恨的成分。 “但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显然不能按‘只讲结果，不讲原因’的违背逻辑的方法，仅仅通过强调‘仇恨’就可以被说清楚的。” 日籍华裔人类学家王柯在《纪念式历史观：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这样写道。 王柯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多民族国家问题和中日关系最深刻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包括《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2015）和《亦師亦友亦敵：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2020）。 ------ 对大众来说，《纪念式历史观：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篇文章是一个“精神切片”，读者可从中窥见中国民族主义怎样操弄不可靠的“历史记忆”。对希望拜读王柯的读者来说，本文会是一篇绝佳的导读。 读者可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期专论：《纪念式历史观：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免费下载） 读者也可在此处免费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欢迎订阅《中国民主季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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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现代中国学会理事长阿古智子教授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时提出：中国的社会运动从“维权世代”向“后白纸运动世代”转变，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阿古智子教授认为，中国的“维权世代”大致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始，历经许志永等人发起新公民运动、乌坎村事件和冯媛推动《反家暴法》立法，最终在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宣告落幕。 “维权世代”社会运动最大特点是由律师、公共知识分子、媒体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发起，旨在用法律、社会倡议和政策倡议为斗争手段推动社会改革。比如围绕孙志刚事件展开的法律斗争，成功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冯媛推动的《反家暴法》立法不但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还成功补足了相关领域的法律空白。 其他值得一提的，还有围绕三鹿奶粉事件展开的斗争推动《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和“反PX项目”抗议促成《环境保护法》重大修订。 但在“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过后，社会自由度锐减，长期为社会正义坚持斗争的群体要么被捕入狱，要么离散逃亡，致使“维权世代”的社会斗争急剧落潮。再难看到社会自身的纠错机制推动国家进步。 阿古智子教授认为，“后白纸运动世代”表现出来的最明显转变就是：中国社会的纠错机制向海外互联网转移（其中既有大批流亡者参与，也有本土民众通过翻墙或者投稿等形式参与）。 阿古智子教授注意到，差不多在香港反送中运动遭遇镇压引发流亡潮的同时，台湾政府也收紧了对中国民众的赴台限制，结果日本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海外离散群体的一个聚集中心。 但是流亡海外的社会运动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至今还难有定论。阿古智子教授也无法清晰描述“后白纸运动世代”如何再造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单就我们看到的情况而言，社会抗议向海外社交媒体转移、将社会运动弱化成社会舆论、将政治反对退化成网络骂战……这些情况恐怕不是社会运动的新形式，而是社会运动式微、乃至消亡的征兆。 怎样拯救走投无路的社会运动？不同政见群体应该先放下私人恩怨、急功近利和政治短视才能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后白纸运动世代”至今仍处在迷惘阶段，怨恨和骂战不断制造内部撕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说有清晰道路摆在面前。 ------ 有关阿古智子本次采访内容全文，读者可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期访谈：《中国公民运动的新变迁：从维权世代到后白纸世代》（阿古智子/何欣洁）： （免费下载） 读者也可在此处免费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欢迎订阅《中国民主季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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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吴国光年轻时在赵紫阳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后来的中央政研室前身）工作。后来赵紫阳改革受阻，吴国光去国赴美。 到美国以后，吴国光面临的巨大困惑是：他在中国参与的政治转型为什么失败了？政治转型失败，中国为什么反而崛起了？ 吴国光在近年一次采访中讲：“中共在1989年以来的经济繁荣，是中共这套制度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才实现的。引进市场化，给了民众相对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虽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受到压制，但是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因此才有了繁荣。问题在于，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间，和民众有一定权利的要求之间，可以持续这样共存下去吗？这就是共产党制度是不是可持续的一个根本问题了。” 如果经济繁荣是共产党制度带来的，1950年代为什么没有经济繁荣？1960年代为什么没有经济繁荣？ 中国的经济繁荣并不是共产党制度带来的，而是共产党制度不得不下放一部分经济和经济权利带来的。 吴国光讲：“这些因素（市场化、全球化和相对的经济社会权利）恰恰反过来形成了对于中共制度的挑战。不是说这些因素如民营企业、公民社会等要夺共产党的权，而是说它们与中共在制度上互不相容。中共因为自己要垄断权力，你对社会空间的任何争取都被它看作要取代它、颠覆它，要从它手里夺权。这恰恰就形成了挑战。就是说，明明这些东西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但是中共把它看作政治上的威胁……中共政权一方面试图利用民营企业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兴起、个人权利的一定扩展等，还有拥抱全球资本主义，来发展它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中共更多地是把这些因素看作对其垄断权力的威胁。对老百姓有利的，它觉得是威胁。这就是说，中共制度很难和那些促进中国经济繁荣的因素长期共存下去。” 为什么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持续的？这套制度长期下去会出现哪些问题？ ------ 我们近期对吴国光做了一个主题为《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访谈，读者可循着吴国光的讲述，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3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上）》：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下）》： 读者也可在此处免费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欢迎订阅我们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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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专访经济学家钟伟锋：“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翻墙’接触外面的世界。但是那又如何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的自由权利是政府给的，不是通过社会抗争得来的。比如企业受到政府照顾，就可以争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也会得到一定自由，包括允许企业‘合法’使用VPN。但这种自由是政府给的特许权（privilege），不是自己争取得来的权利（rights）。西方社会的自由观念是：自由是本来就有的，之所以现在不够自由，是因为政府限制了自由。但中国的自由观念有很大不同：自由本来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政府给你了（你不要，它就‘特许’给别人），那你会不会因此就希望其他人也有呢？” 根据全球网络指数（Global Web Index）发布的《2020 年全球 VPN 使用报告》，使用 VPN“翻墙”用户占中国网民总人数的29%。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9.04亿。这就意味着2020年前后“翻墙”总人数接近2.62亿人口。根据全球网络指数2017年数据，当时中国 VPN 用户才接近9000万人。才不到三年时间，“翻墙”人数就从9000万就暴增到2.62亿人口，不可谓不惊人。 钟伟锋对此评论道：“在中国，自由成了一种商品（goods），一种施舍（hand-out）：政府允许你有自由，你就有自由。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本的观念转变，不能把自由看成是政府和当权者颁发的特权。 “至于‘翻墙’接触自由世界会不会鼓励中国人追求自由，我的看法比较悲观：‘翻墙’接触外面的世界，实际没有多大帮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再怎么‘翻墙’，也一样看不到其他人在国内公开表达自由诉求，因为很快就会被封掉或者被抓起来。中国民众可以‘翻墙’看到其他国家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那些自由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呢？他甚至没办法看到其他跟自己一样生活在中国大陆、一样渴望自由的同胞，跟自己一起为争取自由而努力。 “所以问题是：中国并没有形成由许多人共同参与的对自由权利的强烈诉求，也没有很多人不约而同站出来为争取自由进行抗争。 “我在大学修博弈论的时候，博弈论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共同知识’。什么叫‘共同知识’呢？假设你我都住在中国，你很渴望自由，我也很渴望自由。但你很渴望自由，那只是你的‘个人知识’。我并不知道你很渴望有自由，你也不知道我很渴望有自由，因为这是我的‘个人知识’。但如果我们两个都跑到天安门广场，都说自己很渴望自由，于是‘我们都很渴望自由’就会变成我们的‘共同知识’。 “只有‘个人知识’（即‘我渴望自由’）变成‘共同知识’（即‘我们渴望自由’）之后，情况才会有所不同，因为‘共同知识’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知识’。” 那么科技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变革呢？科技究竟促进自由，还是限制自由？中国的科技创新到底还能走多远？ ------ 有关此次访谈的完整内容，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期访谈：《现行体制下的中国科技创新能走多远？》（钟伟锋/李聿脩） 免费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期完整电子版： 免费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完整电子版： 读者也可前往订阅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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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筹资》：据1960年的一项学术测评，当时美国各州及地方竞选资金中约有15%来自黑社会势力，这些黑社会渴望通过支持竞选获得保护。 在俄罗斯，关于犯罪头目染指拉票与竞选资金的传闻广泛流传，这在叶利钦和普京时代尤其猖獗。俄罗斯黑社会透过恐吓竞争对手、暗杀反对派政客或调查记者，确保其利益代理人当选。后来，很多黑社会头目干脆“洗白”成国家杜马，以便获得刑事豁免权。俄罗斯至今仍有“黑手党国家”（mafia state）之称，这跟普京将黑社会“国有化”有关。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守法狂徒：俄罗斯超级黑帮》（The Vory: Russia's Super Mafia），作者是国际知名的俄罗斯有组织犯罪与安全研究专家。该书就深入分析了黑社会与俄罗斯国家的深度绑定，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密切合作，乃至形成了“犯罪-商业-政治复合体”，黑社会与政治和商业的边界十分模糊。 ------ 进一步探索政治筹资的复杂和风险，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制度设计专栏：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筹资》 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读者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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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很烧钱，搞不好就出问题 以前泰国选举有两轮贿选。第一轮叫“铺地毯”，意思是给选民发一小笔现金，算是候选人向选民自荐。第二轮贿选取决于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第二轮贿选通常发生在投票日前夜，这一夜被称为“狗吠之夜”，因为太多买票者深夜拜访村民，结果看家狗整夜狂吠。 民主政治很烧钱，但是怎么募集资金和怎么利用资金是个难题，至今仍然存在很多模糊地带。 1991年，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安德烈·库尔斯（André Cools）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枪杀，事后调查发现：他卷入了法国和意大利军火制造商向比利时社会党提供的政治捐款以换取军火合同交易。这起丑闻迅速持续发酵，最终导致时任的北约秘书长威利·克拉斯（Willi Claes）被迫于1995年辞职（因为丑闻发生在他担任比利时经济部长期间）。 2000年秋，乌克兰记者乔尔吉·贡加泽（Georgiy Gongadze）突遭绑架杀害，部分原因是他曾调查商界寡头涉嫌参与政治筹资有关的腐败交易。不到5年时间，2005年春，涉嫌指使杀害贡加泽的乌克兰前内务部长尤里·克拉夫琴科（Yuriy Kravchenko）就在即将出庭作证的几小时之前被人两枪爆头。 政治筹资这么危险，还有很多案例长期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大原因还在于民主选举需要花钱。以前募集到的资金被用来买票和送礼，造成极其高昂的政治成本。随着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崛起，募集资金的渠道更加灵活，同时政治成本也在下降。 有关政治筹资，有哪些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呢？ ------ 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制度设计专栏：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筹资》 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读者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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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回顾：台湾民主转型期 奠定台湾民主政治根基的关键：精英和解 “政治能够被‘驯化’，即从敌对的僵局走向和平竞争，而达成这一点的最戏剧性方式，就是精英和解。如果没有这样的和解，精英们对于政府制度存在分歧，进行无节制的主导权争夺，并将政治视为赢家通吃的游戏。”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精英和解，各方势力只管进行无节制的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民主转型就会失败，甚至可能演变成新的流血冲突。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是如此，乃至闹到爆发总统和议会冲突，闹出叶利钦炮打白宫的丑剧。 台湾民主转型期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1990年6月和7月召开的“国是会议”（NAC），二是1996年12月召开的“国家发展会议”（NDC）。 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湾民主转型往往一知半解，事实上并不了解民主转型具体要做哪些事情。那么，台湾的民主转型是怎么首先克服精英之间无法合作的难题的？ 近距离回顾和观察台湾民主政治的由来，对中国未来开创反对派政治大有裨益，尤其是持政治反对立场的社会精英首先要明白：反对派政治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职业化的。 台湾的民主转型也包含普通人（反对派）向政治家转型，这一点是往往被忽略的：政治家与普通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政治家不但更擅长政治斗争，也更擅长在讨价还价中实现妥协。妥协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关系到不同利益团体是否能够互相容忍，而不至于动辄斗争到你死我亡。 ------ 有关台湾民主转型期精英和解的来龙去脉，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民主转型专栏：《台湾的精英和解》（约翰·希格雷、黄东益、林泽民） 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读者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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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许成钢：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都不单纯产生于技术 “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都不单纯产生于技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有自己的道理。只有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有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地是美国和英国。美国的基本制度实际上是来自英国的。 “美国独立战争的重点是美国跟英国之间的矛盾。但美国最基本的制度，根源来自英国，是英国制度的变种。因此人们称这类制度为英美制度 —— 英国的宪政是君主立宪制，美国是共和制、没有君主，但都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反过来，产业革命又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 “全世界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发展，是过去三次产业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产业革命是高度相补的关系。在没有产生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之前，人类历史不存在产业革命这个现象。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产业革命只产生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必须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产业革命有赖于制度变革作为前提？ 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访谈：《中国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制度竞争》（主编王天成对话经济学家许成钢）： 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读者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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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惩治异议人士的一个手法是孤立异议者，要大家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要建立知识分子的反抗的共同体，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和‘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通过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来实现的。 乍一看去，知识分子似乎是最难形成共同体的。别的群体，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可以形成共同体。或者说，别的群体本来就是按照其共同利益来定义的。知识分子则不然。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就是持有不同观点而互相争论不休。 借用早先那套阶级斗争的术语，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存在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共同体。 如果说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有共同利益，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发表言论的空间即言论自由。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有些主张专制主张极权的知识分子就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认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这一共同体就是通过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而形成的。 记得 2009 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这种说法的好处是，风险很小 —— 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件事告诉我们，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其实并不艰难也没多大风险。 当局惩治异议人士的一个手法是孤立异议者，要大家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要建立知识分子的反抗的共同体，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和“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这里有两个榜样，第一个是杨小凯。杨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异议人士的组织，但从来不忌讳和异议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异议人士办的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也多次参加过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 另一个是徐友渔。徐友渔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他又和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相处无间。由于当局的威胁和抹黑，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总是避免和体制外的异议人士沾边。徐友渔决意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和刘晓波成为好朋友。他和晓波倾心交谈，达成共识：“今后，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在同一份声明或呼吁上发声，让我们的主张以一个系列而不是两个系列的面貌出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不复存在。”这样做的人多了，当局孤立异议者的意图就破产了，反抗的共同体就形成了。 -------- 进一步了解知识分子与反抗共同体的复杂关系，请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笔谈：《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 也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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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清华政治学讲师吴强：智识绥靖之祸 当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场战争的久拖不决乃至可能永久化的趋势终于在民主世界内部引发空前的绥靖压力。 在历时近一年的不断拉扯和反复之后，以所谓俄美协议“28条”和新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标志，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分别表明了以土地换和平和放弃承担北约义务的新孤立主义指针。这也是否认跨大西洋联盟的意义、否认以民主和威权进行全球阵营划分、也否认美国维护全球和平与民主责任的新绥靖。 而早在此前，过去十年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向为标志，发生了一场集体弃绝自由主义的迷失。到今天，这一转向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他们还自认知识分子的话），以及知识分子之外更为广大的工程师们、符号工作者、或者新中产阶级、甚至还有那些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他们正集体拜倒在 AI 脚下。这种集体转向的迷思，堪称一种智识绥靖 （Intelligence Pacification），在中国内部呼应着美国的政治绥靖。 这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的一次被污名化的智识绥靖，也就是欧美自由知识分子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以及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大辩论。因为，最终对希特勒奉行绥靖的正是笃信纳粹德国反共宣传的张伯伦以及英国的保守精英们，他们在两种普世模式的竞争中选择了与伦理上更具自毁性却在审美上更具诱惑力的第三者（恶魔）合作。某种意义上，后者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和退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绥靖，一种道德的腐败，无奈却在今天重演了。 换句话说，从 1980 年代仿效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的余晖中，面对的是来自党国体制通过社交媒体和 AI 崇拜进行的双重绥靖，先后消灭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的尊严。这或许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第三者的结构性原因。 以 2013 年中共的“9号文件”为动员纲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对“公知”污名化的运动：在大学清洗“砸锅教授”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官方组织的水军动员污名化每一个敢于违反单位纪律坚持公共发声的知识分子、直至 2025 年 12 月初最新一波对户晨风、阑夕等网络名嘴的清剿。这种远不如斯大林式清洗或者日本 1925 年《治安维持法》残酷的网络暴力所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譬如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和劳东燕分别受到来自官方的压迫和社交媒体的霸凌，以及我个人被清华大学和政治学系的迫害，确实算得上数字极权下的绥靖式镇压。 以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出现了集体的智识绥靖，变得极端保守化和宗教狂热，否认进步主义、普世价值乃至世俗社会，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大众并行不悖，也与愈益极权化的当局和平共处，在国际领域共同推动着一场与美国式绥靖平行的和平运动，与 1930 年代的中国历史惊人的相似。 另一方面，硅谷的超人类主义运动的自我造神，不仅制造出反民主的偶像领袖，更制造出人们和资本对 AI 技术为代表的硅谷哲学家、企业家等等新弗兰肯斯坦的崇拜，尤其 AI 技术对现有知识的疯狂蒸馏和输出，直接造成对中产阶级符号工作的替代和对知识分子的 “ 取消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大学从 2025 年以来对社科人文学科的消减，釜底抽薪式的绥靖。 如此情形，像极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有关长时段文明化的解释，暴力化过程中的绥靖本身终将消解战争。中国知识分子在暴力和迷信的绥靖化后或趋于瓦解，犹如那些在十年前就惊慌失措地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状况，其最好归宿或是成为一个因为缺乏公共写作而趋于枯竭的 AI-国家的殉葬品。 抵抗的唯一可能，似乎只剩下效法伯夷叔齐以知识分子遗老自处一条道路了。 -------- 进一步了解知识分子与反抗共同体的复杂关系，请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笔谈：《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 也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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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共同体”需要包容，而非排他 什么是“反抗共同体”？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是形成反抗共同体的入门门槛，达不到这个门槛甚至连反抗运动都不会有。 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在专制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尤其常见，但在缺少社会运动的国家，这种情况又极其罕见。 社会运动长期缺席与社会支离破碎互为表里。 在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社会里，党同伐异、互相排斥和互不信任是社会常态。在其潜在反抗群体中，似乎总是存在一种排他倾向，就好像只有一类人配反抗，其他人都不配反抗一样。结果就是无法形成反抗共同体，就算人人标榜自己是反抗者，但实际上根本形成不了反抗。 在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国家无一例外都无法形成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什么是分工合作呢？许多人扮演互补的角色。其中既有知识分子扮演运动理论家，又有社会运动人士扮演组织者和协调者，还有媒体扮演传播者，即使是自发的参与者也积极形成互相配合（包括后勤保障、人员调度、资源调度、信息调度、营救被捕者等等），更何况有各阶层从业者都尽自己所长从不同角度来支援反抗活动。比如律师无条件为被捕者据理力争，响应社会号召的商人或工人参与罢市或罢工行动，商铺为反抗者提供后勤补给等等。我们说的社会团结，就是奠基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互相掩护、不离不弃。 社会运动中的分工合作，对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国家的普通人来说十分陌生，因为他们往往只能从其他国家的表面现象中窥见一些皮毛：他们只看得见反抗，看不见反抗是怎么有效组织和运行起来的，就以为反抗是突然凭空爆发的，就好像以为火山没有经过地底下长期酝酿就直接从地表冒出来。 在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的专制国家，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要面临当局严酷打压、抓捕、软禁、噤声、污名化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收买，还要面对反智群体群起而攻之。专制政权为什么特别喜欢打压知识分子群体呢？因为知识分子群体是思想最活跃的一批人，他们是形成、组织和领导反抗浪潮的真实诱因。拆掉知识分子跟社会的联结，就像拆掉炸弹的引信。 从东欧转型历史经验中经常可以看见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是形成将专制政权“不道德化”和“非法化”的关键力量。而知识分子与社会反抗群体的完美合作最典型的莫过于波兰和匈牙利。波兰甚至可以说是撬动整个东欧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如今的香港也被拆除了社会运动引信。但仍然不妨碍普通中国民众从其历史经验中，学习社会运动是怎样入门的。2020年出版的《反抗的共同体》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有着严密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的反抗者历史群像。 很多人误以为香港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如果长期深入钻研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就会发现：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是社会运动的入门级条件，达不到这个入门级条件，连反抗都不会有。 -------- 进一步了解知识分子与反抗共同体的复杂关系，请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笔谈：《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 也可免费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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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曾用著名的“昂纳克寓言”解释低人权实体利用全球化取得竞争优势。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ani Rodrik也在《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2011）中提出“全球化不可能三角”（Trilemma of Globalization）：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追求经济全球化，又保障国家主权，还实现民主治理。 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劣币逐良币”问题越发凸显，冷战结束后的乐观主义情绪如今烟消云散。 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认为，“WTO 起码犯了双重错误：1）过速、过松地吸纳新成员国；2）过快要老成员国开放市场。这两项错误使 WTO 不像 GATT 那样，由市场经济体制实体组成，却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贸易组织。因此，不但无法像当年的 GATT 那样顺利消化具有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倾向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消化中国，反而给自己找来一场世纪鏖战。如果历史能够再来一次的话，WTO 应该提高新会员的加入门槛，按照对等原则，只有确认新会员的市场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贸易壁垒在逐步减少之后，而不是之前，老成员国才能对等地、逐步地开放自己的市场，以避免上述错误。” 文贯中认为，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直接挂钩，对人权的改善效果极为有限。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老路为什么变得不切实际了呢？高人权实体怎样化解低人权实体的所谓“低人权优势”呢？ 详情请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专论：文贯中《低人权优势的化解之法——与秦晖先生商榷》： （整刊免费下载）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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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重温四年前本刊发刊词，与同道、朋友、读者共勉一一 光荣的时代要开始 《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团队 执笔：王天成 这里将从一个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思想家开始。他是一位法国人，坚持自己的知识不能受本国国界限制，1729年乘船越过英吉利海峡，抵达英格兰做实地考察——英格兰是现代世界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发展出自由政府制度的国家。 1748年，这位法国人写作了20多年的、彪炳后世的《论法的精神》出版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他写道，继而基于其对英格兰政制的理解，经典性地阐释了“三权分立”这一现代自由政府的核心原则。 从那时到现在已将近三个世纪，但《中国民主季刊》的创办，出自与孟德斯鸠相同的一个看法，即我们的知识不应受所出生的国度限制。不止如此，也延续孟德斯鸠及许多先贤对专制的反对、对自由的渴望，并将在一种国际性视野下提供知识与见解。 更具体地说，本刊的创办基于这些明显事实与观察：中国的当权者封锁知识、信息流，限制人们接触、了解一切他们担心对其统治不利的信息，包括国内和国外；人们被剥夺了思想、学术自由，不止国内学人、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表达关于公共事务的真实看法与研究所得，国外、境外专家学者的作品也难以传播到中国大陆；在当今中国，没有什么比建立民主宪政更关键，而要达至这一点，人们需要知识和独立思想，特别是关于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民主转型与建构的知识与思想。 因此，本刊将是中国境内外不同地区专家学者的一个共享平台。它将为国内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表达空间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发表他们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研究和思考，同时也希望台湾、香港、澳门与美欧、澳洲及其他地区用汉语写作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为境外学者的研究、观察所得传播到大陆尽力。它还将从国际学术期刊选择关于民主转型与建构的文章译成中文发表，以弥补汉语写作在这方面的不足。 在本刊创办的当下，中国正在经历极权主义的重建。这是一种新极权主义，其目的既是为了应对一党专制所面临的危机，也是为了满足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野心。一些曾长期将民主的希望寄托在自上至下改革的人，在期望幻灭之后而变得对未来悲观。也有些人认为正在发生的倒行逆施，会加速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崩溃、终结。 经验一再表明，独裁者经常高估自己的力量。历史上几乎所有独裁政权，在它们没有倒台之前，都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控制力，生活在其下的许多人们也往往觉得它们太强大、似乎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当倒台发生的时候，其速度之快，仿佛一切只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反复被经验所证实的：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采取实际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回顾历史，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每一次重要努力，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既然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实现民主宪政，为此而探索、写作，以及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便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责任。 “让我们唱雄壮一些的歌，西西里的女神”，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著名的《牧歌》中写道。“这个光荣的时代要开始”，“伟大的岁月正在运行初度”，“时间就要到了”。 这将作为一个光荣的时代而流传后世，如果它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中国成功建立了民主。当然，那些傲慢冷酷、试图阻挡这一进程的独裁者，也将被耻辱地永载于史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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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三年的风雨之后，《中国民主季刊》迎来了第四年，为大家奉上今年第一期。 这是一份流亡的刊物，一份抵抗的刊物。在黑暗的时代，她要坚持传播新知识、新见解，坚持谈论自由、民主和内心的深信，坚持发挥想象力。 她相信，我们的知识和见解不能受自己出生的国度限制，这样才会有希望。 她生存于海外，眼睛却始终盯着国内。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再次感谢所有支持这一刊物的专家、同道朋友，感谢国内和国外的众多读者，您们的支持、关注使得季刊成了一份有影响的刊物。 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下载《中国民主季刊》以往各期：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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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和研究所（IRI）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负责人亚当·金（Adam J. King）认为中国不但有公民社会，还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有两件事致使“黄金时代”终结：一是汶川地震期间中国民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令中共当局寝食难安；二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铁腕打击公民社会、瓦解中国社会自组织、取缔NGO。 政治学界通常将毛时代视为极权主义，邓、江、胡时代则划归到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范畴，而习时代则是向极权主义倒退的逆流。 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对公民社会确实有一定宽容，但是这种环境下的公民社会极其不稳定。即使江胡时代引进了大量外国NGO并且容忍本国NGO，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也是常态：1999年“425事件”（随后2000年成立中央维稳办，开启维稳系统滥觞）、2006年《冰点》周刊停刊事件、2009年胡舒立被迫辞去《财经》主编、2011年北京市宣传部接管《新京报》……绞索是慢慢收紧的。 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司法发生断崖式倒退。背景是2004年开启的司法改革强化中共对司法系统的绝对领导权，那之前中国虽然不是司法独立，但由于管理混乱和权力碎片化，反而间接削弱了中共对司法的干预。胡锦涛政府搞“依法治国”结果就搞成了“以党治法”。 从2005年司法断崖式倒退以后，胡锦涛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政治打压已经刹不住车了，这给习近平时代极权主义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 那么，是不是现行极权主义体制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彻底死掉了呢？亚当·金认为，中国眼下的公民社会处于“冬眠”阶段，一旦环境出现松动，就会重新冒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我们从网路流传出来的影像资料可以明显看到：有一部分示威者有显著的政治诉求，他们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亚当·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观察，是非常准确的。亚当·金是资深的社会运动专家，长期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也致力于推动该地区的社会自组织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2019年，时任国际共和研究所驻港授权代表的亚当·金还因香港爆发社会运动，遭到中共当局制裁。 亚当·金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中国的“非公民社会”会压垮公民社会吗？ 进一步阅读请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访谈《变化如何可能？中国的公民社会与政治机遇》： 也可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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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放下对社会运动的一种想象：思想的火种一旦播下，时机成熟时民众自然响应，届时振臂一呼即可。这种想象既浪漫天真也是等级式的，让智识领袖们有理由安居书斋，将尚未行动归咎于条件不成熟、民众不觉醒。 “但现实中的运动不是对启蒙的自发回响。即使会在某个偶然临界点上涌现，也不会自动持续并达成效能。从框架设定、动员组织到执行方案，每一步都是具体的工作，而其中需要的经验、勇气和智慧是被极大低估的。还有那些最微小的情感性的和物质性的劳动——谁把食物送进来，谁把垃圾运出去，谁在照顾生病的同伴，谁在安抚崩溃的情绪——才是真正支撑运动的。运动中的许多劳动在幕后、避免被记录、或者不甚被承认，却承担压力、消耗身心，甚至受很多伤。这些弄脏双手却不被充分赋值的劳动，与学术工作对超然和可见性的追求恰好相反。” ——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吕频 吕频在这里道出了一个只有社运人士才明白的事实：社会运动绝不能凌空蹈虚，不能幻想依靠启蒙和觉醒就能形成社会反抗力量；真正支撑社会运动的，永远是具体的情感关怀和物质关切，这是社会运动真正的号召力之所在。 当一个社会只满足于空谈口号，以及正反双方就一些无关民生的抽象问题凌空蹈虚、徒增怨恨之时，政治反对运动实质上就自我废黜了。 社会运动需要有一大批人养成务实心态，除真正关切民生事务之外，还要抑制毫无必要的社会戾气和过剩的怨恨。戾气和怨恨除了给反智主义制造生存土壤之外，也在破坏社会联结，阻碍社会合作，将反抗力量无穷无尽地消耗在内斗上。专制政权制造内外假想敌、摧毁社会自组织以及向自己民众发起认知作战，其目的就是将民众长期牵制在无穷无尽的内耗中，从事实上“阉割”反对力量。 中共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管这个叫“挑动群众斗群众”。虽然中共通常是用“挑动群众斗群众”来指责他们假想敌（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事实上中共自己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专家：倘使民众长期内耗，长期互不信任、互相攻讦，中共即垂拱而治也。 进一步阅读《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多人参与讨论），可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笔谈： 也可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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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经常说的“奴性”是怎么回事？ 徐贲：极权主义的“成瘾性”与我们经常说的“奴性”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毋宁说，极权主义的“成瘾性”是一种现代“自愿奴役”（voluntary servitude）：人们并非只是出于恐惧而服从权威，而是因为从极权主义中获得了心理上的快感与慰藉。 极权成瘾机制可以让奴性不再只是被动屈从，而成为一种主动选择，是一个为了逃避不确定性、避免面对复杂现实而甘愿接受控制的心理过程。 就此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极权主义是会让人上瘾的。“自愿奴役”不但让人意识不到奴役的本质，还可能产生让人无法抑制的狂热和依赖，使人主动维护这种成瘾机制，即使被现实虐得遍体鳞伤，也总能从极权主义从获得心理上的确定性快感（the psychological pleasure of certainty）。 相比之下，“自由”往往带来负担，“自由”往往受到“游离性焦虑”（free-floating anxiety）困扰。极权主义让人成瘾的地方就在于给人提供某种虚妄的“确定性”来缓解内心不安。 进一步阅读原文可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专论：徐贲《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暗流》： 也可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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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心理学家Mattias Desmet近作《极权主义心理学》是近年少有的开创性研究。 该书最大的突破在于将极权主义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转向了极权主义发生的心理机制，提出了革命性的“群众形成”理论，揭示了个体如何在特定心理条件下逐渐丧失理性判断，最终投身于集体狂热和自愿奴役的复杂机制。 “德斯梅特认为，极权主义并非某种外在强加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内在倾向。当社会中积累了足够的‘游离性焦虑’——那种缺乏明确指向、四处寻找依附对象的深层不安时，民众就会主动寻求能够提供确定性和归属感的集体叙事。这种心理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宁愿放弃独立思考的自由，也要获得融入群体的心理慰藉。 “德斯梅特的理论最具颠覆性的地方在于，他指出‘群众形成’不仅发生在历史上的法西斯政权中，也同样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着。特别是在科学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的外衣下，新型的极权倾向正以“专家权威”和‘科学真理’的名义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种现象不需要暴力镇压，却同样能够实现思想的统一和异议的消音。 “更为深刻的是，德斯梅特揭示了极权主义的‘成瘾性’（addictive nature）特征。所谓‘成瘾性’，指的是极权主义带来的心理快感具有类似成瘾机制的特征，一旦个体进入‘群众形成’（mass formation）状态，他们就会主动维护这种心理结构，即使在现实中遭受痛苦也不愿意放弃。这是因为心理上的确定性快感（the psychological pleasure of certainty）远比自由的重负更具吸引力，人们宁愿生活在一个简化的、确定的世界（simplified and certain worldview）中，也不愿面对复杂现实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以上是著名学者徐贲在研读《极权主义心理学》后做出的评论。 徐贲老师对本书的评述旁征博引，金句频出，进一步阅读原文可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专论：徐贲《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暗流》： 也可下载本季《中国民主季刊》完整电子版： 也可前往本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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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新年第一季专论：徐贲《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暗流》 极权主义是会“上瘾”的。极权主义的“成瘾性”心理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正常人会对极权主义“上瘾”？ 本文借最新前沿研究探讨形成极权主义的两个心理机制：“游离性焦虑”与“群众形成”。 文章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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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新年第一季专论 郝志东｜文革思维：从苏区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到平定土改和文革（上） 今年距文革发动整整 60周年，本刊特发表澳门大学郝志东教授此文，纪念中国当代史中极端荒谬、疯狂的一段岁月，检讨极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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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研究文革思维，但是文革思维即使在当前社会也一样无处不在。 社会学家郝志东将文革思维总结为： 1）针对任何被怀疑为敌人的人所实行的阶级斗争和敌对思维； 2）用谬误性、专制性、非人性思维来区分敌我； 3）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思维。 难怪卡尔·施密特会在中国火起来。 卡尔·施密特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将“敌友二分法”视为政治的核心，这一点暗合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当然，政治并不是这么回事。虽然毛泽东没读过施密特，但他跟施密特是会惺惺相惜的。施密特在其《游击战理论》分析毛泽东的敌我区分，指出毛泽东理论将导向无限化、道德化、绝对化的敌对关系。 施密特承认政治可能包含冲突，但认为“非常政治”要回归“常态政治”。相反，毛泽东则把政治的本质理解为冲突，并且推崇永久化的“非常政治”，其目标是永久革命。 毛泽东理论的永久暴力色彩，对文革思维影响至为关键，甚至可以说，“文革后遗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思维中预设无限化、道德化、绝对化的敌对关系。 有关文革思维进一步阅读： 或免费下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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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一季 访谈 侯芷明/张崑：“人们希望一切都能改变” “别担心，我走了以后，你去找玛丽，”一位中国流亡者生前曾这样嘱咐其妻子。他所说的玛丽，就是法国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ie Holzman，中文名“侯芷明”。侯芷明集学者、作家、记者、翻译家的身份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