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现在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恩来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 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 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当局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的,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位党内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放在他头上,他都能安之若素、恭敬侍奉,表现出与对毛泽东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彪的资历只够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刻予以坚决地打击,下手毫不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 ---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作者:雪卷风升
徐(景贤)书中另一个亮点,是从多方信息来源,证实了最早由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详细披露的一九七三年底批判周的重大事件。综合徐高二书提供的新旧细节,毛泽东去世前对资格最老的同事发动的这一政治攻击,可圈可点之处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毛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毛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女人交了底,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江奉旨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是第九次,林彪是第十次)的头子,是“贼船”的老板;唐传达毛对周的批评长达八个小时。 ——在十几天的批判会期间,每天深夜要用铅笔把原始会议记录一字不漏地抄写成大字(为保密不交印刷),送视力差的毛阅读,毛全程牢牢掌控会议进度和细节。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周这时已经癌症尿血,要求面见毛,毛不见。江青不许别人帮周写检讨,还当面斥周:“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 ——周只好尽量狠批自己,并表态把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至此方罢手,会见外宾时对周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这几个娘们后来发牢骚:“他(毛)做脸,我们做屁股。” ——一九八○年代初,中共中央同意周遗孀邓颖超的申请,当她的面销毁了上述批周会议的全部记录。周逝世前最担心的两个材料,一是毛江于文革中曾尝试用过的“伍豪启事”(伪造的,说周早年背叛革命),另一个便是该次批周会议记录。因为在中共体系里,要彻底毁灭一个高层领导人,“叛党”、“卖国”是致命武器。毛江摧毁刘少奇和林彪,是切近的实例。 读了徐景贤《最后回忆》,你能加深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看重毛的遗产——对于努力奋斗、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浪潮里图生存谋发达的人,还有什么诸子兵法比得上毛的战略战术,更能教你致对手于死命的绝招,对敌人绝,对同志更绝? ---读《徐景贤最后回忆》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丁学良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今天德州州長下令,逮捕該州拒不出席議會議政、逃到芝加哥等地的左派民主黨議員。起因是州眾議院要討論重划選區議案,左派民主黨議員認為他們的席位處於少數地位,表決時會輸,就耍無賴,拒絕到議會議政,集體逃到芝加哥和紐約等左派掌權的地盤躲避。以往他們就這樣乾過,但都失敗,因德州最高法院有裁決,眾議院領導人有權「強迫失蹤議員現身」。後又制定法規,對拒絕到議會議政的議員每天罰款500美元。 德州眾議院的民主黨黨團主席是下面視頻中這個4歲從福建隨父母移民到美國的吳元之(Gene Wu)。他靠其選區主要是西裔和黑人(佔76%)而當選。在新冠疫情肆虐時,他曾詛咒川普總統去死。後在輿論批評下認錯道歉。 吳元之的父親吳正一是文革上山下鄉的紅衛兵,他移民到德州後,參與組織了「文革知青聯誼會」,為他兒子在華裔中拉票。吳元之可能有紅衛兵的遺傳,充滿好鬥精神。這次他又站出來囂張表示,他們逃離德州,拒絕參加議會表決,是為了阻止共和黨在選區重新劃分上黑箱作業,政治分肥;並為此再次譴責川普總統。 議員討論、辯論和表決都是公開的,怎麼是「黑箱作業」?席次少,表決會失敗 ,就耍無賴、不講理、玩逃走?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難道他們永遠不回到德州,永遠不回議會?這種玩「逃走」的政治把戲,把左派踐踏民主的流氓嘴臉,再次展露無遺。
近两天网上盛传释永信因未经当局授权,前往梵蒂冈等地会见教皇及其他宗教界代表,回国后遭限制出境,最终致其遭当局以多项其他罪名逮捕。 也就是说,民间倾向于把释永信“落马”解释成触犯了宗教管制,而不一定因其私德或腐败行为。 虽然民间信誓旦旦自称洞悉真实原因,真实情况要比民间猜测更复杂。 习近平政府自2017年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以来,有强化和收紧管控宗教事务倾向。2018年拿释学诚开刀,就已经有在宗教界搞反腐败运动的迹象。 释学诚曾任佛教协会会长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级别上比释永信高。释学诚的倒台至少名义上是跟性丑闻和腐败有关,这一点跟释永信很像。 用性丑闻和腐败搬倒官员是中共当局传统做法,用在佛教僧侣身上打击就更彻底,虽然这种惩戒手段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当局借机整治的政治动机。 著名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2017年特别报告》专门提到了习近平政府的宗教政策与胡锦涛时代不同特点,简单说就是限制性法规更多、处罚更严厉、扩权面积更大、监控更绵密。释学诚和释永信的倒台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评估,但“自由之家”的报告似乎更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及其相关宗教团体,忽视了佛教和道教也一样在严厉监控之列。 2015年,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和道教协会原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王哲一相繼落马,已经开启宗教界反腐运动的势头。释学诚和释永信相繼落马也属于宗教界反复之流。 话说回来,释永信与释学诚有所不同:释学诚是主管国内佛教事务,很少参与国际交流活动;释永信则是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按理说,一个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高级别僧侣,不但有自己的亲信团队,还会很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几乎不可能逃过当局监控,更何况交流活动被梵蒂冈方面发布照片公布出来。如果是秘密交往,反而梵蒂冈方面会保守秘密,不会公开会面消息。 民间猜测在这方面过度想象了。释永信国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不见得官媒都会报道,没有报道并不就意味着当局禁止或者准备迫害。一个长期参与国际交流的高级别僧侣未向当局通报行程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极小,就算没通报,当局也可能提前发现并予以警告,而不是等风险行为发生之后再来借机整治(这对于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来说同样是失职行为)。 民间猜测有其娱乐属性,但要把握好分寸,不要无视客观情况进行胡乱联想。 另外,释永信并没有佛教领袖身份,有人拿教皇与释永信相提并论,猜测释永信野心膨胀是没有依据的。中国汉传佛教和道教系统,与国际社会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等级体系非常不一样。即使藏传佛教有宗教领袖,汉传佛教是不存在宗教领袖的。释永信在西方最多相当于最大修道院院长,而不是某一教派的全国宗教领袖。 (在假设释永信没有通报、官员失职没有提醒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排除释永信跟教皇见面引起当局不快,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不至于罗织性丑闻和腐败罪名,对僧侣进行比天主教绝罚更恶毒的严惩。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其引起当局不满的众多借口之一。 释永信肯定有很多潜在的对手时时刻刻想拉他下马,但是至于说卷入到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受牵连还比较牵强附会。释永信卷入商业事务远比卷入政治事务深,说他是因为政治斗争牵连倒台还是比较臆测。 总之,释永信和释学诚的倒台,是习近平政府整顿宗教界和收紧宗教控制的重要一环。“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显示出宗教界近年来难以被中共当局完全控制的难题。在宗教界制造政治高压,有利于宗教界政治上服从中共当局,进而通过宗教界强化对信众的政治控制。 至于把释永信和释学诚想象成没有性丑闻和腐败,系完全被当局栽赃陷害,这种说法依据仍然不够充分。中共社会能够不被权力和腐败侵蚀的领域很少,但具体是什么动机造成释学诚和释永信倒台,这个跟选择性镇压的国家机器有直接关系。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庇护人政治,高僧背后没有庇护人是基本不可能的,至于庇护人倒台会不会一定导致高僧倒台还是个未知数,这取决于有哪些僧侣想要取而代之。与其猜测庇护人倒台,佛教系统高级别僧侣明争暗斗才更容易导致高级别僧侣落马。
毛泽东的两面手段 毛泽东后期采取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过去的同志,在很多地方使用两面手法。 1965年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接见彭德怀之后不久。毛泽东当着很多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彭德怀同志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这表面上看是高姿态,象是检查错误。 但是过了不几天,在毛泽东亲自授意下,江青联系,姚文元执笔写出并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矛头直接指向彭德怀同志。 66年9月毛泽东对贺龙同志讲“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还讲“我当你的保皇派”66年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还亲自召呼贺龙,叫他到前面坐。但是只过了两天,江青就到清华对贺龙孩子说“你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也不是好人”。不久贺龙就被打倒,隔离、搞臭,最后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对那些要打倒的干部经常采取的手法就是当面讲的好听,背后准备下手。他经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同志,搞什么“引蛇出洞”、“钓大鱼”、“毒草要让他放”、“牛鬼蛇神要让他表演。”他经常使用排除异已,分化瓦解,突破一点各个击破,拉一派,打一派等手法。 58年他领导的“大跃进”公社化造成严重恶果,59年召开庐山会议很多人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彭德怀,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转移了全党全国的视线,摆脱了自己的被动局面。这是使用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58年他所代表的左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三年灾难(过去曾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确切的说法是三年人为灾难)是无法掩盖的。为了遮人耳目他在60年辞去了国家主调节职务。62年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做了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不触及左倾原则问题)。但是在几个月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却提出要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准备在政治上进行反扑,打击党内反对派。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使很多同志感到他今后要发扬党内民主了,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了。但是在这年召开十中会之后,四年时间他不再召开中央全会。直到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搞臭了一大批老一代的革命家,把可能抵制他错误的一些同志排斥出领导核心废除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了代替书记处的“中央文革”之后,他才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的八大之后十三年他才召开九大。在和平时期为什么要把党的代表大会延期十年之后召开。为什么废除各级监察委员会?为什么要另立“中央文革”?这不是公然在破坏党内民主吗?回顾这段历史,人们怎么能相信毛泽东在62年后说的要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话是出于真心呢? ---孙文广:毛泽东问题研究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 ,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江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存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同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柴。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同北京。毛泽东强调,邓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作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同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小平所存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担任要职。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柴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