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林彪的“赌徒”心理 接下来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更加印证了林彪的“赌徒”心理。 在全中国已经饿死数千万人之后而召开的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本人也自知闯下了大祸,已经罪责难逃。事实上,在这次大会上,靠捧毛起家的刘少奇,也已经不是过去的、唯毛命是从的刘少奇了,他在大会上为当时的形势定了性, 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共为了顾全大局,在是否让毛作检查这个问题上还有所争议,但毛看到会上风头不对,为了使“大家满意”,还是在这次让各级干部“出气”的大会上,不得不敷衍地做了一番检查:当着全国所有县级以上领导的面,说出了“主要责任在我”。 既然你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了“主要责任在我”,那么,当时的中共高层为何不 “该出手时就出手”,立即宣布筹备召开“九大”(当时“八大”已开过4年了) ,乘机把这撮祸国殃民的“毛”给拔了,或者给毛一个虚衔,如中共中央的“名誉 主席”,让毛体面地下台?事实上,当时毛自己也预料到了前景不妙。据毛当时身 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在那段时间曾说出过这样的想法:有意找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地理学陪同,一道骑马,去考察黄河……    现在回想起来,毛这一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未被除掉,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 先,共党建国,毛毕竟立了头功,虽然搞“大跃进”昏了头,但毕竟余威尤在,导 致了无人胆敢和忍心对他下手;其次,除毛的第一步是必须先为彭德怀翻案,但在 倒彭的斗争中,当时在台上的人个个都举了手,谁都不干净,谁有气魄来提翻案之 事?再说,彭过去工作粗暴、飞扬跋扈,也无人愿意为他帮忙,这也是另一重要的 原因。但笔者认为,这次未能把毛除掉,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林彪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的臭名昭着的发言。 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了些什么?他居然说得出口:产生经济困 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 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 难会要小得多……。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 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 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林一讲完,毛就迫不及待地带头鼓掌。随后,毛还 将林的讲话稿作了不少文字上的润色与修改,印发给全党。林这次救毛,是出于“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崇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吗?非 也。据说,林彪家里从未挂过毛泽东的像,即便是在文革的鼎盛时期。更不用说, 林后来还要加害于毛。 那么,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如此逆流而动地挺毛,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林彪继庐山会议以后的又一次押赌。此时的林彪,对唇亡 齿寒的道理,大概理解得非常深刻。此时此刻,与其说林是在挺毛,倒不如说林更 是是在保全自己:毛如果倒下的话,岂不是要为彭德怀翻番?而彭若是翻了案,取 而代之的林彪又“往哪里摆”? 如果说,庐山会议上林和毛的关系还只是帮忙加回报的关系,那么这次七千人 大会议后,林与毛就结盟成了一对赌徒式的合作关系。此后,毛泽东虽然全面退居 二线,但却时刻关注着林彪控制下的军队:林在军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绝对权威”,搞了个“愚忠”的典型雷锋,并如雷贯耳地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时,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切,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红色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可惜,在这“蓄势待发”、即将“疯狂反扑 ”的前夜,毛的对手们都没有充分的警觉。也许,他们还轻信了毛在会见外宾时有意漏出风声:老人家的身子骨不行了,要快去见马克思了呢?殊不知,四年后,所 有的这些一线反毛的“老革命都遇到了新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联合导演 ,就是毛和林…… ---“林彪一案是冤枉的吗?”   ·赵平波·
朱韵和
2个月前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 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 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 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 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 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 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三十六条权经”是当年在北京乃至中国显赫一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个人的演讲“作品”,又可谓以蒯为代表的那一代红卫兵领袖们集体的历史“创作”。 “三十六条权经”的主题实际上是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团结大多数群众、争取反对派。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太痛心了。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下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功的人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政治代表、群众代表等)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6,凡群众中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7,主要领导人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8,要诚心实意待人。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许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20,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以赏为主。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22,要谦虚。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会被臭哄哄地赶下去。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28,要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33,当处于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34,一个单位的掌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反映,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多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木 华·
蔡慎坤
2个月前
胡耀邦当年被逼辞去总书记职务,主要是一批元老直接操纵。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81岁生日在北戴河设宴,表示在两年后的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10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书记处书记杨得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赞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讲话;却招致王震等人的反对。这番话实际上是胡耀邦被逼辞职的导火线,自此之后胡耀邦的权力被削弱。 1986年10月,邓小平把十三大人事主导权交给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安排薄一波等7人组成小组(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分头征求党内对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潮蔓延到北京,元老将学潮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纵容;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採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被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 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他到指定的地点谈话。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发动群众运动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元老商议胡耀邦去留。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 1987年1月10日-15日,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党内生活会,元老们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沒有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上海没有参加。 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胡耀邦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批判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邓力群通过五小时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其私人讲话公开。在这次生活会上,只有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不正常违反党的原则。 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检讨,表示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台阶上黯然落泪。 最终,在连续七天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裡的人。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在地方工作和在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期间都有成绩。 会议保留了胡耀邦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一位。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仍以接近全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尽管胡耀邦被闲置,仍然深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1987年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邓家打桥牌,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没有回答,因而失去了邓小平的信任。
蔡慎坤
3个月前
二十大闭幕时胡春华形单影只,神情落寂,与周围石泰峰、陈敏尔等新朝新贵志得意满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这张照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折射出中共政治斗争的冷酷无情,更预示着一支政治勢力团派的消亡。所谓团派的组成是很复杂的,并不仅仅指团中央出来的一批人,还包括在各省市团口过渡的官员,许多人只是在团系統短暂停留,团系统从上到下一直是中共精心培养接班人的大本营,特別是改革开放的3 0多年,一大批团系官员活跃在中共政治舞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更是邓小平当年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延续,这样一支拥有和中共党员人数接近的青年政治组织的边缘化抑或说是消亡,对中国未來肯定具有重大影响,也將改变中共的政治版图。 至于胡春华的落寞是可以想像的,一个当年意气风发的接班人,到接班之年被赶出中共政治舞台,换上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临如此之大的反差都会有所反应,过去10年他一直小心翼翼想得到习近平的接纳,但最终习近平却不给他任何机会,看到他满头熬白的头发,再联想到他20岁就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当时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毅然去西藏这个高寒缺氧不适合汉人生存的地方,一头扎下去20多年,倘若不是遇到胡锦涛短暂主政西藏,他可能在西藏呆上一辈子,二十大年仅59岁就淡出政坛,并不是因为腐败,也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派系色彩而被打入冷宫。
朱韵和
3个月前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 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 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1968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1969年10月17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7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155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