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

昨收到曹旭云太太萌萌来信,得知曹旭云病故,十分意外,十分哀痛。请萌萌节哀顺变。附上一篇书评,谨表悼念。胡平 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RFA首发。2023年5月23日。
你知道吗?八九民运期间,李双江差点参加刘晓波等四人发起的六二绝食。——近来(说明:此文写于2011年9月),由于儿子李天一仗势行凶一事,年近七十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 余杰在推特上披露一件往事:根据八九年的史料记载,六月二日下午,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先去侯德健家中会合,李双江也在,强烈要求也参加绝食,周舵劝告说,你是军人,要杀头的。李双江这才放弃。 这条推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这位如今讴歌盛世的李双江当年竟是如此积极地投身民运,还差点参加六二绝食呢! 其实,象李双江这样的情况千千万万。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据说,如今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六四后本来是要退党的,正要上人民日报大楼作此宣布,碰巧遇上一位朋友,劝了几句,这才没退成。 海外也是如此。例如杨振宁,当年也曾和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一道发表联名信,严厉批评北京戒严“违反宪法”。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学自联,强烈抗议六四屠杀,愤怒声讨邓李杨,来自洛杉矶的丁健,观点激进,上台竞选主席;然而就是这位丁健,几年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官方的以钳制信息自由为目的的金盾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向这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提问:既然你们当年也曾积极地支持民运抗议屠杀,为什么二十二年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不再抗议了呢?忍一年两年是忍,忍十年二十年二十多年,那就不是忍,那就是放弃,就是屈服了。如果仅仅是出于害怕而不敢发声,固然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又要回过头去,对那个杀人的政权表示认同表示拥护,去歌颂什么盛世赞扬什么模式呢? 如果有人宣称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那你们为什么不现身说法,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呢?也好帮助我们这些依然“执迷不悟”的人“迷途知返”嘛。我还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改变了观点,你也应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和慰问他们的亲属。就因为你当年曾经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你比谁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你当年曾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倒下了,共产党还在他们尸体上泼污水,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甚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去表示一点悼念呢? 我希望这些人能对我的提问作出回应。我也希望有人能对这些人的转变做调查做心理分析。除非人们不再自欺欺人,除非人们敢于诚实地面对自我,否则只会继续堕落,继续沉沦。在中国重建道德,这也是一个切入点。 2011年9月
不应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胡平)指望1989年的赵紫阳做出1991年叶利钦的举动,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此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叶利钦粉碎苏共保守派政变是1991年8月,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中间相隔两年多。这两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两年。就在这两年之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先后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中若干国家民主派还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这两年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复地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两年后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去要求这两年前的赵紫阳。 第二,在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时,叶利钦早已脱离苏共,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民选总统,俄罗斯已经宣布为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地位至高无上,俄罗斯的军队首先效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苏联。另外,在那时,苏联本身也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作为联邦,苏联在当时就已经名存实亡,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是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超过了当时已经是空架子的苏共中央。当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叶利钦可以以俄罗斯民选总统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顿时就成了孤家寡人,毫无还手的余地。简言之,当年叶利钦所拥有的权力,和89年的赵紫阳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第三,本来,在八九民运期间,直到赵紫阳下台,大多数学生对赵紫阳的评价都不高,并没有把他看成自己的联合对象,否则,他们早就和赵紫阳联手,共同对付强硬派了。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赵紫阳后来的表现抱太高的期望呢?事先对赵的估计那么低,事后又对他要求那么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第四,不错,我们可以批评党内开明派表现得不够大胆、不够果断,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学生和民众方面的策略过失。如果你说,八九民运中,学生方面、民众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这岂不是等于说,民运要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民运自身如何改进都不是关键,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出个好皇帝么?讽刺的是,那些认定八九民运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的人,十之八九,又是最认为民运不应该对共产党领导人抱幻想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
1个月前
忆父亲赵紫阳不忍镇压 赵二军:不相信可恢复名誉 赵二军近年常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与他相约在广州的一间餐厅访问,他侃侃而谈,但婉拒录影。赵紫阳曾在文革前后两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赵二军在广州长大,曾任海军飞行员,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访问时国粤语夹杂。八九民运期间,他在海南工作,不时回北 京了解局势,也曾到天安门广场拍照。 拒做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后发展成反官倒、反贪腐和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人民日报》在4月26日、赵紫阳外访朝鲜(北韩)期间发表社论,将民运定性为动乱。赵紫阳回国后希望为学运降温,但并不成功,更指邓小平仍为党的最高决策人。据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5月17日决定戒严,赵当时在想「不能让自己成为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三十年前的5月19日凌晨近5时,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当上总理的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已绝食近七天的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同日晚上,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5月20日起戒严。 赵紫阳曾自言自语「还来得及」 当时身在北京的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 监控赵家愈趋严密「250份盒饭,是纳税人多少钱」 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八九官方论调回归「反革命暴乱」 赵二军:冇眼睇 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赵二军说,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 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眼睇!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 对于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赵二军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 骨灰安排与当局有共识但年内难成事  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  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香港01 图: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终年85岁。当时赵家设灵,赵二军(右一)在场打点。(法新社)
1个月前
黄雀行动 港人光荣一页 作家李怡在六四20周年前夕曾撰文稱黃雀行動是「屬於香港人的光榮一頁」。89年6月至97年回歸前,約800名內地民運人士透過黃雀行動偷渡來港,,黃雀足迹踏遍港、九及新界,除支聯會成員外,本地黑幫及演藝界也參與其中,包括歌星梅艷芳及已故影星鄧光榮。 三救吾爾開希花60萬 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學運領袖及搜捕民運人士,香港隨後展開黃雀行動。核心人物是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藝人岑建勳、牧師朱耀明及商人陳達鉦等也有份策劃。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透露,當時支聯會有6人知情及參與,每次營救需支付5萬元至60萬元定金;其中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營救3次才成功,共花了60萬元。 江湖人士也有參與黃雀行動,利用多條走私路線把民運人士營救來港。海路一般從廣東登船,偷運至筲箕灣阿公岩、柴灣避風塘或西環及黃竹坑登岸;西貢清水灣、屯門踏石角及龍虎灘(今稱龍鼓灘)都是接應地點。學運領袖柴玲和丈夫封從德也是從深圳坐小艇到吐露港,再到中文大學。陸路則從沙頭角中英街非法入境。 經黃雀行動來港的民運人士,一般先到上水新屋嶺的扣留中心進行審查,再申請香港入境許可證,等待甄別到外國期間,都暫住安全屋,地點包括西貢泥涌舊村、黃麖地村、匡湖居;沙田富豪花園、銀禧花園;馬料水赤泥坪村、大埔尾村;上水金錢村及屯門藍地等。 ---記者王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