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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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后的重聚，前东德推倒柏林墙的反抗者之一Stefan Muller和我昨天一起倒中共大使馆前抗议。六四屠杀之后，当年中文“民主”标语带领着东德的反抗者，Stefan因为在中共大使馆前抗议还被东德警察抓起来。这样的抗议也是推倒柏林墙倒塌的动力，这个标语证实了八九民运和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渊源。而这段历史很少被外人所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26 条信息
#六四屠杀 #前东德反抗者 #中共大使馆抗议 #柏林墙倒塌 #八九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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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 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 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 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2010年6月10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26 条信息
#高瑜 #六四 #新闻自由 #八九民运 #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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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建因参与八九民运事件而被判刑七年（王丹是四年），但只因是工人身份，长期被把持八九民运论述的人排除在外。
#八九民运 #武文建 #工人身份 #政治迫害 #不公正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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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2周前
曾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并受到迫害的六四画家武文建先生，刚刚在清迈因突发心梗辞世。 老武是当年支持我们的市民中的一员，“六四”后也没有放弃当初的理念，始终站在抗争者的位置上。我曾多次说过，当年那些支持我们学生的市民和工人，被判刑更重，付出的代价更大，他们，才是八九民运中真正的英雄。而老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多年前，微信还能沟通的时代，我经常跟老武在网上聊天，听他臧否人物，纵论江湖。老武说话直率，眼睛里不揉沙子，但都是发自真性情，一副老北京范儿。谈笑间，我都是以“大哥”相称。他2016年送给我的画，我至今挂在家中。 现在，潇洒一世的老武走了，我的那些老大哥又少了一个。他的期待和心愿，我们会继续努力，也希望老武在天之灵终于可以拥抱自由。 更希望世人在谈到“六四”的时候，不要忘记许许多多像老武这样的市民和工人们！
#六四 #武文建 #去世 #八九民运 #市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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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
2周前
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发生后，中国公安部通缉被视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七位人士：严家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陈一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万润南（四通公司总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该通缉令没有公开发布，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情况。 严家祺、苏晓康、陈一谘、万润南逃亡成功，经香港转往法国巴黎。包遵信、陈子明、王军涛被捕，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3年、13年。 1994年5月，在美国政府和总统克林顿的要求下，中共当局将王军涛作为换取利益的外交人质，从北京狱中送到美国。当时美国政府和总统克林顿要求释放的还有陈子明，但陈子明不同意流亡美国，决意坚守本土，继续抗争，中共当局只好将他软禁在家。 包遵信于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陈一谘于2014年4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病逝，享年73岁。陈子明于2014年10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万润南于2025年10月13日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78岁。 严家祺目前定居在法国巴黎，苏晓康和王军涛目前定居在美国。 照片左起：包遵信、陈一谘、陈子明、万润南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六四事件 #八九民运 #政治通缉 #流亡与监禁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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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的民营公司从一开始就支持八九民运。四月中学生运动刚起来的时候，学生组织几乎一无所有。4月24日早上有结队的同学来到清华筹委会办公室问我需要做什么。我把我连夜印好的传单给他们，让他们拿着传单去附近的中关村技术公司街上募捐。他们将信将疑，我说你和这些公司讲清楚学生在做什么要求什么就行了。他们下午回来时就带着几千元捐款，可以买高音喇叭油印机等急需物资。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中关村 #八九民运 #学生募捐 #清华 #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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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闻八九民运同道、清华学长万润南先生今日离世，愿他安息。恰逢今日是四通桥抗议三周年，而“四通”公司正是万先生最成功的创业。 他因全力投入八九民运、竭力阻止镇压而被迫流亡海外，后共同创办中国民主阵线并任秘书长及第二、第三届主席。民运低潮之时，他也曾在加州开出租车谋生；在困厄中安贫乐道，铮铮铁骨，不为收买威逼所动。近年来我每次去巴黎，必与万先生聚会长谈，深切感受到他那份紧迫与执着。 这是去年六四35周年期间在巴黎的聚会照片。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逝世 #八九民运 #四通桥抗议 #中国民主阵线 #巴黎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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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老万病故，十分哀痛。重贴旧文，谨表悼念。血要热 头脑要冷 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2014/02/25）：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 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 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 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 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 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 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 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 #八九民运 #回忆录 #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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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北京之春---八九民运：离成功仅距跬步、功亏一篑的人民革命/高瞻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北京之春 #八九民运 #人民革命 #高瞻 #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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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个月前
胡平/芮朝怀：天安门抗议35年之后的反抗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二期。2024/04/15） 编 按：35 年前，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中国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肩而过。重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才更可能在未 来取得成功。那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如何看待公民抵抗在香港所遭受的严重挫败？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非暴 力抗争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手段？如何改进我们运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技能，从而提升成功的机会？《中国民主季刊》芮朝怀就这些问题，与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先生做了以下对谈。 芮朝怀（以下简称芮）：首先，您认为八九民运有哪些非常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成就？它又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或策略失误与其最终的失败有关 系？还有，您认为 35 年后的今天，89 民运的经验教训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呢？ 胡 平（以下简称胡）：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一，它 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近代以来，中 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些是宗教的，有 些是民族主义的，有些是反对政府的，这些并不是追求自由民主，但 中国的八九民运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第二，参加的人数之多、规 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 是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第三，这么大一场运动，始 终坚持非暴力，令人惊叹。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 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 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 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 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 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 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你既然曾目睹它飞掠高峰，你 就该知道它不是鸡，它是鹰。无论如何，我 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非常不幸的是，八 九民运虽一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最终失败了。从 民运这边反思，民运在策略上的主要失误，简言之，就 是没能做到见好就收。 相比之下，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的难度反而要小得多。八九民运把最难的都做到了， 把不太难的反而没做到。可见不是做不到，是当时的我们缺少博弈的概念，缺少政治是妥协 的概念。我写《八九民运反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强化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在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 芮 : 您也将“见好就收”用在了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分析中。据我所知，不少香港朋友也不认同您的批评。您 认为反送中运动在什么节点上应该“见好就收”呢？“勇武派”崛起后，温和一翼决定不“割席”，对此您如何看？勇武派的“勇 武”到底意味什么，是否就是诉诸暴力？ 胡：关于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需要多说几句。6 月 15 日，港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就是明显的“好”，民 运就应该见好就收，而且反送中运动没有采取占领中心广场一类的方式，因此不存在撤离不 撤离的问题。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勇武派的暴力。反送中运动的失败，就败在勇武派 的暴力上。 港人本来有着强大的、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可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却出现愈演愈烈的暴力，需要说明的是，勇 武派的暴力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武装起义，不是打游击。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暴力，主要不是针对身，而是针对器物，针 对政府象征物，比如立法会大楼外墙，还有地铁设施、亲共商铺之类，有些勇武派向警察扔砖头、扔燃烧物。 勇武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得势了呢？其实是出于一个严重的误判。港府要推行送中条例，港人强烈反对。6月9日，港人举行 100 万人大游行反对，但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要在6月12日二读审 议。在12日那天，从凌晨起，就有大量港人，主要是年轻人，包围了立法会，然后和前来 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抗议者往警察扔砖头，警方则发橡皮子弹和瓦斯，场面火爆，导致 立法会很难进行，主席梁君彦宣布推迟二读。三天后的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在9日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林郑还说要修例，而在12日的暴力冲突之后，林郑就改口了，说 暂缓修例了。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要来点暴力才行。纽约时报 17 日发表的新闻分析“习近平治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让步是如何发生的？”，引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的话说，“一周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不对当 局施加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勇武派声威大震，很多和理非也对勇武刮目相看。但 这是严重的误判。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港府之所以让步，就是因为百万港人的和平游行。因 为百万人和平游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 芮 : 为什么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国际社会有哪些重要反应？ 胡：就在 6 月 9 日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昨天几十万港人的和平示威明确显示公众反对修 例建议。美国认为修例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如果通过修例，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 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紧接着，6 月 11 日，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高 度赞扬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并指出，港府修例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6 月 12 日，川普在白宫还专门讲到 6 月 9 日港人大游行，说，那真是 100 万人大游行啊，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的游行。另外，德 国政府也作出强烈反应并表示，如果香港与大陆签订引渡协议，德国将考虑停止它原来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如此等等。 其实，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它之所以让步，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据香港建制派媒体《香港 01》6 月 16 日的报道，中联办专门派人到香港，给建制派解释为什么要让步，说：这次修例的初心正确，但外国势力一共有 67 次声明，企图加入干预及抹黑，令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要暂缓修例。 港府和北京之所以在 6 月 10 日、11 日美国国务院和国会都发出警告之后，依然按原计划准备在 6 月 12 日立法会二读，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还没掂量出美国警告的份量，很快他们就权衡出来了，所以在 15 日就宣布无限期暂缓了。由此可见，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抗争，以及和平抗争引发国 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不是 6 月 12 日勇武行动的结果。 可惜的是，很多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送中运动初期的成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接 下来，抗议者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受到鼓励的勇武派把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级。7 月 1 日，一些勇武派撞碎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大门，一度占领立法会。这时，从宣布无限期暂缓修 例后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的林郑马上站出来，宣称要“止暴制乱”。 我那时说，港人提出的诉求，有些可以通过和平抗争实现，不需要加入暴力元素，有些诉求和平抗争达不到，加 入暴力元素也达不到。港人的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 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 芮：勇武抗争的副作用表现何在？ 胡：7 月 1 日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发表讲话说，美 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但这些话勇武派都听不进 去。很多港人还是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一句“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 用”的口号很是流行，连一些和理非的代表人物都常提这个口号。 7 月 24 日，美国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港人应该见好就收，转而为长期 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作准备。戴雅门对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很忧虑，他尤其 担心少数人从先前的非暴力策略转向了针对财物的暴力。戴雅门说，虽然香港不是大陆，但当局仍然有能力强力镇压。一 旦北京决定出重手以掌控局势，“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没 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港 人应见好就收。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就暂时结束，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也说港人应当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解决问题。戴雅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未能 见好就收的失败教训。一些资深的民主派领袖，如李柱铭、黎智英、朱耀明，都对勇武派的 行为表示反对，担心这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李嘉诚在报上刊登广告反暴力，警告“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但 仍有很多人相信和理非没用，不升级不勇武不行。 这时有人提出，民主派要团结，不要内斗，不要互相批评；应该“不割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文的也来武的也来不是更好 吗？那时还有人提倡去中心化、无大台，提倡运动应该像水一样无定形，如此等等。这些说 法一时间很流行，不少人还自以为发明了什么社运的新策略呢。 芮：您为什么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 胡：我对这些流行说法都非常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其结果就是木桶定律 --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 -- 运动的结果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也就是最激进的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 人。“不割席”是奢侈品，只有在高度法治的地方才行得通 -- 警察在打压暴力行为时能严守分际，不去打压和理非。港 府和北京哪会这么好？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严厉打击搞暴力的勇武派，它一定会把和理非一 锅煮了。 再接下来，一些勇武派提出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他们要用不断的街头暴力，破坏公共设施，制 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来就迫使当局 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获的让步，要么严厉镇压。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 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 我一看到这个策略就反对，因为很明显，如果实行揽炒策略，当局很可能选择严厉镇压，那固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但 是当局能够承受这个代价，民运却承受不起那样的镇压，到头来玉焚了，石却没焚。后来，北京直接出手，全 国人大通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又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剥夺了民 主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最近又通过了 23 条。香港全面沦陷。回顾整个过程，香港民运转胜为败，从民运方面检 讨，败就败在不知道见好就收，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抗争。 芮：也有香港朋友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 胡：这完全是在重复先前为八九民运失败辩护的论调。反送中运动重蹈了八九民运的覆辙，都是因为没有见好就收而失败，然 后又都是拿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经验教训，我们海外 民运自己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如果海外民运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就 可以对港人提出忠告和建议。但是这么做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呐喊助威。这使人想起圣经故事里的一句话：“他 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会。” 芮：我们回到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来了。人们都知道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但并非所有“总结”、“反思”都 是正确、有益的。 胡：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 暴力抗争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像很多人 想象的那样转而进行暴力的抗争。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由一般的民众进行暴 力抗争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从而放弃了非暴力抗争，他 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就算面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 可以取得成功的。以前包括八九民运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这和我们民运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人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也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确实并不是必然，如果能够做到见好就收，那 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但有些人又说，你要求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 根本是做不到的。按照这种说法，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那还有多少人肯坐上来呢？我 们不要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是把自己也给烧灼了。要说大 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结论就该是以后不要再搞什么民运，免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 那篇《八九民运反思》很长，有 8 万多字，在《中国之春》月刊上连载 8 期才发完。当时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 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 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样下去，今 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再次提出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必须认真 总结过去民运的经验教训，努力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芮：具体地说，从八九民运和反送中运动，我们可以怎样总结教训，怎样改进？ 胡：两场大运动都遭到大失败。我们必须总结教训。“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 (ICNC) 总裁哈迪 • 梅里曼（Hardy Merriman）归纳出非暴力抗争成功的三大要素：一致抗争、规划和非暴力纪律。他强调一定要有 战略策略的规划，要有非暴力纪律，防止某些参加者的暴力行为。而反送中运动期间提出的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去中心化、不要大台，条条都是和这三 要素对着干的。这怎么搞得成？至于八九民运中广场学生总是撤不下来，基恩·夏普总结的教训是，“非 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香港 2014 年的占中运动也是采用了占领的方式，结果也是在该撤的时候撤不下来，导致最后被当局强行清场，整 个运动黯然落幕。为了避免这一错误，在未来的抗争中，除非我们事先建立起退出机制，否则不要采用占领这种方式。 芮：在海外，您和王天成等人都强调要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可是当局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重回极权 高压，高科技监控技术的发展，也给当局的控制提供了新的方便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怎么 才能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呢？ 胡：现在当局的控制相当严密，不过在江胡时代，还是比较宽松的。在互联网大普及的初期，再加上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人 们发表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 举一个例子，79 年审判魏京生，魏京生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都是保密的。是一个在官方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在法庭现场偷偷 录了音，然后民刊的朋友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油印成传单，在街头散发，但很快就被当局逮捕 判刑。可是到了胡温时代，民运人士在法庭受审，他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马上就上了互 联网广泛传播。这说明曾经一度，在中国，表达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 问题是，虽然空间比原来增大了，但是缺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参与。也举一个例子。2000 年六四前夕，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在著名的三角地贴出海报，呼吁大家纪念六四十一周年。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大都是知道六 四的，在那时，校园里是可以公开讨论自由主义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江绪林的呼吁。江绪林 还提出建立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没有人响应。那时北大校方并没对江绪林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江 绪林后来还是毕了业，然后还去香港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能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担任教职。这说明，一 定的空间是有的，敢带头的勇士是有的，缺的是广大民众的响应和参与。 1998 年 5 月，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在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 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十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 你谈判。”过去这 30 多年间，一小批勇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可歌可泣，但遗憾的是，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 的民主运动却再也没有发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民运方面没有突破，而统治者就抓紧时间去加以修补，把它镇压的技巧加以提升，当 局的控制愈加严厉，非暴力抗争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但这种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定的反对空间总还是存在的。白 纸行动的发生就是一个例子。关键问题是参与的人太少，以及一般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所 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芮：现在海外有不少人主张暴力抗争暴力革命，他们说非暴力此路不通，只能暴力革命了；有 的说非暴力和暴力不可偏废，我们既要非暴力也要暴力，等等。 胡：不要以为这种声音这种主张现在才有，以前早有过了，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就有过了。这类声音国内有，当 时没有互联网，这类声音外界听到的很少。海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听到很多。 六四后不久，一个来自台湾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也是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自费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悬 赏十万美元，捉拿邓、李、杨，死活不论。”有些民运人士嫌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又成立新组织，成立党，宣 称要推翻中共，不排除暴力，除了搞学运搞工运，还专门提出要搞兵运，策动兵变。王炳章在 98 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民主革命之路》，除了讲和平斗争、合法斗争之外，还用了很大篇幅讲暴力革命，讲武装起义、军 事政变，还讲到绑架、暗杀等行动。 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朋友们提出的种种行动方案，没有一条付诸实行。不是他们不想实行，而 是实在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 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 芮：也有人争辩说，过去 30 多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暴力抗争，比如杨佳、张扣扣；又比如有些地方的村民反强拆，他们 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对恶势力以暴抗暴，有的还取得了成功。请谈谈您的看法。 胡 : 我们谈的暴力非暴力抗争，主要指的是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像杨佳、张扣扣，以及反强拆的村民对基层恶势力以暴 抗暴，不属于这个范畴。《水浒传》里的不少好汉，在投奔梁山之前都干过这一类行动，但 是只有他们上了梁山和众好汉聚集在一起，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才算开始了他们的造反事业。你注意到了吗？没 有民运人士去当杨佳当张扣扣，也没有民运人士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和政府的爪牙们干。可见 这种区别当事人是明白的。 芮 : 您在文章里提到过，搞政变、兵变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您也谈到，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实际上手里没有 枪，没有办法来真正搞暴力革命，所以说只剩下非暴力抗争的选项。但是我也看有人提倡 说，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努力方向用于促进政变或者兵变？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资源去投入到 促进兵变和政变上，会不会有可能成本反而会更小呢？ 胡：搞政变必须是接近最高权力的高层官员，搞兵变必须是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 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 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并 且通过和平的集体行动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向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促使其分化和变化。这 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 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政变、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 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 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 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政变和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 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 芮：最后，可否请您谈谈，在纪念八九民运 35 周年之际，反对阵营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胡 : 我以为，我们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改进自己，如何把对的事做对。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国 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有 45 年了。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 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 45 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 然无存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 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 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 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 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 就是辜负了 35 年的光阴。 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 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 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什么？不行？天 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 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 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 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不 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 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 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 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 芮 : 谢谢您。今天对谈的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希望将来的抗争能做得更好，达成结束专制、建立民主的目标。芮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您对 89 民运一个著名的反思性结论，您可否解释一下这个提法的意思？您认为 1989 年民运在什么节点上可以见好就收？在非暴力抗争的某些培训课程中有一个说法，叫“宣布阶段性胜利”， 如果将“见好就收”重新表述为“宣布阶段性胜利”，是否更容易被理解？ 胡：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是的，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在文章里 讲过：民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要在一定阶 段提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 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 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见好就收”。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 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把“见好就收”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策略原则。波波维奇说，非 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即见好就收。波波维 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 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当然不是。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单 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而且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就已经是 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了，还能不算“好”吗？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例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又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民运见好就 收，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芮 : 但那场运动的许多亲身参与者并不认同您的看法，包括您说的这些节点。他们不认为在您说的这些节点上应当撤，而 且，许多人认为大的群众运动很难做到当收就收。 胡：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撤了。真是功败垂成，所 以特别遗憾。我当然知道，群众运动不比军队，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群众运动要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是很不容易的。我 在八九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 88 年写文章提到，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以失败而结束？我的回答是，因 为它不失败就不会结束。 一般来说，群众性的非暴力运动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两条。一是要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避免暴力行为，二是能见好就收，在 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八九民运极其出色的做到前一条，做得太出色了。拿北京为例，几 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一次的游行集会，长达 50 余天，居然没发生打砸抢，甚至连小偷都宣布“罢偷”。事后想起来都觉 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26 条信息
#天安门 #八九民运 #非暴力抗争 #见好就收 #香港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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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三季 访谈 白夏/张崑：在灰暗中寻找影子：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记忆、转变与希望 “ 从五四运动到八九民运，每一次政治浪潮都承载着对自由与制度改革的诉求，但又都在某种时刻被中断或挫败 ”，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教授痛惜地说。白夏自 1967 年起学习......
#中国民主运动 #白夏教授 #五四运动 #八九民运 #政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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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个月前
昨收到曹旭云太太萌萌来信，得知曹旭云病故，十分意外，十分哀痛。请萌萌节哀顺变。附上一篇书评，谨表悼念。胡平 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RFA首发。2023年5月23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26 条信息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曹旭云 #致命自由 #八九民运 #六四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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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5个月前
预告：美东时间6月15日20:30将播出“八九民运”三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叶宁律师、杨巍先生和薛伟先生精彩演讲，敬请关注！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八九民运 #三十六周年纪念 #叶宁律师演讲 #杨巍演讲 #薛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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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5个月前
预告：美东时间6月8日20:30将播出陈破空、吕金花、李国涛在“八九民运三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视频。陈破空“从未来中国看八九历史”；吕金花“六四纪念馆的担当与传承”；李国涛“自由中国与中共出路”。敬请关注。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八九民运 #六四 #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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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九民运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却付出了千百个无辜的生命。未来，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革命未必“流血” 一百一十问：一谈革命，有人就很害怕，好象又要“流血”了。你怎样解除这些些人的顧慮？ 答：有人一谈革命就怕怕的，是因为共产革命给人的印象太恐怖了。其实，革命并不都象共产革命那样恐怖，有的革命尤如过节，令人开心，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如菲律宾人民推翻独裁者马可仕的革命和印尼人民推翻苏哈托的革命。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手段与后果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比改良更大的代价。比如菲律宾的人民革命，虽然最后军队在马可仕的总统府投 下了炸弹，迫其仓皇逃命，但整个革命过程并未导致什么大的流血。反之，中国八九民运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却付出了千百个无辜的生命。未来，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中国 #八九民运 #政治改革 #和平革命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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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的今天，#李旺阳 被自杀。 他在八九民运期间创建邵阳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组织罢工示威，举办六四死难者追悼会，后两次入狱22年；因酷刑双耳失聪，几近失明。
#李旺阳 #被自杀 #八九民运 #工人自治联合会 #罢工示威 #六四死难者 #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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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成败谈】之十三：项小吉称八九学生正义感强，八九后大学生不是被镇压“吓大”的，他们不是恐惧而是冷漠，社会变化的作用比六四屠杀作用更大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1989 student movement] No. 13: Xiang Xiaoji said that the students of 1989 had 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 an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after 1989 were not "scared" by the suppression. They were not afraid but indifferent. The effect of social chang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八九民运 #大学生 #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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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5个月前
你知道吗？八九民运期间，李双江差点参加刘晓波等四人发起的六二绝食。——近来（说明：此文写于2011年9月），由于儿子李天一仗势行凶一事，年近七十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 余杰在推特上披露一件往事：根据八九年的史料记载，六月二日下午，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先去侯德健家中会合，李双江也在，强烈要求也参加绝食，周舵劝告说，你是军人，要杀头的。李双江这才放弃。 这条推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这位如今讴歌盛世的李双江当年竟是如此积极地投身民运，还差点参加六二绝食呢！ 其实，象李双江这样的情况千千万万。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据说，如今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六四后本来是要退党的，正要上人民日报大楼作此宣布，碰巧遇上一位朋友，劝了几句，这才没退成。 海外也是如此。例如杨振宁，当年也曾和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一道发表联名信，严厉批评北京戒严“违反宪法”。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学自联，强烈抗议六四屠杀，愤怒声讨邓李杨，来自洛杉矶的丁健，观点激进，上台竞选主席；然而就是这位丁健，几年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官方的以钳制信息自由为目的的金盾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向这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提问：既然你们当年也曾积极地支持民运抗议屠杀，为什么二十二年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不再抗议了呢？忍一年两年是忍，忍十年二十年二十多年，那就不是忍，那就是放弃，就是屈服了。如果仅仅是出于害怕而不敢发声，固然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又要回过头去，对那个杀人的政权表示认同表示拥护，去歌颂什么盛世赞扬什么模式呢？ 如果有人宣称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那你们为什么不现身说法，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呢？也好帮助我们这些依然“执迷不悟”的人“迷途知返”嘛。我还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改变了观点，你也应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和慰问他们的亲属。就因为你当年曾经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你比谁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你当年曾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倒下了，共产党还在他们尸体上泼污水，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甚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去表示一点悼念呢？ 我希望这些人能对我的提问作出回应。我也希望有人能对这些人的转变做调查做心理分析。除非人们不再自欺欺人，除非人们敢于诚实地面对自我，否则只会继续堕落，继续沉沦。在中国重建道德，这也是一个切入点。 2011年9月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八九民运 #李双江 #刘晓波 #六二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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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成败谈】之十一：胡平称邓小平六四后活得太久，八九学生是“长大”的，之前之后的大学生是“吓大”的，民运失败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宣传好博弈论【20250530】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Part 11: Hu Ping said that Deng Xiaoping lived too long after the June 4th Incident, that the 1989 students "grew up", an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m "grew up in fear", and that the democracy movement failed because our generation did not promote game theory well [20250530]
#八九民运 #邓小平 #胡平 #大学生 #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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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36周年纪念大会上西藏民选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北美办事处慈诚嘉措为纪念“六四”抗暴36周年发表演讲。
#八九民运 #六四抗暴 #西藏 #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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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春永 #八九民运 #六四屠杀 刘春永，24岁，北京天桥南通服务楼浴室工作人员。1989年6月3日夜晚，在天桥附近15路公共汽车总站，遇上从南边过来的部队开枪滥射，头部中弹，经友谊医院抢救无效，于4日凌晨死亡。 图二为刘春永遗体。 刘春永，男，24岁，北京天桥南通服务楼浴室工作人员。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1989年6月3日夜晚，在天桥附近15路公共汽车总站，遇上从南边过来的空降部队开枪滥射，头部中弹，经友谊医院抢救无效，于4日凌晨死亡。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为：“头部枪伤引起心衰、呼衰”。其遗体葬于通县某地。 其母孙秀芝，早年丈夫病逝，她一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小儿子被枪杀，大儿子被惊吓精神错乱，她常年精神抑郁罹患癌症去世。其大儿子后也因煤气中毒离开人世，整个家庭因为“六四”家毁人亡。 刘春永的母亲孙秀芝、哥哥刘春林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现均已去世。 ；
#八九民运 #六四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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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南化通 #八九民运 #六四屠杀 南化通，31岁，北京市住宅壁板厂司机。1989年6月4日晨5时左右，离家去长安街，再没回家。家人遍寻不见其踪影，两天后在协和医院找到其遗体。子弹从其左后肩胛骨下射入，胸腔被炸烂。南化通遇难时，其女儿才一岁多。 其妻徐宝艳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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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钢 #八九民运 #六四屠杀 王钢，20岁，北京焦化厂技工。1989年6月4日早7点，王钢下夜班后，到焦化厂大门口刚买了早点油条，恰遇大队军车开过，站在路边等待过马路时，一辆军车朝人群冲来，多人受伤，王钢被撞倒，重创内脏，是当场死亡3人之一。 其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金山陵园。 王钢喜欢交往，性格开朗，遇难后很多同事到其家中安慰其父母并捐款。 王钢的母亲齐志英是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 ；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3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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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周欣明 #八九民运 #六四屠杀 周欣明，16岁，北京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一年级学生。1989年6月4日凌晨，在民族宫前救援伤员时，被戒严部队的炸子射中右肋，子弹从其右背下方穿出，肝脏粉碎，送积水潭医院，已无法手术，于清晨5时死亡。其骨灰安葬于北京市金山陵园。 周欣明的父亲周国林、母亲穆怀兰均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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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5个月前
不应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胡平）指望1989年的赵紫阳做出1991年叶利钦的举动，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此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叶利钦粉碎苏共保守派政变是1991年8月，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中间相隔两年多。这两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两年。就在这两年之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先后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中若干国家民主派还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这两年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复地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两年后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去要求这两年前的赵紫阳。 第二，在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时，叶利钦早已脱离苏共，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民选总统，俄罗斯已经宣布为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地位至高无上，俄罗斯的军队首先效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苏联。另外，在那时，苏联本身也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作为联邦，苏联在当时就已经名存实亡，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是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超过了当时已经是空架子的苏共中央。当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叶利钦可以以俄罗斯民选总统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顿时就成了孤家寡人，毫无还手的余地。简言之，当年叶利钦所拥有的权力，和89年的赵紫阳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第三，本来，在八九民运期间，直到赵紫阳下台，大多数学生对赵紫阳的评价都不高，并没有把他看成自己的联合对象，否则，他们早就和赵紫阳联手，共同对付强硬派了。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赵紫阳后来的表现抱太高的期望呢？事先对赵的估计那么低，事后又对他要求那么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第四，不错，我们可以批评党内开明派表现得不够大胆、不够果断，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学生和民众方面的策略过失。如果你说，八九民运中，学生方面、民众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这岂不是等于说，民运要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民运自身如何改进都不是关键，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出个好皇帝么？讽刺的是，那些认定八九民运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的人，十之八九，又是最认为民运不应该对共产党领导人抱幻想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
#赵紫阳 #叶利钦 #历史事件 #八九民运 #六四天安门事件 #苏共政变 #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