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民众(首先是大学生) 和平抗议,要求当局按照其宪政承诺推进民主化变革,这是 4 月中 旬起始的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内涵;国家政权最终动用国防军出动坦克和机关枪对民众进行暴力镇压,这是这场运动在 6 月 4 日的结局。这场镇压维持了特定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但同时也宣布了那个政权的合法性的破产和道义上的覆灭。正是为了系挽这种破产和覆灭,这个政权自那之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掩盖和抹杀那段历史的努力。也就是这种努力,把中华民族拖入不知道本民族最切 近、最重要的历史经历的罕见愚昧和巨大耻辱之中。 民众当初能够在首都的城市中心举行持续长达五十天的和平抗议,成因之一是当时的执政党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坚持了“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这样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这就是说,那时的国家政权内部就主流而言是容许、同情乃至支持天安门抗议运动的。事实上, 运动最初源于大学生们自发悼念 4 月 15 日去世的执政党前最高领导 人胡耀邦。进一步说,在整个天安门运动过程中,在北京这样一个聚集了庞大的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其数量巨大的工作人员的城 市,在当时那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刚刚从极权主义体制下渐次开始,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社会细胞仍然隶属于党国体系的情况 下,众多的示威抗议者,在大学生之外,其实在身份上都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人员。 粗浅地说,这意味着不能单纯从语义学上来 理解 1989 年天安门运动中的“民众”,不能将之看作西方语境中的那种完全与“国家”相区别的“社会”成员。深一步说,这意味着: 从起源到过程,从抗议的参加者到执政党的领导人,都显示出天安门运动是汇集了包括中共及其政权的主流意愿在内的对全民意愿的表 达。这种意愿要求变革中共在毛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套政治制度。而与天安门运动密切相关的前后两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即胡耀邦和赵 紫阳,正是这种要求在政权内部的代表者。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六四 》序言)(2020/7)
朱韵和
2个月前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朱韵和
3个月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 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朱韵和
3个月前
杨家将“玩火”两头耍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份量不够。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被 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杨尚昆。无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改革历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如石沉大海。我们只可钩沉一二。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朱韵和
3个月前
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紫阳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 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可以梳理一下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朱韵和
3个月前
不应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胡平)指望1989年的赵紫阳做出1991年叶利钦的举动,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此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叶利钦粉碎苏共保守派政变是1991年8月,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中间相隔两年多。这两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两年。就在这两年之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先后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中若干国家民主派还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这两年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复地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两年后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去要求这两年前的赵紫阳。 第二,在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时,叶利钦早已脱离苏共,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民选总统,俄罗斯已经宣布为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地位至高无上,俄罗斯的军队首先效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苏联。另外,在那时,苏联本身也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作为联邦,苏联在当时就已经名存实亡,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是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超过了当时已经是空架子的苏共中央。当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叶利钦可以以俄罗斯民选总统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顿时就成了孤家寡人,毫无还手的余地。简言之,当年叶利钦所拥有的权力,和89年的赵紫阳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第三,本来,在八九民运期间,直到赵紫阳下台,大多数学生对赵紫阳的评价都不高,并没有把他看成自己的联合对象,否则,他们早就和赵紫阳联手,共同对付强硬派了。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赵紫阳后来的表现抱太高的期望呢?事先对赵的估计那么低,事后又对他要求那么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第四,不错,我们可以批评党内开明派表现得不够大胆、不够果断,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学生和民众方面的策略过失。如果你说,八九民运中,学生方面、民众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这岂不是等于说,民运要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民运自身如何改进都不是关键,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出个好皇帝么?讽刺的是,那些认定八九民运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的人,十之八九,又是最认为民运不应该对共产党领导人抱幻想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
朱韵和
3个月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 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赵紫阳: 「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 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 杨尚昆: 「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赵紫阳: 「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 杨尚昆: 「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杨尚昆: 「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 赵紫阳: 「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 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 杨尚昆: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 赵紫阳: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赵紫阳: 「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杨尚昆: 「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朱韵和
3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续)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关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 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东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反右。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 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 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胁。 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 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 关于信仰和理想 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 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 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 要相信共产主义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者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 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沾光。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 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 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讲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验。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留在党内 当年有的人恨不能开除我的党籍,或者让我退党。党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留在党内,对党内的改革势力更有利,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利。留在党内,按现在对党员的说法,我还是先进分子,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可又把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看管起来,可笑,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我留在党内有积极作用。我要是不在党内,我今天还能出来做所谓的考察吗?你们还敢来见我吗? 关于经济前景 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确实不容易。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像一个被压到极限的大弹簧,只要压制它的力量放松一点,它就快速反弹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几十年,官僚体制庞大,还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整体经济严重畸形,积重难返。 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每个层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个层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显提高。这在中国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为中国除了人力,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钱,但人均并不多。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不久就会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缺乏高端产业,两极分化,劳资纠纷问题。再有就是对这个大弹簧压制不大了,内在弹力减弱,中国经济不是放手问题了,而是引导问题了,那时就是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 中国的政治改革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趋势,但在中国像腐败这种阻碍发展的因素何时能铲除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没希望的。不要以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会消亡,清政府腐败了大半个世纪才灭亡,有的朝代能腐败一两百年。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虽然民众呼吁政改,但是还不具备条件。上层没有领军人物,这个政体是不允许锐意改革人物升上来的,希望将来阴差阳错,偶然有这样人物出现。另外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提高。打个比方,不管官场多腐败,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每年还能增长1%,这就比没有强,而且大家还抱着增长2% 的希望。因此,对上层来说还有拖延政改的时间,少数人还有继续敛财的可能,还可利用子女,秘书,司机发财,有时间向国外转移财产,移民。因为现行体制为此留有大量空间和模糊地带。总的来说,腐败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对腐败治理不力,必是与上层利益相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改有明确想法,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改还不太清楚。中央从来不许百姓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说不清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么样,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谁要是再要求,对不起,进监狱。无情的镇压总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爷出现。国内的电视历史剧宣传的也是这个,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 我们的政权一方面非常强大,几千万党员,百万军队,武警,警察,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等,从各方面维护着这个政权,大量的政工人员,政治教师从儿童开始,向人民灌输维护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切实实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担心政权顷刻瓦解。从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见,建政五十年了还怕,何时是个头?搞到现在,领导人一听国际歌就紧张,不让提当年国民党贪污腐败,甚至连说晚清的腐败都是忌讳,因为老百姓会说,跟共产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949年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将国民党政权推翻,因为它不给人们自由民主,轮到自己了,只说不做,五十年不变,弄到现在,连说都支支吾吾了。 (完)
朱韵和
3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六四问题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 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 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 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 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 怎样看邓小平 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 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 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 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 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 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 (John Giannini / AFP)
朱韵和
3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 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朱韵和
3个月前
紫禁城乾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 管它了。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