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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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随同李鹏与绝食学生见面：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Chen Xitong meets with hunger-striking students: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ocratic and legal track advocated by Comrade Zhao Ziyang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陈希同 #李鹏 #绝食学生 #赵紫阳 #民主 #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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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珍贵的历史证据 #赵紫阳 秘书 #鲍彤 谈 #六四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49 条信息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赵紫阳 #鲍彤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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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2周前
同一首片頭音樂，我听了數十年，之前是我深信不疑的消息的來源，雖曾被我黨封殺，但被赵紫阳保了下來。輪到李長春當广東王，發明了遮盖術——凡對我黨不利的新聞全部換上廣告等其它肉容。再到習近平上台，袁志偉乾脆彻底跪舔，把无线新聞變成香港央視新聞。共產黨作的惡從來都是全方位。
#赵紫阳 #李长春 #无线新闻 #共产党 #香港 #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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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艾枚：应检讨赵紫阳为何最初支持了426社论；八九六四研究者通病---“证据小结论大”兼批郑旭光、戴晴 Zhang Aimei: We should review why Zhao Ziyang initially supported the 426 editorial; the common problem of June 4 researchers in 1989: "small evidence but big conclusions," and criticize Zheng Xuguang and Dai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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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 #六四事件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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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周前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六四 #赵紫阳 #改革历程 #回忆录 #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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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李南央：您最后接触紫阳的时候，他对自己后来的命运会是那样，有预感吗？ 鲍彤：紫阳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耀邦一去世，他就不用我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知道我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用了我，将来出了事情说不清楚。他用的是谁呢？用的是乔石、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温家宝，用的是政 治局常委。包括那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稿子都不给我看。所以人家问我“六四”，以为我对“六四”情况很清楚，其实我并不清楚。那时紫阳只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学生的问题最终是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的。注意啊，他不是说要通过党的领导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和学生对话来解决。过去一贯的，几十年来：有问题，党的领导来解决；赵紫阳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协商对话。“最后我们一定要把学生提出来的各种要求，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不到的，要向他们说明。你给我准备这个。”因此，我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只知道要做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准备怎么跟学生对话。 ---鲍彤再看六四（二）：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 李南央
#六四事件 #赵紫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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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 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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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赵紫阳 #李鹏 #改革 #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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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杨家将“玩火”两头耍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份量不够。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被 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杨尚昆。无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改革历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如石沉大海。我们只可钩沉一二。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杨家将 #赵紫阳 #邓小平 #1989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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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紫阳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 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可以梳理一下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邓小平 #军事政变 #赵紫阳 #镇压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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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赵紫阳:“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 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 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赵紫阳 #邓小平 #十四大 #江泽民 #李鹏 #中国改革开放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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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周前
不应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胡平）指望1989年的赵紫阳做出1991年叶利钦的举动，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此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叶利钦粉碎苏共保守派政变是1991年8月，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中间相隔两年多。这两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两年。就在这两年之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先后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中若干国家民主派还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这两年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复地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两年后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去要求这两年前的赵紫阳。 第二，在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时，叶利钦早已脱离苏共，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民选总统，俄罗斯已经宣布为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地位至高无上，俄罗斯的军队首先效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苏联。另外，在那时，苏联本身也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作为联邦，苏联在当时就已经名存实亡，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是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超过了当时已经是空架子的苏共中央。当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叶利钦可以以俄罗斯民选总统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顿时就成了孤家寡人，毫无还手的余地。简言之，当年叶利钦所拥有的权力，和89年的赵紫阳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第三，本来，在八九民运期间，直到赵紫阳下台，大多数学生对赵紫阳的评价都不高，并没有把他看成自己的联合对象，否则，他们早就和赵紫阳联手，共同对付强硬派了。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赵紫阳后来的表现抱太高的期望呢？事先对赵的估计那么低，事后又对他要求那么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第四，不错，我们可以批评党内开明派表现得不够大胆、不够果断，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学生和民众方面的策略过失。如果你说，八九民运中，学生方面、民众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这岂不是等于说，民运要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民运自身如何改进都不是关键，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出个好皇帝么？讽刺的是，那些认定八九民运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的人，十之八九，又是最认为民运不应该对共产党领导人抱幻想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
#赵紫阳 #叶利钦 #历史事件 #八九民运 #六四天安门事件 #苏共政变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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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周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 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赵紫阳： 「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 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 杨尚昆： 「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赵紫阳： 「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 杨尚昆： 「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杨尚昆： 「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 赵紫阳： 「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 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 杨尚昆：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 赵紫阳：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赵紫阳： 「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杨尚昆： 「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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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周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续）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关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 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东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反右。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 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 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胁。 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 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 关于信仰和理想 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 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 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 要相信共产主义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者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 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沾光。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 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 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讲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验。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留在党内 当年有的人恨不能开除我的党籍，或者让我退党。党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留在党内，对党内的改革势力更有利，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利。留在党内，按现在对党员的说法，我还是先进分子，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可又把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看管起来，可笑，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我留在党内有积极作用。我要是不在党内，我今天还能出来做所谓的考察吗？你们还敢来见我吗？ 关于经济前景 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确实不容易。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像一个被压到极限的大弹簧，只要压制它的力量放松一点，它就快速反弹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几十年，官僚体制庞大，还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整体经济严重畸形，积重难返。 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每个层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个层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显提高。这在中国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为中国除了人力，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钱，但人均并不多。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不久就会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缺乏高端产业，两极分化，劳资纠纷问题。再有就是对这个大弹簧压制不大了，内在弹力减弱，中国经济不是放手问题了，而是引导问题了，那时就是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 中国的政治改革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趋势，但在中国像腐败这种阻碍发展的因素何时能铲除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没希望的。不要以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会消亡，清政府腐败了大半个世纪才灭亡，有的朝代能腐败一两百年。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虽然民众呼吁政改，但是还不具备条件。上层没有领军人物，这个政体是不允许锐意改革人物升上来的，希望将来阴差阳错，偶然有这样人物出现。另外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提高。打个比方，不管官场多腐败，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每年还能增长1%，这就比没有强，而且大家还抱着增长2% 的希望。因此，对上层来说还有拖延政改的时间，少数人还有继续敛财的可能，还可利用子女，秘书，司机发财，有时间向国外转移财产，移民。因为现行体制为此留有大量空间和模糊地带。总的来说，腐败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对腐败治理不力，必是与上层利益相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改有明确想法，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改还不太清楚。中央从来不许百姓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说不清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么样，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谁要是再要求，对不起，进监狱。无情的镇压总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爷出现。国内的电视历史剧宣传的也是这个，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 我们的政权一方面非常强大，几千万党员，百万军队，武警，警察，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等，从各方面维护着这个政权，大量的政工人员，政治教师从儿童开始，向人民灌输维护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切实实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担心政权顷刻瓦解。从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见，建政五十年了还怕，何时是个头？搞到现在，领导人一听国际歌就紧张，不让提当年国民党贪污腐败，甚至连说晚清的腐败都是忌讳，因为老百姓会说，跟共产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949年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将国民党政权推翻，因为它不给人们自由民主，轮到自己了，只说不做，五十年不变，弄到现在，连说都支支吾吾了。 （完）
#赵紫阳 #六四事件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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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4周前
我担心习主席连赵紫阳定立的教师节也取消
#习主席 #赵紫阳 #教师节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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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成败谈】之五：胡平称六四后民间再无大规模抗争，朝中再无赵紫阳，有关民运人士必须躬身自省 【20250530】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Part 5: Hu Ping said that there have been no large-scale civil protests since June 4th, and there is no Zhao Ziyang in the government anymore. Protesters must reflect on themselves [20250530]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八九民运 #六四事件 #赵紫阳 #民间抗争 #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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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周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六四问题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 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 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 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 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 怎样看邓小平 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 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 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 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 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 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 （John Giannini / AFP）
#赵紫阳 #六四事件 #政治责任 #历史对话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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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 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学潮 #赵紫阳 #邓小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强人政治 #权力结构 #中共高层 #悼念活动 #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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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紫禁城乾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 管它了。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紫禁城 #养心殿 #垂帘听政 #邓府 #赵紫阳 #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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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忆父亲赵紫阳不忍镇压 赵二军：不相信可恢复名誉 赵二军近年常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与他相约在广州的一间餐厅访问，他侃侃而谈，但婉拒录影。赵紫阳曾在文革前后两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赵二军在广州长大，曾任海军飞行员，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访问时国粤语夹杂。八九民运期间，他在海南工作，不时回北 京了解局势，也曾到天安门广场拍照。 拒做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后发展成反官倒、反贪腐和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人民日报》在4月26日、赵紫阳外访朝鲜（北韩）期间发表社论，将民运定性为动乱。赵紫阳回国后希望为学运降温，但并不成功，更指邓小平仍为党的最高决策人。据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5月17日决定戒严，赵当时在想「不能让自己成为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三十年前的5月19日凌晨近5时，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当上总理的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已绝食近七天的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同日晚上，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5月20日起戒严。 赵紫阳曾自言自语「还来得及」 当时身在北京的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 监控赵家愈趋严密「250份盒饭，是纳税人多少钱」 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八九官方论调回归「反革命暴乱」 赵二军：冇眼睇 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赵二军说，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 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眼睇！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 对于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赵二军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 骨灰安排与当局有共识但年内难成事  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  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香港01 图：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终年85岁。当时赵家设灵，赵二军（右一）在场打点。（法新社）
#赵紫阳 #八九民运 #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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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1个月前
中國式政權交迭的惨烈冠絕群伦，怪不得中國人总結出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雖然海外華人反共群情洶湧，但我認為活在中國的人已經麻木，無論多麼憎恨共產黨也不願付出代價反共。歷史证明，每次政權易手並不能為普罗大众帶來好運，只是換一批人為人民服務而已。李井泉的狠要向鄧小平交代，就如趙紫陽 一
#政权交替 #海外华人反共 #太平狗 #中国政治历史 #群众麻木 #政权易手 #李井泉 #邓小平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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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田纪云、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 根据卢跃刚的《赵紫阳传》，赵紫阳出国访朝的第二天，李鹏即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这个会并不是李鹏主动召开的，而是万里打电话建议召开的。
#学潮 #路线分歧 #赵李斗争 #李鹏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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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赵紫阳次子披露黄雀行动细节 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下台，他的儿子赵二军，亦与妻女流亡法国。 赵二军于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在广州接受《香港01》专访，他首次谈及流亡细节，但否认当年用假护照出国。 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 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 「我本身有香港通行证，八九前就自由往来香港，六四后我就拿这个证自己去了香港。后来国内抓人，我就拿这个回来（内地），安排他们（流亡者）去不同地方再带走（出境）。」赵二军说，当时参与营救部分知识份子，因此从香港回内地，「他们找到我了，这些人只是抗议戒严，但当局要修理这些人，想把他们栽到美国策划、赵紫阳智囊等（罪名）上。」 六岁女儿列入通缉名单「有冇搞错？」 赵二军怕影响其他人，绝口不提营救行动的细节，但他说因为参与营救，令他、妻子及当时六岁的女儿被列入内部通缉名单，「我没有看到这文件，后来碰到（原广州市长）黎子流，他告诉我『有冇搞错，六岁都通缉』，我才知道。」他说妻子和女儿借助黄雀行动到了香港，之后再到巴黎与他会合。 赵二军在法国流亡数年后，为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当顾问，之后回到中国，至2005年赵紫阳逝世后与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办理退休手续。 图：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在广州长大，讲得流利广东话，接受访问时国粤语夹杂，首度谈及黄雀行动细节。（罗君豪摄）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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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高伐林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 “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 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 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 《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 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 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 图：赵紫阳与金日成
#赵紫阳 #朝鲜访问 #1989年学潮 #香港舆论 #北京学潮 #邓小平 #许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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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萧辰邦：“六四”当中的赵紫阳与江泽民 1989年学运当中发生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系列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 当时正值学运高潮期间，为此江泽民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因此对邓的强硬态度，颇有了解。江泽民随即责令《导报》撤掉有关胡耀邦悼念活动的报道。江泽民的做 法，不仅没有使导报工作人员屈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发之后，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 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大概是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机时刻捅了马蜂窝，时机极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赵紫阳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公开表示支持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针。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1989年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座谈。有人报告说：“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的江泽民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随即回答说：“江泽民既然有此要求，你们统战部可以帮助想想办法。缓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来到北京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採取措施“缓解矛盾”的。 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 图：老江这个人是典型的天朝官僚——在上级面前装孙子，在下级面前装大爷。顺便贴一张照片：这是老赵还在当总书记时，赵江二人会面时的情形。老江为了装孙子，屁股只坐半边，两手趴在沙发扶手上。虽然照片没拍到江蛤蟆的脸，不过大伙儿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他当时的表情。--编程随想
#六四运动 #赵紫阳 #江泽民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 #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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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 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 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 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 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 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 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 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 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 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 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 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 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 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 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 落幕 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 ，，，，，， 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 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 斯影 B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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