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行动

3周前
朱牧(朱耀明)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畅谈近三小时,细诉当年参与“黄雀行动”的种种。 有人说,营救行动取名为“黄雀”,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过其实另有寓意。在朱牧的教会办公室内,挂上一幅司徒华的赠画,写上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当中的“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道出了意思。“他当年送给 我时,最主要讲到雀鸟被困,最终逃离罗网,所以就得飞飞,似乎跟行动名字贴近。” 八九六四后,北京政府通缉一众学生领袖及民运人士,包括时任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艺人岑建勋、商人陈达钲在内等人,展开营救行动,分成四条地下通道,接收从内地逃亡至香港的民运人士,再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国。 当年是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员的朱耀明坦言,“黄雀行动”之初,即协助民运人士透过地下通道来港,他没有参与。直至当年六月底,在司徒华呼吁下才加入行动,主力协助济留在港民运人士生活,更加与港英政府及各国领事谈判,商议民运人士的去向。 法国先开大门 美加澳再跟随 朱牧忆述,法国是最早打开大门的国家。“我跟政府谈判,了解到法国领事馆愿意接收他们,大门一开,地下通道就开通,只要救到他们来港,法国领事就可以接收他们,发出签证,隔日就可离港,快速处理。”当年的功臣包括时任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三十年后我再问他,当时你为何那么勇,可以发签证让他们走,你有没有问过上级,他回应一句令我很诧异,他说‘如果一个人尿急会找谁,要救一个人的生命,你会问谁?那应该即时救他吧。’可以想像到,法国人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 随时间过去,逃难南下的民运人士渐增,朱牧再与港英政府商讨对策,令他们由非法入境者变成合法暂居。“当时我跟副政治顾问谈判了四、五天取得协议,所有人来港我送他们到人民入境事务处,经过筛选问话,证明他们是就给予行街纸,让他们三个月居留。与此同时,我们将名单分给各领事馆,希望收容民运人士。” 当时,法国已接收近七十人,开始感到吃力。朱牧于是到美国领事馆游说,甚至委托他人到美国国务院,结果到当年十月,美国正式接收第一批民运人士,从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门都打开了,民运人士分别透过难民身分、以学生签证升学进修,或在律师楼签署身分声明离港。而朱牧亦在欧美各大城市组织团体作为接应,协助民运人士在当地生活。 行动长达八年 营救四百多人 可以顺利离开的人们固然安乐,但不少民运人士济留在港,有人长达三、四年。朱牧称,高峰时要安排七、八间安全屋,也要为他们进行情绪辅导。“有些未走到的人会不开心,问自己为何不可,又试过深夜接到他们来电,说大厦门外有公安,其实那些是屋苑的保安,何来会有公安呢?所以要找辅导员协助。” “黄雀行动”由八九六四后直至九七回归前,营救了四百多人。香港回归前一年,仍然有数十人济留,形势之急,使得港英政府透过外交力量出手。“港英政府九七年五月回信给我,表明要走的人要在七月前走,愿意走都可安排离开,最后数十人去了荷兰、北欧。当然有部分人懂广东话,觉得香港适合自己就留下来,如今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了。” 参与营救行动者 沦为流亡分子 “没有港英政府、没有法国,黄雀行动不会做到。”这句话,朱牧多番强调。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送走民运人士,自己也身陷险境。“当年中英联合小组讨论时,都有提出疑问,内地来港的民运人士有没有居留权,同一时间又有人问刘兆佳(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等人,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又如何,就说那他们要自己想想吧,他们应该离开。” 朱牧坦言即使当时有国家给他护照,他都无意离港。但在九六年底,政治顾问都认为他离开比较安全,朱牧才向教会申请休假一年,确保所有民运人士可以离港,才于九七年六月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研究人权及宗教自由。 离乡赴美深造,与家人暂别,并不是朱牧所想,更令他有流亡的感觉,情绪低落,靠每天到教会祷告作心灵治疗,“其实要面对文化冲击是很难适应,好像我当时日日吃pizza、饮咖啡很难过,所以也试过发泄,走到唐人街吃了整条白鳝。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不会批评民运人士,我们营救他们,从没要求他们做伟大的事,只要他们开心、有工作就可。” 出走欧美 寻访三十年前的无名英雄 三十年来,朱牧不忘一众故人。十年前,他发起“回家运动”,希望北京当局准许民运人士回乡、探望家人。十年过去,部分民运人士年事已高,安顿好在国外生活,回家的冲动,再没那么强烈。而当时占中案在身的朱牧怕被判监,未必见证到六四三十周年烛光晚会,于是过去两年走访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法国多个城市,探访二十多名当年营救的民运人士,摄录成纪录片。“我年纪大了,还有多少个三十年?我希望再见一些我挂心的人,到他们家中吃饭,了解他们家中生活情况,所以完全是友情访问 。” 无数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多年间不曾在文字或萤幕出现,但原来寂寂无名的英雄,一直隐藏在这四百多名“黄雀”之中。“今次我指定要探一个人,大家都以为当年柴玲是自己走下来,其实是有一个人陪她,我们多年来都把他叫作阿洪。”朱牧透露,这位阿洪并不是民运人士,只是在广东的一个接应人,用船接载柴玲和封从德偷渡,去到香港后因为怕二人被认出,于是陪他们上岸直至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成为流亡的一分子。“他不是在镁光灯下,没有人会记得他。他头半日子在法国很痛苦,他要读法文,很不容易,幸好遇到一些很好的法国人,有一个老人家带他到农场帮忙,后来有个香港教书十七年的修女帮他,所以是他的教母,教他法文、帮他生活,如今他已安顿、有家庭有工作,很开心。” ---六四30周年:港人热心营救 黄雀飞向自由 子隽 《德国之声》 图:朱耀明
1个月前
陈达钲“黄雀行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达钲说。“但是当时参加救济行动的人还记得我,我们救过的人也有一些每年向我表示感谢。” 如今,70岁的陈达钲靠收取几处房产的租金和帮助朋友打理生意度日。但是在1989年,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抗议运动遭到军队镇压时,他帮助建立了一条 通往自由的秘密生命线。 根据关于该次行动的历史资料和他自己的讲述,陈达钲带领的一群香港走私贩,驾船在午夜时深入中国南部的孤立水道,以暗号传递的消息,还交出巨额的贿赂,将130多名受到官方通缉的学生、学者和官员偷运出了中国。陈达钲说,他和他的手下像中国古典小说里不服管束的孙悟空一样,用计谋打败了“天军”。 “一只猴子不算什么,但是一群猴子就了不得了,”陈达钲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帮助了那些最大的‘黑手’从大陆逃了出来。”北京政府将1989年时,受到官方最严厉谴责的异见人士称作“幕后黑手”。 陈达钲否认自己是香港“三合会”旗下帮会的成员,但是他说他熟悉帮会的行事风格,而且这些帮会也曾在天安门抗议遭到镇压后,帮助因政治逃亡的人士。 1989年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与许多香港居民一样,陈达钲也对共产党领导人派兵到抗议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射杀平民实施戒严的做法感到震惊。陈达钲说,由于愤怒,他病倒了,他还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剃了光头表达愤慨。他解释道,“我在做生意,所以不能给自己剃光头。” 他说,他对学生的同情来自对腐败的愤怒,以及他之前在中国内地生活的愤懑。1944年,陈达钲出生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他说,由于父母遭到政治迫害,他的童年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父母因为商人背景而被划为“阶级敌人”。在13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六哥”的称呼正是来源与此。他说他们家基本要靠最年长的哥哥养活。 十几岁时,陈达钲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电气工程,后来在一家印制毛泽东作品的印刷厂工作。由于中国官员拒绝撤销对他的政治指控,他于1972年逃离内地,游到了香港。 随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开放,他做起了走私生意。他乘船溜到内地赚钱,将便携计算器、廉价珠宝、酒,甚至汽车从货船转移到快艇上,快艇能够逃脱香港警方和内地巡逻队的追捕。他给予内地边防人员大量贿赂,这有助于他做生意。他说,“我非常成功,因为我很小心。” 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陈达钲的手腕和关系对抗议者极有价值。 1989年 6月中旬,香港的一群活动人士邀请陈达钲来到一家酒店,寻求他的帮助。参与营救行动的杂志编辑刘达文(Lau Tan Man)透露,他们当时已经与一名三合会老大进行过接触,但后者要价过高。由于陈达钲对共产党心怀怨恨,他似乎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 陈达钲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太多了的话,你就不会做。” 陈达钲与合作伙伴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首选的逃生路线、暗号、联络点、伪装、假身份证,以及贿赂内地官员和守卫的钱。在众多运动同情者的帮助下,逃亡者辗转抵达广东,沿途藏匿在同情者的家中,或工厂和仓库里。陈达钲及同伴则派快艇前去接应。 逃亡者和走私贩靠暗号,以及比对撕去一半的照片来分辨彼此。但陈达钲表示,行贿也是必需的,这样才能确保边境巡逻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船能够悄悄驶入驶出。 但这项工作仍然非常危险。陈达钲的两名手下和一名逃亡的学生在一起海难中丧生。陈达钲表示,他自己跑过两趟。他的团队大约有10人,他们跑了几十趟,他则负责开展组织与计划工作。 走私贩做出的最为大胆的举措是,通过货船偷偷将陈一谘带离海南岛。陈一谘曾是被罢黜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助手。陈达钲称,当时一名水手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枪,坐在陈一谘躲藏的舱口保护他。 此次营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源自中国古时的谚语。1989年晚些时候,中国警察利用两名被通缉知识分子的虚假信息,诱捕了陈达钲的两名手下,营救行动有所放缓。陈达钲于1990年前往北京,并达成一项协议,当局释放上述两人。作为交换,陈达钲承诺不再帮助逃亡者。 刘达文表示,其他走私贩和组织者继续开展营救工作,但由于安全措施的加强,行动慢了许多。 自此之后,一些组织者指责陈达钲投靠中国当局,或夸大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陈达钲对此不以为然。 “我必须保证我的两个兄弟能获得自由,”他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人不忠实,那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储百亮 《纽约时报》记者 图:陈达钲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个月前
赵紫阳次子披露黄雀行动细节 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下台,他的儿子赵二军,亦与妻女流亡法国。 赵二军于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在广州接受《香港01》专访,他首次谈及流亡细节,但否认当年用假护照出国。 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 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 「我本身有香港通行证,八九前就自由往来香港,六四后我就拿这个证自己去了香港。后来国内抓人,我就拿这个回来(内地),安排他们(流亡者)去不同地方再带走(出境)。」赵二军说,当时参与营救部分知识份子,因此从香港回内地,「他们找到我了,这些人只是抗议戒严,但当局要修理这些人,想把他们栽到美国策划、赵紫阳智囊等(罪名)上。」 六岁女儿列入通缉名单「有冇搞错?」 赵二军怕影响其他人,绝口不提营救行动的细节,但他说因为参与营救,令他、妻子及当时六岁的女儿被列入内部通缉名单,「我没有看到这文件,后来碰到(原广州市长)黎子流,他告诉我『有冇搞错,六岁都通缉』,我才知道。」他说妻子和女儿借助黄雀行动到了香港,之后再到巴黎与他会合。 赵二军在法国流亡数年后,为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当顾问,之后回到中国,至2005年赵紫阳逝世后与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办理退休手续。 图: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在广州长大,讲得流利广东话,接受访问时国粤语夹杂,首度谈及黄雀行动细节。(罗君豪摄) ---香港01
1个月前
陈达鉦谈“黄雀行动” 陈达鉦是香港一位商人,因为排行老六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六哥”。他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陆续公开过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但都不如这次采访的全面: 司徒华逝世翌日,67岁的陈达鉦在旺角光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 雀行动”中,陈达鉦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资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 陈达鉦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纸币,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有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鉦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老大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陈达鉦还解释了“黄雀行动”名字的来历: 陈达鉦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鉦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颂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黄雀行动”也曾历经艰险。陈达鉦过去曾经提到他们有4人牺牲,2人被捕。这次他更描述了其中一次营救中的险情: 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130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製,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1989年8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7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10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10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週,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係,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汉!」 今年67岁的陈达鉦还表示在他自己去世之前将讲出更多的“黄雀行动”的细节。
1个月前
黄雀行动 港人光荣一页 作家李怡在六四20周年前夕曾撰文稱黃雀行動是「屬於香港人的光榮一頁」。89年6月至97年回歸前,約800名內地民運人士透過黃雀行動偷渡來港,,黃雀足迹踏遍港、九及新界,除支聯會成員外,本地黑幫及演藝界也參與其中,包括歌星梅艷芳及已故影星鄧光榮。 三救吾爾開希花60萬 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學運領袖及搜捕民運人士,香港隨後展開黃雀行動。核心人物是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藝人岑建勳、牧師朱耀明及商人陳達鉦等也有份策劃。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透露,當時支聯會有6人知情及參與,每次營救需支付5萬元至60萬元定金;其中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營救3次才成功,共花了60萬元。 江湖人士也有參與黃雀行動,利用多條走私路線把民運人士營救來港。海路一般從廣東登船,偷運至筲箕灣阿公岩、柴灣避風塘或西環及黃竹坑登岸;西貢清水灣、屯門踏石角及龍虎灘(今稱龍鼓灘)都是接應地點。學運領袖柴玲和丈夫封從德也是從深圳坐小艇到吐露港,再到中文大學。陸路則從沙頭角中英街非法入境。 經黃雀行動來港的民運人士,一般先到上水新屋嶺的扣留中心進行審查,再申請香港入境許可證,等待甄別到外國期間,都暫住安全屋,地點包括西貢泥涌舊村、黃麖地村、匡湖居;沙田富豪花園、銀禧花園;馬料水赤泥坪村、大埔尾村;上水金錢村及屯門藍地等。 ---記者王家文
1个月前
司徒华曾在自己的自传《大江东去》中透露,黄雀行动由多个部分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黄雀行动负责人,然后他们要想办法到达边境,由负责人派人用船只接应、越过国境到香港。接着,黄雀行动负责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饮食起居,还要寻找其他国家收容他们。 司徒华称,偷越国境行动是由地下社团组 织(黑社会)的走私集团负责。“他们利用走私路线和国内的地下关系,安排民运人士逃亡,而这些越境线路,由不同走私集团负责,分几条线路进行,各线路之间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条线路被破获,影响整个行动,”司徒华在书中写道。 (香港牧师)朱耀明透露,参加黄雀行动的有四支队伍,他们都非常同情八九民运人士,陈达钲负责其中一条。 在过去三十年中,陈达钲参与黄雀行动的具体经过曾被广泛报道,他也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讲述当年的经历。不过,近日陈达钲拒绝了BBC中文的采访。 目前,公众仍然对其他三支队伍知之甚少,仍然隐于幕后的还有黄雀行动的决策人。朱耀明指,决策人有三名。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他现今仍不愿透露这三人的信息。 黄雀行动耗资巨大。朱耀明说,整个行动的总花费在1500万港币以上,其中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成立的中国民主基金出资300多万,剩下的来自1989年5月27日为八九民运筹款而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曾担任中国民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据他叙述,中国民主基金为黄雀行动出资350多万港币,其中项小吉和吕京花一行六人的费用为80万港币,这些救援的钱全部来自香港市民捐款。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0年,黄雀行动还留下许多待解谜团。朱耀明已经将黄雀行动的详情写成一本书,但他并不打算马上出版,因为书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虑到现在的政治环境,若书出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 图1:曾经参与行动策划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