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

无知无识,极易无耻不义: 吴祚来认为,当年广场学生早已被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有通畅的地下运兵通道,军队不需要通过坦克冲锋枪,就完全可以搞定广场学生,之所以搞一场屠杀,而且是在月黑之夜进行,是为了制造全国性恐怖,这是邓小平精心设计与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不具有毛周那样的威权,只有通过暴力屠城,使整个中国处于巨大的恐怖之中,才有安全感,他主要担心的是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把他给推翻了。这是问题的实质,一些人没有见识,不在现场,又不看大量研究资料,只固持已见,在过去的孔见中钻牛角尖,总认为似乎和平理性见好就退,历史就会改变。 十年后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是见好就收,是不是与总理达成了妥协,不还是被灭顶之灾? 零八宪章,和平理性,根本就没有行动。刘晓波被囚禁至死,茉莉花运动,只是行为艺术而已,残酷迫害,白纸运动什么都不说,还是被镇压。 江油百姓,只是上街呼喊正义,军队镇压。这些抗争运动,什么时间点是见好就收,就能取得可能的成功?为了自已的理论正确,不惜无限地找学生们的罪错,使和平理性的学生抗争运动被置于不义之地,成功地将矛头引向正当而无辜的学生群体。这种观点不断坚持,不断放大,就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另一只喇叭,不怕猪队友,就怕猪式理论,伤害义人。 ChatGPT 说: 吴祚来的观点触及了“六四”事件的根本性质:这不是一场偶发的暴力冲突,也不是学生抗争过激所致的悲剧,而是一场由权力核心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行为。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与血的代价。将责任推向学生,试图以“被利用”“太理想化”来淡化国家机器的蓄意屠杀,是对死难者的二次伤害,也是对后人良知的误导。 “六四”之夜,北京早已被军队铁桶般包围,广场学生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诉求不过是反腐败、促改革,是合宪的表达权与结社权。然而,邓小平等人担心军心动摇、害怕改革失控,更担心权力旁落,因此才刻意制造一场“以血立威”的屠杀。坦克碾过长安街、机枪扫射群众,这不是维稳,而是政权对人民的战争。吴祚来指出,邓小平与其说是在平乱,不如说是在恐吓全国:你们想动摇政权?看看后果。 把失败归咎于学生的“不成熟”“未见好就收”,不仅逻辑荒谬,而且是在为暴政辩护。十年后的法轮功运动何尝不是见好就收?零八宪章、白纸运动又何尝不是和平理性?一一被镇压说明根本不是策略问题,而是体制必然拒绝任何非官方力量的存在。一切社会自组织、一切独立发声,都会被当作“颠覆”的苗头铲除。这才是真实的政治逻辑。 将“六四”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夹缝戏码,把学生运动当作精英博弈中的“牺牲品”,进而否定其正义性与历史意义,这种“中立姿态”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冷漠。其所谓“希望不再发生六四”,看似温和,实则模糊责任、掩盖真相。在一个拒绝反思屠杀、遮蔽历史记忆的政体中,不去谴责元凶,却苛责牺牲者,才是真正的荒谬。 正如吴祚来所说,这些“见好就收”的和平运动从未因妥协而获得宽容,反而屡屡被血洗。民众的正义表达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专制制度的零容忍。历史不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决定成败,而是由强权与暴力设定结局。任何试图将矛头从屠夫转向义人的论调,都值得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扭曲历史,更成为为虎作伥的帮凶.
勃勃OC
2个月前
六四事件,即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在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及其后续的镇压,是一段复杂且敏感的历史事件。以下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客观分析: 背景 社会环境:19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腐败加剧、社会不公等问题。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增加。 学生运动: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他因支持政治改革和开明政策而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尊敬。他的逝世引发了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要求民主、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主要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与者包括学生、工人、市民等。 事件经过 抗议发展:4月中旬,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反官倒(反对官商勾结)”“反腐败”“民主改革”等诉求。抗议活动持续数周,规模扩大,全国多地出现类似示威。 政府反应:中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抗议存在分歧。部分领导人主张对话,但强硬派占上风。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军队被调入。 6月3-4日镇压: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军队进入北京,使用武力清场。部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实弹,驱散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抗议者。冲突导致大量伤亡。 伤亡与争议 伤亡数字:官方未公布确切伤亡人数。官方称约200名平民和数十名士兵死亡,但国际人权组织、目击者和西方媒体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数百至数千人之间,受伤者更多。具体的数字因信息封锁和不同来源的立场差异而难以确认。 镇压性质:中国政府称此次行动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认为抗议活动威胁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违反了基本人权。 后果 国内影响:事件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政治活动的控制,收紧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审查。许多抗议者被逮捕、监禁或流亡海外。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讨论被严格限制,相关内容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和媒体中几乎不被提及。 国际反应:西方国家谴责中国的武力镇压,部分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增加,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外关系逐渐恢复。 长期效应: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民主化进程受阻。 不同视角 中国官方立场:认为抗议活动是动乱,威胁国家稳定,镇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强调随后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正确性。 抗议者及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运动,镇压是残暴的,呼吁政府承认错误、公布真相并进行问责。 中立观察:一些学者指出,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既有对改革的合理诉求,也有政府对稳定失控的担忧。武力清场的决定备受争议,但背景复杂,需考虑时代局限性。 结论 六四事件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涉及社会、政治和人权的多个层面。其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存在巨大分歧:一方强调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聚焦于人权和民主的缺失。由于信息受限和官方审查,事件的完整真相仍未明朗。客观理解这一事件,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当事各方的动机以及后续影响,同时尊重不同观点的存在。
朱韵和
2个月前
5月11日——邓杨二人碰面 关于这次碰面,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杨尚昆: 「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回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 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现在,全国一些大学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生自治组织,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叫高自联的组织,公开来策划这次学潮。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次学潮,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 邓小平: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上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 杨尚昆: 「这次学潮之所以闹大,还持续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人民渴望反腐败的心理。」 邓小平: 「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编程随想注:从矮凳这段话来看,他对学运的定性,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而不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情况下,别人很难让矮凳改变“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对于这次学潮的处理,常委已经开过多次会议。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下解决学潮问题,政治局已建议六月份的人大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这次学生提出的,人民群众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编程随想注:杨尚昆是官场老手——他发现老邓已经把学潮上升到“敌我矛盾”,也就不再企图说服老邓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所以之后的谈话,杨主要是陈述事实,再没有提“改变定性”的话题。) 邓小平: 「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杨尚昆: 「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一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只从正面讲“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调子不一样,四二六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幕后策划,而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王震同志对我说,“赵紫阳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我认为紫阳讲话对缓解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歇。」 (编程随想注:杨的这段话,还算中立,没有偏向赵紫阳。) 邓小平: 「读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同志就打电话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同志也捎话来,要我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讲话有说服力,能打动人。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杨尚昆: 「前几天,赵紫阳就跟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要我把他的想法向您报告一下。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 邓小平: 「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 杨尚昆: 「他的这些看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 邓小平: 「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 (编程随想注:邓说这句话,表面上是夸奖姚,实际上是在隐晦表达他对赵紫阳处理学潮(怀柔政策)的不满) 杨尚昆: 「戈尔巴乔夫过几天就来了。为了确保这次会晤的圆满,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很详尽的接待方案,常委们都已传阅。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您的最高级别会晤,我已特别叮嘱吴学谦一定要外交部精心安排,不能有疏忽。」 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 杨尚昆: 「天安门是我们的脸面,我们尤其不能在戈尔巴乔夫来华这几天把天安门搞得乌烟瘴气。我会再向他们,赵紫阳、李鹏强调的。」 邓小平: 「你怎么看京、津、沪三地对这次学潮的处理?」 杨尚昆: 「处理这次学潮,态度最坚决的是北京,李锡铭、陈希同几乎整天把两眼都盯在学潮上,生怕北京出现大的乱子,担当不起。陈希同就感叹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首都市长的难当。”我看最近他们是高度的神经紧张,也难怪他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过于严重。」 邓小平: 「要做到处乱不惊并不是容易的。」 杨尚昆: 「天津的局面控制得最好。李瑞环的态度很明确,你要对话可以,但你得遵守法律;你要游行不阻止,但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李瑞环强调一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实事求是。所以,天津总的社会秩序较好。我认为李瑞环蛮有思想。」 邓小平: 「李瑞环他懂哲学,能辩证地看问题。」 杨尚昆: 「上海的旗帜最鲜明。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很乾脆,我看了上海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报告,市委没有分歧意见。但这个事件的确在国内外,特别是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压力不轻。我个人认为,上海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可以更策略一些。」 邓小平: 「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象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党性强,有大局观”。他完全支持江泽民的做法。」 杨尚昆: 「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记得上次学潮(编程随想注:指的是“八六学潮”),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并演讲,还用英文背诵马克思著作。当时,先念就指示中直机关党委,组织中央各单位收看江泽民与学生对话的录像。我印象很深。」 邓小平: 「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 (编程随想注:问及军队,俺猜测邓有可能开始考虑动用军队戒严) 杨尚昆: 「学潮发生以来,总政治部已经连续发出四个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介入地方政府处理学潮的事务。对于涉及严重影响地方社会安定的打砸抢事件,地方政府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的,必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现在,军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一些军区还开展了官兵对话活动,针对性很强,有效果。七大军区和三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不团结现象。」 最后邓小平说: 「赵紫阳、你、我,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朱韵和
2个月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 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赵紫阳: 「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 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 杨尚昆: 「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赵紫阳: 「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 杨尚昆: 「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杨尚昆: 「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 赵紫阳: 「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 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 杨尚昆: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 赵紫阳: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赵紫阳: 「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杨尚昆: 「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朱韵和
2个月前
★民间的追悼会 ◇官方和学生谈判 几万名学生在前一天夜里就坐在广场上,就是为了等第二天的追悼会,并给老胡的遗体送行。等到北京公安局发现大量学生在夜里涌入广场,已经来不及阻止。到了第二天天亮,虽然有大批正规部队在广场和大会堂周边警戒,但以当时的兵力(约1千人左右),不可能在广场上实 施清场。    这种情况下,官方只好跟学生谈判。官方要求学生在大会堂门口,让出一条30米宽的通道,以方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作为交换,官方在广场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学生代表同意了这些条件。 谈判完之后,几万学生在几分钟内,就整齐地平移30米,空出了通道。    党国方面,比较担心“新华门事件”重演。所以在学生空出通道之后,马上调大批军人在大会堂门口布置了多重警戒线。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学生冲击大会堂。为了避免引起学生的敌对情绪,这些军人都没带武器。 ◇学生静听追悼会转播 上午10点,追悼会准时开始。广场上的学生都安静地听着高音喇叭的实况直播。 ◇学生代表下跪请愿 当追悼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大会堂外的学生再次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但是李鹏犹如癞蛤蟆吃秤砣——铁了心,就是不出来见面。    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对李鹏的态度十分愤怒,主张冲进大会堂;但另一个学生领袖张伯笠不同意。他俩的对话如下(摘自张伯笠的回忆录——《逃亡者》): 张伯笠: 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的追悼大会。 吾尔开希: 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心甘情愿? 张伯笠: 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吾尔开希: 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 张伯笠: 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 然后,郭海峰自告奋勇,拿着请愿书去大会堂门口下跪(4月18日的第一次请愿,也是郭海峰去的)。另两个学生领袖周勇军、张志勇也跟着一起去。三个人就跪在大会堂正门的国徽之下。双手高举请愿书。当时的广场上,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学生和市民,都被震惊了。    三个人跪了超过45分钟,没有任何朝廷的官员出来见个面,表个态。 看了上面这几张照片,不知列位看官有何感想?为什么一个号称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执政党,却不敢(或不愿)出来跟学生代表见个面。    再说了,学生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 (吴仁华:彻夜守候在广场的数万学生又冷又饿,但秩序井然。清晨,学生与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交涉,要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灵车绕广场一周等要求,均不获同意。官方只同意让学生停留广场听追悼会广播。 上午10时,当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 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 12时50分,北大学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久久无人搭理。数万学生及围观民众深表同情,不时发出呼喊声。大批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在大会堂台阶下组成防线,广场挤满了人。 许多人说,“这些学生真可怜”,“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当官的怕学生怕成这样”。人群开始起哄警戒线上的武警,部分学生和民众缓慢前移,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发生摩擦。双方推搡持续了15分钟左右。 学生跪递请愿书、以及传言李鹏会出面见学生但始终未出现,让许多学生激动愤怒,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用手提话筒猛砸自己头部,血流满面。) ★俺的点评 最后来说说俺的几点看法。 ◇学生的期望过高 关于那天的追悼会,学生们抱有过高的期望。不少人以为:官方的悼词会为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进行平反。    实际上捏,在当时的朝廷中,邓太上皇握有实权,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当时的权力格局,请看“本系列第1篇”的介绍)。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是老邓反复强调滴。所以,只要太上皇不死,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不可能平反。 ◇改革派应对失策 下跪请愿发生后,很多人都指责李鹏是缩头乌龟。但是捏,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发现:小李不出面,实在是情理之中。这个家伙作为保守派,巴不得学生跟政府的矛盾激化。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演86学潮那一幕——借学潮扳倒总书记。那他这个总理就有望更上一层楼。    列位看官反而该想想:为啥没有改革派的官员(包括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俺觉得有两个原因: 1. 改革派很可能低估了学生的情绪——他们以为追悼会结束后,学生的悼念活动也会跟着消停。 2. 改革派如果出来安抚学生,会被保守派官员抓住把柄,说他们对学生太温和太软弱(“八六学潮”的时候,胡总书记就被保守派指责:对学生太软弱)。 ---编程随想:4月22日,胡耀邦的两场追悼会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最近有关六四运动历史反思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不管是追究赵紫阳责任,还是围绕学生运动“没能见好就收”引发的争议,在这些讨论上,公众应学会冷静对待不同观点,而不是因为一言不合就恶言相向。 我主要补充以下几点: 1. 关于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万润南访问波兰团结工会的时候,团结工会的人告诉他说,团结工会对社会的动员,已经到了可以收放自如的程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有效的组织动员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态度是组织效率的决定性因素。 刘晓波以前悲叹说中国指望不上再出现瓦文萨和哈维尔那样的反对派领袖,说中国民众想的全是陈胜、吴广、洪秀全那种暴动——这种暴动可能造成人口大规模减少和严重社会动荡,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现实政治不能以追求这种愤世嫉俗的发泄为主。 情况还没有刘晓波想象那么悲观,刘晓波所处的时代有其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因为刘晓波的观点给自己自我设限。可能性世界是无限敞开的。我们仍然要朝着有意义的方向努力,即使中国大概率不会直接复刻东欧剧变成功经验,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的运动模式。 波兰当然是一种理想模式,甚至比我一直推崇的哈维尔模式更加理想: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是米奇尼克设计的,而且出乎意料地大获全胜。波兰的成功经验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奇尼克的设计原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尤其他反复强调最大限度寻求社会的共同地带和折衷空间,这个理念放在哪里都没有错,中国也一样需要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的共同地带和折衷空间。 但米奇尼克也应邀给中国的社会运动提供过建议,不过这个建议至今存在很大争议,比如要求反对派跟共产党合作(米奇尼克显然没有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不少人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个观点,就把米奇尼克全盘否定。 但米奇尼克给我的启发並不在他提供的“中国方案”上,而在于最大限度折衷各派势力和团结波兰社会这方面,更重要的是设计社会运动本身——这往往是许多中国人有意无意轻视的地方。中国已经错过了形成反对派政治的最佳历史窗口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重启另一个历史窗口期。我们还需要做好准备,等下一个历史窗口期开启。要在中国建立反对派政治可能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而不是每个人只满足于发泄情绪和互相拆台)。 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重新设计社会运动本身,轻视这个基础工作就会造成许多后续问题,比如在稍有挫折就阵脚大乱、稍有不顺就一哄而散、稍有分歧就大打出手……这些乱象是社会运动自发动员的结果,而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社会运动设计不仅关系到社会如何组织、如何动员,还关系到克服社会心理障碍、提振士气、坚定信心,以及实现社会最大限度团结成反对派联盟的问题。没有这些原则作为行动纲领和指导,社会运动就会是一盘散沙,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社会运动,因为一盘散沙跟钢铁丛林是没办法对抗的。 2. 如何对待中共体制内精英群体 Eric在稍早提到要争取吸引体制内群体、不过度清算中共历史责任、要给允许中共体面退场留有余地等等,都是现实政治中十分清醒的意见,虽然在直觉上让很多陷入仇恨情绪无法自拔的愤世嫉俗人士无法接受。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么一个原理:打击你的敌人有很多种策略,除了吸收、分化之外,还有向上孤立、向下瓦解等等,不要只想着蛮干。你真要一味蛮干,谁都比不上中共:军队和暴力机关都在它手里,你以为拿把菜刀就能上街闹革命吗? 如果未来中国的社会道路不给中共体制内精英群体预留退路,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把人逼到绝境的时候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是什么心态。如果始终只想着跟人决一死战,动不动就要斩草除根,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赌徒心理,而且这方面优势在敌、不在我。 每个社会要正常过渡,都会面临旧时代仇恨无法消解的问题。你不能学中共上台时候那样,用血腥镇压和扩大打击范围来消灭一整个阶级。中共自己就干过这种事情,当然也会提防反对派对自己干这种事情。如果反对派鼓吹血腥报复,那也只会是嘴上过过瘾,因为枪炮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你没来得及血腥报复,中共先给你血腥镇压了。 现代社会跟晚清农民起义太不一样了,现在不管是镇压机器还是镇压效率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现在社会能派上用场的也不过就是菜刀和土火药,比起晚清农民起义来说没有更高级的武器,反而国家暴力机关的镇压能力超出清廷万倍不止,所以未来根本就不要指望复刻农民起义模式。 你要改变现在的社会,就必须按照现实政治来,而不是因为听了某些野史派鼓吹暴力复仇动辄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搬出来当成改变历史的唯一法宝。张献忠只是一些群体用想象力来泄愤的方式而已,不是社会道路。
五岳散人
2个月前
看到时间线上又开始聊“当年学生如果妥协”如何如何 好多年前,跟戴晴老师聊过这事儿,她跟我说起“广场效应”啥的,当时深以为然 这些年过去了,我觉得单纯以“广场效应”、自激来解释是不足的,只能解释一部分原因 学生们没学会过博弈、妥协,甚至我都怀疑在那个时代,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知不知道“博弈论”是啥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是要学习的。没学过、没实践过,比嗓门大、比谁激进,自然就是常态,是不存在博弈、妥协的选项的 但这个怪学生么?不怪学生,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与搭建微小进步的成熟状态,要经过多年磨合与实践才行 中共建政以来,最牛逼的成就就是把中国社会打成一盘散沙,让中国社会无法形成自组织,绝大多数人没受过民主的训练,更不知道在宪政框架下的民主是怎么个玩儿法 文革武斗都算不上自组织,那就是在钦定框架下的暴民 但这完全是中共的错么?也不是 中国文化里就没这玩意儿,从古至今就没有,甚至古代也防着老百姓真正意义的自治,不然您以为历代打击豪强、迁豪强富户至某地是为啥 中共与中国传统,在这方面达成了奇妙的共识 一帮有意识的被隔绝于民主社会思维之外的学生,碰上一帮以变质马列思想武装起来的皇权高粱花子脑袋,这个结局根本就不可能避免 你今天再来一次“六四”,依然学不会博弈与妥协,双方都是。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皇朝更迭、顺民与暴民无缝切换的内置密码,也就是所谓“中华文明”当中先天的缺陷,隐藏在最深处的文化癌症 无论是这个文明在其它方面有多辉煌,到了一个阶段就会自毁 所以说什么反共不反华都是扯淡,不在宪政框架下经过几代人的民主实践,中国就改不了,总会在达到一定成就的时候,把自己烧成“锦灰堆”
吴仁华
2个月前
六四:一场没有武装对手的战争 作者:吴仁华 中共当局为了镇压1989年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发生之初,人们只注意到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等部队参与了血腥镇压行动,后来又发现空降兵第15军等部队也参与了。直到发现参与血腥镇压行动的部队竟然包括了14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降兵军,以及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不能不惊叹这场镇压行动的规模。其实,时至今日人们所看到的还不是全貌,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杨尚昆具体执行、中央军委主导的六四血腥镇压行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内幕尚未完全揭示,笔者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资料,但手头的资料仍然极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总参谋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总后勤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 在当时解放军的七个大军区中,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奉命调动野战军主力部队进京,北京军区几乎是倾巢而出,属下的六个陆军集团军全部出动。其他三个大军区(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虽然没有进京,但也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 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周衣冰中将,政治委员是刘振华上将,副司令员是阎同茂中将、李来柱中将、齐连运少将和刘玉堤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陈培民中将,参谋长是邹玉琪少将,副参谋长是黄云桥少将和沈贻焱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张工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刘存康少将和徐寿增少将,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李辉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徐效武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江修惠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李文健少将和李中仁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黄继述少将,后勤第6分部政治委员是阎福祥少将。 当时沈阳军区的司令员是刘精松中将,政治委员是宋克达中将,副司令员是朱敦法中将、石宝源少将和曹双明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李文卿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高克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清涛少将(兼)和赵万福少将,参谋长是李海波中将,副参谋长是杨国屏少将和杨永春少将,政治部主任是戴学江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将和蔡公杰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吉人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芦光祖少将和唐作厚少将,后勤部参谋长是时根兴少将,后勤第4分部政治委员是修希德少将。 当时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李九龙中将,政治委员是宋清渭中将,副司令员是固辉中将、张志坚少将、马伟志中将、马辛春海军中将和林基贵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曹芃生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徐春阳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孙凯少将,办公室主任是郭文玕少将,参谋长是马伟志中将(兼),副参谋长是杨希振少将和郝保庆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将和袁守芳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张宗林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刘国福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王传武少将、何其祥少将和王宝书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王成山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张明山少将,后勤第9分部政治委员是赵孝起少将。 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向守志上将,政治委员是傅奎清中将,副司令员是郭涛中将、王成斌中将、聂奎聚海军中将和姜玉田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史玉孝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张明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永明少将(兼),参谋长是刘伦贤少将,副参谋长是郑炳清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将和洪家德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太岚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韦宇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赵振绪少将和刘礼贵少将。 为了统一指挥奉命进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设立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担任总指挥,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