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

推荐两个有关社会运动的学习资源(可多语种下载): 1. 爱因斯坦研究所: 2. ICNC: 这两个资源库在社会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积聚了各国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对于社运人士来说,这些资源是反思以往失败经验、学习新技术和制定新策略的最佳去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浮躁情绪几乎没有沉淀下来,不但普通人只满足于抱怨和小打小闹式反对(属于弱者的抵抗形式),连民运和社运人士也极少有人主动学习、主动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领导力水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一部分人在幻想政权自己垮台,另一部分人只满足于漫无目的地煽动,还有一部分人耍小聪明、学假老练、装智叟散播愤世嫉俗和犬儒主义谬论,对活动家们的攻击比攻击中共政权还卖力。 这些人但凡有万分之一掌握了社会运动专业知识,形成了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力,也不至于拉胯成现在这副德性。 不过,中国人想得到的质疑,比如中国如何不同、中共又如何残暴、别国经验又如何派不上用场,以及常见的愤世嫉俗、内斗和互相拆台等等,在别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专业人士都见怪不怪了。这些质疑以前也是那些国家逃避社会运动的借口,后来通过互相学习别国经验和社会运动专业知识,许多国家都通过社会运动实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像塞尔维亚和埃及就是如此)。 当然,仅凭上面的资源还不够,中国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还要有专业人士去系统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新战略。比如美国政治学家Gene Sharp的一整套理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bug:他所有研究都基于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即反对运动想当然受广泛支持而内斗不至于瘫痪反对运动,结果他的战略规划竟然从根本上漏掉了社会组织动员环节——这个漏掉的环节恰恰是我在钻研的领域:你绝不能想当然以为所有人都会无条件支持你去做对的事情,现实反而是大多数人都竭尽全力攻击和诋毁最明智的战略规划。只要不合作问题仍存在,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就推进不起来。
Proper revolutions are not cataclysmic explosions; they are long, controlled burns. 真正的革命并非像灾难一样突如其来地爆发,而是长期可控地燃烧。 ——Srdja Popovic 很多人知道(和平或非和平)革命有个缓慢且隐蔽的发生过程,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以为什么都不做,革命自己就会发生。 波波维奇在这里采用的“controlled burns”这种表述是一个消防术语,通常指在森林或草原进行有计划的、受控制的纵火焚烧,以降低爆发大规模不受控的野火灾害风险。 作为一项政治隐喻,“controlled burns”在这里指的是预备革命的全过程:不但要有计划地进行,还要保证各个环节可控。 世界上有很多革命看上去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且隐蔽的酝酿过程,比如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这样,即使最初导火索只是突尼斯发生一起偶然事件。 人们往往因为导火索事件的突发性,就将革命看成是突然爆发,对于革命之前的酝酿过程却一无所知(当然,如果你一个外国人都知道了,独裁者肯定比你先知道,那革命就爆发不起来了)。革命并不单纯由民愤引发,民愤高涨、反抗此起彼伏的国家不见得会爆发革命(比如现在的伊朗就是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这种和平革命在内)要遵循自己的逻辑。你如果看见一个国家的不同政见群体或潜在反对派群体成天忙于内斗和互相拆台,还没有合作意识,把背刺盟友、拉抬自己、装清高、耍小聪明、装大义凛然当成主业来干,没有合作意识,也不努力去培养社会动员网络,拿不出任何足以瓦解政权根基(这里特指政权关键拥护者群体,而非一般群氓)的手段,但是成天幻想暴力报复社会……你不可能说这样的国家做好了革命准备,也别指望这样的国家自己稀里糊涂就垮台(如果不爆发革命,连卡扎菲那么拉胯的政权也能统治34年)。 有人看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稀里糊涂就垮台了,但是绝口不提仓促发起的叙利亚革命演变成持续将近13年的叙利亚内战造成多大损失,也不关心叙利亚转型期滑向革命独裁政权的现实问题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暴力革命政权的常见现象)。 你要让一个社会为革命做好预备,首先要不同政见群体或潜在反对派群体克服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其次还要管控方向问题,严防暴力革命催生革命独裁政权。 很多事情需要有人来做。你还什么都没有做呢,就幻想跟朱拉尼一样碰运气,那就算有运气也轮不到你。
周君红
1个月前
如果共产党垮台后,中国民主了会怎么样?以下就是中国焕然一新的社会风貌,你们喜欢吗?🥳 1. 首先政府公务员将大量裁员,各种高于普通人的养老、五险一金等福利将取消,全民福利逐步上调,公务员取消特殊待遇,成为普通工作;官员特供消失。 2. “人民”、“老百姓”一词消失,由“公民”取代。 3.开放多党竞争,谁上台将由公民手里的选票决定,因此各竞争党将制定各种福利制度讨好公民,同时官员财产公开。 4.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被开放,民间成立多家通信台及石油公司,由于有了竞争,汽油、通话、宽带、电费等费用将大幅度下降。 5.对私营企业的税收将大幅度下调,私企压力减轻。 6.工会不再是党组织的摆设,将由民间掌控,真正达到了监督私企老板的目的。加之私企压力减轻,私企员工的福利、休假及待遇将会大幅度上升。 7.关税下调,进口产品包括汽车将再不是奢侈品。取消年检,和车辆强制报废年限 8.党史将被公开,人们看到了真相,将鄙视和咒骂过去的年代,民主政府开始对“文革”、“大跃进”等浩劫及死难者进行国家公祭,并开始历史性的批判。 9.历史真相被还原,国民党真实抗战事迹被公布,全国各地树立抗日英雄纪念碑、纪念馆,8.15被列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教科书不再篡改历史,影视剧中的八路军神剧消失,大量军民抗战史实剧开播。 10.医疗与教育将去除产业化,由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全民免费医疗逐步实现。 11. 新闻将开放自由,官员会像明星一样被媒体追查报道,官员每吃一顿饭每出一趟差都会被监督采访,讨论和八卦政府官员成为家常便饭。 12.应试教育取消,学生压力大幅减轻,小学至高中将成立游泳社、围棋社、柔道社、篮球社等各种兴趣社团。 13.教育人性化,国家免费为学生提供营养餐,学生校服不再臃肿,将变得时尚潮流,性教育正式在课堂上出现。 14.由于税收和原油价格大幅降低,将起到连锁反应,物价下降。 15.保护私有财产,民主政府不再高价卖地,房价实现有史以来大幅度下调。土地私有,按自由经济市场价交易,允许自由建房。 16.言论真正实现自由,各种民间报社、网站将大量成立,大家敢说真话了,官员没了特权,丑恶现象逐渐消失,社会逐步实现公平化。 17.广电总局将被取缔,各种探讨人性、反思社会、还原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将大量出现,同时电影分级化,中国影视界文艺界迎来新生。 18.由于全民免费医疗实现,碰瓷现象消失,老人摔倒没人敢扶的现象将消失不见,道德回升。 19.社会公平化,官员特权消失,全民福利上调,贫富差距将随之逐渐减小。取消城管非法组织,不需要作为打手了 20.司法独立,法官不准是任何党派的党员,司法变得公平。任何官员强征强拆违法犯罪行为,由司法机关依法索赔,撤职,构成犯罪的依法判刑。 21.电视新闻讲假大空话套话的现象消失,新闻将会真实报道民间疾苦和执政党的不足,年轻人变得爱看新闻。 22.无神论及“封建迷信”一词被摒弃,传统信仰回归,人性回归。 23.全民生活压力大幅减轻。免费养老将实现,公民和公务员领取基本同样退休养老工资 24.民企不再被国企压制,民主政府将大力支持民企,民族品牌崛起。 25.由于新闻自由,加之执政透明,民主政府将成立问责制,使食品安全真正被监督重视,地沟油等毒食品现象逐渐消失。 26.由于中国体制改革,真正加入了民主阵营,将与独裁国家彻底决裂,援助撤销。周边敌对国家与中国关系缓和,多国家对中国护照开放免签。 27. 军队国家化只忠于宪法,而不属于任何党派!(转)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如何摆脱“革命独裁”恶性循环? 政治学家何包钢提出了几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1. 民间对暴力革命的崇拜与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有关;与之相对,如社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要么暴力革命无法形成气候,要么暴力革命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独裁。 2. 革命失败反而比革命胜利更重要。 3. 改变人、改变旧的文化心理习性,才能摆脱“革命独裁”恶性循环。 在何包钢看来,不管是认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去除专制,还是认定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新的革命独裁,都犯了独断论谬误。他借用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说法来解释就是:事实不能充分地决定理论,综合性真理不具有必然性。 根据已有的政治学研究来看,何包钢认为我们只能说暴力革命跟新专制统治具有较大相关性,是因为革命者要打败旧政权就须武力上超过旧政权,要在武力上超过旧政权就可能出现两种趋势: 要么是一元化的武装绝对战胜旧政权,结果革命政权失去社会力量制衡,就顺理成章变成新革命独裁政权;要么是多元化的武装力量战胜旧政权,战后重新转向大鱼吃小鱼的内战——内战实现统一,又会形成新的革命独裁政权;内战打不出结果,则又可能长期陷入内战泥潭无法自拔。 何包钢借用波兰团结工会顾问、哲学家Lezzek Nowak的话来说,提出革命失败反而比革命胜利重要。比如巴黎公社失败导致曾经被禁止的自由工会的合法化,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却产生了“古格拉群岛”(革命暴政)。尽管Nowak同样承认,失败的市民革命也可能导致新的极权主义。 何包钢讲的有点耸人听闻,可能引起很多人不满,但他的意思是形成一种新的“自限革命”,即把革命的目标控制在逼迫政权改良和壮大公民社会基础上,因为一旦一旦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就更容易导致政治极化和失控。 事实上,波兰的“自限革命”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並不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波兰的“自限革命”,并不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而是以壮大公民社会和逼迫政权妥协为目的进行公民社会培养、训练和动员。 结果,波兰的“自限革命”不但改变了个体的人,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 但何包钢还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方是:如果革命失败没有逼迫政权主动进行改革,反而导致政权变本加厉清洗社会,进而彻底铲除公民社会,比如1989年六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就是如此,我们还能说革命失败好过革命胜利吗? 虽然何包钢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改变旧社会的一元化观念和思维,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改变个体的人才能从根子上切断“革命独裁”的恶性循环。 现实中人们普遍意识不到自己一元化的、封闭的、排他性和整体性的观念跟习性,往往就在制造小独裁者。要形成多元化的、开放的、兼容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跟独断论、决定论和自以为是的“历史规律”做斗争。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不管朝那个方向改变,都不是所有人无条件依照同一种模式改变,你只有先尊重他异性,别人才能尊重你的个体性。不要幻想某一种具体政治主张绝对正确、必须受到全社会无条件遵从,有这种幻想的人甚至连自己家的狗都没办法说服。 社会变革,需要各方折衷、妥协、合作,而不是一些刚愎自用的人一意孤行。 文章下载地址: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早上跟一位社会改革家朋友打了一通电话。非常感动的是至今有人像孙大午那样努力进行社会改革。 孙大午的社会改革家角色并没有获得重视,他创立的“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会是我们这个不及格的黑暗年代交出的为数不多的满分答卷。 像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和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改革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社会改革家们创造的成果。讽刺的是创造了这么多务实的社会改革的罗伯特·欧文却被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而光是动动笔杆子的马克思反而是科学社会主义。 孙大午没有失败。孙大午不是空想家。未来“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也可能会有人捡起来重新探索,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变革。 朋友,希望你以陶行知这样的教育改革家自勉。未来可能会有艰难险阻,我们会想办法挡在你前面。 在此也要提醒对社运圈不熟悉的民众:社会改革也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环节。社会改革也一样存在于其他专制国家。社会改革家与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官僚完全不同:社会改革根本不是改良主义,而是社会在自发突破发展困境,寻求重新激发社会活力,这就是为社会运动创造条件。 社运圈不会好高骛远空谈民主,我们更关心如何通过社会运动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不管是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在推动社会走出一潭死水的困境和引入全新变量来激活社会活力——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反抗专制政权,但是反抗专制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吗? 如果光是政权更迭,但是社会抗拒变化,那么政权更迭也只可能造成暴政循环。普通人幻想先变政权、再变社会,这是一种好高骛远和因果颠倒。事实上,历史上成功民主转型的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 社会变革才是政权变革的前提,不要颠倒因果关系,好高骛远很多时候只是起到发泄情绪的作用。 图:中国企业家、著名政治犯、社会改革家孙大午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周濂引用了哈维尔讲的“生活在真实中”来解释改变自我和改变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自我,本质上就是改变社会,个体不变,社会也不会改变。 有的人把政权更迭当成了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完全无视政权更迭的前提是社会变革。假如社会变革并没有发生,但是政权更迭了,你真的更喜欢再来一次暴政循环吗? 政权更迭并不是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变革,为了保障个体生活在有道德、能免予恐惧、互助互爱和有法治保障的环境中。 这个变革目标并不一定取决于政权更迭,中东欧剧变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是先于政权更迭的。当一个社会准备好全面接受平行替代方案的时候,政权是被抛弃的,不是被推翻的。 周濂没能理解的一个侧面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以及个体与他人建立的有效联结,不能够仅仅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而是作为平行社会存在的。 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20年就已经出现平行社会这种现象。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必须依靠平行社会才能生存下去,否则真实和道德对你是有害的,还会连累你遭到那个虚假的表面社会的孤立和迫害。 我们时常感觉与中共和及其支持者群体处在平行宇宙中,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意识到的情况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很像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讲的平行社会。但是很遗憾,光有这些表面相似性还不是历史中出现过的平行社会。 中东欧的平行社会,是由反对派运动和系统性的平行替代方案共同构造出来的,不但有平行文化,还有平行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有平行的经济社会。 当然,这里讲的平行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平行,因为其实平行社会与政权所主导的社会处在犬牙交错之中,之所以说它们是平行的,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以及公共道德和支持者群体上无法重合,反而互相对抗。 平行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反抗运动,在既不系统,也不反抗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平行的幻影,也许是一个前景,但并不现实。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有朋友说,“这不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吗?表面上看我是在散布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但是这个指责其实并没有打到我的“七寸”上,因为我从关注社会运动起至今一直在强调推动社会变革和脚踏实地建设公民社会。我的意思是新政权不能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否则新政权就是流沙之上的城堡。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公民社会托底,没有中共国家还会更好;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托底,新政权将在过渡期遭遇严重危机,重新倒退回专制主义才是必然趋势。 公民社会不是要经过法律允许才会有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民众普遍误解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共不允许,所以不可能有公民社会。 在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或者准公民社会(有学者说是极权国家的公共领域)。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非法社会”,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强力镇压,结果(准)公民社会的野火越演越烈。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镇压和反抗来回拉锯战形成的,不是法律授予的,因为即使法律镇压它,只要社会还在反抗,公民社会也一样可以存在。 中国在1980年代也有不健全的公民社会,其质量甚至比东欧国家要好,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当局改革开放摸索期带来的,而东欧国家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带来。结果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更有韧性,经得起镇压,但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触即溃,因为它不是通过社会运动千锤百炼的,没有应对逆境的韧性。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开始逐渐萎缩,直至2013年习近平上台开始全面收拾公民社会,而此间30多年时间里,尽管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维权和上访活动,但是没有启动公民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规模的社会运动。 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跟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利用公民社会在地下活动和不断涌入到地面抗争,尤其是各个抗争互相响应,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还形成了一种时代浪潮。这种局面就克服了社会原子化问题。而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就是原子化叛乱的典型模式:原子化叛乱更容易镇压,也更容易独绝起社会扩散。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本书是专门写给社会活动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手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权力与系统方法”(PSA)。 PSA这种方法结合了“系统思维”和“权力分析”两大方法论支柱。系统思维指的是根据社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变革的不确定性来灵活制定策略。 权力分析指的是对可能影响社会变革的权力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赋权、如何鉴别盟友、如何激发主体的内在力量等等。 系统思维强调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反馈和监测的及时性和应对策略上的灵活性。权力分析则关心由可见权力、隐蔽权力和不可见权力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给社会运动推动者提供识别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这本书对中国的社会运动有什么启发呢? 可以说,这本书主要针对对象还是一般的具体的社会运动(虽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抗拒(线性的)规划和设计。但对于在极权国家推动以实现民主转型为目标的大型社会运动来说,如完全不信任线性规划和设计,就会遭遇组织和动员方面的巨大困难。 比如让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会原子化、生活在恐惧中、不敢站出来讲话的群体朝着恢复社会联结前进,就需要有策略地进行规划和设计,目的是强化社会联结和实现社会联盟。 PSA显然办不到这一点:它无法确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实现社会联结,甚至也无法单纯依靠社会活动家和自发组织的影响力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互动和响应。尤其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严重损坏了社会的中间联结组织,禁止和取缔了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禁止未经党和政府授权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自发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你绝不可能指望社会活动家和零星的临时组织来动员社会,因为这样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抓捕。 所以,虽然宏大叙事是跟我们这个时代背道而驰的,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对社会运动道路的线性规划和设计将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灵活多变的动员形式,先树立起运动形式和路线这个大方向,其次是培养海内外社会运动骨干和发展出向中国大陆延伸的地下组织或半地面组织,最后是依托传播学规律实现反复社会动员,打通阻滞动员的各个环节。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在遇到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发起能够经受住镇压和社会压力的强大动员。否则,你会看到一盘散沙的自发抗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无法对改变中国现状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造成时代幻灭,让普通参与者因为再次挫败陷入更深绝望。 对于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来说,我们不仅要把恢复信心和建立信任当成头等紧迫的大事来做,还要做一系列预备性工作来应对突发状况。比如危机突然爆发,而一盘散沙的民众即使想出来抗议,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这时各个影响力者都在自言自语,而社会又无法组织和动员起来,所有人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随波逐流。但假如我们在突发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个多中心化、多阵营化和多媒体化的广泛的社会联盟(即使部分运动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中国大陆民众就知道遵照社会联盟的统一指挥来行动——比如在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及时撤退,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没有遇到关键节点或者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恢复社会联结等等。 邓肯·格林(Duncan Green)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碎片化的启发,当然其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会联结的重要性,又如对渐变过程和突变节点的关注,以及有关社会结盟的讨论。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启发是,作者强调了在文化层面,运用不可见的权力(比如文化观念、规范和信仰)来推动社会变革。这一点与我们先前在“新国家道路与中国民主转型”系列节目中强调社会变革从社会文化层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辙。 但是问题在于:邓肯·格林过于强调宗教信仰的意义,这在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中还不切实际,虽然中国大陆同样有着庞大的宗教群体值得我们努力争取,但大多数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没有错的,要宗教信仰让位于透过文化媒介传播的社会信念才更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大陆民众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