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

早上跟一位社会改革家朋友打了一通电话。非常感动的是至今有人像孙大午那样努力进行社会改革。 孙大午的社会改革家角色并没有获得重视,他创立的“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会是我们这个不及格的黑暗年代交出的为数不多的满分答卷。 像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和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改革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社会改革家们创造的成果。讽刺的是创造了这么多务实的社会改革的罗伯特·欧文却被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而光是动动笔杆子的马克思反而是科学社会主义。 孙大午没有失败。孙大午不是空想家。未来“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也可能会有人捡起来重新探索,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变革。 朋友,希望你以陶行知这样的教育改革家自勉。未来可能会有艰难险阻,我们会想办法挡在你前面。 在此也要提醒对社运圈不熟悉的民众:社会改革也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环节。社会改革也一样存在于其他专制国家。社会改革家与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官僚完全不同:社会改革根本不是改良主义,而是社会在自发突破发展困境,寻求重新激发社会活力,这就是为社会运动创造条件。 社运圈不会好高骛远空谈民主,我们更关心如何通过社会运动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不管是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在推动社会走出一潭死水的困境和引入全新变量来激活社会活力——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反抗专制政权,但是反抗专制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吗? 如果光是政权更迭,但是社会抗拒变化,那么政权更迭也只可能造成暴政循环。普通人幻想先变政权、再变社会,这是一种好高骛远和因果颠倒。事实上,历史上成功民主转型的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 社会变革才是政权变革的前提,不要颠倒因果关系,好高骛远很多时候只是起到发泄情绪的作用。 图:中国企业家、著名政治犯、社会改革家孙大午
周濂引用了哈维尔讲的“生活在真实中”来解释改变自我和改变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自我,本质上就是改变社会,个体不变,社会也不会改变。 有的人把政权更迭当成了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完全无视政权更迭的前提是社会变革。假如社会变革并没有发生,但是政权更迭了,你真的更喜欢再来一次暴政循环吗? 政权更迭并不是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变革,为了保障个体生活在有道德、能免予恐惧、互助互爱和有法治保障的环境中。 这个变革目标并不一定取决于政权更迭,中东欧剧变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是先于政权更迭的。当一个社会准备好全面接受平行替代方案的时候,政权是被抛弃的,不是被推翻的。 周濂没能理解的一个侧面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以及个体与他人建立的有效联结,不能够仅仅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而是作为平行社会存在的。 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20年就已经出现平行社会这种现象。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必须依靠平行社会才能生存下去,否则真实和道德对你是有害的,还会连累你遭到那个虚假的表面社会的孤立和迫害。 我们时常感觉与中共和及其支持者群体处在平行宇宙中,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意识到的情况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很像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讲的平行社会。但是很遗憾,光有这些表面相似性还不是历史中出现过的平行社会。 中东欧的平行社会,是由反对派运动和系统性的平行替代方案共同构造出来的,不但有平行文化,还有平行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有平行的经济社会。 当然,这里讲的平行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平行,因为其实平行社会与政权所主导的社会处在犬牙交错之中,之所以说它们是平行的,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以及公共道德和支持者群体上无法重合,反而互相对抗。 平行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反抗运动,在既不系统,也不反抗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平行的幻影,也许是一个前景,但并不现实。
有朋友说,“这不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吗?表面上看我是在散布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但是这个指责其实并没有打到我的“七寸”上,因为我从关注社会运动起至今一直在强调推动社会变革和脚踏实地建设公民社会。我的意思是新政权不能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否则新政权就是流沙之上的城堡。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公民社会托底,没有中共国家还会更好;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托底,新政权将在过渡期遭遇严重危机,重新倒退回专制主义才是必然趋势。 公民社会不是要经过法律允许才会有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民众普遍误解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共不允许,所以不可能有公民社会。 在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或者准公民社会(有学者说是极权国家的公共领域)。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非法社会”,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强力镇压,结果(准)公民社会的野火越演越烈。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镇压和反抗来回拉锯战形成的,不是法律授予的,因为即使法律镇压它,只要社会还在反抗,公民社会也一样可以存在。 中国在1980年代也有不健全的公民社会,其质量甚至比东欧国家要好,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当局改革开放摸索期带来的,而东欧国家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带来。结果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更有韧性,经得起镇压,但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触即溃,因为它不是通过社会运动千锤百炼的,没有应对逆境的韧性。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开始逐渐萎缩,直至2013年习近平上台开始全面收拾公民社会,而此间30多年时间里,尽管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维权和上访活动,但是没有启动公民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规模的社会运动。 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跟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利用公民社会在地下活动和不断涌入到地面抗争,尤其是各个抗争互相响应,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还形成了一种时代浪潮。这种局面就克服了社会原子化问题。而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就是原子化叛乱的典型模式:原子化叛乱更容易镇压,也更容易独绝起社会扩散。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本书是专门写给社会活动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手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权力与系统方法”(PSA)。 PSA这种方法结合了“系统思维”和“权力分析”两大方法论支柱。系统思维指的是根据社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变革的不确定性来灵活制定策略。 权力分析指的是对可能影响社会变革的权力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赋权、如何鉴别盟友、如何激发主体的内在力量等等。 系统思维强调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反馈和监测的及时性和应对策略上的灵活性。权力分析则关心由可见权力、隐蔽权力和不可见权力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给社会运动推动者提供识别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这本书对中国的社会运动有什么启发呢? 可以说,这本书主要针对对象还是一般的具体的社会运动(虽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抗拒(线性的)规划和设计。但对于在极权国家推动以实现民主转型为目标的大型社会运动来说,如完全不信任线性规划和设计,就会遭遇组织和动员方面的巨大困难。 比如让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会原子化、生活在恐惧中、不敢站出来讲话的群体朝着恢复社会联结前进,就需要有策略地进行规划和设计,目的是强化社会联结和实现社会联盟。 PSA显然办不到这一点:它无法确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实现社会联结,甚至也无法单纯依靠社会活动家和自发组织的影响力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互动和响应。尤其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严重损坏了社会的中间联结组织,禁止和取缔了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禁止未经党和政府授权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自发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你绝不可能指望社会活动家和零星的临时组织来动员社会,因为这样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抓捕。 所以,虽然宏大叙事是跟我们这个时代背道而驰的,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对社会运动道路的线性规划和设计将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灵活多变的动员形式,先树立起运动形式和路线这个大方向,其次是培养海内外社会运动骨干和发展出向中国大陆延伸的地下组织或半地面组织,最后是依托传播学规律实现反复社会动员,打通阻滞动员的各个环节。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在遇到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发起能够经受住镇压和社会压力的强大动员。否则,你会看到一盘散沙的自发抗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无法对改变中国现状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可能进一步造成时代幻灭,让普通参与者因为再次挫败陷入更深绝望。 对于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来说,我们不仅要把恢复信心和建立信任当成头等紧迫的大事来做,还要做一系列预备性工作来应对突发状况。比如危机突然爆发,而一盘散沙的民众即使想出来抗议,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这时各个影响力者都在自言自语,而社会又无法组织和动员起来,所有人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随波逐流。但假如我们在突发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个多中心化、多阵营化和多媒体化的广泛的社会联盟(即使部分运动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中国大陆民众就知道遵照社会联盟的统一指挥来行动——比如在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及时撤退,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没有遇到关键节点或者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恢复社会联结等等。 邓肯·格林(Duncan Green)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碎片化的启发,当然其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会联结的重要性,又如对渐变过程和突变节点的关注,以及有关社会结盟的讨论。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启发是,作者强调了在文化层面,运用不可见的权力(比如文化观念、规范和信仰)来推动社会变革。这一点与我们先前在“新国家道路与中国民主转型”系列节目中强调社会变革从社会文化层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辙。 但是问题在于:邓肯·格林过于强调宗教信仰的意义,这在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中还不切实际,虽然中国大陆同样有着庞大的宗教群体值得我们努力争取,但大多数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没有错的,要宗教信仰让位于透过文化媒介传播的社会信念才更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大陆民众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
我们是生活在真空中吗? 不,我们生活在时光长河里,生活在由技术的进步、普及引发的社会变革,和技术偶然也会发生的退化构成的无数涟漪中。 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也重塑了人类。 理解技术、掌握技术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所必需,技术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能力,对家庭如此,对国家也一样。 当你把家庭视为一个由多名技术人员组成的合作团队,把生活看成运用各种技术不断解决问题的旅程,你也同样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由无数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并用是否能达成技术共识,遇到各种问题时是否总能找到可行的技术方案来评估国家的技术能力——应对各种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能力。 那么从技术角度看,中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其国民拥有怎样的技术能力? 美国呢?欧洲呢? 从技术角度看,民主政治的价值在哪里?法治的价值在哪里?它们比之专制的优越性在于何处?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民主之于专制的优势就不再仅是道德上的,法治之于人治的优越性也一样。 民主,是一个多数国民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国家汇聚技术资源合作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法治,则保证研发人员艰难达成的技术共识不在执行层面被轻易毁坏。 而民主和法治的意义都在于通过打造技术团队,维护技术合作,协助国家在政治决策领域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准。 为什么许多成熟的民主国家同时都是发达国家? 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面对那些常见的社会问题,在技术层面是游刃有余的。 请把国会看成技术人员研讨会,请把民主国家的政治争论看成社科领域的技术争论,请把现代化国家的立法过程看成“出方案”的过程,并把行政和司法视为应用执行。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欧美各国的施政,去看政治史,从技术能力的波动去分析国家发展历程中的波折,你会看到,要预测看似玄奥的“国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而要在一团乱麻般的政治争论里理清头绪也变得容易许多。 美国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从国民到政治精英,技术能力上的显著退化。 不论川普还是民主党一方,在面对问题时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技术能力,他们停留于彼此指责,不论川粉还是川黑似乎都把太多精力放在抢占道德高地上,把注意力放在“该消灭什么人”上,而不是“该解决什么问题”和“该怎样解决问题”上。 为什么? 因为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已经削弱了民主政治真正的人口基础,削弱了曾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技术思维习惯。 当社会大众从第一时间关心“如何解决问题”改为去关心“如何解决人”,你需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种群体智慧上的退化。 关心“如何解决问题”并沿着这条思路向前走,不断厘清技术上有意义的细节,收集关于事实的信息,最终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一步一步稳步执行,这是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 关心“该消灭什么人”则是部落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 不论川粉还是川黑,当他们失去对问题的聚焦,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已让自己沦为了部落战争时代原始激情的俘虏,沦为了社会合作的破坏者,失去了现代化国家公民应持的社会合作促进者的立场。 但他们为什么不聚焦于问题? 是因为问题不存在吗? 不是,是因为聚焦于问题,收集各种事实去细化、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这是美国真正的危机。 人口质量的危机,日益普遍化的技术思维能力危机,各方在社科议题上越来越难以达成技术共识,由此越来越难维持超大规模社会合作的危机。 这才真的是对民主的威胁。 假如一国之人口基础的技术能力不足以支持民主与法治这种“配套技术”的存在,民主与法治就难以平稳运转。 而依赖于民主与法治这样的“高端配套技术”维系的社会合作就会一再崩解。 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就象在许多中共国家庭里,因为技术能力不足,因为无法把家庭打造成一个微型技术合作团队,至亲之间经常会互相指责,每个人都把因解决不了问题而生的挫折感宣泄在亲人身上。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难以维系大规模社会合作,难以获得合作带来的增量,社会只能满足于较小的合作规模,较低的合作效率,只能在看似庞大的人口规模遮盖下分派别分阶层不断窝里斗。 并为寻求稳定构筑伤害链。 我们是人类。 我们是名为人类的这个种族生物基因的载体,也是由历代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基因的载体,而技术,属于文化基因。 我们是技术的载体。 公民,是名为民主与法治的社科领域技术基因的载体。 而牲人,是名为伤害链的技术基因的载体。 在这里,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问题是,怎样的载体才能承载民主与法治这类文化基因——显然,具备技术能力的,养成了“对事不对人”思维习惯的,能进行技术探讨并与合作者达成技术共识的人,才算得上合格的载体。 而这样的人,需要在工作场景中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需要在工作场景中维护。
Ignatius Lee
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