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

支撑这一切改变的是技术逻辑。 因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方式改变是最核心的因素,围绕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人口结构随之而变,增加的产能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对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由此倒逼社会增加对新生代人口的教育投资。 然后从“升级”后的人口那里,又涌现出更多新技术。 政治秩序的改变也可算作广义的技术进步,毕竟人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和想方设法更好地组织机器、原料以求获取更高产能一样,想方设法更好的把人组织起来以求获取更高产能,等于在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方面“改进技术”。 而且这些方面的技术,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技术,属于前述生产技术的“配套技术”。 当你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理解了这场文明稳态的全球性转换,你就会发现,任何人若想阻挠这场大转换,把自己所在的国家地区保持在“传统”状态,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阻挠技术进步,阻挠现代生产技术在这一国这一地区的普及应用。 如果他做不到阻挠技术进步、阻挠技术普及应用,他就无法阻止遵循技术逻辑而来的社会连锁反应,无法阻止生产技术在升级了经济基础,升级了人口基础后,自发寻求社会治理等“配套技术”的升级。 而在这场遵循技术逻辑的系统性升级中,人口的升级,包括劳动人口生产技术能力的升级和社科技术能力——即公民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升级,是整件事的关键,是升级进程的核心,是系统的枢纽。 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塑造人口的“微型兵工厂”的改变,即决定由新生代人口构成的人口基础会偏向文明1.0还是文明2.0的,家庭观念的改变。 一旦某个社会的家庭观念完成了改变,人口基础的改变将不可逆转,在人口基础更新达到一定比例后,社会对“配套技术”的渴求将不可遏止。 这就是正在中华沦陷区发生的事。 也是未来会在其他文明幼稚区域,各个处于文明幼稚阶段的族群社区里发生的事。 家庭观念的转变是从哪里向哪里转? 是从“多个孩子=多双筷子”的廉价养育观念,从接受极高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溺婴,从不对下一代(尤其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从追求数量竭力多生多育,向追求质量,不“滥生无辜”,仔细权衡养育成本和未来收益的方向转变。 家庭观念的转变又有没有可能被阻止呢? 不可能。 因为生物个体是基因的载体。人类个体同样是基因的载体,但同时是生物学基因的载体和文化基因的载体。 人类的繁衍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基因复制,它既是生育,也是传承,既寻求生物基因的复制和扩散,也寻求文化基因的复制和扩散。 人类社群的家庭观念为什么一定会向“少生精养”转变?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是因为技术,也就是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种类,会提出自己对载体的要求。 一个正不断在技术上升级迭代的社会,需要的是能传承技术、能学习并开发新技术的文化基因载体。劳动力市场会拒绝过于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技术的个体,会因应技术升级不断抬高就业门槛,到文盲难以谋生时,家庭就只好增加对每名子女的教育投入。 依靠不断升级的生产技术维系其人口规模的社会,无法拒绝技术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就象硬件研发部门无法拒绝软件对参数的需求。 工业文明需要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因此各国的文盲率不断降低。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需要适配于他们当前水准的政治秩序,因此民主化浪潮一波波涌起。 在幼稚族群、落后国家涌现的民主化诉求背后站着的是哪家的“黑手”? 是技术逻辑。 任你权势熏天也无法推翻无法摧毁的技术逻辑。 技术提出自己对人口的要求,到最后,人口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伤害链因此不得不崩散。 而以伤害链为“原生家庭”的我们,需要搞懂这技术逻辑,需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应如何适应这样的世界大势,如何在其中趋利避害。 很明显,在这样无可抵御的大趋势面前,早一步想好自己能在新稳态里占个什么位置,早一步想好如何促成本族本地新稳态的“顺产”,早一步开始思考如何令技术升级、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保持适配,才是明智之举。 这就象许多家庭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会考虑选什么专业,进哪一行,最有利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在为个体做人生规划时要考虑的事项,在为群体做战略规划时同样该考虑。 为什么上海必须独立? 为什么沦陷区各族各地需要独立,需要分别建国? 因为给同质化的、升级程度较高的,较小规模的人口基础找到适配的政治秩序,远比给混杂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大规模人口找到适配秩序要容易。 就象给小学生分班,一年级上一年级的课,五年级上五年级的课,远比把所有孩子塞进一间大教室混着一起教要容易。 想“全国一盘棋”,是可以想得很美的,但你带得动吗? 中国不分裂,行吗?
在中共政权崩溃,帝国解体时,支持各族各地建国者乘时而起,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秩序,在本质上,是支持世代牛马的人们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认为这是荒诞的,如果在你心目中红色中国的统治将永不动摇,而牛马人生的传承将永远延续。 但拒绝永为牛马真的荒诞吗? 当然不。 所以,尝试建构一种非牛非马的生活,尝试建构容许人们不再牛马一生的政治秩序,并不荒诞,不但不荒诞,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是在欧美国家的民众已经摆脱了牛马传承,改开时代短暂的信息开放已经让沦陷区民众知道“牛马传承是可以摆脱的”之后的民心所向。 去尝试建构新秩序,是不再甘为牛马的人民必然的选择。 即使在探索过程中免不了挫折,有时会走弯路,但至少在公投独立这个环节,民心民意会作清晰的表达。 各族各地的独立诉求会得到民众的充分支持,独立建国在法理上并不会有障碍。 在外交方面,一旦中共政权自身撑不住了,以它在国际社会里的“好人缘”,周边邻国如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在承认沦陷区各族各地公投建立的国家时,决不会有心理障碍。 未来需要在经济层面互助合作的各族各地新兴国家也会通过彼此的外交承认,强化彼此的国家地位。 在确认会尊重彼此的独立地位后,各族各地的秩序建构也就能互不相扰,大家上面都不会再有中央那种“婆婆”横加干涉。 当然,建设是艰难的,每个新兴国家的建设都不会一帆风顺,各族各地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秩序建构方面,在恢复经济时,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会出现。 但那是在亿万民众摆脱了牛马人生之后,在对新生活展开探索时才需要担忧的问题,也是和不堪回首的牛马人生相比,可以接受,更可以克服的问题。 人们会有机会过一种新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建构一种新的秩序。 在社会层面,这体现为国家政治秩序,在家庭里,在个人生活中,这会体现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新,在改开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在欧美电影电视节目里看到过这样的生活方式,看到过别人在家庭内部是怎么相爱、怎么相处、怎么沟通,怎么坚持尊重彼此的。 许多人不但向往着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早就开始了模仿。 上海独立的底气在哪里? 在这里。 我看得到这几十年间民情民意的改变,看得到不甘为牛马也不甘为蛆虫的人数正在增长,我看得到已经在个人生活中尝试建构并成功建构新秩序的那些人,他们不但真实存在,而且数量在飞速增长。 这样的人,需要从旧秩序中独立出去。 从旧式的家庭秩序中独立出去,从旧式的帝国秩序中独立出去。 寻求独立的上海,是这类人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站出来大声疾呼“上海人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要展示的,是对帝国旧秩序的决绝扬弃。 是对牛马人生的扬弃,对“很能吃苦”,“能吃苦就多吃点”的人生观的扬弃。 当我们寻求上海独立的时候,我们想建构的并不是一个以血缘、族裔等生理特征,以籍贯、出生地、语言来判断一个人身份归属的传统民族国家。 我们想建构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一个属于现代人的,容许不甘为牛马不愿为蛆虫的现代灵魂栖居的家园。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园,象我们这样的灵魂即使生活在所谓的故土也只能永远流浪。 因为我们不是牛马,牛棚怎么能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是蛆虫,粪坑怎么能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开始追求独立的时候,我们首先获得的是精神上的独立,是与牛马蛆虫式的人生愿景的割席。 在我吁请你们理解上海独立,支持上海独立,并理解和支持各族各地独派的独立诉求时,我希望你们也一样,意识到,并加入这场与牛马蛆虫式人生愿景的割席。 不要再含含糊糊暧暧昧昧的任自己被裹挟在那样的人生愿景里了。 做帝国的臣民,做蛆王座下的奴隶,永生永世活得那样憋屈,你真的甘愿么? 麻木不仁的生,麻木不仁的死,在苦难人生里坚持繁殖,一代一代把恐惧、焦虑、痛苦传下去,看看这帝国里老人混浊的双眼,看看孩子们稚嫩的脸颊,你真的愿意么? 还是说,拒绝做旧秩序的维护者,尝试做新秩序的开创者,支持上海独立,支持香港独立,支持台湾、东突厥斯坦、图博特人,支持江浙闽粤的独立诉求,更符合你自身的利益也更符合你自己的心意呢? 你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吗?你希望自由的灵魂在这世界上有一块存身之地吗? 我们寻求的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我们只是要为改开时代的既成事实,为今天已经存在的人口基础,为在沦陷区已经占到一定比例的向往自由的灵魂,拥有现代生产生活能力的人们,为不愿再次堕入丛林泥沼的人们,谋一隅安身之地,以抵御旧秩序旧帝国的步步进逼。
3个月前
特朗普认为,要按照他的设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改造美国,关键在于重振全国各地的工厂和铸造厂。然而,这种复兴不仅极不可能实现,而且推动这一目标的努力将给美国人带来高昂代价和损害。 “美国应该制造更多产品”这一理念颇具吸引力。我们都习惯将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想象成一个拥有庞大工厂、浓烟滚滚、生产并向全球销售商品的工业巨头。但它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几乎都以服务业为主导。在全球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在美国,服务业占据了80%以上的非农就业岗位,而制造业的比例不到10%。美国向世界出口的标志性产品是软件及软件服务、娱乐、金融服务等无形资产——在这些领域,美国与全球的贸易并非逆差,而是顺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因为当人们变得更富裕、更受教育时,他们在服务上的消费增加,而对商品的需求减少。1960年,美国消费者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占比超过50%。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33%。对企业而言,利润也更多来自服务,而非商品。 在过去40到50年间,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以及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在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都稳步下降。1973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占比约为25%。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约8%。英国、加拿大,以及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强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下降趋势。 那些努力振兴制造业的国家,如日本和德国,以及那些通过严格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都见证了制造业的衰退。而且,它们也错失了如今主导全球经济的服务业机遇。德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任何领先企业——除非你愿意把一家已有50年历史、排名仅属二线的软件公司SAP算作例外。 相比之下,美国更加开放,因此也更具创新力。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所说,美国已悄然成为全球服务经济的主导力量,每年出口1万亿美元的服务。她指出,在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平均时薪为43.60美元,而制造业的平均时薪仅为34.83美元。因此,不要再沉溺于对制造业的怀旧情结了。现实是,服务业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创造了更高的利润和优质的就业机会。 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复兴制造业,本质上是在违背基本经济规律。在自由市场中,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不断进行专业化调整。我之前引用了万斯在“美国活力峰会”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将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并承诺提供大量税收减免和政府支持以促进创新。但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再表明,国家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并非来自税收优惠和折旧政策,而是源于竞争。这正是市场的运作机制:它强制提高效率。如果让美国企业和工人避开竞争,最终得到的不会是活力,而是停滞。
凤凰网-凤凰网综合
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