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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學獨尊白話，斬斷古典文學，其實並未斬斷古漢語裡的白話文；毋寧說唯有白話古語，成為後來白話文的一個資源，所以至少如魯迅、知堂乃至張愛玲的小說文字，是相當地繼承了古典小說中的白話文的，其中張愛玲可能尤其模仿『紅樓夢』白話風格而自成一體，乃又成現代文學之一端緒，備受後代景仰。

我在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節目中如此回答：「《河殇》在三十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三十年，在中国大陆，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得一塌糊涂，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做了看不见的铺垫。」我也曾馬里蘭波多馬克文化沙龍重談《河殇》，留下一份文字稿。这部电视片，引发了下面三种效应： 1、全国电视轰动， 2、高层政治博弈， 3、华

《河殤》与一代人驾驭现代化的紧张局势触动了深层次的共鸣。它的作家苏晓康很快成为中国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部纪录片得到了党内高层人士的支持，包括前主席杨尚昆、邓樸方（邓小平的儿子）和总理赵紫阳——他们每个人都支持甚至主持了该系列的特别放映。但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之后——一些学者认为，部分是由《河殤》的广泛影响所催化——该系列在大规模的政治镇压中被禁止。几十年后，《河殤》仍然是一份强有

嚴家祺領我一路走回家去，談起誤了妻兒的痛楚，也是幾近抽噎，流亡遭致的家室窘困，他是別樣辛酸，最慘一樁，是兩度丟下兒子，頭一次扔在八九逃亡，他們在巴黎安頓下來，才去把兒子嚴嚴救出中國；一九九四年他們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移居美國後，嚴嚴留在巴黎，自食其力、打工謀生，然後他們竟十九次申請兒子赴美簽證被拒，家祺說：「高臯七、八年沒有一個笑容，日子怎麼過啊？」直到高臯入了美國籍，二○○一年才辦成兒子的移

我最初遇到的傅莉，是一個何等矯健的北方姑娘。然而，那次從廬山下來不久，我第一次目睹了她悲切的一面，至今鑲嵌在我的記憶中。那次我們新婚旅行，從鄭州、漢口、廬山、上海、泰山、北京，一路上她都快快樂樂，唯獨在上海、尤其在繁華大街如南京路口一帶，她不斷冒出無名火，連連發作，我在她後面緊跟慢追，不知道她在生什麼氣，結婚以後她也從未提起，直到車禍後她才常常提取她的記憶，其中便有她畢生僅有的一次幻滅，跟這上海有

「八八滅頂」。傅莉跌傷腰椎還是骶骨，不管哪裡，是我們平靜十年的一個句號，也是我努力營造一種北美冷寂小鎮之隱居生涯的夢碎，但是這次我除了悲傷，沒有驚慌、後悔、命運感、神祕主義，而重複九三年的，是可憐的傅莉，她竟還要受那麼多罪。 追回正常生活的慾望，對我們而言真是太難了，但是只要這次能救回她大致的自理能力，只要在室內行走自如，能上廁所、自己洗澡等等，我還是可以帶著她一道生活至終老，無非我放棄社交和外

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被關閉，兩極化反應，我無從置噱，只想起一件往事，我曾竭力主張建此電台，因為當年有一個論證過程，劉賓雁和我被從普林斯頓邀請加入，記得當中還有哥大黎安友教授和剛剛發布新書《生死在上海》的女作家鄭念，我和賓雁自是力主自由世界在輿論上批評中共、喚醒民眾，而使用電台乃是二戰中歐洲成功的經驗（倫敦BBC），國會認為已有美國之音，再搞一個自由亞洲純屬多餘，我記得鄭念女士也反對，她的理由很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