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迫害

抓住“流窜犯”扒光衣服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区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 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新年,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国庆日反思:暴政的现代化】今天是中共党国的“国庆日”,我们不应庆贺,而应当反思这个政权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带来的、以及即将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共认苏俄为父,与日寇勾结,用暴力窃取政权,执政76里,杀害了包括强制堕胎致死的数亿计中国人,当下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监狱,但很多人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来为这个暴政存在找借口,为其恶行开脱,这是极其荒谬的。 这就像是说:将动物庄园”现代化**,解决了驯从动物的温饱问题,并将由此而强化的对动物的全面监管,说成是社会的进步。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物质进步与人权底线的本质区别。 我们不能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忘记了政治压迫的成本。如果说中共早年的镇反、文革等政治清洗和屠杀已成历史记忆,那么近年来的新疆集中营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其对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也应当让人记忆犹新,并成为对这种体制的清醒警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共统治的核心逻辑: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诡道为方式,以人民的名义来实施恶行。其核心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为党内少数权贵阶层谋取私利,永坐家天下,而不是为人民的福祉。 在东升西降的叙事下,这种专制体制的“崛起”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深刻威胁。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反思和警惕这种体制的本质危害,才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负责任的态度。
谢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 海外学者:100万至773万人丧生 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 丁抒教授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他的基本分析是:“1966年红色恐怖杀人10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人”,“武斗一年死人 30 万至50万”,“50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20万左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收集和使用了中共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加上可以找到的“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推断出: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苏扬在他的专著中承认:因为所有官方的县志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历史真相,他的计算结果仍很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实际的死亡人数。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官方:逾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杨继绳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内部讲话:文革死了2千万人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 邓小平:“那可是天文数字” 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地29号的号子里关5个现行反革命。 一个姓陆的中学生,大串连上北京听了江青讲话,回来拿捏着江青的腔调和手势,扭着屁股说:“大家知道吗?我的臀部为什么如此漂亮?因为是工人修补过的!”被抓。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 ,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万古山脉中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100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里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一个姓罗的,撕了《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这是对无产阶级大法宝的极大的蔑视,当然是严重的“恶毒攻击”。 一个姓牟的青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买回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这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人们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 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这也反革命罪。 有一次,姓牟的问姓洛的:“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黑五类忆旧》—同号五犯人
施害者  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 组织会议。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票表决该杀何人;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42] 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43] 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44] 多年后对施害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45] 有证据显示,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9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党”的2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17,000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46]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苏 阳
孙陇:冻结“十种人”的公债券 公债券,是指政府债券,是政府以信用方式发行的债务凭证,包括国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这种债券,国家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措资金的债务凭证。 公债券的兑付是以持有者所持有的公债凭证为依据的,但是文革开始后,公债券的兑付开始附加了条件,不是 所有持有者都可以兑付到期的公债券,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持有者是无法兑付公债券的。 以下是江西省赣州专区关于兑付公债券的有关通知: 【关于冻结“十种人”持有公债券的通知 各县(市)革命委员会: 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赣部财字第119号电报通知:“决定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所持的债券不予兑换,由所在单位收集,按人开列清单交银行保管,实行冻结。请你们立即采取措施贯彻执行。” 经我们研究提出如下几点贯彻意见: 第一,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电报通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是继续贯彻中央《十一条紧急通知》的重要决定,是密切配合当前“三查”运动,开展对敌斗争切断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经济来源的重要决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大措施。因此,对待省革委会电报通知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一句话,就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节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是闻风而动,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第二,加强宣传,把政策交给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冻结“十种坏人”公债券的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要打好这一仗,只有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这场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组织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通过各种会议和宣传形式宣传冻结公债券的重大意义,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责令“十种坏人”交出持有的公债券,送交银行保管,实行冻结。 第三,为防止坏人逃避冻结,今年公债兑付一律改为集体兑付的办法。机关、团体、企事业按单位分户造清单向银行兑付;街道居民以居民小组为单位分户造具清单,凭居民委员会证明向银行办理兑付手续;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分户造具清单,凭生产大队证明向银行办理兑付手续。 各单位那些人的公债券需要冻结,按照二月十八日中央《十一条紧急通知》第十条冻结“十种坏人”储蓄存款的规定办理。对需要冻结的公债券,必须健全手续按人开列清单一式两份(一份由银行留底,一份由银行签收后退回单位)连同公债券交银行办理冻结手续。 第四,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把冻结“十种坏人”储蓄存款和公债券工作,列为“三查”运动内容之一,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认真总结和推广冻结工作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冻结公债券工作顺利进行。 以上希研究执行。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通知上所提到的十种人除我们通常所说的五类分子外,又加上了文革时期特有的被批斗的另外五种人。通知上所提到的《十一条紧急通知》,全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在这个通知中的第十条:(十)最近发现有些坏人利用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为了切断他们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的这个经济来源,对于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那些人的存款应当冻结,由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军代表或革命大联委(革命大联筹)确定名单,在既没有军管又没有联合的单位,可由各派革命委员会组织分别提出名单,报请上一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区、军分区、驻军支左机构批准,通知银行按照执行。 公债券、银行储蓄存款等等不能按照双方约定的契约正常支取,一个诺大的国家信用何在?不过这些比起当时的抄家来说已经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1962年9月,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 。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1963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1963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 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1964年2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昝爱宗在杭州拱墅法院被强行审判;本周五,邹巍也将被同样押上审判席。罪名冠以荒唐的“寻衅滋事”,实质却是对自由思想的恐惧,是对人类良知的围剿。 声援昝爱宗、邹巍:良心无罪,迫害可耻! #声援昝爱宗 #声援邹魏 #良心无罪 #迫害可耻 2024年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七周年纪念日。 在这一天,独立作家昝爱宗与民主党人邹巍等人,在浙江海宁钱塘江入海口举行了庄重的悼念活动。他们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用鲜花与记忆表达对一位殉道者的敬意。然而,中共政权却在当晚大肆抓捕,制造一起典型的政治迫害案件。 昝爱宗、邹魏是谁? 昝爱宗 安徽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基督徒作家。他多年坚持独立写作,揭露社会真相,呼吁言论自由,多次遭监控、骚扰、拘押。昝爱宗从未停止用笔捍卫真相。今天,他却因悼念刘晓波再度成为中共的囚徒。 邹巍 浙江民主党人,多年来投身公民社会和民主运动,屡遭警方传唤、抄家和拘留。他坚守信念,拒绝沉默,哪怕面对一次次打压,也从未放弃为自由与公义发声。 他们本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清醒者,却一次次被投入牢笼。 而这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中共政权! 中共是当代中国一切政治迫害的总策划者。 是它,把“悼念”污名化成“犯罪”; 是它,滥用“寻衅滋事”这种口袋罪,把公民自由表达关进黑牢; 是它,剥夺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记忆权和表达权,把恐惧强加在每一个敢于说“不”的人身上。 中共的逻辑就是: 只要你有独立思想,你就是威胁; 只要你拒绝沉默,你就必须被消声。 它害怕刘晓波的名字, 它害怕纪念, 它害怕记忆本身。 因为一旦人们记住真相, 谎言的统治就会坍塌。 今天他们抓的是昝爱宗、邹巍,明天就可能是任何敢于悼念、敢于说真话的人。 沉默就是纵容,遗忘就是共谋。 声援他们,不仅是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是为了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自由。 他们无罪,有罪的是制造恐怖的中共政权; 他们无罪,有罪的是践踏宪法与法律的专制暴力机器。 我们呼吁 •要求立即释放昝爱宗、邹巍,撤销对他们的一切指控! •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独立媒体持续关注此案,把中共的迫害行径公之于众! •呼吁更多中国人,不要因为恐惧而沉默,不要因为高墙而遗忘。 良心无罪! 纪念无罪! 言论无罪! 真正应该被审判的, 不是昝爱宗、邹巍, 而是党魁习近平! 而是中共政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