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迫害

朱韵和
1个月前
施害者 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组织会议。 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 票表决该杀何人 ;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 :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 ,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 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 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多年后对施害 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有证据显示, 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 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 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 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9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 党”的2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17,000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苏 阳·
今天我们一起纪念 #国际女性人权捍卫者日 ,和Tara #张雅笛 站一起,并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每一个仍然身陷囹圄的女性人权捍卫者。 121天前,Tara在云南迪庆藏区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强迫失踪,后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为名义刑事拘留,并关押于湖南省国安看守所。她的律师被拒绝会见,身心状况未知,家人受到监视与胁迫。她在今年获得了SOAS的人类学硕士奖学金,如今却无法回到校园。 她所做的一切,与“分裂主义”相反,反而是促进藏汉沟通与对话,以及倡导藏人的文化与权益。在过去的几年,她与藏人伴侣生活在巴黎,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藏语以及了解藏区文化、历史上。她的朋友评价她是“真诚温和的人”,她最擅长的是倾听与理解。 ✊🌹昨天她和藏人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和她站在一起。 Today, on 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e stand with #Tara Zhang Yadi, and we call on everyone not to forget the many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ho remain behind bars. 121 days ago, Tara was forcibly disappeared by 🇨🇳 state security officials in the Diqing Tibetan region of Yunnan, on allegations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She was later placed under criminal detention for “inciting separatism” and is held at the Hunan State Security Detention Center. Her lawyer has been denied access; her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 remain unknown; her family is under surveillance and intimidation. She earned a Master’s scholarship in Anthropology at SOAS this year, but she is now unable to return to her campus. Everything she has done is the opposite of “separatism.” She worked to foster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ibetans and Han-Chinese, and to advocate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rights. In recent years, she lived in Paris with her Tibetan partner, devoting much of her time to learning Tibetan and studying its culture and history. Her friends describe her as “gentle and sincere,” someone whose greatest strength is 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 ✊🌹 Yesterday, she stood with TIBET. Today, we stand with HER.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文辉遗书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 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们。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你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别分条: “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斯大林斗争中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 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文忠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曰,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请原谅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哄动受蒙蔽的群众中呼声。 作为历史将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权死刑的发言。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另一途径是,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的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我就愿意敢于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附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图:刘文辉遗像(摄于1965年)-刘文忠提供
ZT:因《海瑞罢官》而蒙冤,吴晗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萧象)——写在前面:60年前的今天,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 吴晗是明史大家,著有《朱元璋传》,内中专辟一节“文字狱”,以示洪武时期文字整肃对文化人和整个社会的严重祸害。可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不久竟然有一天也会因此惹祸蒙冤,遭遇厄运。 事情肇始于1965年11月10日。这一天,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该剧为“一株毒草”,对吴晗提出批判,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 吴晗面貌因而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变为大众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 《海瑞罢官》是吴晗从史学跨界文学的一次尝试。说起来,其写作缘起与毛泽东的一次号召有关。1959年4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党内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的沉闷现象,毛泽东八届七中全会上以海瑞上书直谏嘉靖皇帝的故事为例子,要求大家向海瑞学习,不怕丢官,敢于直言,并提出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 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觉得宣传海瑞义不容辞,于是响应号召,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有关海瑞的系列文章。其后,接受京剧演员马连良约请,将海瑞事迹改编为京剧。1960年11月写出《海瑞》剧本。彩排时接受大家和朋友建议,删繁就简,以罢官结尾,并易名为《海瑞罢官》。 1961年1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并公演。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特意将海瑞扮演者马连良邀至中南海,请当场演唱海瑞,称赞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 但江青眼光独特,看了《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不以为然,认为该剧“宣传退田,是影射人民公社,鼓吹单干”,有严重政治问题,停止该剧再演出。同时反映给夫君。毛泽东亲自接见过演员,称赞过吴晗及其剧本,对江青所言未置可否。其后,江青又约谈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提出《海罢》有问题,要开展批判,部长们“充耳不闻”。江青再找康生寻求支持,康生表示同意,但说要等待适当时机。 党内高层对《海罢》评价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周恩来专门找到吴晗,关切问道:有人说《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大吃一惊,连忙否认,绝无此事。周嘱咐,那就写个说明,澄清一下。 其后,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和文艺界问题的看法愈趋严重,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愈趋激烈,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64年9月彭真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对吴晗进行批判;并指示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作为批判的准备。在此之前,江青已在京城寻找批《海罢》人手。京城寻人未遂,才南下上海与张春桥合作,找到姚文元充当枪手。 彭真是吴晗的顶头上司,当然了解吴晗,知道吴晗是一位忠诚党的事业的好同志,虽然思想上或有问题,工作或有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江青的话可以置之不理,最高指示不能不听,必须执行。北京市委为此花了一番心思,决定在吴晗道德继承论问题上做文章,进行批评。道德继承问题毕竟是学术问题,这样,既遵循了批吴的最高指示,又避开了涉及《海罢》的有关政治问题。文章既成,最高方面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或觉得文章言不及义,未允发表。 但有关吴晗问题的传闻在党内高层已是风生水起,议论纷纭。邓小平听了有关《海罢》问题的情况反映,颇不以为然,他看过《海罢》,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等闲视之,充其量视其为不过是文艺领域司空见惯的一般性批判,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照常邀请吴晗打桥牌。见吴愁眉不展情绪低落,邓以自身革命经历劝吴乐观坚定向前看,安慰鼓励说“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周恩来的关切、邓小平的安慰鼓励并没有完全消解吴晗的担心,因为传言毕竟起于江青。而且,姚文发表前,吴晗就已听说上海在写批《海罢》的文章,背后有江青身影。自《海罢》问世以来,可以说,有关该剧的是非传说,隐隐约约,起起伏伏,没有停歇,一直让吴晗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直到姚文元文章发表,传闻变为现实。 姚文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1961—1962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是“一株毒草”。吴晗仔细读了姚文,觉得既气愤恼怒又感到如释重负的释然。气恼,是因为文章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反映了姚文元这根“棍子”四面出击到处打人的文风特征。但姚文却也留下了马脚——《海罢》写于1960年,一个写于60年的剧本怎么可能预见到1961年的“单干风”?仅此就可以将姚文驳倒,因而感到释然。 姚文的时间破绽让吴晗有了底气和信心。传说中的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他不用再去猜测和担心。以姚文现有影射和指控,他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将其驳倒而无所畏惧。 11月14日,吴晗接受记者采访,理直气壮地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 吴晗到底是书生出身,从政多年,未脱本色,身为政治中人不懂政治,更不用说红墙深层政治,以为针对《海罢》的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争论就可以解决,没有看到这背后的政治图谋及其无穷后患。在正常而理性的法治社会,吴晗所言有理有据,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倒对手而无所畏惧。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转折的非常时期,吴晗踩在了这个非常时期的转折点上。对非常时期非理性的人治社会而言,决定是非对错的,不是道理的有无,而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政治决定是非,权力判断对错,吴晗的命运由是被锁定。 因此,尽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一度抵制、冷藏姚文,也尽管彭真几次三番想护住自己的属下,但到底抵挡不住来自更高层面的政治压力,最后只能服从于上级的权力意志,执行最高层面的旨意精神。随着姚文在全国各报刊的转发,以批《海罢》为主旨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新一轮批判浪潮。 吴晗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向吴晗袭来。 吴晗不得不写出深刻检讨,登报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这是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也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吴晗认错,希望以此换取原谅和宽宥。 但这并没有让他获得谅解。相反,他的问题进一步变得严重,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吴晗一开始就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斗争中,被确定的角色定位所决定。 毛泽东之发起这一批判,选择《海瑞罢官》为祭旗,目的就是通过剧中的“退田”“平冤狱”情节与1961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挂钩,影射中央高层在这一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从而揭开党内斗争盖子。批判吴晗不过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对刘少奇及其政策的清算。 毛泽东运筹帷幄,远虑深谋,为之反复酝酿思索,对姚文也亲自批阅修改三遍,始予发表。不意智者千虑,恨有一失,文章在时间问题上的疏忽犯下致命的逻辑错误硬伤,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此,姚文对吴晗的指控,也就成了无根之木,不能成立。毛泽东看了吴晗辩语,一夜无眠。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有关人员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显然,这是借谈话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单干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此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场域。 所以,在扳倒刘少奇这一盘宏大棋局中,吴晗作为一枚棋子,无论检讨不检讨,认错不认错,都会被拿下被抛弃,就像一根点火的引子,必须把它点燃烧掉,才能把批判的火焰烧燃烧旺,才能引向预定的最终目标。 从指为鼓吹个体经济的“退田”,到斥为替彭德怀翻案的“罢官”,对《海瑞罢官》“要害”认定的改变,就是对吴晗政治指控的升级,意味着吴晗政治人生终结的来临。 历史上的吴晗,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1940年代西南联大时就参加了民盟,靠拢中共,反对国民党恶政及独裁。48年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同时提出加入中共,毛泽东亲自回函,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这是鉴于吴晗的社会名望地位,希望留在党外,于统战工作更为有利。1952年7月21日,吴晗致函毛泽东,再次申请入党,毛接函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1957年3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吴晗以秘密方式加入中共。毛也曾邀吴聚餐,一起探讨历史问题;委托吴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还亲自签名题字赠送一本《毛泽东选集》。 吴晗一直都没想通自己为何遭此指控。 要害之说一出,吴晗问题陡然升级,“批判文章的调门随之升高,受到点名批评的人和作品不断增多,批判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不得不推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试图以此化解危机,然而为时已晚,已无济于事。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随之点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提出:文化大革命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吴晗既是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还是“三家村”黑帮之一,多种身份集于一身,多重“罪孽”叠加一起,“罪恶多端”,“罪该万死”,于是由精神摧残进而人身折磨。 吴宅院墙贴满了“打倒”“砸烂”“该死”的标语,家里收藏的珍本古书文物字画全被抄走,外宾赠送的礼品都被砸烂,其他一般书籍图画付之一炬。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侮辱他。”“勒令他和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在烈日酷暑下,他们把吴晗拖到马路上,让他跪在粗砂粒上,从沙粒上爬起来之后,膝盖都冒出血珠,一拐一拐地回到住地。”? 幸存者廖沫沙回忆:“从66年到68年3月这一段,我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二场,多到每天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另一位难友张文松回忆:批斗会也要有名人来招徕群众,吴晗名气大,两派之间为争夺“演员”,常常在夜间把吴晗劫走,脸上涂上五颜六色,像个大花脸,以防对方认出。 1968年3月吴晗以“叛徒”罪名被逮捕入狱。吴晗历史上从未被国民党抓捕过,何来叛徒?原来是吴晗之前的一个学生为邀功请赏,张冠李戴,把吴晗与另一姓吴的混为一人,说成叛徒。经调查,另一姓吴的也非叛徒,这实际是一乌龙,更是诬陷。叛徒不能成立,便以1947年吴晗与苏联驻华使馆一名文化参赞有过接触,指为“苏联特务”,继续关押。其实,吴晗是经中共地下党介绍与苏联外交官认识的,苏外交官通过吴晗了解了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情况。49后,苏驻华使馆还专门向中方提及此事,以示表彰。为诬陷贤士,迫害忠良,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古今不绝,于斯为烈。 在狱中,吴晗饱尝折磨,受尽屈辱,形状惨无人道,不可描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戴着手铐,口吐鲜血,头上白发全被揪光,送进医院,不治身亡。两个未成人的儿女,听到父亲凶讯,嚎啕大哭,却被呵斥警告:你们的父亲是很坏很坏的人,必须划清界限,此事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后果自负。不仅如此,连看死去的父亲最后一眼都不允许。姐弟俩只拿回一条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满脸泪痕,回到家中,睹物思亲,欲哭不敢,悲痛欲绝。 吴晗入狱不久,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袁震参加革命很早,192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因严重肺病长期卧床在家,与吴晗相识于清华园,对吴晗思想左倾,靠近中共不无影响。一天一伙暴徒往吴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愤不过,说了一句“你们简直比对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得罪这伙人,被关进劳改队。一位身体极其孱弱的病人,如何受得了劳改队的体力劳累!在奄奄一息之时,被释放回家治病。当晚病情发作,送进医院,不治而亡。时间先于吴晗半年。 父母死后,姐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75年女儿吴小彦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给吴晗作出结论,寻求吴晗骨灰(吴晗遗骨一直下落不明),发还被抄家的书籍。惹恼当局,以“影响首长安全”逮捕入狱。狱中受折磨和刺激,精神分裂,自杀身亡。 文革终结,吴晗获得平反昭雪。 文革缘起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由是蒙冤受辱,家破人亡。如果说一场批判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捏造的事由之上,也就是蓄意以一个人的蒙冤为奠基为肇始,那么,这场批判不仅是荒唐荒谬的,更不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吴晗的悲剧命运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而文革中像吴晗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千万,从这一意义上,其悲剧命运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悲剧既然可以发生在吴晗身上,也就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意义上,吴晗的悲剧命运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作者简介:萧象,湖南永州人,1977年考入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 来源:《新三届》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 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 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毛泽东的“肖像画” ——读[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 作者: 辛明
杜文 WenDu
1个月前
我想和大家讲一段我亲身经历的日子。 2022年5月18日到6月2日——就在我刑满释放前的半年,中共当局试图利用最后的机会逼迫我认罪。他们贴出公告,说我是“反共产党分子”;他们夺走我所有的一切,把我剥得一丝不挂,不允许穿自己的内衣和囚服。 他们把我扔进一个像井一样的房间,连被褥和枕头都没有,只有一束微弱得近乎看不见的光从上方斜斜落进来。每天给我一个饼、一杯水。更恶毒的是,在我极度饥饿、几乎没有任何热量摄入的情况下,他们强迫我服用降血糖药,给我注射胰岛素,让我出现低血糖昏厥的危险。 那是我生命中最贫困、最无助的日子; 却也是我灵性最清醒、最靠近上帝的日子。 在那半个月里,我只能靠祷告活下去。 我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神的同在—— 那种近到仿佛我伸出指尖就能触摸到祂指尖的同在。 我知道自己被抱在上帝的怀里。 说句实话,直到今天,我竟然会怀念那段艰苦的岁月。 那半个月,我的脚被严重冻伤,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 我的头发和胡子白了大半; 但我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 当我奇迹般走出那个地方时,很多人用一种近乎敬畏的眼光看着我,他们说我“像神”。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不是我有多坚强,而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那段经历让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体会: 神真的爱穷人,神也真的与受苦的人同在。
个人崇拜有多可怕 ?! 因为美国人没有吃过那种个人崇拜的苦头,所以这两年开始兴风作浪。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从中国移民过去的华人,也会好这一口? 当年尼克松在南美洲访问,大晴天从机场的舷梯下来、走进机场大厅时,突然感觉像下雨一样,结果发现是楼上抗议人群向他吐口水。 还记得美国的小布什,中国的温家宝都在公开场合被人皮鞋吗?虽然这样的事不值得鼓励,但起码告诉民众没什么大不了 —— 不就是政客嘛。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人和毛泽东握完手,就发誓一辈子不洗手了;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国际友人,到天安门把毛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 个人崇拜的最高峰,也恰恰是我身边死人最多的时期。很多人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被迫害,最后被迫“畏罪自杀”。 我亲眼看到的就有两起: 一次在上海,我去找同学玩,他家住三楼小小的阁楼。上楼时中发现他的母亲吊死在楼梯口。 另一次在成都,路过学校游泳池,池底躺着一位女老师,头朝下趴在几寸深的水里淹死了。 还有辽宁的张志新,因为批评毛夫人而被判死刑。临刑前为了防止她当众喊出反动口号,狱方事前割断了她的声带。 没想到当年的个人崇拜居然从中国跨洋搬到了美国!从前是以革命的形式强加于人,今天却换成了宗教的模式逐渐洗脑。
朱韵和
1个月前
罗屿: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高瑜
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