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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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国际金融遗址的墓志铭》 这个世界，总需要有一些人，去追问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梁文道 最近，我听说梁文道先生的播客被消失了，原因是他提到了一个名字，一份已经不存在的报纸及其创始人的名字。 我们这个世界，有个很奇妙的物理现象，叫做“围墙膨胀”。这一堵墙不是建在地上，而是画在人的脑子里。 它没有边界，它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圆，一个黑洞。你以为你离得够远，够安全。可它总在你以为安全的时候，突然把你吸进去。 梁文道先生，一个我向来敬重的读书人，他大概也以为自己站在安全区里，但他还是被卷入了黑洞，他的播客，已经人间蒸发。 那些管事的人，他们的逻辑很特别。他们不是怕你说了什么，而是怕你心里想了什么。 你提了一份报纸的名字，他们就觉得你在心里和它串通。这是一种“思想罪”，比“言论罪”更高级。 他们最理想的世界，恐怕是没有人讲话，或者只发出一种声音。一个大家都在哼哼唧唧、埋头吃饭的世界。就像养猪一样，你只要把它们喂饱，它们就不会吵闹。 聪明人是懂这个规矩的。就拿同属“香江四大才子”的蔡澜先生来说，他早就想明白了。天塌下来的事，轮不到他一个写字的人管。 最好的人生哲学，就是埋头在一碗猪油捞饭里，去研究哪里的点心更精致，哪里的女人更可爱。只问吃喝，莫言国事，方得善终。 这是一种大智慧。因为在一个只想让你当猪的世界里，你最好就表现得对猪食极有研究。这样一来，管事的人就放心了。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安全，很有趣，是个懂事的、有品位的猪。 可梁文道先生，他偏偏放不下。他还想在猪食之外，谈论一点别的东西。这就麻烦了。他破坏了那个“大家一起埋头吃饭”的默契，让一些猪开始抬头张望，甚至思考它们为什么是猪。于是，他们就得把这些“发出异样声响”的人，连同他们的声音，一起清理掉。 这种“思想同谋罪”的逻辑，不光能用于文化人，它也能用于商人、教授、金融从业者。 还记得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发言吗？记得高善文，付鹏对经济的讨论吗？记得易中天吗？ 商人发表了一些对某个行业的负面观点，经济学家讨论了真实的经济数据，学者教授了真实的历史，他们会不会也犯了“思想罪”？他们的公司、资产、饭碗、著作也因为“政治不正确”而被消失？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怕的就是这种逻辑。因为金融的本质，是信任和信息。你不可能在一个信息被高度过滤的地方，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那些下架梁文道播客的人，很可能，和让香港变成国际金融遗址的，是同一批人。 他们以为只是让大家保持安静，但他们不知道，一个靠着自由和信任运转的城市，一旦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它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流动性枯竭的市场；一座摩天大楼林立，但其中却没有原来的经济活力的城市；一个充满宏伟建筑的遗址，用来纪念那些一去不复返的自由、信用和勇气。 对香港来说，比播客的消失，资本的逃离更可悲的是，一个失去灵魂的城市，却还装作一切正常。 那些留在里面的人，他们就像是遗址里的守墓人，每天擦拭着那些曾经辉煌的残骸，偶尔有人选择像梁文道一样发出声音而被驱逐，更多人人选择像蔡澜一样只谈风月而尽量在废墟中苟延残喘。 但无论如何，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清楚，究竟是什么让香港这座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了遗址。 一个害怕思想、害怕声音、害怕光亮的社会，它不光会杀死思想，它还会杀死财富。因为自由和财富，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来自人类不被束缚的头脑。 那些因为害怕光而拉下幕布的人，他们以为拉下幕布，故事就结束了。可他们不知道，一个故事的结尾，往往深藏在人心之中。 一个害怕声音的社会，就像一个害怕影子的精神病人。影子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来自光。 而光，不可能被永远屏蔽。
#梁文道 #言论自由 #香港金融 #思想罪 #社会批判